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两度交权于学忠

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公元1901年6月3日)。于学忠，字孝侯，祖籍山东省蓬莱(今蓬莱市)于家庄，清光绪十六年十月初八(公元1890年11月19日)生于奉天省(今辽宁)旅顺口。

张学良较于学忠小11岁。两人原本素昧平生，后由战争中相识而成至交。在张学良曲折坎坷的传奇经历中，有两度紧要关头，张学良将军政大权托付给于学忠，遂引国人之关注。

张学良重用于学忠

于学忠原为直系军阀吴佩孚麾下的重要将领，从下层军官历任至直军第九军军长兼荆襄警备区边防总司令等职。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吴佩孚主力被歼。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被奉军与国民革命联军击败，军无粮饷，困顿无路，乃离军入川。于学忠于1927年6月离开部队返回蓬莱故里，为队伍另谋前程。此情被奉系张作霖父子所闻，张学良派代表周光烈持其亲笔信，特邀于学忠赴北京晤谈。

于学忠至京，先谒见张作霖。张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于学忠，态度热诚，话语豪爽，说：“吾与令尊系故交，当年同在宋庆老帅总部共事五年，我们非外人也。”待于学忠讲到此来并无苛求，只求部队得以安置时，张作霖接着说：“你可将部队整训后带往北方，尔后军服、军饷及军械等均照奉军发给，具体事宜可与学良接洽。”

于学忠旋即拜见张学良，张学良与其父一样，对于学忠的到来表示竭诚欢迎，并按张之指令，由安国军政府任命于学忠为镇威军第四方面军团第二十军军长之职。于学忠由此转入奉系。9月，于学忠晋升为陆军中将。12月，于学忠奉调河北省东光县，张学良亲临检阅部队。不久盘踞山西的军阀阎锡山率晋军攻入冀境，奉军王树常部在完县一带御敌，张学良又调于学忠部赴援。于接令后，以14小时行140里之神速，日夜兼程，与王树常会师，击退晋军，张学良为之赞佩不已，问之，于答道：“兵贵神速，攻敌在于出其不意。”张心里更加佩服。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于皇姑屯遭日寇暗算被炸身亡，张学良闻讯火速潜返奉天。其间7月4日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之职，随之，于学忠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兼临绥驻军司令，驻防山海关、绥远一线。

1930年3月间中原大战，蒋介石受到晋、桂等军阀的围攻，深感势单力薄，为扩军计，先后两次写信给于学忠，进行利诱。于学忠毫无动念，将信交付与张学良，并当即复信蒋介石，表明“惟张学良之命是从”。

是年8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通电拥蒋，率部归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并就任国民革命军陆空军副司令。于学忠随张学良入关参战，受命任东北军第一军军长，驻守平津地盘。经张学良力荐，由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至此，于学忠成为东北军重要将领之一。

1931年4月，张学良在北平设立海陆空军副司令行营，镇守京畿。适有军阀石友三受日本驻屯军的唆使，并在张学成等人的鼓动下，接受汪精卫广州国民政府的任命，兴兵反对张学良。于学忠受张学良之重托，以第一集团军司令之名，与王树常等部协同作战，未出半月，悉将石友三部全军覆没收编。张学良为奖掖于学忠平乱有功，特馈于学忠一部最新七座别克黑色大轿车。这在东北军高级将领中，享此厚遇者，仅于学忠一人，别无出其右者。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炸毁沈阳柳条屯一段铁路，反诬中国军队破坏，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这是由日本蓄意制造并企图以此来侵略中国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连夜召开包括于学忠在内的高级将领会议，亟议对策，于学忠在会上慷慨陈词，力主“集中兵力，给敌人以痛击”，深得张学良的赞许和佩服。

但事变发生前，日本关东军已多次挑衅东北军，以引发中日战争。对此，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12日，蒋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又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但张学良最终屈于蒋的再三“训令”，对东北军部队进行多次“不准抵抗”的训令，命令部队放弃抵抗。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于日寇关东军的铁蹄之下，东北军被迫撤入关内。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为制造混乱，牵制关内东北军，遂令日本大特务土肥原，纠集汉奸张壁、郝鹏等组织“便衣队”，借津地日租界为藏身地，暗中作乱，每日鸣枪滋扰。面对这一情形，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王树常，表现无以为计，苦难应付。张学良找到于学忠磋商此事，拟将于、王二人职务对调一下，以于学忠的“果决坚强”去对付土肥原。于学忠闻言，慷慨赴命。于学忠到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后，大刀阔斧地对“便衣队”进行了镇压，终将此乱平息。

