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初期中共战略方针的大转变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露蓄函圈圈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企图在3至6个月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随之打响。内战伊始，蒋介石当时的兵力，包括陆军的正规军、非正规军，海军、空军、特种部队以及后方机关、军事院校，总数达430万人；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只有61万人的正规军(野战军)、66万人的地方部队(军区、军分区、县属武装)和后方机关人员，总数127万人。双方兵力的对比，确实是非常悬殊。

从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为期1年左右的时间，是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是解放战争全过程中最为艰苦、最为困难的一个阶段。大敌当前，毛泽东又是怎样考虑的呢?

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以后，国共双方的和平谈判还在进行之中，所以毛泽东对国内和平的实现还是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遂确定了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以恢复国内和平的战略方针。这一战略思想，充分反映在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之中：“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在东北占我四平、长春等地后，现在又在华东、华北向我大举进攻，将来亦有可能再向东北进攻。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不过，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已经就有一个从“竭力争取和平”到以主力向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外线出击、力争“以打促和”的变化过程。1946年6月上、中旬，蒋介石单方面发动内战的迹象已经日益明显，毛泽东仍然强调和平。

6月6日，毛泽东致电中共华中局指出：目前，我们的方针仍力争和平，但你们的工作必须是一切都准备打。

6月7日，毛泽东致电林彪速去哈尔滨主持和谈大计时指出：现在我党基本方针应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下实现和平，长期战争于我不利。

6月12日，毛泽东致电中共华东局指出：决定竭力争取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

6月13日，毛泽东又致电林彪指出：我党方针是竭力争取和平，争取延长停战时间，变暂时停战为长期停战；同时应积极准备再战，并应准备长期战争。

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蒋介石得寸进尺，对中共步步紧逼，毛泽东决定还以颜色。6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等各战略区首长的电报中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他在电报中特别强调：“我大打必须在蒋大打之后，以示衅由彼启。”这一电报精神与以往相比已经有所不同，其重点是要在“六个月内外时间”“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

毛泽东为什么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以争取和平的前途呢?两天以后——即6月2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电报中，对争取和平前景的可能性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并间接给出了答案：“国民党危机空前扩大；大城市人民对国民党极大不满，酝酿反战运动；各省灾荒严重；杂牌军动摇者多；美国舆论已开始批评国民党；如果重新爆发内战，估计打不长久，半年之后，可能议和。”

基于对形势的这种估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制定了一个以主力向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外线出击、力争实现“以打促和”的军事战略方针。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了“南线三军出击津浦线”、“北线夺取三路四城”的战略部署。

审度敌我形势毛泽东决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

所谓“南线三军出击津浦线”，就是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5万人、山东野战军主力5万多人、华中野战军主力4万人，分别出击津浦路的徐(州)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和蚌(埠)浦(口)段及其东侧地区，随后乘胜渡淮河南下。6月22日，毛泽东就“全面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一份电报中指出：太行区“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区“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

在上述作战胜利(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后，晋冀鲁豫和山东两军主力南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一线挺进。“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如能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

所谓“北线夺取三路四城”，就是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和晋绥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而将冀东、热河作为钳制方向。6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聂荣臻、萧克等人的一份电报中指出：“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这个计划的实施次序，后来在设想中又演变为：第一步夺取大同，控制同蒲路北段；第二步夺取平汉路北段，相机占领石门、保定；第三步转用主力于正太路，相机占领太原。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所有对平汉、同蒲、正太三路之进攻，均是攻城战，望立即训练攻城技术，多备黄色炸药。”

1946年6月26日，根据外线出击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给中共华中分局发出一份电报，要求华中野战军除留一部坚持苏中内线作战外，其主力必须出外线配合山东野战军作战，以夺取津浦线。同时要求，华中野战军必须在7月10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6月27日、29日，毛泽东先后接到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的电报、华中战略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会商后联名发出的电报。这两份电报列举苏中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后，建议在津浦路作战的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主力仍留置苏中迎击来犯的敌军，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争取先在内线打一两个胜仗，而以一部加入津浦路作战；待津浦路作战进入晋冀鲁豫、山东两军渡淮作战的第二阶段时，华中野战军主力再加入这个作战序列。6月28日，山东野战

