〖往事·166人物〗巴人：在我梦底一角上组起花圈

王培元，籍贯山东日照，1955年生于青岛。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有《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1999）、《荒野上的蔷薇》（2011）等。

莎士比亚的华丽 拜伦的奔放 道斯托以夫的颤鸣=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

这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巴人在题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的评论文章里，写下的一个“公式”，用来评价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端木蕻良是“东北作家群”的成员，《科尔沁旗草原》是他的代表作。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硕士学位论文写的是“东北作家群”。这个“公式”，对于研究端木蕻良，有很大启发。同时，也牢牢地记住了文章的作者——“巴人”。

巴人，即王任叔，“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的小说家。他出道很早，1922年起，就开始在《文学旬刊》《小说月报》上发表诗和小说。郑振铎读了他的诗，说他是“最初在中国唱挽歌的人”，不久便介绍他加入了文学研究会。1925年《小说月报》第16卷第11期刊登的他的短篇小说《疲惫者》，生动地描写了江南农民运秧驼背的形象，被茅盾选入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

到人文社之后，才知道继冯雪峰之后，巴人曾担任过社长兼总编辑。他的照片和冯雪峰的照片，并列印在建社四十周年的纪念册上。但是听说，他只做了很短时间的社长兼总编辑，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销了一切职务。“文革”中，受到残酷无情的批斗，妻离子散，后以七十高龄的负罪之身，被遣返回乡，终于惨死。他的不幸遭遇，是人文社诸多前辈中最骇人听闻的，至今思之怆然。

巴人是浙江奉化人，1901年生，与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蒋介石是同乡。他是完全可以凭借这个特殊关系，走仕途，进入政界或军界，飞黄腾达、官运亨通的。但是，他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革命的道路，投身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成为一个革命文学作家。

1926年4、5月间，蒋介石亲笔写信给他，让他去广州“襄助工作”。他7月到广州，被安排在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处机要科工作，北伐开始后任代理科长。他秘密参加了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共产党小组的活动，经常把重要情报汇报给共产党组织。后来他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问他：“既然你是蒋介石叫来的，为什么要把这一切情报告诉我们？”

他回答说：“我是为革命而来，不是为蒋介石工作的。”

1927年3月，他辞去了机要科科长职务，从此，走上了一条动荡不安、颠沛流离的生活道路。他辗转于宁波、杭州、上虞、上海、武汉、南京和日本东京等地，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事革命文学活动，曾三度被捕，两次坐牢。

他在上虞春晖中学教书时，“四一二”政变已经发生了。有一个教员开口闭口“蒋总司令”，为蒋介石的大屠杀辩护。巴人针锋相对地与他争论，但这个教员固执己见。于是，巴人就在他的宿舍门上贴了一个纸条，写着：“蒋总司令在此，百无禁忌。”此事很快传遍了全校，这个教员再也待不下去了，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

在故乡读书的时候，巴人便显露了出众的文学才华，人称“奉化才子”。到四十年代初，他已有十余本短篇小说集和七八部中长篇小说问世。和他共过事的朋友，都对他的文思敏捷印象极深，很佩服他“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杰出写作才能。

上海沦陷、成为“孤岛”以后，曾和巴人一起为《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写杂感的唐弢，说那时的巴人，自己编《译报》副刊《爝火》，还在几个报刊上同时写稿，却应付裕如。他的特点是“视野开广，思想明快，下笔迅速，跌宕有致”。

巴人还任《申报》副刊《自由谈》的编辑兼社论主笔。当时，报纸的社论须等每天最后的电讯到了之后，才能动笔写。电讯来的时候，往往已过午夜。他和几个报纸的副刊编辑，大都是浙东同乡，常常聚会到深夜。为避免包打听、巡捕来找麻烦，他们便经常以打麻将做掩护。巴人不上报社去，通讯员把电讯送到家里来，等候取稿。此刻的巴人，仍坐在牌桌旁，左手一杯绍兴黄酒，右手执笔落纸如飞，顷刻间一挥而就。而“清一色”“三番”，也往往同时就“和”出来了。

