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的帽子

1

何莉莉每周有三个晚上去臧医生那里。周一、周三、周五。何莉莉下了班就直接去臧医生家。现在，何莉莉仍然管臧医生叫臧医生，但他们之间已不再是心理医生和求助者的关系了。而是一种新型的关系。新型关系是臧医生的说法，创意也来自臧医生。具体说就是两人不时在一起吃饭，睡觉，但又不是每天搅在一起，而且各有居所。何莉莉的房子是离婚后前夫小鲁留给她的，臧医生(未婚)的房子则是新更换的一套，三室两厅外加厨卫，一百八十平米，够大的了。何莉莉进门后先各处看一看，接着开始做饭。该洗的洗，该切的切，然后动火，下锅。等她把饭菜做好，臧医生也就回来了。

吃饭的时候，臧医生会说一点诊所里的事，或者说一点从网上看来的新闻。何莉莉则说一点学校里的事，或者是跆拳馆里的事。吃完了饭，臧医生抽烟，何莉莉洗碗。随后，两人下楼，在花园小区里略略转一转，然后回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何莉莉把自己挂在臧医生的一个肩膀上。臧医生呢，像是有点承受不住似的，略略坐一会儿就站起身来，走进书房里去了。他坐在书桌前抽烟、喝茶、看书、做笔记、查资料，或者，跟某个网友聊天。网友有男有女。女的居多。其中一个叫“十步芳草”的和臧医生搞得最紧。他俩每隔一两天就要在网上见面，有时天天见，天天聊。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每当那时，从书房里就传出来了一阵叽叽叽的声音。

何莉莉说有点像老鼠打架。公老鼠和公老鼠打架，公老鼠和母老鼠打架。臧医生听她这么说也不生气。有时甚至还附和几句：“你别说，还真有点像是打架。”

臧医生的意思是说，他每次和人聊天，尤其是和那个十步芳草聊天，总是打得不亦乐乎。说打还不够，是斗，斗争。十步芳草斗争性极强，又自高自大、自得自负、自以为是、自信不疑、自我陶醉、自命不凡到了极点。她的判断是绝对的。她手里攥着一大把不容置疑、不容辩驳的普遍真理。她那语气，就像是一本教科书。面对这个坚不可摧的绝对存在，臧医生常常感到有点像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这使他感到很恼火，也很头疼。常常忍不住要杀杀她的威风。虽说也不是为杀而杀，可一旦杀将起来，就什么也不顾了——那里面有一种切切实实的痛快，痛快淋漓。古人爱说快意恩仇，他倒想说快意爱恨。快意地对待爱和恨，快意地对待爱恨交织，或者，在爱和恨，在爱恨交织中尽情地享受一种难以形容难以比拟的快意。这是否也是一种人生境界呢?……臧医生不时会从那种打斗和杀伐中超拔片刻，来一点不多不少的思辨，接着就又投入进去。继续打，继续斗，继续杀。

在他俩打来打去、斗来斗去、杀来杀去的这段时间里，何莉莉就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实在没什么可看，就看看影碟，或翻翻杂志。总之，她尽量不把学生的作业本带到这里来，批改不完的就利用午休时间赶一赶。无论如何，每周的这三个晚上对她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尽管只是一种新型同居，但未必就没有一种转变的可能。即便没有可能她也要好好珍惜，或者是更加珍惜。因此，在电视机前呆了没多久，她就有点坐不住了。随后她站起身来，走进书房，走到臧医生的身后，看他和那个十步芳草在网上厮杀。

臧医生也并不回避。几乎从一开始，这一切就已约定在那个新型关系中了。臧医生把话说得很明白。在这种关系中，不管是他还是她，他们各自仍然享有相当的自由。只要愿意，可以在这种关系外发展各自的感情。如果有谁感到无法忍受或有了改变现状的愿望，这种关系就自动告吹。对于这个约定何莉莉没有表示异议。不过，那也并不表示她对此有多么欣赏。在她看来，有些男人还就是喜欢变着法子玩点什么新花样，可玩来玩去最终还是掉进了某个老套子里。这是说，她其实没怎么拿它当一回事。然而，那叽叽叽的声音，多多少少也还是让人有点受刺激。于是她只好站起身来，走进书房，站在他的背后看公老鼠和母老鼠打架。有时，她看他有点累了，就帮他捶捶背，或者让他的脑袋靠在她的胸脯上，给他揉揉太阳穴。再或者，帮他续续水，把窗子打开透透气。然后走出去。走出去一会儿再走进来。走进走出，走出走进，一个晚上免不了总有那么几次。

晚上十一点左右，臧医生终于从书房里出来了。两人洗漱一番，走进卧室，在床上翻滚、折腾。翻滚折腾到十二点左右，然后带着甜蜜过后的疲劳，或者是疲劳过后的甜蜜进入梦乡——这基本上就是何莉莉和臧医生同居以来每个晚上(相聚的每个晚上)的情形。

然而，这个晚上，事情却忽然发生了一点变化。晚饭过后，臧医生照例抽烟，照例和她一起到楼下花园小区里转一转，照例和她一起坐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电视。可是，当他走进书房，当他在电脑前面坐下来时，却忽然戴上了一顶黑色的绒线帽。

说起来这顶绒线帽还是何莉莉亲手织的。前一阵的某一天，臧医生拿一支很粗的铅笔在纸上勾勒出一张草图，问何莉莉是否乐意照那个样子给他织一顶帽子?当然。何莉莉说，难道她有什么不乐意的理由么?不仅乐意，碰巧她还是这方面的行家(这样的行家现在是越来越少了)，没几天就织好了。然而，直到这个晚上，她才发现，在这之前她并没有弄清楚它的真正用途!此前，她自以为是知道的。就像这世上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你觉得那几乎是不言自明的。拿帽子来说吧，无非是用来遮阳、保暖、防护、装饰什么的。帽子可以有无数种，但功能就这么几种。功能始终只能小于事物或现象，而不能大于或等于事物或现象。否则这个世界就无法被人把握了。然而，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些功能之外它还另有妙用!就在这个晚上，臧医生告诉她说，它的主要功能是用来传达某种非语言信息。

臧医生说，按照两分法，所有的信息可分为语言信息和非语言信息。在某种条件下，两者之间会建立起某种联系。比如，根据某种约定，当他戴上帽子时就表明他正处在某种思考中。这时，他不希望被打扰。不仅如此，它还象征着某种心理疆界。心理疆界是心理疆域的界线。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有一块地盘，就像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版图，每个农民都有自己的一亩二分地。为了把自己的地和他人的地区分开来，不管是国家还是农民，都会在地界上插上一个桩。侵犯与扩张是一种普遍的原欲。一个国家可能会把坦克开到别人的国土上去，一个农民可能会把猪赶到别人的地里去乱拱。因此有这个桩和没这个桩是大不一样的。

“好了，现在我得把这个桩插上了。”

臧医生说着把帽子戴在了头上。他的意思是，那顶帽子就相当于那个桩。或者，当他戴上帽子时，他连人带帽子就成了一个什么桩。

很显然，在这里，这个桩所保卫的只是它自身，而不是它以外的什么东西。那么，这是否是说，它和国界上的界标、和农民的篱笆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呢?还有呢，在一个不寒不冷的季节里，一个大男人坐在家里，戴上一顶帽子，这是否有点怪异呢?然而，对于一顶主要以承载某种非语言信息的帽子来说，怪异不怪异大概算不上是个什么问题吧?……何莉莉寻思着，从臧医生的书房里慢慢地走了出去。

这个晚上，直到上床之前，何莉莉一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两眼一直盯着电视。但电视里播的什么她根本就没能闹清。

十一点过后，医生照例从书房里走了出来。照例是洗漱，上床，照例是床上的翻滚和折腾。十二点以后，臧医生带着疲劳过后的甜蜜或甜蜜过后的疲劳进入了梦乡。何莉莉却好长时间不能入睡。

除了那顶帽子(臧医生从书房出来时把它从头上摘下来，顺手挂在书房里一个立式挂衣架的顶端)，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臧医生扯着响亮的鼾声。这之前，她从未觉得那鼾声对她有什么妨碍。但这个夜里，它却搅得她心烦意乱。

他干吗要弄出这么一顶帽子来呢?一男一女生活在一起，哪怕仅仅只是同居，仅仅只是新型同居，也总是一种亲密吧?既是亲密，其中一个对另一个的亲近需求就应该是合理的吧?这需求除了肉体，还有精神的彼此进入与包含。进入，包含，包含，进入，两个人最终融为了一体。所谓爱情，不就是这种双重的进入与包含么?否则，古往今来那么多的诗人凭什么歌颂爱情、诅咒爱情?那么多的男男女女凭什么要自杀或杀死对方?现在你臧医生弄出这么一顶帽子来究竟是个什么意思呢?最气人的是，这顶帽子还是她配合着他的设计，亲手织出来的!……这个夜里，何莉莉一直琢磨着这些，好长时间也不能入睡。

2

何莉莉认识臧医生是在一年以前。那时，何莉莉正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她丈夫小鲁之间的问题。何莉莉和小鲁是经人介绍搞到一起的。当时，何莉莉正被一个花言巧语的家伙骗了，心灰意懒，消沉了好一阵。及至见了小鲁，看他话不多，很老实的样子，认识不到半年，就和他结了婚。婚后不久何莉莉就发现，两人之间几乎无法交流。用小鲁的话来说就是，她太会说了，而他——说不过她。

小鲁不善言辞。虽说他也是个大学生，但学的是工科。更主要的，小鲁对人文类话题一点也不感兴趣。这样一来两人之间的话题就少。光是话题少也还罢了。问题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有时还非得说上一句两句的。可就是这一句两句的也还是会出问题，起纷争。何莉莉不得不说，小鲁有时的确有点词不达意，甚至有点夹缠不清。可小鲁的脾气还特别大，一言不合就崩了。弄到后来，还动起手来。一回生二回熟。再以后，小鲁就显得熟门熟路的了，动不动就将她暴打一顿。拳打脚踢的也不看个地方，哪里能打不能打根本就不管，逮着哪儿是哪儿。其实也不逮，手臂一挥，拳头就上了身。脚就更快了。你还没觉察到，它已经收了回去。能觉察到的只是哪里哪里骤然疼痛起来。起初，小鲁还发一声警告，弄到后来连警告也没有了。这就使得事情变得可怕起来。

再以后，他一靠近，她就发起抖来。何莉莉想，这是否就是人们说的恐惧症呢?她提出离婚。小鲁坚决不同意。不同意可以上法庭。但何莉莉却不愿意把事情弄到法庭上去。不管怎样，这点面子她还是要的。她是个教师。她不想把事情弄得沸沸扬扬的。尤其不希望听到有人说，她是因为老是挨打才跟丈夫离婚的。于是事情就这么拖着。

拖得久了，何莉莉渐渐从自己身上感觉出了某种变化。有时，她觉得自己似乎是在等着他来打，等着他来踢似的。他一出现，她浑身上下就像筛糠似的抖了起来。一边抖又一边等着什么，盼着什么。她是否是人们说的那个什么受虐狂呢?

困惑。苦恼。何莉莉很想找一个什么人说一说。可是，找谁?生活中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学校里的同事呢，除了一个范彬彬，没有更多要好的。范彬彬既是校长也是大龄剩女，除了成天忙于校务，还得忙着恋爱。医院里有精神科。可据她观察，去那里的多半是些精神病人或疑似病人。而她，怎么也不能算是个精神病人吧?……何莉莉感到十分无助。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臧医生适时地出现了。

何莉莉是从本地报纸上知道臧医生的。此时，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臧医生在本地已经很有名了。本地的报纸上不时能见到他写的文章。他在那些文章里谈论各种心理疾患以及治疗的种种方法。不是空洞地说理，不是搬弄概念，而是结合着某个具体案例，读起来生动有趣兴味盎然，一点也不枯燥。何莉莉觉得，臧医生的文笔也非常好：轻松又自然。其中的幽默也恰到好处：适度，一点也不过分。要知道，幽默一旦搞过了头，幽默就不再是幽默，而是浅薄搞笑了。浅薄搞笑已离轻薄不远。一个男人最应该警惕的是什么?不就是轻薄么?恰恰在这一点上，臧医生把握得非常好。何莉莉虽说在大学里念的是中文，现在又在中学里教着语文，但她私下里掂量了一下，像那样的文章她多半写不出来，或者写出来也不是那个味道。

后来，在认识了臧医生之后她才知道，臧医生一直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虽说他念的心理学，研究的是“灵魂的学问”，可也没有忘了文学，没有忘了写诗作文。大学毕业后臧医生先是在一家企业的人力资源部干了几年，随后辞职出来自己开了一家心理咨询诊所。短短几年间，就在这个行当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声誉。

何莉莉觉得，臧医生的成功，主要是依靠了那个“价值中立”。“价值中立”是心理咨询中普遍奉行的一个准则。这个准则体现在三句大白话里。

第一句：“把自己当他人。”这是说，在咨询中，你不是现实中的你，你不能把你的人生观、世界观、是非观以及个人好恶带进咨询活动，不得用这些来影响你的当事人，更不能将它们强加给当事人。你不能用你的判断取代当事人的判断，不能用你的标准取代当事人的标准，不得评判当事人的是非曲直。而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设身处地地去经历他的经历，感受他的感受，与他合而为一。一句话，这时的你不是“你”，而是“他”。

第二句：“把他人当自己。”这是说你得把别人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千方百计地替别人想办法，找出路。

第三句：“把自己当自己。”这是对前两句的一个逆转。这是说，你跳进了别人的角色里，最终还得跳出来，跳回到你自己里面去。不能迷失在与他人相互交融的角色里。

当然，也并不是只有臧医生一个人在谈论这个准则。臧医生的不同寻常处在于身体力行。这一点，哪怕是从他诊所的名称上也可以看出来。诊所的名称是：“中立心理咨询中心”(简称中立中心)。事实上这个名称已是十分响亮了。在这个城市里，你不时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有什么不对劲么?去中立中心!”

何莉莉正是在这个类似广告短语的驱动下走进臧医生的诊所的。她得说，她在这里看到听到和经历的一切，一点也没有使她感到失望。

中立中心并不在市中心。门脸也朴素简单，一点也不打眼。里面也是一样，朴素而又简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两只沙发和一个文件柜。墙上挂着一幅心理学经典图。图上是并列着的两个男人头像。虽说是两个，但一望而知，两个其实只是一个，同一个。然而，一个明朗，一个阴森，一个和蔼如春，一个却狰狞可怖。更妙的是，如果细看，你会发现，每一个里面都藏着另一个。彼此包藏。显然，这幅图有点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意味。何莉莉觉得，哪怕是从这幅图中似乎也能看出那个价值中立的意思来。

即便是头一次见面，何莉莉也没有感到任何一丝一毫的隔膜。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好比见到了一个老朋友。他一开口，就让她感到如坐春风。她坐在春风里，坐在他的对面，和他谈起她的困惑和苦恼。一共就两个问题：一、她是不是患上了恐惧症?二、她是个受虐狂么?

两个问题都不是问题，不是心理疾患意义上的问题。在听过了她的陈述之后，臧医生很肯定地告诉她，她没有患上恐惧症。什么是恐惧症呢?害怕不该害怕的，或者，对不存在的恐惧感到恐惧。比如，某个人害怕走进电梯，另一个人害怕走进广场，另另一个害怕坐飞机或坐火车，还有的呢，害怕与人交往，如此等等。总之一句话，害怕不该害怕的，对不存在的恐惧感到恐惧，这才是恐惧症。而她呢，她害怕的是应该害怕的，恐惧的是实际存在的恐惧。因此，她只是恐惧，但不成其为症。具体说她是对家庭暴力，或者是对交流中的暴力感到恐惧。至于第二个问题呢，恐怕就要由她来告诉他了。

臧医生说，发生在男女之间的受虐狂一般总是伴随着某种性兴奋。有时这种受虐是性活动的序曲，有时与性活动同步或基本同步。那么，她是否在那种受虐中感到过某种性兴奋呢?

