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为何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

1941年2月下旬，正值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和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召开前夕，由于国共之间对皖南事变善后处理意见有分歧，中共参政员已经宣布不出席这次大会。为了在国际上制造中国“团结抗战”的假象，在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的情况下，国民党特别需要中间党派参政员出席这次大会。

然而，就在2月24日这一天，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突然收到了一封中间党派参政员邹韬奋辞去国民参政员的电文。电文称：“国民参政会号称民意机关，决议等于废纸。念及民主政治前途，不胜痛心。韬奋忝列议席，无补时艰，深自愧疚，敬请转经国民政府，辞去国民参政员。”

邹韬奋为什么要拒绝出席这次大会，并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职务呢?这还要从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和国民党对邹韬奋的压制说起。

1937年7月7日发生的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鲸吞中国的野心而蓄意制造出来的，也是全面侵华的开始。日本在华愈趋嚣张的侵略行为，使国人对中华民族的危机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开始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要想免予亡国灭种的危机，只有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奋起抵抗。

在此背景下，国内政治生活也为之一变，“抗战的烽火高烧以后，国内各方面腾起了新的朝气。多年对立的国共两党已经并肩抗战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对立与不协调已经逐渐消灭了，全国民众都热烈地拥护政府坚决抗战；国内各民族的关系亦有更进一步的增进。这些就是各党派、各阶层都在飞速进步中。在这种进步潮流中，各种反映民众意志的新政治设施产生出来了，民众运动的波涛重新激荡起来了。”

这里所说的“反映民众意志的新政治设施”，就是1938年7月国民党政府成立的包括中国各党派在内的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成立后，作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也被遴选为国民参政员。

国民参政会成立的初衷是“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抗战”。然而，国民党虽然邀请中共和其他党派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一党专政的立场，继续采取“党禁政策”，不愿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共和其他党派。

对此，邹韬奋曾经有所记述：“在参政会里尽管有若干党派的人物在那里‘参政，而在各学校中的青年和政府各机关中的职员，却因党派的关系，或甚至并无党派关系而被疑为有党派的，都在被排斥或甚至遇到更大的危险。”

因此，邹韬奋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后，怀着一腔热诚与希望，积极争取言论自由，呼吁实行民主宪政，以改变国民党“党外无党”的专制政策，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在7月6日举行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上，他接连提出了3个提案，即《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案》、《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改善青年训练以解除青年苦闷而培植救国干部案》，希望能够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合法讲坛，积极动员民众参与抗战和争取言论自由。

10月举行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上，他联合黄炎培等人提出了《请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案》，指出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对于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影响很大，实有吁请撤销的必要”。

次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上，邹韬奋再次提出《改善审查搜查书报办法及实行撤销增加书报寄费以解救出版界困难而加强抗战文化事业案》。1940年4月上旬，邹韬奋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上，又提出《严禁违法拘捕迅速实行提审法以保障人民言论自由案》。之所以接连提出此类提案，是因为国民党当局根本不把参政会通过的提案放在眼里，继续实行专制政策

邹韬奋在国民参政会积极争取民主政治的努力，引起了国民党的忌恨。他们最初采取的策略，是想让邹韬奋加入国民党。1938年底，蒋介石约见邹韬奋和杜重远，诱迫他们加入国民党，被二人明确拒绝；后来，国民党又以委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做诱饵，诱逼邹韬奋加入国民党，也被拒绝了。

在威逼不成的情况下，国民党便开始对邹韬奋进行政治打压。他们以“售卖违禁书刊”、“与共产党延安通消息”等莫须有的罪名，诬陷邹韬奋的生活书店。从1939年4月起，国民党特务陆续对生活书店分店进行封闭或迫令停业；所出图书一律禁止或没收，甚至连经过审查及在内政部注册的，也无一例外。到1941年2月，除重庆分店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50余家分店，全部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所有职工均被逮捕或遣散。邹韬奋对此怒不可遏，接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与此同时，国民党对他的人身自由也开始进行限制。1940年5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结束后不久，国民党当局就污蔑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要在重庆搞暴动，命令国民党特务监视他们的活动。

国民党的种种倒行逆施行为使邹韬奋认识到，国民参政会只不过是国民党粉饰“团结民主”的空架子，对团结抗战没有任何好处，因此决定不再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1941年3月1日举行)，并出走香港。

他在临行前留下一份《致国民参政会辞去参政员职务电》，电文称：“本会上届第一次大会通过公布抗战建国纲领，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当予以合作之充分保障。此种最低限度之民权，必须在实际上得到合法保障，始有推进政治之可言。”

临行前，他又给好朋友黄炎培等中间党派参政员送去了一封信，信上说：“韬奋追随先生之后，曾于二三年来在国民参政会中，勉竭驽钝，原冀对于民主政治有所推进，俾于国家民族有所贡献，但二三年来之实际经验，深觉提议等于废纸，会议徒具形式，精神上时感深刻之痛苦耳”，“生活书店努力抗战建国文化，现在所出杂志八种及书籍千余种，均经政府机关审查通过，毫无违法行为”，“贵阳不仅封店，全体同事均无辜被捕”，“在此种残酷压迫之情况下，法治无存，是非不论，韬奋苟犹列身议席，无异自悔”。

邹韬奋出走香港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生活书店领导中心秘密移至香港。在香港，邹韬奋复刊了《大众生活》，并发表了《抗战以来》一书，揭露了国民党利用国民参政会伪装民主、反对宪政的内幕；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压制言论自由、摧残进步文化事业的卑劣手段；揭露了国民党特务横行、践踏民主、侵犯人权、残害青年的暴行。他大声呼喊，要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斗争到底，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2年10月，邹韬奋到达苏北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1943年秘密赴上海就医治病，1944年7月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年仅49岁。

邹韬奋去世后，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延安2000多人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了追悼大会，朱德、陈毅、吴玉章等分别讲话。《解放日报》同时以4个版面的篇幅，刊载了“邹韬奋先生逝世纪念特刊”，发表了多篇纪念文章和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题词。

毛泽东的题词是：“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朱德在挽联中热切地称他为“爱国志士，民主先锋”。中共中央向他家属发出的唁电也指出：“邹韬奋先生‘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

作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职务，并不是要选择退缩，而是以另一种更为积极有效的方式进行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民主政治进步事业。正如他到香港后，在参加朋友为他举办的欢迎宴上所说的：“我们不是为逃难而来的，而是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创办民主刊物继续战斗而来的!”

周恩来在1945年9月写给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的慰问信中，对邹韬奋这种不屈不挠的爱国行为进行了高度评价，说：“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想起毕生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奋斗的韬奋先生已经不能和我们同享欢喜，我们不能不感到无限的痛苦，您所感到的痛苦自然是更加深切的了。我们知道，韬奋先生生前尽瘁国事，不治生产，由于您的协助和鼓励，才使他能够无所顾虑地为他的事业而努力。”

作者：王凤青 期刊：《故事族·历史版》2023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