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骑马射箭,若非拨转马头,信马由缰的马会直奔前方,在马上一箭射去更是直的。据说草原上的人肠子也直,弯弓射雕的成吉思汗是以武力征服亚欧。忽必烈迁都被金国遗弃的燕京,下马拿起墨斗盒子一弹,也弹出一条直线,那便是以后的中轴线。此后他和他的子孙,以及把他们赶出元大都的中原牛人,在这条线上盖出许多好看的房子,令整个世界都惊叹不已。
中轴线上的壮美建筑由南往北,依次为永定门箭楼、永定门城楼、天桥、正阳门桥坊五牌楼、正阳门前门箭楼、正阳门城楼、后来改称的中华门(明称大明门,清称大清门);后面是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坤宁门、御花园、钦安殿、顺贞门、神武门、北上门、景山门、绮望楼、万春亭、寿皇门、寿竽殿、地安门、万宁桥、鼓楼和钟楼,贯穿外城、内城、皇城、紫禁城,总共是固若金汤的四重城。
一些城、楼、门、殿,虽已毁灭得连遗址也寻不见了,老北京人依然能怀念地说出它们不可复制的旧容。此外,从中轴线的南端永定门起,还有许多雌雄对称的建筑,如天坛与先农坛,东便门与西便门,崇文门与宣武门,太庙与社稷坛,东三座门与西三座门,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东华门与西华门,东直门与西直门,安定门与德胜门——说相声的说到此处,会趁机显摆一下过硬的贯口,其他人则有点儿费劲。
尤其费劲的是外国人。大清朝有西国公使漂洋过海来和皇上洽谈贸易,以为如在本国一般,双方可以对坐沙发,坐久了还能跷着一条腿,那是不会杀头的。却被通知去接受奴才的培训,下跪磕头,就坚决不同意了,称西方人是另一品种,两条腿子不能同时弯曲,除非求爱时单腿跪地。太监们心知西国公使狡猾,说是实在不跪也行,那就另走一条旁门左道吧,遂带公使顺着中轴线走了一遍,走到老佛爷面前,腿子疼得要断,不等宣诏就“扑通”一声跪下了。太监说启禀老佛爷,洋人的腿子本来不能跪的,可他参观了咱们这条笔溜直的中轴线,还有一道道的门,佩服得五体投地,不跪也要跪了。
中轴线又叫子午线,就像有人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也有人问子午线为什么这样直。有人带着问题去找答案,结果在后河桥的河泥里发现了一只石老鼠,这家伙代表地支子鼠;又在前门的河泥里发现了一匹石马,这家伙代表地支午马。于是就明白了,原是子鼠午马这两个属相对得正,正直正直,一正就直了,子午线不直才怪。不过还真出怪了,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有个高人,说北京南北中轴线并不是正南正北。问他根据何在,高人说,有一次他拍天上的鸟,从北京的卫星影像图中发现这条线有点儿偏。高人用立竿见影的方法,在甬路中央立了一根两米长的竿子,粘上一条六米长的胶带,当永定门上的太阳正当顶时,竿子投下的阴影就是永定门的子午线。如此一算,北京中轴线偏了两度十几分,大约有三百米。但这时候又有个高人出现了,说中轴线偏离子午线的原因,是北京时间的十二点和真正的北京正午不是一个时间,双方要差四分二十八秒,那影子可不有点儿偏吗?啊呀呀,这个问题忽必烈当时没有想到。
北京除了南北中轴线,还有一条东西中轴线,这就是著名的长安街,始建于燕王朱棣勇夺皇侄建文帝之位登基以后,自南京迁都北京的明永乐十八年。长安其名,取自大唐帝都长治久安之意。最初的长安街东端起于东单路口,西端止于西单路口,以天安门为界,分东长安街与西长安街。此后悠悠岁月,首尾两端延长,西起门头沟三石路,東至通州宋梁路,号称十里长街,又叫神州第一街。
我家住在东西中轴线的新长安街上,门前有地铁一号线和地面若干条公交线路,到哪儿都行。周围有高检、国际广播电台、国际雕塑公园。夜幕下推窗远眺,璀璨灯火之中,东西中轴线宛若一把磨亮的长剑,横佩在古老北京的腰间,庄重而威严。
