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本的青少年堕落和犯罪,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真实地记述了作者夫妇挽救失足女儿的过程,发表之后,曾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应,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作者穗积隆信,是日本广大观众熟悉的演员。本文原载《世界图书》,本刊转载时有所增改。
樱田门之秋
一九八一年十月七日,日比谷公园里树木的叶子已经泛黄,皇宫四周的护城河畔笼罩在一片秋色之中。
我和妻子来到警视厅门前,面对着这座修葺一新的威严的现代化建筑,竟没有勇气跨进它的大门。我并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为拍摄外景,我曾多次出入这座建筑,每次都是昂首挺胸、大踏步地走进走出,从未留意过它的外表。然而,此时此刻,这座威严的建筑却使我感到胆怯。当我的视线同笔直地站在大门两旁的门卫相遇时,我急忙低下了头。我的妻子很清楚我此刻的心情,她仿佛是自言自语地小声说:“真没想到会和你一起来警视厅。”是啊,我们已被失足的女儿逼得走投无路了。
我叫穗积隆信,原名铃木隆信,演员,四十九岁,妻子,美千子,四十岁。我们的独生女儿——铃木由香里,十三岁。女儿的失足使我们这一叶家庭的“小舟”眼看就要被生活的惊涛骇浪所吞没。为挽救失足的女儿,夫妻俩四处奔走,已经筋疲力尽。万般无奈之下,我们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了警视厅。
由香里的经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我们的女儿由香里生于东京港区的虎门医院。晚于预产期一个月才降临人世的女儿,体重仅有二·六公斤。望着睡在哺育器中的女儿,我只有一个愿望——定要让她健康地长大成人。
由香里七个月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口吐白沫,陷入虚脱状态,住进了虎门医院。通过粗粗的橡皮管,把林格氏溶液注入了她的体内。
由香里的内脏也很衰弱,为此,她成了虎门医院住院处的常客。在家时的由香里只会做一个游戏,就是在牙签上系上一条线,扎在布娃娃的大腿上,给布娃娃做点滴注射。望着天真的女儿玩着她唯一的游戏,做父母的心情是多么的痛苦啊。每当这时,妻子的眼里总是噙着泪花。
看来,希望女儿健康成长的愿望已成泡影。在由香里四岁零九个月时的一天,一直负责为由香里诊断的内脏外科的池永先生将我叫到医院,对我说:“全面检查的结果,怀疑患有腹部肿瘤,要做好是恶性的思想准备。”一个仅仅四岁的孩子,就要承受手术的巨大痛苦!我不禁眼前一阵发黑,倒在了妻子的怀中。“肿瘤”、“恶性”、“思想准备”,这些不仅使我感到绝望,而且使我越发地可怜我苦命的女儿。妻子望着睡在床上的女儿,控制着自己,呜咽着说:“由香里……妈妈对不起你啊……”我低着头,默默地站在妻子的身后。
万幸,瘤子是良性的,摘除后,由香里就出院了。但是,手术后,由香里的身体一直没有得到恢复。上小学时,又多次被送进医院。其间,虎门医院的医生们给了我们不少的照顾。他们是小儿科的伊东先生、尊我部先生、皆川先生,内脏外科的池永先生,以及至今仍给予我们关照的吉原昭次先生,内科社会心理学科的鹈沢立枝先生等。由香里就是在这些医生们的关怀下,在医院的治疗中度过了她的小学时代。
当时,我正处在走上舞台的过渡时期。从“俳优座”(专门培养话剧及电影演员的学校——译者注)毕业后,在话剧、电视剧中扮演了许多角色,夸张点说,即正在探索自己表演艺术的时期。工作起来很卖力,也好喝酒。因此,无暇顾家,由香里全推给了妻子一人照管。
现在,每当我想起那时,妻子抱着病弱的女儿,孤独地等待我回家时的凄凉情景,就感到强烈的内疚。事实上,如果寻找由香里走上犯罪道路的根源,我那时的生活态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考进曲町中学后,由香里完全恢复了健康。她非常喜欢学校的生活,还参加了学校的“剑道部”,热衷于剑道练习。我和妻子看到由香里终于恢复了健康,并能每天坚持到校学习,真是由衷地高兴。我们憧憬着自己的女儿健康地长大成人的未来,心中仿佛吹进了一阵温暖的春风。生活的美酒使我们感到微醉了。
但是,没想到,就在由香里中学一年级即将结束的三月上旬,一天,由香里回家时,脸上带着一道被刮胡刀割破的伤口。妻子大吃一惊,拼命地追问原因,由香里就是不肯回答。
