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建文帝南逃与隐匿广西宝华山之谜
明建文帝朱允炆（1377—？），生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十二月初五日，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嫡长孙，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继承了皇位，成为明朝第二代皇帝，登基次年改元建文元年，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逊国，在位4年，史称“建文帝”。明朝无谥号，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追谥“恭惠闵皇帝”，故又称“明惠帝”。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他的经历遭遇最为奇特，他的离奇失踪，无疑是最扑朔迷离、最引人关注的历史悬案。由于传说纷纭，而正史、野史的记载又互相矛盾，更使得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历史面纱，疑窦重重。
时至今日，历史学家们仍然各执一说，互相责诘，难以定论。500多年来，建文帝的历史悬谜始终困扰着人们：建文帝逊国之际，是“自焚”身亡还是逃离皇宫？如果真如永乐帝朱棣所言“阖宫自焚”，为何他登基十数年之后仍然苦苦追寻这位逊国皇侄？如果建文帝未死而出逃了，他又是如何躲开锦衣卫的严密追捕？建文帝逃出皇宫之后去了哪里？他又带着什么样的惊人秘密离开皇宫，致使夺侄帝位的朱棣寝食不安？而神秘的“红崖天书”是否隐藏着建文帝的“复国梦想”？……种种谜团，悬而未决。
建文帝曾隐匿于广西宝华山，当地广为流传。为了解开这个历史谜案，作者广泛披阅历史，着力从正史、野史、民间传说与实地考察中不断追寻其历史隐秘的真相，结果发现，这段尘封数百年的沉重历史背后，隐藏着一个历来被人们忽视的、鲜为人知的惊人内幕，现披露其来龙去脉，让读者对这个迷雾重重的“逊国出逃”谜案有一个新的、全面的认识……
建文帝隐藏宝华山十五年
迄今为止，关于建文帝的逃藏之所，传说最多、史载最全、物证也最多的，当属广西横县的宝华山应天寺。据明朝同代一些史志及名人传记、笔记记载，建文帝不仅在宝华山销声匿迹隐藏了15年之久，还留下了题匾、题诗、题联等手迹……
建文帝隐迹于宝华山寺庙
关于建文帝隐匿于广西横县宝华山的传说，明朝同代便有史志记载。但因为各地关于建文帝逃藏隐居的传说极多，所以此载未引起学界的重视。
2008年7月下旬，记者随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谢朝生专程前往横县，并在该县政协副主席甘书明、覃丽芬等人陪同下登临宝华山应天寺考察，回至县城后，又广泛收入相关历史资料及传说，并得到黎之江等研究者提供珍贵文史资料。结合宝华山周边的传说及其他史志资料，从而撩开了建文帝藏匿宝华山之谜的神秘面纱，使建文帝南逃的历史悬案与隐秘也更加清晰明了。
宝华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佛教名山，坐落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距首府南宁102公里的横县县城南面3公里的群山之中。因在古横州城之南，故俗称“南山”，其山由周围28个山峰组成，最高海拔564米，古时山巅时有宝气，故名宝华山。此地众山拥抱，古木参天，百草丰茂，风景秀丽，常年烟霞缭绕，宛若仙境。“宝华朝烟”是古横州八景之一。现存的应天寺有二进，为清末民初重建遗迹，寺庙为林场所占用，所幸明清石刻碑记及文物尚存不少，碑文可读可辨。
建文帝选择宝华山为藏迹之所，理由有三：一是宝华山地理位置适合藏匿潜逃。此地介于山水之间，东可下粤地，西可上云贵，南可往钦廉出海，是个极为理想的藏身之地。二是此山也叫“南山”，符合他命理五行缺“火”补助与益旺方位。三是藏匿于此山寺院中既可隐蔽身份，又便于探视近邻的家属后裔。
建文帝所隐藏的寺院叫“寿佛寺”，又名“寿佛禅寺”，建文帝隐居后重新修葺时改称“应天寺”。据《横州志》载，该寺始建于1600多年前的晚唐武宗六年（公元846年），初名“龙兴寺”。相传，有两个僧人云游到宝华山，见山势雄伟，林木苍翠，瀑布垂挂，溪流叮咚，泉水甘甜，宝气盖顶，便结茅为庵，自给住持修炼。二僧精于地理堪舆，见此地山势起伏，龙脉自西而来，左右龙环虎拥，前有龟蛇把水口，后山如凤凰翔舞，脱下山岗蜿蜒有情，宛若潜龙隐伏此间，断定日后必有龙兴于斯，便筑寺曰“龙兴寺”。北宋年间（公元1065年前后），有鹿虎二禅师栖宝华山梵修，聚徒甚众。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因唐宋以来僧人在此修炼，得山川天地之精华阴阳元气，多有高寿，更得山中药材随手可采用，保健养生，僧人将此法教授百姓，周边百姓学得此本事，多长寿。州人感其德，捐资扩建寺院，故名“寿佛寺”。后因建文帝隐居该寺，遂改名“应天寺”。
关于建文帝隐匿宝华山应天寺，明、清修纂的《横州志·山川》、《横州志·寺观》均有记载。该寺一些碑记也有记述。名人笔记除《徐霞客游记》外，还有众多的历代名人记述及民间传说，均可佐证。
建文帝在宝华山应天寺隐居的记载，最早见于明朝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任横州判官王济的记述。
王济，字伯雨，乌程人。明正德十六年，任横州判官。志载：时州方缺守，济摄篆视事，尽得其习俗利弊，召父老庭下集议可否而从革之。于是民知向方，盗亦潜息。后以养母乞归。忆在横州期间事，辑录成《君子堂日询手镜》中有记述：
“横人相传建文庶人遇革除，时削发为僧徒，遁至岭南，后行脚至横之南门寿佛寺遂居焉，十五余年人不之知，其徒归者千数。横人礼部郎中乐章父乐善广，亦从徒授浮屠之学。恐事泄，一夕复遁往南宁陈埠江一寺中，归者亦然，遂为人所觉，言诸官达于朝遣人迎去……今存其所书‘寿佛禅寺四大字在焉……”
文中所说的乐章，横州人，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庚午科经魁进士，礼部郎中；其父乐善广，字士容，以子章贵，封礼部主事，加封郎中。如其所述之事是事实，此时距建文帝逊国出逃才48年。横县《乐氏族谱》记录有此事。
又据《横州志》载：明正统（公元1436—1449）年间，时建文帝住寺，有扩建，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帝归养西内后，遂不知所终云。”《明史》亦载：建文帝“寿终正寝，死于永安宫，葬于西山，刻碑文为天下大师墓”。此时，与建文帝归朝亦不过80多年。均为明朝当代朝事，王济为朝廷命官，必不敢捏造如此涉及朝廷内幕隐秘的事实。
邓士奇，横州人，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癸酉科举人，解元，邻水知县。乡孝廉邓国材之子。邓国材，士奇父，志载“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进士，海州知州，籍宦归，与客登宝华山，觐寿佛寺，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建朝烟阁，有《朝烟阁记》。”竣工无记，士奇为之作《应天禅寺记》，记文肯定了建文帝隐居应天寺的历史和后人修筑建文帝庙、龙隐殿，并建文帝题字刻匾的经过。
以上记述均在明朝当代，其敢于为建文帝建庙并亲写《应天禅寺记》者，如果不是事实，并经朝廷、州府认可，就算邓国材、邓士奇父子有天大的胆，也不敢无中生有，而建庙作记。以上碑文石刻，除州县志有记外，现应天寺亦留有部分完整碑刻或可辨残碑。