四十年代在香港，曾和巴人共同编辑过《青年知识》的黄秋耘回忆说：《青年知识》是一份综合性杂志，有时临近发稿日期，还缺几篇稿件，有国际纵横谈，有青年修养问题，有书评，还有影评，各式各样。但只要把文章的内容和字数告诉巴人，只需一昼夜，他就能全部赶写出来。署名是千奇百怪的，“八戒”啊、“行者”啊、“石果”啊，等等，等等，别说别人记不住，就连巴人自己，恐怕也都忘了。

黄秋耘以为，“假如文坛上有所谓‘杂家，有所谓‘多面手，有所谓‘急才”巴人是“当之无愧”的。

据说，他一生使用过的笔名，大约有一百五六十个之多。“巴人”这个名字，直接来自鲁迅发表《阿Q正传》时的署名。他以此作为自己的笔名，尽管曾被讥为“自期传鲁迅的衣钵”，但他的确是鲁迅的私淑弟子，是以鲁迅精神的传人自我期许的。

1921年，他从《新青年》上读到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感受到“一种深重的压力和清新的气息”。他认为，《阿Q正传》“将中国人的心脏，血淋淋的给挖出来了”。他还写过一篇明显受到了《阿Q正传》的影响的中篇小说《阿贵流浪记》。

1927年3月1日，他特意请假，坐船渡过珠江，到中山大学去，听鲁迅到广州后的第一次演讲。他见鲁迅“是个矮小的可怜的黄瘦的人”，有点失望，但又马上从那“墨黑的剑子似的头发上”，看到了鲁迅的“战斗的精神”。

三十年代，在左翼作家联盟的会议上，在内山书店里，他多次见到过鲁迅。但始终不敢接近鲁迅，连交谈也没有，唯恐被鲁迅敏锐的眼光看出自己“深自隐讳的劣点”。他觉得，鲁迅“对于我是一个伟大的存在！有了他，我知道所以活下去的理由！有了他，我也知道我应走的路！……鲁迅给予我们的是热与力！”

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出版，他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仅用了三个月，就完成了编辑出版工作。许广平说整个编辑出版工作，“以郑振铎、王任叔两先生用力最多”。

1938年在“孤岛”上海，发生过一场关于“鲁迅风”杂文的论争，巴人是这场论争的一个核心人物。上海沦陷之后，他和柯灵、唐弢、文载道、周木斋、周黎庵等人，经常为《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和《译报》副刊《大家谈》写杂文，抒写身陷“孤岛”的悲愤，痛骂汉奸的无耻。这些杂文后来结成《边鼓集》出版，引起了《中美日报》《新申报》等有“三青团”和汉奸背景的小报的忌恨。于是，他们就在文章里讥讽说，蜀中无大将，留在上海的廖化们，只会模仿鲁迅，写一些毫无价值的杂文。

10月19日，鲁迅逝世两周年之际，阿英以“鹰隼”为名，在他刚刚接编的《译报》副刊《大家谈》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守成与发展》，主张“超越鲁迅”。巴人在他刚接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上，也刊发了题为《超越鲁迅》的纪念文章。巴人的“超越鲁迅”，是学习、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的意思。而阿英的观点则并不如此。

阿英认为，现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不应停留在模仿鲁迅风的杂文的阶段，一定要超越鲁迅。要战斗的，不要讽刺的;要明快的直接的，不要迂回曲折的;要深入浅出的，不要隐约而晦涩的。而且，他还批评了巴人他们那本杂文集《边鼓集》。

巴人立即撰文回应阿英，与他进行辩论。他和写杂文的朋友们，索性于1939年1月11日，针锋相对地编辑出版了《鲁迅风》杂志。在“发刊词”中，他奉鲁迅为“处处值得我们取法”的“文坛的宗匠”，指出：“生在斗争的时代，是无法逃避斗争的，探取鲁迅先生使用武器的秘奥，是用我们可能使用的武器”，便是这刊物的“用意”。