谁知,这一天竟成了由香里堕落的开端。从此后,她开始不愿意同我们交谈,不要说和我,就连和她母亲说话她都感到厌烦,我们越是对她严加管教,她就越是对我们厌恶、反感。
由香里放学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一回家就不停地打电话。关于她的朋友的情况,对我们更是只字不提。这时,尽管我们发现了她的行动已不是一种正常的青少年的行为,但为时已晚,由香里根本不顾父母的阻拦和焦虑,迅速地堕落了下去。
出走、逃学、转校、辅导(警察或负责青少年教育的人,代替家长对孩子进行教育的一种方式——译者注)、吸毒,由香里象着了魔似地堕落了下去。我们怀着悲愤交加的心情,眼睁睁地看着女儿滑了下去。这段时间里,由香里无数次地离家出走。每次,我和妻子都向警察提出保护申请。有一次,警察对我的妻子大发脾气:“你们这些家长真不象话!”说完,“呯”地一声挂上了电话。
女儿每次出走,我和妻子都四处寻找。有一次,我竟在原宿(地名——译者注)整整找了一夜。直气得我浑身发抖,怒不可遏。
“喂!深更半夜,你们闲逛什么!”我对着那些成群结伙四处游荡的年轻人,一边发着脾气,一边继续寻找着由香里。
“你干嘛老盯着我。”有时,我将别人家的女孩子误认为是由香里,竟被对方当成是向少女调情的老色鬼了。
就这样,我们在痛苦和凄凉中,好不容易熬过了暑假,迎来了新的学期。
一天,由香里突然提出要到虎门医院住一段时间,理由是想要改掉吸毒的坏毛病。我和妻子都很惊讶。在此之前,女儿也曾几次表示过要好好上学。看来,由香里在堕落时,内心是矛盾的。
第二天,由香里住进了虎门医院。从九月九日至三十日,在医院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治疗。
“但愿由香里这次能在精神和肉体上得到新生。”我们向苍天祈祷着,将女儿接回了家。但是,上学后没两天,由香里又恢复了老样子。她认为,“就是去了学校,也没有我呆的地方。”我们很理解女儿的绝望心情,但又爱莫能助。我们一家三口象是走进了一条不见尽头的漆黑小道。
虎门医院的吉原和鹈沢先生知道了我们的困境,很为我们担心。吉原先生向我们推荐了警视厅少年第一科的竹江孝先生。我们抱着最后一线希望,鼓足勇气,跨进了警视厅的大门。
第一个课题
在传达室,一位和这充满着威严的地方很不相称的漂亮的女职员接待了我们。她看过鹈沢先生为我们写的介绍信后,马上给竹江先生挂了电话。然后,拿出一张卡片说:“请填写姓名和交谈事项。”我望着卡片,不知如何是好。妻子很冷静,将卡片拿过去,迅速地填上“商讨孩子的教育问题”。“请带上这个,到一楼右侧的少年第一科。”说着,女职员递给我们每人一枚徽章。望着这位和蔼可亲的女职员,我心中暗想:“她会怎么看我呢?”我突然感到一种难言的羞耻,躲在妻子的背后,避开入口处人们的视线,向里面走去。
我想象中的少年第一科是拥挤、杂乱的,然而,恰恰相反,那里显得十分清静、悠闲。休息室里,坐着一位中年妇女,看见我们走进来,她急忙将脸转向别处。我很理解她的心情,也低下头,挨着妻子坐了下来。
面谈室的房间很小,仅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但屋内很豁亮,丝毫不使人感到郁闷。在接过印着警视厅少年第一科面谈室心理鉴别技师竹江孝的名片后,我和妻子面对竹江先生坐了下来。竹江先生端正的身材略显矮小,和蔼的脸上透露出严厉的神色,他诚恳地接待了我们。
竹江先生平静地打开笔记本,拿起笔,用稳重的口吻说:“请你们将所发生的一切尽可能详细地讲给我。”在妻子的补充下,我大约用了三十分钟的时间,将由香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了竹江先生。竹江先生一边听着我的讲述,一边仔细地做着笔记,听完后,他用低沉有力的声调说道:“你们管得过分了。”
“管得过分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禁想反问这位竹江先生。但不知为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一时,半年来由香里走向堕落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离家出走、男朋友、扒手朋友、多次打交道的警察,一次又一次地发怒、痛打、乞求、夫妇相对而泣……。但是,我们越是拼命地管教,女儿反而离开我们越远了。难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管得过分了”吗?此时,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竹江先生默默地站起来,走到隔壁房间,拿来一张纸,“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按照上面的要求去做。可能做起来很困难,但是,不这么做,就无法挽救你们的女儿。”说着把纸张交给我。上面写着:
一、不要和孩子交谈。(家长绝不能主动找孩子说话,如果孩子先开口,就以充满父母情爱的口吻,随便附和几句,但不能发表意见。)
二、不向孩子提出交换条件,也不接受孩子的条件。
三、不要牵扯旁人。(无论你认为孩子的朋友有多坏,也不要向他(她)或他(她)的父母提出抗议,也不要打电话对他(她)们表示不满。)
四、日常的问候,不管孩子怎么做,家长都必须按照常规礼节和孩子打招呼,如“早晨好”、“回来了”、“晚安”等。即使孩子不予理睬,也不能加以责备。
五、如果孩子的朋友打来电话,不管你认为是什么样的朋友,都要象对待工作一样,如实地传达给孩子。
读到这里,我抬起头,正巧和妻子那迷惑不解的目光相遇了。纸上写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只觉得血往上涌,不能自持,如坠五里雾中。我不由得将它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当冷静下来后,我想:“简直是荒唐透顶,如此荒唐的事让人怎么能做得到呢?”我们迄今对女儿所做的一切都是与此完全相反的。由香里做了坏事,我们就大加责备。认为和她来往的哪个朋友不好,便想尽办法,断绝她们之间的来往。女儿不回答我们的问话,便对她严加训斥。我们认为是坏孩子打来的电话,就当即挂掉。我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对于反抗的孩子,就应当这样教育。可是,事实上,由香里非但没有转变,反而变本加厉……。我仿佛从竹江先生的要求中看到了一线光明,我抬头望了望妻子,她仍旧显得迷惑不解。但是,我很理解她此时的心情,竹江先生的要求一定也使她看到了曙光。“我懂了。”我向竹江先生说道。心中涌现出一种对他的强烈的信赖感。我们现在不仅要理解竹江先生的要求,而且是要按照要求做下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出路了。
“记住,无论孩子干了什么,都不要责备她,也不要发表意见。孩子对你说什么,也只做简单的回答。如果她不回家,不要去找她,直到她自己回来为止。”我诚惶诚恐地听完竹江先生的话,心中掠过了一丝不安。
“由香里虽然恢复了健康,但体质仍很弱。况且,还有吸毒的毛病,万一在外面有个好歹……”看到我说话吞吞吐吐、忧心忡忡的样子,竹江先生接过话头,斩钉截铁地说:“关于吸毒问题,如果你看到她正在吸的话,就没收。但绝不能发怒。如果发怒就能制止吸毒的话,那么,吸毒的孩子早就不存在了。如果本人不想戒掉的话,是绝对戒不了的。此外,如果在外面中毒晕倒了,也会有人叫救护车将她送到医院。万一发生意外,那也是她命中注定的。如果不下这样的狠心,是挽救不了她的。”我木然地望着竹江先生,他没有理会我的表情,继续说道:“如果孩子做了坏事,请和我联系,由我负责解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通知我。”竹江先生很冷静,与其说是冷静,倒不如说是充满着自信。
我们夫妇为了女儿的教育问题,曾四处向人求教。学校的老师、警察署少年科的刑警、儿童教育咨询所的老师等等。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交谈和家长的忍耐。”我们虽然在语言上可以理解这句话的意义,但实际上却不知如何去做。但是,竹江先生的话却很具体,没有任何抽象的东西。我觉得竹江先生是值得信赖的。我决定完全按照竹江先生的指导去做。尽管心中交织着期待和不安,但我认为他是能够帮助我们挽救由香里的。
临分手时,竹江先生对我说:“不要怕人们说什么。无论别人有什么样的误会,等由香里转变后再去解释。最重要的是挽救孩子。”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教诲,它将与竹江先生的形象一同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我们同竹江先生约好一周后见面,便告辞了。
由香里的堕落
