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渡记忆

一

金泰旭从釜山打来电话，告诉我沈东昨天死了，车祸，送医途中就断了气。我说扯淡，让他一边歇着去。他说千真万确。我说还有比这更离谱的吗？这是我听过的最荒谬的事，打死我十回都不信。死而复生，这是科幻电影里才有的桥段！金泰旭一着急说话就磕巴，你能想象一个韩国人磕巴的样子吗？比中国人磕巴好笑十倍。他说是他亲眼所见，车祸就发生在沈东家门口，一辆超速行驶的货车将他撞得血肉横飞，釜山警方已经发布了公告。我让他把公告发给我看。虽然已经过去十六年，但只看了一眼，我就确定公告上的男子真的是沈东！

我和沈东是1996年在韩语速成班上认识的。我职高毕业以后在唐湾一家饭馆里当跑堂，月薪三百块，管吃管住。饿不死，也没什么前途，干了两年，索然无趣，我决定赴韩研修。乍一听“研修”，像是求学深造，其实就是出国务工。劳务公司吹嘘得天花乱坠，说去韩国一年，抵在唐湾干十年，两年工作期满，至少能挣十万元。这噱头让我们这帮渴望发财的穷光蛋垂涎三尺。即使中介费高得离谱，赴韩研修的人还是挤破头。赴韩之前，劳务公司先组织学习韩语。我和沈东就是在那一期培训班上认识的。他是墨州人，跟我同岁，个子不高，瘦得有点儿弱不禁风。他性格很闷，不太爱说话。我几次跟他搭讪他都不理不睬，所以我对他印象并不好。

尽管来韩国前就知道，到这里来一定是做最辛苦的工作，但来了之后才知道，实际工作比预想的还要艰苦。我们这一批研修生被分到韩国现代旗下的一家配件厂，工厂位于釜山郊区，距离市区一百多里地。我和沈东等八个人在转向节加工车间工作，每天的任务量是一百组，光手套一天就能磨破一副。染着一头黄毛的课长叫黄东先，总是像看贼一样盯着我们，就怕有人偷懒。其实，我们也不会偷懒。工厂鼓励加班，完成核定任务量以后，每多加工一组转向节给一百韩元。为了多挣点儿钱，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二个小时，累得头昏眼花，精疲力竭，回到寢室一句话都不想说。

沈东到了釜山之后，性格更闷，一天到晚连句整话都没有。研修生有专门的公寓，我们这批研修生多，公寓楼住不开，就把我和沈东安排到了单身员工宿舍楼。公寓楼和单身宿舍楼隔得较远，说话够不上，这里能跟我说说话来缓解思乡之苦的只有沈东，可他宁可一个人发呆，也不愿跟我聊天。每次我挑起话题，他最多回我俩象声词。时间一长，憋得我难受，就想找茬儿跟他吵架。他爱干净，我就把臭袜子扔他床上，可他每次都默不作声地捡起来扔到水盆里，屁都不放一个。他爱学习，有空就拿本韩语速成教材“哈塞要”、“思密达”地叫唤。我看不顺眼，骂他二鬼子。他头都不抬，赶紧把朗读改成默念，别说还嘴了，任我怎么骂，他都默不作声，一点儿骨气都没有。他越是忍让，我越是来劲，非得跟他吵一架不可。他喜欢写日记。日记本是从国内带来的，有一个肉火烧那么厚。每次写日记都写到下半夜，灯光晃得我睡不着觉，我一怒之下把他的日记本扔出窗外，并拿好架势，等着跟他吵架。可他还是不跟我吵，默默下楼捡回来，关了灯，钻被窝里拧亮手电筒继续写……斗智斗勇了三个多月，我总算看明白了，他就是个软面团，任你揉搓。我也终于泄了气，懒得再跟他较劲，只当寝室没这个人。

沈东主动跟我说话是半年以后的事，因为我替他出头，把黄毛课长揍了一顿。黄毛课长很坏，瞧不起研修生，还经常辱骂我们。他眼睛小，平时总是眯着，只有骂人的时候才会瞪起来，但也只有黄豆那么大。幸好我韩语学得不好，听不懂他骂啥。只要他瞪起黄豆眼来，我就默默地问候他家所有女性。研修生当中就数沈东长得最矮，也数他挨骂最多。沈东是懂韩语的，完全可以骂回去，但他不敢。看来知识再多，也撑不起软骨头。黄毛不光骂人，还喜欢动手。打人的时候，五官都向鼻子靠拢，嘴唇撅着，眼睛瞪着，眉毛和耳朵竖着，活像一只猴子。他左手薅住沈东的头发，右手紧贴着沈东的脸，随着嘴里“阿西八”的节奏快速抽打。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沈东被扇耳光，一点儿都不躲，干挨。他的隐忍让我都觉得窝囊。要是黄毛敢打我，我一定会让他好看，但黄毛不敢朝我下手，他只欺负沈东。沈东每次挨完揍，都躲到厕所里哭鼻子。

别看黄毛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在部长面前也是孙子，被训个狗血淋头还得点头哈腰。那一次，他被部长当众训斥，心里憋屈，出去喝点儿酒回来就拿沈东撒气。沈东就像个瘪茄子，任打任骂，一声不吭。我和几个研修生看不下去，但想想还是算了，我们是来挣钱的，不是来展示中国功夫的。再说，沈东跟我们也无交情。我跟他一个寝室都不替他出头，别人就更不会了。就当我准备继续工作的时候，我听到黄毛嘴里发出了“猪”和“中国”两个词。虽然韩语学得不好，但这俩词我还是听得懂的。我终于忍无可忍，走过去问沈东，黄毛是不是骂我们中国人是猪。他不吱声。我又大声问了一遍，他才点头。我顿时火冒三丈。黄毛怎么欺负我们都行，但就是不能侮辱我们的祖国。我们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但挣钱也不能没有底线。我怒火中烧，用半生不熟的韩语骂黄毛是王八蛋。在国内突击韩语的时候，别的没记住，骂人的话倒是认真学了两句，以备不时之需。

黄毛估计没被中国人骂过，像野狗一样龇起獠牙，踮起脚尖想扇我耳光。他以为我像沈东那么好欺负。我不惯他的毛病，干脆利落地掐住他的脖子，别说我的脸，连我的肩膀他都够不着。他打不着我，就气急败坏地飞脚踢我。我没躲过去，挨了两脚。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不客气，左右开弓，结结实实扇了他两耳光，他的嘴角就出血了。他连吆喝带比画地一顿叫唤，指挥韩国员工打我，但没人肯帮他。别看韩国人平时嚣张跋扈，动起真格来，个个胆小怕事。再说黄毛人品很差，平时连同胞都欺负，自然也不受他们待见。见没人理他，他又扯着嗓子喊保安。保安闻声赶来，凶神恶煞地把我带到警卫室。到了警卫室，黄毛又嚣张了，叫嚣着把我送到警察局。不过他没得逞，部长把这事压了下来。虽然没闹到警察局，但我知道被开除是免不了的了。韩国是一个非常讲究尊卑的国家，晚辈见了长辈，下属见了上司，学弟见了学长，都得鞠躬问好。所以我殴打了上司，开除是最起码的惩戒。我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当然，国是不能回的，钱还没挣到呢。

但出人意料的是，我并没有被开除。这得感谢沈东，是他联合厂里的研修生一起去找社长谈判，控诉黄毛的所作所为。这回，他学的韩语总算是派上了用场。最终，我留下，黄毛被开除了。简直就是惊天大逆转。原来，黄毛手脚不干净，黑企业的钱，部长早就看他不顺眼，趁机把证据在社长面前一亮，他就被开除了。黄毛被开除后，回乡下租了条船出海打渔。据说，这是他祖上的营生。

我和沈东从此成了朋友。我对他说，晚上不用钻被窝写日记了，开着灯就行。沈东有心，送了一个眼罩给我。从此，他写他的日记，我睡我的大觉，互不干扰。

二

其实，我们挣到的钱远没有劳务公司吹嘘的那么高。我第一个月的工资连加班费一起也就合人民币三千多块。虽然跟我们工作不熟练有关，后来熟练了，工资也不过四千块。我们省吃俭用，每月也就能存下三千块。这些钱得按月寄回家还债，当初交给劳务公司的中介费都是从亲戚朋友家借的。