这场关于“鲁迅风”杂文的论争过后，巴人仍然继续不断地撰写、发表杂文，大受读者欢迎。读者只知“巴人”，而不知“巴人”即“王任叔”。巴人也因此而被誉为“活鲁迅”。

然而，恐怕谁也料不到，主张弘扬鲁迅精神，并坚持写鲁迅风式杂文的巴人，1959年却由于写针砭时弊的杂文，而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这是后话。

1941年3月，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安排，巴人偕夫人及两个儿子远赴香港，不久又疏散到南洋，辗转于新加坡、苏门答腊、棉兰等地，教书，办报，写小说，编话剧，与胡愈之、郁达夫、杨骚等人坚持抗日斗争，还曾流亡到乡下四个多月，以种菜为生。他坐过荷兰殖民当局的监狱，担任过华侨联合总会顾问，被印尼友人尊敬地称为“伯·巴人”（“伯”是印尼人对长辈的尊称）。

大概由于巴人有这样一段经历，对印尼比较熟悉吧，1950年8月，他被任命为新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那时任命的驻外大使，大部分是从部队里挑选出来的，由军人改行去做外交官，不是司令就是政委，都是将军。文人做了驻外大使的，巴人是唯一的一个。

当了大使的巴人，不改文人本色。一次，他和各国使节一起，应总统苏加诺的邀请，到一个飞机场，出席为庆祝印尼空军节而举行的盛大典礼。庆典时间很长，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巴人站得腰酸口渴，便抄起一瓶汽水，撬开瓶盖，把瓶口含在嘴里，仰头狂饮起来。这个镜头，被在场的美国记者抢拍了下来，很快，美国《生活》杂志就登出了中国驻印尼大使狂饮汽水的“奇观”。

他这个文人大使，只当了半年，便被提前“解职”，奉召回国了。据说，主要原因并不是他出席节日典礼时，狂饮汽水失态，而在于他用笔名写文章，对苏加诺总统发表了一些不大友好的言论。

1954年4月，巴人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社长。1957年兼总编辑。1959年3月任社长兼总编辑。上任之后，巴人很快显示了一个出版家的眼光、胆识和魄力。

在他的领导和主持下，1954年人文社制定了《整理古典文学选题计划》《重印文学古籍选题计划》《世界文学名著介绍选题计划》，合起来是厚厚一大本选题集;1956年制定了十五年出版规划，并明确了三年内把人文社办成“专出中外经典文学和有定评的现代创作的出版社”的短期目标。

1956年春天，他还身体力行，亲自带领现代文学编辑室、外国文学编辑室和总编室的五个编辑，一路南下，先后到济南、南京、上海和广州组稿，拜访了一批著名的作家、学者和翻译家。

“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是他常说的一句话。

人文社图书的编辑出版，上了一个新台阶。出版新书品种，由1953年的一百四十八种，增加到了1955年的三百六十三种和1956年的三百八十三种，形成了建社以来图书出版的第一个高潮。不能不说，这与巴人奋力开拓的进取精神和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是有很大关系的。

然而，他的刀斧又难免伤害了一些人。

当时，冯雪峰虽说是社长兼总编辑，但由于还担任着作协副主席，党组织的关系并不在出版社，而是在作协那边。巴人刚来时虽只是副社长，但他是党委书记，主抓全面工作，又分管二编室（古代文学编辑室）。这样一来，副总编辑兼二编室主任聂绀弩，就在他的领导之下了。二编室的书稿，聂绀弩终审完了，还要送交他再审一遍，签字批准。无形之中，聂绀弩作为副总编辑的终审权，给取消了。