我的家在赤坂的东京电视台附近的一座公寓的三楼,是一个三十多年的老住户。我们刚搬来时,这里还是一个小商贩们聚居的穷地方。如今,高达二十多层的新国际大厦等高层建筑林立,一派现代化的景象。
我和妻子从警视厅出来后,直接到虎门医院向吉原、鹈沢两位先生作了汇报,并表示了谢意,黄昏时分才回到家。
我们现在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竹江先生的中心指导思想是“家长不要发表意见,对于孩子的行动,只能以充满爱的目光静静地观望”。我仿佛觉得这是神的启示。但一想起由香里平时的行为,这样的做法能不能起作用,我仍没有信心。我呆呆地望着放在饭桌上的那张写有竹江先生要求的纸笺。由香里今天又没回家。
妻子端着茶,从厨房走了进来。“这样的要求,我们能做得到吗?如果由香里知道不准我们发火的话,她会不会更加肆无忌惮呢?”说着她面对着我坐了下来。“不过,也只能这样做了,没有别的法子啊。同竹江先生交谈后,我觉得清醒了些……”她好象是在说给自己听。妻子为了女儿,比我不知多吃了多少苦。她比我更清楚,这些辛苦的结果却没能使由香里有丝毫的转变。是妻子拼命地将一降临人世就多灾多难的女儿抚养长大的,不管怎样,她也是从心里爱由香里的。为了女儿,她付出了作为一个母亲所能付出的一切。我可以靠工作和酒精来摆脱这些烦恼,而妻子却只能是为女儿含辛茹苦。
我们确实象竹江先生指出的那样“管得过分了”。但是,今后的道路对于妻子来说更是充满坎坷。妻子彻底地反省了过去,决心踏上这充满艰难的新征途。
为挽救女儿,我们夫妇费尽了心血。这些都真实地记录在妻子的日记中。通过日记,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方法不对,我们所做的努力不仅没能起到教育作用,反而加速了女儿的堕落。我们完全丧失了家长应有的冷静和判断能力。下面,我想通过妻子的日记,回顾一下发生在我们和女儿之间的一些事情。括号中是我加的注。
妻子日记摘抄:
(由香里在曲町中学上一年级时,期末的一天。回家时,发现由香里的脸上有一处被刮胡刀割破的伤口,我们向学校报告了这件事。学校通过警察了解到,曲町和赤坂两中学的学生发生了冲突,由香里也卷进了这场武斗,并负了伤。由香里的堕落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三月十六日
由香里和同班的两位同学离家出走,经查发现她从存折里取走了十万元(日元——译者注)。我急忙同班主任取得了联系,并同一起出走的F和E两位同学的家长一起四处寻找。但没有下落。夜里两点,由香里打来电话,说她想在旅馆过夜,说完就挂上了。让我到哪儿去找呢?她终于一夜没有回来。
三月十七日
天一亮,就赶到赤坂警察署,提出了保护申请(这是第一次为由香里提出的保护申请)。可是,由香里她们已求助于高年级同学了,和高年级同学在赤坂的一家咖啡店里商谈了一天后,夜里回到了F同学家。我闻讯急忙赶到那里,班主任老师不顾时已深夜也赶来了。她们离家出走的理由是“老师只批评我们三个人”、“家长不理解我们”。家长们都认为这是娇孩子的任性。当晚,将由香里接回家。她和我赌气,不理我。
四月二十五日
晚上十点左右,由香里出去后一直未归。我急得团团转,又向警察署提出了保护申请。赤坂署少年科的关木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
四月二十六日
由香里中午回到家,丈夫很生气,让我把她送到警察署。关木先生诚恳地开导和教育她,但她丝毫没有认错的表示。
五月六日
由香里和E在赤坂的见附地铁站从自动物品寄存箱(使用者投入一百日元硬币,箱门便可自动启开,取出钥匙后、该箱在一定时间内归投币人使用——译者注)中往外偷东西时,被下班路过的年级组长发现。年级组长大喝一声,两人闻声乘车逃走。(当时,年级组长的电话是我接的。听口气,年级组长很生气。我回答说:“别发火啦,还是先找孩子吧!”这太不礼貌了。不过,当时我们对女儿的出走是很害怕的。半夜涉谷警察署打来电话说,由香里和E身穿学生制服在闹市闲逛,被扣住了。我放下电话匆忙赶到涉谷署。一见由香里,我狠狠地打了她一个耳光。由香里恶狠狠地瞪着我。)
五月七日
在学校的会议室,由香里、E、我和E的母亲,向校长及诸位老师汇报了昨天的情况,并接受了批评。年级组长说:“在我二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如此令人羞耻和痛心的事情这是第一次遇到。”我也很难过。学校分别同由香里和E进行了谈话后,决定断绝她们校内外的一切往来。我虽然觉得这很难办到,但也没有表示什么。
五月八日