沈东心细，把每天的开支都写在日记里。我偷看过他的日记，清楚地记着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哪里。真替他累得慌。沈东很节俭，最大的开支是每月给一个叫胡萍的女孩子寄三百块钱，寄到吴州市胡家镇中学。我猜胡萍可能是一名中学老师，是他的相好。我问他有没有胡老师的照片，让我开开眼。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偷看他日记的事就此暴露。

自那以后，他每天出门之前都要把日记本藏起来，但寝室就这么大点儿地方，藏哪儿我都能找到。不是我喜欢窥探他的隐私，而是看着方方正正的汉字我心里踏实。

到了第二年，沈东终于不用煞费苦心地藏日记本了，因为他改用韩语写日记，而我一行字也看不懂。为了学好韩语，他还报了夜校，只一年多就学得有模有样，让我佩服不已。同样出来打工，人家钱没少挣，还比我们多掌握一项技能。让我吃惊的还在后头，他竟然对工厂的流水线提出了革新建议，还因此得到了五十万韩元的奖励。因为这事，韩国工人对我们研修生高看了一眼。看来每个民族都尊重努力和自强的人。

两年的工作签证很快就要到期了，除去中介费，满打满算也就攒了四五万元的样子。平均下来，一年也就挣了两万多。这两年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唐湾的月工资都涨到了七八百元。相比之下，我们在韩国累死累活就挣这俩钱回去实在是不甘心。性子烈一点儿的，就跟劳务公司闹，要求免费续签。劳务公司很鸡贼，让每人再交两万元才肯答应。不少人算算账，觉得合适，就交了钱。我既不甘心回国，又不想交两万元血汗钱，便问沈东的意见，到底选哪一个合适。没想到他两样都不选，他有个更大胆的想法——“黑”下来。我被他的胆量吓一跳。而他显然是“蓄谋已久”，说已经找好了接收的工厂，我俩都可以过去。我有些担心，万一被警察逮住，不但要关小黑屋，还得被遣返，永远不能再来韩国了。他让我放心，说新房东会帮我们打掩护，只不过房租略贵一点儿。我就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黑”在韩国期间，我一共换了三次工作，都是沈东帮我找的。他俨然成了我的主心骨，有他在，我心里就感觉踏实。我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幸亏当初没跟他干架。我们一起又“黑”了四年多，因为有房东的掩护，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化險为夷。这四年来，我基本不往家里汇款了，原因有三：第一，我们是“黑户”，汇款得找同胞帮忙，麻烦；第二，汇款要交手续费，累积下来也不是小数目，够打好几回牙祭；第三，钱寄回家不保险，因为家里有个好吃懒做的弟弟，正是谈婚论嫁的年纪，保不齐这些钱就被父母挪用给他当彩礼了，到时候想要都要不回来。不过，沈东还是一如既往地给胡萍寄钱，金额从每月三百元涨到了五百元。这期间胡萍的工作发生过变动，从胡家镇中学调到了吴州一中。我和沈东亲密无间，几乎无话不谈，但他从来不提胡萍的事。他越是不提，我越是好奇，想方设法地打听。有一次他心情不好，拉着我出去喝酒。他酒量浅，三下五除二就被我灌醉了。喝醉了话多，他竟莫名其妙地跟我说起他老家的一条河。

墨州城外有条墨河，是古淮河的支流，发源于墨山北麓，全长五百多公里，由东往西流经两省八市，最终在江苏燕尾港汇入黄海。沈东自小在河边长大，对墨河感情很深，如数家珍般地跟我讲墨河的故事，从历史典故到民间传说，从名胜遗迹到自然风光，从无忧无虑的童年讲到赴韩研修，唠唠叨叨说了半宿，听得我索然无味，眼皮直打架。他原本是个惜字如命的人，想不到竟是这般啰唆。就当我要昏昏睡去的时候，他突然冒出一句，说墨河里每年都会捞出几具尸体。平地一个惊雷，震得我睡意全无，忙问为什么。他说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自杀，有的是意外，有的是被谋杀。我感觉其中有故事，还想继续听，他却趴在桌上睡着了，怎么晃都晃不醒。我捶胸顿足，后悔灌他灌得太狠。事后想来，我觉得他不会无端说起这条河，指不定跟胡萍有关。难道胡萍家里有人掉河里了？是意外、自杀，还是谋杀？我不得而知，因为沈东酒醒之后，压根就不承认说过这事。

2003年春天，沈东要回国，问我是不是一起回去。我说你功成名就回去跟胡老师完婚，我回去干吗？沈东让我一边去，说正经的。说正经的我也不回去。我当时在釜山箱包厂工作，负责管理从中国和东南亚来的研修生，大小算个头目，工作轻松，薪水也不低，比国内的钱好挣。而且，当时还有个可喜的苗头，房东的小女儿时不时地对我暗送秋波，撩得我春心荡漾，我琢磨着万一成了赘婿，那这四年交的房租可就赚回来了。

沈东铁了心要回国，回国不是为了结婚，而是要开一家劳务公司。那些年出国热，中介费好赚，但沈东绝对不会赚黑心钱，这点我信。我虽然舍不得他走，但有些鸟儿是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羽毛太鲜亮了。沈东就是那只鸟，羽翼丰满了，总要展翅高飞的。我问他怎么回去，毕竟我们是“黑”下来的，不能光明正大地乘船或者坐飞机回去，况且带着这么一大笔钱也是过不了海关的。他说偷渡，然后提到了一个人——朱鹏。

我对朱鹏有点儿印象，研修生年会时曾在一起吃过饭，他是最早“黑”在韩国的研修生之一。沈东说他八面玲珑，各方各面都吃得开，当初我们能留下，就是他帮的忙。既然能让我们留下，自然也能把我们送走。不少“黑”下来的人，都是他送回国的。沈东还说，在研修生较多的城市里，都有像朱鹏这样呼风唤雨的能人。

三

沈东要回国，我必须得送个像样的礼物。便宜的拿不出手，贵的又不舍得买。琢磨了好久，最后一咬牙，顺了公司生产线上的一个棕色手包。手包是国际大牌，全球限量版。其实从公司顺东西很难，保安对每一个离开公司的员工都要搜身，尤其对中国员工搜得更仔细。他们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令人十分气愤。我也代表中国研修生跟公司抗议过好几次，但每次都被无情地驳回。为此，我给研修生开会的时候反复强调，不蒸包子争口气，不能让韩国人把我们看扁了。箱包公司的研修生多是女工，胆子小，从未做过顺手牵羊的事，没承想这唯一的一起盗窃案还是我干的。我能轻松地将包带出公司，是因为我跟厂里一个保安的关系特别好，平时老在一块儿喝酒，而且每次都是我买单，所以他搜我身的时候都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

手包不是成品，还差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印制LOGO，但这道工序是韩国员工在干，手包一旦到了他们那里，再偷就困难了。没有印LOGO，虽然算不上完美，但沈东是全世界第一个用上这款手包的人，够吹小半年的。我对这份礼物很满意，沈东也很喜欢这个手包。后来，因为负责的工段少了这个包，我被罚了两千块钱，但我不后悔。其实我也不吃亏，沈东走的时候把全部家当都留给了我。我把洗衣机、冰箱、果汁机、咖啡机等全都折价卖了，算起来还小赚了一笔。

沈东走之前，我俩在酒馆里喝了个烂醉。我心里还一直惦记着墨河沉尸的事，但喝到天亮，他也没再提。我估摸着，他把那些事都写在日记里了。日记本是他的宝贝，是他的青春史和创业史，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回国前，他早早地把三个日记本装进皮箱的夹层里。

回国那天，朱鹏开着一辆灰色的现代汽车来接他。我帮他把行李装上车，本想送他到码头，可他没让我送，说什么“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文绉绉的，有点儿酸。不让送，我就没送。我们约好了，等我回国，再好好醉一场。他也答应一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就给我写信报平安。他挥挥手，不带走釜山的一片云彩；我挥挥手，凄风冷雨涌上心头。说好了不流泪，可当汽车消失在视野尽头，我的眼泪却如夏日雷雨，汹涌而来。孤独来袭，跟我初到釜山时是一般滋味。

