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是怎样当上毛泽东秘书的

陈伯达（1904—1989），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先后在北平中国大学、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撰有《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当时中共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文革”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积极参与林彪、江青的阴谋夺权活动，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被开除党籍。1976年9月被捕，1981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随后保外就医，1989年9月卒于北京。

一

陈伯达生于福建惠安县岭头村一个破落的秀才之家，原名陈建相，字尚友。15岁那年，他以最后一名的成绩考入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集美师范学校。读了两年半后，回到惠安老家当上小学教员，一年后到厦门小学任教。

在厦门小学任教期间，18岁的陈伯达不但在三四所小学里同时兼课，还在厦门同文书院学习英文。忙里偷闲时，他还写一些小文。1922年4月出版的第九卷第四期《学生》杂志上，登出《兵？否？》一文，署名：陈建相，这是陈伯达的“处女作”。19岁那年，陈伯达爱上了诗，倾慕中国诗坛“新星”郭沫若，一遍又一遍拜读《女神》，情不自禁地致信郭沫若，大谈感想。郭沫若给了他回信，他兴高采烈。

1924年，陈伯达在中共早期党员、福建人张觉觉帮助下来到上海，一边在一家小报当记者，一边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上海大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与中共合作创办的，校长虽为于右任，但总务长却是中共党员邓中夏，邓为该校的实际负责人。在校执教的除有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之外，还有一大批进步学者如陈望道、沈雁冰（茅盾）、郑振铎、俞平伯、施存统、蒋光赤等，均应聘在该校授课。陈伯达在这所大学里，受到了共产党人的熏陶，初步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

1925年春，陈伯达回到厦门。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21岁的陈伯达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人介绍参加了国民党。

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开始“清党”，首先在上海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赵世炎、陈延年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倒在蒋介石的枪口之下。就在这时，陈伯达由厦门乘船抵达上海。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陈伯达在回忆往事的手稿中，写了他的入党经过：“我是在蒋介石、国民党清党大屠杀的时候，在上海申请入党的。在大屠杀的反革命恐怖中，在各大报纷纷登出共产党组织被破坏和大批叛徒自首启事的恐怖中，我自愿列在伟大的共产党队伍中，于是就免了我入党的候补期。”

1927年4月下旬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陈伯达很难在上海立足。他便奉党组织之命，跟随王明（陈绍禹）、李立山、罗亦农、王荷波等一批共产党人，一道坐船撤向武汉。到了武汉，组织上分配他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出版科科长。不久，陈伯达接到党组织的通知，派他赴苏联学习。

陈伯达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被分配在一年级二班。跟他同班的同学有凯丰（何克全）、陈昌浩等，同级不同班的有张闻天、王稼祥、孙冶方、伍修权、乌兰夫等。

这时，被称之为“苏联红军之父”的托洛茨基已被斯大林逐出了苏共中央政治局，斯大林正在全国发动声势浩大的“肃托运动”。在中国学生之中也开展了“肃托运动”。由于陈伯达与中国的“托派”学生十分亲近，故而“肃托运动”也涉及了陈伯达，陈伯达受到了党内劝告处分。

三

在苏联度过了3个春秋，1930年底陈伯达获准回国。1931年春，陈伯达来到上海，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到了上海，陈伯达出乎意料，不但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王明，还见到了校长米夫。尽管王明与陈伯达同岁（当时皆为27岁），可是他已经以“中央领导”的身份和口气跟陈伯达谈话了。

看了一些党内文件，陈伯达才得知，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竟是由王明主持。王明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取代了李立三，掌握了中共的实际领导权。

陈伯达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月，被王明派往天津，到中共顺直（今河北）省委宣传部工作，任务是负责出版编辑《北方红旗》刊物。

1931年4月8日，陈伯达由上海坐船抵达天津。这一天，中共顺直省委机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化名王通的陈伯达与省委组织部长陈原道、省委书记许兰芝以及刘宁一、刘亚雄（女）等15人一同陷入特务的魔掌。由于省委书记许兰芝的叛变，特务突破了全案。在法庭上，敌人让许兰芝与陈伯达当面对质。陈伯达看到是许兰芝，大吃一惊说：“呵，竟有这样的事！”这样，陈伯达不得不承认是由上海来做宣传工作的。

1931年9月4日，陈伯达与陈原道等人从天津被押解到北平。陈伯达被判处两年半徒刑，关进“北平军人反省院”，俗称“草岚子监狱”里服刑。陈伯达在狱中患病，不但鼻孔大出血，而且淋巴腺也一天天肿大起来。虽经开刀，可是淋巴腺不但不收口，反而更加蔓延了，脓流得更多了，样子变得十分可怕。陈伯达不得不给福建军阀张贞写信求救。

