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故事〗不曾消失的父亲

1

一年前，机械厂老屋的墙上刷了个“拆”字，父亲的精神头儿就没了。他窝在屋里很少出门，一日三餐基本靠外卖解决。宿舍里的住户越来越少，老鼠却越来越多。几次让父亲搬过来和我一起住，他总说，没了老鼠的窸窣他睡不着。

自从我搬去浦东住后，每个周末我都会去老屋看父亲。这个周六我在弄堂口刚一下车，就碰到了楼上的老爷叔。老爷叔告訴我，可要小心你爸了，他这几天眼睛里是空的。老爷叔见我疑惑，把我拉到一边又压低声音说，前天你爸一早就出去，差不多天黑辰光才回。平时他不出门的，最多去弄堂口买包香烟呀。我看他回来时，眼里啥子都没了，这可不是好兆头。

我说，老爷叔，你讲过分了吧。老爷叔说，你不要不信我。整栋楼里，就剩我们两家钉子户，他有什么动静，我一清二楚。昨天夜晚，你老爸房间，好像又有哭声又有笑声啊。我怕老爷叔误会我，强调是父亲不愿搬去和我一起住。老爷叔说，我晓得的呀，老屋里有你母亲的味道，他肯定不会搬的啊。

母亲去世差不多三十年了，那老屋里还有多少母亲的味道只有父亲知道。仔细算起来，母亲从大兴安岭来到上海，真正在老屋生活也就八年。

见到父亲时，感觉老爷叔又夸张了。也许是父亲知道我周末要回，特意穿了一身浅蓝色的运动服，头发也染黑了，好像还刷了点儿头油。父亲的背虽然越发佝偻了，可人看上去比往日精神得多。

父亲把自己弄得挺有模样，可我却发现屋子里的气氛有点不对。电视柜子上液晶大彩电换成了14英寸的黑白电视，五屉柜上新买的索尼微音响换成了一部手提式三洋牌收录机。床上的被子被单也铺上了母亲留下的，就连那坏掉多年的三五牌座钟也在床头咔嚓咔嚓地响着。

爸，你把这些拿出来干吗？我问。父亲说，你没看楼下停了一排挖掘机啊。这房子真是快拆了，这些旧物件能用的最后再用一下，就算发挥点儿余热。

那大彩电和新买的音响呢？

都送给老爷叔了。老爷叔变节了，过几日就要搬，就剩我一个“钉子”了。

老爷叔在楼顶搭了房子，想多混点儿面积才做了钉子户，可你这钉子钉得一点儿道理都没有。左邻右舍哪一个不盼着拆迁，拿一笔钱好买清爽的房住啊。

父亲冲我摆摆手说，这道理我同你讲了几百遍，今天不说这个，走，带你出去吃饭去。父亲说罢，整了整衣领就往门外走。

我随着父亲出了弄堂口。忽然想起老爷叔说父亲买烟的事儿，就问父亲，你又抽烟了？不是戒了十几年了吗。父亲说，年纪大了，没几天活头儿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嗯……今天带你去天津路张记牛肉面馆吃。我说，那可有点儿远，叫滴滴吧。父亲不满地瞅了我一眼说，陪你老爸散散步不行啊？

我和父亲走到福州路十字路口，本该过马路右转，父亲却在十字路口左转往西藏中路方向走了。老爸，你走错了。我说。

拜托你今天就别多嘴，跟我走好吧。父亲头也不回地说。

我随父亲大约又走了两公里，进入了一片石库门住宅区。父亲忽然在一个弄堂口停了下来。弄堂里有几个老人背着手蹒跚而行，支出窗外的一排竹竿上，飘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几个小孩儿在追逐着一个皮球。弄堂的尽头有个二层独立灰色小楼。我忽然明白父亲要散散步的意思了。

父亲从兜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点上，吸了一大口后说，当年你姆妈怀你的时候，那些日子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带你姆妈走这条路，然后在这儿把她放下，看着她走进灰楼里那扇门。晚上又在这儿等她从那扇门出来。

我听老爷叔说过这事。可老爷叔说你没用，那么殷勤小心，可我还不是早产了。我一边调侃，一边看着有点儿语塞的父亲。

这……这生孩子的辰光那是老天爷决定的啊，唉……你妈就是上班太拼命了，她做什么事都拼命。

我说，妈那么能干，怎么会去一个街道小鞋厂上班。

你姆妈是北京知青啊。父亲忽然提高嗓音道，她为了不和我分开，户口都没要，就跟着我来上海了。

那个时候，惠芬姨在哪儿？

她不要太得意好哇。父亲又吸了口烟继续说，她在浙江大学读书，小姑娘学的还是哲学。她以前在呼韦林场，除了会写点儿小文章，什么都做不来。刚从杭州去大兴安岭，下了卡车，在雪地里路都不会走，老是摔得鼻青脸肿的，是我收留她去了机修连，帮我递个扳手什么的，我是她的师傅呀。

你和惠芬姨的事儿，我都说了几百回了，现在你们都老了，我也不会再说了，可你俩真是可惜。我想母亲在天之灵，也会感到遗憾。

父亲长吁了口气，用鞋底把烟头踩灭后说，我们不合适。她太晓得我心思，两人在一起会对她不公平。奇怪，她还一直偏偏不嫁人，弄得我压力老大了。父亲说完，吁了口气起身往前走。

父亲一离开石库门，脚头就变得有点儿费力。我说，叫个滴滴吧。父亲看了看我，有些茫然地点了点头。父亲看我的眼神，让我想起楼上老爷叔的话。我问父亲，你怎么了？父亲勉强笑了笑说，也许走累了。

我和父亲上了一辆灰色丰田滴滴车。父亲一上车，就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滴滴司机打开了车的音响。我忙伸手想让司机关了，却见身旁的父亲忽然直起身，睁开眼睛问，小青年，你也会听这首歌？滴滴司机迅速回头瞟了父亲一眼说，这是《我站在高高的大兴安岭》，我就是从大兴安岭加格达奇来的。父亲高兴地喊了一声，哎哟，加格达奇我老熟了，我在呼韦林场插队过，每次回上海都要在加格达奇转车。

呼韦林场我去过啊，那儿有个烈士陵园，读书时我们去扫过墓。我父母也是上海知青，不过他们留在加格达奇了。

滴滴司机话一多，就听出了些东北口音。我说，你父母肯定在上海有许多亲戚。你是投亲靠友来了？滴滴司机使劲摇了下头说，别提了，说起来都是泪……

滴滴司机喋喋不休地讲着，我却见身旁的父亲面色有点儿白，一声不吭。我问父亲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父亲摆摆手说，你别管我。

滴滴车驶进了湖北路，没开一会儿就左拐上了天津路。父亲忽然开口问，小伙子，那烈士陵园现在怎么样？有没有人打理，山上土肥，几天没人管，草就高得不像话了。滴滴司机瞅了一眼倒车镜说，我去的时候挺好的，就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记得那里埋的多半是铁道兵，好像也有几个大兴安岭的知青。我见父亲张嘴想说什么，却又费力地把话咽了下去。过了好一会儿，父亲又问，你是司机，呼韦去漠河有条创业路，你知道吧？现在是不是拓宽了。滴滴司机说，这我不知道，现在林区的路多得不得了啊。

父亲也许累了，坐在我旁边又闭目不出声了，直到车停了，他都闭着眼坐着一直没动。我推了推他。父亲好像醒过神来，慢慢挪着身子下车。也许是在车上蜷曲着，父亲下车后有点儿走不稳，我只好扶着父亲一步步走着。滴滴车从我们身边驶过，父亲停住脚步，一直盯着车，直到车在天津路路口转弯。

我和父亲走进了牛肉面馆，我想找个僻静的位置坐，可父亲却指了指靠近厕所的一张台子。我说这儿不好吧。父亲说，今天我请客，我说了算。

我和父亲坐下，问父亲想吃什么。父亲说，我们今天都吃红烧牛肉面吧。这里的牛肉面用的牛肉都是上好的牛腩，炖得又软烂又入味，汤头还放了少许咖喱。你母亲最喜欢这里的汤头味。

這个位置有什么说头吗？我故作夸张地问父亲。

父亲赧然一笑说，桌子是不一样了，可位置没变。我比你妈早来上海，半年后她就等不了，跑来上海找我，我请她吃这里的红烧牛肉面。可就这一碗面，把她吃哭了，哭得一塌糊涂。等她哭完了，我就屁颠屁颠地带她去民政局了。

和父亲没聊几句，服务员就端上两碗牛肉面。我一边吃，一边想和父亲继续聊，父亲却用眼神制止了我。父亲吃得很慢，每吃一块牛肉都细心咀嚼，每喝一口汤都会吧唧嘴细细品味。一大碗面，父亲吃得精光，可放下碗，父亲却开始无声抽噎。