“没有没有，怎么会有这种事!”

他才说完，她就赶紧说，绝对没有这种事!每一次挨打带给她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疼和痛，哪里找得到一星半点的快乐?她弄不懂的仅仅是，当这一切将发生未发生时，她为什么会在暗中等着它盼着它?

这就对了。臧医生说，这完全属于正常人的反应。对于正常人来说，即将到来比正在到来和已经到来的总是更难忍受。

何莉莉顿时放下心来。可是，又多少感到有些失望：害怕不该害怕的、对不存在的恐惧感到恐惧的人能在他这里得到帮助，而害怕应该害怕的、对实际存在的恐惧感到恐惧的人却不能，这算个什么道理呢?这不是明明白白地把人往外推么?

哪里哪里。她的问题虽说不是心理疾患，但仍然属于心理问题。既然如此，他们就得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比如，她是否想过和丈夫好好谈一谈，哪怕是最后一次?比如，她是否考虑过寻求社会帮助什么的?

他说得那么委婉，那么不露痕迹，一开始她险些忽略过去。但随后，在回家的路上，当她回想起他笑微微的神情时，顿时猛然醒悟过来，而且很快就领悟了其中深意：和丈夫好好谈一谈，哪怕是最后一次!就算没有结果(这是肯定的!)，她至少也做到了仁至义尽对不对?而那个社会帮助呢，指的不就是妇联么?妇联不就是专管这种事的么?

的的确确，有关这些，臧医生什么都说了，可什么也没说。如果他真的什么都不说，那他就没有站在她的立场把他当成是她；如果他真的什么都说了，那他就等于是在代替她做决定。对于这一切，他处理得是多么恰当!既不多，也不少，不多不少才是最好!这不是“价值中立”又是什么呢?的的确确，他一点也没有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是非观以及个人好恶带进来，一点也没有试图用这些来影响她，更不用说强加给她了。他没有用他的判断来取代她的判断，没有用他的标准来取代她的标准，更没有对她的生活说三道四。的的确确，她的整个身心全都沐在春风中。

随后，就像是完全出于她自己的决定，她和小鲁作了最后的交谈。尽管结果可想而知，但谈和不谈是不一样的。她已做到了仁至义尽。在这之后，如果有某个社会组织出面来修理他，也就不能怪她了。

何莉莉去了市妇联。在那里，她得到了完全的同情。那些女同胞、女干部全都为她抱不平。她们围在她的身边，帮她出了许多主意。比如，由她们出面去找她丈夫谈话，或者由她们出面，去找小鲁的单位领导。还有呢，离婚!协议离婚不行就上法庭!一个看上去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姑娘甚至建议她去练跆拳道。等到练得差不多了，就和他开打!对打!小姑娘说着还拉开双臂，摆出一个开打的架势。何莉莉差一点就要笑出来。

然而，没想到，没过多久她还真的练起了跆拳道。市妇联的那帮女同胞、女干部也算够热情够尽责的了，她们出面去找过了小鲁，找过了小鲁单位的领导。然而，这一切却没起到什么作用。随后她们就表示爱莫能助了：既然她不打算拿起法律的武器，她们也就没有别的招儿了。怎么没有别的招?何莉莉想，不是还有个跆拳道么?

几乎就在当天何莉莉就走进了跆拳馆。交费过后先学理论，随后是实践。穿上了道服。何莉莉和三十几个学员一起站在道场中练习手法和腿法。主要是腿法。跆拳道是踢之道。前踢，后踢，侧踢，横踢，推踢，勾踢，跳踢，后旋踢，单腿连踢，双腿连踢。力量和速度。呼吸和平衡。冲击力和反冲力。踢腿，闪腰，单手防御或攻击。攻击时大声喊“呀!”以压倒对方的气势。她也并不在乎什么段位和级别，她要的只是消除恐惧。借用跆拳道的技术风格术语，就叫做防守反击。

何莉莉每周有两个晚上去跆拳馆。回家后她就琢磨跆拳道的练习要诀。比如，如何正确选择攻击部位。一旦她和小鲁交起手来、过起招来，她应该首先攻击他的哪个部位呢?可是，还没等她琢磨出个结果来，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小鲁同意协议离婚。

说离就离。这一次，小鲁似乎显得比何莉莉还要急切。何莉莉却犹豫了起来。怎么说?就好比两个对手一早就说好了，而且已经走进了场子里，甚至其中一个已经做出了“下闪”(跆拳道里的开打姿势)的动作，可另一个却忽然开溜了。

何莉莉去找臧医生。臧医生说，你说过想离而你丈夫不肯是吧?何莉莉说是。臧医生说，你学跆拳道是为了防守反击是吧?何莉莉说是。臧医生说，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上乘的谋略啊。何莉莉说，我明白。臧医生说，我知道你明白。

臧医生知道，她也知道。臧医生知道她知道。她也知道臧医生知道她知道。尽管如此，可她还是宁愿和臧医生谈一谈。这就好比你有一个心结，你自己去解和别人帮你解感觉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别人帮你解时还让你感到是你自己在解，这就更是不同寻常了。何莉莉不知道，她不断地往臧医生那里跑是否就因为这个?

一点不错，自从认识了臧医生之后，她就开始不断地往他那里跑了。随后有一天，臧医生把她带回到他的住所，并对她作了明确规定：今后，她不得再作为一个求助者往他诊所里跑了。

这是行规：在咨询师与求助者之间，除了职业关系，不能再有任何其他关系。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若有其他关系，就不能再有职业关系。现在，他们之间的职业关系已经结束了，永远地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同居关系。确切地说，是一种新型的同居关系。这种关系介于朋友和情人之间。比朋友略多，比情人略少。结构也比较松散。这是说，只要愿意，他们各自均可在这种关系之外发展各自的感情。如果他们当中有谁感到无法忍受或有了改变现状的愿望，这种关系就自动告吹。

对于这个约定，何莉莉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就和臧医生糊里糊涂地搅到了一起。尽管如此，在她看来，她所需要的仅仅是时间。时间能改变一切。一切当中，男人又是最容易被改变的一类。然而，她没想到，事情似乎并不这么简单。除了那个十步芳草，现在又冒出来了一顶帽子!他为什么要弄出这么一顶帽子来呢?这个夜里，何莉莉一直琢磨着这个问题，弄得一夜无眠。不知是否就因为这个，次日上午，她在给学生上课时犯下了一个难以收拾的错误。

3

何莉莉在一所初级中学里带着初二两个班的语文。备课，上课，批改作业，集体补课，个别辅导……事情虽说不算少，可也并没有让她感到有多少压力。若说有什么不如意的话，那就是和学生的沟通比较困难。语文不是数学，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确定无疑。对于同一个问题，往往会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有时甚至是一个人一个看法。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作为教师，她应当尽量采取启发式教学，鼓励学生参与讨论。可是，一旦考试起来标准答案却只有一个。这等于是说，讨论归讨论，所有的讨论最后还是得统一到那个标准的答案上来。只是，学生们偏偏不买账。他们常常会在有意无意中挑战某个标准答案，甚至挑战“统一”本身。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统一”呢?这一天，一个叫马小博的学生忽然提出了这个问题。

马小博说，他想知道为什么谁都在强调“统一”：校长、年级组长、班主任以及所有的科任老师。从学习到生活，从思想到行动，谁都在强调“统一”，为什么?

何莉莉回答说，“统一”代表着某种价值。马小博问为什么是“统一”，而不是纷争和歧见代表着价值?何莉莉说，“统一”代表着某种公认的价值。马小博说，既然有这么多的纷争和歧见，又怎么谈得上公认?何莉莉说，少数的纷争和歧见并不影响公认。马小博说，你怎么知道是少数?你搞过统计吗?

何莉莉当然不可能去搞什么统计。她也不知道是否有人搞过这类统计。因此她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不回答。实际上她一直就觉得这个马小博让人有点头疼。他常常抓住一点，和你纠缠不休，没完没了。这会儿也是一样。马小博说，就算有人搞过统计，就算某种纷争和歧见只占少数，那是不是说它就没有价值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句话，又怎么理解?

何莉莉已经有点烦了。何莉莉说，他完全可以不理睬“统一”，可以不理睬那些统一的标准答案，只是，他得想好了，如果考试起来不及格，如果将来升不了学可不要怨别人。这一点马上又被马小博抓住了。马小博说，学习的目的是否就是为了考试和升学?是不是为了考试和升学，他们就得服从那个统一?

何莉莉说，学习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考试和升学，但考试和升学也很重要。难道你不想考试吗?难道你不想升学吗?马小博忽然哑了一下。接着又咕哝了一声，说她改变了话题。何莉莉说她并没有改变话题，事情就这么简单，他想考试，他想升学，就得服从这个统一。马小博忽然笑了起来，说，我明白了，所谓统一，就是你想不想统一都得统一。

马小博刚说完，教室里就起了一阵轻轻的哄笑声。连傻子也听得出来，那显然并不是在为她何莉莉叫好。何莉莉恼了。什么事都这样，人一恼就容易失去理智。很可能就因为这个，接下来她说出了一句很不理智的话。何莉莉说，他的狡辩已经影响了教学秩序，如果他继续这么下去的话，她希望在她上课时他最好不要开口。他若实在控制不住，不妨戴上一个口罩。她没想到，就因为这句话，给她惹出一个不小的麻烦。

当天下午马小博就戴上了一个口罩。而且无论如何都不肯取下来。马小博说，口罩是她要他戴上的。如果要他取下来，她就得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他道歉，而且还要就他们没有讨论完的问题继续讨论下去。何莉莉想，这简直有点要挟的意思了。她怎么能吃他这一套?

随后有一天晚上，何莉莉对臧医生说起了这件事。她的意思是，希望他能像从前那样，把他当成她，或者把她当成他，帮她分析一番梳理一番，在他不动声色不露痕迹的分析和梳理中，让她形成自己的判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然而，臧医生却说，她不能再要求他这样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变了。她不能再把他看成是心理医生，也不能再把她自己看成是求助者了。

何莉莉说，“就算这样，难道你就不能以别的关系——你那个新型的同居关系——来说点什么吗?”

臧医生说，“你一定要我说点什么的话，那我想说，你最好是自己去把它搞定，不要把我扯进去。”

他的意思是，他每天应付的都是这类事。他每天不断地听人诉说，诉说。精神问题。肉体问题。精神加肉体的问题。还有一些呢，也说不清是精神还是肉体。他不光要听，还要认真地听，还要对方知道他在认真地听。还要使用一些变化多端的插说语，表达出他的关注、关切、同情、同感、感同身受和诚心诚意。哪怕他对那个倾诉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是非观并不完全赞同，甚至完全不赞同，他也不能流露出一丝一毫。相反，他还得让对方觉得他完全是跟他站在一起的。随后，他还得不动声色不露痕迹地对求助者加以疏导和引导。想想看，这需要多大的耐心、多大的毅力、多大的意志力啊!每天八小时!不，不止八小时。有许多时候就是回了家，他的思想也仍然陷在别人的问题别人的麻烦里面。有时甚至会还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到了第二天，头一天的问题和麻烦还没摆脱掉，新的问题和新的麻烦就又来了。日复一日，他就这样无休无止地陷在别人的问题和麻烦中!陷在自己的职业角色里!没有谁会站在他的角度想想他的问题和他的麻烦。在别人眼里，他是咨询师是心理医生，他根本就不该有什么问题和麻烦，就算有也不能去找别人。他自己不就是咨询师不就是心理医生么?如果他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和麻烦，又怎么去解决别人的?

“想想吧，”臧医生说，“咱总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陷在这里头吧，总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把自己当他人把他人当自己，总得给自己留个空子，总得瞅个空子跳出来，‘把自己当自己吧?”

何莉莉想想，觉得也是。怎么说他也是个活生生的人啊!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能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是非观?怎么能没有自己的情感倾向和内心冲突?怎么能老是不动声色不露痕迹地把自己藏在职业面具的后面?可是……究竟是谁在让他这么干呢?难道谁强迫他了吗?不错，在诊所里他得扮演自己的角色，可是，回到家以后呢?既然他不想一天二十四小时把自己藏在职业面具的后面，干吗又在他俩之间搞出那么一个帽子来呢?他用那个帽子护着他内心的一亩二分地。如果他对所有人都这样也还罢了，但事实上他对那个十步芳草根本就不谈什么心理疆界，他们在网上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有时甚至都过了十一点，他们还在那里聊着。这又是为了什么呢?臧医生对她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变了。的确变了：他进入她的肉体，却不进入她的精神，也不让她进入他。这究竟算是个什么关系呢?

何莉莉让这些个事弄得很是烦恼、烦躁。尤其是，口罩问题仍然没能解决。不仅如此，还越来越麻烦了。现在，她一走进教室，马小博就把口罩戴上了。戴上之后还把脑袋朝左边扭一扭，朝右边扭一扭，再朝后面扭一扭，四下里看一看，或者是让大家都看一看。每当那时，课堂里就起了一阵轻轻的哄笑声。

一天早晨，何莉莉口气中带着点强硬，让马小博把那劳什子拿下来。马小博呢，不仅不听，还和她硬顶。马小博说，“这是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可不是什么劳什子!”

隔着口罩，马小博显得有点吐词不清，声调也有点怪异。或者是他有意要显出那个样子。不用说，这又引起了一阵轻轻的哄笑声。很可能就因为这哄笑，让何莉莉再次犯下了错误。那时，她一下子冲到了马小博面前，说，“好吧，你就玩吧!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能玩出个什么花样来!”

当天下午，马小博就给她变出了一个新花样。他用一个医用口罩取代了先前那个普通口罩。马小博还一本正经地对人说，这样的口罩，防菌效果更好。

到了下一天，又变成了一个带有呼气阀的防尘口罩。走廊里，何莉莉透过窗口看见好几个人围在马小博的身边，正在听他讲解那个呼吸阀的作用和使用须知。

到了下下一天，又变成了一个防晒活性炭口罩。接下来又变成了卡通口罩。口罩上有一个大美女。接下来又变成了一个黑骷髅。再往下是京剧脸谱。生、旦、净、末、丑，整个一个系列。等这个系列全都展示一遍过后，又变成了带有手势图案的口罩：大拇指朝上、大拇指朝下、握手、抱拳、示威的拳头、表示胜利的V字、表示勾引的一根弯曲的手指、表示爱意的三根手指、说“不”的手势、说“OK”的手势。等到这些全都过了一遍之后，就又变了：孙悟空、猪八戒、米老鼠、唐老鸭。猫脸、狗脸、兔子脸，狮脸、虎脸、山羊脸。至于各种表情图案那就更多了：悲泣、哀嚎、大笑、狂笑、狞笑、奸笑、傻笑、憨笑、窃笑、坏笑，忧愁、欢乐、天真、世故、纯洁、邪恶、温顺、凶悍、明朗、阴郁、谦逊、傲慢、羞涩、撒泼，尴尬、调皮、撇嘴、发呆、得意、失意、惊恐、惊讶、发怒、发狂、扮嫩、扮酷、鄙视、蔑视、发嘘声、发疑问、翻白眼、耸鼻子、打哈欠、流冷汗、龇牙咧嘴做怪相……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何莉莉万万没有想到，如今一个口罩就能变出这么多花样!

