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中蒋介石白崇禧的猜忌与冲突

白崇禧“拒职”不辞而别

蒋介石与新桂系的矛盾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但随着政局的变化时激时缓。抗日战争时期，新桂系坚定的抗战立场及其在正面战场上的突出表现，使其在国民党内乃至全国赢得了较高声誉。在与共同的民族敌人生死搏斗的八年抗战间，蒋桂两军都以抗战大局为重，双方基本上没有发生冲突。抗战胜利后，由于竞选副总统，蒋介石与新桂系之间的矛盾重新爆发起来。1948年春，作为新桂系第二号人物的白崇禧极力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最后李宗仁击败蒋介石推荐的候选人孙科，当上了南京中央政府的副总统。蒋所谋不遂，大为光火。

1948年5月，李宗仁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一个月后，蒋介石为了报复白崇禧，也为了防白、李在南京对他构成心腹之患，就借改组内阁之机，免掉了白崇禧的国防部长之职，改任“华中剿总总司令”，让白崇禧离开南京去武汉，由亲信何应钦接任国防部长。由于怕白崇禧拥兵自重，蒋介石特意把同处黄淮平原的国民党军队分为武汉“剿总”和徐州“剿总”两个互不统属的作战单位，并委亲信刘峙出任地位更为重要的徐州“剿总”总司令，以便分散和牵制白崇禧的兵权。同时，蒋介石又任命程潜为湘赣绥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驻守长沙，就近制衡白崇禧。此外，他还把归武汉“剿总”管辖的嫡系黄维兵团和宋希濂兵团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利用这些嫡系在武汉“剿总”内部监视白崇禧及其部队。并严禁白崇禧在华中组织民兵，甚至把武汉外围地区也划出了白崇禧的辖制范围。

武汉和徐州两个“剿总”，同处黄淮平原，在战略上本属一个地理单位，它西起潼关、宜昌，东达海岸线，内有陇海、平汉、津浦3条铁路干线纵横其间，更有长江、淮河水道横贯其中，调动部队和指挥作战均极便利。正因如此，早在我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威逼武汉、南京时，白崇禧就曾提出华中只设一个战区，由他统一指挥武汉和徐州方面的两支大军。白崇禧的主张虽有他乘机扩张新桂系势力的企图，但对改变国民党军被动防守部署，不失为上策。然而，蒋介石怕白崇禧兵权过重，难以控制，没有答应。

1948年4月前后，面对中原地区的不利形势，为加强两支军队间的协调配合，刚当上副总统的李宗仁再次提议由白崇禧统领武汉和徐州两个“剿总”，国民党内部也有以白崇禧统一指挥中原各军之议。但蒋介石依然犹豫不决，未予采纳。

刘峙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在蒋介石手下任黄埔军校教官，是蒋介石的嫡系老将，抗战以来素以“常败将军”著称。让刘峙当徐州“剿总”司令，国民党内部早就议论纷纷：“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就这样，刘峙在徐州当了半年的总司令。等到1948年10月下旬，我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两支解放军会战徐州的态势露出端倪，何应钦、顾祝同都担心刘峙不堪重任，于是，又提出以白崇禧统一指挥之议，并向蒋介石说明叫白崇禧统一指挥只是暂时的措施，会战结束后，武汉“剿总”和徐州“剿总”仍分区负责。

这时，蒋介石也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说：“不要暂时指挥，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这当然是蒋介石敷衍白崇禧，表示对他很放心的一种姿态。

当时蒋介石想在蚌埠设立一个国防部指挥所，由白崇禧充主任，统一指挥对华野、中野的联合作战。因为蒋介石也感到徐州的刘峙资格虽老，但过于循情犹豫，不能当机立断，怕他贻误战机。徐州兵力只能勉强对付华东野战军，如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合力攻徐州，则兵力明显不足，那时非调武汉“剿总”部队不可，要调武汉“剿总”部队又非白崇禧指挥不可，白崇禧和刘峙都是总司令，以总司令指挥总司令不便，所以使用国防部指挥所主任的名义，以便统一指挥两个“剿总”，来和解放军决战。

由白崇禧出任国民党军淮海决战的主帅问题，蒋介石这边好不容易通过了，可白崇禧这边又发生了变故。

白崇禧本来是很想当两个“剿总”总指挥的，而且以前他曾毛遂自荐，但时间拖到决战前夕才得到这一委任，白崇禧就显得十分犹豫了。一方面，白崇禧认为蒋介石把大军交给他指挥，他就能乘机扩张新桂系势力，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当时的形势对国民党军很不利，蒋介石不是给他什么便宜，而是叫他去“啃硬骨头”的。白崇禧在国民党军队中素有“小诸葛”之誉，自不是等闲之辈，更不会贸然行事。因此，他决定先到南京摸摸情况再说。