自王、邓的记述之后，从此建文帝隐居宝华山之说便史志不绝。
宝华山的建文帝遗迹传说
建文帝在宝华山隐藏了15年之久，关于他在寺中的记载、传说颇多，为各地传说、传闻之最，亦极具考古价值。下录几则传奇珍闻，亦可作为他隐迹此地的佐证，以供考古、考证者参考。
御题怪匾。建文帝“靖难之役”逊国之后，削发为僧，逃到宝华山应天寺隐居，并担任主持。他感佛祖护佑，题写了应天寺门匾“寿佛禅林”，又题“万山第一”于山门前匾额，题“襌閂煙景”为山门后匾额。他为何题“万山第一”呢？以宝华山之高、寺庙之规模、僧侣之众都不能有此称誉，惟有此山隐藏着古往今来第一位逊国皇帝，堪称“第一”；“閂”字多一横，一为乾为天，亦隐喻“门内有天子”之意。建文帝还写有一副怪联于龙隐殿堂中：“万绿丛中开不国；五云深处隐金龙。”联中“不”，一说读“佛”音，梵文“婆罗门”译音；一说读“天”字，是建文帝故意将“天”一横变竖以暗示“变天”之意来引人关注。应天寺匾额经历数百年，随着寺庙修葺而几经修复。据县中长者说，“万山第一”匾额，行楷、繁体字，为檀香木雕制，长约1.5米、高约0.6米，解放初期“土改”时尚存，其中“萬”字因木质腐朽缺了左下角，“文革”中“破四旧”时失踪。原来寺庙占地2000多平方米，分三进，砖木构造，寺宇轩昂，飞檐画栋，富丽堂皇。寺庙部分于上世纪70年代建南山林场时拆毁。现应天寺尚存庙宇二进、天井、耳房及部分厢廊。传说还写有《寓横州南山寿佛寺》、《北归途次》两首诗。其一：
流落江湖四十秋，归来不觉雪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昭阳殿里雨声愁。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其二：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住团瓢。
南来瘴岭千寻险，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已换衮龙袍。
百官侍从归何处？惟有群鸦早晚朝！
此二诗载《横县志》中，在宝华山应天寺中均有石刻碑记，于“文革”中被毁。
雀狗无踪。建文帝初入应天寺，被安排看管院场晒谷。因山中麻雀成群，常来啄食谷米，一日，群雀集至，建文帝指之题曰：“麻雀雀，飞过南山眼皆盲，远离十里，不得在宝华山内。”又由于龙狗（狼狗）常来偷鸡，亦指之题曰：“龙狗龙狗，快走快走，不得在宝华山内骚扰。”从此，南山（宝华山）地带确无麻雀、龙狗。主持老僧感其口题如仙，疑必现世圣贤，再三礼问，方明其故，乃知是建文皇帝也。南山地区，至今鸟雀稀罕，人们视为神奇之地。
穿督田螺。“穿督田螺”即螺没有尖底，俗称“冇督田螺”。建文帝任寿佛寺住持后，整天忙于寺内事务，一天中午，步入六旺村中见一老妇，正敲破田螺督，洗净壳外田土，准备回厨房去煮。建文帝见此，即口诵“阿弥陀佛”，请老妇不要杀生。并讲明生态环环相扣，少了一样自然就不和谐了。说完便回寿佛寺去了。老妇听从建文帝的善告，随即把督穿了的田螺倒入溪流中，说也奇怪，平时穿了督的田螺是不能生还的，但这些“穿督田螺”入水后，即时爬行，一只都没有死。后来老妇讲给村邻听，村邻们感到好奇，跑到溪外看，确实“穿督田螺”正在水中爬动。老妇对村邻们说，这个和尚定是仙人，快要死的“穿督田螺”都能死而返生，我们要听和尚的话，不能杀生。自此以后寿佛寺周围的溪流、水田、鱼塘中时常发现有“穿督田螺”爬行。目前，这种宝华山上的稀有物种“穿督田螺”还时有发现。
名儒题联。清代“岭南大儒”陈宏谋（广西“三元及第”状元陈继昌祖父）曾撰有一联悬挂于应天寺中，所记述即为建文帝逊国为僧之事。陈宏谋（1696—1771），字汝咨，号榕门，广西临桂县四塘乡横山人。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举进士第，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次年散馆，授翰林院检讨职；两年后改任吏部郎中。曾任陕西、江西、湖北、河南、福建、湖南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是明清两代广西籍任职最高、封疆大吏中最贤、任官最多、任职时间最长的文化名人。他的记录应是相当可信的。联曰：
僧为帝，帝亦为僧，一再传，衣钵相沿，回头可证；
侄扶叔，叔不扶侄，三百载，江山如故，转眼皆空。
此联为龙隐殿柱联，为陈宏谋游宝华山应天寺时题写，木刻悬挂殿柱，“文革”时被毁。
此外，还有“佛护建文帝”、“圣种白毛茶”、“圣种红腰米”、“建文帝玉印避追捕”等诸多传说，传说均见于《横县志》及应天寺碑记石刻中。
大地理学家徐霞客的“认证”
建文帝隐藏宝华山，有无可靠证据？明朝大地理学家徐宏祖（字霞客）对此作了记载。他漫游考察了大半个中国，他的地理考察的大致线路几乎是在追寻建文帝藏逃的线路。而其对建文帝出逃的说法，持的是相信的态度。
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徐霞客游览北流勾漏洞等地后，是年八月十五中秋节来到横县宝华山，入住宝华寺。他在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中，认为宝华山曾是建文帝“遁迹之地”，并记载了杨姓里人准备砖木建筑“建文帝庙”的见闻。《徐霞客游记》“卷三下，西南游日记四（广西）”如此记述：
“……南十五里曰宝华，在城东南隅……其寺西向，寺门颇整，题额曰：‘万山第一。字甚古劲，初望之，余忆为建文君旧题，及趋视之，乃万历末年里人施怡所立……寺后岗上，见积砖累累，还问之，僧曰：‘此里人杨姓者，将建建文帝庙，故庀材以待耳。……”
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卷五上，西南游日记七（贵州）”中也记载有建文帝曾在贵州白云山修行时遗留的遗迹：
“……有巨杉二株，爽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为火伤其顶，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折而西半里，为白云寺，则建文君所开山也；前后架阁两重。有泉一坎，在后阁前槛下，是为跪勺泉。下北通阁下石窍，不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故名曰‘跪，乃神龙所供建文君者……”
徐霞客是中国一位严谨的地理大家，所记均为实地考察并从史志中订证，其著作享有崇高声誉。同时他又是明朝当代人，他的此说，确认“宝华山有寿佛寺，乃建文君遁迹之地。”自然不是虚妄之语。
扑朔迷离的“阖宫自焚”之谜
500多年来，各种正史、野史及名人笔记对于建文帝是否“逊国出逃”有不同的说法，综合起来有四种：一是说建文帝在南京“阖宫自焚”而死；二是说建文帝自火中逃出，改扮僧人，在从亡诸臣护随之下，流浪各地，晚年到了北京，被迎入皇宫，以寿终。三是说建文帝逃出后，踪迹不明。四是认为自焚而死和改扮僧人浪游各地两说都没有确凿可信的证据，因而主张两说并存。建文帝的生死之谜，成了扑朔迷离的历史之谜……
祸起萧墙的“建文削藩”
建文帝是否真的出逃，又是如何出逃的？这是个扑朔迷离的历史谜案，须从他登基后的“削藩”说起。
大明王朝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建立后，经过25年的“以猛治国”，励精图治，政权已经相当巩固。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在明太祖66岁的时候，皇太子朱标病逝，朱元璋本想把帝位传给跟随自己南征北战、战功卓著的四皇子朱棣，但碍于“传嫡立长”的封建礼制，在与朝中大臣几经权衡之后，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以长孙的地位被立为“皇太孙”，作为“储君”成为皇帝的继承人。这时，分封在全国各地的诸王都是朱允炆的叔父，看着皇位要落在侄子手里，很不服气，纷纷暗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窥觑帝位。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71岁的朱元璋驾崩，生性“仁明孝友”的朱允炆，21岁就被推上了权力巅峰，承继了祖父的天下，改年号为“建文”。奉诏登基的朱允炆自度有恃无恐，听取大臣的建议，没有准许各地的皇叔回京奔丧，皇叔们怏怏不乐。驻守在北京的燕王朱棣认为建文帝有心离异皇室骨肉，未能让自己尽儿子之孝为明太祖守灵，心里更加愤怒。