看见父亲这般模样，我鼻子一酸，内心也悲戚起来。过了一会儿，我见父亲还一直抽噎没完，有些没好气地说，这么多年，感觉上你老是想着妈妈，可我就是不明白，三十年了，你都老了，老到快走不动了，可一次也没去妈妈的墓地祭拜。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父亲忽地停止了抽噎，瞅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我们都说好了，不再提这话头儿，你看你又来了。父亲说罢，颤颤巍巍地起身开始往外走。

我和父亲走出面馆，问他想往哪个方向走。父亲想了想，说想去附近的南京路，也不知道它这些年变成什么样了。我说行，我带你去吧。

我搀着父亲朝南京路的方向走了一小段，父亲就停下脚步说，算了，也没什么意思，回老屋去吧，联系下刚刚那个滴滴司机，看他在不在附近，要是在，让他送我们回去。

我按照叫车的记录找到了滴滴司机的电话，拨通后一问，他正好离这儿不远，我告诉他，父亲指名要坐他的车。滴滴司机连声道谢，说几分钟后就到。

我和父亲站在路边等车。我看父亲有点儿站不住，就让他靠在我身上。父亲没有像过去那样逞强，他紧紧地靠着我，一只手还勾着我的脖子。

父亲的个子不高，他的手几乎刚够到我脖子上。我上初二时，个子就超过了父亲。为此老爷叔常和父亲开玩笑，说我如果能先天再足一些，说不准能成为上海第二个姚明。父亲并不喜欢我这个身高，老爷叔每次说这个话题，他都会嘀咕一句，你晓得什么呀，我有个堂兄就是因为个子太高，打了一辈子光棍好吧。

看父亲勾我脖子的手很费力，我把父亲的手拿下来，用胳膊紧紧地向上搂住父亲。大街上车辆川流不息，各种引擎声混杂在一起嗡嗡作响，可我却分明能听到父亲稍欠节律的心脏跳动。

父亲在我耳边说，孩子，你都快四十岁了，还孤身一人。你看你惠芬姨，现在多孤单，虽有两个年轻秘书帮忙，总是不如自己的孩子。你可要把惠芬姨当母亲待，她是你妈和我调教出来的啊，什么事必须尊重她的意见。

父亲还想说什么，这时滴滴车过来了。我把父亲扶上车，以为父亲一路上又会和司机攀谈几句，可父亲却一路无话，只是要司机放那首大兴安岭的歌，其间父亲竟然也会哼两句。车到了老屋门口，父亲说，上去坐会儿吧。我说，有个设计图纸周一要出，必须回去加班。我先扶你上去，然后再下来。父亲看着我想了想说，那你不用送我了。

我扶父亲下车，父亲站着要我先走。我转过身刚要上车，父亲又叫住了我：有件事忘了告诉你，我也不是钉子户了。拆迁汇款我填的是你银行卡。我说，那你什么时候搬我这儿来？我好提前准备。父亲说，再说吧，搬家前几日肯定告诉你的，你走吧。

我又回到车上。从车的反光镜里，我看着父亲一直佝偻着背，站在楼梯口看我，他的手臂动了下，似乎想冲我挥手，却最终没能把手臂抬起来。看着父亲这般模样，我心里又不免难过起来。

2

母亲去世后，我和父亲一直相依为命。机械厂倒闭后，江浙许多企业都高薪邀请父亲去工作，可父亲唯恐我书读不好，一直没离开过上海。他在好几家个体小厂换来换去，做机修师傅，终于熬到退休，也没闲着，在母亲上班的那个弄堂门口附近搭了个棚子，帮人修起了摩托车。我对父亲唯一的不满，就是母亲安葬后，父亲从未去过母亲的墓地。

母亲的墓地在凤凰山脚。长大后我才知道，凤凰山下的墓地是沪上最贵的墓地。它背靠凤凰山，面朝雁栖湖，周围除了参天松木繁茂银杏，还靠近一个著名的烈士陵园。惠芬姨说，为了买到这块墓地，父亲花光了家里当时所有的积蓄。

母亲下葬时，墓园还有不少空地，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这些空地上竖起了越来越多的墓碑，墓碑主人的身份也越来越显赫。母亲去世前只是杭州一家小厂的厂长，以至于我每一次去扫墓，都会为墓穴中的母亲感到忐忑。都说死亡对于每个人是公平的，可事实上，这也仅仅是针对死亡这件事本身而言。

父亲唯一一次去墓地，是在母亲骨灰盒还没有安放在墓地的时候。那时母亲还没火化，遗体已经在殡仪馆放了很久了。父亲当时说要带我去母亲新的住处看看。

我记得那是个阴天，天上还偶尔飘下些雨丝。父亲牵着我，一边沿着上山的台阶走，一边告诉我，说母亲的新家在松柏园12排6号。如果我记不住了，还有一个办法。父亲说，12排1号墓地是个离休的军队干部，12排最后一个墓地是15号，那是个公安退休的干部，看到墓碑上有这两个人的戎装照，就算到了。有这两人一左一右在弄堂口替你姆妈站岗，我们也安心。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阴沉着脸，只是在说完上述话后，父亲的嘴角才露出些笑意。

母亲去世时我还不到10岁，对死亡的认识懵懵懂懂。我和父亲到了母亲的墓地，我对墓碑前水泥做的两只漂亮小狮子产生了兴趣。有个拎着小桶手拿刷子，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走到我面前，问我想不想让这两只狮子变成金狮子。我高兴地说好啊。可父亲在一旁瓮声瓮气说了一声“胡闹”。

刷金粉的年轻人一看父亲的脸，又瞅了瞅墓碑上的照片，吓得叫了一声，扔下刷子就跑了。母亲墓碑上面至今未刻一个字，却一左一右贴着母亲和父亲两张陶瓷烧制的照片。人未去世，就把照片贴在墓碑上，惠芬姨知道后很生气，说父亲的做法有点儿过了。可父亲说，没事，迟早是要贴的，现在贴了，省得孩子今后麻烦。我一直理解父亲是想以这样的方式陪母亲，却没想母亲下葬后，父亲一直没来过。

母亲火化那一天，原本丧葬公司都安排妥当，计划火化后，由我捧着骨灰盒直接去母亲的墓地，丧葬公司还安排盛装打扮的乐队一路随行。可这计划被匆匆从杭州赶来的惠芬姨打乱了。

惠芬姨原本头天晚上就要来上海。可后来她说，鞋厂有些工人也想参加母亲的葬礼，他们当中有些人上晚班，只能第二天一早租一辆大巴从杭州赶来。母亲是在杭州去世的。那时她和惠芬姨等十几个浙江知青，在杭州开了一家鞋厂。惠芬姨说，母亲是太操劳，因心脏病突发而猝死的。父亲很期盼鞋厂的工人到来，因为那天参加母亲葬礼的人很少，所以父亲推迟了葬礼的时间。

惠芬姨他们赶来时，母亲刚好要被推进去火化。惠芬姨和一群工人一边拉着推车不让走，一边悲戚地喊着赵厂长或赵安安的名字。幸亏那天惠芬姨带了一群人来，要不母亲的葬礼会失去一些恸哭的场面。

一开始，父亲是葬礼中唯一没有哭的人。他一直黑着脸，默默地在殡仪大厅的一个角落抽烟，直到母亲要推去火化炉了，他也只是茫然地朝小推车走的方向看着。父亲愤怨的哭号，是在母亲被推进火化炉以后。当时大家站在大厅边的窗户前，仰着脖子，望着火葬场的烟囱渐渐升起一股黑烟。那股烟先是很浓，然后又逐渐变成一缕缕青白色。就在这时，大厅里忽然响起了父亲撕心裂肺的哭号，随后哭号又变成了吼叫。那声音如同一头刚刚被关进笼子里的狮子。

我朝父亲的方向看去。只见父亲低着头，手拿着一张白纸，那张纸在父亲手里颤个不停，而惠芬姨就站在父亲旁边。待我望去时，惠芬姨欲上前搂住父亲，而父亲像个负气的小伙子，一把推开了惠芬姨。

所有人站立着，不知所措。没一会儿，母亲的骨灰盒就被送了过来。父亲接母亲骨灰盒时，手还在抖，很勉强地将骨灰盒捧在手里。我担心骨灰盒会掉在地上，上前用小手兜住父亲的手背，父亲好像才回过神来。再看父亲已满脸是泪，那泪目感觉和前几日有点儿不同。

母亲的骨灰盒没有如期被安葬在凤凰山。父亲当时掏出火机，把那张纸烧了，然后一声不吭捧着母亲的骨灰盒回了家。在弄堂口，惠芬姨说她想留下来陪父亲，父亲却说，你滚回杭州吧。

母亲的骨灰盒在家里放了两年。那两年父亲先是走不出来，每天把自己喝得烂醉，然后就对着母亲的骨灰盒说话。可说着说着，我看他似乎快乐起来。因为母亲活着的时候，他也没能和母亲说上这么多话。

母亲去杭州办厂后，一个礼拜才从杭州回上海一次，忙的时候要一个月才回。每次回来，母亲就忙里忙外，收拾屋子，煮饭做菜。父亲想帮母亲择菜，或者剁肉馅，母亲就会冲他摆手，让他一边好好休息去。每当这时，父亲就有些失落和尴尬。