清晨五点左右,由香里悄悄地出了家门,是和E串通好了的出走。E给家中留下了一封信,“我们想在一起,把我们的不在就当作是外出旅行吧。”这就是断绝她们两人来往的结果。丈夫认为,愿意在一起的好朋友,越是想让她们分开,她们就越是紧紧地抱成一团。不如让她们两人在一起,共同向好的方向发展。赤坂警察署的关木先生也持同样看法。(这次也向赤坂署提出了保护申请。)
五月十日
夜深了,还没有消息。十一点左右,大仓旅馆的总服务台打来电话说,由香里和E要求住宿,希望我能去一趟。在旅馆,无论我怎样劝说,由香里只是反复地回答说:“我要住在这里”,“不回去”。没有办法,被迫同意她们只住一夜。
五月十一日
夫妇二人一早就去接由香里。尽管我们和E的母亲磨破了嘴皮,她们俩还是硬要再住两天旅馆。无奈,只得满足她们的要求,在后乐园的“企业家招待所”租了一个房间。(我们总认为,如果这次满足了孩子的条件,她们就会改好。于是一次次地答应了她们。这就是竹江先生所讲的交换条件。她们答应,如果同意她们再住两天,第三天就去上学。)
五月十九日
无论怎样劝说,由香里就是不上学。校长先生、班主任及许多老师都做了工作,但是白费口舌。没有办法,我们同朋友商量的结果,准备将由香里转到以自由教育闻名的明星学园。(我们犯了一个大错误。曲町中学的老师们曾一再告诫我,如果就此休学的话,就很难再复学了。一定要想办法让由香里继续在曲町中学学习。我想,既然孩子如此讨厌这所学校,还是转学为好。于是,草率地决定了转学。当时,无论如何也应让女儿继续在原校学习。我当时对明星学园还寄托着希望。因为听朋友讲,这所学校对发型、服装不加任何限制、全凭学生自己选择。我考虑这样的学校对女儿会有好处。)
五月二十日
我和丈夫在朋友的带领下拜见了明星学园的校长先生,向校长先生详细地介绍了情况,请求校长考虑接收她。校长说:“不能立即解决,将来如有缺员,可以考虑插班。但需要等一段时间。如果学生本人不愿意,暂时不必强迫她上学。”回家后征求由香里的意见,她表示坚决不去曲町中学。看来,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明星学园了。
五月二十一日
今天开始,家庭生活成了由香里生活的唯一内容。她每天晚睡晚起。
六月十八日
由于由香里的疏远,曲町中学的朋友们都同她断绝了来往。由香里非常想上学,并说,只要能上学,哪个学校都可以。我告诉她这是她任性的结果。现在只有等待明星学园的通知。明星学园仍无消息。
六月二十三日
由香里盼望上学的心情日益迫切。在等待明星学园通知的同时,我们曾考虑以借读的方式把由香里转到泉南中学。(我们被逼上了绝路,我们原以为离开曲町中学能挽救由香里,结果反而害了她。我们有些坐卧不安了。)
六月二十四日
我和丈夫带着由香里到泉南中学,请求他们接收由香里。结果碰了钉子。理由是,曲町中学将他们不要的学生推到泉南中学……(这时,我又犯了一个错误,由香里那时曾说过,想回曲町中学,我责备她是任性。我认为她一回曲町中学,就还会变坏。无论如何她需要一个新环境。)
七月二十日
学校今天开始放暑假。
(这段时间,我们有些放松了,由香里好象和社会上的“竹笋派”青年在原宿跳过舞。)
七月三十日
新朋友的电话一天到晚不断。今天又出去了。最近,由香里花钱很厉害,还说谎、在外过夜。稍加制止,便把朋友成群结队地带到家里来。我们简直是无可奈何。每逢这时丈夫只能同她们聊聊,劝劝她们。(这时,由香里崇拜的一位高年级学生,住在调布的C子第一次在家中出现。这个C子后来一直和我们来往密切。由香里的吸毒也是从这时开始的。有失足孩子的家庭恐怕都是这样,孩子陷到这种地步,父母简直是毫无办法。她(他)们这时行为粗野,脾气暴躁,也不把家长放在眼里。旁人都劝我同孩子耐心地谈谈,可由香里根本不买帐。“讨厌”、“我知道”、“一边去”,几句话就将你顶回来。)
八月二十日
明星学园仍无消息。在新学期开始前,我想再请校方想想办法。于是,和丈夫来到曲町中学。同校长先生和班主任商量的结果,决定将由香里转到赤坂中学。
八月三十一日
拜见了赤坂中学的校长先生。校长先生已久闻由香里的“大名”,真是臭名远扬(好象是在曲町和赤坂中学学生发生冲突时知道的。)校长先生对转学一事大为不满,认为这是曲町中学推卸责任的做法。但在听完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后,说道:“好吧,同意接收她。如果我今天不挽救她的话,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校长先生的话象一阵温暖的春风吹进了我的心田。由香里终于有了上学的地方。我不由得鼻子一酸,紧紧地咬住了嘴唇。因为工作没能同去的丈夫听到这个消息后,只说了声:“太好了。”就将头扭向一旁。我知道他的眼里一定闪烁着喜悦的泪花。由香里有救啦!
