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章士钊的一场著名官司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章士钊是一个特殊人物。他早年参加反清斗争,在段祺瑞执政府中担任过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与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黄兴、陈独秀、毛泽东等都有交往。孙中山曾说他“行严矫矫如云中之鹤,苍苍如山上之松,革命得此人,可谓万山皆响。”然而,同年出生、都曾在南京和日本求学的章士钊与鲁迅,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好。章士钊开除了鲁迅在教育部的公职,被鲁迅痛斥为“落水狗”。为了恢复公职,鲁迅毅然起诉章士钊,并且最终胜诉,成就了20世纪最著名的一起“民告官”胜诉的经典案例。
鲁迅参与女师大风潮,先驱杨后驱章
鲁迅与章士钊在思想上分歧很大。鲁迅积极倡导和竭力推行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章士钊却提倡尊孔读经,以捍卫国粹”之名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
章士钊免去鲁迅在教育部的公职,直接原因是女师大风潮。1922年,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卸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后,被任命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许寿裳聘请了一批北大教师来做兼职教师,其中包括在北大国文系兼任讲师的鲁迅。北洋政府为控制女师大,煽动部分师生攻击许寿裳,逼迫他于1924年初辞职。
1924年5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杨荫榆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任后,网罗党羽,排斥异己,引起教职员工的不满。早年离异的杨荫榆脾气有些古怪,她担任校长后,像婆婆一样管理女学生,强调秩序、学风,强调学校犹如家庭,需要一个稳定的局面。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学生们讽刺她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她要求学生只管读书,不要参加过问政治活动,把学生的爱国行为一律斥为学风“不正”,横加阻挠。
鲁迅把杨荫榆的做法称作“寡妇主义”,他在一篇名叫《寡妇主义》的文章中写道:“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的萎缩,她们却以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成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
1924年11月,女师大国文系预科二年级有3个学生因为江浙战争,道路被阻隔,两个月内未能按时返校,被杨荫榆勒令退学,但她对于和自己关系较好的学生却放过不问。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要求杨荫榆收回成命,遭到拒绝。杨荫榆的顽固态度激怒了学生,1925年1月18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即日起不承认杨荫榆为女师大校长,发动“驱杨”运动。时任教育部佥事兼女师大讲师的鲁迅坚决支持学生的举动。女师大学潮愈演愈烈,许多教授、学者都卷了进去,一时间闹得京城沸沸扬扬。
当时的教育总长王九龄没有到职,由次长马叙伦代理部务,他曾经表示可以撤换杨荫榆。但是在章士钊上任后,情况就大变了。1925年4月14日,北洋政府任命已于1924年11月担任司法总长的章士钊兼任教育总长。章士钊上任后复刊《甲寅》周刊,一方面提倡尊孔读经,攻击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扬言“整顿学风”,支持杨荫榆镇压学生运动。
5月7日,杨荫榆借纪念国耻日,召开演讲会,登上主席台,学生们发出一片嘘声,不承认她是校长,坚持要她下台。杨荫榆带领警察入校,进行干预。9日,杨荫榆假借校评议会名义,开除了许广平、刘和珍等6名学生自治会干部。
5月11日,女师大学生召开紧急大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12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师生联席会议,宣布开除学生决定无效。女师大学生还于当天把鲁迅代拟的呈文递交给教育部,列举了杨荫榆的无耻行径,宣布驱逐杨荫榆出校。