母亲活着的时候，父亲和惠芬姨的关系很不错。惠芬姨总喊父亲“姐夫”，父亲也总是以姐夫自居，在惠芬姨面前指手画脚的。可自从把母亲的骨灰盒安放在家后，父亲就害怕惠芬姨起来。惠芬姨好像一直在催促父亲做什么，每当这时，父亲就出言不逊，甚至挂断惠芬姨的电话，有一次惠芬姨事先没吭声，直接来到家里。父亲下班回家，一看惠芬姨坐在屋子里，脸一黑，一声不吭摔门就出去了。

惠芬姨和父亲的和解是在母亲去世两年后。那次惠芬姨来家，父亲没有摔门出去，反倒和惠芬姨关在屋里聊了一夜。我偶尔也会躲在门外听两个人的谈话。他们两人都把声音压得很低，只有两人争吵时，才听得到只言片语。他们好像是在谈母亲骨灰盒的安葬问题。到了后半夜，两人的争吵声都变成了哭泣声。我听到先是父亲哭了，后来惠芬姨也哭了。

惠芬姨走后，父亲看上去精神萎靡和疲惫，那神情和现在老爷叔说的差不多。那天，父亲没去上班，在家里躺了一整天，直到傍晚，隔壁新闻联播的声音把他弄醒。父亲醒来后，洗了把脸，就带我去巷子口的馄饨铺吃了碗馄饨。他边吃边告诉我，母亲终于要去凤凰山了，这次母亲真的要离家了。

没幾天，惠芬姨拎着一个皮箱来到我家，然后轻轻将皮箱打开。父亲见了惠芬姨，没说什么，转身抱着裹着红布的母亲骨灰盒，轻轻放在小皮箱里，然后把皮箱盖轻轻合上，仔细扣好锁，拎起小皮箱递给惠芬姨。惠芬姨看了看我，又把小皮箱塞回父亲的手中。

我对父亲说，我也想送母亲去墓地。父亲没看我，只是低头想了会儿说，孩子，再等等吧，墓地周围的银杏树下个月叶子就黄了，等叶子黄了，我再带你去。

父亲拎着皮箱和惠芬姨出了门，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才回来。父亲是被两个警察送回来的。父亲当时浑身酒气，身子软得像一团泥，裤带也松了，裤腰垂下来，露出了里面的花裤衩。楼上楼下的人见警察来了，都好奇地跑了出来。警察高声问大家，谁是赵安安。这一问吓了大家一跳。警察说，父亲晚上醉醺醺地抱着个电线杆子不走，嘴里不断嘟囔着要找赵安安算账。

父亲很少和我谈起他和母亲的过去，可母亲安葬后，父亲却老是喋喋不休地说母亲的事儿。父亲告诉我，母亲是个很了不起的女人，曾是呼韦林场唯一的女油锯手。我问油锯手是干什么的。父亲兴致勃勃地蹲在一个桌腿前，做着锯桌腿的样子说，油锯手是锯树的。你母亲锯树，周围所有人都安心。你母亲有个名字叫“顺山倒”，意思是说，她锯的树无论东西南北朝向，都可以准确地沿着山坡倒下。这可是个技术活儿，弄不好，会砸死人的。

我问父亲，你在林场是干什么的？父亲说，我也厉害呢。林场的机器没我修不好的。我是机修连的连长，和你母亲般配着呢。我记起来了，父亲和我聊起母亲，老说他们很般配，可我也从没说过他们不般配的话。

那些日子，父亲就这样一直和我聊着，直到把巷子口银杏树的树叶聊黄了。我要父亲带我去母亲的墓地。父亲沉吟了片刻却说，他打电话给惠芬姨，让惠芬姨带我去。

没过几天，惠芬姨果然带我去了母亲的墓地。我看到墓地后面那棵银杏树叶子也黄了，树周围的地上还有零星几片落叶。惠芬姨指着银杏树说，银杏树又称永恒树，3.7亿年前地球上就有了。银杏树多生长在南方，可奇怪的是在你母亲连队宿舍后边，却长着一棵有1300多年树龄的银杏树，几个人都围不住。一到秋天，整个树叶一层一层地开始黄，远看像一座佛塔，漂亮得无法形容。

惠芬姨说银杏树时，那个刷金粉的年轻人又来了。只要有人扫墓，年轻人就会凑上来。小伙子仔细盯着惠芬姨看了看，又转头看了看墓碑上母亲的照片，这才又提给狮子刷金粉的事儿。惠芬姨冲他摆了摆手。

我看到，其他来扫墓的人手里都捧着花和香烛什么的，有些墓地前还冒着烧纸钱的烟。可惠芬姨什么都没带，我们好像没有做这些的意思。惠芬姨的兴趣一直在母亲的墓碑上。她弯下身，用手不断摩挲着墓碑上的浮雕，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不断移动着。待她再转身看我时，眼眶一汪泪水。

我问惠芬姨，这碑上为什么没字。惠芬姨说，没字才好，任后人评说。不过你再仔细看看，这个墓碑上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我往前凑了凑，盯着墓碑，看了看后说，我真没看到任何字，只看到石碑上有些凸凹不平，还有些花纹。惠芬姨说，孩子，那不是石头的花纹，是你父亲专门请了技术精湛的石匠，轻轻刻上去的浮雕，雕刻的是整个大兴安岭的轮廓。轮廓里有延绵的山脉，通向密林深处运木材的小路。小路边还有一群慢悠悠觅食的驯鹿。你看看这里，还有一排房子，房子后面就是那棵古老的银杏树。

我摇摇头，说除了那群鹿可以认出来，其他我都看不出来。惠芬姨说，也难怪，这其实是你妈在林场画过的一幅画，是用西方现代画法创作的，当时林场很多人第一眼也认不出什么。

我妈会画画？

你妈的画，画得可好了，她在杭州鞋厂设计出的鞋样，比国外名牌鞋还好看呢。惠芬姨说罢，慢慢直起身。几团云彩正飘在银杏树的枝头。惠芬姨望着天空长吁一口气说，赵安安当年要是听我的，去考中央美院就好了，可她偏偏要留在林场。

3

周一早上，我刚把设计方案交给公司老总，就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打电话的人说，他是搬迁公司的工作人员，他哆哆嗦嗦地告诉我，父亲去世了。我问他，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对方说，在……在拆迁协议中，你父亲留的联系人是你。听罢对方这样说，我才真意识到，这电话可能不是骗子打来的。

我匆匆赶回厂区宿舍，就见楼下停着一辆120救护车，一群人围着楼梯口窃窃私语。人群里的老爷叔看到我，拉着我就说，早跟你讲过，从上周四你爸出门回来后，情况就不对了。我看了老爷叔一眼，没说话，径直上楼。

一进屋，我就看到躺在床上的父亲身上已经盖了一张白布。我轻轻掀开白布的一角，父亲除了面色苍白，神情像是睡熟了，有一种这几年少见的安详。我回头看了看屋子里一个穿白大褂的人，他冲我摇摇头说，老人去世的时间应该在凌晨五点，应该是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

一个穿工作服的人对我说，他就是刚刚打电话的人。他早上去父亲屋里，准备去取父亲签好字的拆迁协议书，发现父亲躺在床上已经没了气。他反复强调，他真没有逼迫老人，是老人主动约他们今天来取协议书的。工作人员说完，递给我一个信封，说这应该是老人的遗嘱，他进屋时，这信封就放在老人的枕边。

我急迫地打开信封。信确实是我熟悉的父亲的笔迹。在信中，父亲说了一些正常临别的话，却没有说他结束生命的理由。但他特别强调，他的离世和拆迁工作人员全无关系，拆迁的协议书他已经签字，下面的事就交给我这个委托人来办……

我迅速读着父亲写的信。可说实话，读过的内容过目就忘，我脑海里不断出现前天和父亲去牛肉面馆时一路上的情景，我对自己的迟钝感到懊悔。那天父亲曾邀我上楼，可我却拒绝了，也许我上了楼，再多坐一会儿，就会发现他的蛛丝马迹。事实上，那天我已经感觉有点儿不对劲，父亲的一些话，现在想起来确有告别的意味，可我脑子里想的却是狗屁设计方案。

我在继续快速阅读着父亲的信件，寻找着我心里需要知道的内容，可当我读到父亲信的结尾时，我被结尾内容惊愕住了。父亲在信的最后，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写道，他将不和母亲同穴安葬。惠芬姨几年前已經为他买下那棵银杏树下的一块墓地。

搬迁的工作人员发现我神情异样，紧张地问我，老人没把责任往我们身上推吧。楼下现在就有小报记者候着呢。我没好气地说，你们都出去吧，这件事与你们无关。

所有人如释重负地走了，屋子里又恢复了我熟悉的安静。父亲躺在床上，就好像平日睡午觉一样。

我以为父亲告别世界的理由，就像老爷叔说的那样，老屋有母亲的味道。如果老屋拆了，这个世界唯一有母亲痕迹的，就是凤凰山母亲的墓地。如今他是要去凤凰山了，却不和母亲同穴安葬。