巴人批评二编室的选题范围小，是一种对古典文学遗产的“虚无主义”;批评整理校注基本上自己搞，是“关门办社”“打伙求财”，其他诸如没严格按时上下班，以及上班时间聚在一起聊天、谈问题，都成了“纪律松弛”“自由主义”等等“问题”。他还在支部会议上说：“二编室党领导不了，只有聂绀弩能领导。”

于是，矛盾越来越多，关系越搞越僵。聂绀弩干脆复审权也不要了，把它交给了连副主任都不是的舒芜。书稿由舒芜复审完了，他只是签个字而已。聂绀弩认为：巴人主张大开门，请社外专家来做，是不了解二编室的实际情况。他尤其反对巴人要编辑按时上下班，还派人在门口看谁何时进门，核对和揭发与签到簿不符之处，说他这是不懂“编辑工作的特殊性”。

巴人主持搞的《重印文学古籍选题计划》，没经过古典部讨论，据说传出去以后，引起古典文学研究界“大哗”，纷纷提了一些很不客气的意见。

聂绀弩觉得，巴人到人文社后，“下车伊始”，以为“百废待举”，动辄“要改革这改革那”，“有点摆架子，居高临下”，“莫测高深”，“胸有城府、不择手段”，排挤冯雪峰，想取冯雪峰而代之。

他认为，巴人的后边，是周扬。楼适夷也曾和他说过，巴人告诉他，是周扬决定让他来负责的。后来，社里的“拥冯派”和“拥王派”，都在黑板报上写了文章，观点对立，闹得不可开交。直到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亲自莅临人文社“纠偏”，此事才告终了。

冯雪峰担任《文艺报》主编，由于《红楼梦》研究问题引起毛泽东不满，遭到批判。冯雪峰已在文联大会上做了检讨，报纸上也发表了他的检讨文章。巴人又专门请冯雪峰回到社里，参加支部会，就此事再做检讨。聂绀弩以为，这是巴人搞“逼宫”，想自己当社长。他的态度很鲜明，是“拥冯反王”的。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生之后，聂绀弩被视为是“胡风分子”“反革命分子”，关起来进行“隔离审查”。开会时，巴人讲话，总是“反革命分子聂绀弩”如何如何。聂绀弩的“看不起人”“说话随便”“好发牢骚”“生活散漫”“吃吃喝喝”等等，都成了“问题”;他的工作态度也成了“反组织”“反党”“反革命”的。

到了肃反运动后期的“思想建设阶段”，二编室的人都要检讨“拥护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的错误，聂绀弩成了“独立王国”的“国王”，舒芜和张友鸾被看作是“独立王国”的“左丞右相”。

1957年反右运动一来，巴人自然成了人文社运动的领导者。8、9月份，他连续主持召开全社大会批判冯雪峰，传达夏衍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讲话，9月3日又做了题为《冯雪峰为什么走上了反党的道路？》的发言。他还不止一次在大会上做报告说：“右派要把我赶出去，可是我还在这里，因为党要我在这里。”

二编室的反右斗争最有成果，舒芜、张友鸾、顾学颉和李易被打成了“舒、张、顾、李右派小集团”。早就被认为“问题严重”的聂绀弩，更是在劫难逃。

聂绀弩成为“右派分子”之后，写下了被张友鸾称之为“名篇”的《题林冲题壁图寄巴人》一诗。诗云：

家有娇妻匹夫死，世无好友百身戕。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

高太尉头耿魂梦，酒葫芦颈系花枪。

天寒岁暮归何处，涌血成诗喷土墙。

在《杂谈聂绀弩诗》一文中，顾学颉说：“这首诗未必真的寄给了巴人，不过在纸上发发怒气而已。……当然巴人还没有高太尉那样的权力，用来比拟，也不算过分。”

1981年，香港野草出版社出版聂绀弩的诗集《三草》，此诗即以此题收入。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散宜生诗》，聂绀弩“听人建议”未收入，后又“感到惋惜，表示再版时要补进去”。1984年人文社出版增订、注释本《散宜生诗》，收入此诗，题目上删去了“寄巴人”三个字。