动静闹大了。校长范彬彬先是对何莉莉说，让她赶紧处理好。隔天又把她叫到办公室，告诉她说，马小博的父亲老马已为这件事专门给学校打过了电话。先是直截了当地要求校方严肃处理何莉莉。经过做工作，老马暂时让了一步，要求与何莉莉见面、对话。并要求有学校领导在场。老马的态度颇激烈，不好拒绝。只好安排他们见个面，交换一下意见，沟通沟通。何莉莉当然没有理由不答应。

当天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马小博的家长来了。但来的不是老马，而是马小博的母亲。马小博的母亲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看上去不大像是马小博的母亲，倒像是他的一个未婚姑姑或小姨。以至校长范彬彬连着问了两遍，你真的是马小博的母亲么?你真的是马小博的母亲么?马小博的母亲嗯嗯啊啊地回答着，一张细嫩好看的脸忽然一下子涨红了。

何莉莉猜，她多半不是马小博的生母，很可能只是一个后妈。见面的过程中，何莉莉脑子里不时冒出这样的念头，她是马小博的后妈么?多么年轻，多么漂亮的后妈呀!而且，又这么羞涩、羞怯!羞涩羞怯得像一个少女。甚至比一个少女更羞涩更羞怯。实际上，现在就连少女都不怎么羞涩羞怯了。羞涩羞怯已成了一种稀有品质。但随后，何莉莉意识到这位年轻的后妈实际上是患有社交恐惧症，而且还相当严重。她一开口脸就红。一红一大片。先是在脸颊上，接着迅速洇开，一直红到脖子根。就像是谁将一团红颜料泼到了宣纸上。

显然，她自己是知道的。似乎是为了掩饰脸红，她不时把脸侧转开去，或者干脆低下头去。那样子，就像是在为马小博做出了那样的事而感到羞愧一样。脸一红，说起话来就更困难了。她几乎没有说出多少完整的语句。这样一来，许多时候是何莉莉一个人在说。有时，何莉莉停下来，问她一点什么，她也只是简单地回答一下。有时就连这简单的回答也回答得不甚清楚，支支吾吾、吞吞吐吐的。到后来她干脆就不怎么开口了。

刚开始时，校长范彬彬还担心她会提出一些什么过分要求，甚至弄得何莉莉下不了台。事前她还特地嘱咐何莉莉，不管对方说什么，她都不要和人家硬顶。现在一看这情形，顿时松了一口气。

何莉莉却没有这么乐观。在她看来，眼前的情形并不说明任何问题，或者仅仅说明这个“年轻的后妈”患有社交恐惧症罢了。

她是否真的患有社交恐惧症呢?会谈结束后，何莉莉和马小博的母亲一起从范彬彬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在走廊，何莉莉问了问她的名字。

“我叫沈洁。”她简单地说了这么一句，又急匆匆地朝前走。已是下班的时候了。走廊里，老师们三三两两地朝楼下走。沈洁似乎不愿意走在别人的前面，听到说话声和脚步声，就朝旁边让一让，让别人走到前面去。从她这个举动中，何莉莉再次肯定了她患有社恐症。

这会儿，何莉莉的思想似乎完全让这个社恐病人占据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她不知这是不是因为她跟臧医生搞在一起的缘故。

从校门口出来时，何莉莉打算陪沈洁走上一段，和她再聊一聊。但沈洁显然急于摆脱她，可又不知该如何摆脱似的。她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公共汽车一辆接一辆地从她俩身边开了过去。站牌就在前面不远的路边上。按照沈洁所说的方位，好几辆公车都可以搭乘。可沈洁根本就不朝那边看，而是朝身后张望，似乎想截下一辆的士。可是，一辆辆的士全都载着人。这情形似乎一时让她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了。

何莉莉说，“没事，我们走一段好了。”

她的意思是，平时大家都在忙着，难得见面，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她们不妨边走边聊，沟通沟通。沈洁不好反对，只好和她一起朝着前面走去。一路上，何莉莉尽量没话找话。沈洁呢，仍然是支支吾吾、吞吞吐吐的。那张细嫩好看的脸也仍是一样，动不动就红了。不多一会儿，还冒起汗来。

前面是个十字路口。两人站在人行横道的一侧等红绿灯时，何莉莉看见沈洁的额头上、鼻尖上出现了一层密密麻麻的汗珠。车很多。一辆接一辆地从她们面前开过去。等到人行横道上的绿灯亮起来时，沈洁脸上的汗水已经汇成了溪流，沿着脸颊往下直淌。沈洁甚至擦也不擦。两人走到马路中间时，沈洁忽然呼吸急促起来，身体还微微发抖，看上去就像是要晕倒了。何莉莉赶紧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搀着她走了过去。一过十字路口，路边就有一个茶餐厅。何莉莉不由分说，连拉带扯地把她拽了进去。

4

似乎是，许多人仅仅习惯了到茶餐厅里去喝茶，还没习惯到这里来吃饭。因此，这个时候茶餐厅里几乎没什么人。后来，沈洁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打死她也不会进来。

何莉莉挑了个僻静角落，两人坐下了。服务生刚刚走近，沈洁就站起身来，一头扎进了洗手间。等沈洁从洗手间里出来时，何莉莉的一客煲仔饭已吃得差不多了。何莉莉知道，许多社恐患者不能当着人家的面吃饭。沈洁吃饭的时候，她就钻进了洗手间里，在那里没事找事地呆了好一阵，估摸着她快吃完了，这才出来。果然，等她出来时，沈洁已经吃完了——实际上也没吃完，吃了一半儿，剩下的一半儿撂在那里。服务生过来收拾了一下，送上来一壶茶。喝茶的时候，沈洁两手捧着茶杯，从茶杯上抬起头来，朝何莉莉送过来感激的一瞥。这一瞥里，已经有了点心照不宣的意思了。

何莉莉知道，几乎所有的社恐患者都不愿意把自己暴露出来，除非是遇到了同类。何莉莉还知道，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喜欢跟人交换点什么秘密。秘密永远藏着，没有价值。白白地暴露出来，也没有价值。何莉莉的秘密就是发生在她和前夫小鲁之间的那些：暴力啊，恐惧症啊，受虐狂啊什么的。当然，现在说起来有点像是笑话了。她只是恐惧，但不带症；她只是受虐，但没有狂。

果然，她才说完，沈洁就笑了起来。这真是一种稀有的笑容。唯有稀有，这才动人。何莉莉觉得自己似乎已经喜欢上了这个羞涩羞怯的人儿。她喜欢她，还因为她知道，一个人无论怎么羞涩羞怯，总有不那么羞涩羞怯的时刻。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些时刻，羞涩和羞怯也才更像那么一回事。似乎是为了印证她的这一套，这个晚上，沈洁对她讲了许多。

沈洁说她的确患有社恐症。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怕人。怕与人交往，交流。遇到某些非交往、非交流不可的时候，她早早地就感到了烦躁不安，像是背着一个很大的包袱。当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她爱脸红。莫名其妙的，脸就红了。不仅仅是她自己感到莫名其妙，她猜别人也是一样。脸红什么呢?有什么值得脸红的么?她心里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她猜，看见她脸红的人多半会这么猜测。每当与人交谈时她都会在心里不住地猜测——猜测别人的猜测。当她这么猜测时她很想看看对方的眼睛，可每当她抬起头来时她发现对方正在朝她看着。而且，目光中正带着一种猜测或探测。弄到后来，她连人也不敢看了。她低着头，听别人说话。可许多时候她根本就没有听进去，或者没有弄清对方是在说些什么。遇到这样的时候她会开始发急。一发急还只想上厕所。一趟一趟地上厕所。这真是一件让人羞不得也恼不得的事。主要是，也不是真的想上厕所。到了厕所里她会发现那不过是虚晃一枪，不过是她的身体在捉弄她。可她还是宁可蹲在便器上。或者，呆在镜子前面。从镜子里她看见了自己那张貂蝉似的脸(人家都这么说)。貂蝉脸却红得像关公。只是，貂蝉和关公有什么相干呢?那时她想，不知道关公是否也患有赤脸恐惧症?或者，正是因为患有赤脸恐惧症，这才气恼不过杀起人来?一杀杀成了个大英雄。对于一个大英雄，人们自然不可能对他有什么怀疑。事情会不会就是这样呢?关公会不会是因为患有赤脸恐惧症，这才成了大英雄的呢?

何莉莉见她说得有趣，而且又说到了酒，于是干脆又叫了一瓶干红。两人一边喝一边聊下去。

沈洁说，做男人至少有一样好，可以常常饮酒，可以借酒盖脸。如果你患有赤脸恐惧症，你可以说那是酒闹出来的。女人呢，却没有这种方便。她知道，有一些女社恐，常常会给自己弄一条红纱巾，或者是一根二寸宽的红彩带，一年四季系在脖子下面，以便借助那点反光混淆视听。不过在她看来，这等于是不打自招。她自己呢，她有时会借助运动。在去见某个人之前，她先在跑步机上跑上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随后她可以“毫不脸红”地对自己说，她的脸红是因为运动。不过她也知道，这些自欺欺人的小把戏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或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她怕到公共场所里去。在那里，她感到所有人都在注视着她，注视着她的每一个细小动作。在同一个小区里住着，总免不了会撞上一些邻居。楼道里，电梯里，花园小径上。即便是撞上了，她也不跟人打招呼。她也害怕上街。虽说她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长大的，但却常常找不到东南西北，走着走着就迷了路。迷了路也不会去问谁，宁可自己去瞎碰乱撞。实在没辙了她会给老公打一个电话。公共汽车是一个恐怖场所。如果拦不到的士，她宁可步行。可步行又有步行的难处。特别是十字路口。每次经过十字路口时她都浑身冒汗。还不敢擦。一个女人站在十字路口上不停地擦汗，怎么说都有几分诡异。只好忍着，忍无可忍。忍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念头：不要倒下!不要倒在十字街头!要知道，你倒在那里，不会有谁认为你是作为英雄倒下的，不会拿落日和叹息来形容你。这些杂念无异于火上浇油。晕眩。发抖。冒汗。气喘。严重的时候还伴有胸闷和恶心。如果没能及时离开那里，她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害怕进商场。她的衣着朴素到了过时和陈旧的地步。害怕走近化妆品柜台，所以她从不化妆。上理发店如同上战场，怀着拼却一死的决心。可到了理发店的门口又不敢进去，一个人在那里走过来走过去。弄到后来干脆不去了。别人的发型换了一款又一款。长发。短发。直发。卷发。复古风情。浪漫唯美。简单随意。结鬟式。拧旋式。盘叠式。反绾式。结椎式。大波浪。小微卷。对称式。爆炸式。侧梳式。她也不去想那个希腊女神式，只想搞个不等式——她的人生差不多就是个不等式。可就连这个也做不到。这个说，这是超自然。那个说，那是超简洁。照她看，她才是真正的超自然超简洁。不，是超超自然，超超简洁。单染，挑染，双色染。她什么也不染。别人成天在那里盘上去，梳下来。她呢，永远就是一个马尾巴。你成不了一匹马，就只好做个马尾巴。

她害怕去超市和菜市。好在家里请有小保姆，购物买菜用不着她操心。电影院自然是不去的。同学聚会，能不去尽量不去。除非有老公一起，她从不一个人带孩子去公园和游乐场。她一个人唯一敢去的公共场所是雷锋纪念馆——那里通常没什么人。

即便是一个人呆在家里，窗帘也拉得严严的。电话一律不接，敲门一律不应。老公的客人一律不见。亲戚来了能躲就躲。她无法当着别人的面吃饭。就连过年过节，和亲戚们在一起吃吃喝喝都不行。她是个超级“家里蹲”或“佳丽蹲”。孤独。寂寞。有时她也很想有一个可以让她袒露内心的朋友。然而，一想到有一个人坐在你的对面拿眼睛盯着你，她就感到不寒而栗。也想养一条狗。可是，遛狗的事怎么办?除了读书、上网，写写心情日记，再就是冲着镜子说话。或者冲着镜中那个眼神迷离神情恍惚的人唱一首《美丽世界的孤儿》。唱也不是唱，是哼。小声哼哼。一边哼一边想，她碰巧还正是这样的孤儿。至于这世界究竟是美丽还是不美丽，那就不是她所知道的了。而且，即便是美丽的，看来也不是为她，不是为她这一类人准备的。

老马(她的老公)怕她日甚一日地陷入绝境，让她到他朋友开的一间公司里去锻炼锻炼。在那里，事情变得更糟。日复一日地面对客户，跟受刑没什么两样。她永远无法从容镇定地与人交谈。还没开口，脸就红了。爆红。也不敢看人，更不敢与人直视。一开口，又显得语无伦次。所以她猜，有不少时候，客户没准儿还起了疑心，以为她心存欺诈。

公司里她没什么朋友，也很少与同事交谈。她对那些女同事感兴趣的话题不感兴趣。她们似乎也是一样：对她感兴趣的不感兴趣。更主要的，她一开口就脸红。因此还不如什么也不说。这样一来，人人都觉得她冷：冷僻，冷傲，冷冰冰。公司里聚餐，别人都是乐呵呵的，唯有她痛苦不堪。她的手在发抖，几乎连筷子都拿不住。开会发言，被几十个人注视着，浑身感到像针扎。更可怕的是与男同事相处，尤其是单独相处。

公司里有个小龚，按时下流行的说法，是个小帅哥。若从年龄看，大家应该叫他“小龚”才是。然而，一帮女同事，无论大小一律管他叫“老龚”——听起来像叫“老公”。在这个小龚面前，情况更糟糕。每当他朝她走近，甚至还没走近，仅仅只是听到了脚步声，她就紧张起来。脸热得发烫，心口怦怦乱跳。等他来到跟前时，她脖子发僵，额上冒汗，呼吸不匀，嘴巴发干，连脑子也不转了，脸上的肌肉还直打哆嗦，两腿发软，两只手不知该往哪里放。一开口，声音又发起颤来，连一个完整的句子也说不出。每次等他离开后，她都感到虚脱了似的，浑身乏力，两只手冰凉冰凉的。

她也想过辞职回家，到哪里去弄一个养殖场，养一些鸡呀，鸭呀，猪啊，羊啊什么的。可老马说，麻绳上都还要遇到个吊死鬼呢。你需要饲料，需要添加剂，需要消毒药水儿，总归一句话，你需要有别人!

逃无可逃。看来所有这一切都只是说明，这个世界不是为她、不是为她这一类的人预备的。她，她这一类人，只是一些蜷缩在某个角落里的多余人。他们消极、颓废，尚未开始或刚刚开始就被淘汰出局。他们生活在人群和社会以外。他们是生活在人群和社会以外的潜人群和潜社会。

不仅老马希望她改变，她自己也希望改变。有人说吃香蕉可以使人变得外向，她于是猛吃香蕉；有人说吃素效果更好，她立即开始吃素。卡耐基说，当你试着去帮助别人时，你会渐渐忘记你的痛苦，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痊愈。冲着这句话，她给灾区、给希望小学，捐出去一笔又一笔款子。

有人说放生三年可大见成效。理论是，如果你让其他生命获得新生，你也会因此获得新生。她于是开始放生。她从市场里买来青蛙，拣一个下雨的天气，拎着一只蛇皮口袋来到郊外，先在雨中为它们念几声佛号，然后把它们放进水塘。她放青蛙，放草鱼，放鲫鱼，放鳝鱼，放泥鳅，放乌龟，放甲鱼，甚至，放塘虱。

然而，情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变。脸该怎么红还怎么红。爆红。在某一个瞬间突然爆红。她仍然难以与他人进入正常的交往和交流。她想到过死。但那并不容易。上吊：双眼暴突舌头吐出来，再加上大小便失禁。跳河：衣服被水冲走，赤身示众。服药呢，安眠药不好买，吃少了死不了，吃多了也不一定死得了。一旦被救活，那比死了更可怕。跳楼虽说比较有把握(几十层的高楼随处可见)，然而，跳下去之后呢?一大堆人围着你的尸体指指点点，似乎是要叫你知道，你就是死了也摆脱不了人群。

死不了，只好活着。不是像人，而是像鬼一样地活着。有许多时候，她干脆把自己看成是鬼。就当这个世界已经把她埋葬了，或者是，她把这个世界埋葬了。

……

这个晚上，沈洁对何莉莉讲了很多。沈洁说，哪怕是把她这么些年来对人讲过的话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因为遇上了一位恐友?可是，何莉莉真的算得上是一位恐友么?