九月一日
今天是开学典礼。清晨起来,发现由香里不在,桌子上放着一张字条。我和丈夫拿着字条到学校,向校长先生表示了歉意。校长先生说:“不会一下就改好的,不要着急,一步一步地慢慢来。”夜里十一点左右,C子从调布打来电话,说由香里在她那里,如果由香里换地方,就再通知我们。丈夫说:“我相信C子一定会把她送回来的。”可是由香里没有回来。
九月二日
深夜,上野少年保护中心打来电话说,由香里现在保护中心,我急忙赶到那里。了解了情况后,将由香里和C子接了回来。(情况大致是这样:由香里不听C子的劝说,为了让由香里回家,C子灵机一动,把她带进了派出所。)
九月六日
半夜丈夫醒来,他说不放心由香里,去看看她。推开女儿的屋门,发现由香里面前放着一把保险刀片,正在低声嗓泣。丈夫见状,不觉一惊。看见爸爸进来,由香里一头扑进爸爸怀里放声痛哭了起来。丈夫说:“这么讨厌上学的话,就不要去学校了。”由香里抽噎着说:“不是讨厌上学……”
九月七日
早晨,叫由香里起床。她满脸怒气,就是不起。我硬将她从床上拽起来,让她准备上学。她的书包用绘画的红颜料涂抹得一塌糊涂,真没办法!拖鞋也找不到,校徽也没有。丈夫气得脸色苍白地说:“你要是不去上学,自己向校长讲清楚。”由香里怒气冲冲地出了家门。我又跟在她的后面。由香里到了学校,同校长谈了一会儿。谈完后,校长把我叫去说:“由香里同我谈过了,不要着急嘛,再耐心地等等看。”我谢了校长后回到家。
看见我回来,由香里以几个月从未有过的平静语气说:“妈妈,把我送到管教所,孤儿院或医院去吧,无论哪儿都行。我也想去上学,但是,现在不能去。我若上学,会给学校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我坚决不能去。把我送出去吧!等我可以一个人上学的时候再把我接回来。我求求你,妈妈!”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顺着她的面颊流淌着。我对由香里的异样感到震惊,“好女儿,心里有什么事跟妈妈讲,妈妈帮你想办法。”母女俩几个月来第一次平心静气地坐在一起,贴心地谈了起来。由香里的话象决了堤的洪水,滔滔不绝:如何在伊豆海边喜欢上了一个男孩子,男朋友回东京后如何冷淡她,孤独和苦恼使她染上了吸毒的嗜好,最近的一天晚上,男朋友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兜了一夜的风。昨天夜里,男朋友竟表示要同她一刀两断。受到这强烈的打击,回家后将隐藏的稀薄剂拿了出来,正在吸的时候,爸爸进来了……最后,她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到虎门医院去住一段时间,以便戒掉吸毒的毛病。我立刻打电话给虎门医院,同吉原先生约好第二天下午两点见面。结果,商定由香里九月九日住院治疗。(虽然住进医院,但在一个多月的住院期间,由香里和朋友们又多次串通好在外面过夜。她还向大夫们说,无论如何想见她的男朋友,这使大夫们很头疼。身体检查未发现异常。出院后的由香里仍旧是老样子,不去上学。我们真是濒临绝境了。)
我们确实是无能的家长。认识竹江先生后,我们才真正地看清了这一点。如果以前我们对由香里再“严厉”一些的话,那简直就是置她于死地了。我在忏悔对由香里所犯的错误的同时,心中暗暗下定决心,为了由香里,无论忍受多大的痛苦,也要坚决地按照竹江先生的要求去做。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所面临的考验将是多么严酷和痛苦。
这天夜里,由香里又没有回家。
第二个课题
十月四日,我们认识竹江先生已有七天了。在这漫长的七天里,我们经受了一连串的严峻考验,挣扎着熬了过来。但是,我们没能完全按照竹江先生的要求去做,这使我们深感内疚。今天,我们拖着疲惫的步子又来到了警视厅。
我们向竹江先生如实汇报了一周来的情况,他一言不发,边听边做笔记。竹江先生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我们却觉得就象是在受审一样。来的路上,我觉得有许多话要问竹江先生,现在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竹江先生听完我们的汇报后说:“从今天起,不管有什么理由,都不能给孩子钱,十元(约合人民币六分钱——译者注)也不能给。由香里本人的必需品,如:学习用具、衬衣、衬裤、外衣等等也必须限制在最少限度。非买不可时,你们就带着她去买。”竹江先生丝毫也没有理会我们困惑不解的神情,继续说:“如果由香里向朋友借了钱,她的朋友要求你们代她偿还时,就告诉他们,这是由香里借的钱,去找她要好了。坚决不能替她还帐,如果是借邻居的钱,可以替她还一次。但是,还时一定要向邻居讲清楚,今后无论如何不要再借给她,否则,概不负责偿还。不能允许有任何例外。如果由香里问,为什么突然不给钱花了?就告诉她,因为你不把钱用在正道上。如果你学好,我们还可以象以前一样。此外,我再重复说一遍,无论由香里说什么,你们只能附和几句,绝不可主动找她交谈。这绝不是冷酷无情和放任自流。现在,关键不是要看由香里的所作所为,而是要摸清她的思想。然后,再对症下药,用你们的父母情爱去打动她、教育她。”