沈东走了俩月，我却一直没有收到他的来信。算算日子，信早该到了。没收到信，我分析有两种原因。第一种：信写了，但没寄到，让邮递员给弄丢了。我逮着邮差老朴问过不下十回，他说真没有我的信，不信可以跟他去邮局找。我真去了，但也真没找到。既然如此，我觉得没收到信可能还有第二种原因：沈东压根儿没写信给我。没写的原因也可能有两个，一是不拿我当朋友，不想给我写；二是他出了意外，写不了。我宁可他不拿我当朋友，也不愿接受他出事了的假设。我心想干等着也不是办法，就想给他写信，但我不知道他家地址，于是我想到了他的女友——胡萍。我决定给她写信。我在信里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重点是打听沈东的消息，请她务必回信告知。信写好了，交给老朴。从寄出信的那天，我就盼望着回信。可令人失望的是，直到我回国也没有收到回信。也不知道是她没收到我的信，还是压根就不想给我回。对她来说，我不过是个陌生人。谁会在意一封陌生人的来信呢？谁又会给素不相识的人回信呢？

迟迟等不到沈东的消息，我心乱如麻，一天到晚没精打采的。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了朱鹏，是他安排沈东回的国，说不定会有沈东的消息。但我没他电话，也不知道他住哪儿，只知道是在东莱。所以得空的时候，我就去东莱转悠，希望能碰到他。转悠了一个多月，还真让我碰到了。

那是一個秋日的傍晚，落霞满天，我远远看见他朝一家饭馆走去。我欣喜不已，紧走两步追上去，可当我走近，忽然发现他手里拿的棕色手包很眼熟，上去一看，那不正是我送给沈东的那个吗？怎么会在他手里？！我顿时愣在原地，一股不祥的预感笼上心头。那一刻，我几乎可以确定，沈东死了！一定是朱鹏见财起意谋害了他，因为他的皮箱里装着十万美元的现金。要知道，像沈东这样一个“黑”下来的中国人，他的死是没有人关注的。可朱鹏显然忘了还有我，或者说根本就无视我。不过话说回来，他凭什么看得起我呢？在他眼里，我甚至连只蝼蚁都不如。他只要一个电话，我就会被警察带走，先关小黑屋，再被遣送回国。在那一刻，我真想冲上去打死他，但我知道我不能这么做。冲上去的后果只有两个，轻则遣返，重则没命。我得留着命给沈东报仇。我在饭店门口寻个拐角猫着，一直猫到晚上十二点，朱鹏才醉醺醺地从里面出来。

朱鹏一个人住在东莱的高档公寓，浴室比我的房间都大，浴缸里两个人泡澡都富余。我来釜山六年多，都是在大澡堂里泡澡，还没享受过单独泡澡的待遇。朱鹏的衣柜里有好几套高档西装，我挑了一套灰色的试了试。人靠衣装，镜子里的我看起来特别像有钱人。门厅的柜子里码着各种香烟和洋酒。我没抽过雪茄，想试试，拿火柴点了半天愣没点着，八成是受潮了，釜山这阵子一直阴雨绵绵的。洋酒见都没见过，挑了一瓶顺眼的打开，味道一般，又苦又涩，还不如青啤好喝。客厅里有一套美国进口的组合音响，跟房东家的是同一款。房东家小女儿总喜欢把音响开得老大，然后伴着韩国女子组合Jewelry的音乐舞动腰肢。她的腰很细，但是胸太平，脸还动过刀，其实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挑了一张迈克·杰克逊的碟片放进去，音质很不错。

我把朱鹏绑在椅子上，泼了五瓢凉水才把他泼醒。醒来后，他看我的眼神是迷茫的，认不出眼前穿着西装的帅哥是谁，迷糊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弄明白眼前的情形。不过他最初应该是把我当成入室抢劫的贼了，表现得还算镇定，一度让我很佩服。不过很快，他的表情就变得惊悚起来，因为他看到了我身后的皮箱，那是沈东的，我从他家衣柜里搜出来的。也许在那一刻，他想起了我是谁。他眼神中的恐惧让我嗤之以鼻，一个敢做不敢当的家伙。我大声说，问你什么，回答什么，明白吗！

我必须大声，因为音乐声有点儿大。他点点头。我刚把他嘴上的胶带撕掉，没想到这混蛋不讲武德，竟大声喊叫起来。我赶紧把胶带给他封上，然后抡起拳头朝他脸上狠狠一顿招呼，拳拳到肉，打得他亲娘都认不出来。我又从厨房找来一把水果刀，在他的脖子上比画着。我吓唬他，要是再敢嚷嚷，保证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这些路数都是跟电视剧里的韩国黑帮学的。我没学过表演，总担心演得不到位。我问他，沈东呢？他答非所问，说沈东的钱给我一半。我又问他，沈东呢？他还是答非所问，说沈东的钱都给我。我确定沈东已经死了，心里像被掏空一样难受。我问沈东是怎么死的？他说打昏后扔海里了。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图财。问了半天，我终于明白了。原来这孙子勾结当地黑帮，打着偷渡回国的幌子，专干那些谋财害命的勾当。而他害的，都是那些为了挣点儿辛苦钱而“黑”下来的同胞。难怪他会主动帮助研修生“黑”下来，原来打的是这个算盘。毫无疑问，等我回国的时候，必定也是他砧板上的肉，难逃沈东的命运。这么一想，我脊梁上直冒冷汗。

卧室墙角有一个保险柜。我问他密码是多少。他不肯说，怎么问都不说，但我有办法让他开口。我找来一把锤子，一颗一颗敲掉他的牙，一连敲掉了五颗他才肯说。我怀疑五是他的幸运数字。保险柜里满满的现金，有美元，也有韩币。他呜呜地说着什么。牙掉了，漏风，但我还是听懂了。他哀求我不要把钱都拿走，因为有些钱是要交给黑帮的，交不上，命就没了。这正合我意，我就没打算让他活。我把钱全装进沈东的皮箱里，装了满满一箱。装钱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皮箱的夹层，沈东的日记本还在。

我不能再留在韩国了。正如沈东所说，每个研修生聚集的城市都有像朱鹏这样的“能人”。我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人，于2003年年底顺利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四

房间很小，不足十个平方，有些简陋，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值钱的也就是桌上的电脑和打印机。仅有的四把椅子，材质、颜色还不统一，一把鐵的，三把木头的；铁椅子是黑色的，木椅子是枣红色的。四周的墙体采用了当下流行的软包设计，饰面是米色的PVC皮革，跟我家沙发背景墙的颜色一样，不过我家用的是真皮。

一个留着小平头的年轻人坐在桌子后面，与我正对，保持着一米五的社交距离。他三十来岁，浓眉大眼，长相周正，就是说话有点儿磕巴，像金泰旭。旁边是一个更年轻的小伙子，安静地坐在电脑后面，一门心思地敲键盘。他应该不是本地人，因为他听不懂我时不时蹦出的唐湾方言，数次停下来问小平头。小平头就用普通话给他解释一遍。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便尽量用普通话，以免他打断我的思路。

故事讲到一半，门突然被推开，一个红头胀脸、满身酒气的中年汉子闯了进来。他的到来让我感觉有些突兀，甚至连小平头也有些意外，忙问，老吕你怎么来了？似乎他不该来，或者至少不应该喝了酒来。

小平头本来坐在靠门的位置，老吕进来后，他赶紧往里挪了挪，把靠门的位置让出来。门口是个尊贵的位置，我觉得。老吕在椅子上坐下来，把随身携带的一个牛皮纸文件袋顺手扔到桌上。一张桌子坐仨人，有点儿挤。他干脆把椅子挪到桌前，坐在我斜对面不到半米的距离。如此近的距离，让我感觉领地被侵犯，一股窒息般的压迫感从心底陡然升起。我也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与他面对面。我打量着他，黑里透红的国字脸上爬满皱纹，满脸的络腮胡茬很是倔强，每一根都试图向外释放着酒气，浅灰色的夹克上衣沾满油花，五颗纽扣掉了两颗，第二颗纽扣还扣到了第三个扣眼里。他很邋遢。而我，打小不喜欢邋遢的人。