七十年代初，聂绀弩见到友人，谈起“反右”时，说过：“王任叔抓到一些材料，整了我，不料后来他的遭遇，比我还惨。”言下不胜感慨万端。

以聂绀弩为首的二编室的“文酒之会”，有一段时间常去湖南馆子马凯餐厅。这家具有独特乡土风味的饭馆，在后门桥迤北、鼓楼之南。1957年，社里发布了一个编辑条例，第八条规定，社内编辑一概不付稿酬。这对于二编室那些爱下馆子的人，自然影响不小。

舒芜赋诗一首，大发感慨和牢骚：“马凯漫相招，先看第八条。两行编辑泪，羞过后门桥。”这简直是二编室文酒之会的一曲挽歌！其实，“反右”之后，他们有人挨了批斗，有人发配劳改，还有人坐了牢，可谓风流云散，文酒之会已成为一场残梦了。

以继承“鲁迅风”杂文自命的巴人，到了1956至1957年，杂文创作迎来了又一个收获期。他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文艺学习》《新观察》《新港》《北京文艺》等报刊，连续发表了《况锺的笔》《“上得下不得”》《略谈生活的公式化》《论人情》《以简代文》《真的人的世界》《“敲草榔头”之类》《略谈要爱人》《关于“氏族社会”》《“多”和“拖”》等针砭时弊的杂文。这些有独到见解、脍炙人口的作品，尤其是像《况锺的笔》那样的反“左”名文发表后，立即传诵一时，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可蹊跷的是，这些反官僚主义、反“左”、反教条主义、呼唤文学作品中的人性的杂文，虽然在1957年“反右”风潮中即遭到姚文元的批判，巴人却在运动中毫发未损。姚文元在1957年《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文章《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批判巴人提出抽象的“人性论”，指出认为“无产阶级同劳动人民伟大的革命品质和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的感情都是没有人情味的”，“实际上在提倡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情而反对无产阶级的人情”。

但到了1959年“反右倾”的时候，他终于陷入了困境。在康生的授意下，巴人被当作“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代表人物”，他的十六篇文章被当作“反党”文章，印成了一个小册子《王任叔同志的反党文章》，遭到了持续而猛烈的政治批判。批判者给他扣了一顶大得吓人的帽子：“反对阶级斗争，对人们实行麻痹和腐蚀，以达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1960年3月，巴人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二年2月，他进了编译所做副所长。两个月后，调到中央对外联络部亚非研究所，任编译室主任。

在受到无情批判、残酷打击的艰难时刻，巴人写下了一首自题诗：“忘病忘老工作，力求自强不息;斩断资产根子，犹如壮士断臂;立定无产脚跟，万事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听命，‘死而后已何惜。”他还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系统的读书计划，打算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

到了中联部亚非所以后，从1962年到1966年，他编译了几百万字的印尼史料，撰写了近百万字的专著《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和《印度尼西亚近代史》。等到这两部书出版，已经是他死后的1995年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拉开了大幕，更凶猛的政治风暴降临了。巴人不但在中联部亚非所被批斗，而且还被人文社的“造反派”揪回社里斗过一次。1967年，他依然在坚持撰写未完成的《印度尼西亚古代史》。1968年被“隔离审查”。1969年11月，妻子与他离婚，带着女儿别他而去。

这一年11月和12月，他先后三次“突然晕倒，大便失禁”。他自感不好，“此后如何，很难预料”。为此，写下了一份遗嘱，留给儿子王克平。其中有云：“遗憾的是不能完成我希望搞的《印尼历史》，也是对人民欠下的一笔债。”他还希望自己的骨灰分为两份：“一送我出生地大堰，在我们宅后竹山上埋下，一投之于海——我依然关心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胜利！”遗嘱最后写道：“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970年3月，巴人被遣送回故乡奉化大堰村。年底，开始神志不清。第二年，精神失常。冬天不穿衣服，蓬头跣足，在旷野里狂奔。有一次，竟在雪地里躺了一夜。