建文帝登基前就深感皇叔们位高权重，登基后首当其冲的任务便是“削藩”，剥夺拥兵自重的叔父们的权力。在一次金殿议事中，军前都督府左断事高巍主张效仿汉代“推恩”的办法曲线“削藩”，把藩王的权力分封给所有子孙，但不仅仅是嫡长子一人，而且应当异地分封。这样，藩王的权力就会逐渐削弱。户部侍郎卓敬上书建文帝，建议将燕王迁封到南昌，既维护了亲情，又削弱了他的力量。兵部尚书齐泰请旨主张“擒贼先擒王”，只要先铲除了燕王，其他诸王就无力反抗了。翰林学士黄子澄认为燕王实力太强，应先削弱周、齐、代诸王，去了燕王的羽翼，伺机再削燕王。当时，秦王、晋王都已死去，实力最雄厚的是燕王朱棣，对朝廷威胁最大。
斟酌再三，建文帝接受兵部尚书齐泰、太常黄子澄的“削藩”建议，先后废周王、岷王、齐王、代王为庶人，进而下令“不准亲王节制文武吏士”，削夺诸兵政两权。削除内地诸王之后，开始把矛头指向镇守北边拥有重兵的燕王。
金殿议事后的次日，建文帝密令曹国公李景隆以北上备边的名义，兵袭开封，趁周王朱柿毫无准备之际突然发难，声称周王次子告发他有“异谋”，将其抓捕，押至京师。之后，又闪电般地废了湘、齐、代、岷等内地四王，矛头直指燕王朱棣。
可惜雷厉风行、锐意“削藩”的建文帝并未意识到，这一系列行动已经打草惊蛇，燕王朱棣正蓄势待发，一场大战早已如箭在弦。
不久，建文帝又命心腹谢贵担任北平都指挥使，控制军队；之后，又命张昺为北平布政使，掌握行政大权；同时，将燕王府护卫精锐调往开平，又命宋忠率军3万驻守开平。另外，密令驻守山海关、临清的明军协防，对燕王形成铁壁合围之势。此时，建文帝认为已经布好了天罗地网，擒拿朱棣好比是瓮中捉鳖，便欲以威势逼迫朱棣俯首就范。
重兵包围下的北平（今北京）形势岌岌可危，但朱棣并没有坐以待毙。他早已私下招募了800名壮士，并暗中在府里打造兵器。但这些迹象为什么没有被建文帝察觉呢？原来，朱棣的这些行动做得极为诡秘，他在王宫后苑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地下室，四周垒了高大的围墙，围墙下埋着缸瓮，以防打造兵器的声音传至外面；又养了许多鸭和鹅，用鸭鹅的叫声掩饰打造兵器和士兵操练的声音。不料，燕王府护卫邓庸正巧赴南京公干，被大臣齐泰逮捕入狱，大刑之下，供认出燕王准备举兵的图谋。
建文帝闻报大惊，密令张昺、谢贵火速捉拿燕王府官属，伺机逮捕朱棣。形势十万火急，朱棣一面即命张玉、朱能率仅有的800壮士入卫燕王府，一面佯装突然发疯，在大庭广众之下乱跑、乱喊，有时甚至躺在大街上昏睡，此“假痴不颠”之计竟然骗过了建文帝派往北平的锦衣卫，让建文帝信以为真。此时朱能献计：擒贼先擒王，只要抓住张昺、谢贵，其他人就好办了。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五日，在姚广孝等人的劝说下，朱棣决定以“清君侧”为名举兵造反。他先命壮士埋伏在端礼门两侧，然后派人持帖邀请张、谢二人。张、谢怀疑其中有诈，不肯前往燕王府。朱棣又命人拿着建文帝要抓捕的官属名单呈送，张、谢一见，不再疑惑。
不料，张、谢的随从一到燕王府，就被拦截在大门外。此时，朱棣拄着拐杖在院中坐着，谈笑风生，设宴行酒。他拿起一块西瓜，放在嘴边，欲言又止，对张、谢说：“平民百姓、兄弟宗族之间，还知道互相体恤。我身为天子近亲，却朝不保夕。既然如此，天下还有什么事做不得呢？”说罢，愤怒地将西瓜摔到地上，埋伏好的勇士见到暗号，一拥而上将张昺、谢贵生擒。朱棣随即宣布起兵“清君侧”，长达4年的叔侄争夺皇权的战争终于拉开了序幕。
七月五日，燕王朱棣以讨齐、黄为名，在北平起兵反叛，号称“靖难之师”。燕军举事后，控制了北平，招募旧部将士，又招降了部分通州守军，拥兵逾万，并一举打败了驻守开平的宋忠，声威由此大振。
八月，建文帝命老将耿炳文率兵13万征讨燕王。此时，耿炳文已65岁了。耿炳文驻军真定，派前锋900人据守雄县。八月十日夜，守城士兵饮酒赏月，放松了警惕，不料燕军前来偷袭。守军发现时，燕兵已攀上了城墙。守军仓促应战，猝不及防，次日破晓时分，雄县失守。
距离雄县25公里的莫州，有潘忠、杨松率军驻守。朱棣料定此二人会前来增援，即命千余兵士埋伏于雄县与莫州之间的月漾桥下。潘忠前来救援时，发觉雄县已失守，刚想退回莫州，不料燕兵从水中冒出来，占据了月漾桥。前后夹击，南军大败，俘虏中有一名将领，名叫张保，自愿效力于燕王，并将南军情况据实禀告了朱棣。
此时，耿炳文手下的南军尚有10万，驻兵于真定，分为两营，列于河两岸，互为犄角。朱棣当下命张保回到耿炳文帐下，声称并未被虏，而是拼死杀回，并已探知燕军即刻将来攻营。燕军将领不明白燕王的韬略，认为南军兵多，宜突然袭击，而此时攻击的风声已暴露，耿炳文有了警惕。
原来，燕王另有谋略。他想，耿炳文知晓燕军要攻营，担心燕军气盛，必然合兵一处，而这正好是燕军进击的好机会。果然，耿炳文中计，下令移营合兵。朱棣闻讯率军猛攻，南军仓促应战，终不敌燕军铁骑，旋即退守真定城中，不再出战。
真定一战，南军损失数万人马，但主力尚存。燕王认为耿炳文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固守真定，不好对付，于是下令退回北平。建文帝在南京听到战况，很不满意，即命李景隆到军中接替耿炳文，意欲从速歼灭燕王。
临阵换将本是兵法大忌，何况以弱换强呢？原来李景隆是朱元璋外甥李文忠的长子，承袭曹国公，长得高大威猛、仪表堂堂，喜读兵书，却缺乏实战经验，是一个纸上谈兵的纨绔子弟。
李景隆接掌帅印后，立即改变耿炳文固守真定的策略，兵分三路，直扑北平。朱棣外出求援，北平守备空虚。南军一度从彰义门攻入北平，但李景隆担心孤军深入，遭受伏击，命令前军等待大队人马增援，结果贻误了战机。
燕王世子朱高炽率城中老弱残兵坚守北平，面对李景隆的数10万大军沉着死守。燕王妃徐氏为开国名将徐达长女，颇有谋略，亲率妇女登城，投掷石块，助守城门；又吩咐守军以水泼城，一夜成冰，第二天彰义门成为“冰城”，再也难以攀爬了。
十一月，燕王收编了宁王的部队，特别是有能征惯战的朵颜三卫骑兵前来助战，实力大增。燕王又派朵颜三卫猛冲南军，李景隆派陈晖率1万骑兵东行，寻找战机迎击燕军，不料却与燕军岔开，未曾相遇。等到陈晖发现燕军动向准备迎击时，却被朱棣发觉，燕军精骑横扫而来，南军一触击溃，陈晖只身逃回大军营帐。朵颜骑兵锐不可挡，疾风暴雨般连破南军7座营寨。
李景隆出师不利，决心整顿军马，在郑村坝与燕军决一死战。郑村坝一战，南、北两军数十万军队从中午一直打到晚上，尸横遍野，十分惨烈。朱棣趁着天黑，派精锐奇兵左右冲杀，搅乱南军阵营，然后燕军主力正面猛攻，逐渐占据上风。当日双方未分胜负，各自鸣金收兵回营。
书生气十足的李景隆实在不能担当大任，初战不利便感到难以取胜，连夜拔营南遁。仓皇之中，竟忘了通知正在猛攻北平九门的将士，故而使攻击九门的将士失去掩护。两天后，北平之围化解。
郑村坝一战，朱棣不仅解了北平之围，而且改变了南、北两军的军事力量对比。当初锐意“削藩”的建文帝骤然变得软弱萎缩，竟然后悔听信几个书生的建议，对燕王贸然用兵。为了讨好燕王，建文帝下令罢去主战的齐泰、黄子澄的官职，迫切希望燕王见状能够罢兵息战。
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二月，李景隆写了一封信，公然请求燕王息兵。燕王置之不理，率军攻打大同，李景隆急忙驰援大同，朱棣不与决战，却由居庸关退回北平。李景隆奔波一场，劳而无功。当时，天气寒冷，南军衣衫单薄，许多士兵被冻伤，战斗力大减。
