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医院妇产科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说有个艾滋病人要住进病房。
这个消息在妇产科顿时炸了锅,开会时院长在台上没人敢吭声,可等会一结束,全体护士齐声抗议:“不行,万一感染了谁负责?”一些医生也有意见:“要是污染了手术器械、床铺,造成其他病人感染怎么办?”
嚷归嚷,最后病人还是住进了产科病房,“艾滋病母亲分娩无感染婴儿”是本院的一个科研项目,这次连编号都是院长亲自来挑的:特护病房“19床”,说是图个吉利。然而,当护士长给这床分派护士的时候,谁也不愿意去。最后,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刚从卫校毕业三个月,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但现在还是如履薄冰。第一天的护理内容是“抽血”,我知道血液是艾滋病传播途径之一,所以,我除了戴口罩帽子穿长袖,还特意挑了一双最厚的乳胶手套。推开病房门,我先探着头朝里望了望,然后硬着头皮说:“19床,我来检查啦—”,这时只见“19床”靠在床垫上,腆着临产的肚子,微笑着看着我进来。我以为得这种病的人,多少有点与众不同的,一打量,发现她很普通,头发短短的,宽松的裙子,平底黑襻扣布鞋,脸颊上布满蝴蝶斑,一个标准的临产孕妇。
“你好!”“19床”彬彬有礼说道。我心跳如雷,僵硬地笑了笑,然后拿起针筒,大概是太紧张了,一针下去没扎进静脉,反而把血管刺穿了,病人疼得眉毛都跳了起来。我手忙脚乱地拿针管吸血,又拿来棉球,小心翼翼,不让血迹沾染到自己的身体上。清理完毕,再抬眼看看病人的脸色,居然风平浪静。
“谢谢你。”“19床”轻声说道,声音温和而恬静。
回到办公室,我忍不住对值班的李医生说:“哎,这个‘19床,怎么看也不像得那种病的人呀?”李医生反问我:“那你以为得这种病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一句话把我噎住了。李医生把“19床”病历递给我:“你看看吧。”
翻开病历一看,“19床”运气是真不好,她本来是一所大学的老师,30岁就升了副教授,前途可谓一片光明,然而人有旦夕祸福,就在去外地出差的路上,她遇到一起车祸,需要紧急输血,谁都没想到这次输血竟“中”上了艾滋病毒,直到她怀孕做检查时才发现被感染。可怜那个未出世的孩子!研究表明,“艾滋妈妈”生产的婴儿,受感染的概率轻者百分之二十,重者百分之四十,而且对于免疫系统被破坏的母亲来说,常常是致命的……
当天下午,“19床”的丈夫就来了,这在妇产科又引起一阵小小的轰动。一个艾滋病人的丈夫会是什么样子?我怀着好奇心,装作查房,走了进去。“19床”坐在床上,把腿搁到对面坐在椅子上的丈夫的身上,慢慢地梳头发,从头顶到发际,悠然自在;丈夫帮妻子轻轻揉着肿胀的双脚。阳光从窗户溜了进来,斑斑点点地定格在丈夫的手和妻子的脚上。这时,他们更像一对幸福的准父母。
“你觉得孩子像谁?”丈夫问。
“我呀,”妻子娇憨地撒娇。“皮肤不能像你吧?”丈夫呵呵地笑,“看你的小脸都成花斑豹了……”
我整理着床铺,听着这一对夫妻细语呢喃,心里不断泛酸,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赶紧走出病房……
“19床”每天必须服用多种药物,控制HIV病毒的数量,几乎每天都要抽血、输液。两条白皙丰满的手臂,从手背到胳膊,针眼密布。我手生,常常一针扎不进,可“19床”却没发过一次脾气,只是很安静地看着我笑。护理一个多星期,我渐渐喜欢上她。有时候,我还会为她买几支新鲜的向日葵,插在花瓶里放在她的床前。
“19床”的胎位正常,不过为了避免在生产过程中感染,医生早就商定了剖宫分娩方法,连手术计划都拟好了,就等着产期的到来了。虽然离预产期还有一个多星期,但是“19床”31岁初产,又身患艾滋,所以病房上下都高度戒备,随时准备进入临战状态。
“19床”很镇静,每天看书听音乐,还给未来的孩子写信,画一些素描,枕头下已攒了厚厚一叠。
我问她为何坚持要这个孩子,她的生育年龄偏大,又带病在身。