母亲去世这些年里，父亲并没有做无颜面对母亲的事儿。除了惠芬姨，父亲生活上几乎没有深接触过女人。看着父亲整日孑然一身的背影，我是希望父亲和惠芬姨能走到一起的，可惠芬姨也同我说，他们不合适。然而令我诧异的是，惠芬姨几年前就给父亲买了块墓地，而且就在母亲墓地附近。

我拨通了惠芬姨的电话，语气冷冷地告诉她父亲这边发生的事情。电话里的惠芬姨没有特别的惊异，她只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她叫秘书马上派车送她来上海，一切事等她来了后再说。

约莫三个小时后，惠芬姨出现在宿舍门口。她是坐在轮椅里，被两个西装革履的年轻小伙子抬上楼的。惠芬姨的膝盖在大兴安岭雪窝子里冻伤过，前年就行走不方便了。

惠芬姨进屋后，我想把惠芬姨推到床边，看一眼父亲。惠芬姨冲我摆摆手。她环顾了下房间的陈设，自己操纵着轮椅靠近床头柜，捧起三五牌的座钟，慢慢把钟移到耳边听了听，待放下座钟后，她的双肩已微微颤动起来。过了好一阵，惠芬姨回过头对我说，这座钟是你父母结婚时，我送给他们的礼物。当时楼上的老爷叔骂我不懂事，说结婚送礼没有送钟的，你母亲一听就不高兴了，说他这是什么封建思想。

惠芬姨说完，沉吟片刻，又对我说，把你爸的遗嘱留给我，然后带这两个年轻人去弄堂口吃点儿东西，他们是我的秘书，不用太客气。你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待一会儿。

我和两个年轻人吃完饭就往回走。走到宿舍门口，就听到父亲的屋子里竟然有音乐声。我吓了一跳，忙推门一看，就见惠芬姨已经离开轮椅，坐在了父亲的床沿。床頭柜上除了三五牌座钟，还多了一台三洋牌录音机，音乐声就来自这台录音机，它原本是放在五屉柜上。再看惠芬姨，眼里全是泪。

惠芬姨见我们进来，忙用手抹了一把脸说，这录音机里有盒磁带，按下播放键，竟然还能播放出这首歌。我说，我知道这首歌，名叫《我站在高高的大兴安岭》。

两个年轻秘书把惠芬姨又搀扶到轮椅里，一个秘书还从包里拿了块方巾搭在惠芬姨的膝盖上。惠芬姨示意他们出去。等两个年轻人把门关上后，惠芬姨就说，照你父亲的意思去做吧。那片地现在还是空的，我们要抓紧安排人把墓地建好。

惠芬姨说话时，我没出声，一直盯着惠芬姨的脸。惠芬姨见我这个样子，苦笑了一下说，你别用这眼神看我，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们三人都是从零下近五十摄氏度的大兴安岭走出来的，你不懂我们之间的故事。

那总得给我一个父母不同穴的理由！

惠芬姨沉默片刻后说，你一定要理由，我只能告诉你，这是你妈赵安安的意思。听了惠芬姨的话，有股凉气渐渐在我心里蔓延。我觉得惠芬姨是在糊弄我。母亲是突然病故的，她不太可能在那个时候安排父亲的后事。她甚至不可能安排自己的后事。

我问惠芬姨，当年母亲原准备火化后就马上安葬，可就是因为你递给父亲一张纸，结果导致母亲两年后才下葬。这么多年，我老是在想那个纸上写的是什么，是谁写的。我觉得该是母亲写的，可我又不断否定这个想法。因为母亲是猝死的，猝死时才四十岁。那个年代四十岁的人是不可能写什么遗嘱的。有时候我在想，那纸上的内容也可能是你写的。我记得父亲看完那张纸后曾一把推开你，后来又几乎和你断绝了联系。总之，母亲没有如期安葬，肯定是和你惠芬姨有关。

惠芬姨的身体如同木偶一样，坐在轮椅上一动不动。她的目光始终停滞在屋里不知哪个角落。惠芬姨的脸上毫无表情，就好像屋里没有我这个人似的。楼道里不时传来老邻居们说话的声音，听声音，有些人是刚刚赶过来。从惠芬姨上楼后，这些声音越来越大。

我问惠芬姨，你听到我刚刚说的话了吗？惠芬姨说，我不用听你说什么，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已经从彩色放成黑白片了，按你父母的意思去做吧。

可这样做，我如何向后人交代。他们的先人究竟有多大的无奈，要如此死不同穴，却又相互守望。

等你有了后人再说这话。惠芬姨冷冷地说道。

惠芬姨稍稍挪了挪身体后，接着说，你也可以不向后人说什么。你父亲的墓将是无名墓，就竖一个墓碑即可。有人的墓碑可以做成一本翻开的书，你爸的墓碑将做成两个咬合在一起的齿轮。惠芬姨没理会我的惊诧，继续说，他是一个在机械方面极有天赋的好工人，与齿轮扳手打了一辈子交道，这是你妈赵安安说的原话。

惠芬姨说罢，瞅了我一眼说，死者为大，放过他们吧。这件事上，必须按你父亲的遗嘱做。这也是法律赋予你父亲最后的权利。

惠芬姨回头看了看门口，叫两个秘书带她走。我看着惠芬姨被抬下楼的艰难背影，一脸茫然。眼前的惠芬姨和那个多年来一直和蔼可亲的惠芬姨相去甚远。

4

惠芬姨走后，殡葬服务公司的人就来了，说是惠芬姨请他们来的，为父亲收拾收拾。其间惠芬姨问我，需不需要晚上找几个人陪我。我说不必了，我更想和父亲静静地待一晚。不过我要来了两支蜡烛。老屋现在已经停水停电了。

天渐渐暗了，整个房间已经完全没有往日的喧嚣，安静得像另外一个世界。我点上蜡烛，放在五屉柜上。蜡烛昏黄的光在眼前不断晃动，好像就是父亲的影子。此刻的父亲就躺在我身边，而我却期待着另一个鲜活的父亲出现。也许是受父亲这么多年的影响，我一直觉得阴阳两个世界是有某种相通方式的。

我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父亲，忽然发现床头的墙上是空的。我想起，周末来父亲房间，这面墙就已经空了。这面墙上原本挂了张照片，照片是父母获评大兴安岭地区劳动模范后，记者抓拍的一张合照，还刊登在当年的《大兴安岭报》上。这该是父亲一生最高光的时刻。我觉得该把照片找出来，最后把它和父亲安葬在一起。我走近五屉柜，拉开抽屉，抽屉里没有照片，又在其他抽屉里找了起来。可是翻遍屋子里所有的抽屉和箱子，都没发现照片。我看了看安详躺在床上的父亲，真想能把父亲推醒，问他把那张照片放哪儿了。

我想起来，许多许多年前，我在情急之下曾推醒过父亲。那是在母亲安葬前的两年。有天晚上我上厕所，发现床头柜上母亲的骨灰盒没了。我被吓得够呛，叫喊着把睡梦中的父亲推醒。父亲转过身惊骇地看着我。我这时才发现，骨灰盒在父亲的枕边。

我又纠结起为何父亲不和母亲同穴这件事。父亲信中的口吻越不容置疑，就越说明父亲内心的虚弱和无奈。那么剩下的唯一的解释，应该和惠芬姨说的一样，父亲所托之事是母亲的意愿。父亲越惦记母亲，越不愿意违背母亲的意愿。

母亲活着的时候，父母和惠芬姨如同一家人一样。母亲在杭州工作的时候，有时鞋厂太忙回不来，就请惠芬姨来上海，带上我们父子俩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请我和父亲吃大餐。有次在餐厅吃饭，我听到邻桌一个男青年盯着我们，悄悄对自己的女人说，快生个孩子吧，你看这一家三口多幸福。从那时起，我就不喜欢惠芬姨来家了。可母亲似乎一点儿不介意惠芬姨和父亲间的嬉闹。惠芬姨就像她的小姑子，和父亲常没大没小的，有次三个人打牌，父亲输了，惠芬姨嚷着要父亲背她。母亲却在一边笑呵呵地看着。

我最终还是没找到镜框中的照片。我也不敢再找下去。我和父亲在一起生活了近四十年，每翻到一个物件，父亲的影子就飘到我眼前，我都会不由得看一眼躺在床上的父亲。我迷迷糊糊地坐在沙发上睡着了，直到惠芬姨的两个秘书敲门把我叫醒。我睁眼一看，天已经大亮。

父亲的后事是在这两个秘书的操持下静悄悄地处理完毕的，我几乎没有操什么心。父亲火化后，骨灰盒暂时放在了火葬场，秘书告诉我，父亲的墓地还要过些时日才能完工，完工后会通知我。