四月初一日，李景隆誓师于德州，号称“百万大军”，大举北伐。南、北两军在白沟河摆开阵势，又一场恶战开始。南军将领中的瞿能父子骁勇异常，所向披靡，先射杀了朱棣的坐骑，又猛冲上来。朱棣见大势不妙，拨马逃到河堤上，瞿能父子紧追不放。朱棣立马于堤上，用马鞭招呼后面的部属，瞿能以为南军主力就在堤下，不敢再继续追击。此时，一股大风将南军大旗刮倒，顿时南军阵营乱作一团。燕王一看，机不可失，率军回马杀来，南军再次溃败。
军事上的接连失败，使建文帝明白，李景隆乃是纸上谈兵的赵括，夸夸其谈，平庸无能，转而起用保卫济南的功臣盛庸为大将。盛庸果然不负建文帝的期望，在东昌大败燕军，但却终究难以改变南、北两军的实力对比。燕王转守为攻，挥师南下，势如破竹。
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十三日，燕军兵临南京城下。曹国公李景隆和谷王朱橞打开金川门迎降，朱棣旋即占领京都（今南京），取得了“靖难之役”的胜利。
城破之时，御史连楹假称拜降燕王，靠近马前行刺未遂，被朱棣杀死。朱允炆闻报，叹息道：“如此忠臣，我却不予重用，这是朕的过错，悔之不及，朕还不如一死以殉社稷吧！”下令放火焚烧宫殿，大明宫随即火光冲天。
建文帝兵败焚宫，自此下落不明。
《明史》中“阖宫自焚”的谎言
对于建文帝城破后的下落，正史《明史》及明朝《太宗实录》说他“阖宫自焚”而死，还“以天子礼”举葬了的。但何以民间传说纷纷，说建文帝从秘道逃出，改扮僧人，在从亡诸臣护随之下，流浪各地呢？据众多后世方志及名人记载，“阖宫自焚”之说，纯属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隐瞒真相的欺世谎言。
“阖宫自焚”一说，最先出自以叔夺侄帝位的明成祖朱棣。朱棣（1360—1424），明朝的第三位皇帝，也是一位较有作为的皇帝，在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以“永乐”为年号，史称“永乐帝”；驾崩后，初时庙号“太宗”，嘉靖帝时改庙号“成祖”，故又称“明太宗”、“明成祖”。朱棣在登位后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上说：“不期建文为权奸逼胁，阖宫自焚。”从此“阖宫自焚”之说在正史中成了定论。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朱棣驾崩，传位仁宗朱高炽（洪熙帝），不一年驾崩；仁宗传位宣宗朱瞻基（宣德帝），开始编纂记载明成祖（明太宗）朱棣一朝史事的《太宗实录》，这个说法有了发展。《太宗实录》卷九载：阖宫自焚时，“上(成祖)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向上……壬申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停止朝见群臣)三日。”
此“自焚”之说，是显然有漏洞的：（一）“备礼葬建文君”，但建文帝究竟葬在哪里？有无陵园？至今无人知晓。《明史·王景传》中载：“时建文君未葬，上(成祖)询景葬礼，景对以天子礼，上然(同意)其言。”后来的成祖陵墓碑文上也说，对建文帝“备天子礼殓葬”。但为什么两者对陵园所在地都避而不谈呢？直到明末崇祯年间，有人上疏，请祭祀建文君，崇祯帝说：“建文无陵，从何处祭？”可见正史所说的“以天子礼”葬建文帝，纯是虚构。清代学者朱彝尊也指出“礼葬建文之说不可信”。（二）所谓“遣官致祭，辍朝三日”，是朝廷对王公以下大臣丧葬事的礼制，怎能说是“备天子礼”呢？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三）《皇明通纪》载：“宫中火起，皇后马氏亦赴火死。”及至朱棣为了追究建文帝和马皇后的下落，刑讯平日接近建文帝的太监和宫人时，这些人都说火中的尸首是马皇后。到清朝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清高宗下诏把《明史·本纪》加以考核添修、另行补纂之后，关于建文帝“阖宫自焚”部分，改作：“（朱）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言帝尸。越八月壬申，用学士王景言，备礼葬之。”这是清修《明史》的最后定本。这就说明了建文帝实在并非烧死。（四）如果朱棣确认建文帝已烧死，为什么还要密旨让亲信大臣胡淡（又名胡濙）遍行天下，寻访建文帝，前后两次，历时共17年；又派亲信太监郑和等人率领庞大的船队，到海外诸国寻访建文帝，前后7次，历时共20多年之久呢？
明清两代朝廷和史官对于建文帝的下落，先说是已经烧死，后又加以否定，其实都是为了适应各自的政治需要：
其一，朱棣入南京时，是知道建文帝未死的。《明史·胡淡传》载：
“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指成祖）疑之。(永乐)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至是疑始释。”
朱棣却为何公开宣布建文帝“自焚”而死呢？这是政治需要。因为如果宣布建文帝逃亡在外，那么国君尚在，又无显著的失德，他以什么理由来继位登基呢？说建文帝烧死了，他就可以用太祖嫡子的身份和以接受群臣拥戴、劝进为理由而取得皇位了。而且，宣布建文帝已经烧死了，如果建文帝在外招集旧臣，重新组织武力来复国复位，就可以“坐以假冒故君之罪”，明令加以剿灭。这岂不是“一举两得”？
其二，清康熙年间修《明史》定稿的时候，正是举国纷传“朱三太子”出现之日。康熙帝明知这个“朱三太子”就是明代末帝崇祯帝的儿子，却诬以“假冒之罪”，而把他杀掉。因为那时人心还是反清思明，明朝遗臣还有不少人从事反清复明活动，杀了“朱三太子”可以断绝明朝臣民思明之念，有助于消灭反清力量。所以清朝史官在修《明史》时，就要把建文帝的归宿写成“阖宫自焚”，借以说明失国的君主及其子孙不可能隐伏于民间这一道理，为“朱三太子”之伪作佐证。但到了乾隆帝时，清朝的统治已经相当巩固，明室后裔和汉族人民起来反清的可能性已经不大，所以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修改《明史·本纪》，就根据事实，改为死于火中的是马皇后而不是建文帝。
而建文帝出逃之说并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清乾隆朝官修《明史》是持之有据的：一是，明万历年间印行的史彬《致身录》和程济《从亡日记》说，建文帝自火中逃出，改扮僧人，在从亡诸臣护随之下流落各地，同时从亡护随建文帝浪迹东南、西南各省的有旧臣程济、史彬等多人。建文帝在流亡39年之后，为地方官发现踪迹，逮解到北京，被迎接入西宫内居住，以寿终。因史、程二人是从亡旧臣，所载者皆经历见闻，故此说一时颇为流行。二是，明朝末年文学家钱谦益作《致身录考》和《书致身录考后》两文，举出事实，驳此两书，提出“十不可信”，断定是后人虚构的伪作。钱氏之说有理有据，为明末大学者黄宗羲和大多数史学家所接受。但钱氏亦认为，建文帝出亡为僧，云游各地，乃是事实。
钱氏所撰《建文帝谱序》有一段话，很重要，也很值得玩味。序文说：以成祖的圣明，他明知建文帝不是焚死，而是偕同一些旧臣流亡在外，时而在贵州，时而在两湖等地。胡淡访寻张邋遢，是以访仙人为名，虚幻其词，使建文帝稍觉宽心；郑和下西洋，舍近而求远，是故意把目标指向海外，让建文帝可以减少忧虑。僧官溥洽为建文帝改换僧装，并作法诅咒成祖，其罪状百倍于方孝孺和黄子澄(两人都曾建议剪除朱棣)，可是成祖因听了姚广孝的意见，不仅赦罪释放，还任命他为主管僧众的官吏。成祖之所以宽容溥洽，并让中外都知道此事，是想慰藉建文帝，使他可以安心终老。
钱氏的分析论断，前者有一定的道理，后者则不可信。已故史学家孟森先生亦认为，建文帝出亡为僧以及溥洽替他改扮僧人都是事实，“惟士大夫所传有首尾之记录，则无一可信者”。