对这个新课题,我惊讶之余产生了怀疑。过去的七天里,我们对由香里的行动保持了沉默,但是,她竟然一连几天都没回家。这已使我们感到是一种放纵了。今天,要求我们限制孩子的零花钱是可以理解的。但十元都不让给,也未免过于苛刻了吧。无论女儿怎么坏,我也不愿让她沦为一个扒手。所以,以前每次女儿要钱,我总是满足她。有时,一个月的零花钱竟达一万多元。一个初中生,一个月一万多元的零花钱确实是多了些。但由香里生长在赤坂——这个物价昂贵的地方,从上幼儿园起,每天都路过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奢侈品的东急饭店,这种环境无形中已使她成为一个花钱很厉害的孩子了。我们一直担心,如果控制零花钱,就可能导致她行窃。因此,从未在零花钱上限制过她。我简直不敢想象,如果现在一下子连十元都不给了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毫不客气地问竹江先生:“如果她因此去偷的话怎么办?”他不假思索地立刻回答说:“一般的孩子是不会的。一没钱就去偷的孩子是因为他们思想上有病,这种孩子需要对他们进行特殊的治疗。”竹江先生总是这样坦率,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并对自己的理论充满着自信。我只得服从他了。
临分手,竹江先生将一张写有:“明日务必与保护人一起到警视厅少年第一科听讯”的便笺装进印着“警视厅”落款的信封中。“请转交由香里,就说是警察送来的。”说着,将信封递给我。我见信封上写着:铃木隆信、铃木由香里收。
回家的路上,我向妻子诉说了心中的不安。我确实对新要求没有信心。妻子毅然地对我说:“我们只有听从竹江先生的指导,努力按照竹江先生的要求去做,才能拯救女儿。没有别的选择。”我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是啊,是啊。”妻子的话使我羞惭满面,无地自容。平时,我总是以冠冕堂皇的词句教训妻子,可到了关键时刻却这样优柔寡断。我真是个废物。
回到家,正巧由香里也在。我悄悄地将竹江先生的信放在饭桌上。由香里出来吃饭,看到信问道:“谁送来的?”“警察!”妻子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答道。由香里急忙抽出信笺看了起来。看完,她吃惊地说:“啊?让我和保护人明天一起到警视厅听讯。”
这天,由香里和我们一起吃了晚饭。这可是一顿难得的“团圆饭”啊!饭桌上,由香里向我们讲述了她最近去虎门医院看病的情况。当讲到吉原先生“警告”她:“你可不能再发福了!”的时候,她自己也笑了。晚饭后,照惯例要打几个小时电话的她却没打,早早地就睡了。这天晚上,合家“团圆”地度过了一个宁静、甜蜜的夜晚。这一夜,静得简直令人心醉。“我们要能永远这样该多幸福啊……”我想着想着,进入了梦乡。
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等待我们的却又是那地狱般的生活。
妻子日记摘抄:
十月十五日
上午十一点,和由香里一起去了警视厅。我尽量装作是第一次来的样子。
竹江先生分别同我们谈了话。同由香里怎么谈的我不清楚,只知道让她明天再来警视厅。最后,竹江先生故意当着由香里的面对我说:“今后,无论有什么理由都不许给由香里钱。”由香里在一旁装作没有听见。
刚走出警视厅,由香里就说要去R子那里,向我要车钱。我说不行,她就跟我吵。最后,由香里还是跟我回了家,到家后一个小时左右,由香里又一次发疯似地大声哭闹着要钱。我告诉她,竹江先生说过不许给,可她就是不听。当时我想,一定要坚持住,就没给她。而后,由香里哭着哀求我:“哪怕一百元也行,求求您,给我点吧!”我心里喊着:“这全是为了你好啊!”狠着心没有给她。由香里绝望了,从家里跑了出去。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放声大哭起来。
过了一会儿,由香里几次打电话回来,询问有没有她朋友打来的电话,大概是她的朋友失约了吧。可由香里是怎么去的目的地,车钱是哪儿来的,我都一无所知。后来,由香里又打来电话,说她无票乘车被抓住了,让我去付车钱。我让她讲清楚是哪个车站,怎么回事时,她却挂了电话。之后,一直没再打来。
丈夫今天开始去京都演出三天。
十月十六日
黄昏时分,由香里带着Q子回家来了。两人一声不吭,一进门就钻进由香里的房间。她们将电唱机开得山响,震得我的心直发颤。一会儿,又从房间里飘出了毒品的气味。我从门缝中看去,只见Q子仰面朝天地躺在床上,口吐烟圈;由香里嘴衔装有稀薄剂的小瓶,精神恍惚,目光呆滞。房间里烟雾腾腾,又脏又乱,简直象一个垃圾箱。看见我推门进来,由香里问道:“你……你,是谁?”听见自己女儿的问话,我气得几乎昏了过去。毒品的气味熏得我想吐,四只家猫也被熏得四处乱窜。难道女儿都不认识自己的亲娘了,还要我保持沉默吗?我急忙找出几个百元硬币,跑到外面给丈夫挂了电话。我真想对天大喊:“谁来救救我!谁来救救我啊!”但是,我连气带急,只觉喉咙冒火。真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