有次我回老屋取户口本办理销户手续，老爷叔和几个邻居拦住我，说几十年的邻居，连父亲葬礼都不让他们参加。老爷叔说他知道这两个秘书是惠芬姨的人，就骂惠芬姨不是东西，最后竟说，母亲当年说不定就是被惠芬姨这个女人气死的。我赶忙捂住老爷叔的嘴，让他不要瞎说。老爷叔不说惠芬姨了，拨开我的手，却唠叨起我来。我是从老屋拿着户口本匆匆而逃的。我害怕再听老爷叔继续唠叨下去。

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父亲的老屋都开始拆墙了，我还没接到那两个秘书的电话。惠芬姨也像消失了一样和我全无联系。打她电话，电话老是不在服务区。我担心事情有变，便决定独自去凤凰山一趟。

凤凰山离上海市区不远，一个钟头的工夫我就到了墓园门口。我下了车，像往常一样买了束白色菊花和黄纸，刚准备付钱，却忽然意识到，我该买两束白色菊花才是。那一刻我才清楚，从今以后，在这个地球上我已经没有亲人，我只能孤寂一人面对这个喧嚣的世界了，一种忧伤不由得从心头涌出。

我在墓园公共焚烧区把该烧的都烧完后，就沿着上山台阶向母亲的墓地走去。我很好奇，惠芬姨会把父亲的墓地具体安放在哪里。

远远地，我就看到了那棵银杏树。银杏树的枝杈又舒展出许多，树干也开始显现一些年轮。银杏树下站着好几个工人模样的人，他们好像刚做完工作，正抽着烟围在一起闲聊。我走近一看，他们围着的是一大块墓地，那墓地的面积足足有母亲墓地的四倍。墓地的中央是墓碑，墓碑的碑身，由两个伯爵灰花岗岩塑造的汽车轮大小的齿轮构建，两个齿轮由蒙古黑花岗岩塑造的一个硕大的扳手连接。支撑它们的碑座是四根平躺的汉白玉材质的松木，松木的截面鲜活地雕刻着被锯切过的纹路。墓碑左右有两只汉白玉做的大石狮，那狮子可比母亲墓碑前的水泥狮子气派得多。两个石狮间，横放着汉白玉的石板，那应该是墓穴的盖板。盖板上面，雕刻着一排木刻楞平房，平房侧边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

我被这气势宏大，设计巧妙的墓地震慑住了。我想，无论惠芬姨和父亲背后有什么我想不明白的地方，我都被惠芬姨这番苦心打动了。我站在一边，待情绪稍平复后，就上前问一个工人，这墓地什么时候可以完工。工人说，刚刚完工，接这活儿可是费劲儿，估计这里面要葬的可不是一般人物。

一个拿着刷子拎着桶的壮年男人凑了上来。他看了一眼墓碑，又看了看那兩个狮子，遗憾地摇摇头说，可惜这不是水泥做的狮子，要是水泥做的，就可以刷金，刷上金粉，这墓地就神气了。

壮年男人和我并不陌生，他就是那个曾问要不要刷金粉被父亲吓跑的小年轻。我每次扫墓都会碰到他。几十年里我估计他能把几百座狮子刷成金色，也把自己脸上刷满了皱纹。他显然也看到了我，惊讶地问，你怎么在这儿？我本想告诉他，这个墓地是我父亲的，却怕他刨根问底，就说我来为母亲扫墓，顺便走到这儿看看。壮年人说，你母亲的墓地位置就够好了，可这个墓地的位置更好。你看看，墓碑的正对面是雁栖湖，后面就是凤凰山的主峰。

我回头看了看墓碑的前方，就见雁栖湖正呈现一片湖蓝，几支白帆正徐徐从湖心划过。我问他，雁栖湖那边是什么方向。身边一个工人抢着说，是东北方，买墓地的人口气大得很，特别强调，墓碑一定要面对着东北方向，否则不付工钱。壮年人笑笑说，这墓地主人一定是从东北回来发了财的知青，我遇到好几次这种事情了。壮年人说罢，冲我说，你父亲也是知青吧？大约上个月我看到他了。三十年未见，都快认不出来了。

你在哪儿看到他的？

就在你妈妈的墓地啊。你父亲我可是记得牢牢的，没人像他那样，活着的时候就把自己照片弄到墓碑上的。没等壮年人说完，我就上前把他扯到一边。壮年人不解地看着我，边走边说，你父亲没事吧，那天我就看他不对劲啦。我说，他来这里为我母亲扫墓了？

壮年人想了想说，不算是扫墓吧，我都奇怪，他没烧香没鞠躬的，倒是叫来小罗把墓穴的盖板打开了。小罗你认识的呀，就是管理这片墓地的那个年轻人。盖板打开后，他就要我和小罗走远点儿。我远远地看到，他自己把盖板下面的密封板弄开，然后把一个像文件袋一样的东西放到了墓穴里，我不能确定那是文件袋呀，然后他自己又把密封板盖上，才叫小罗过来，把两块石板封牢的。

壮年人话没说完，我就想起老爷叔说的话。老爷叔说过，父亲有天一早出门，差不多天黑才回家，回来后眼里就空了。这之前，父亲一直窝在家里，最远走到弄堂口买包烟。父亲究竟有什么东西要放在墓穴里。

我走到母亲的墓前，果然看到墓穴的盖板有新封起来的痕迹。我坐在地上想了一会儿，拿出手机，拨了松柏园管理处的电话。接电话的人正好是小罗。我叫小罗带上工具过来一趟，说我要解封墓穴。不一会儿小罗空着手过来了。小罗说要解封墓穴，必须带着购买墓穴的发票或交管理费的凭证，去管理处办手续。我说我没带这些，我反问小罗，你回家还要向别人出示房产证吗？那是我们家出钱买的墓地，况且你又不是不认识我。小罗说，那你带了什么？我说身份证，嗯……还有我父亲去世的死亡证明。我现在要打开看看，去去潮气，好安葬父亲。

您父亲去世了？小罗接过我递给他的父亲的死亡证明说，唉……上个月还看到他。这样你随我去管理处办一个手续，我再带上工具。

我随小罗去管理处，临走时回头看了看那个刷金粉的壮年人，他一脸疑惑地站在那儿没动。

我至今都不能确定，我要小罗解封盖板的举动是否正确。这举动让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敢看父亲的遗像，甚至觉得他也不敢看我。每个人一生都有难以诉说的隐秘，尤其是要带到坟墓里的心结，那该是一生最大的疤痕。

当小罗把密封盖板掀开的那一刻，“哐”的一声，一缕阳光射进了那阴冷的洞穴。一团紧蹙的黑暗被顷刻驱散。我心脏猛地一沉，感觉一阵晕眩。

墓穴里根本就没有母亲的骨灰盒。

墓穴里有个文件袋。文件袋里有一张照片，就是父亲一直挂在床头墙上的那张照片。文件袋里还有个信封。信封右下角印刷有“大兴安岭呼韦林场”几个红色大字。拆开信封，里面有一张折叠过的信纸。有两绺绞缠在一起的头发从信纸间落下。我拾起一看，那花白的头发是父亲的;那微微卷曲，细长又干枯的头发该是母亲的。母亲头发天生有点儿卷曲。父亲说过，在大兴安岭，林场的人都以为母亲是中俄混血的恩河本地人。

我顾不得仔细看头发，赶紧读着信纸上的字：

孩子，如果你看到这封信，我将十分地痛苦，我和你母亲即使在天上也会忐忑。我们真不知如何面对你。现在你该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来凤凰山的缘由了。

你惠芬姨也是在你母亲火化时，才把你母亲的遗嘱给我的。我不得不告诉你，你母亲的愿望是让她回到大兴安岭，回到一个名叫易援朝的男人身边。

你应该记得我提起过，在呼韦林场，我和你母亲，还有一个知青，是呼韦林场知青中的三面旗帜。那一个知青就是易援朝。易援朝是在我离开大兴安岭半年后，在一次山火抢救中牺牲的。据我所知，他现在就埋在呼韦林场的烈士陵园。

1980年，知青队伍处于惶惶不安和风雨飘摇之中，许多知青纷纷离开林场。为了表示扎根边疆的决心，我们三人咬破手指写了誓言书。可说实话，我是因为你母亲才这样做的。我在林场所有的工作热情和取得的成绩都是因为爱你母亲。她不断鼓励我激励我，可她就是不爱我。她爱的是易援朝。可问题的死结是，易援朝似乎并不爱你的母亲。

一年后，你爺爷要退休，告诉我可以回上海顶职。我再一次向你母亲表白，为了她，我可以放弃回城的机会，可你母亲依然拒绝了我。

离开林场那一天，你母亲送我去了呼韦火车站。火车启动的那一刻，她笑着向我招手，可我分明看到她眼里全是对我的怜悯甚至鄙视。令我没想到的是，半年后，易援朝牺牲了，你母亲没有回北京，而是跑来了上海。