对于建文帝的外逃，除了上述《明史·胡淡传》载录外，还有李贤撰写《胡淡墓碑》载：
“丁亥命公(胡濙)巡。游天下，以访异人为名……癸卯，自均襄还朝……公驰谒行在所。上(成祖)卧不出，闻公至，喜而起，且慰劳之，赐坐与语，上欣然纳之，向所疑虑者至是尽释。”
李贤与胡淡（胡濙）是同僚，交情很深；李贤的话是可信的，也是大有文章的。按情理推断，胡淡所报告的，恐怕不是查明建文帝已逝世这一类的话(如果是报告死讯，何须谈至四更呢)，而可能是将建文帝甘愿让位退隐，不再有其他念头的一番心事向成祖尽情倾诉，使成祖过去的疑虑为之尽释。胡淡也可能建议对建文帝采取宽容放任政策，但成祖未必采纳。据史载，当日燕王朱棣在南京城中，只找到马皇后与文奎及殉节太监的尸体，并捕获到建文帝两岁的次子朱文圭，即将其贬为庶人，史称“建庶人”。“建庶人”被朱棣幽禁于广安宫中，直到明英宗天顺年间（公元1457年）才在大臣的劝谏下释放出来，其时已经57岁，因一直被关在宫中，出来时连牛马都分辨不清。这就说明，朱棣早知建文帝行踪去向是真，但不加追究，以慰藉让其安心终老之说却不成立：建文帝幼子尚不放过，他会放过建文帝本人？
以上说明，“阖宫自焚”之说纯属谎言，建文帝确实出逃了，而且是带着朱棣寝食不安的“心病”出逃的。
建文帝是如何在重围中逃出的
永乐帝朱棣自从入主南京大明宫开始，对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建文帝，心头始终有着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并成为他心头的一块隐隐作痛的“心病”。他数下密旨，不停地派遣密使与锦衣卫四出苦苦追寻建文帝，22年从未停止过。堪称一代英主的永乐皇帝，难道仅仅是怕建文帝东山再起，卷土重来？还是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秘目的？
原因还得从建文帝焚宫出逃说起。综合各种史籍载录，经过大至如此：当日燕王大军直逼京师，建文帝登城瞭望，见燕军兵临城下，火光冲天，燕王的号角响彻云霄。建文帝大吃一惊，对身边的臣僚说：“燕军声势浩大，将士剽悍，怪不得我军惨败了。”
跟随建文帝左右的编修大臣方孝孺说：“燕王士气旺盛，似不可敌，但我方如令城外城内百姓拆去房屋，搬运木料进城守御，一面即颁诏书，召集四方举兵勤王，就不怕他了。”
建文帝心地善良，不忍伤害百姓，大哭道：“昔日太祖举兵只是为了平定天下，拯救百姓于危难之中，今朕又岂能复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朕不曾负燕王，他却如此相逼，承祖宗重托，朕不能承重，今日只有以身殉国了。”说毕，就要拔剑自刎，内阁学士宋景忙拦住说：“陛下，不可如是，不可如是。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天无绝人之路，我们不妨走为上策。”
建文帝说：“宋卿说得轻松，如今燕军重重包围似铁桶一般，怕是插翅也难逃啊！”
这时，建文帝的爱妃刘妃从后宫出来，叫侍卫找顾命大臣、兵部尚书齐泰出殿耳语数言。齐泰即急促入殿奏道：“陛下，昔日太祖临终前说，他曾把一铁匣子藏在谨身殿后，并嘱咐内务总管把守，若子孙有患难危急之时，可打开。莫非里面有绝妙之计策？如今城破难免，危难在前，陛下何不拿来打开看看？”
建文帝听了，猛然醒起此事，太祖在世之时，确有如此交待。急命内务总管将铁匣子取来打开，只见里面有一包裹。打开包裹，里面却是两套僧衣僧帽、两张度牒、十锭银子、一把剃刀、一张标有全国寺院的地图。地图背面上写着两行字：游僧两名，应文应云；白银十两，速出鬼门。建文帝看见，叹息道：“朕年号建文，牒上名叫应文，是大数已定，明明是叫朕出家了。但不知应云是谁？”这时建文帝的刘爱妃走过来，听见建文帝的话，忙跪下道：“臣妾名秋云，正是应云了，臣妾就陪陛下出家吧。”建文帝闻言不禁暗暗称奇，呆了半晌。即命内监为自己和秋云落发，换了装束，众臣和太监、宫女见建文帝要出走，便一齐伏地痛哭。
这时建文帝的马皇后牵着皇太子文奎出来，拉着建文帝的手递上“传国玉玺”说：“愿陛下云游四方保平安，此玉玺在手，尚有复国之望。妾无什物相送，只有一《千金妙方》请陛下拿着，日后或是有用得着的时候。陛下请快快走吧！”说完，点着身边细软衣物，瞬时间宫中大火烧起，马皇后纵身跃进火海，那7岁皇太子文奎拜过父皇，也跳入火海去了。在场的心腹内官和太监宫女，目睹此悲壮场面无不落泪，有的也随之纵身火海尽忠去了。
建文帝见景，悲叹数声，带着“传国玉玺”与《千金妙方》，与几位大臣按五行八卦找到鬼门方位，果然找到一条秘密地道。钻入秘道逃出鬼门，外面已是长江边，一条小船早在那里等着，船中一位道士名叫王升，叩头拜见了建文帝，说：“臣昨夜梦中见到了太祖，托臣来此接驾。”建文帝想，必是太祖皇帝早就安排好了。于是，登上小船，迅速消失在烟波浩淼的长江之中。
从此，千百年来的帝王信物——“传国玉玺”便随同建文帝一起踏上浪迹江河湖海的坎坷之旅。
永乐帝苦苦追寻建文帝的真相
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说，建文帝兵败后为逃脱追捕，“逊国为僧，云游四海”，曾“西游重庆，东到天台，转入祥符，侨居西粤，中间结庵于白龙，题诗于罗永，两入荆楚之乡，三幸史彬之第”。永乐帝派出官员、大监和锦衣卫到处追寻而未得，所为何因，说法不一；建文帝隐藏何处，同样难寻其踪。为何朱棣登基之后的20多年间，一直苦苦追寻建文帝的下落？……
“传国玉玺”的失踪
建文帝出逃是否真的带走了“传国玉玺”？永乐皇帝朱棣是否早就知晓此事？
明末清初大学者钱谦益所撰《建文帝谱序》认为：以成祖的圣明，他明知建文帝不是焚死，而是偕同一些旧臣流亡在外，时而在贵州、时而在两湖等地。胡淡访寻张邋遢，是以访仙人为名，虚幻其词，使建文帝稍觉宽心；郑和下西洋，舍近而求远，是故意把目标指向海外，让建文帝可以减少忧虑。
还有孙林等论者认为：如果成祖下决心要将建文帝和从亡诸臣缉拿解京处理，是不难达到目的，但是解京以后很难处理——既不敢加以杀害，又难以找到什么理由声讨其罪状，而加以惩处。而且建文帝失国日久，“主君已老，从者凋零”，不可能效少康之一旅中兴了，成祖又何须付此巨大的政治代价呢。所以成祖对待逃亡的建文帝，很可能采取既放任(听其自由来往各地)又暗中加以监视的政策。胡淡应是执行这政策的主要人物。
但根据笔者研究发现，永乐帝早知建文逃跑是真的，但放纵任其逍遥在外之说却很难成立。如果朱棣确认建文帝已无反意，而愿意“卧榻之侧容人酣睡”，为何他要向天下寺院颁布《僧道度牒疏》，将所有僧人名册重新整理，对僧人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调查？据《明史·郑和传》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
朱棣为什么还要派亲信大臣胡淡遍行天下，寻访建文帝，前后两次历时共17年；又为何屡派亲信太监郑和等人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实际为南洋）”去寻访建文帝，前后7次，历时共20多年之久呢？据《明史》载录，郑和每一次“下西洋”都是奉了朱棣的“密旨”的。朱棣如此不厌其烦地派遣郑和到南洋各地去，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压根儿没找着建文帝。这位逊国之君让他心中惶惑、难以安寝的是一个只能秘而不宣的宫廷隐秘：建文帝逃出皇宫时带走了“传国玉玺”。
这“传国玉玺”是皇权的象征和信物，每逢改朝换代，帝位更迭，最重要的就是拿到这个“国玺”，拥有这“国玺”，即为“天命所归”、“祥瑞之兆”，否则就是篡国“伪朝”，人人可讨伐之。强大的燕军攻取南京城，朱棣夺了帝位，废除了建文年号将其改为洪武纪元，又大量任用建文旧臣，励精图治，天下日渐归心，政权日益巩固，并不担心建文帝的复辟，但始终觉得“传国玉玺”不到手，会在后世留下“叔夺侄帝位”的骂名，也无疑给自己当初所谓替侄儿“清君侧”而起兵“靖难”一记极不光彩的响亮耳光！如果“传国玉玺”在手，则可作为建文帝“禅让”帝位的见证，证明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以掩封天下“非议”之口。