她并不在意我的唐突,笑了笑道:“孩子已经来了呀,我不能剥夺他的生命。”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她抚摸着向日葵,半晌方道:“如果不试一试,孩子一点存活的机会都没了。”
我的心情颇为沉重,病房里出现死一般的寂静。正要离开,她轻声唤住我:“我想拜托你一件事,万一生产时出了什么事,我先生一定会说要保大人,可我的情况你也知道,所以无论如何,孩子是第一位的。”我眼泪不可抑制地流了出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那天夜里我值班,“19床”的手术已经安排就绪,排在第二天上午,可就在凌晨,办公室的紧急信号灯忽然闪烁起来,发出刺耳的响声,我猛地坐起来,一看牌号,是“19床”,我一边招呼值班医生,一边飞速地奔向“19床”的病房。
惨白的日光灯下,“19床”的面色也是惨白惨白的。打开被子一看,羊水已经破了,更要命的是,羊水是红色的。也就是说,子宫内膜非正常脱落,子宫内出血了。
“19床”的脸上第一次出现慌乱的神色。原本胎盘可以屏蔽和过滤艾滋病毒,但一出血,意味着孩子遭受感染的可能成倍增加。她疼得额头上全是汗水,仍咬牙强忍住配合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夜间担架一时没来,她二话不说下了床挪开步子就走。我搀扶着她,她不管不顾,越走越快,仿佛她走快一秒,孩子不被感染的可能就增多一分。
当她躺在手术台上时,羊水已呈污浊色。这意味着胎儿处于危险的缺氧状态。麻醉师给她实行了硬膜麻醉,我开始拿探针测试她的清醒程度。真要命,三分钟过去了,她依然清醒地睁着眼睛,说:“很疼。”麻醉师汗如雨下,这种体质他还是头一次碰到,但是胎儿已经绝对不允许再加大麻醉剂量了。
“19床”死死握住我的手,眼睛哀求地望着医生们,声音轻微而坚决:“救我的孩子!快救孩子!别管我!”一分钟后,“19床”的手和脚被固定在产床上,麻醉师也预备好了针剂,主刀李医生闭了闭眼睛,不忍心下手。这是我做护士以来,第一次在这个“王牌医生”脸上,看到这样近乎绝望的神情。
手术刀迅速地在“19床”对麻醉不起反应的肚皮上划切下去……“19床”握住我的手骤然间收紧了,咬着毛巾的口腔里发出含混不清、低哑却绝对撕心裂肺的吼叫声,身体在产床上剧烈地颤抖着,痉挛地颤抖着……她的脸因疼痛而变形,我不忍目睹,眼泪成串地往下掉。
终于,胎儿取出来了,由于脐带绕着了颈部,那张小脸给勒得发紫。几分钟后,“19床”身体开始松弛,而这时,在李医生有节奏的拍动下,婴儿吐出了口中的污物,发出了第一声微弱但清晰的啼哭。昏睡过去的母亲听到了这声音,努力地睁开眼睛朝孩子瞥了一眼,眼皮就沉甸甸地合上了。
我为她解开固定的带子,才发现她的手腕和脚踝处都已经磨出了血。而我的手,也像骨头断裂了一样,一阵阵剧痛。
我怎么也没想到,那一眼是“19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孩子。那双恬静爱笑的眼睛合上之后,就再也没有睁开。三天后,她就因为手术并发败血症,抗生素治疗无效,永远离开了人间……
庆幸的是,那孩子HIV原体测试为阴性,医疗个案多了一个成功例子,听说市里的报社和电视台都要来采访这个健康婴儿。我在清理“19床”病房时,在她的枕头底下,发现了她留给孩子的信:有字,还有图,最上面一页画着一个大大的太阳,太阳下一双小小的手。她给孩子写道:“宝宝,生命就是太阳,今天落下去,明天还会升起来。只是每天的太阳都会不同。”下面署着一个漂亮娟秀的名字:婉婷。
我第一次感到后悔,这些日子来一直叫她“19床”。
孩子出院的时候,我把信交给那个爸爸,他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孩子好像也知道妈妈走了,在一个劲儿“哇哇”大哭,可一当我把那张画着美丽太阳的图画在他眼前晃动着,小家伙立即不哭了,兴奋地伸出手挥舞着,似乎要抓住这封信……
(本文根据《19床是艾滋妈妈》改编。改编者:姜文华)
分类:感动中学生的故事 期刊:《故事会》2006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