听我讲完沈东的故事，老吕撇撇嘴，似乎意犹未尽，又想听我创业的故事。其实我的创业史早已被报纸和电视报道过多次，在唐湾就算不是家喻户晓，起码也是耳熟能详。但既然他们想听，我也乐意再讲一遍，毕竟这也是我此生最引以为傲的事。

我出身贫寒，祖上三代都是农民，有今天的成就，全靠自己努力。当然，从韩国攫取的第一桶金至关重要。我是从韩国回来后开始创业的。2004年初，金泰旭给我打电话，问我想不想在中国开个箱包加工厂。金泰旭是釜山箱包厂的贸易部长，我俩共事的时候关系不错。我一琢磨，觉得可行，唐湾劳动力成本低廉，比釜山更有竞争力。但前提是能拉到订单，而这正是金泰旭的强项。于是我俩一拍即合，决定投资建厂。恰逢当时唐湾市政府大搞招商引资，外资企业优惠多多。于是，我利用金泰旭的身份，将箱包厂包装成外资企业。当然，钱都是我投的，金泰旭只负责拉订单，我每年给他20%的分红。箱包厂建成投产后，第一年就实现了盈利，这让我信心倍增。次年，釜山箱包厂关门大吉，金泰旭问我是否能承接所有订单。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我并不具备全部吞下的能力。我的箱包厂不到一百个工人，要承接全部订单至少还需要三百个熟练工，厂房至少得扩大三倍，投资至少需要两千万。尽管困难重重，但机会难得，一旦项目做成，每年的利润数以百万。我肚子里墨水少，没有远虑，也不考虑近忧，用唐湾话说，就是一根棒槌。不过，无知无畏的性格反倒是让我放开了手脚。我决定孤注一掷，干！政府也很支持，要政策给政策，要贷款给贷款，还答应由劳动局牵头解决三百个熟练工的问题。就这样，手起刀落，折腾了小半年，项目二期顺利完工。市劳动局没有食言，从河南、江苏、河北等地招来了三百多名产业工人。

幸运女神眷顾，我赌对了。箱包厂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虽有小沟小坎，但总体上顺风顺水。十六年来，当年的小箱包厂已经发展成为一家集箱包制造、宜居地产、旅游开发为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员工两千多人，总资产超过二十亿。在小城唐湾，我绝对是风云人物，是无数青年的热血偶像，头顶的光环耀眼夺目。

不过，人前辉煌璀璨，人后也有难言之隐。我的难言之隐就是间歇性小便失禁，一紧张就尿裤子。从韩国回来就这样，一开始我认为是水土不服，结果挨了爹娘一顿骂，骂我挣点儿小钱就忘本，小时候怎么没这毛病？！后来我怀疑是括约肌的问题，去唐湾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不是，说是什么应激障碍综合征，根治需要找到病根。他们找不到病根，也就治不好我的病，建议我去大医院。我去了北京上海，依然治不好。一位老泌尿科医生语重心长地说我是心病，让我去看心理医生。我真想啐他一脸精华。间歇性小便失禁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尤其是参加某些重要活动，尿裤子很没面子。所以我只能接受母亲的建议，跟我一岁的小侄子一样，穿上尿不湿。尿不湿蓄满了，就会鼓胀，裆部就显得很臃肿，十分不雅。所以为了避免尴尬，我通常都穿肥大宽松的裤子。

创业的故事讲完，尿不湿也满了，我得去洗手间换一下。老吕主动起身陪我去，我也顺便提醒他扣子扣错了。但他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继续任它错着。这让我感觉提醒得有点儿多余。为了缓解尴尬，我便专心换尿不湿。老吕冷眼旁观，揶揄我是不是在韩国鬼混落下的毛病。我矢口否认，说这是小时候尿炕的后遗症。他撇撇嘴，又冷笑两声，根本不信，转而说起我从韩国攫取的第一桶金是血淋淋的。这点我并不否认。吞了朱鹏的钱的确不算光明正大。他又问我怎么处置的朱鹏，是不是杀了他。我说顺手发财可以，杀人越货的事绝对不干。这是底线。再说，朱鹏弄丢了钱，黑帮也不会放过他，不需要我动手。老吕不信，说我撒谎，并肯定我弄死了朱鹏。我心说果然人不可貌相，别看他一副醉醺醺的邋遢样子，心思却缜密得很。

我的确弄死了朱鹏。我把他装进现代汽车的后备厢，连车带人推进了海里。我自认为弄死朱鹏，即使算不上为民除害，至少也是替天行道。老吕说，朱鹏确实该死，但应该由法律来审判。他再十恶不赦，你也没有权力弄死他。以暴制暴，不是法治精神。我觉得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社会上总有这样一拨人，喜欢站在道德高地上去谴责别人，说你该怎样怎样，或者该如何如何。我只能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既不能怎样，也不能如何，我要不弄死朱鹏，死的肯定是我。我是“黑”人，不能报警。再说，就算能报警，警察是信我这个非法滞留者，还是信拿着绿卡抽着雪茄的上流人士朱鹏呢？生死面前，我没得选。我要不弄死他，他就会继续残害我们的同胞，那些被他害死的冤魂也将永远囚禁在幽暗的深海里不得超渡。以暴制暴的确不是法治精神，但放纵犯罪就是法治精神吗？我记得老祖宗说过：以牙还牙！

换完尿不湿回屋，老吕从兜里摸出一包煙，弹出一根，刚含到嘴里，斜刺里伸出一只手把他的烟抢走了。是小平头。他把烟攥在手里，双目圆睁地说，老吕你怎么还抽烟？你的肺都啥样了？看似斥责的语气，却饱含关怀之意。不过这句话倒是唤醒了我的记忆，让我记起了老吕是谁。

十年前，我们曾打过一阵子交道，那时他还是刑警队长，后来被革了职发配到派出所。偏偏祸不单行，到派出所不到俩月又被偷牛贼捅伤了肺，差点儿见了马克思。幸好送医及时，命好歹保住了，但伤了肺，从此烟也就不能抽了。

小平头夺烟的举动和斥责的语气让老吕很没面子，脸紫得像猪肝。他啥也没说，只是径直把左手伸到小平头面前慢慢摊开，眼神里的威严透过空气传递到小平头眼中。空气凝滞了几秒，小平头便败下阵来，悻悻地把烟放到老吕手掌上。老吕把烟含在嘴里，又弹出一根，问我，来一根？我说来一根。他帮我点上烟。只吸了一口，我便剧烈地咳嗽起来。他略带歉意地说，不是好烟，凑合抽吧。我说适应一下就好。再吸两口，烟劲儿就没那么冲了。老吕把打火机打着了又熄，反复几次，最终没有把嘴里那根烟点着，鼻腔里发出一声短促而沉重的叹息。他把烟从嘴里拿出来，放到鼻子下面，贪婪地嗅着，仿佛这根烟点着了一般。他满脸羡慕地看着我安静地吸完一支烟，然后让我再聊聊胡萍。其实我不想聊胡萍，她是我心里永远的痛，只要一想到她，我就疼得无法呼吸。但即便百蚁噬心，我还是得说，就算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五

说实话，第一次在招工花名册上看到“胡萍”俩字的时候，我以为是重名，根本就没往沈东女友身上想，毕竟这名字太普通了。但我还是留了心，让人事经理将她带过来。她个子挺高，瘦瘦的，像一穗高粱，穿着褪色的吴州一中的校服，留着早已过时的蘑菇头，土得掉渣。她很拘谨，从进门就垂着头，身体因为紧张而抖动，双手无处安放，一直在捻着衣角。我让她抬起头来，她怯生生地抬头瞄我一眼旋即又垂下。算得上眉清目秀，但眉宇间似乎有一股化不开的浓愁。我问她三年前是否收到过一封来自韩国的信。话音刚落，她便猛地抬起头，明亮的眼眸里满是惊愕。答案已经很清晰。一直以来我都误会了，胡萍根本不是沈东的女友，也不是老师，而是一名学生。她先在胡家镇中学读初中，又到吴州一中读高中，高中毕业后考上了省内一所专科院校，后来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虽然我不清楚沈东为何每月给她寄钱，但总归有他的道理。如今他不在了，作为他的兄弟，我有义务替他照顾好胡萍。三个月后，我在拟辞退人员名单里再次看到了胡萍的名字，辞退的理由是：不出活儿，废品多。车间主任对胡萍的评价是：人不笨，但总是心不在焉。我把胡萍留下，然后撤了车间主任的职。工厂是我的，我说了算。我对人事经理说，谁能教会胡萍，谁当车间主任。工人不理解我为什么对胡萍这么好，一时谣言四起。有人说我喜欢她，估计这话连造谣者本人都不信。自我创业以来，投怀送抱的美女争先恐后，我怎么会对一个“高粱秆儿”感兴趣？还有人说她是我的远房亲戚，有人当场反驳，她要是老板亲戚，还用在车间干活儿？谣言不攻自破。我对胡萍照顾有加完全是出于对沈东的感恩。当然，我无需对任何人做出解释。