陈伯达认识张贞，还是1926年夏天的事。当时陈伯达在汕头担任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秘书，结识了驻防汕头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张贞。张贞也是福建人，颇为赏识陈伯达，看中了他的笔头才能，便聘他为秘书。同年底，张贞升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师长，陈伯达也就变成了少校秘书。1927年初，王荷波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来到福州组织工人纠察队，找到故人陈伯达，问他愿不愿意担任工人纠察队的顾问。陈伯达爽快地答应了，由此他的一举一动引起国民党右翼人士的关注。尽管陈伯达当时并不是中共党员，但是那些右翼人士探知他与中共来往密切，称他为“赤色分子”。一天，张贞收到来自南京的曾任闽军司令的福建反共大头目宋渊源的密电，要他就地处决陈伯达。张贞下不了手，秘密通知陈伯达立即逃离福州。

如今，张贞接到了陈伯达从“草岚子监狱”发来的求救信，赶紧派专人前往北平，不惜花大钱为陈伯达打通了“关节”，将其赎出。

后来，陈伯达曾跟毛泽东谈及张贞。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我看国民党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张贞就救过陈伯达一命……”

四

陈伯达于1932年出狱，1933年初党组织派他赴张家口到吉鸿昌部队工作。1933年春，吉鸿昌与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成立了抗日同盟军。陈伯达在吉鸿昌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写点宣传鼓动文章，编编刊物。

蒋介石此时正大肆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吉鸿昌公开抗日恨之入骨，下令逮捕了他。可是，押解吉鸿昌的国民党军士兵却十分景仰这位抗日英雄，悄悄地把吉鸿昌给放跑了。吉鸿昌潜往天津，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继续开展抗日工作。

陈伯达无法再在吉鸿昌部队立足，只得躲在北平西山，埋头写他的第一部史论著作《论谭嗣同》。书稿写就，陈伯达去天津找吉鸿昌求助。吉鸿昌慷慨解囊，帮他出资印刷。《论谭嗣同》一书，是陈伯达出版的第一本书。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运动爆发次日，陈伯达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派，赶到北平与李葆华、柯庆施等一道，领导当时北平全市学生的总罢课，并负责执笔起草北平学生运动的宣传大纲。

1936年春，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天津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改组北方局，提名彭真任组织部长、陈伯达任宣传部部长、林枫任秘书长。自此，陈伯达在党内开始有了一定的地位。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此时，中央北方局任命黄敬、林铁、陈伯达组成相当于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北平三人委员会”，负责主持中共北平市委工作。随后，黄敬建议陈伯达还是到根据地为好。于是，陈伯达于8月上旬离开北平来到天津。天津在日军铁蹄之下一片混乱，陈伯达期望着能有稍微安定的环境，可以继续他的著述，希望能够前往延安。

中央北方局同意了陈伯达去延安的要求，指示他由天津坐船到青岛，然后跟黄敬一道出发西行。黄敬在青岛人熟地熟，很快就弄到车票，将陈伯达一家带至济南，然后转车往西安。车到西安，黄敬前往华北抗日战线担任中共区委书记，陈伯达则带着妻儿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五

陈伯达到延安时，正值陕北公学刚开始创办，很需要教员。因陈伯达曾在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教过书，中共中央组织部便安排他到陕北公学当一名教员。

陈伯达只宜写文章，不适合当教员。他那一口闽南方言，实在让人难以听懂。他讲课时，要不断地在黑板上写粉笔字，学生才能明白他讲的意思，与其说是讲课，倒不如说是“写课”。

在陕北公学教了一阵子书，陈伯达被调往中共中央党校当教员。党校校长是刚从共产国际回国工作的康生（赵容）。说起康生，陈伯达一点儿也不陌生。1924年，陈伯达与康生同时进入上海大学，只不过当时康生在社会科学系，名唤张叔平。

1938年5月5日，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这是中共中央培养理论干部的院校，院长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洛甫）兼任。张闻天跟陈伯达很熟，他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期同学。张闻天当即把陈伯达调到马列学院当教员。

有一次开会，毛泽东来了。张闻天当众向毛泽东介绍道：“这是刚从北平来的陈伯达同志！”当时，毛泽东并未注意到陈伯达。

教书毕竟非陈伯达所长，因为学员们反映听不懂他的闽南话。常常出现这样的怪事：陈伯达给中国学员上大课，往往要带“翻译”，将他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

于是，陈伯达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被任命为出版科科长。1927年陈伯达入党后不久便在武汉担任此职，哪知在11年之后，他竟然仍担任此职。

六

陈伯达初到延安时，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重用，心境不那么舒畅。但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那是一次由毛泽东参加的理论座谈会，内容是讨论孙中山的思想。会上，大家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说，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

毛泽东很仔细地倾听双方的争论，双方各有道理，争论颇为激烈。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发言了，他尽量讲得慢一些，以便大家能听懂。陈伯达高明之处，就是运用“对立统一”的方法加以阐述，他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

堪称“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注视着陈伯达。陈伯达发言完毕，毛泽东站了起来，很高兴地说道：“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

散会之后，毛泽东把陈伯达留下来，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那天傍晚，毛泽东派人通知陈伯达，要他赶到机关合作社食堂吃晚饭。陈伯达闻讯急急忙忙赶去。到了那里才明白，毛泽东要宴请一位美国记者。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今天顺便也请你——请你和美国客人。”