1925年5月27日,鲁迅联合女师大的马裕藻、沈尹默等6位教师,联名在《京报》上发表了《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坚决支持女师大学生风潮运动。
8月1日,杨荫榆在作了周密准备之后回到了学校。前一天她以学校名义向京师警察厅发出公函,请准于8月1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到校。这天一早,杨荫榆就率领20多名职员在警察的武力支持下进入学校,一进门就张贴布告,宣布解散闹风潮最厉害的四个班:大学预科甲、乙两部,国文系三年级和教育预科一年级。学生不从,即遭到警察殴打驱赶。学校还停止了饮食和茶水的供应,想用这办法促使学生自动出校,也没有达到目的。
学潮闹到这地步,杨荫榆觉得这校长再当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于是提出了辞呈。8月8日,章士钊批准了杨荫榆的辞呈。杨荫榆的侄女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说:“她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白己所处的地位。”
8月6日,章士钊在国务会议上以女师大学生“不受检制,竞体忘形,啸聚男生,蔑视长上……学纪大紊,礼教全荒”为由,提请通过停办女师大令,并在国务会议上得以通过。8月10日,教育部正式下令停办女师大,另成立国立女子大学。17日,教育部的部务会议决定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改组为国立北京女子大学。
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特别是女师大学生,群情激愤,拒绝改组。8月10日,鲁迅等6名女师大教师发起成立女师大全体教员大会,宣布成立“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13日,鲁迅被推举为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兼总务主任。同日,女师大师生在《京报》上发表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紧急启事》称:“章士钊欺内媚外,摧残教育”、“若章士钊在部,敝校与教部完全脱离关系”。
“驱杨”运动升级为“驱章”运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北京、上海的学生组织纷纷函电支持女师大师生的斗争。北京大学评议会也于8月18日开会,通过决议案如下:“本校学生会因章士钊摧残一般教育及女师大事请本校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事。议决:以本会名义宣布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接受章士钊签署之教育部文件。”鲁迅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8月26日,鲁迅等北大教员40多人发表宣言,声讨章士钊迫
害女师大的罪行,反对他担任教育总长。
在下令解散女师大后,章士钊派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带领武装人员和流氓、打手,从8月19日起强行接收女师大。学生誓死抵抗,刘百昭一伙便施以武力,把学生强行拖出学校,不少学生受伤。8月23日,刘百昭向学生发起第三次进攻,驱使男女“武将”强行将学生拖出校。坚守女师大的学生骨干刘和珍、许广平等13人被教育部派出的打手打伤。当刘百昭扬言要将学生政治领袖武装押送回原籍时,鲁迅又挺身而出,冒着风险掩护几名无处藏身的学生骨干,其中包括许广平。
校舍被占之后,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在西城南小街宗帽胡同找到了一处可以作为校舍的房屋,向社会募捐的收入足够半年的经费,授课教师都义务上课。9月21日,无视教育部停办命令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就在宗帽胡同的临时校址开学了。鲁迅出席了开学典礼,在会上讲了话。
由于长期疲劳紧张,鲁迅病倒了,开始发烧,到9月23日共计赴医院就医20多次。但鲁迅依然坚持抱病工作,经常出席女师大维持会、教务会,并主动提出把义务授课时间增加一倍。章士钊晚年对女儿章含之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许广平等进步学生在学校内静坐,不肯离校,校长杨荫榆雇了一批三河“老妈子”才把她们架出去。章含之不解,问父亲为何一定要从三河县雇老妈子(女佣)。章士钊呵呵一笑说,那时乡村妇女多数仍裹小脚,惟来北京、天津当女佣的三河县贫苦人家妇女多为天然足。章士钊叹息说:“这些事过去多年了,当然当年我是做得不对的!”