军领导人陈毅、舒同也致电党中央和刘(伯承)邓(小平)，分析了南下淮北、淮南作战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建议淮北、淮南两地的野战军仍应各自独立作战，山东、太行、华中各军仍沉着应变，作充分准备，以便大举。

在南北两线外线出击计划拟定后的短短几天中，毛泽东又接到周恩来从南京发来的重要情报：“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综合上述情况，毛泽东审慎地分析了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全面进攻的形势，认为这些建议“似有理由”。他当机立断地先后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致南线各战区领导人，对南线作战部署作了调整：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我军要“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毛泽东还告诉他们：“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

7月中旬，蒋介石集中50多万人，向华东解放区的苏中、淮北、淮南、鲁南、胶济路等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根据毛泽东“先在内线打几仗再转至外线”的指示，粟裕于7月13日发起了苏中战役。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在给山东军区陈毅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待敌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

从这一份电报可以看出，毛泽东基本上接受了粟裕的建议，同意华中野战军先在苏中内线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再让山东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加入战斗，从而推迟了南线外线作战计划的实施。

7月15日，苏中战役的第一个战斗宣泰战斗结束，取得了歼敌两个团的胜利。中央军委致电华中野战军领导转粟裕：“因敌人会继续进攻，我军在南线须准备打四五个大仗，方能解决问题。”这就告诉华中野战军，仍应在苏中内线继续歼灭敌人。

紧接着，苏中战役的第二个战斗取得了胜利，这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先在内线打几仗，再转至外线”的决心。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蒋介石继续向苏中增调兵力，而淮南解放区则已被敌人突破，苏中形势紧张了起来。7月25日，粟裕给陈毅、华中军区并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份电报，建议将第五旅调来苏中，以增加苏中的兵力。

粟裕的这个建议，从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是一个旅的调动问题。但从实质上看，关系到华中野战军是坚持仍在苏中内线歼敌还是立即进行外线出击作战的问题。

为了探明情况，以进一步确定“先在内线打几仗”的决心，8月2日，中央军委电询粟裕：“主力休整及补充情形如何，一个月内在苏中再歼敌两个旅有可能否?如你们能在八月内歼敌两个旅，南线情况将改观，那时粟(裕)可率主力转至淮南作战。”

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时虽然没有明确要求华中野战军主力立即进行外线出击作战，但是，他也没有放弃要华中野战军主力进行外线出击作战的计划，只不过提出华中野战军如能在8月内歼敌两个旅，就先在苏中内线歼敌，然后再转至外线作战。这就是说，毛泽东这时虽然提出了“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思想，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外线出击作战的计划，只不过把外线出击作战的时间向后推移了。

粟裕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8月5日，他给中共中央、山东野战军、华中分局领导发出了一份电报，提出：“在五旅增到苏中条件下，于八月内再歼敌两个旅是有把握的。如五旅不来，而仅以现有兵力作战则感到吃力，对九月份战斗亦将有影响，且对苏中局面不能得较快的好转”，“我坚决要求五旅及特务团仍东调参战，以期早改变苏中战局，而便主力西移。否则淮南、苏中均成僵局，于整个战局亦不利。”

毛泽东看了粟裕的电报，感到华中野战军在苏中连打了两个胜仗，士气正旺，如果在这时急于调华中野战军进行外线作战，未必效果就好，不如让他们在苏中内线打几个胜仗，然后西调，可能理由更充分一些。8月6日，他在一份电报中指出：“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主力西调为有利。”