赴欧考察前托付兵权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但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武力占领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当时关东军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今吉林长春)，年号定为“大同”。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对于日军的野蛮行径与倒行逆施，中国军民要求抗战的浪潮日益高涨。

1933年1月，长城抗战爆发，于学忠出任华北第一军团总指挥，随时准备开赴前线。此时，日本关东军侵占热河，全国民众舆论大哗，国人同声谴责南京政府军事的软弱和外交的无能。张学良由于听命蒋介石“绝对不抵抗主义”而导致东北沦陷，现又坐失热河，尤受公众的怨恨与非难，被冠以“不抵抗将军”而蒙受耻辱。

3月6日，蒋介石自南昌

“剿共”前线北上石家庄，率何应钦、宋子文会晤张学良。见面后，蒋介石向张学良说：“热河失守，举国内攻击我们两人，宛如我俩同乘一只小船，本当同舟共济，无奈风浪太大，应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浪潮，否则事必同遭沉没。”张学良当即慨然而述：“东北丧失，早想引咎辞职，热河丢失，更系责无旁贷，请即免我的本兼各职，一申纲纪，二振人心。”8日，张学良辞呈核准，并即刻离平飞沪再赴欧洲考察。

此前，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掌旗人”作了安排。当时整编后的东北军有6个军：第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辖第一。五师和第一。九师，师长分别为高鹏云、赵毅；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辖第一一三师和第一一四师，师长分别为周光烈、牟中珩；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辖第一一六师和和第一三○师，师长分别为周福成、朱鸿勋；第五十七军，军长缪征流，辖第一一一师和第一一二师，师长分别为常恩多、霍守义；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辖第一○七师和第一○八师，师长分别为金奎壁、张文清；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辖骑兵第三师和骑兵第四师、第六师，师长分别为徐良、王奇峰、刘桂五。原由东北义勇军编成的冯占海的第六十三军番号被撤销，仅保留了第九十一师。

还有后来西安事变后叛离东北军的第一○六师和骑兵第十师，师长分别为沈克、檀自新；炮兵第六旅和炮兵第八旅，旅长分别为黄永安、乔方，均依附蒋军另立门户。当时东北军总计有26万人，张将其缩编为4个军，其中于学忠部为第五十一军，万福麟部为第五十三军，何柱国部为第五十七军，王以哲部为第六十七军，除万、何、王三军约计9万人外，余大约17万人，张学良统一交给于学忠指挥。此外，张学良还有他的警卫师一○五师，该师是由东北军各军师中精挑遴选而成，资金积累精良，编制整饬，实力超过一个军，此时亦一并交于学忠指调。

临别，张学良还特意嘱托于学忠：“我出国后，凡属自关外流亡到平津、河北各地的东北军军政人员，请多为关照。”

于学忠深感张学良的知遇之恩和责任之重，信誓旦旦地表示：“请将军放心!”

1933年4月10日，张学良偕于凤至、赵一荻和3个子女及副官谭海、顾问端纳、翻译沈祖同、顾问医生卡尔佛及其他随行人员等由上海乘意大利邮轮前往欧洲。

张学良权交于学忠，于学忠第一次代理张学良的指挥权。5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于学忠兼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6月，兼任天津市市长。此时，蒋介石安排何应钦接替了张学良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的职务，掌握了北平的军政事务。

于学忠从张学良手中接过兵权，并得到国民政府的任命，权力与实力扩大，遂成日寇心腹之患。日寇于是采取怀柔与威胁兼施之策，极尽软化拉拢之能事。一是日寇利用在津的亲日分子对于学忠进行笼络，并以“取代张学良地位及支援军事装备”为口实，图谋收买于学忠，而于学忠早已看穿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乃义正词严地对汉奸和亲日派说：“我是中国的地方官吏，个人守土有责，没有谁能动摇我的心志!”二是日寇要下毒手。对于学忠采取暗杀手段，先后收买刺客王玉珍、巫献廷、曲子才、石友三等，企图利用各种机会将于杀害，但终因于学忠戒备森严，对敌特警惕百倍，而最终一次次地破获与粉碎了敌人的奸谋。

1934年1月，为了“剿共”，蒋介石将张学良从国外召回，先后任他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副司令。西北“剿总”副司令，代理总司令职务。