这次请客很简单，毛泽东、翻译、美国记者、陈伯达4人同桌而餐。起初，毛泽东跟美国客人说了一些客套话。后来，他转向陈伯达，问起北平文化界的情况，问起张申府的近况。张申府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曾参与中共的创建活动和工作，他和夫人刘清扬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其后张又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入党。后来张刘夫妻双双皆脱党。

陈伯达告诉毛泽东，张申府作为进步教授，正执教于清华大学，与夫人刘清扬一同住在清华园内。刘、张虽不在党内了，但从不损害党，与党组织还有联系，并积极组织学生跟国民党的卖国“不抵抗政策”作斗争，夫妻俩都曾被国民党抓进监狱。现在，夫妻二人均在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毛泽东得知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过“先秦诸子”课，而他本人对中国古代哲学也饶有兴趣。这样，他们之间便有了共同的话题，越谈越投机，竟把美国客人撂在一边。

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人生的转折点。

七

被毛泽东看中之后，陈伯达不再坐“冷板凳”了。

经毛泽东提议，陈伯达在延安举办“中国古代哲学”讲座。每一次讲座，毛泽东差不多都去听，毛泽东一去，许多人也跟着去。虽然陈伯达的话很难听懂，但听久了也慢慢习惯了。很快，陈伯达在延安理论界有了名声。

1938年秋，延安成立“新哲学会”，陈伯达成了这个学术团体的领头人，执笔写了《新哲学会缘起》一文，发表于1938年9月的《解放》周刊。

1939年1月，陈伯达写出《墨子哲学思想》一文，恭恭敬敬面呈毛泽东，请求给予指正。

毛泽东很仔细地读完《墨子哲学思想》，亲笔给陈伯达复了一封信——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为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笔者注）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夜

毛泽东的书信通常很短，一二百字而已。而这次因《墨子哲学思想》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复了信仍觉意犹未尽，便又写了好几页纸的意见附在信后。

陈伯达所擅长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正是毛泽东当时思索的热点，当然毛泽东的见解要比陈伯达高出一筹。

陈伯达一见毛泽东对他的文章如此看重，于是又向毛泽东呈送上他所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两篇文稿。

毛泽东读后，兴致依然很浓，于1939年2月20日写了一封更长的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详细地写了7点意见，针对陈伯达的文章，谈了自己对“孔子哲学思想”的看法。

陈伯达收信后，当即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再呈毛泽东。

1939年2月22日，毛泽东又写一封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

伯达同志的文章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伯达同志考虑。

……

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又补充了3点意见。

借助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探讨，以及呈送文章向毛泽东请教，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和话题，这样陈伯达为毛泽东所看中，就是势所必然了。

1939年，张闻天找陈伯达商谈调动工作的问题。张闻天告诉陈伯达，毛泽东提名调他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陈伯达以欣喜的心情一口答应下来。

八

陈伯达调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因此陈伯达也就是毛泽东办公室副秘书长。

毛泽东给陈伯达拟定了四项任务，即四个研究课题：《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教育》、《抗战中的经济》。

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陈伯达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陈伯达说，是毛泽东帮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从古代转向现实生活。

自此，陈伯达便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职务不断地在变动着：他成为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秘书不久，中央研究院成立，院长为张闻天，陈伯达任秘书长兼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后来，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陈伯达被任命为主任。

他的职务虽然在不断变动，但实际上一直在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由于毛泽东的信任，陈伯达进入中共高层，接触到中共高级机密。尽管他的职务并不很高，但工作岗位却显然占据要职。陈伯达以后得以飞黄腾达，起飞的起点便是毛泽东的秘书这一职务。

九

1945年，陈伯达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那时，中共虽已有党员120万，但中央委员会却相当精简，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加起来才77名。按得票多少排列，陈伯达在中央候补委员中名列第三。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中共中央主席秘书：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俗称“五大秘书”，陈伯达为首席秘书。当时，中共中央主席是毛泽东，所以中共中央主席秘书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秘书。

“五大秘书”分工如下：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

紧接着，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论年纪，陈伯达这时才过“天命”，但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往往用“老夫子”戏称之，由此可见陈伯达当时在中央的声望。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排列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之后，一跃成为中共“第五号人物”。几个月后，陶铸被打倒，陈伯达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仅次于周恩来的中共“第四号人物”。

十

陈伯达成为毛泽东手下的一枝笔，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曾做过一些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但多年以来，陈伯达总是在揣摩着毛泽东的心思，摸测毛泽东的动态，察言观色，凭着他那特有的看风向、摸气候的本领，对于毛泽东的一句话、一个主意、一个动作，他都很注意，然后投其所好。

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逐渐向“左”偏航，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使其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治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以致在“文革”中陷入“左”的迷误。而陈伯达在毛泽东的这一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为毛泽东晚期的错误理论引经据典作论证，用他的笔阐述并发展了“极左路线”、“极左理论”、“极左政策”、“极左方法”，以至于最终堕落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成为历史的罪人。

作者：孟昭庚 期刊：《故事族·历史版》2023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