苏中七捷而大同攻城受挫，毛泽东被迫放弃“外线出击计划”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接受了美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访问。当斯特朗问到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看法时，毛泽东爽朗地回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谈到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毛泽东十分坚定地告诉斯特朗：“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对于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内线究竟能否再打胜仗，这时毛泽东心里并没有完全把握，因为他感到粟裕手里兵力不多。于是，在给粟裕的回电中，他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供粟裕选择：“对苏中目前即取防御方针，而由你率主力与陈(毅)军长会合，集中力量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断蚌浦线，直接配合陈(毅)宋(时轮)、刘(伯承)邓(小平)之作战，这是一个方案。照你五日午电办法，八月内再在苏中打一仗，然后西移，这是又一个方案。你对以上两方案意见如何，盼告。”正在这时，毛泽东又接到了粟裕的一份电报，报告“歼敌良机已到，战况完后再报”。

这时，毛泽东也已看到了华中野战军继续在内线作战的重要意义，提出让华中野战军再在苏中作战一个时期，再打一两个胜仗。

就在粟裕率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内线连打几个胜仗的同时，陈毅率山东野战军进行外线出击作战则不断受挫，特别是进攻泗县城损失较大，从而更加坚定了毛泽东让华中野战军继续在苏中内线作战的决心。8月1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粟裕和谭震林的电报中说：“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两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两三个旅，则对整个局势助益极大。”粟裕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希望，他率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内线，七战七捷，歼灭了大量敌人有生力量。

根据毛泽东确定的“先在

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方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战场与敌激战，在定陶附近，9月3日至9月6日歼敌一个旅，9月6日下午又歼敌一个旅，9月7日至9月8日又歼敌两个旅。

在南线各军内线作战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北线“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却遭受重挫。

1946年8月14日，北线进攻山西重镇大同的攻城战正式发起。但敌军凭借坚城死守，我军伤亡很大，进展缓慢，到9月4日才肃清城周各据点和城关。从9月3日起，驻北平的傅作义部以主力东犯集宁，增援大同。攻城指挥部调转主力还击傅部，又因各种原因，不但未能达到歼敌目的，而且致使集宁失守，大同亦难再攻。攻城部队只能在9月16日从大同撤围，转入休整。

大同、集宁之战，是北线人民解放军的“初战”。此战先后歼敌8000多人，并使部队经受了锻炼，但没有能实现预定的夺取大同的目标，对以后晋察冀战场的形势发展影响很大。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于这场战役的失利原因作过这样的评述：“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在当时装备很差的条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后打强的。”

大同撤围后，解放军控制的华北重镇、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已处于国民党军队从集宁和北平两面夹击的不利态势中。9月16日和17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根据实际情况，先后两次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对张家口只作“掩护战斗，不作坚守”，而以军区主力集中于张家口、南口之间寻歼可能由北平西犯之敌的建议。毛泽东总结了大同失利的教训，在18日复电批准聂、萧的建议，并指出：“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每次歼敌一两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十个至十五个团即有可能歼敌一个旅(两个团)。”这样，毛泽东就已在实际上改变了“三路四城”的计划，而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粟裕指挥的苏中战役为改变“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确立“内线歼敌”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实践经验，起了关键的作用。

毛泽东总结作战经验，确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随着人民解放军内线作战不断取得胜利，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一再推迟了原定的外线出击作战的时间，要求南北两线人民解放军在内线更多的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尔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1946年9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题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党内指示，对内线作战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其中特别提到了粟裕指挥的苏中七战七捷和刘邓大军的定陶大捷。

毛泽东首先肯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接着他指出：“在战役的部署方面，当敌人使用许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得手后，依情况，或者再歼灭敌军一个旅至几个旅或者收兵休整，准备再战。”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种战法的效果又是怎样呢?毛泽东回答说：“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使敌军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旅少一旅。对于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为有用。全歼，方能最充分地补充自己。这不但是我军目前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兵员的重要来源。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速决，则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也指出：“现在我军干部中，还有许多人，在平时，他们赞成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但到临战，则往往不能应用这一原则。这是轻敌的结果，也是没有加强教育和着重研究的结果。必须详举战例，反复说明这种作战方法的好处，指出这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方法。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在敌处进攻地位、我处防御地位的时候，必须用这一方法。在敌处防御地位、我处进攻地位的时候，则应分为两种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果我军兵力多、当地敌军较弱，或者我军出敌不意举行袭击的时候，可以同时攻击若干部分的敌军。例如，六月五日至六月十日，山东我军同时攻击胶济、津浦两路十几个城镇而占领之。又如，八月十日至八月二十一日，我刘邓军攻击陇海路汴徐线十几个城镇而占领之。如果我军兵力不足，则应对敌军所占诸城一个一个地夺取之，而不要同时攻击几个城镇的敌人。例如山西我军夺取同蒲路上诸城，就是这样打的。”