蒋介石为了使东北军尽快离开兵家必争的中原腹地，以实施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5年4月，由南京国民政府将于学忠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以加恩笼络，实则为调遣非嫡系部队与中共拼战做好准备。

6月，国民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日本则提出“罢免于学忠、第五十一军撤离冀境”等要求。何应钦为献媚日寇，连日打电话给于学忠，又指派鲍文樾同于通话，要于学忠即刻辞去河北省政府主席之职。当时于学忠极其气愤，一则为何应钦的媚日讨好行径，再则思及张学良临行时关于代为照管流亡在关内的东北军民的嘱咐，若离河北，自有负张之重托，于是于学忠坚辞回应：“除非我于某死去，一息尚存，绝不辞职!”奸滑的何应钦碰壁后另生一计，设法请上奉出面。未几，南京国民政府行文，明令河北省政府迁往保定。于学忠至保定后坐不暖席，又接国民政府令，命于率部开赴西安，委任川陕甘边区“剿共”总司令。

1935年6月11日，国民政府发令，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本兼各职。至此，何应钦与日寇狼狈为奸，终将于学忠与东北军挤出了华北。

西安事变后再度托权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由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联合“兵谏”赴西北督促“围剿”红军的蒋介石，迫蒋放弃“剿共”、一致抗日而引发。此事引起国内政治严重危机，内战一触即发。

在中共积极斡旋下，通过谈判取得初步胜利后，在如何放蒋的问题上，包括南京、张杨与中共三方面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之时，张学良决定提前释蒋并陪送蒋介石返回南京。24日晚间，张学良召集会议，向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高级将领宣布拟亲自陪蒋返宁之事，并向他们交待道：“我走后，关于东北军，听命于学忠，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情听命杨虎城，有问题多和周恩来商量。”25日午后，张学良送蒋登上飞机之前，又留下“手谕”一纸，内称：“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即于学忠)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二十五日。”

其实，于学忠1935年6月由甘肃省主席调任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对于西安事变，事先并未与闻。张学良深谙于之为人与品格，故在临潼捉蒋之前，亦未向于透露事情本意。乃至12日晨，西安组织绥靖公署部队赶至西京招待所搜捕南京来陕的“要员”时，竟将于学忠误作中央大员，予以拘押，后从其所披呢大衣绸里绣有“孝侯”两字，方晓得是于学忠。于见事情既已发生，知道张学良“兵谏”用心良苦，旋即打电报给时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的周从政及五十一军副军长牟中珩，责令他们将中央派驻兰州甘肃绥靖公署的武装迅以收缴，与西安遥相呼应，紧密配合。

此时于学忠虽然对事变之前的事不知晓，但对事变的善后处理，他却是胸有成竹。后来，抗战期间在重庆，一日他与周从政、郎贯一(时任东北军驻渝办事处处长)聊天，回首往事，于学忠说：“对于放蒋回宁我始终持反对态度，我更不同意张亲自送蒋之举。”当谈至张学良先后两次向于托军交权之事时，于学忠意味深长地说：“当年副座下野赴欧，把东北军交我带领，我是没有什么顾虑的。因为我敢和日本人拼个死活，对于亲日派何应钦和黄郛，我更有办法对付他们；然而，副座离陕送蒋，第二次将东北军交我带，我的感觉却不同了。宛似当初南宋岳飞元帅去临安，把岳家军交给牛皋一样。只可惜我于某又怎能比得上牛大将军呢?副座离陕之后，西安情势混乱而复杂。凭我和张家两代的关系，竟不能下榻于金家巷副司令官舍，无奈被迫借住于新城大楼杨虎城将军的寓所。至于面对主战、主和两派以手枪相对的现实，我却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真是痛心极了!”

但张学良两次将兵权托交给于学忠，足见张对他的赏识和信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于学忠任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奉命率部守卫山东海防。次年1月，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先后参加津浦路南段战役、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会战(武汉保卫战)，屡立战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39年，任鲁苏游击战区总司令，指挥第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在苏鲁交界处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合作抗战。

次年，于学忠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鲁南游击总指挥。他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过密合作”引起蒋介石的不满，1944年3月，将他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闲职。1945年5月，他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解放战争期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由此不问政事。1949年初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指定一架飞机给于学忠全家，准备挟迫他去台湾。于学忠不从，他躲到乡间，拒不上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学忠作为爱国将领受到党和国家的信任和照顾，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职。1964年9月22日，于学忠病逝于北京，享年68岁。

作者：赵英秀 期刊：《故事族·历史版》2023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