何莉莉笑笑说，算得上算不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了解社恐。从臧医生那里，她了解了不少。而且，就她所知，在心理咨询这个行当中臧医生知名度颇高。尤其在治疗社恐方面，是同行公认的一位“反恐”专家。说到这里，何莉莉停下来，朝沈洁看一看，说，“如果你愿意，不妨见一见。”

沈洁的眼神躲闪了一下，随后又迎了过来，朝何莉莉很快地瞟了一眼，说，“我得考虑考虑。”

几天之后，沈洁去了臧医生那里。臧医生对沈洁说，这个症那个症的，实际上都是一些人为的说法。有些个事本来不算个事，一旦有了个说法，就成了个事。这也就是所谓语言牢笼。她头一个要做的，就是要从自己的脑子里抹去“社交恐惧症”、“赤面恐惧症”这类字眼，将脸红看成正常而非不正常。正常不正常不是谁说了就能算的，哪怕是多数人说了也不算。有关这一点，至少林肯、甘地、曼德拉(这几个人都非常腼腆害羞)会站在她这一边。对于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来说，个性的多样化心灵的多样化是一种绝对的必要。更何况，脸红不过是面部毛细血管扩张，不过是血气旺盛。在中国古代，面若桃花，是衡量美女的一项重要指标。羞涩和羞怯则是一项重要品质。如果她能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事情就会从根本上得到扭转。试想一下，一个不怎么健康的人，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死人就不用说了)，他能脸红么?一个没有耻感的人，一个从不知道什么叫做羞耻的人，他会脸红么?事实上，这样的人如今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因此，她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对自己说，脸红是健康，脸红是美，脸红是德行。她不妨每天对自己这样说。早、中、晚各一次。当她这么做过了之后，就可以变控制为接纳。

臧医生说，此前，她对脸红采取的是一种拒斥拒绝和驱逐驱赶的态度，一句话，控制的态度。有控制，就会有反控制。反控制的力量往往会大于控制的力量。即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旦分出了道与魔，她的内部就有了两股根本对立的力量。当它们开始打来打去，斗来斗去，杀来杀去时，她的苦恼烦恼焦躁焦虑也就是必然的了。这时，她就成了由自己亲手建造的牢狱中的囚徒了。若想打碎这个牢狱，她就得完全彻底地无条件地放弃控制，对脸红采取一种接纳，甚至是悦纳的态度——把它当成自己的一部分(它本来就是你自己的一部分)高高兴兴地接受下来。拿佛家的话来说就是放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按照森田疗法就是，“顺其自然，为所当为。”在心理治疗上，这叫做“反治法”。反治法不是硬碰硬，而是与你的对手握手言和。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和谐和谐，现在大家不都在这么说吗?可是，她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和谐吗?真正的和谐就是放弃控制。一旦她放弃了对脸红的控制，脸红也就放弃了对她的控制。这也就是所谓以不解决为解决。

臧医生说，爱脸红的人往往都害怕丢脸。可从前有人说：“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现在她不妨对自己说：“俺连死都不怕，还怕丢脸么?”不仅不怕丢脸，还要热爱丢脸，努力丢脸，尽量丢脸，什么丢脸做什么，越是丢脸越要做!要知道，世上有许多事情，还就是由一些不怕丢脸的人做出来的。如果有人将她和她这一类人看成是废物和垃圾的话，她不妨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废物我怕谁?我是垃圾我怕谁?如果有人胆敢说她是个破罐子，那她不妨给他来个破罐子破摔!这也就是马克思说的那个意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如果她愿意，她还可以加上一句：“我社恐，我独特!”我就是我，世上唯一的我!不可复制的我!最好的我!不是一分而二，不是对抗着的二元，而是整一的存在!如果她注定了成不了他人，那就让她成为她自己好了。

沈洁听了这些，不禁笑了起来，笑着将臧医生说过的这些默默地在心里过了一遍。

认知问题解决之后紧接着是系统脱敏疗法。臧医生将小龚这个最大的交往障碍作为假想目标，围绕这个目标设置出由低到高的十种交往情境或恐惧等级。比如，最高等级是沈洁与小龚面对面的交谈；最低等级是听到他的声音。这中间则是：远远地看见他朝她走来。他朝她举起一只手同她打招呼。他朝她走近了。他停在了她的面前。她瞥见了他的衣服。他的脸正冲着她。他的眼睛在朝她微笑。他开口同她说着什么。如此等等。每一个情境等级都做了一张卡片。

臧医生让她手里拿着一张卡片，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先做一个深呼吸，让身体放松，然后从最低等级开始，展开想象，让那恐怖情境鲜明逼真地出现在眼前。当她觉得可以忍受时，就算过关了。反之，则要暂时停下来，松弛下来。等到完全松弛了，再重新开始。打过了第一关，就进入第二关。如果在哪里反复卡住，就反复做练习。直到逐渐适应，通过。就跟打游戏机似的。在这个过程中，臧医生教她如何调节呼吸，如何使情绪(他把情绪细化)和肌肉(他把肌肉按部位拆开)产生由紧张到松弛的反应，他教她如何体验自己的情绪反应和生理反应。他还帮她设计出一些相应的立姿、坐姿、手势、表情，以配合闯关。

“当然啦，”沈洁在电话里对何莉莉说，“臧医生那里只是个学习场所，更重要的还是要回家做练习，反反复复地做练习。”

沈洁说等到这些练习全都完成了，通过了，臧医生就会让她进入实战阶段，具体说就是按照演练那样去与小龚接近，分等级地接近。先隔着房间听他的声音，随后步步深入，比如试着看他的衣服啦，试着看他的脸和眼睛啦，试着以微笑回应他的微笑啦，等等，最后则是与他面对面地交谈。沈洁说，对于这个“实战”，她既有点期盼又有点恐惧。她对这期盼感到恐惧，对这恐惧感到期盼。在这种期盼的恐惧或恐惧的期盼中，她感到有点惶惶不安。

“这是正常的。”何莉莉说，“就像头一次上战场，谁都会这样。等到枪声一响，就没事了。”

沈洁听她这样说，就在电话里轻轻地笑了起来。

5

沈洁正在发生改变，何莉莉这边却差不多还是老样子。仍然每周有三个晚上呆在臧医生那里。做饭，吃饭，散步，看电视。臧医生仍然戴着那顶帽子坐在书桌前，仍然是抽烟、喝茶、看书，做笔记、查资料，或者在网上和那个十步芳草打来打去，斗来斗去，杀来杀去。晚上十一点，臧医生从书房里走出来，两人洗漱一番，走进卧室，在床上翻滚、折腾。翻滚折腾到十二点左右，然后……且慢!何莉莉并没有像从前那样追随着臧医生，一起带着甜蜜过后的疲劳或疲劳过后的甜蜜进入梦乡。不仅没能进入梦乡，反而还进入了幻觉，或出现了幻觉。

现在，一到夜里，眼睛一闭，她就看见了那顶帽子。黑暗中，它离开立式挂衣架顶端，凭空飘了起来。先是在书房里飘着兜一圈，接着飘进了客厅，飘进了厨房，飘进了卫生间，甚至，飘进了卧室!有时，她觉得它还不光是一顶帽子，还是一个戴着帽子的隐身人。这个隐身人四处走动。走走停停。耳朵竖起来了，像是在倾听着什么动静。眼睛又贼亮贼亮的，骨碌碌地转着，朝哪里打量。如果她碰巧睡着了，它就悄悄靠近她，俯在她的上面，凑近了朝她脸上看。有好几次，她从梦中惊醒时，看见的正是这个情景。那时她浑身发抖，一颗心怦怦乱跳。

只不过，她没有对臧医生提起这些。那不会有什么作用。他会对她说，她不能再把他看成是心理医生，也不能再把她自己看成是求助者了。他们之间那种职业关系已经永久性地结束了。现在只存在着一种单一的、新型同居关系。

学校里呢，马小博仍在继续玩着口罩把戏。现在，他不仅自己玩，还陆陆续续把班上同学拖了进去。马小博对人说，口罩最早是出现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古代伊朗高原。居住在那里的波斯人信奉拜火教。当他们举行仪式时，不仅需要把全身包裹起来，还要用口罩把嘴和鼻子捂起来，以免不洁的气息触犯“圣火”。在中国，口罩最早是出现在元朝。元朝的宫殿里，侍候皇帝用膳的人要拿绢布把嘴巴和鼻子蒙起来，以免不洁的气息污染了皇上的食物。比较一下不难看出来，中国皇帝的食物和波斯人的“圣火”可以打上等号。不过呢，两者虽说不是一回事，但口罩的功能却是一样的……马小博的这一大套，相当于理论先行，相当于宣传鼓动，相当于发动群众。接下来，全班的人一个不落地被他拖了进去。

他们并不在课堂上戴，但和在课堂上戴也差不了多少：他们在何莉莉走进教室的前一刻先戴上口罩，等她一走进教室，再一齐摘下来。这时，马小博则不紧不慢地戴上了。

马小博的口罩与众不同。似乎是有意要形成某种对比，当马小博戴上医用口罩时，其他人就戴上普通口罩；当马小博戴上带有呼气阀的防尘口罩时，其他人就戴上防晒活性炭口罩。

此外是各种卡通口罩的交叉搭配：美女配骷髅、花旦配老生、白脸配红脸、孙悟空对猪八戒、米老鼠对唐老鸭。猫脸对狗脸、狮脸对虎脸、山羊脸对兔子脸。手势图案有：大拇指朝上VS大拇指朝下，握手VS抱拳，示威的拳头VS表示胜利的V字，表示勾引的一根弯曲的手指VS表示爱意的三根手指，说“不”的手势VS说OK的手势。表情图案就更多了：悲泣、哀嚎、大笑、狂笑、狞笑、奸笑、傻笑、憨笑、窃笑、坏笑，忧愁、欢乐、天真、世故、纯洁、邪恶、温顺、凶悍、明朗、阴郁、谦逊、傲慢、羞涩、撒泼，尴尬、调皮、撇嘴、发呆、得意、失意、惊恐、惊讶、发怒、发狂、扮嫩、扮酷、鄙视、蔑视、发嘘声、发疑问、翻白眼、耸鼻子、打哈欠、流冷汗、龇牙咧嘴做怪相……各各搭配起来，形成呼应，变幻出无数种花样。一点不假，口罩的种类虽说总是有限的，可只要动动脑子，也不是没有可玩的。更要命的是，他们越玩越上劲，丝毫也没有一点要停下来的意思。

直到这时，何莉莉才真正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虽说她早就知道如今的学生很难弄，可没料到竟是这么难弄!虽说她早就知道他们善于狡辩善于纠缠，但没料到在他们那小小的脑袋瓜子里面竟还藏着这么多刁钻古怪的计策!没料到他们还想方设法地和你硬抗!而且，从表面上看去，那硬抗还不大像是个硬抗，可实际上却比硬抗还要硬抗：他们人人都戴上了口罩。可那是在你走进教室之前戴上的，等你一走进教室他们就摘了下来——你能说什么吗?是的，当他们摘下来时，马小博就戴上了。可是，那不是你让他那么干的么?

最可恶的是，马小博还拒绝与她和谈。她几次试着与他交谈都被他不哼不哈地拒绝了。或者是，她还没说上几句，他就恼了。他仍然不哼不哈，但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恼了：两只眼睛瞪得像铜铃那么大，鼻孔也扩张成两个大洞，还翕动着。对于一个油盐不进的家伙，你能拿他怎么办?尤其是，你还不好把这件事拿到哪里去说。口罩是你让他戴的，花样是你让他玩的。如今戴来戴去玩来玩去收不了场了，这种事拿到哪里去说?

不过，仔细想一想也不是完全没地方去说。比如沈洁那里。想到沈洁，何莉莉就有点来气。她为沈洁多多少少也算是做了一点事，可沈洁为她做过什么?就算是一个年轻的后妈，可谁说了后妈就不能有所作为了?

沈洁说，“谁说我是后妈了?谁告诉你了?谁也没告诉?谁也没告诉我就成后妈了?我这么对你说吧，我还就是他的亲妈!可不是什么后妈!”

何莉莉说，“不是后妈却看起来像个后妈，就更没道理了。你那个宝贝儿子，怎么就想不到要好好管一管呢?”

沈洁说她也不是不想管，而是没法管。从小到大，她一直都没怎么管过他。她连自己都管不过来，又怎么顾得上去管他?她就是想管也管不了。“想想吧，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你从不和他亲近，从不带他去公园去游乐场，从不带他去看河马，从不带他去坐‘疯狂的老鼠，他凭什么要听你的？”

何莉莉说，“你管不了，那么老马呢?你至少可以和老马说一说，让他管一管吧?”

沈洁说她和老马的关系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夫妻关系。在老马眼里，她根本就不爱他。她很少和他交谈。当他和她说话时，她会避开他的目光。老马说，如果她爱他，又怎么会这样?

——这是她永远也无法对老马说清的一件事。她和老马也就这么个状况，你叫她怎么去影响老马?

电话里，两个人说到这里，就没法继续往下说了。随后何莉莉就只好打了老马的手机。可还没说上几句，老马就炸了。

老马说，“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呢，说不赢，就让人戴上口罩。人又不是个牲口，又不是个拉磨的驴子，怎么就戴上了嘴捂子呢?”

何莉莉作声不得，只好由他说去。老马说了一阵，话题又从儿子身上转到老婆身上去了。老马说，自从开始所谓的心理治疗以来，沈洁变得连他都快要认不出来了。从前她话不多，一开口还结结巴巴的。现在呢，特别爱说，还特别能说。还打起电话找人说。一说老半天。那个什么小龚，他们在电话里一来一往，有时还就当着他的面!表面上听起来，他们说的还尽是一些高雅的，高深的。但是，只要是过来人，就不会不知道，藏在那高雅高深后面的是些什么东西!