我希望你不要怪你母亲。她的内心世界你很难理解。像我一样去爱她，谅解她吧。最后，我想说，这个墓穴就让它永远空着，成为某种纪念吧。

永远爱你的父亲

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离开凤凰山的。我开着车在城市熙熙攘攘的路上兜着圈儿。我发现自己和父亲一样，都没了最想去的去处。我兜兜转转又把车停在了父亲住处附近。路边许多树木已经歪歪斜斜地倒在地上，几台挖掘机不紧不慢地举起挖土铲，往一堵堵残墙上磕。有堵墙终是熬不住了，轰隆一声坍塌，一片红砖落地，带起一阵尘云。

我蜷在驾驶室里，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心里却想着那缕阳光刺破那团黑暗的一刻。我以为墓穴的解封，会解除我心中的疑惑，可实际上让我陷入了更迷惑的旋涡之中。就在这个时候，惠芬姨打来了电话。电话里惠芬姨很生气，她知道我把母亲的墓穴解封了。她说我真不愧是赵安安的儿子，有着和她一样的偏执。不给他人，也不给自己留些颜面。

我对惠芬姨说，无论你怎么说我，我都要谢谢你，为父亲建了那么好的一个墓，让他的在天之灵，找回了曾经在地上的尊严。可我还想知道，这一切真是我妈的意思吗，她是猝死的，怎么会留有遗嘱。

电话中的惠芬姨停顿了会儿后，声音笃定地说，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憋在心里了。赵安安不是猝死，她也是非自然死亡。你刚刚看到的双齿轮墓碑，是你妈离世前特意设计好的，这个墓地，包括你现在浦江边的房子，都是用你妈的钱买的。

惠芬姨的话一下子把我从浑浑噩噩中拽醒。我急促地说，惠芬姨，无论你在哪儿，我现在都要过去见你。惠芬姨说，我在大兴安岭的加格达奇，我已经要秘书替你买好了明天飞加格达奇的机票，你也该来这里看看了。

5

第二天，我从上海虹桥机场直飞加格达奇。出了机场，我就叫出租车司机直接拉我去加格达奇火车站。惠芬姨说，她在加格达奇的事还没有办完，要我先搭火车去呼韦，一路上也可以看看大兴安岭的风貌。她会在呼韦和我会合。

出租车出了机场就驶入加格达奇市区。加格达奇街道宽阔整洁，路边的行人打扮洋气，步履悠闲。市区到处耸立着欧式风格建筑，居民住宅区建得也挺有品位。这和我从媒体上看到的中国东北地区的形象很不一样。眼前的情景，令我想起一些依旧生活在矮小逼仄阁楼里的回城知青们的生活，我甚至不明白，这些人当年为什么会拼了命要回上海那“鸽子笼”里去。我听父亲说过，很多知青回到上海，发现自己已经不属于这个城市了。

在加格达奇火车站出站口，我正好遇到一群穿着相同衣服的老年旅行团。他们兴奋地叽叽喳喳相互说个不停，有纯正的京腔，还有熟悉的上海话。我在想，如果母亲还活着，如果那个让我充满好奇的易援朝还活着，他俩也会是这老年旅行团的成员吗？自从打开凤凰山上的墓穴后，我一直猜想易援朝是怎样的人，甚至想象着他的模样。

我很快找到了我要去的站台，搭上了去呼韦的列车。火车在大兴安岭的密林中蜿蜒穿行。这是一块极其富饶的土地，一幢幢漂亮的俄式木刻楞小屋不断从眼前划过，大片的庄稼地里麦浪滚滚，收割机像船一样缓缓在麦浪中浮动，几个在路基边玩耍的孩童见火车开过，冲着车上的人们雀跃地招手。这一切浪漫又不失庄重。

此刻我想起了临出发前惠芬姨同我说过的话：你将看到的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大兴安岭。你不能由此来断定众多知青当年选择回城的对错。你一路上还会看到许多当年的知青探寻故地。你会看到他们的欢笑，看到他们身上的豪情，甚至看到他们的热泪。可你不要误会了。他们是在怀念自己，为自己在大兴安岭的那段青春，那段充满真诚和激情的日子感动。那很可能是他们当中有些人，一生最骄傲和最值得炫耀的时光。可如果让他们重做一次选择，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兴许依旧如故。

惠芬姨的理性，总是让人感到新意和深刻，还有些许不舒服。

大约在下午五点，我到了呼韦车站。我对这个车站充满着好奇。父亲在信中所描述的，母亲带着微笑，用怜悯甚至鄙视的目光和他告别的场景，如同一根刺扎在我心里，那疼痛至今犹在。

呼韦火车站果然比加格达奇火车站落寞许多。没有五花八门的商铺，也没有大喇叭喧闹的叫卖，只有静静的站台和伸向密林深处的铁轨。几个背包客模样的人坐在椅子上默默地候车，一对年轻人相拥着告别，这该和父母当年离别的情景很不一样。

出了车站，沿着公路没走多远，我就见到“女子伐木连宾馆”的牌子。走进宾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扑面而来。宾馆里很安静，似乎没有什么客人。正在我疑惑时，宾馆前台后面的一扇门打开了，从门里走出了一个约莫六十岁的女人。女人见面就说，你是赵安安的儿子吧，我就是文医生。惠芬说你今天到。

文医生上前握住我的手不停摇晃，眼睛却使劲盯着我看，看得我有点儿不好意思。我说，您认识我妈？文医生笑笑说，何止认识，我也是知青，从哈尔滨来的，我和你妈还有惠芬，在一个屋子里住了好多年呢。

你这儿好像没客人？我问。文医生说，惠芬说你要来，让我歇业三天，专门陪你转转。她在加格达奇正谈建知青博物馆的事儿，兴许明后天就能到。这样，我先带你去客房，然后再带你在宾馆参观下。这宾馆原来是呼韦林场场部，惠芬花大力气把它装修了下，变成了宾馆，专门接待故地重游的知青。

文医生把我带到一个面朝白桦林的房间，显然这是一个特意的安排。我已经隐约看到窗外远处的山林间露出一个纪念碑的塔尖。我在网上已经很熟悉这个烈士陵园的塔尖了。

我转头对文医生说，我想去烈士陵园看看。文医生想了想说，那里看似很近，其实走路的话，很远，返回都要到天黑了，说不定会遇到黑熊。这样吧，宾馆有间知青荣誉室，我先带你去看看。

我随文医生下了楼。文医生先带我走向宾馆后边的一大片空地。空地上有一排木刻楞的房屋，旁边还摆着许多当年的物件。文医生指着一台大轮子推土机说，这是D-80推土机，当年从国外进口的，林场最牛的设备，力大无比，可一旦出了问题，整个林场只有你爸会摆弄它。

文医生转过头冲我赧然笑了笑说，林场很多女知青都喜欢你爸，他那么实在肯干又能干。

可我妈就是……我盯着推土机把话说了一半。文医生顿了下，没接我的话茬，慢慢向前走了几步，指着一堆工具说，这就是你妈当年伐木用的油锯，它们跟了你妈好多年。

我走上前，想把油锯拿起，没想到油锯很沉，竟然一下子脱手没拿起来。我说，没想到一把锯子这么重。文医生说，伐木都是男人的活儿，可你母亲却专挑这活儿做，后来还成立了女子伐木连。大家都知道，赵安安出身不好，有人说她这样干，是想摆脱家庭的影响，那是他们根本不了解你妈。

我问文医生，那您觉得她为什么要那么拼命。文医生笑笑说，其实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很拼命，那是一种光荣，一种内心的满足，就像现在的人拼命赚钱一样。我问文医生，您怎么没回城？文医生笑笑说，我和一个本地铁道兵结了婚，所以就回不去了。

说到铁道兵，我忽然看到不远处摆着三把锈迹斑斑的步枪，便问文医生，你们那时还配枪？文医生笑笑说，铁道兵是“真八路”，我们是“土八路”，林场虽都是以班排连称呼，可一个林场只配少量枪支。这三把报废枪放在这儿，是你惠芬姨的意思。我转过身看着文医生说，惠芬姨做事一向讲究缘由。文医生想了想后说，这样吧，我带你去荣誉室，看着照片说。

文医生带我进了旁边那排木刻楞屋里，估计过去是知青的宿舍。只见屋里摆满了各类奖状和锦旗，墙上还挂了很多大幅的照片。房间的另一头还有一排大炕，几床军用被褥叠放整齐。大炕边有几张方桌。桌上有几把铜号，估计是当年招呼起床开饭用的。

文医生带我走到一张照片前。我仔细一看，照片中站立着三个背枪的人，三人身后是一片原始森林。如果不是背着枪，这三个人可以说就是野人。他们长发过肩，衣衫褴褛，满面污浊，根本看不清眉目，只看见他们各自笑着的嘴里露出的白齿。

我问文医生，这三个人是当地的猎户？

文醫生说，左边那个是你母亲，右边那个是你父亲。我凑近照片，仔细看着左边的人。别说那个人是母亲，就是连性别都无法看出。我很难想象，那个漂亮又文雅的母亲曾有过这般模样。我又看了看右边的父亲，就更加认不出来了。文医生指着照片中间个子高高的人，看着我说，他就是易援朝。其实这张照片除了个头你已经分不清谁是谁，很奇怪，离开人群在原始森林生活了十个月，他们的模样都差不多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易援朝，虽说样子看不清，但易援朝的气势和高出左右两人一头的个子让我一怔。我用不经意的语气说，文医生，同我说说这个易援朝吧。