在胡萍的简历中，父亲一栏是空着的。我有些奇怪，让人事经理去调查一下。调查的结果出人意料：胡萍的父亲竟是一名在逃犯！然而，让我惊讶的远不止于此。

胡萍的父亲叫胡传文，潜逃前是唐湾某物流公司的一名货车司机。1996年10月17日，胡传文按照公司指令送一车棉花到苏州，头天傍晚出发，正常情况下第二天下午即可到达，结果第三天下午也没到。买方给卖方去电询问，卖方就找承运的物流公司。物流公司觉得不对劲，算算日子，车都该回来了，怎么还没送到呢？于是赶紧打胡传文的BP机，但无论怎么呼，胡传文就是不回。物流公司着急，派人沿途去找。人刚派出去不久，就接到墨州警方电话，说在墨州一处山沟里发现了货车，但车上的货没了，司机也不见了。买方找卖方要说法，卖方就找物流公司索赔，物流公司找不到胡传文，就报了警。唐湾警方经过调查，发现棉花被低价卖到了墨州一家小棉纺厂。根据棉纺厂老板的描述，售卖棉花的司机跟胡传文体貌相似。所以警方怀疑胡传文卖了货吞了钱，但物流公司的同事不相信他能干出这事。他们眼中的胡传文忠厚老实，勤奋敬业，怎么看都不像是贼。但公司负责人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评价，他说胡传文性格偏执，行事怪异，对公司有诸多不满，所以才会“黑”了公司的货。他把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胡传文，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公司的损失。唐湾警方综合各种线索，认定胡传文有重大作案嫌疑，遂以涉嫌职务侵占对其立案调查，但胡传文藏起来了，一直没有抓到。直到次年5月，唐湾警方查到有一笔钱从韩国釜山汇到胡萍名下。胡家没有海外亲戚，钱是谁寄来的呢？警方内部一致认定是失踪了半年之久的胡传文。而此后每月，胡萍都会收到一笔汇款。正是这些汇款变相坐实了胡传文逃犯的身份。警方让胡家人规劝胡传文投案自首，但胡家人没法联系到他。胡萍除了按月收到钱以外，连一个电话、一封信都没收到过。胡传文的逃犯身份坐实之后，胡家人在村里就抬不起头来了。不到一年，胡传文的父母相继含恨离世，妻子神经错乱，活泼开朗的女儿郁郁寡欢，一个好好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

2003年5月之后，胡萍再也没有收到胡传文的汇款，她也因此辍学。

听完来龙去脉，要说惊掉下巴有些夸张，但也足以让我瞠目结舌。因为我知道，从韩国给胡萍寄钱的根本就不是胡传文，而是沈东！可沈东为何要冒充胡传文给胡萍寄钱呢？我这人好琢磨，越想不明白，就越爱琢磨。白天琢磨，晚上也琢磨，折磨得我好几晚都睡不好觉。终于有一天我琢磨明白了，因为我想起沈东曾跟我讲过：墨河里每年都会捞上来几具尸体。而胡传文恰好就是在墨州失踪的。我想起了沈东的日记，翻箱倒柜地找出来，一篇一篇地看。

有一篇日记是用韩文写的，措辞很隐晦，没有名，没有姓，只有少年和大叔。少年在一家仓储企业做搬运工，工作辛苦，薪水微薄。他想去韩国研修，但交不起高昂的中介费。这天，有车货正好运往苏州，途经他的家乡。司机大叔面善，他便跟大叔商量能不能捎他回家，他想回家跟父母商量赴韩研修的事。大叔很痛快地答应了，但碍于公司“不能载客”的规定，让他傍晚到城外等。少年去了城外，并如约坐上了车。车到墨州，少年却起了歹心，趁大叔下车小便之时，用锤头将其敲死，沉到墨河中。之后，他卖掉了车上的货物，筹到了去韩国研修的费用……

日记内容跟胡传文一案高度吻合！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很明显，大叔就是胡传文，而少年就是沈东。我终于明白沈东为何要给胡萍寄钱了。目的有二，一是掩盖胡传文死亡的真相，让警方误以为他潜逃到了韩国；二是为了良心上过得去，给胡家一些经济补偿。说实话，看完日记，我脖颈子全是冷汗，想不到看起来文弱的沈东竟然是一名杀人犯。初到釜山时，我还老欺负他，幸亏当初没有太过分，要不然我也难逃胡传文的命运。真是阿弥陀佛。

老吕问这些情况当时跟警察讲过没有。我说一开始没有。他问为什么。我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其实我不告诉警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为自己。说出沈东来，必然会扯出朱鹏，我担心给自己惹麻烦。二是为胡萍。一直以来她都认为父亲还活着，我不想打碎她的美好幻想。老吕又问，后来呢？我说后来我实在不忍心胡萍再背着狼藉的名声生活，就给公安局写了封匿名信，让他们去查查十年前有没有从墨河捞上来的无名男尸。我想正是得益于我的提醒，唐湾警方才纠正了他们犯下的一个弥天大错。他们提取了胡萍的DNA，证实了十年前从墨河捞上来的一具无名男尸正是胡传文。而这十年来，他们错把受害人当成逃犯，而让真凶逍遥法外。

我其实有些后悔告诉警方“墨河沉尸”的事，因为这事，我被刑警队长盯上了。我遵守交通规则，爱护花草树木，不明白他为何要盯我。后来经朋友点拨，才知道是“墨河沉尸”惹的祸。朋友说，胡传文案被定义为冤假错案，而刑警队长当年正是这件案子的主办民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本来要提副局长的，因为这事，黄了。你说，他能放过你吗？

惹火烧身，我心里直骂自己多事。被警察盯上不是好事，尤其还是刑警队长，我决定主动出击。他老婆在银行工作，我疏通关系，将她提拔成信贷部副主任。信贷部副主任权力大，他老婆没抵挡住诱惑，上任不到三个月，就因收受巨额贿赂而落马了。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好心办了坏事。刑警队长对我的误会更深了，矛盾也越发变得不可调和。他甚至怀疑我是杀害胡传文的凶手，扬言要送我进监狱。简直是无稽之谈！但我担心一旦被牵扯进案子里，会对企业的发展不利，我只好找市领导出面平息此事，可刑警队长软硬不吃，连领导的面子也不给。我本以为刑警队长一定不会放过我，谁知接下来的日子出奇地平静。后来听说，他因在办案过程中打了嫌疑人被举报，被发配到农村派出所去了。再后来，他被一个偷牛贼刺伤了肺，差点儿死了。说来让人唏嘘，我觉得自己对他的命运也负有一些责任。

我说这些的时候，老吕在一旁默默听着，我看到他眼中闪过一丝怒火，但瞬间又熄灭了。他让我继续说胡萍。

六

胡萍洗清了逃犯女儿的身份，但也陷入了失去父亲的痛苦之中。恰好那段时间，唐湾政府跟哈尔滨某大学搞了一个联合办学项目，我争取了一个名额，安排她去脱产学习，希望两年的学习能让她忘记伤痛，重启人生。

两年后，胡萍学成归来，有些脱胎换骨，让我始料未及，说是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蜕变一点儿也不为过。当然，她的美并非沉鱼落雁、倾城倾国的惊世容颜，而是秀外慧中、巧笑倩兮的婉约之美，如雏菊一般素雅，又如百合一般清新。这几年来，萦绕在我身边的大多是风情万种的烈焰红唇。说实话，我对她们千篇一律的网红脸和丰乳肥臀产生了审美疲劳。而胡萍，像雨后吐绿的新枝，每个叶瓣都闪耀着青春的光芒；又如一袭微风，掠过我的心头便润生出绚烂的春天。我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她。