南北中轴线则是一条金线串起的珠宝,每一颗都发出让世人惊羡的奇异之光,且不说故宫和天安门,其中最圆的那一颗稀世珍珠应是祭天之坛。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来到北京,单位在西城区百万庄大街,分给我的宿舍在府右街,站牌上一排站名之间还镶了一个括号,里面写着西安门。我住的光明胡同九号,与“神童作家”刘绍棠比邻。乘无轨电车前去一站就是西四,再前去一站就是西单,正好在东西中轴线最初的长安街西头。我像一条南水北调的鱼,每天早晚在东西中轴线的边缘往返游过。但我最好的记忆却留在了南北中轴线——天坛,这颗最圆最美的珍珠这里。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我把居住在祖籍小城的父亲和母亲接到北京,每到节假日就陪他们外出游玩,南北中轴线上的珠宝一颗一颗看了个遍,天坛是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一岁的儿子穿上乾隆的戏装,骑在我的背上进祈年殿,我对他讲解过去的皇帝每年春天要来这里,祈求苍天给世间黎民一个好年成。孔子及其弟子编《诗》、《书》、《礼》、《乐》、《易》和《春秋》,其中《礼记·月令》中说:“(孟春之月)天子亲载耒耜……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
儿子哪里听得懂这个,即便懂也不信,红着脸表示尿胀了。寻一间小房子让他去尿,转而再看那脸上一派轻松,便对他说,咱们下江南吧。不料一听这个,他竟歪歪扭扭真的走起路来。这让父亲和母亲大喜过望,奔扑过来保护。接着在回音壁,母亲和假乾隆贴着弧形的墙面打起了电话,一家人快乐得像五个皇帝。
三十年后,儿子已在异邦学业有成,母亲却不在了。父亲第三次一人来京,大年初一,坚决要再去一次母亲去过的天坛怀旧。这年是龙年,父亲生肖属龙,三个月前过完八十四岁大寿,今日他身穿绣有金龙的红色汉褂,丝麻,对襟,襻扣,溜肩,脖缠孙儿从远方买回的大围巾,两只老手像北京中轴线上的一对城门,左右对称地插入兜中。他站在阳光下寒冷的风中,白发飘零,背后是天坛的金顶、蓝瓦、红墙和汉白玉的三层砌栏。这里是母亲三十年前与他合影的地方,他要求再照一张,以后到了天国带给我的母亲。
我是父亲最好的导演和摄影师,历来都是,无论在老家还是北京,别人都照不出那么漂亮的风姿——为他照相要么说一句有趣的话,要么偷拍。这次我刚给他整理好围巾,正要下手,突然一声哨响,从斜刺里杀来一支队伍,看皮肤是欧洲的,哇啦叫着,迅速成为父亲的背景。一位手持三角旗的东方人在用英语解说,像是他们的翻译和领队,父亲转过身去,被他们看见了胸前的龙。翻译代替他的欧洲朋友问:“老人家高寿?”
父亲把大拇指和食指叉开,又把四指并拢:“本命年,八十四。”
“啊,听口音老人家不是北京人哪?”
父亲说:“我的祖先是楚人。春秋战国时代北京是燕国。”
“对,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欧洲的朋友们,我把老人家的话都翻译给你们听吧!”
父亲说:“你给他们好好讲讲天坛。”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来北京,自然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天坛。从他的眉飞色舞可以看到,从他的放声大笑可以听出,这是母亲走后一年零两个月里,他最高兴的一天。
北京和我老家的风俗一致,统统认为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龙年第一天我们从天坛尽兴而归,我问父亲吃多少个饺子,父亲又把两手掏了出来,我以为他要比八十四,但他保守地说:“二十!”
一丝失望掠过心头。但再一想,廉颇估计还没这个数。
责任编辑张小红
作者:野莽 栏目:散文随笔 期刊:《啄木鸟》2023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