这个人可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我就说下这张照片的来历吧。

文医生冲我笑了笑后说：

过去呼韦林场的产量一直上不去，原因就是运输木材的路有问题。为了勘探运木材的最佳路径，易援朝带着你父母背着步枪就进了山。他们是夏天走进林子的，一直到第二年初春才回到连队。在大山里足足转了十个月。他们出山时，我正在山里给食堂病号采蘑菇，看着他们从林子走出来，可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大兴安岭有很多神秘的传说，野人就是其一。直到易援朝朝天放枪，我才看清是筑路连的连长。放完枪后，三个人再也站不住了，都倒下了。是我跑回连队，叫人把他们抬下去的。十个月，他们找到了从呼韦到漠河一条完整的最佳运输路线。这条路，让呼韦林场的产量跃居大兴安岭各林场榜首。

文医生调整了下气息，继续说：

开表彰大会时，易援朝就是留着十个月的须发，上台给林场全体知青描述了一路的所见所闻。他的外貌虽说粗犷得不行，可他却用最细腻的语言和最动人的词汇，向全体知青描述了他们所走过的每一条山川和河流、每一片草场和山林。十个月里，他们吃掉了五头熊、十五只狍子还有好多野猪。我想，也就是在这十个月的荒野生活中，让他成为你母亲心里一生中不可替代的男人。后来我才知道，那五头熊、十五只狍子还有野猪全都是易援朝射杀的。有一次你母亲在山洞里烤野猪，香味飘到了林子里，一头硕大的黑熊把洞口堵住了。恰好易援朝和你父亲勘测回来。危急时刻，你父亲怕伤到你母亲，不敢放枪。可易援朝仗着他的枪法准，果断开枪击毙了黑熊。易援朝也是北京知青，听说他从小在军营长大，所以胆子大枪法准。可你父亲也有他的长处，那张详细标满地质地貌情况的运输线路图就出自你父亲之手。从此，他们三人就成了呼韦林场知青中的三面旗帜。

我问文医生，这间屋里应该还有易援朝其他的照片吧？

文医生凝神看了看我，又沉思片刻说，是还有一张，是他牺牲半年前照的。文医生说完，带我去了荣誉室一个角落。我看到一个男人坐在一张大幅的黑白照里。这张照片是整个荣誉室最大的一张，可却因为是逆光，看不清照片中人物的眉目，能够看清的，是他面对的那片连绵起伏的群山。群山间悬滞着几片深色的云。从照片的光线判断，那该是个黄昏。

我对文医生说，这幅照片色调有点儿灰暗，人物也拍得低沉，不符合你说的易援朝的气质。文医生说，我也是这样说的，可惠芬就是喜欢这张照片，她说照片拍出了易援朝当时的心境。拍这张照片时，易援朝的精气神已经没了，他曾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知青战友一个个回城，原本一起筑路的生死兄弟，彼此为了回城名额相互攻击，有的大打出手，他却无力挽回。在他眼里，这可都是他的兵啊！尤其你父亲回城的事，对他打击很大。

他是怎么牺牲的？

你爸走后，易援朝崩溃了。那段时间，易援朝整天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还和一个鄂温克族姑娘传出了绯闻。你知道，鄂温克族是很能喝酒的。你可以想象，赵安安当时多么痛苦。她的痛苦倒不主要是因为这些绯闻，而是心疼易援朝。你妈不会喝酒，可为了和易援朝在一起，她也陪着他喝，把自己喝成女疯子一样。有一天傍晚，他们两人在一个鄂温克族人的撮罗子里喝酒，结果发现远处山上发生了山火。你妈下山喊人，易援朝跑去救火，结果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没回来是什么意思？

文医生叹口气说，你不知道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着火有多厉害，火先是成片地在树梢上呼呼地飞跑，火苗至少蹿到了三四十米高。然后就往下蔓延，树上树下的动物都跑不了。那一片森林所有的东西最后几乎都烧焦了，根本分辨不出来人和动物。所以……所以易援朝的墓穴里只有几本书和几件衣物。

6

在呼韦的第一晚，山里忽然起了风。山风卷来了一大片弥滚着的雾气，一直悬在黛色的山林间。文医生给我送来一床稍厚的被子，说这个季节山里起雾，还真是罕见。文医生见我一直站立在窗前，没睡觉的意思，就嘱咐我晚上不可以独自离开宾馆。本地居民现在都没了猎枪，要是遇到黑熊真没办法。

文医生走后，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继续想着母亲，无数次为母亲的命运感到嗟叹，无数次从心底翻滚上来一腔愤怨。我一路上以为母亲远离父亲，来到大兴安岭还算是入土为安，却没想她依旧没摆脱长久的孤独。如果这个世界真有灵魂，那父亲的灵魂看着母亲宁愿在零下近五十摄氏度的寒冬里，在冰天雪地原始森林的冻穴中，守着的仅仅是易援朝的遗物，父亲该是何等的悲凉和懊悔。

我迷迷糊糊听到窗外公鸡的打鸣声，我的困意一下子全走了。上一次听见这声音，还是母亲带我去青浦乡下春游时。没一会儿，我听到门外文医生在喊我。文医生叫我下去吃早餐，并告诉我，惠芬姨一早会赶过来，她让文医生先带我去易援朝的墓地。

一缕阳光开始涂抹着山林的树梢，山谷里那团雾气也没了踪影。我下楼去了餐厅。文医生准备的早餐很丰盛，可我吃起来一点味儿都没有，文医生见状，指着几个小碟对我说，这是小白蘑，这是小黄蘑，这是榛蘑还有牛肝菌，这几样都是赵安安当年最喜欢吃的。听罢这话，我才认真吃了几口。文医生看我这样子，也草草喝了几口小米粥，就要带我上山了。上山前，我问文医生，女子伐木连的宿舍在哪儿？听说那有棵千年的古银杏树。文医生说，宿舍和那棵银杏树早没了，全被1987年那场大火给烧了。

我随着文医生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向后山走去。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才来到昨晚看到的烈士陵园。陵园里果然有个纪念塔，塔顶是尖尖的。我正欲进烈士陵园的大门，文医生却拦住我，让我随她走。文醫生没有走进烈士陵园，而是沿着栅栏继续向山上走去。我在后面问文医生，易援朝的墓地不是在烈士陵园吗？文医生只顾往前走了几步后才说，易援朝的墓没在这儿，我们还要往前走一公里才到。实话说吧，易援朝没评上烈士。我赶紧上前两步追上文医生。我问，母亲知道这事吗？文医生说，当然知道。国家评烈士是有严格标准的。易援朝救火既没有旁证，遗体也辨认不清。可他在我们呼韦林场知青人眼里就是烈士。文医生的话，让我有种莫名其妙的失落，也许是替母亲感到失落。

进入森林深处，我渐渐被周围浩瀚的林海吸引住了。文医生见状，就向我介绍起来。她说呼韦林场分布的主要是樟子松、落叶松和白桦树。文医生说着说着，停住脚步，指着一个深褐色的树墩说，这树八成是赵安安锯的。我问为什么。文医生说，你母亲伐树，伐根很低，伐根低，操作难度就大。可伐根降低一厘米，就能给国家多增产许多木材。她是女子伐木连的连长，管着上百号人呢，可年年伐木的产量全连属她最高。

我蹲下身子，看着几乎和地面相平的树墩。那里依稀可见油锯切割的痕迹。树墩的周围顽强地生长着几朵小白蘑菇，使得已经枯死的树墩露出了几分生机。我很难想象，母亲戴着狗皮帽子，穿着粗布的棉袄棉裤，在这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森林里伐木的样子。

我问文医生，这个树墩这么粗，可这一路我都没看到粗一点儿的树。文医生说，眼前这些树，都是近三十年人工种植的。我们那时候伐木，都是百年以上的野树。像白桦树，起码得生长百年以上才能用。

我和文医生边走边聊，不知不觉眼前横过一条东西走向的水泥路。路不宽，差不多刚够两辆车错车。文医生说，这条路就叫创业路，就是当年他们三人勘探出来的路，如今拓宽了，铺上了水泥，从这里可以直接开车到漠河。他俩的墓地就在前面路的拐弯处。

我沿着公路朝远处看去，竭力想象着三个衣衫褴褛的背枪人，跌跌撞撞从森林走来的样子。我已经看到拐弯处尖尖棱柱形塔状的墓碑了。我以为三十年里，每次去凤凰山都在陪伴母亲，可我现在才意识到，此刻才是我第一次接近母亲。

也许是森林深处的环境恶劣。墓碑有很多地方龟裂了，碑身也嵌了许多青苔，只有墓碑朝公路的一侧有几个大字，像是不久前重新用红漆刷过，那上面写着：知青易援朝赵安安之墓。那赵安安几个字看得出是后补上去的。