白崇禧到了南京，何应钦特地为他召开一次作战汇报。作战汇报极力缩小徐州国民党军所处的劣势，诱导白崇禧前往。同时何应钦、顾祝同等也催促他赶快到蚌埠去指挥。他们这一言那一语地说：“非你去指挥不行了”，“总统方寸已乱，再也不能指挥了”。白崇禧对徐州的情况提出了一些问题，如主阵地的位置、工事的强度、飞机场能否守得住等等，但在座者没人能说得清。白崇禧没有表示是否去徐州，但由于他没有表示拒绝，何应钦、顾祝同便认为白崇禧是按照他们所想的“默然接受”了。

第二天一大早，白崇禧从幕僚那里收集到徐州周围的情报，了解到关于徐蚌会战的情况。当时，刘峙把徐州战区的部队在陇海线和津浦线摆成“死十字”姿态，而黄伯韬等部队更是一条首尾不能相救的“长蛇”。解放军华野、中野两军已经在其前面集中了优势兵力，随时都可以发起进攻，而重新部署已来不及了。正是“打不得、退不得、守不得”，在这种非常不妙的态势下，白崇禧认定国民党军进行决战的败势已成，难以挽回，到蚌埠必然凶多吉少。部下也劝他与其到蚌埠去承担会战失败的责任，“断送一世英名”，不如回武汉去另搞一个局面，加上当时华中形势也很吃紧。于是，白崇禧坚决不肯出任两个“剿总”的总指挥，而且不辞而别，飞回了武汉“剿总”。

当国防部长何应钦函电交加催他赴任时，白崇禧便以“南京可以直接指挥，不必重床叠架”为由加以拒绝。国民党高层纷纷指责白的“拒职”是出尔反尔。

从当时战争局势来说，不是白崇禧不想指挥淮海会战，他之所以在统一指挥问题上“出尔反尔”，也并非存心想拆老蒋的台。统一指挥大权都不能诱惑一向贪权恋位的白崇禧前往，可以说这是他对战局具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也说明他对这场决战没有把握，对会战胜利根本没有信心。自崇禧“拒援”按兵不动淮海决战前夕，白崇禧正在指挥华中的黄维、张淦的两个兵团等20多万机动部队，在豫西南及鄂北地区和刘伯承周旋。白崇禧把他的主力集中于驻马店等地区企图进犯豫西解放区。为减轻国民党军

对豫西解放区的压力，我刘邓大军之一部乘隙南下绕攻应山，威胁白崇禧的后方大动脉平汉路，白崇禧被迫转运张淦兵团到应山，并指挥华中总部的黄维、张淦的两个兵团准备在新野、邓县一带合围刘伯承南下的部队，可刘伯承机警异常，下令迅速向豫西转移，一昼夜退却200里，从容逸去。

淮海战役打响后，蒋介石急调黄维兵团和张淦兵团驰援徐州。当时，解放军优势兵力已经集中好了，国民党军的各个兵团在空间上、时间上都是分散的，解放军可以集中兵力打任何一个兵团。黄维兵团和张淦兵团从华中调往华东，路程远，交通补给不便，行动缓慢，只要走上三四天，解放军就可以判断出国民党部队的动向和企图，这样，可以在部队预定行进路上破坏交通，阻止国民党军前进。而且，中野和华野还可以乘黄维、张淦的两个兵团东调，进攻武汉。那时，如果再将东调的各兵团调回，可能在半途被截击，必然是顾此失彼。

鉴于此，白崇禧是极不情愿黄维、张淦的两个兵团东调的。白崇禧认为：“战局已不能挽回，再增加两个兵团(指华中的黄维、张淦的两个兵团)也不顶事，多投入一个兵团就多送一个兵团。”但黄维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白崇禧知道留不住它，于是被迫同意放行。

黄维兵团东移以后，像白崇禧所预料的那样，它马上便落入了中原野战军早已布置好的巨大口袋，在双堆集附近被团团围住。同时解放军的一支先头部队又迫近淮河北岸，李延年在蚌埠连连向南京呼求援兵，蒋介石于是再次命令张淦兵团东调。