对于鲁迅,章士钊
采取软硬兼施之法
随着女师大风潮的升级,鲁迅与章士钊的矛盾激化。尽管如此,章士钊仍是先来软的,派人劝说鲁迅:“你不要闹,将来给你做校长。”他的封官许愿被鲁迅断然拒绝。章士钊一看软的不行,便来硬的。他以鲁迅身为教育部官员,竟然参与学生闹事,并任维持会总务主任,支持学生对抗政府等为理由,于1925年8月12日呈请政府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佥事这一官职白宋代起设置,乾隆时废除。北洋政府重新设立佥事一职,为中央官署里推荐之职,称“荐任官”,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
章士钊在呈函中说:“敬折呈者,窃查官吏服务,首在恪守本分,服从命令。兹有本部佥事周树人,兼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教员,于本部下令停办该校以后,结合党徒,附和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似此违法抗令,殊属不合,应请命令免去本职,以示惩戒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手续)。是否有当,理合呈请鉴核施行。仅呈临时执政。”第二天,段祺瑞的执政府就下令照准。
1925年8月14日,鲁迅收到此免职文书,其日记有记载。鲁迅的好友、教育部同事许寿裳(教育部参事)、齐寿山(教育部视学)联名发表《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之宣言》,宣布“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声援鲁迅,也被章士钊免职。
鲁迅被免职之后,许广平等学生来看他。鲁迅靠在躺椅上说:“章士钊将我免职,我倒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他那对于学校的手段,我也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因为我本就没有预期章士钊能做出比现在更好的事情来。我们看历史,能够根据过去推知未来,看一个人的已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你先有了一种无端的迷信,将章士钊当作学者或知识阶级的领袖看,于是从他的行为上感到失望,其实是作茧自缚。”随后,鲁迅写下了《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纪念刘和珍君》两篇战斗檄文。文章中,鲁迅用火一样愤怒的语言斥责了章士钊的劣行,指出其是一只必须穷追猛打的‘落水狗”。
鲁迅胜诉,实在
出乎人们的意料
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曾撰文回忆鲁迅与章士钊打官司的情形:鲁迅被免职后?当时教育部的许多同事都替鲁迅抱不平,主张鲁迅先生去平政院告章士钊的。平政院院长)汪大燮是一个弄旧学问的人,同鲁迅先生在学问上甚为交好。有一天,平政院的一位邵先生跑到鲁迅家去,谈起这事,怂恿鲁迅先生对章士钊起诉,并且说汪院长也要亲自拜访一次鲁迅先生。汪的意思,以为章士钊是西洋留学生,一定是无父无君的:而鲁迅是一位研究中国学问的人,一定没有错处。鲁迅的被免职,一定是章士钊冤枉了他。然而鲁迅先生的家里,却实在有很多的东西洋书籍,如果被汪大燮看到了,将不免影响到他对于鲁迅的印象。那时候我正去鲁迅先生家里,看见大批东西文书籍向外搬运。
8月15日,鲁迅起草了一份起诉书,状告教育部总长章士钊。鲁迅在起诉书中说:“树人充教育部佥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讵教育总长章士钊竟无故将树人呈请免职,查文官免职,系惩戒处分之一。依《文官惩戒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须先交付,惩戒始能依法执行。乃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显违《文官惩戒条例》第一条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条之规定。此种违法处分,实难自甘缄默。”
鲁迅在此抓住“程序违法”做文章。按照当年惩戒“程序,须先备惩戒文书交付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进行审查,章士钊虽然在呈函中说“补办”,但毕竟没有先行这一步骤。鲁迅紧紧抓住章士钊违反程序和认定超前的错误,为推翻章士钊呈请的“免职理由”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8月22日,鲁迅来到平政院,起诉教育总长章士钊。平政院是袁世凯统治时期开始设立的行政裁判机关,负责弹劾和审理违法官吏,相当于前清的御史台。有意思的是,章士钊一直反对设立平政院。章士钊在英国留学5年,深受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接受的是英国学者的观点,实行司法平等也是章士钊一贯的主张。他作为一个关心个人自由权利的人,看到了行政裁判制度侵犯人民权利的可能性。他认为,其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相符合,不利于司法平等。