文医生指了指墓碑的底座说，这几年凡是来呼韦林场的知青，都会来这里看他们俩，大家尤其对碑座上这段话记忆深刻。我低头一看，才发现底座上不太规整地刻着一段话：

我要选择那些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工作的职业，因为这是在为大家做出牺牲，高尚的人们将来面对我的骨灰时，都会洒下热泪。

文医生问我，你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我说，真不知道。文医生说，这是年轻时代的卡尔·马克思说的，是在知青当中很流行的一段话。许多人都把这段话写在日记本的第一页。赵安安当年要求刻上这段话，说这段话最契合她心中的易援朝。

文医生说话时，从路的东边开过来一辆丰田阿尔法。车行驶到我们跟前就停住了。只见惠芬姨的两个秘书打开车门，将轮椅上的惠芬姨抬了下来。惠芬姨笑着冲我说，真好，总算能在这儿和你再见面。

惠芬姨叫两个秘书把她推到墓碑前，同文医生耳语了几句，文医生就招呼两个秘书上车，车就向西开走了。

墓碑前就剩下我和惠芬姨。惠芬姨望着我说，赵安安现在就在我身边，你有什么话尽管说。我说，惠芬姨，我的问题太多，真不知道从何问起。惠芬姨说，那就按照我想的顺序同你说吧。

惠芬姨说罢，抬头看了看塔状墓碑的顶端。此刻阳光刚好穿过林中的缝隙落在墓碑的顶端。惠芬姨收回目光，对我缓缓地说，你妈的遗嘱主要有四个内容。一是要安葬在易援朝的衣冠冢里;二是希望我能陪伴你父亲走完他的人生;三是涉及你我的，就是在你父亲去世后，希望我或者是你能好好安葬你的父亲，她甚至把她设想的墓碑都画好了;四是关于知青鞋厂她名下的股份处理，她要把这些股份分给知青鞋厂最早的一批工人。

惠芬姨说罢，换了一种坐姿接着说，这第二条和第四条我没执行。说实话，在呼韦林场，你父亲才是我心中的偶像，赵安安也知道我暗恋着他。说句自私的话，你不要怪我。你该记得，我是在最后时刻，才匆匆把那份遗嘱交给你爸的，在这之前我内心纠结了许久。我在想该不该把遗嘱交给你父亲。我当然希望赵安安安葬在上海。可我担心，距离太近，每年清明就让你妈的影子又折腾你父亲一回。可我想错了。如果你父亲仅仅是爱你母亲那就好了，因为男女之爱终究有一天会淡去。可你父亲不仅仅爱你母亲，他还把赵安安当成了他的信仰。你妈去了遥远的大兴安岭，她就成了你父亲心中的神。我现在才明白，神只有离人越远才越像神。我允许我爱的男人爱另一个女人，但实在接受不了他对另一女人的崇拜。

嗯……那最后一条，可以说幸亏没有执行。你可能不知道，杭州知青鞋厂就是如今上市公司紫杉股份的前身。购买你父亲的墓地，你浦江边的住房资金，都来自此。

我更想知道我母亲的死因。我看着惠芬姨说。

惠芬姨叹了口气，说，你母亲的死因我真不敢确定。你母亲是人中之凤，她在街道小鞋厂工作时，脑子里就有了自己的宏愿。后来她带着一帮杭州、温州、湖州的大兴安岭知青集资办了一家“知青鞋厂”。她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就让我们的财富增加了十多倍。可是问题来了，改革开放后，你母亲提出了全员持股的构想。那个时候鞋厂的技术工人满大街都是，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董事会为此争论了好几个晚上，最后决定罢免赵安安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我也投了赞成票。

母亲就是为这结束生命的？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是这样。惠芬姨说，可后来我的想法变得不确定了。赵安安比易援朝内心要强大得多，她从大兴安岭来上海，曾做过鞋厂最累的大底工人，不可能为这点儿事就结束生命。

惠芬姨从轮椅旁边的一个布兜里拿出一个保温杯，喝了一口水后继续说：

十多年后，知青鞋厂搬迁，我在你母亲的床头缝隙中发现了一张车票，一张杭州去北京的车票。那车票的日期就是她结束生命的前一周。我忽然好像明白了什么，马上去了北京。可易援朝的父母多年前就去世了，两个姐姐都去了美国。我又找到当年大兴安岭的北京知青，他们都说，没见你母亲来过北京，说当年那么大的火，易援朝不可能还活着。可大家心中也有个疑问，办易援朝葬礼时，他的家人说有老人病危，一个也没来，后来好像也没听说有人去过呼韦。

你是说易援朝可能没死？

事实上，在呼韦林场一直有一些这种传言。当年许多鄂温克族人住在森林深处，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下山定居。森林起火的时候，他们赶着驯鹿就往额尔古纳河边跑，说有个鄂温克族女人看到一个外形酷似易援朝的高个儿男人过了额尔古纳河。赵安安不可能没听到这种传言。她当年去北京，很可能是一直放不下这种传言。

惠芬姨的话让我周身一凛。我开始害怕惠芬姨再说下去。如果易援朝没死，那我母亲的死，还有父亲的死都成为……我真不敢再想下去。

孩子，可以说你母亲折磨了我一辈子，不光是在你父亲的问题上。

惠芬姨靠在轮椅上又叹息了一声后说：

赵安安留下了让我百思不解的一个谜团。她明知那是个衣冠冢，明知易援朝很可能还活着，却要把自己安葬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地方。我觉得她在以这种方式唤醒藏在某个角落里的易援朝。她如此倔强地坚持全员持股，是按照她内心对易援朝的揣测，她自认为，如果易援朝还活着，易援朝也会这样做。她在完成易援朝一种精神生命的延续。她要让易援朝看着，他不仅仅是肉体活着。

惠芬姨的这番话，说得我周身的血都在往头上涌。这种话也就是惠芬姨能说得出来。惠芬姨是学哲学的，我虽不完全明白她说的全部含义，但她所描述的母亲那种执拗，是我非常熟悉的。

我鼓足勇气问惠芬姨，易援朝怎么会不爱我母亲？惠芬姨哼了一声道，这是你父亲说的吧？谁说他不爱呢，他只是那种不愿被情感羁绊的男人。是一个始终要站在思想高点获得存在感的人。赵安安为了博得他的好感，不断拔高自己的道德标准，结果却恰恰相反。

没等我充分领悟惠芬姨的话，路对面的树林传来枝叶被急促踩踏的响动。我惊诧地盯着对面的树林。没一会儿，从树林中窜出几只棕色像鹿一样的动物。它们越过马路，一下子又钻进了树林，随后林间传出几声似狗非狗似马非马的叫声。

惠芬姨笑笑说，告诉你，这可不是鹿啊，是东北的“神兽”傻狍子。说它傻，是因为在夜晚的公路上，它会追着车灯的光线一直跑，最后累得口吐白沫;说它傻，还因为如果几只狍子在雪地突然遇到危险，一只狍子会呆站在原地，奓开屁股后面的白毛，掩护其他狍子逃生。现在这些狍子边跑边叫，肯定是向同伴传递信息。我估计那辆丰田阿尔法快到了。

果然话音未落，丰田阿尔法车就开了过来。车门开了，车上却没有人下来。惠芬姨冲车的方向喊了一声，叫车里人再等一会儿，然后微微仰起头，看着墓碑上那几个大字说，这次来我还想告诉你妈，如她三十年前所愿，紫杉股份一年前已经实现全员持股，所有的董事都投了赞成票。

惠芬姨说罢，又掏出一个信封，用手捋了捋，然后抬头对我说，昨天文医生告诉我，你想看易援朝的照片。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其实了解你母亲的人都会想，像赵安安这样一个执拗的人，如何会违背自己的情感，匆匆忙忙去上海，向世俗的婚姻屈服。拿去吧，这信封里兴许有你想要的东西，等我走后你再打开信封。

惠芬姨说完，两手推着轮子就想转身，两个秘书马上从车里跳了下来。惠芬姨见状，忽然半侧着身子说，我最后想说的是，你父亲就是我心中那只傻狍子，傻到令人肃然起敬。我现在对自己非常失望，为了女人那点儿自尊，没有遵从自己的内心，没有陪着这只傻狍子，勇敢地站在雪地里。

我拿着信封，看着惠芬姨的车消失在公路的尽头，顷刻觉得手中这个信封沉甸甸的。我打开信封，抽出了里面那张黑白照片，一个和我差不多岁数的男人出现在我面前。片刻，我手中的信封跌落在一片布满松针的草丛中。我双眼含着泪水，不由得望著东南方。我想仰天长喊一声：父亲……却一直哽咽着喊不出声。可我又分明看到，凤凰山双齿轮墓碑后那棵巨大的银杏树叶在纷纷落下……

责任编辑张烁

分类：中篇小说 作者：吴向东 期刊：《小说月报原创版》202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