老马说，“我先把话说明白了，如果他们搞出什么事来，不光是那个臧医生要负责任，连你这个拉皮条的也脱不了干系!”老马气咻咻的，一说完就摁了结束键。

何莉莉气得七窍生烟。她怎么就成拉皮条的了?!这个老马，完全是一个粗坯。生完了老马的气，又生沈洁的气：你这么一个聪慧女子，怎么会嫁了这样一个粗坯呢?!只是，粗坯不粗坯的，她倒也真不希望沈洁搞出点什么事情来。当天晚上，何莉莉把这些对臧医生说了说。

臧医生说，她说的这些他都知道。实际上，他知道的还远远不止这些。现在，沈洁还不光是跟小龚打电话，发短信，他们还不时在一起逛街。哪里人多他们就往哪里去。他们在广场上喂鸽子，在商场里买衣服，在超市里买零食，在游戏厅里玩电子游戏，然后挤在电影院的情侣座里聊闲天。从电影院里出来后他们又登上了公共汽车。公车上，沈洁先拿眼睛望着窗外，接着将视线慢慢收回来，朝离她稍稍远一些的人看一看，看看他们的衣着和脸上的表情，看看他们有没有朝她看。接着，她放胆去看那些离自己近些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她甚至还给一个老太太让了座。让座之前，她先做一个深呼吸，也没有忘了要提高嗓门儿。有时，她又让小龚带着她去游泳馆。去过几回之后，她甚至敢穿三点式了。她穿个三点式在水里扑腾。有时，她又让小龚带她到郊外去钓鱼，或者到某个风景区去。他们坐在草地上听音乐、吃东西，或者对着大山，豁开嗓门儿胡乱地叫喊几声。不过更多的时候，她和他是呆在某个书店里。他们一边翻书，一边闲聊。他们聊谁谁的《心灵鸡汤》，还有谁谁的《会来事儿的艺术》。起初，单独和小龚呆在一起的时候，她还感到有点紧张，有点窘迫，还需要利用一些事先设计好的小姿态和小动作使自己放松。但渐渐地，她就放开了。现在，她不仅能和他自自然然地交谈，有时还敢跟他开开玩笑了。

臧医生说，“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再说，我只是从我专业的角度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如果发生了什么别的问题，那不应该看成是我的问题。”

只是，事情显然不这么简单。次日一早，老马就找到臧医生的诊所里去了。在那里大吵大闹。也正是在这个早上，何莉莉的前夫小鲁(他一直在缠着她要求复婚)给她打来一个电话，让她看看本地当天的报纸，那上面有一篇署名“深喉”的文章很可能就是针对她的。

何莉莉还没有来得及找到报纸，校长范彬彬就把她叫了去。一进办公室，范彬彬就把一张报纸递了过来。果然，一篇针对口罩事件的思想随笔正赫然刊登在副刊版的头条位置。标题是：《有形和无形的口罩》。文章里出现了“交流”、“霸权”、“控制”这类字眼。作者说，在这件事中，作为交流之一方的老师，利用知识和语言的霸权，剥夺了学生的话语权。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控制欲望在作祟。而那个口罩无疑是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一个屈辱标志。作者的意思是，权力无处不在。权力不仅仅指的是国家机器，它还覆盖在知识和真理的上面。作为一个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教师的责任不应该是灌输，而是要培养学生的自由精神、独立精神和怀疑精神，让学生学会自主选择。

看得出来，作者还读了一点书。他一会儿说福柯怎么怎么说，一会儿说哈贝马斯怎么怎么说。何莉莉匆匆看过了一遍，笑说，“你别说，这人还像是有点水平。至少，他提到的这两个人我都不认识。”

本来，何莉莉这么说，一来是因为面子上有点挂不住，另外也因为她和范彬彬随便惯了。大学里，她俩是同班同学。她睡上铺，范彬彬睡下铺。没想到睡下铺的成了睡上铺的领导。何莉莉不时开玩笑说，早知道这样，怎么都不会让你睡了下铺!范彬彬听了呵呵直乐。一点不错，她俩一直关系不错。但这天上午，范彬彬却摆出了一副严肃的面孔，说：

“我要是你，这会儿就不会说这种俏皮话了。”

接下来，范彬彬就控制这个字眼谈了很多。控制是很可怕的啊。控制的势力无处不在。它操纵你的思想，甚至，操纵你的肉体。哪怕是隔着遥远的距离，它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玩你于股掌之中。你要是一个不小心被它抓住了，就等于是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刚开始，何莉莉还只是觉得她扯得太远了一点，也太夸张了一点。但不久她感觉出了一点异样。一点不假，这不是平时的那个范彬彬。范彬彬从不这样说话。而且，脸上也不会是这样一副神神道道的表情。更奇怪的是，当她从那里离开时，范彬彬又突然从后面跟了上来，扯了扯她的衣服，压低了声音问，她是否对外星人有所了解?

外星人?这跟外星人有什么关系呢?何莉莉不得不说，当时她的确是有点吃惊的。只不过，适才吃了那么一呛，心里仍然有点不舒服，于是就漫不经心地支应了几句，匆匆离开了。

没隔几天，从老师们之间就传出了消息：范彬彬患了精神分裂症!

一段时间以来，范彬彬一直在对人谈论外星人。按照范彬彬的说法，她被外星人控制了。

这个外星人呆在某个遥远的星球上，通过某种遥感，控制了她的一切。它可以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挤压她的心脏，揉搓她的肺，撕扯她的肝，掐捏她的胃和肚皮。

刚开始时，范彬彬还只是对家人和极少几个要好的朋友谈论。他们劝她去看精神科医生。范彬彬却不肯。她所感受到的一切是这么真切，她是实实在在地被那个邪恶的家伙控制着，怎么反倒是她患了精神病?随后，她的家人半是劝说半是强制地送她去了医院。在医生看来，她显然具有很强的认知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除了有关那个外星人的种种，在别的方面，你看不出她有任何的异常。而对于那个外星人——它的真伪、它对她的全面控制等等，医生感到也说不出什么来。除了用药，他们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范彬彬自然拒绝用药。家人觉得不好强迫她。主要是，她看上去也并不是他们平时在别处见到的那类精神病人。随后，也就由她去了。他们只是怀着一种希望：希望她能在某种不明不白的东西的作用下自动痊愈，就像她在某种不明不白的东西的作用下患了病一样。

只是，事情并没有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发展。范彬彬病得越来越重了。或者说，那个外星人对她的控制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深重了。随后，为了摆脱它的控制，她开始往外跑了。刚开始她还只是在某个夜里跑出去，跑到大街上，从一条街跑到另一条街，在街上胡乱转悠。接下来扩展到了双休日。双休日里，她一大早就跑出去了。再接着，她开始利用上班的时间往外跑了。

学校的党支部书记老方最先发现了这个情况。起初，范彬彬不去学校时会给老方打个电话，说哪里哪里有点不舒服，需要请个假。请假的次数多了，老方就开始注意起来了。其实也没怎么注意，只是觉得应该去看望看望。谁知一看望就看望出问题来了。范彬彬的母亲，一个不留神，说走了嘴。不过这都无关紧要了。范彬彬的病情日趋严重。她渐渐变得无心上班无法上班了。随后有一天她干脆请了长假，她的那一部分工作暂时由老方兼了起来。

6

范彬彬的事，让何莉莉受到很大震动。她不明白，一个人昨天(似乎是昨天)看上去还好端端的，怎么说控制就被控制起来了呢?而且这控制既有广度也有深度。根据最新情报，那个外星人，那个邪恶的家伙，对范彬彬的控制更加全面更加深重了。

现在，除了摧残她的五脏六腑，它还支配她的饥饿饱胀和大小便。它既可以让她饿了不想吃，也可以让她饱了还想吃。它既可以在她想要大小便时一直让她憋着，也可以让她一遍又一遍地往卫生间里跑。

它尽情地羞辱她，剥夺她的尊严。当她上卫生间时它盯着她的屁股，当她脱光了衣服躺进浴缸时它玩弄她的乳房和生殖器官。它让她看见男人时产生出一些怪诞念头(比如想猛拽他们的阴茎)，看见女人时想给她们一顿臭骂，看见老人时想把他们打昏，看见小孩时想吮吸他们的浓鼻涕。它让她脑子里时不时冒出来一些肮脏、下流，甚至是无耻和邪恶的念头，它让一些粗俗粗鄙的语言从她嘴里咕嘟咕嘟地往外冒。更可怕的是，它可以从十分遥远的地方，通过一种思维传感的方式控制她的思想，使她随时随地都处在它的监视、监控中。她的每一个念头，尤其每一个反抗念头都被它预先觉察。这类念头刚一冒头就被它掐灭了。一句话，它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肉体到精神，彻底地控制了她的一切。

有关这些，何莉莉是从臧医生那里了解到的。不错，范彬彬正是那个常常在网上与臧医生打来打去、斗来斗去、杀来杀去的“十步芳草”!

得知这一点时何莉莉并未感到有多么吃惊。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这个世界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事实上，如果她稍稍细心一点，她会发现得更早。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臧医生一直都在研究外星人，或者说，忽然研究起外星人来了。他购买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又从网上下载了大量资料。吃晚饭的时候，还时不时和她扯上几句。

臧医生说，在已有的种种发现和传说中，外星人被描绘成各种不同的样子。它们大小不一。大的像巨人，小的像陶俑，一些不大不小的则和人类相去不远。它们既干好事也干坏事，还有一些呢，则说不清是好还是坏。它们的交通工具是某种飞行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飞碟。据说它的速度可以达到音速的4—20倍，它可以呈直角或锐角转弯，可以突然加速、悬停或隐没。外星人借助它在各个星球之间穿行，有时还降落到地球上。有人说曾看见它们在地球上采集标本。它们把某种仪器扎进地里取出一点什么东西，或者从某个农场带走一些薰衣草或一只哞哞叫的小牛，如果是一只老山羊，它们就割走它的内脏和生殖器。有人说他们曾被外星人劫持到它们的飞行器上，外星人把针扎进男人的脑袋，扎进女人的腹部(检查生殖器官)。有关的发现和传说，至少在十八世纪末就有了。

到了十九世纪初，一些科学家开始了对地外生命的寻找。1820年，德国数学家高斯建议在西伯利亚的森林里利用麦子和松树，弄成一个勾股定理的证明图，以便让路过的外星人一眼就能看见并主动与地球人沟通。1870年，法国发明家夏尔·罗克又提议用七面巨大的镜子朝着火星反射太阳光。如果火星人确实存在，它们就有可能会看见地球上排列成北斗七星状的闪烁光点。1959年，两位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提出了一种假设：外星人有可能会使用某个特殊频率的电磁波向宇宙中发出无线电信号。随后，一个叫弗兰克·德雷克的天文学家于1960年开始通过弗吉尼亚的一个大型射电望远镜接收宇宙中的无线电信号，这就是著名的“奥兹玛(OZMA)计划”。接下来许多科学家都开始了这项工作。在他们看来，从统计学的角度说，完全有这个可能。人们所要做的就是用适当的方法进行监听，并把听到的东西弄懂。只是，不能局限于使用无线电：外星生命也许从未使用过无线电或者是早已把它废弃了，或者他们已经有了更先进的通信手段，像激光通信啦、伽马射线啦什么的，其中也不排除范彬彬所谈到的思维传感或心电感应。

这也就是说，范彬彬谈到的那种情况也并非不可能。即便你不能证实它为真，可也不能证明它为假。至少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

臧医生说，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不能遽然断定范彬彬一定是患了精神分裂症。尽管从她那里表现出来的种种症状与精神分裂症非常相似，但从逻辑上说他不能做这样的判定或论断。他不这么做还因为范彬彬目前正处在极度的恐惧和绝望中。那情形就像是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旋转着，推动着，朝着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深处一刻不停地旋下去，旋下去，就跟掉进了地狱差不多。甚至比地狱更糟。

“想想看吧，”臧医生说，“在地狱里，总还少不了有几个做伴的吧。暴君啦、奸臣啦、奸商啦、杀人犯啦、强奸犯啦、变态佬啦、伪君子啦、饕餮者啦、纵欲无度的老色鬼啦、黑砖窑主啦、食婴者啦、假冒伪劣制造者啦、包养二奶的贪官污吏啦、血汗工厂的法人代表啦……你就是上刀山，下油锅，被大锯拉，被斧头劈，被利刀剐，如果你愿意，也还可以和那些人渣在一起倾诉倾诉，倒倒苦水。而她眼前的境况却是绝对的孤独，绝对的绝望!”

臧医生深信，一个人处在这样的境况中是绝对不可以康复的。这是说，即便她真的患了精神分裂症，也没有康复的可能。最起码，她自己都不认同。所以，他的办法是，先假定她是患了精神分裂症——既然一时不能证明她所说的那些为真，那么不妨先假设它为假。换句话说，先假设她是患了精神分裂症。让她接受这个假设，接受精神病医生的治疗。

然而，范彬彬却拒不接受这种假设。说来也不奇怪。一直以来，她就在网上和他打来打去、斗来斗去、杀来杀去的。她从未接受他的任何一个观点。在臧医生看来，她几乎是某种权力—知识、权力—真理的牺牲品。或者是这个社会制造出来的一个规范化的标准件。她僵化的头脑中装了太多的现存观念。这些观念无疑来自灌输——几乎从她一出生就开始了的灌输。结果是，她不仅对自己毫无自知之明，还自以为真理在握。当她同他谈论什么时总是一副教科书的腔调。这使得他不得不对她痛下杀手。在理性方面，他无疑占有绝对优势。他对她强攻猛打，条分缕析，鞭辟入里，把她搞得体无完肤，血淋淋的。有时，在攻击她的观念的同时，他也顺带打击她的自高自大、自得自负、自以为是、自信不疑、自我陶醉、自命不凡。他说她未能嫁出去，并不是因为她是个完美主义者(如她所说)，而是因为她自以为是个完美主义者。一点不假，他搞得她又羞又恼，又气又恨。最后竟至发展成了一种厌憎和怨毒。眼看在理智上不能取胜，范彬彬就攻其软肋，打击他的情感。她说他阴暗，变态——他的职业使他变得阴暗、变态，或者由于阴暗和变态，他才选择了这样的职业。她说他本人就像他诊所里挂着的那幅心理学经典图，那两个男人头像，表面上看起来是两个，其实只是同一个。一个明朗，一个阴森，一个和蔼如春，一个却狰狞可怖。每一个里面都藏着另一个。彼此包藏。而且，也不管人家看得上眼看不上眼，不请自到，硬往上凑，硬往人家心里闯!他就像是个强盗，甚至连个强盗也不如。一个强盗闯进别人家里，也不过是为了劫财，最多顺便劫色。他呢，不仅什么都要，还在要过之后把人家杀死，甚至还没到手就先把人家杀死了，或者更狠，杀个半死——让你半死不活地去受罪!他有什么权力这么做?!她给过他这种权力吗?她向他表示过哪怕一星半点的兴趣吗?她主动联系过他吗?如果他还要点脸面，如果他还懂得一点自重，那就请他离她远点儿!请他从她眼前消失!话说到这个份上，他就不能不消失了。可是，消失了不久，两人就又搞到一起去了。又搞到一起开打，开斗，开杀!似乎是，他们谁也离不开谁。说离不开却又离开了。说离开却又搞到了一起。就这样，他俩一直在打来打去，斗来斗去，杀来杀去，分了合，合了分。直到有一天，她对他说，她被外星人控制了，他们这才停了下来。

此后，他就一头扎进了有关外星人的研究中。在他看来，在范彬彬(或十步芳草)身上发生的那些，很可能跟他是不无关系的。他对她是那么凶狠、凶恶、凶残、凶暴。“是不是就因为这些，这才导致了她的崩溃呢?或者至少，起了一些作用?”