正是从保护个人权利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出发,章士钊自1912年起,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之时起,就反对设立平政院,主张官民一律受制于普通法院之。因此,从民国初年开始,在随后的10多年间,他一直坚定地坚持反对平政院的设立,与赞成设立平政院者进行了10多年的论争。然而正是章士钊反对设立的平政院,让章士钊输了官司。
收到鲁迅诉状副本,章士钊作书面答辩,答辩状甚长。章士钊罗列了鲁迅的许多不端行为,陈列了一通处置有理的辩说,却无诠释程序违法的答辩文字。该答辩传交鲁迅后,鲁迅又进行了反辩。鲁迅说,章士钊所列诸项指控只能算教员鲁迅的行为而非官员
鲁迅的行为?在部则为官吏,在校则为教员,两种资格各有职责,不容“牵混”。鲁迅反驳的另一条理由,是说他本人收到校务维持会委员委任状为8月13日,而章士钊呈免职状则在8月12日,未任先免,该罪项不能成立。
随着南方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北京的革命运动声势逐渐浩大起来。爱国学生和群众冲破戒备森严的防线,摘掉“京师警察厅”的牌子。1925年11月19日,章士钊在北京魏家胡同十三号的家被广大群众和学生捣毁。追随章士钊的教育部司长刘百昭的家也被捣毁。章士钊无暇顾及与鲁迅的官司,匆匆逃到天津,他的教育总长职务也被免去。
11月30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得以在原址复校。这天鲁迅的日记记有:“下午,同至女师大教育维持会送学生复校。”复校的翌日,许广平等20多名学生在校门合影,庆祝斗争的胜利。鲁迅为这张照片题词,赞扬他们“敌忾同仇,外御其侮”。作诗云:“修我甲兵,与子协行。此之谓也。”这表现了鲁迅同广大青年同患难、共战斗的革命情谊。
1925年12月31日,段祺瑞明令改组国务院,令原各部总长辞职,任命了新的总长,新任命的教育总长是易培基(后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在女师大风潮中,他支持学生,现在出任教育总长,不愿意蹚前任的浑水,更无意维持前任所作的惩处鲁迅的决定。
在平政院还没有审理完鲁迅起诉章士钊非法免职案的情况下,教育总长易培基于1926年1月16日签发命令,恢复了鲁迅的职务。1926年1月18日,鲁迅开始赴教育部上班。2月4日,教育总长易培基签发教育部部令第五一号:“本部暂属命事周树人应照原叙等级给俸……此令。教育总长易培基”这样,鲁迅在教育部原来的工薪待遇得以恢复。
1926年3月16日,平政院裁决鲁迅胜诉。23日,平政院下达了“教育部之处分取消之”的裁决书。裁决结束后,按照法律程序,还需要呈最高当局批准。1926年3月31日,国务总理贾德耀签署了给教育总长易培基的训令(临时执政训令第十三号),批准撤销教育部对鲁迅的处分。
在军阀混战的20世纪20年代,作为教育部一个小小佥事的鲁迅,竟为自己被免职一事,将教育部和教育总长告上法庭,而且胜诉,确实出人意料,在中国法治史上也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经典案例。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鲁迅胜诉的案子,并不具有普遍性。曾在北洋政府担任过司法总长的罗文干在谈到当时检察官与权势的关系时坦言;“凡行政长官不喜之人,旦夕得而羁押之,检察官不敢不从也:凡行政长官袒护之人,不得逮捕之,检察官又不敢不从也。是所谓人权保护,悉凭有力者之喜怒,而有力者之喜怒,不得不假借检察官之权力以行之,羁押后又得任其宰割矣。”这说明,在民国时期,司法机关并不具有独立的司法权,受制于行政权。
鲁迅能打赢这场官司,与章士钊的态度不无关系。章士钊身兼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是段祺瑞的亲信,人称“老虎总长”。但是他毕竟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教育,没有利用权势干预司法,没有给平政院施加压力,而是尊重法律,接受裁决,这也是鲁迅胜诉的一个重要因素。教育总长易培基同情学潮,同情鲁迅;而崇尚国学的平政院院长汪大燮也对鲁迅抱有好感。这一切,都成就了这起经典“民告官”的案例。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说:“鲁迅要是活到解放,我和他可能是朋友呢!”他和许广平都是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又都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后来还是常委会委员。“章”和“许”两个姓氏笔画相同,常常毗邻而坐,相见时非常客气,谁也不提几十年前的事。服务员端上茶来,许广平把茶让给章士钊说:“您是我的师长,您先用。”章士钊说:“我和鲁迅的夫人都和解了,坐在一起开会,鲁迅如果活着,当然也无事了。”
作者：何立波 期刊：《故事族·历史版》2023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