这枚“传国玉玺”，即是以天下闻名的“和氏璧”雕刻而成的镇国之宝。当年秦始皇灭掉六国，将天下宝藏拥为己有，他从赵国降王那里得到了“和氏璧”，命丞相李斯用秦国小篆镌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作为“传国玉玺”，即司马迁《史记》所说的“天下所共传宝也”。据《史记》记载，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便制造了御玺，称“天子玺”，刘邦灭秦得天下后，子婴将御玺献给了刘邦，御玺成为“汉传国宝”。以后历朝历代，承袭帝位的君主均以此为国家的皇权信物，天下公认正统的皇权均“以此为证”。据历史记载，此“玉玺重一百二十两，各方四寸，面厚一寸二，螭龙钮，高一寸，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建文帝逃出皇宫时拿了此帝王信物，将其带走藏匿，“传国玉玺”从此失踪。
失踪“国玺”的最初泄露
建文帝是否真的带走此国玺了呢？藤县一带有关建文帝下落、解缙之死及“传国玉玺”隐现龙凤村的传说，可作为这段失落历史的一个佐证，或许可以解开这个历史谜团。
相传，明代旷世大才子解缙，本是永乐宠爱大臣，任翰林大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明太祖朱元璋因“胡惟庸谋逆案”大肆杀戮功臣并废除丞相制，右春坊大学士实际上相当于右丞相职），因介入“皇储之争”而被罢黜出朝廷，放任广西布政司右参议（副布政使）。时值安南反叛（安南，古为中国交州、交趾郡地，在今越南北部，北宋初年建立“安南国”，为宋朝属国，此后自北宋至清末，时而反叛时而朝贡，交趾、安南交相使用，时称“交趾”，时称“安南”），于是解缙又被放逐到边远的广西边陲任安南解饷，从广东高州押运粮饷至安南河内，往返均途经北流河中游的窦家驿。此驿是位于藤县西南40公里，水程60公里的北流河中游，是一所官驿、兵驿、商驿三位一体的驿所。
他来到窦家寨驻留闲游时，在通济寺的通济桥江边，遇到了两位青年僧侣。僧侣虽经过化装，但他还是一眼看出此二人身份。一位正是逊国出逃的明朝第二任皇帝建文帝朱允炆，一位是他的妃子秋云。秋云姓刘，是大明开国功臣、第一谋士“诚意伯”刘伯温的孙女，得其祖父教诲，聪慧而有谋略，被选入宫为皇太孙妃。
原来，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传位给孙子朱允炆，是为建文帝。但诸皇叔不服，以四皇叔燕王朱棣为首发动了“靖难之役”，燕军南下，势如破竹，不久就包围了京城。见燕王大军兵临南京城下，危城将破，秋云想起祖父刘伯温的嘱咐，要她危难时提醒皇太子朱允炆，取出爷爷明太祖朱元璋预先留下的铁匣。这是刘伯温当年推算袁天罡、李淳风《推背图》，演绎《烧饼歌》与太祖朱元璋作“帝师问答”预言时知道的大明朝廷有此劫难因果，于是朱元璋即备好铁匣，内装僧服两套与度牒等物。二人化装逃出皇宫，一路南逃下来。东躲西藏，几年之后到了远离京城、偏在南方僻野的窦家驿寨，见此地奇特，正如他在皇宫文渊阁读到的秘笈所录，窦家山水有帝王之气，于是，将怀孕的爱妾秋云安置在驿所对东面的凤凰山下村中居住，现已生了二子。他自己就以僧人身份堪踏龙脉，在山水间行走。此次回来是探望妻儿，为掩人耳目，二人作僧侣打扮，相约于通济寺前的通济桥江边见面。
当日建文帝逃出皇宫时，带走了“传国玉玺”，以图复辟。所以，永乐皇帝四处派人追寻建文帝，并非要追杀他，而是要追找回“传国玉玺”。解缙在朝中是朱棣的宠臣，自是知道永乐帝要追寻建文帝的真正目的。
此时奇遇，解缙本可以此邀功请赏。但想当初，明太祖朱元璋驾崩时，他因感激朱元璋的知遇之恩，而“违制入朝吊祭先帝”，被奸臣谗言而流放三千里到甘州的辽河卫所当役卒；重病垂危奄奄待毙之时，得建文帝敕免将他召回朝廷，只是建文帝还未来得及起用他便被夺去了皇位。所以，此时他见到建文帝，大惊之余，找了个僻静处，问明缘由。建文帝哭着诉说出逃始末，哀求解缙不要泄露其行踪。解缙自知藏匿不报是“欺君之罪”，是要被诛杀九族的，但想到曾得建文帝敕命回京，让他起死回生，于是便请求建文帝速速离开此地，隐没行藏。
解缙放走建文帝后不久，酒后无意中和一起在安南平叛的好友王偁谈起此事。后来，待到解、王二人皆被系入锦衣卫狱后，王偁被酷刑拷问，逼熬不过，向锦衣卫指挥使纪纲说出了此惊天动地的秘密。
永乐皇帝闻报，龙颜震怒，以为“欺君大罪”，由此恨极解缙，即让纪纲将解、王二人秘密处死于狱中。纪纲别出心裁，用美酒招待解缙，不停地劝酒把解缙灌醉，然后将他掩埋于雪地里致死。
朱棣自从闻听建文帝南逃的消息后，据此猜测建文帝可能从北流河而上，出钦州、廉州而下南洋，便暗下“密旨”，一路由亲信太监郑和下西洋（南洋）各处去寻找，前后7次，历时20多年。郑和所到之处，都是以瓷器、文物为交换，以期从中寻找到“传国玉玺”。另一路由亲信大臣胡淡（胡濙）遍行天下，寻访建文帝，前后两次，历时共17年之久，目的并非追寻建文帝本人，而是寻回“传国玉玺”。
这个传说在道家村流传了数百年。至于解缙的真实死因，由于涉及宫廷隐秘及永乐皇帝朱棣的忌讳，史书不敢记录，所以至今仍然众说纷纭。
“传国玉玺”昙花一现
根据《明史》与明人笔记的相关载录，建文帝出逃的传说和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传国玉玺”的传说，是有根据的。因为这个“传国玉玺”后来还在南方出现过。
明朝到了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六月，自浔州府（今桂平市）辖下武靖州（大藤峡到金田一带）的瑶族首领侯大苟（朝廷称之侯大狗）起义被左副都御史韩雍围剿溃散后，其党羽四散潜藏，伺机再起。有一党羽王先五潜到藤县罗山营辖区的六万山、七万山诸瑶壮杂居地，挑动民众反叛，随者甚众。
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王先五叛军被官府派都指挥李天禄、指挥佥事程鸿猷合兵围剿，叛军依凭深山险岭抗衡官军，两年间官兵屡屡征剿失利受挫，贼势日大，李、程两人被削职下狱。梧州知府凌嗣音听从藤县知县梁炅奏请，抽调船兵数营千余人由指挥李元勋、副指挥浔州人李圭及把总于中标率领，分18个分队进剿，至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将罗万山（今称罗漫山）贼窠击破。王先五躲过官军搜捕，又带着亲随潜逃到象棋的六伏（鹿伏）山区，收罗溃散贼从，继续与官军对抗。因为六伏山区人烟稀少，地形复杂，官军一时也奈何不得。于是官军移兵至窦家寨，驻扎窦家巡检司衙门理事。
两年后的阳春三月，藤县三十都（现象棋镇）龙凤村有位朱烘，排行第七，是水上商家，自幼跟随父祖从北流河、思罗江两岸收购生猪贩运到梧州、广州等地去卖，行船于珠江、西江、北流河上下。他为人豪爽侠义，又自幼闯荡江湖，结交了一批江湖好汉，当中有一位是同籍藤县四十三都白马汛莲塘村的袁子鹏。袁子鹏祖籍广东东莞县石碣村，与朱烘同年，朱烘父亲在跑江途中与袁子鹏父亲袁西堂结识。
袁西堂为人慷慨大方，交游广泛，精于风水堪舆之术，后携家人在白马莲塘村建房定居，继续跑江做贩运木材生意。因见朱烘父亲忠厚尚义，又见朱烘仪表不俗，便让袁子鹏和朱烘结为“老同”（同年，又叫“老庚”）。由此袁子鹏、朱烘二人在江河上下走动，相互照应。因朱烘贩猪为业，所以人称“朱笼七”。
一天，朱烘带着妻妾老小来到窦家圩，不料窦家巡检司指挥李元勋与侄子副将李如玉等巡查江边过埠商船，李如玉看见朱烘的小妾漂亮貌美，又恰好朱烘上岸洽谈生意去了，便强行将其小妾掳过船去奸污。