臧医生说，如果他不能把范彬彬拯救出来的话，他的内疚恐怕就会无休无止了。尽管他只是个心理医生而非精神病医生，但这两者之间也还是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有一分力就要出一分力。只是，眼下的困难是，他尚未找到出力的地方!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苦恼的呢?还有呢，范彬彬好久都没和他联系了。他只知道她在不断地跑，跑，跑。至于她在哪里跑，跑得怎么样，他是一点也不知道。

臧医生对何莉莉说起这些是在五月的一个晚上。这个晚上十分闷热。将近十一点的时候，小区的保安忽然打来一个电话，说有位女士(她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想见臧医生，问臧医生见还是不见。

几分钟后，何莉莉和臧医生一起来到小区的大门口时，看见范彬彬正拎着一个旅行袋孤零零地站在那里。范彬彬穿着一条黑裤子和一件白衬衫。戴着一副很大的墨镜，差不多遮去了半张脸。看见他俩走近，她也没把它摘下来。

从大门口往里走时范彬彬说，她没有对门卫说出她的名字是怕引起“那家伙”的注意。她不想连累他们。何莉莉注意到，当范彬彬提到“那家伙”时，脸上露出了一丝凄恻的笑意。

范彬彬明显瘦了许多。从前丰润适度的脸颊塌了下去，失去了光泽。头发也有些蓬乱。身上还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旅行气味。那种气味无疑属于简陋列车车厢的专利。那里面混合着皮革、烟草、火腿肠、快餐面、汗渍、痰腥以及种种不明不白的东西所散发出来的难闻气味。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范彬彬说，最近一段时间里，她差不多一直是呆在火车上。她从本地出发，跑到邻近的一个城市。从火车上下来后就随便登上一辆公共汽车，在市区里胡乱转悠起来。饿了，渴了，或者想上厕所了，就下车吃点东西，喝点水，上厕所。有时也不下车，干脆买两个面包和一瓶矿泉水。除了上厕所，她就一直呆在车上。照她想，处在不停的运动中，没准有机会摆脱那家伙的监视监控。有时，由于过于疲劳，她在公共汽车上睡着了。公车开进了总站、收了班，她仍然不知不觉地蜷缩在后面的一个角落里，常常被人大呼小叫地赶下来。更多的时候则是无法入睡，白天夜里都无法入睡——那家伙不让她睡觉。不能睡觉，这让她感到极度疲惫。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而且，自己觉得，忽然间就老了。脸上打了皱，还生出了一些褐斑。不过，这些还不是最难忍受的。

夜里，她一般是呆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照她想，呆在人挨人、人挤人的地方没准有机会让那家伙失去目标。在那里，她和许多外出打工的人，甚至和一些流浪汉挤在一起。有不少时候她还被人当成了妓女。警察要看她的身份证，一些杂七杂八的人则问她怎么收费。这一切都让她感到难以忍受。有时实在忍受不住，就躲进候车室的厕所里去哭一哭。哭也不敢大声哭，怕引人围观。所以更多的时候是拿手捂住嘴巴，或者在嘴巴里塞进去一点什么东西。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天明。天明后她登上了返程列车，重新回到他们这个城市。但也不敢在这里多呆。倒也不是怕碰上家人(最初他们还阻止她往外跑，现在则基本上不再管她了)，而是怕碰上什么熟人。所以，时间不长，她又再次乘车前往邻近的城市。

就这么一直跑来跑去。但那家伙仍然跟着她。或者说，她仍然处在他的监视监控中。她怎么也跳不出它的手板心。它时不时地让她知道这一点。有时，为了捉弄她，它故意长时间地一声不响，也不在她身上使坏，让她误以为她已经摆脱了它。可等她刚刚冒出这样的念头时，它又立即出现了。它无所不能。它对她干的那些想必他们也都已知道了，不说也罢。

现在，她这样子跑来见他们，只是想借个地方洗洗澡。她已有好些天没洗澡了。本来，旅店里可以洗澡。但她害怕进旅店。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那里，实在是一件很难忍受的事情。她希望他们能原谅她的不请自来，原谅她对他们的打扰。尤其是，她希望何莉莉能原谅她。“在这之前，我知道臧医生有一个女友，但怎么想得到就是你呢?”

何莉莉听她说着这些，心里一阵阵发酸，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

上了楼，何莉莉把浴缸刷了刷，放了水。可范彬彬却宁可用淋浴。她不想弄脏他们的浴缸。一点不假，眼前的这个范彬彬，不再是从前那个充满自信(臧医生自然另有说法)的范彬彬了。从前她身上的那种生硬、各色和斗争性，也全然不见了。她也许仍然是敏感的，但有时你感到她分明是想把这份敏感隐藏起来。

范彬彬洗澡时，何莉莉和臧医生呆在客厅里，似乎一时间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何莉莉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臧医生呢，有点坐立不安似的。他手里夹着一支香烟，这里站一站，那里停一停。不时又走到窗户边上，朝着窗外望去。四处是高楼，一幢比一幢高。夜里，到处彩光闪烁。树木被照成一种惨绿的颜色。街道上淌着像血一样的红色或蓝色：红的热血或蓝的冷血。何莉莉知道，有些动物的血还就是蓝色的，冷的。有时，站在窗户旁边，她会产生这一类的联想。但这会儿，她却不知道臧医生在想些什么——她一直都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从不与她作深入的交流。似乎是，从前他们之间的那种医患关系仍以某种形式延续了下来。但又延续得不够彻底。或者说，延续得似是而非。事实上，还就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关系。既不像医生和病人，也不像情人。比前者多一点肉体，比后者少一点精神。不进不退，不痛不痒，不咸不淡。此前，对这种状态，她很是不满的。不满中还夹带着一种强烈的嫉妒。但现在，她却感到有点说不清了。的的确确，有谁愿意像范彬彬那样呢?

范彬彬从浴室里出来时换上了一条白裤子和一件黑衬衫，与适才穿的正好相反。范彬彬说这叫颠倒黑白。说过之后还笑了一下。何莉莉没想到，处在这样的境况中，她居然还有这份幽默!是不是苦中作乐呢?或者，幽默正是来自幽暗的沉默之地?

何莉莉给范彬彬做了一些吃的。一碗面条，一个煎蛋，一碟切好的卤牛肉。逃亡中的范彬彬显然一直没能吃过什么像样的饭菜，稍稍客气一下就在餐桌边坐了下来。何莉莉坐在对面陪着她。臧医生则夹着一支香烟绕着餐桌走来走去。不时又停下来，抽一口烟。

范彬彬看起来胃口很好，但吃了几口就不再吃了——那家伙不让她吃!当她往嘴里送东西时，它就拿一只看不见的手猛拽她的胃。

“它很嫉妒!”范彬彬说，“看见你们对我这样，它很不高兴!特别是——它嫉妒你!”

范彬彬说着朝臧医生转过头去，朝他看着，眼里露出了一丝嘲讽。隔了不多一会儿，范彬彬又说那家伙想通过她与臧医生谈一谈。但刚刚说完立刻又说，“它又不想谈了。”

臧医生不尴不尬地笑了笑，忽然变了脸色，恶狠狠地说：“你这个狗东西，你给我出来!看我不一脚踩扁了你!——我操你妈!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这怪物，毒瘤，臭瘪三，下流坯，吹牛逼，狼心狗肺的臭流氓!……”一口气竟骂出了一大串。

何莉莉不得不说，她的确有点吃惊，相当吃惊。不过，让她更为吃惊的还在后头。臧医生骂着骂着浑身剧烈抖动起来，发疟疾似的。不多一会儿，他拿两手使劲地摁着肚子，坐到了沙发上。刚坐下去就又滑到了地板上。随后双膝跪着，身体朝前弯曲，脑袋抵到了地板上，整个身体完全蜷成了一团。

何莉莉打算把他搀到床上去。刚刚伸出去一只手，忽然从哪里爆出一声狼一样的嚎叫。接着，呕!呕!呕!臧医生像是要呕吐：脖子挺直了，额上暴出了青筋。但却只是发出了几声干呕。那个样子，就像是误食了什么有毒的东西，想吐却又吐不出来。

折腾了大约十来分钟，适才的症状突然间又消失了。当臧医生从地板上直起身，站起来时，脸上又恢复了先前那种平静。如果不是那张苍白的脸和脸上挂着的几颗汗珠，你可以说适才一切并没有发生。或者，仅仅只是一个幻觉。

“是它在捣鬼!”

范彬彬的目光中分明流露出了这样的意思。适才，范彬彬一直稳稳地坐在餐桌旁边。也许，在她看来，这也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她所经历的那些，远比这酷烈得多，残忍得多。范彬彬说，最残忍最酷烈的，莫过于那家伙在她耳边发出的一种极其难听的聒噪声。她相信，世上所有的酷刑加起来也比不上它。尤其当它一天二十四小时在你耳边连续不断地响着时，你真恨不得掐死它，或者掐死你自己!

“肯定是它!肯定是它在捣鬼!”范彬彬说。

臧医生对此却另有解释。适才的那些，他倾向于是由某种精神痛苦引起的。精神对肉体的作用既是这么明白，又是这么晦暗。实际上，就连最高明的心理医生和精神病医生对此也只是一知半解。面对某种强大的深不可测的力，或者按照范彬彬的说法——控制力，他们常常感到无可奈何。有许多时候，他们所做的，也不过是胡乱开药，让人镇定，让人麻木。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有关这些，臧医生是单独对何莉莉说的。这天夜里，上床之后，臧医生没有立即入睡。黑暗中，他又断断续续地讲了好一阵。范彬彬不肯接受他的治疗建议，这让他感到很无奈。让他感到更无奈的是，对于那个治疗建议，他自己也很是怀疑。假设她患了精神分裂症，那又如何呢?到了精神病医生那里，还不就是一堆药么?那些药除了能使你变得镇定起来麻木起来，除了能帮你成为行尸走肉，还能怎样呢?

范彬彬被安排睡在客厅的沙发上。起初，范彬彬说要走。说她不想给他们带来太多的麻烦，不想连累他们，或不想连累得太多。

何莉莉说，“要说连累，恐怕已经连累了。不过呢，就算连累了我也不怕!那个狗东西，臭瘪三，臭流氓，谁怕它!——我操它的妈!”

何莉莉半笑不笑的，也骂出了好一大串。这一骂，让她感到无比的痛快!无比的痛痛快！

何莉莉觉得，这个晚上，连范彬彬似乎也是痛痛快快的。夜里，何莉莉还听到了一阵痛痛快快的哭泣声，它从客厅那边不加掩饰地传了过来。不过，无论是她，还是臧医生，他们都没去管它。

臧医生说，他不知道范彬彬这么跑来跑去是否有用。如果有用，他倒是宁可陪着她跑。可他不知道那是否有用。尽管如此，他也不敢说那就绝对没用。无论如何，跑也是一种抗争。通常，人们把逃跑或逃亡看成是一种屈服和投降，其实呢，它也是一种抗争。

在这里，何莉莉觉得她似乎发现了他的一点自相矛盾处：他在给沈洁治疗社恐症时说，沈洁需要的是放弃对社恐的控制，需要的是在自己的内部消除控制和反控制的对立。一句话，需要的是顺应。可现在，他却在谈论抗争。不过，她认为自己还没有资格和他讨论这些。再说，他看来已经入睡。鼾声已经响了起来。

这个夜晚，像以往一样，臧医生的鼾声一响，那顶黑帽子就又凭空飘了起来。它飘啊飘的，几乎搞得她一夜未眠。次日一大早，她就起来了，走到客厅里一看，范彬彬已经走了。沙发上留有一张字条儿，上面写着：“对不起，我顺便带走了臧医生的帽子。”

何莉莉不知道范彬彬为什么会这么干。她想知道，她为什么会这么干?难道范彬彬也知道它那不同寻常的使命么?

臧医生脸上出现了一丝尴尬。臧医生说，他的确对范彬彬谈起过那顶帽子。当时，他对自己的行为已经有所反省。他指的是他对范彬彬的态度。他对她强攻猛打痛下杀手，无疑是过度侵犯了她的心理疆域。因此，她的羞恼、气恨、厌憎和怨毒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她对他情感上的打击，她说他阴暗、变态等等，均可看成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防御。因为除了这些，她已再无别的武器了。

说起来，这也可能是他思想上的一次迷误。臧医生说，他不满足于仅仅藏在角色面具的后面，甚至不满足于在通常的尊重概念下与他人作浮面的交往。他希望能打破自尊的壁垒，扔掉所谓的面子，完完全全地服膺于理性，彼此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直接进入彼此的心灵与精神，达到一种交流至境：纯粹、完全，甚至，交融一体。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幻想或梦想。

“卢梭曾梦想一个没有任何黑暗区域的社会。在那个梦想中，不仅每个人都能视线不受阻挠地洞察整个社会，而且人人心灵相通，公众的观点相互作用。一切看上去都是透明的。不过，现在我已看得很清楚了，那不过是个梦想。很可能，还是一个很危险的梦想。想想看，假如一旦有谁主宰了这个梦想，岂不要酿成一个逃无可逃的巨大灾难?”

似乎是，臧医生意识到自己把话扯远了，于是就又扯了回来。说，他的确对范彬彬谈起过那顶帽子。他是在谈到心理疆域和心理疆界时顺便提到它的。只是，他搞不懂她要那个东西干什么。

“她会拿它来干什么呢?”

何莉莉不知道，他这是在问她，还是在问他自己。

7

口罩游戏仍在继续。媒体的确厉害。报纸上一登，就造成了社会影响。连教育局也打电话来问是怎么回事。校党支部书记老方要何莉莉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住局势。老方的意思是，她最好赶紧找那个马小博好好谈一谈，必要时不妨做一点自我批评，道个歉。道个歉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现在连政府有时都公开道歉，承认在哪里哪里失了误。失误不是犯错(这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别)，更不是犯罪。既然如此，承认个失误又有什么要紧呢?谁还能不失个误?难道承认个失误就能要了她的命?难道先承认个失误，以后再来慢慢拿(捏)住那个马小博不行吗?特别是，眼下舆论对她不利，对学校也不利，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危机应付过去。

何莉莉却一时转不过这个弯来。问题不在于失误还是犯错，而在于整个教育体系，在于它整个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具体说，在于教学大纲，在于各种标准和评判方式。她承认个失误，甚至承认犯了错的确没什么要紧。问题是，教学大纲怎么办?考试怎么办?谁都知道，教学大纲是方向，考试试卷是标准。如果大家今后都像马小博那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抬杠就抬杠，想狡辩就狡辩，想纠缠就纠缠，那么，这个方向和标准还要不要?换句话说，作为老师，她还要不要按照这个方向去教学?作为学生，马小博那一帮人还要不要按照那些标准去学习?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单单叫她承认个失误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今后再发生这一类事她该怎么办?还有呢，既然承认了失误，凭什么又要“拿”住人家?还什么以后，还什么慢慢的!损不损，阴不阴啊?!