张淦兵团是新桂系的王牌主力，是白崇禧的老本，白崇禧既然不到蚌埠指挥，怎会让子弟兵去送死?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肯让蒋介石调走张淦兵团的。特别是后来杜聿明所率领的各兵团被围的时候，蒋介石一再地向武汉“剿总”要张淦兵团，但都被白崇禧拒绝了。白崇禧的借口是：“武汉是关系大局的战略要点，不能没有一个打得硬的兵团来保卫，若把张淦兵团调走，刘伯承的部队来进攻武汉，武汉先失守，南京也就保不住了。”

在黄伯韬兵团被全歼，黄维兵团陷入重围之后，蒋介石的手中已无兵可调。当时平津地区傅作义的部队已处于被包围的状态，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已没有一个完整而有战斗力的军队，所剩下的只有白崇禧的张淦兵团，胡宗南的几个军，武汉“剿总”副总司令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团(辖第二、二十、二十八军)。蒋介石曾计划空运胡宗南的部队，但因为没有这样大的空运能力只好作罢，白崇禧的张淦兵团调不动，蒋介石就只能调用宋希濂的第二、二十、二十八军了。

当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东北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全部被消灭，林彪率东北野战军大军马上就要进关。白崇禧断定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必败之势已无法改变。虽然第十四兵团不属于新桂系，但白崇禧不愿将自己已经掌握在手的部队调去送死。

1948年11月30日，武汉“剿总”副总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官宋希濂奉令前往南京见蒋介石，途经汉口向白崇禧汇报鄂西北方面的情况，为了阻止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团东调，白崇禧打破惯例，特地邀请宋希濂到他家密谈。白崇禧说：“现在的形势变得很危险。徐州方面，黄伯韬已在碾庄地区被全部消灭了，徐州被围，黄维兵团亦已在双堆集附近地区被围，正打得激烈。现在总统电召你到南京去，一定是要调你这个兵团东下增援。这样，武汉地区仅剩下一个张淦兵团和几个军而已。而这些队伍，除张淦兵团较有战斗力外，其余多是临时编成，新兵很多，是没有多大战斗力的。你的部队再调走，武汉地区就显得更加空虚。共军陈毅、刘伯承两个野战军合起来兵力在100万以上，他们还有许多地方武装力量。把你的队伍调去，恐怕也不能解徐州之围，而且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并特别指出，“形势已无法挽救，去亦无补于大局”，极力劝说宋希濂向蒋介石请求免调。

白崇禧阻止武汉“剿总”主力东调，主要是想保存实力，以便作为东山再起的资本。白崇禧的如意算盘正如他所说的：“我们如保有武汉，必要时可同共军进行和谈，即万一武汉保不住，亦可退据湖南、广西、云贵及四川一带，保有西南半壁，以和共军抗衡。只要能拖延一个时期，国际局势一定会起变化，我们将来可以得到大量的援助，主要是美国的援助，则事情还大有可为。”

宋希濂是蒋介石的嫡系，又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自然不会听白崇禧的。所以，当宋希濂的部队准备东调时，白崇禧为了达到保全这部分部队之目的，便重重阻挠。

第二十八军首先从鄂西开抵汉口，白崇禧就表示不让调走，顾祝同亲自打电话疏通，白崇禧知道这个军的人事和顾祝同有着历史渊源，才勉强同意调走。紧跟着二十军也开到了汉口，白崇禧利用这个军多系四川人，官兵不愿东调的情绪，唆使军长杨干才向国防部请求免调，同时白崇禧亦向国防部发牢骚，说“你们把部队都调走了，武汉还要不要”等类的话，并命令运输司令部非他的命令，不准装运。国防部一再以电话电报催促，白崇禧都拒绝执行，形成僵局，经顾祝同派人从中斡旋，白才答应让第二十军调走。

12月初，蒋介石又要调他的嫡系第二军投入蚌埠地区作战，但当第二军的第九师开抵汉口准备乘船东运之时，白崇禧忽派他的警卫团将轮船看管起来，不许轮船启程。国防部的电报、顾祝同的电话都被白崇禧硬邦邦地顶了回去，好话说尽也无效果。不得已，蒋介石亲自与白崇禧通话，说明东线战况的需要，希望让第二军即日东下，白则以武汉重要，说华中地区部队太少，不能再调。说来说去，双方态度越来越坏，蒋介石大骂白崇禧不服从命令，白崇禧反唇相讥：“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双方交锋几十个回合，一个电话打了半个多小时，白崇禧就是不放第二军。蒋介石气得满脸通红，用他那宁波土话大骂“娘希匹”。白崇禧还命令集结在沙市的第二军部队不准开往武汉，同时命令已到了汉口的第九师仍开回沙市去。这样一来，其他部队自然更不能调了。蒋介石因此恨透了白崇禧。

作者：苑朋欣 期刊：《故事族·历史版》2023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