朱烘是一位江湖侠士，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污辱？他先将家小送往亲戚家安置，夜里约了几位江湖朋友潜入窦家司衙将李元勋、李如玉砍成重伤。遭到官兵搜捕追杀的朱烘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便化名朱龙出（传说或为“朱龙七”），潜往六伏山王先五寨中，共谋反叛。王先五早闻江湖中传说朱龙出侠名，如今又闻说他是皇族后裔，自己又年纪日迈，便让位与朱龙出做寨主。朱龙出便纠集一批江湖死士和流民扯起义旗，竟一呼百应，一下子得数千人归顺旗下。
次年正月，朱龙出趁官军过节不备，率军袭取窦家巡检司，将其武器、粮草一并搬上石表山，立营筑寨，竖起朱红镶龙大旗，自称为“大明王朱龙出”，占山为王。李元勋、李如玉、李圭等人狼狈而逃，窜回藤县县衙报告败绩。
朱龙出又将窦家寨立为大寨，以为犄角之势，收取税敛以充军资。朝廷又多次派官兵来围剿窦家寨，均被朱龙出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归。朱龙出势力越来越大，官军一时束手无策。
朱龙出为何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又如何敢谮用“大明王”之号呢？原来他是凭着一颗“传国玉玺”并宣称是建文帝后裔而发动起义的。这枚“传国玉玺”因何缘故流落在道家的朱龙出的手中？
燕王朱棣夺取了侄子的帝位，改元“永乐”，但由于建文帝带走了“传国玉玺”，他觉得自己当这皇帝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才到处追捕建文帝，为的就是这个“传国玉玺”。可惜，建文帝流落江湖之后，东躲西藏，永乐皇帝始终都找不着。所以，这朱龙出就以建文帝的后裔名义举兵造反，称自己就是建文帝与妃子秋云的后代，并有“传国玉玺”为证，自是一呼百应。
朱龙出以“传国玉玺”号召造反，这却是知县、知府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没人见过这个玉玺，真伪莫辨，又不敢以讹传讹上报朝廷。因为倘若真的是失踪了200多年的“传国玉玺”，这事非同小可，那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况且万一朱龙出真的夺了皇位君临天下，那将是改朝换代的事情，也不好得罪，于是举旗不定，只作为传闻而已，遂隐匿不报。但此时窦家寨内外，北流河上下，传闻出了一位“真龙天子”朱龙出，一时周边县寨均纷纷响应。后来由袁崇焕献计，诳称“老同侄”投靠入伙，骗取朱龙出信任，却率官军袭破石表山寨，朱龙出才被剿灭，但“传国玉玺”也从此再次失踪。
袁崇焕虽“兵不厌诈”立了功，却因此遭朱龙出余党追杀复仇而“漂泊江湖二十年”。袁崇焕后来考中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使、蓟辽督师、太子太保，镇守山海关，屡败后金大军，被誉为“辽东长城”，但后来却被崇祯皇帝以“专恃欺隐”、“通敌卖国”之罪，以残酷的“磔刑”将他处死，传说也与此“传国玉玺”有关。是否是崇祯皇帝读了袁崇焕诗句“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怀疑袁崇焕私藏了“传国玉玺”图谋篡国呢？笔者不敢妄加定论。
相传，建文帝在南方及西南亦游亦隐，东躲西藏于各处大山古寺中，大约在他70多岁时回到藤县窦家寨对面的凤凰山下龙凤村与儿孙会面，并留下一首诗以让后人牢记其帝王身份。后人称之为《白头吟》或《逊国吟》，此诗与下文《横县志》所载诗有几处不同。诗云：
流落西南四十秋，苍苍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未央殿里雨声愁。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回到道家时还写了一联，与传说中清代乾隆朝的“岭南大儒”陈宏谋所撰横县应天寺联有些不同，可能是后人附会之作。其联曰：
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
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
传说建文帝晚年不仅回到了龙凤村，并在那里“驭龙宾天”，死后就埋葬在凤凰山与皇坟顶西南的山下一处秘密的地方。这地方，就在现在道家村对面山峰的皇坟顶之下的皇坟岗。“龙凤村”因建文帝与妃子刘秋云隐居而得名，“皇坟顶”、“皇坟岗”则因为建文帝葬在那里而得名。“狮山”就是窦家寨（道家村）北流河下游的西北“狮子山”。
鉴于以上传说，可见永乐帝朱棣密令锦衣卫寻找“传国玉玺”和郑和肩负“秘密使命下西洋”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
神秘的“红崖天书”与“复国梦”
建文帝出逃后去了哪里？神秘的“红崖天书”是否建文帝所遗留？他出逃之说，史书、名人笔记及传说中均可考查，但难辨真伪，有无历史文物相佐证呢？随着考古考证的深入，他的行藏线路、地点、宝华山题匾等文物遗迹，逐渐被钩沉出来……
传说中的建文帝藏匿地
建文帝确实出逃了，并藏匿广西横县宝华山，除了当地州县史志外，还有无相关佐证？回答是肯定的。追寻各地史志，极为有趣的是，大凡有“南山”之称的地方，都有建文帝到达隐藏的传说。另外，这些地方相对集中于岭南的西江流域及至其上游的云贵之间，与史志载述基本吻合。
建文帝为何独钟“南山”？原来，他生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十二月初五日，按八字命理属五行缺“火”，故名“允炆”，一生得“火”为上，而五行八卦中南方丙午丁属“火”，所以他选择“南山”作为行藏之秘。
他逃离皇宫后的大致行藏，根据传说和有关史料记载，较有代表性的是：
江苏穹窿山。在苏州市西南，为苏中第一山。当地传说当年建文帝潜逃后，曾藏于江苏吴县鼋山普济寺内，接着隐匿于穹窿山皇驾庵，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在此病亡，埋于庵后小山坡上。
梧州南山寺。在梧州城南面的火山中段，火山又称南山。山上有碑刻“观音坐莲”，故又称“观音山”，火山的第二脉下建有南山寺，前后三进，与州城隔西江相望。史载，该寺永乐中毁于大火，重建后毁于明朝末年桂王“永历帝”朱由榔驻留梧州期间。
藤县窦家寨。他离开梧州南山寺，沿西江至藤县，转溯北流河至窦家寨（今道家村），惊遇故人解缙而溯北流河遁往容县南山寺。留有“皇坟顶”、“皇坟岗”及朱龙出以“传国玉玺”造反等地名与传说。
容县南山寺。容县都峤山，又称南山、萧韶山，位于容县石寨乡境内,距容城南约10公里。“都峤洞天”是“道家三十六洞天”的第二十洞天，因在城南而俗称“南山”。建文帝曾到此山寺中驻足，后转桂平白石山南山寺。
桂平南山寺。在浔州府（今桂平市）南面，称白石山。位于桂平市东南35公里麻垌镇西北，道书称“白石洞天”，在全国“三十六洞天”中名列第二十一。宋代开始在山上修建寺观，明代以后成为游览胜地。山上旧有“南山寺”。后转往贵县（今贵港市）南山寺。
贵县南山寺。在贵县南山寺逗留了一些时间，便到了横县宝华山应天寺。
横县应天寺。在宝华山藏匿了15年，留下诸多遗迹，后担心被发现，沿江而上至宜州，再往贵州。建文帝选择宝华山作为藏匿之地，是有一定谋略意图的。此地介于山水之间，东可下粤地，西可上云贵，南可往钦廉出海。既是个理想的藏身之地，又是个能够迅速潜逃之所，如果他真的留有后裔在藤县窦家（道家）的龙凤村，水陆探视均极为方便。
宜州南山寺。后建文帝溯流而上至宜州，驻留南山寺、隐龙洞，被追捕藏匿，其乘骑找不到主人而于龙江边撞石而死，建文帝蘸血书写“泣血”于石，现石刻尚存。
贵州白云寺。到往贵州安顺关岭，在晒甲山的山崖上留下“红崖天书”。后到广顺州金筑白云山的白云寺驻留，手植杉树，寺中后来供有建文帝像。其后到云南永福寺等地，又到过四川浦江（今重庆浦江）的浦江郑义门，郑义门在建文帝住过的地方建造“老佛社”一座，并在神龛内供奉建文的遗靴一只。还到过四川平昌的佛罗寺，传说建文帝常在此望京哭泣，后人便改为望京寺。之后又回云南一些寺院中。