何莉莉不肯承认失误，于是事情就这么僵着。何莉莉想，大不了辞职。难言之隐，一洗了之。难解之事，一辞了之。辞了职她也不是没地方可去。跆拳馆里的老板早就对她流露过这个意思。从工资待遇上讲，在跆拳馆里当个“师范”(教练)，比在学校里干要强得多。而且，在跆拳馆里，绝不会发生学生和老师对着干的事情。跆拳道的会章中早有明确规定：就算徒弟有朝一日超过了师傅，他也不能打师傅。在学校里呢，学生还没超过你就开始跟你动拳头了。当然，是语言的拳头。

实际上，语言和拳头有时还就是同一个东西。比如，她的前夫小鲁，从前就常常用拳头代替发言。说不赢就打。暴打。连一声警告都没有。曾有一度，她在他的拳头下还颇吃了一点苦头。那时，他一靠近，她就发起抖来。一边抖还一边等着，盼着。弄到后来，她还以为自己是染上了那个什么恐惧症，还以为自己是个什么受虐狂。是臧医生告诉她，她既没有染上恐惧症，也不是个受虐狂，她只是在实实在在地恐惧，实实在在地受虐。为了摆脱这恐惧和受虐，她和小鲁离了婚。离婚完全是出于她自己的选择。臧医生只是启发她面对某些问题，给了她一些委婉而不露痕迹的建议而已。总之，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价值中立”。

只是，小鲁却把那个“价值中立”说得一钱不值。小鲁的意思是，如果有谁把那个“价值中立”带进男女关系中去的话，那么无异于一种暴力——冷暴力。小鲁不时在电话里对她说，照他看，以摧残精神为主的冷暴力并不比以摧残肉体为主的拳头暴力强多少。无论如何，对打也不失为一种交流，不失为一种真面目、真性情。再说，她何莉莉如今已练了跆拳道，完全可以和他对打了。因此，他俩应该复婚。

一点不假，小鲁一次又一次地跑来找她。尤其是口罩事件发生过后，小鲁就更起劲了。小鲁说，离婚后，他也可着劲读了一点书，认识到他以前对她动粗是一种不当交流，是一种理屈词穷的交流。不过呢，她何莉莉对学生干的那些，和他比起来，也并没有多少本质上的差别。这就是说，她和他其实同属一类。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由不复婚。

何莉莉自然认为他是在胡扯。的的确确，他已变得颇能胡扯了。可惜，扯的尽是一些歪理。只是，不知怎么，有时这歪理却又让她感到有那么一点点动心。尤其是，每当臧医生戴上那顶帽子时，她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想起小鲁说过的那些。是啊，无论如何，对打也不失为一种交流，不失为一种真面目、真性情。可这个臧医生，他宁可去与别人开打、开斗、开杀，宁可与别人去搞越界交流，甚至是扩张性交流和侵犯性交流，也不与她交流，至于开打、开斗和开杀，就更是谈不上了。她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世上的事偏偏就这么别扭：她想要，臧医生不给；范彬彬不想要，臧医生偏给!有时，她恨得牙痒痒，恨不得朝他狠狠地踢上一脚。不管是前踢、后踢、侧踢、横踢、推踢、勾踢、跳踢，还是后旋踢、单腿连踢或双腿连踢，她只想踢!她只想踢他一脚!不多不少，一脚就好。跆拳道实际上就是踢之道。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她每周有两个晚上去跆拳馆做练习。可练了这么久，却还没能在哪里试试拳脚。

何莉莉发现，某种念头，一旦产生，就很难再把它抹去了。即便是在范彬彬“顺便”带走了那顶帽子之后，她这个念头也没能打消。不仅没能打消，反而还越来越强烈了。一点不错，那顶实实在在的帽子虽说被范彬彬“顺便”带走了，但在她的幻觉中它却并没有消失，相反，倒是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了。

现在，一到夜里，它就凭空飘了起来。有时，它看上去还很像臧医生讲过的那个什么飞碟。它在空中飞着，不时呈直角或锐角转弯，突然加速，悬停，隐没。有时，它又像是从飞碟上走下来的一个隐身的外星人。它四处走动。走走停停。黑暗中，它的耳朵竖了起来，像是在倾听着什么动静。眼睛又贼亮贼亮的，骨碌碌地转着，朝哪里打量。如果她碰巧睡着了，它就悄悄靠近她，俯在她的上面，凑近了朝她脸上看。似乎是在琢磨如何将一个什么仪器扎进她的腹部，检查她的生殖器官。已经有过好几次了，她惊醒过后，不得不拿着镜子对自己作一番检查。那时，她浑身发抖，一颗心怦怦乱跳。有许多时候，她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快要崩溃了。

只不过，她始终没有对臧医生提起过这些。那不会有什么用。臧医生的那一套，她已听得不想再听了。她也不是没有想过是否应该结束这种关系。然而，不进不退、不痛不痒、不咸不淡，是否就是一种最糟的关系呢?或者，她是否能指望一种比这更好的关系呢?对于这些，她真希望有谁能够告诉她!正如她希望有人能告诉她如何处理那个口罩事件一样。

范彬彬仍在到处跑。跑的范围越来越大，跑的地方越来越多。她往人口稠集的城市里跑，往游人众多的风景点跑。她希望混在人群中，摆脱那家伙的监视监控。只是，看来希望渺茫。教育局看范彬彬一时难以康复，就临时任命老吴做了代校长。

老吴从前是副校长。此前，老吴一直都感到有点不得志。主要是，手中没权。老吴常常对人说，你若想干点什么事，没权还真不行。若有谁骂哪个当官的滥权，老吴一定会跳出来说，你别说，没有他们还真不行。再坏的政府也优于无政府。权力是一种必要的恶。关键不在于没有控制的文化是否可能或值得向往，而在于这个使社会发挥功能的控制系统是否为个人留下了改造它的自由。无论如何某种权力关系都会被建立，它自身并不一定是坏的，但总包含了危险。权力关系能够在物质意义上深深地穿透身体。身体权力的网络是性本身作为历史文化现象得以形成的胚床，人在其中认识自己又迷失自己。正如交流无处不在，权力也是无处不在。一切人际关系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权力关系。权力不仅是你与他人的关系，还是你与知识的关系，你与真理的关系，或者，你与自己的关系。权力是斗争，是冲突，是用各种手段进行的战争。我们是在一个永恒的战略关系的世界中行动。——这一类的话老吴能一口气说出许多。

老吴读过古今中外许多谈论权力的书。不光是自己读，还不时教人如何区分古典权力观和现代权力观。把权力看成是一种固定资源，看成是一种绝对控制，那是一种过时了的古典权力观。实际上权力是一种体现在各种关系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力量对比。老吴说，范彬彬只不过是在这个力量对比中落了下风。如果能这样看问题，那么范彬彬所说的那些就没有什么是不可理解的了。

“事实上，”老吴说，“你不妨将她和那个外星人的关系看成是一个象征。”

的的确确，做了代校长的老吴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光是空谈理论了。现在他对人谈论权力时总免不了要顺便谈一谈范彬彬。只是，没有多少人听他高谈阔论。学校里的老师，一个个忙得连放屁都没时间。再说也听不懂。听不懂还要谈，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动机：为什么老是逮着个范彬彬说来说去的呢?是不是担心她一旦康复，他这个代校长就代不成了呢?对此，老吴感到很是郁闷。不时和书记老方在私下里发牢骚、发感叹，说教师队伍素质实在太差，实在太差!可转过身来又对人说老方。老方?那不是一个党八股么?一个党八股，你怎么能指望他解决实际问题——尤其是从未出现过的问题?

老吴指的是口罩问题。在老吴看来，口罩问题和范彬彬的问题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因此，老吴在谈到口罩问题时总要扯到范彬彬，或者，在谈范彬彬时总要扯到口罩问题。上任不久，老吴就接二连三地找何莉莉谈过了好几次话。

老吴笑着说，“无论如何，咱既然做了这个代校长，就得先做出几件事来，做出个样子来给大家看一看。”

老吴的意思是，他不想采取过去那种简单的打压方式。因此，尽管书记老方一次又一次地问他怎么样了怎么样了，老吴还是按照他的既定方针不紧不慢地进行着。老吴一次又一次地找何莉莉谈话，探讨有关权力关系的种种理论以及在实践(尤其是在交流领域)中的种种问题。

何莉莉感到有点头疼。她害怕理论。尤其害怕具有某种高度的理论。再说，她猜老吴大概也只是个半瓶子醋。因此，她更乐于谈一点具体的。马小博啦，他的父亲老马啦，母亲沈洁啦，甚至还谈到了臧医生和他的那个“价值中立”。在何莉莉看来，“价值中立”也许在心理咨询中是管用的，可一旦进入到两性关系中就不灵了，成了一种冷暴力。不过呢，也难说。比如范彬彬。就她所知，臧医生在与范彬彬相处时从来就没有坚持过那个价值中立。很可能也就因为这个，范彬彬才被搞得那么痛苦不堪。她的那个样子，似乎正好印证了老吴说的：权力关系能够在物质意义上深深地穿透身体。

“当然啦，”何莉莉说，“我的意思也并不是说范彬彬的精神分裂就是臧医生一手造成的。但不管怎样，他多半也有点责任。”

老吴觉得他和何莉莉的交谈是愉快的。和其他老师比较起来，何莉莉要显得有思想得多。尤其她提到的那个臧医生，看来也是个有点意思的人。老吴说，方便的时候，她不妨安排他们见个面。

老吴的意思是，这个城市虽说也算不小了，可要找到一个能在一起交谈的人，也还真不容易。老吴希望何莉莉能起个桥梁作用。何莉莉当然没什么不乐意的。只是，最近一段时间里，臧医生被那个老马几乎搞得焦头烂额。

8

本来，自从那个夜晚，范彬彬偶然出现了一次之后，臧医生就作好了充分准备，打算要在范彬彬的康复治疗中出一把力。虽说他只是心理医生而非精神病医生，但这并不是说两者之间就没有相通之处，并不等于说他就使不上劲。虽说他对范彬彬的康复并无多少信心，但谁能说信心不是在治疗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呢?为此他甚至推掉了不少前来求诊的人。

同行中有人说，到臧医生那里去的人已和进牙科诊所的差不多少了。同行生嫉的这些酸话怪话也还是道出了一些实情。随着名声的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在臧医生的诊所里：自己找上门来的，由别人带着来的。家长带着孩子，晚辈带着长辈，丈夫带着妻子，女友带着男友，姐姐带着妹妹，弟弟带着哥哥……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麻烦：学业上遇到了困难。择职上拿不定主意。酗酒。网瘾。失眠。失恋。有人弄不清自己究竟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双性恋。弄不清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离婚；要不要做第三者，或者要不要继续做下去。亲子之间的沟通出现了问题。想贴近领导可又不知道该如何贴近。口吃或不良习惯需要矫正。考试焦虑症。不能适应新环境。厌学。厌职。精神创伤。强迫症。抑郁症。神经症。药物依赖症。当然，最多的还是社交恐惧症。臧医生能推就推。实在推不掉就往后排。一排排到了三年之后。臧医生说三年之后就不能再排了。他拿不准三年后他是否还会继续干下去。

何莉莉知道，臧医生也并不是在信口开河，而是实实在在的心情不好。范彬彬杳无音信，这让臧医生多少感到有点失落。甚至，感到有点空虚。只是，这空虚很快就由老马填补上了。

自从沈洁和那个小龚搞上了(按老马的说法)之后，老马隔三岔五地跑到臧医生的诊所里来，通报最新进展，顺便向臧医生问罪。

老马说，那两个人现在几乎天天搞在一起。不在一起就打电话。以前，他们打电话时还假装说些高雅的，高深的。现在呢，他们连假装也不假装了，当着他的面就能说一些露骨的，肉麻的。有一天，他们还商量着要搞一个什么社恐互助组，连名字也都取好了，叫什么龙门客栈。

“知道吗，”老马说，“有一部电影就叫《龙门客栈》，讲的还尽是一些杀人的事，取这么个名字，不也太邪门儿了吗?”

老马说这一切与臧医生的错误引导是分不开的。臧医生难辞其咎。“不错，沈洁从前有社恐症。可那又怎样呢?要知道，从前她可是个好女人，好老婆。现在呢，她好了，不社恐了，却在外面胡搞一气!不光是胡搞，好像还占着理。一套又一套的，振振有词。你才说了一两句，她就给你回过来十句二十句。‘我社恐，我独特!‘不要脸又怎么啦?有些个事还就是不要脸的人做出来的!‘破罐子破摔怎么啦?破罐子破摔听个响!你听听，这不就是你臧医生教的那一套吗?”

臧医生说，他只是按照职业的要求做了他该做的，至于发生了别的什么与心理疾病无关的问题，那不能看成是他的问题。但老马却不这么看，仍然隔三岔五地找上门来，骚扰，纠缠。有一天，老马甚至威胁说，如果臧医生不帮他把沈洁夺回来，他就要告到法庭上去!

可这话说过了没几天，老马就又跑了来，说他不打算告谁了，甚至也不打算夺回沈洁了。就算夺回来了又有什么意思呢?她已不再是从前那个羞羞答答的人儿了，她已变得大大咧咧的了。老马说，“咱虽是个粗人，可也懂得欣赏什么样的女人!”

臧医生自然对他大大鼓励了一番。该出手时就出手。其实，还应该加上一句，该放手时就放手!

老马说他的确已决定放手了。实际上，沈洁早就提出了要离婚。只是他一直没答应。他觉得太便宜了那小子。但现在，他不这么看了，一个大大咧咧的女人，能便宜了谁呢?离了婚，他也不愁找不到。若要找，还得找一个沈洁那样的。当然啦，是从前那个社恐沈洁。作为离婚的条件之一，他还把这事儿委托给了沈洁。在她和小龚搞的那个龙门客栈里面，二三十岁的女社恐居然占了一大半儿!扒拉扒拉，怎么也能找出来一个半个的吧?

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世事变幻无常。没隔多久，就传来了沈洁和小龚结婚的消息。

沈洁给何莉莉和臧医生寄来了一张请柬。在“喜结良缘”四个烫金艺术字的下面，还附着沈洁亲笔写下的一句话：“没有何莉莉，就没有臧医生，没有臧医生，就没有良缘可结。”

虽说这句话看上去有点毛病，但那意思何莉莉和臧医生都是知道的。

婚礼或婚宴在一个十分宽敞的餐厅里举行。餐厅里遍植花木，各处还有一些假山、凉亭和小桥流水。几十张餐桌散布其中。何莉莉略略数了数，竟有六十多桌!

除了少数的亲朋好友，绝大多数来宾均是龙门客栈的社恐成员。他们有的就居住在本地，有的却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的。不是仅仅来参加谁谁的一个婚礼，而是把这当成是一次考验。对一个社恐者来说，敢于在这样的场合露面，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许多人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的。还有呢，他们也想借机互相认识一下。尽管他们之间早就在网上见过了，交谈过了，甚至还打过嘴仗，但还未见过面。现在，趁这个机会互相见一见，同时也检阅一下“龙门客栈”的阵势，顺便拜见帮主。

不错，帮主也就是沈洁。音乐声中，穿着白色婚纱的沈洁，挽着新郎从餐厅门口走了进来。曲里拐弯的大红地毯一直铺到了一座假山的前面。礼台就设在那里。

通常的仪式过后，沈洁和小龚两人端着酒杯，一桌一桌地敬过来。很明显，作为帮主，沈洁通过她自身的传奇故事和细腻的文笔，早已赢得了不少人心。只是，这一点这会儿却害苦了她。由于来的人太多，而且不少人还一定要和她干杯，工夫不大，沈洁就醉了。人一醉话就多，该说不该说的都只管说。在何莉莉看来，沈洁很可能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

沈洁说，是臧医生让她摆脱了社恐，顺带让她在爱情(第一次婚姻不算数)上修成了正果。不过呢，代价似乎太惨重了一点。

臧医生曾经对她说，这个症那个症的，实际上是语言牢笼。社交恐惧症不是症，赤面恐惧症不是症。脸红不过是面部毛细血管扩张，是血气旺盛，是面若桃花，是古典美女的重要指标。脸红是羞涩，是羞怯，是世间最为美好的人性花朵。脸红是健康，是美，是德行。臧医生说没有什么正常不正常。臧医生说个性的多样化心灵的多样化，对于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来说是一种绝对的必要。臧医生还说林肯、甘地、曼德拉都站在她这一边。臧医生说要变控制为接纳和悦纳，要在自己的内部消除控制和反控制的对立力量，臧医生说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要顺其自然，为所当为。臧医生说要不怕丢脸，要热爱丢脸，努力丢脸，尽量丢脸，什么丢脸做什么，越是丢脸越要做!越是破罐子越要摔!她按照他说的做了。可结果怎样呢?