胡萍一直保留着我写给她的那封信，她问我信中提到的沈东是谁。我说就是给她寄钱的人。她沉默半晌，问他是不是杀害她父亲的凶手。我不是警察，这个结论不应由我来下，但我相信胡萍的判断。她又问沈东人呢？我说死了，被人抛进了大海。她伏在我的胸口上啜泣，我捧起她的臉，吻干她的泪。她不抗拒我的拥抱，也不抗拒我的双唇。

谣言成真。自那一晚开始，胡萍真的成了我的女人。我们在漫天星光的葡萄架下耳鬓厮磨，在泻满阳光的林荫小路上卿卿我我。她用亲吻叫我醒来，我用拥抱送她入梦……和胡萍在一起的日子是我此生最踏实、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结婚。我们挑了日子，订了酒席，拍了婚纱照。要不是2008年那场金融风暴，我和胡萍真的就永结同心了。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也波及了小城唐湾。唐湾的外资企业一夜之间跑了六个，把烂摊子抛给了政府。三千多人去市政府门前静坐，要吃饭、要生存。政府一边安抚，一边想辙。领导也怕我跑了，派人到公司盯着我。我说不用盯，公司虽是外资壳，但是中国心，谁跑我都不会跑。虽然不跑，但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洋鬼子不讲信用，纷纷毁约弃单。要搁在头几年，他们毁约我一点儿都不在乎。头几年是来料加工，原材料由他们提供，我只赚加工费。但是今年，换成了进料加工的模式。采用这种模式，是因为能占点儿小便宜，跑跑海关的关系，把单耗报得高一点儿，就能额外生产出不少跟大牌箱包完全一样的尾单。理论上，这是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但偏偏赶上了金融风暴，产品大量积压，光银行贷款利息就能让我破产。

贪小便宜吃大亏，教训刻骨铭心。

我不能坐以待毙，得想办法。思来想去，我决定跟政府站在一起，抱团取暖，共渡难关。政府希望我吸纳下岗职工，解决就业难题。我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再吸纳就业岂不是雪上加霜？但政府提出，只要我同意吸纳下岗职工，条件尽管提。我没什么好犹豫的，决定答应政府的要求，当然我也提了仨条件：一是请政府出面帮我协调贷款。我的负债率太高，银行已不给放贷，只能请政府出面担保；二是请政府出面协调海关，将工厂进口的原材料免税；三是每接纳一名下岗职工，政府按照挂牌价格给我一亩商业用地指标。我打算进军房地产业，得未雨绸缪储备土地。政府很给力，照单全收，我也竭尽所能地解了政府的燃眉之急。

老吕面露轻蔑之色，说我打着共渡难关的幌子，行着赤裸裸绑架的事实。我笑着说，不是绑架，是交换。

按照我的计划，工厂完全可以顺利渡过金融危机。但没想到，生死关头金泰旭又捅了娄子。他在釜山赌博输了钱，被黑帮扣在赌船上，限我五天之内拿两百万美元赎人。金泰旭不是什么好鸟，我不准备管。他大概也知道我不会轻易救他，便恳求拿他的股份来换。金泰旭占工厂17%的股份，约三百万美元。我一琢磨，觉得划算，但我五天之内筹不到两百万美元，还是救不了他。他在电话里威胁我，如果不救他，他就把股份转给黑帮。如此一来，我不得不救他。一旦被黑帮染指了我的工厂，将来我会被吃得连骨头都不剩。

可我去哪儿弄这两百万美元呢？能抵押的都已经抵押了，各大银行的钱也都借了一个遍。盘算来盘算去，只有源丰集团的董事长老鬼能帮我，但我实在拉不下脸去求他。我跟他结过梁子。

起因是头年夏天，政府请来一个三线女星为唐湾啤酒节站台。女星名气不大，但模样可人，凹凸有致。唐湾但凡有点儿身份的人都想邀请她吃饭撑个场子。她谱儿很大，开口就要二十万，即便如此，裙下之臣依然趋之若鹜。老鬼不满足只吃顿饭，他色迷心窍，出一百万买一刻春宵。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对，跟他杠上了，抬价一百五十万请她陪我看了日出。我败了老鬼的兴致，他便扬言要给我好看。我也不惧他，与他隔空骂战了小半年。

梁子就这样结下了。我没法直接去求老鬼，只好让政府出面，答应以15%的股份融资一千五百万人民币。条件也算公道。但老鬼吃定我了，桌面上把股份提高到20%；桌底下放出话来，必须让胡萍陪他一晚。士可杀不可辱。20%的股份我可以答应，但要碰我的女人，门儿都没有。我放出狠话，谁敢动我的女人，我掘他家祖坟！其实我有恃无恐。如果我的工厂黄了，留给政府的将是八百多名下岗职工。政府如果不想接这个烂摊子，就一定会为我站台，给源丰集团施压。

果不其然，老鬼最终还是跟我签了约，一千五百万人民币也如约到账。我正暗自得意，坊间却风传，老鬼是睡了胡萍才跟我签的约。我派人一查，胡萍竟然真的约了老鬼，还在涵碧楼开了房！尽管我知道，她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我，但这顶绿帽子我不能戴。对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来说，脸比命重要。我毫不留情地将胡萍扫地出门。我至今还记得，她离开时决堤的泪水和苦苦的哀求，但这一切都没有动摇我冰冷如铁的心。

生活真他妈操蛋，后来我跟老鬼竟成了朋友。他告诉我，胡萍的确约了他，但那天晚上他压根就没去涵碧楼，扬言睡我的女人只不过是想侮辱我找回面子而已。我大骂他孙子，也骂自己混蛋，派人四处去找胡萍，可时隔多年，哪里还找得到她？

此时此刻，再次想到胡萍，思念和悲戚一起涌上我的心头，泪水又一次充盈眼眶。虽然已经过去了多年，但每每想到她，我依然痛彻心扉。要不是现场气氛不是很融洽，我真想大哭一场。老吕的眼神里尽是鄙夷之色，嘲讽我虚伪。我对胡萍真心实意，泪水盈眶也完全是发自内心，他竟说我虚伪。我有些生气，但我不想反驳他。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由他们去吧。毕竟他只是个局外人。立场不同，看待问题的角度自然就不同。

小平头打着哈欠，面无表情地问我还有没有要补充的。我扭头看了一眼墙上的电子时钟，已经是凌晨五点，足足聊了十二个小时，该结束了。我摇摇头说没有。于是，他把我讲的都打印出来，拿给我看，问是否一致。我逐字逐句地读了一遍，说一致。他又递给我一支笔，让我在每张纸的底部都写上“以上笔录我看过，跟我说的相符”，然后签名按手印。

我一一照做。

七

老吕把椅子又拖近了一步的距离，胡须几乎要扎到我的脸。我看到他混浊的眼睛里布满血丝，几乎能滴出血来。他一张嘴，夹着酒气的唾沫星子就喷了我一脸：“你一晚上都在说谎，很过瘾吧？说实话，你撒谎时一本正经的样子让我很钦佩，如果不是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我几乎就信了你的鬼话。”

我觉得他在唬我。他根本不可能掌握确凿的证据，虚张声势而已。但我转头一想，如果没有十足把握，他们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我这个市政协常委强制传唤吗？我心里有些打鼓，想不通在哪个环节出了纰漏。

“根本就没有朱鹏这个人！”老吕说这话时，目光突然变得清冽起来，让我寒意顿生。

“没有吗？可能……他用的不是真名。其实我们非法滞留在韩国，名字只是个代号，根本不重要。我每换一家工厂都会换一个名字。我还用过郭富城、赵寅成（韩国明星）的名字。”我故作镇定。

“郭富城？”老吕不动声色。

“是的，我跟房东签合同时用的名字就是郭富城，沈东用的是……刘德华。”我仔细回想了一下，确定是刘德华。

“你的记忆力蛮好。”说着，老吕回身从桌上拿起进门时带来的那个牛皮纸袋，从里面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我打眼一看，竟是我们跟房东签订的租房合同。“郭富城”三个字写得苍劲有力，龙飞凤舞。我心里暗暗吃惊，脑海里倏地浮现出一个人——李英姬。

老吕说：“李英姬这个名字你一定不陌生吧。”