武定县狮山。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狮山，现存很多有关建文帝的历史遗迹和传说。在狮子山上，原先由元代印度僧人指空和尚扩建的正续禅寺，并没有指空和尚的一席之地，在大雄宝殿中央端坐的却是建文帝身披袈裟、头顶摩戒的塑像。寺内大雄宝殿的柱子上有一副楹联：“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
云南永福寺。建文帝后来回到云南永福寺，在云南永福寺驻锡了很长一段时间，须发皆白，称“老佛”。不久，回到广西，在各处南山之寺院挂单。后在思恩府拦道表白身份，被土官知州岑瑛捕送京城（北京）。
“红崖天书”是否建文帝的“复国梦”
贵州安顺关岭有一座叫晒甲山的山崖上，一处红色岩壁上留有许多符号，文字类似钟鼎文，非凿非刻，大者有人高，小者如斗，似文似图，若篆若隶，参差错落，这就是被称为“黔中第一奇迹”的“红崖天书”。
因其文用铁红色颜料书写于丹红山崖上，碑文古怪，无人能识，当地人便称为“红崖天书”。此山崖天书最早见于明代史志，历载已500多年，安顺市博物馆藏有明清两代25种拓本，一般认为清朝光绪年间瞿鸿锡的拓本为真迹。
这一幅“天书”究竟为何人所书？隐藏着什么样的千古谜案？自明清以来，探究的人不断，说法很多。改革开放后，该地区（市）曾悬赏百万元破译“天书”，以寻求其真相。近10年来，专家学者从文字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又进行新一轮的研究，形成了第三次“红崖天书”研究高潮，目前已有十几种说法。其中最接近史料的一种说法是：这幅“天书”为明朝初年明惠帝（建文帝）朱允炆所书，是一篇“伐燕檄诏”，或称“斥燕诏”。
传说当年建文帝一行人逃离皇宫后，转辗流亡，到达了云贵等地。据说建文帝避难贵州金筑(今贵州广顺)时，登附近的白云山，夜宿白云寺，早上起来看到云海苍茫，旭日东升，万分感慨而作诗一首。诗云：
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
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
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隐匿了数月之后，建文帝很想号召臣民支持他东山再起，推翻朱棣，但苦于自己势单力孤，而朱棣爪牙众多，遍布周围，难以应付。他心头恶气难以发泄，便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让随从以金文的变体加上篆体、隶书、象形文字、草书以及图画的形义，综合成一种“杂体”，用皇帝诏书的形式，在贵州安顺关岭晒甲山的一处红崖之上，留下了一封诏书：
“燕反之心，迫朕（皇龙）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残酷杀害（段，殴牢，杀子文）致尸横，死亡白骨累累，罄竹难书。使大明日月无光，变成囚杀地狱。须降伏燕魔，作阶下囚（斩首消灭），丙戌（年），甲天下之凤凰。允炆（御制）”
文中括号内文字为不清楚译补，其中“丙戌”、“允炆”二怪字可推出，丙戌年为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
观其文，是一道圣旨，从右至左直排成一篇“讨燕檄诏”；察其图，自左向右看，似是一幅“御驾亲征图”。
贵州安顺处于交通枢纽，是进出云贵的必经之路。建文帝在此留下天书，目的是要告知众人自己的行踪，鼓舞臣民，以期复位于明日。如果此“红崖天书”的译文果然真实可信，则为建文帝出逃、带走“传国玉玺”以图实现其“复国梦想”的重要佐证。
建文帝的最后归宿之谜
对于建文帝的最终归宿，较流行的、有一定遗迹和物证的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朱允炆下令纵火焚宫后，自己与少数随从从地道中逃出，乘船潜往云南，削发为僧，自号“应文”，并以云南为根椐地，频繁出入于黔、川、粤、桂、楚、湘、浙等地，募建寺院，收纳信徒。流浪达39年之久。直到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与他同住的一个和尚窃取了他写诗的自称建文帝的诗，去见思恩府（今广西武鸣县）知州岑瑛，岑瑛将这和尚和朱允炆一起逮捕，押解进京（今北京市），被证明为朱允炆本人，英宗才将朱允炆安置于内宫。朱允炆寿终正寝，死于永安宫，葬于西山，刻碑文为“天下大师墓”。清乾隆年间，朱允炆被追谥为“恭惠闵皇帝”，此后史籍又称为“明惠帝”。《中国帝王大全·明·惠帝·朱允炆》（海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持此说。
此说以清康熙戊寅拔贡、横州人陈奎所作《南山遗事》记录建文帝出逃、隐藏宝华山、题匾、题诗及被执送京城、太监指认诸事，最为详尽。
说是城破时，宫内大乱，建文急召程济问计，程劝其舍帝位出逃，并找出洪武遗下密封匣箧，打开是度牒和僧衣，建文帝便召来主录僧削发，从水关逃出，程济随逃，云游四方。由湖广逃入四川，被明成祖发觉，派给事中胡淡以访张邋遢为名进行追寻，没有找着。后来建文帝又由四川入广西，隐藏于横县南山（宝华山）寿佛寺中15年没被人发觉。他在寺中题有《寓横州南山寿佛寺》诗，又亲书寺门匾额“万山第一”。后来很多弟子慕名而来，他担心泄露行藏，便又逃到南宁陈埠江一座寺庙中，弟子仍追随不舍，他便又潜逃闻去。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思恩州知州岑瑛出行，一老僧自称建文帝挡道而立，说是从云南、福建、两广云游至此，现在年老想回京城。岑瑛便将他先至巡按御史那里，再由驿官送往京城。经过昔日曾侍候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辨认，确实是建文帝。明英宗（朱祁镇）便将他赡养于西宫中，后不知所终。横州人因此塑造建文帝像于南山寿佛寺左边，题匾额为“应天禅寺”，里殿称为“隐龙寺”。明英宗还因此升思恩州为思恩府，擢思恩州土官知州岑瑛为知府。这些事《横州志》都有记载。
但此说有为明朝廷“粉饰仁政”之嫌疑，况且葬于西山何地？今考无证。陈奎所说“后不知所终”就等于否认了此说。况且，如果建文帝自愿回皇宫中颐养天年，那枚“传国玉玺”又去了哪呢？
第二种是：岑瑛所捕捉的是一名合浦老和尚，此僧与建文帝交往数十年，深知建文帝来历及宫中隐秘，便冒充建文帝入宫享福，因回答宫中诸事无讹，受到礼遇。建文帝晚年回到了窦家巡检司附近的龙凤村，并在那里“驭龙宾天”，死后就埋葬在凤凰山与皇坟顶西南的山下一处秘密的地方。这地方，就在现在道家村隔北流河相望的对面山峰的皇坟顶之下的皇坟岗。“皇坟顶”、“皇坟岗”的来历，就是因为建文帝葬在那里而得名的。此说有山名、地名与朱龙出反叛等历史及传说佐证，但缺乏实物和历史文物考证。
第三种是：当年建文帝潜逃后，曾藏于江苏吴县鼋山普济寺内，不久在姚广孝的监护下隐匿于穹窿山皇驾庵，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在此病亡，埋于庵后小山坡上。其地发现了建文帝的一些遗物、遗迹。此说显然不足为凭，并与以上两说及其到西南各地相矛盾。但或许建文帝确曾在那里隐藏过。此外，还有认为建文帝在四川平昌佛罗寺躲藏过，并病逝于此，葬于寺后山坡上；亦有认为建文帝出逃后云游各地，后隐居湖北武昌的洪山。这都有待进一步考证。
从宝华山的众多历史典籍记载、文物考古及周边传说来看，建文帝南逃并藏匿宝华山应是明确的，建文帝南逃的历史之谜也因此解开。至于建文帝的最终归宿，目前尚为谜案，要解开它，还需要等待更多考古、考证的探索与发现。
作者：岑 沫 期刊：《故事族·历史版》2023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