毛泽东认为“我军主力集中歼敌的时候，必须同地方兵团、地方游击队和民兵积极活动，互相配合。地方兵团(或部队)在打敌一团一营一连的时候，也适用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

毛泽东起草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党内指示，是对全面内战爆发以来我军作战经验的一次初步理论总结。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思想，已同他在全面内战爆发初期提出的外线出击作战思想有所不同了。“由强调‘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到长篇大论、大张旗鼓地宣传‘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表明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内线歼敌的战略价值”。

有了内线大量歼敌的生动实践，毛泽东的底气也十足了。1946年9月27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信中，意气风发地指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

毛泽东《三个月总结》战略方针，成为“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

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题为《三个月总结》的党内指示，对3个月来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经验又进行了理论总结，提出

了人民解放军今后的作战方针和作战任务。

毛泽东认为，经过7、8、9三个月的作战，证明中共中央在7月20日提出的“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为什么呢?毛泽东分析说：“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们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毛泽东又从兵力上进行了分析，他说：“向解放区进攻的全部正规蒋军，除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部队等不计外，共计一百九十几个旅。此数以外，至多再从南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后即难再调。而此一百九十几个旅中，过去三个月内，已被我军歼灭二十五个旅。”“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通过以上的分析，毛泽东指出：“所有这些，都证明我军能够战胜蒋介石。”毛泽东还指出：“过去三个月的战争，吸引了蒋介石原拟调赴东北的几支有力部队于关内，使我们在东北得到休整部队、发动群众的时间，这对将来斗争也有重大的意义。”

在过去的3个月中，我军作战之所以能取得歼灭敌人25个旅的胜利，毛泽东归功于内线歼敌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时所采取的惟一正确的作战方法……不论在战役上、战术上，都须如此。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干部，都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

展望未来，毛泽东豪气干云：“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复大部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欲达此目的，必须在今后三个月内外，继续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的伟大成绩，再歼敌二十五个旅。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

把毛泽东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三个月总结》作一比较，可以看出，虽然前后只相隔15天的时间，但其思想的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中，毛泽东主要是通过对作战经验的总结，寻找到在内线歼敌的最好作战方法，即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并指出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与保守地方的关系，这是他提出在内线歼敌方针的第一步。在《三个月总结》中，毛泽东除进一步强调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正确的作战方法外，还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人民解放军当时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又第一次提出了在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变化后，人民解放军将转入战略进攻，而实现这种战略转折的关键在于不断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对整个战争的进程作了描述。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在全面内战一开始就进行外线出击作战的战略方针，内线歼敌的战略方针已经形成。

人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常常需要有一个过程。南北两线初期作战的实践，为毛泽东提供了许多新经验，使他对指导作战的认识有了发展和变化，主要是：在敌强我弱的基本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只有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实行内线作战，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兵力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缩小双方力量对比的差距，才能最终改变战略上敌攻我防，敌主动、我被动的不利态势。至此，经过短短3个月作战实践的证明，毛泽东及时地把外线出击逐步改变为内线歼敌，即依靠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在解放区内诱敌深入，不断歼灭进攻之敌。这一战略方针的转变，对整个解放战争的发展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此后的一年中，人民解放军依托解放区，在内线作战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一年的内线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敌112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解放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为370万人，正规军由200万人减为15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则由解放战争开始时的112万人发展到195万人，实现了毛泽东“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展望，成为“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

作者：苏振兰 期刊：《故事族·历史版》2023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