我說：“当然。”

李英姬是房东的小女儿，要不是我回国，说不定能跟她成就一段跨国姻缘。让我纳闷的是，老吕他们怎么能找得到李英姬呢？我心底的寒意不觉又增加了几分。

“李英姬把这张合同拍了下来，存在她的相册里。她的相册里记录着她家的所有房客，有你，有沈东，还有其他研修生。”老吕说。这让我很惊悚。李英姬确实喜欢摄影，没事就捧个数码相机拍这拍那。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也总喜欢叫着她，每次拍完照，她都会把照片冲洗出来送给我们。

老吕从文件袋里又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2003年4月12日，也就是沈东回国那天，李英姬拍到了他在韩国的最后一张照片。

照片中，我站在一辆现代汽车旁边，打开驾驶室的门准备上车，而沈东背着一个黑色的双肩包，正把一个银色的行李箱搬进后备厢。我不记得李英姬拍过这张照片，她也没有把这张照片洗出来送给我。但看到这张照片，我知道精心编织的谎言出现了第一个漏洞：送沈东上船的不是朱鹏，而是我！

我自作聪明，结果落入了老吕的陷阱。他一晚上默不作声，让我说这说那，就是想找到我的破绽。我正思忖着如何把这个漏洞堵上，他却步步紧逼，丝毫不给我思考的机会。他说：“同一天，李英姬还拍到了你返回的照片。”

他没有给我展示照片，只是冷冷地盯着我，像捕食的猎豹弓起身子随时准备扑向猎物。我是他的猎物，这是确凿无疑的。而他就是我在梦中无数次梦到的那只受伤的猎豹，潜伏在黑暗的角落里，舔舐着伤口，磨砺着尖牙，只等我的出现。

我顿时有些后悔，当年太过仁慈，为什么不让那个“偷牛贼”把他刺死呢？他要是死了，我就真的高枕无忧了。

我闭上眼睛，仔细回忆那天送别的情景。送走沈东，回来已是傍晚，李英姬正在院子里拍夕阳下的景物，我一定是无意中闯进了她的画面。想到这里，我的额头顿时渗出一层细汗。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麻烦了，因为我回来时背着沈东的黑色双肩包！我把人送走了，却把包留了下来，多么明显又不言而喻的破绽！

老吕把夹在耳朵上的那根烟拿下来，放在鼻子下面嗅着：“李英姬或许不会想到，沈东的双肩包为什么会出现在你身上，但她保留下来的这张照片，却无意中成了案件的突破口。送沈东上船并假意帮他偷渡回国的人是你，见财起意将他打晕沉入大海的人也是你，勾结黑帮残害同胞的人还是你！”

朱鹏的确是我虚构出来的，老吕的推理也是准确的。但我能承认吗？不能！

我知道推理也好，照片也罢，都不能作为直接证据。靠零碎的线索拼凑出来的证据、靠逻辑推理还原出来的案情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我可以否认得一干二净！只要我不松口，谁都拿我没办法。

老吕的脸有些狰狞，每一根胡须都透着杀气。他说：“你这副模样让我想到了一句话：不见棺材不落泪。”

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回击他，只好佯装镇定地笑笑，心里却在思量：如此精准的研判分析，必须基于大量翔实的调查，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那么，警方是什么时候去韩国做的调查呢？

老吕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他告诉我，胡传文“平反”之后，他们认定杀害胡传文的凶手就是从韩国给胡萍汇款的人。

关于这一点，当初我给胡萍写信和给警方传递“墨河沉尸”的口信时就想到了，这也是我的目的——把警方的侦破方向引向沈东，而沈东已死，死无对证，查到他也就可以彻底结案了，绝对不会牵扯到我。可我没想到，竟然还有老吕这么轴的警察。

老吕给我讲了他们的调查过程——

“为了找到这个汇款的人，我们排查了当年2462名赴釜山的研修生。排除女性和没有驾照的人，还剩719人；再排除跟唐湾、吴州和墨州无关的人，就只剩58人。我们重点对这58人进行了研判，你和沈东都在其中。案发时，你在唐湾一家饭店打工，看似跟胡传文并没有什么关联。而沈东则不同，他不但是墨州人，还在唐湾一家仓储企业工作，与从事物流运输的胡传文关联度很高，更为关键的是，胡传文失踪那天，他恰巧请假回了老家。基于这些线索，我们认为沈东是胡传文一案最大的嫌疑人。但时过境迁，当初的线索证据早就消失殆尽，我们错过了最佳的侦破时机。更为不利的是，沈东消失了，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韩国，都无法找到他的踪迹。案子就此中断。我想，这也正是你想要达到的目的。胡传文的错案就像一柄利剑悬在我的心头，让我寝食难安。当初武断认定胡传文涉嫌职务侵占的人是我，将他定义为逃犯的人也是我，所以无论如何我都得找出真凶，给胡传文一个交代，给胡家一个交代，也给自己一个交代。

“当所有线索都指向沈东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定他就是真凶，而我也在心里无数次告诉自己：真凶就是他，可以有个交代了。但我清楚，线索不是证据，一切都只是怀疑，在没找到确凿的证据之前，我不能再武断地制造第二个‘胡传文。于是，我辗转打听到了提供消息来源的你。其实我只是怀疑，而你却慌了手脚，担心东窗事发，竟然加害我老婆和我。你得逞了，我老婆疯了，我被革职了。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

“你老婆受贿，你打了嫌疑人，这些都跟我没有直接关系。我是觉得对你有些亏欠，但这些不该由我负责。”

老吕抬手揉搓了一把脸上的皱纹，然后从兜里掏出手机，给我放了一段视频。

视频很短，不到一分钟。镜头里是一个干瘪的老头儿，看起来像是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肤色黝黑，皲裂的脸上写满岁月的沧桑和生活的艰辛。他坐在岸边的礁石上，目光安详，一副与世无争、看破红尘的样子。他身后的那片海，我很熟悉，是釜山的水营湾。他对着镜头安静地讲述，声音关了，我听不到他说什么，想必是跟我有关。

看完视频，老吕问我是否认识视频中的男子。我当然认识，他就是化成灰我都认得。每年他的忌日，我都会去海边给他烧纸。但我想不明白他怎么会没死，当年可是我亲手把他推进海里的！我犹如置身无间地狱，一只只厉鬼从冥河里爬出来，缚住我的四肢，剖开我的胸腔，掀开我的头骨，分食着我的心脏和脑髓。而老吕，就是其中最恐怖的那只。

“你沒想到吧，沈东并没有死！当年他被你抛进大海后，恰好被一股洋流卷走，又意外地被一艘渔船所救。想知道救他的渔民是谁吗？也是你的一个故人，他的名字叫黄东先。你不会陌生吧？”老吕靠在椅子背上，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黄东先就是那个挨了我一顿揍然后被公司开除的黄毛课长。我心里突然涌起一阵莫名的酸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要不是为了接近沈东跟他干架，他就不会被开除，也就不会被逼到重操祖业出海打渔的份儿上，更不会机缘巧合地救了沈东。正是这个纰漏，让我二十多年来费尽心机构建的防线轰然崩塌。曾经以为固若金汤，如今竟是千疮百孔。但我必须坚守住最后的底线，至少到目前为止，老吕手里还没有过硬的证据。

八

沈东虽然获救，但由于脑部受到重击，大脑颞叶受损，失语失忆，和傻子无异。这些年来，他一直跟着黄东先出海打渔。黄东先管吃管住，但一分工钱都不给他。去年六月，他们的船在大海里遭遇了风暴，沈东的头再次受到撞击，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记忆，再次变回了当年的那个沈东。

老吕问我想不想知道沈东在视频里说了什么。我做了个无所谓的表情。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真相，全部的真相。”

我没觉得是真相，倒觉得真好笑。我说：“姑且不说这人是不是沈东。退一万步讲，就算是，你们凭什么认定他讲的就是事实，而不是捏造诬陷？一个脑子受过重创的人，他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呢？胡传文的教训不够深刻吗？你还想凭借一段莫须有的证词，再继续制造一起冤假错案吗？”

我要揭开老吕的伤疤，再撒上一把盐。我说：“既然你认定视频里的人是沈东，那么我要和他当面对质。你总不能凭一个残障人士的片面之词，就杀无赦斩立决吧？这也不符合你所说的法治精神吧？”