一点不假，她摆脱了控制，摆脱了自己对自己的控制。然而，另一些东西也随之“摆脱了”。比如某种敏感性。从前，她是多么敏感啊，那时的她恐常人所不恐，惧常人所不惧。那时的她单纯、宁静、庄重、高贵、清高、孤独、寂寞、忧郁、颓靡，多愁善感，独来独往，自暇自逸。那时的她眼神迷离、神情恍惚、四分五裂、七零八落、充满幻想，内心中蕴藏着无数美丽秘密。那时的她喜欢一大早站在阳台上，欣赏裹在清晨水汽里的棕榈。那时的她喜欢一个人躺在哪里做白日梦。她会在白日梦中哭了笑，笑了哭。或者哭了不笑，笑了不哭。那时的她，每天晚上都趴在台灯下写东西，写啊写，写得很多，也很烂。然而，谁敢说她就没有可能写成一个作家呢?现在呢，她早已失去了那一切。从前，她害怕与人交往，交流。现在，她不仅不害怕，还大大咧咧地与他人打成了一片，与社会融成了一体，彼此搞得难解难分。可结果呢?结果是她自己和自己分开了。从前的那份宁静和安适已无处寻觅。她得到了什么?是不是一副面具?一副厚脸皮?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白日梦，没有了清晨的逸兴，没有了午后的敏感和夜晚的细腻。连她的文字都开始变得粗糙、粗俗，甚至词不达意了。一句话，从前的那个她，已被她亲手埋藏了。不，确切地说，是被臧医生亲手埋葬了。

现在，她终于明白了，这个温文尔雅的臧医生，这个心怀叵测的臧医生，他所搞的那个“反治法”，不过是一种骗术。“反”(与对抗性治疗相反)只是手段，“治”才是目的。他所说的不控制，实际上是以不控制为控制。

她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她想知道，为什么大大咧咧就是心胸开阔?为什么胡吹海侃就是性情开朗?为什么低俗搞笑就是幽默风趣?为什么巧言令色就是善于处世?为什么察言观色、巴结逢迎、见风使舵、奸刁圆滑成了一种普遍的美德?她想知道，为什么羞涩羞怯成了一种耻辱，不要脸反倒成了一种时代追求?她想知道，为什么别人的微笑是阳光，她的微笑是阴霾?为什么别人的理性是理性，她的理性是非理性?为什么别人的精神是精神，她的精神是枷锁?为什么别人的心灵是心灵，她的心灵是心魔?为什么别人的个性是个性，她的个性是怪癖?她想知道，为什么不能让白的更白、黑的更黑?!她想知道，为什么这世上到处都能碰到“控制”?就连那些叫你不要控制的人，实际上也只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她想知道，为什么控制成了一个巨大的心理场，成了一个蜘蛛网，一个刀山，一个火海，一个滚油锅?一旦你被它抓住，一旦你陷入其中，你就动弹不得，你就完蛋，你就四分五裂，你就七零八落，你就体无完肤，你就销筋蚀骨了!为什么?有谁能告诉她，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沈洁说着说着，眼眶里竟汪上来一包亮晶晶的泪水。有那么一个瞬间，何莉莉觉得似乎又看见了从前那个羞涩羞怯的人儿。事实上，沈洁在说着这番话的时候，一张脸涨得通红。似乎是，从前的红脸症又打回来了。不过呢，也可能是叫那酒水闹出来的也说不定。

何莉莉想着这些时，新郎小龚已把纸巾从哪里掏了出来，一边忙着为新娘拭泪，一边忙着向臧医生赔不是。

对于这个小龚，何莉莉虽说还是头一次见到，但早已听沈洁说过了不少。沈洁说他胸怀大志。眼下虽说还不怎么富有，但不乏创造财富的能力。尤其是，他老是想着心想事成。他温柔、体贴，有许多时候，他都在笑着。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剃须水的味道浓淡适宜。他只穿白袜子。他喜爱的歌曲是《九月的高跟鞋》。家务全包。做菜是一把好手。虽说他既抽烟又喝酒，但从不当着她的面抽啊喝的。他喜欢的动物是阉割过的猫，害怕的是没毛的东西。他唯一的缺点也许是长得太帅，不怎么耐看。还有呢，缺少一点清高和傲气。

何莉莉觉得，她基本同意沈洁的看法。这位高高瘦瘦清清爽爽白白净净的小帅哥看上去非常年轻。沈洁已是非常年轻了，可他比她显得更年轻。看来他一定读过不少《心灵鸡汤》之类的读物，而且精通《会来事儿的艺术》。虽说他比沈洁小了七岁，但在为人处世上却显得十分老到。沈洁的突然发难只是使他略略打了个愣怔，随后就立刻镇定下来。为沈洁拭过了眼泪，他举着酒杯向臧医生致意：他自罚三杯，算是代沈洁向臧医生赔罪。

臧医生倒也显得挺大度的。他先向新人祝福，然后又就“龙门客栈”的首次聚会对沈洁说了几句祝贺的话。

就在这会儿，先后有几个“社恐”分子借酒壮胆跑到了礼台上。一个率先抢到话筒的长发青年开始唱起了一首歌，《美丽世界的孤儿》：“别哭，我亲爱的人，我们会一起死去……来吧，来吧，孤独的野花，一切都会消失……你看车辆穿梭，远处霓虹闪烁，这多像我们的梦……无论我们怎样，我们永远是这美丽世界的孤儿。”

一个刚刚唱完，另一个又接了上去。这人唱的是《悲伤逆流成河》：“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颜色的世界里，有红色的，蓝色的，紫色的，绿色的，粉色的，黄色的……为什么唯独你生活在黑色的世界里?”

一个又一个，一首又一首。气氛显得十分热烈。虽说那些歌大多显得有点凄凄惨惨哀哀戚戚的，但似乎没有谁觉得有什么不妥。

甚至连老马也跑上去唱了一首。老马唱的是《把根留住》。老马的嗓门很粗，唱不像唱吼不像吼的，倒也自成风格。何莉莉想，他挑这么个歌，也不知是否有什么深意在里面?

一曲歌罢，老马又将话筒换成了酒杯，满场串着，专找那些年轻漂亮的女社恐碰杯。看样子，他是打定了主意要重新找一个女社恐为妻。何莉莉想，老马的执着——在经过了患得患失之后重新获得的执着，虽说不无讽刺意味，但不知是否正好说明了这样的道理：个性的多样化心灵的多样化对于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来说，正是一种绝对的必要?

何莉莉琢磨着，慢慢把目光从远处收了回来。这边，代校长老吴正在忙着和臧医生碰杯。老吴显得兴兴头头的，他早就期待着这样的一个会面了。老吴希望趁这个机会和臧医生好好聊一聊。老吴说，他已到报社去打听过了，得知臧医生正好还就是那个署名“深喉”的作者。对于他的那篇文章(《有形和无形的口罩》)，按照一般人的想法，作为一校之长，他很可能会表示不满。但他却偏偏还不是这样。

“照我看，在我们这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城市里，能写出这种文章的人，大概最多不会超出两个。”老吴说着朝医生伸出去两根被香烟熏得焦黄的手指。

对于这一番恭维，臧医生似乎不大领情，而且也没有多少谈兴。臧医生说，在这样一个闹哄哄的场合里，他宁可多喝几杯，甚至不反对跟谁划划拳。

随后，这两个人就划起拳来了。严格地说也不是划拳，而是各人拿一根筷子对着敲，一边敲一边叫：棒子!老虎!鸡!

玩了一阵棒子老虎鸡，臧医生提议换一种形式，将棒子老虎鸡换成魔术师、法师和天使。天使管法师，法师管魔术师，魔术师管天使。三者循环相克。只因这么一换，形势立刻大变。适才输多胜少的臧医生一时间连连得手。

谁输谁喝。不多一会儿，老吴已经有了几分醉意。好在老吴也并不在意。老吴说醉了也就醉了，醉也不白醉。照他看，在这个古老的游戏中很可能还藏着一个什么法则，一个即便是对于现代也不无启迪作用的法则。

说完了法则又说口罩。老吴说，对于解决口罩事件他有一个设想。比如，哪天他也戴上一个什么口罩：普通口罩、医用口罩、防晒活性炭口罩、带有呼气阀的防尘口罩，或者是某种卡通口罩。口罩上写着“反治法”，或者是，“价值中立”。他戴着口罩走进教室，那会怎么样呢?“哎，你们说说，那会怎么样呢?哎，你们说说。”

老吴似乎的确醉得不轻。但不管是臧医生还是何莉莉，他们都没去管他。这会儿，臧医生拿着一根筷子在一只盘子上不紧不慢地敲着，像是进入了某种沉思。何莉莉呢，她的心思则完全被老吴适才在不经意间提供的那个信息占据了。老实说，她相当吃惊。尽管她知道臧医生时不时会在报纸上发表一点什么文章，但她没有想到他竟会这么干!他拒绝和她交流，却在背后给她一刀!这是不是有点阴暗，有点变态呢?

何莉莉记得，对于这个臧医生，范彬彬曾说过类似的话。范彬彬说他阴暗、变态——他的职业使他变得阴暗、变态，或者由于阴暗和变态，他才选择了这样的职业。她说他本人就像他诊所里挂着的那幅心理学经典图，表面上看起来是两个人，其实只是同一个。一个明朗，一个阴森，一个和蔼如春，一个却狰狞可怖。每一个里面都藏着另一个。彼此包藏。然而，何莉莉想，臧医生是否真的就是那样的一个双面人呢?或者，还是如他本人所说，他只不过是一个思想者?然而，这是个什么样的思想者呢?一个忽上忽下，一个忽而上天忽而入地的思想者?何莉莉正兀自寻思着，忽然感到有人在背后扯她的衣服。回过头来，发现竟是范彬彬！

9

这一次，范彬彬穿的不是上白下黑或上黑下白，不是颠倒黑白的衬衫和长裤，而是黑白一体的一条连衣裙。黑白两色的几何图案按照某种驳杂的形式交错在一起。范彬彬的脸上仍然戴着那副宽大的墨镜。何莉莉转过身来时，她也没有把它摘下来。

范彬彬说，她和沈洁虽说并不是在网上认识的，但却是在网上热火起来的。在网上，她读了她不少文章。在那些文章里，沈洁谈社恐感受，谈治疗经历，谈她和小龚的奇异爱情。沈洁的文字细腻、灵动，看得出来她是相当敏感的。在沈洁看来，一个人越是敏感，就越是容易在自己的内部形成两股相互分离、相互对立的力量。沈洁认为，在这一点上，她俩有一些共同之处。不过，范彬彬自己倒不这么看。照她看，她和沈洁虽然同样敏感，但她可不是什么内部分离或对立，不是自己对自己形成了控制，更不是什么精神分裂症，她是实实在在地被外物所控。不过呢，虽说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但这并不妨碍她们成为朋友。

现在，她们是挺不错的朋友。她们会不时在网上见面。她也仍在外面跑着。每到一地，就会找个网吧，点开QQ，如果沈洁碰巧在线上，她们就聊上几句。说说各自的情况。有时也说说臧医生。当然了，她俩对于臧医生的感觉和感受也并不完全相同。不过，光是这么聊一聊，对她就已经是一种安慰了。

范彬彬拉着何莉莉，站在离餐桌不太远的一棵合欢树下，哩哩啦啦地聊了一会儿。随后，范彬彬说，“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说着拉着何莉莉去了洗手间。

洗手间在一座假山的后面。穿过了一些餐桌，一些花木，经过了一个带有流水的小拱桥，两个人来到了洗手间里。

在这里，何莉莉再次看见臧医生的那顶帽子，那顶由臧医生亲自设计、由她亲手织成、被范彬彬“顺便”带走了的黑色绒线帽。看到它时，何莉莉觉得她不该笑，但怎么也抑制不住。范彬彬看她这样，就说，“没事，想笑就笑吧。”

说着她自己先笑了起来。范彬彬一笑，何莉莉就毫无顾忌地放开了。放开了笑。差点没笑岔了气。“你怎么想得出来?!你怎么想得出来?!”

一阵猛笑之后，范彬彬说，“起初，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只是觉得，他这么干，对你很不公平。我想，你对我那么好，就让我为你做点事吧。这么想着，就把它带走了。可带着也没什么用。随后有一天，那家伙开始电击我的下面，我这才想到可以拿它来派一点用场。也很简单，拿剪刀豁开，把边绞一绞，再把几处一连，就成了。”

范彬彬说着，又把裙子掀了起来。似乎是想让何莉莉再次欣赏一下她那简单而不乏想象力的改造工程。一点不假，从前那顶扣在臧医生头上用来传达某种非语言信息的黑色绒线帽，现在正兜着范彬彬的下体。范彬彬对它的改造虽说简单，但颇有艺术性，看上去就像是一种时尚内裤。

“你不会告诉他吧?”从洗手间里走出来时，范彬彬说。

“你在乎吗?”何莉莉停下脚步，朝范彬彬看着。

“不，我不在乎。不过，”范彬彬稍稍犹豫了一下，“现在我倒是有点后悔做了这件事。”

“后悔?为什么?”

“也许，正因为有这么一顶帽子隔在中间，你才没有被他搞得遍体鳞伤。”

何莉莉当然不能同意这个说法。正如她的前夫小鲁所说，冷暴力也是暴力，也是控制。不过，和范彬彬比起来，她是否算是幸运的呢?然而，不管幸运不幸运，她都决定要离开臧医生了。在她看来，一男一女生活在一起，哪怕仅仅只是新型同居，也总是一种亲密。这亲密除了肉体，还有精神的彼此进入与包含。否则，古往今来那么多的诗人凭什么歌颂爱情、诅咒爱情?那么多的男男女女凭什么要自杀或杀死对方?也许，有人会说她的爱情已经过时了，但不管怎样，她都得离开他了。否则，她担心自己会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一个不留神杀了他!或者，杀了她自己。无论如何，她都得阻止这样的悲剧。还有呢，就算臧医生从此以后有了改变，她也只能离开他了。即便他只是一个思想者(如他所说)，她也很难适应他那种忽而上天忽而入地的忽上忽下的搞法。那样的搞法就像孙悟空孙行者(臧医生算是个思想行者么?)，如果你没有紧箍咒，是很难制得住他的。她连一个马小博都制不住，又怎么制得住他?

沈洁婚宴后的第二天，何莉莉到学校去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接着从臧医生家里搬了出来。也说不上是搬出来。本来就只是个新型同居。每周三天，确切地说是三个晚上。现在，她只是把这三个晚上撤了出来。

从臧医生家撤出来时，何莉莉在客厅的沙发上留下了一张字条儿，上面写着：“‘深喉先生：我走了。不再和你玩了。我已受够了!”写完之后看了看，接着又加上了几句：“顺告，你的那顶帽子，如今正抵御着外星人的入侵!不知你是否能拿这件事再写出一篇什么文章来?不过，我相信，这一次，那个福柯和哈贝马斯，大概再也不会帮你什么忙了。”

对于这一段临别赠言，何莉莉颇感满意。唯一的遗憾是，她始终都没能对谁踢出去一脚。

不管是前踢、后踢、侧踢、横踢、推踢、勾踢、跳踢，还是后旋踢、单腿连踢或双腿连踢，她只想踢!只想踢出一脚!不多不少，一脚就好。跆拳道实际上就是踢之道。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她每周有两个晚上去跆拳馆做练习。可练了这么久，却始终没能实打实地对谁踢出去一脚。她的前夫小鲁说得不错，无论如何，对打也不失为一种交流，不失为一种真面目，真性情。只是，看起来，她的这个心愿大概是难以实现了。尤其是，到跆拳馆去就职之后，就更是没有机会了。

一天傍晚，何莉莉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意外地碰到了小鲁。说意外也不是意外。小鲁是专门在那里等着她。两人才说了不多几句，何莉莉忽然飞起一脚，朝着小鲁的屁股踢去。小鲁不仅没有生气，还颇内行地说，“这是后旋踢吧?”

原载《钟山》2009年第1期

作者：吕志青 期刊：《故事族·中篇》202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