1972年7月23日，发作脑溢血，口鼻耳流血不止而死。他的遗体，果然如他遗嘱里所说，埋葬在了大堰村的竹山上。

王克平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他留下的手稿，数量惊人。1949年之前的诗稿，包括三部叙事诗《洪炉》《髑髅哀歌》《印度尼西亚之歌》都是用蝇头小楷，写在毛边纸上，共有几大册。还有长篇小说稿《明日》《女工秋菊》，散文诗稿《我们将以时间为马》，以及其他小说、评论和翻译手稿，等等。

1949年以后创作或者重写而没有出版的手稿最多，有长、中篇小说《土地》（一名《莽秀才造反记》）、《冲突》、《姜尚公老爷列传》，剧本《五祖庙》，长篇散文《在泗拉巴耶村》，回忆录《旅广手记》，以及一批尚未题名的小说稿和剧本稿，总计超过一百多万字。

副题为“五十年前一幅中国江南农村生活风俗画”的《莽秀才造反记》，1984年由人文社出版，1986年获得了“人民文学奖”。有研究者认为，他的叙事诗《洪炉》《髑髅哀歌》《印度尼西亚之歌》都是“珍品”，如果当年就发表出来，“巴人早就被尊之为中国现代叙事诗的开拓者了”。

巴人还是一位具有理论才能的文学家，1940年他就出版了文艺理论专著《文学读本》，后来经过增订、修改，1954年改题为《文学论稿》，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五十年代绝无仅有的一部个人撰写的文艺理论专著，具有开拓性，当时很受读者的喜爱。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巴人的一生，可谓经历异常曲折坎坷，而他的毅力却极为惊人，他的勤奋亦非常人所能相比，他留下的文字遗产多达一千万言。

然而，就是这位堪称著作等身的文学家，这位具有多方面才华、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前辈，在那个残暴和昏迷的年代，竟然那样异常凄惨地死在了故乡！

柯灵说：在“文革”那场“荒谬绝伦的政治大火灾中”，巴人“是最惨不忍闻的祭品之一”。唐弢认为：巴人是“历史的悲剧里一个令人叹息的角色！”

反右运动中被打成“舒、张、顾、李右派小集团”成员的顾学颉，后来和“小集团”其他人大都继续留在人文社工作，业务上还得到过巴人的相当的重用。“文革”结束后，在人文社为巴人举行的追悼会上，顾学颉送了一副挽联，下联有云：“知我罪我，感君犹有爱才心。”

和牛汉谈起巴人来，他一再说：“王任叔是保护过我的……”

黄秋耘撰文回忆，1959年夏天，他曾应巴人之约，为人文社选编《建国以来文学评论文选》，选了一篇周文的文章，但一想到周文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自杀身死的，便不免有些担心犯忌。巴人听到他的顾虑后，很气愤地说：“只有中国人才把自杀看得那么严重，一定要开除党籍，还说这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一个人不想活下去，难道连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都没有吗？马雅可夫斯基是自杀的，法捷耶夫是自杀的，高尔基也自杀过，只不过没有死去，难道连这些大作家的作品也不能出版了吗？”

在我梦底一角上组起花圈……

……就这样梦便告了终止，倒也落得个干净。然而疏了四五月的破琴，终难制止心中的要求，在那黄叶低吟的时节重复取下，弹起了梦曲，继续我底梦。

追溯巴人饱经忧患、历尽悲欢、起伏跌宕的一生，想起他的悲剧宿命，吟味着他十八岁时写下的诗句，以及他在《自叙》里所说的这些话，心中不胜痛惜……

2006年6月10日于北窗下

2010年10月7日增补

责任编辑孔令燕

分类：往事·166人物 作者：王培元 期刊：《当代》2015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