老吕眼神喷射着怒火，一步冲到我面前，拽着我的衣领要打我。他似乎忘了，当年他是因何被发配到派出所的了。小平头见势不妙，赶紧从桌后面蹿出来抱住他。而我不躲不闪，平静地等着他的拳头。用愤怒掩盖心虚，这是毫无底气的表现。我想这些年来老吕一定是被胡传文案折磨得癔症了。法律是讲究证据的，失去证据支撑，再严丝合缝的推理都是一堆屁话。而且我笃定，就算他找到了沈东，也找不到我杀死胡传文的证据。

我期待着老吕的拳头，他却突然咧嘴一笑，松开我的衣领，放下紧握的拳头，不紧不慢地把扣错的扣子解开，重新扣到正确的扣眼里。

做完这些，他抬头看着我说：“我知道你有恃无恐，你千方百计置沈东于死地，无非就是想来个死无对证，以此来掩盖杀死胡传文的真相。其实，一直以来给胡萍汇款的人是你，而你却费尽心机地嫁祸到沈东身上。你以为害死沈东，凭你一张嘴就可以颠倒黑白？可你忘了，谎言就是谎言，永远无法掩盖真相。”

几句不咸不淡的推理，以为就能唬住我。我越发肯定警方手里没有真凭实据，最多只能扣留我二十四个小时。我惬意地伸了一个懒腰，老吕似乎看穿了我顽抗到底的意图，嘴角露出轻蔑的笑容。他说：“去年六月，沈东受伤入院，有一名女护工一直照顾他。在女护工的悉心照顾下，沈东逐渐恢复了记忆，并说出了当年遇害的真相。这令女护工大为惊讶，因为真相彻底颠覆了女护工的三观。诚如你所说，一个脑子受过重创的人，记忆会不会出现偏差呢？女护工决定去找出真相。她用了一年的时间，沿着你当年的足迹走遍了釜山，找到了搬到首尔的李英姬，还找到了我刚才给你看的照片，而正是这些照片动摇了她的信念。”

时隔多年再次听到胡萍的消息，往昔温馨的画面如潮水般涌进记忆，让我越发怀念和胡萍在一起的那段时光。我迫不及待地问老吕：“胡萍还好吗？”

他嗤之以鼻，说：“胡萍就是你的一枚棋子，你还有脸问。”

我承认我利用了胡萍，也曾一度把她当成棋子，但在她离开之后我才发现，我其实无法忘记她。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结婚，不是身边没有女人，只是谁也无法替代胡萍在我心中的位置。

“胡萍被你踢开之后，傷心欲绝，本想一死了之，但最终还是选择活下来。因为常年收到从釜山寄来的汇款，她对那里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情愫。于是，她远渡重洋，去了釜山一家医院做护工。如果不是沈东意外现身，她会一直相信杀害她父亲的凶手就是沈东。但沈东的出现让你的弥天大谎露出破绽。然而，你的计划确实周密，连沈东本人都想不明白，你为何会选择他做替死鬼。毕竟，在胡传文遇害之时，他和你根本就不相识。难道这一切只是巧合吗？”老吕娓娓道来，“我从不相信巧合，更不相信有完美的犯罪。于是，我重新梳理排查你和沈东的社会关系。苍天有眼，终于让我找到了端倪，揭开了你精心设计的巨大阴谋。我说一个人，你一定认识，他就是李俊伟。”

李俊伟这名字就是一颗炸弹，在我心底轰然爆炸，炸得我七窍生烟。

“李俊伟是墨州人，曾跟你在同一家饭店打工，是他告诉你墨河里每年都会捞出几具尸体，也是他撺掇你一起赴韩研修。你很想去，可你交不起高昂的中介费。李俊伟回墨州跟家人商量赴韩研修的那天中午，胡传文恰巧到你们饭店吃饭，跟朋友说起傍晚去苏州送货的事。正是这句话，让你萌生了一个罪恶的念头。于是，你谎称家在墨州，想搭胡传文的车回家。胡传文好心，当了一回东郭先生。在前往墨州的路上，你谋划了一个完美的计划：杀死胡传文，嫁祸给李俊伟，等到了韩国再设法杀死李俊伟，如此便死无对证。但你万万没有想到，李俊伟的家人不同意他去韩国。这一变故彻底打乱了你的计划。人已经杀了，替死鬼却没了。你慌了神。胡传文的死是掩盖不住的，迟早会被发现。如果不想被杀头，必须再寻一个替死鬼。就在这时，李俊伟提到他有一个老乡会去韩国，那个人就是沈东。而你很快发现，沈东竟然比李俊伟更适合当替死鬼。为了让计划天衣无缝，你不但以沈东的名义给胡萍寄钱，还杜撰了日记，虚构了朱鹏，炮制了给胡萍的信。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沈东顺理成章地背上杀害胡传文的罪名。”

教科书般的推理，简直精彩绝伦，和我当年的所作所为不差分毫，但如果老吕以为就此可以将我绳之以法，那就太天真了。我岂会这么容易被打败！这些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修补着漏洞，让当年的计划愈发完美。

看老吕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我纠结着是否要告诉他沈东在家门口遭遇车祸不治而亡的消息。我回头看下时间，此时已是清晨六点，釜山时间早上七点。此时此刻，金泰旭雇来的另一名杀手应该已经潜伏在胡萍家周围，只等她出门，便会制造另外一起交通意外，让她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亡羊补牢，这是我最无奈的补救措施。

其实，早在两年前我就知道沈东还活着。得知他还活着，我激动得哭了一宿。活着是他的造化，更是上天对我的救赎。要是把一切都忘记了，那该是多么完美的结局。当然，最终让我下定决心杀人的，是胡萍。我知道她去了釜山，但她遇到“死而复生”的沈东是我始料未及的。当金泰旭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为时已晚，我没有时间去修补漏洞，只能简单粗暴地选择杀死他们。我是被逼的。如果要怪，那就只能怪他们运气太差。

我眼睛里闪着得意的光，而老吕脸上则浮现出一丝冷笑，冷笑里还蕴藏着一种运筹帷幄的自信。我讨厌那丝冷笑，更讨厌那份自信。我想最多半小时，胡萍就会死于一场车祸，等消息传来的那一刻，他的脸上就不会再有这份自信了。

有十几年没见到胡萍了，我突然很想知道她现在的样子，便问老吕有没有她的照片。他说有，回头又去翻那个文件袋。那文件袋简直就是哆啦A梦的百宝箱，什么都能变出来。

我看了照片，胡萍变化不大，只是圆润了一些。让我意外的是，她身旁竟站着一个小男孩儿，一米四五的个头儿，长得很像她。这是胡萍的孩子吗？她什么时候生的孩子呢？老吕把照片收回去，可我还想再看一眼。不是看胡萍，而是看那个小男孩儿。老吕看穿了我的心思，说：“不用看了，孩子像胡萍，但更像你！”

岂止是像，简直就是小一号的我，连右眼角痦子的位置都一模一样！

胡萍竟为我生了一个儿子！

一股难以名状的惊喜涌上心头，但接踵而至的却是冰冷刺骨的恐惧。我的双手在颤抖，牙齿在打架，我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利索，我跟老吕说我要打电话。老吕问我打给谁。我说金泰旭。他不同意。但我必须得打。金泰旭雇佣的凶手正蠢蠢欲动，随时可能将我的儿子撞得血肉横飞。

我歇斯底里地大吼起来，说再晚就来不及了。老吕反而抱起手臂，不疾不徐地问我什么来不及。我只得將安排金泰旭谋杀沈东和胡萍的计划和盘托出。老吕嘴角的冷笑再次浮现，眼睛里透射着复仇的光芒，他说电话不必打了，金泰旭已经落网，而沈东也没有死……

听完这句话，我明白我的阴谋彻底破产了。然而，我非但没有丝毫的绝望，反倒长出一口气，一股前所未有的轻松从心底涌上来。

我捂住脸，让眼泪肆意地流淌。我的哭泣无声，但讯问室里却响起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哀号……是老吕，他瘫坐在地上，咧着大嘴，老泪纵横。

责任编辑张璟瑜

作者：封凯明 栏目：侦探与推理 期刊：《啄木鸟》2023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