正巧,第二天因故预定的镜头停拍,休息一天,真是天助我也。我急忙赶回东京。到家一看,由香里不在,只有脸色苍白的妻子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我赶忙给竹江先生打了电话。我和竹江先生每次会面都由他指定时间,其余的时间是不能随便打搅他的。但打电话不在此限。
我将由香里近来的情况向竹江先生作了汇报,并问他,对女儿的胡闹要容忍到哪一天。我真想哀求竹江先生快点把我们救出火坑。竹江先生听完,丝毫不感意外,镇静地回答说:“请再容忍她一段时间。现在所做的一切是要让由香里明白,她的胡闹都是自己所为,别人没有责任。让她今后再也没有理由为自己开脱,也无法将责任归咎于家长。因此,有必要让她表演一番。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当事人在意识到自己错了以前是不会改正的。请再忍耐一下,千万不要发火。”我将话筒紧紧贴在耳朵上,静静地听着。
竹江先生的基本要求是:不能向孩子强加任何东西,也不能大加责备,对孩子要满怀父母深情,真心地疼爱,要摸透孩子的心理。如今,在保持沉默的基础上,又要求不给孩子零花钱。
以前,我们教育孩子的方法却恰恰与这些要求相反。孩子一有错误就大加斥责,甚至痛打。怕孩子偷窃,要多少零花钱给多少,毫无节制,结果反而害了孩子,加速了她的堕落。对比之下,我对竹江先生的要求有所理解了。不过,无论孩子干了什么,都只能保持沉默这一点,做起来却是非常困难的。
取消了零花钱后,由香里对我们总是投以憎恨的目光。“哎,你过来!”成了妈妈的代名词。要是不忍受这些,就是对女儿没有真正的爱吗?我真想不通。
确实,孩子做了坏事,一吓唬就能改好的想法是过于天真了。正象竹江先生所说:“训斥,对于孩子既不是爱,也不是教育。”但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吸毒吸得连亲娘都认不出来了的时候,也要保持沉默吗?真令人无法接受。我无法相信,这样做就能使由香里认识到自己错了?
我从京都回来后不久的一天,由香里将她的录音机拿出去卖了。妻子对我说,由香里将她值钱的东西差不多都卖了。这天,由香里又把朋友带到家里来。看到由香里,我吃了一惊,她的头发烫得象个乱鸡窝。
大概是腹部肿瘤摘除的后遗症吧,由香里从小就是红头发。这一头红发也是她堕落的一个“祸根”。上中学时,高年级的同学误认为是她故意染红的。因此,由香里挨了不少冤枉拳头。她出于中学生的单纯,为逃避挨打,曾对其他同学讲:“谁要打我,我就做谁的朋友。”
由香里的老师曾劝我,让由香里将头发染黑,但我总认为没必要。由香里走上邪路以后,我才不得不让她染黑了。这头红发对女儿,对我,都是不幸,由于头发本身是红色的,即使染成黑色,用不了几天就又变成红黑混杂了。
头顶“乱鸡窝”的由香里简直象个小妖精。我一气之下,将竹江先生的要求也抛到了脑后,对女儿大声喝问:“瞧你那样儿,象什么话?”由香里两眼一翻:“你管得着吗?”说完,扭身走进自己的房间,“砰”,用力甩上了拉门。我只觉一股无名火气直冲脑门,“嚯”地站起来,要冲进去狠揍她一顿。妻子一见,死命地抱着我的腿,痛苦地对我摇着头。“对,不能发火。”想到这儿,我象个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瘫在地上。
处于反抗期的孩子是不会屈服于家长的武力的。对武力,他(她)们以憎恨的目光表示反抗。由香里的行为就说明了这一点。
病人
第二天,我们又拜访了竹江先生。我们现在就象是个生命垂危的病人,竹江先生就是位妙手回春的高明医生。
将教育自己孩子的重任托付给别人的做法,肯定要受到一些人的非议。我认为,在教育子女问题上迷途的家长,向社会伸出求援之手,拜托有责任心的专家来为自己寻找正确的道路,是一件好事。将孩子看成是个人的私有财产,是完全错误的。家长有义务帮助孩子选择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完全依赖于竹江先生的。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和女儿一起,努力地寻找着人生的道路。
我们对竹江先生是绝对服从的。正是这绝对服从,使我们被夹在竹江先生的要求和女儿的反抗中,经受着痛苦的考验。
竹江先生象往常一样,边听边做笔记。听完只说了一句话:“再让她胡闹一阵看吧!”真使我们大失所望。分手时,竹江先生让我们通知由香里明天到警视厅来。每次,竹江先生总是叮嘱我们不要硬逼她来,通知到她就行了。这次也要我们不必反复提醒她,如果她不来就算了,靠她自觉。但由香里几次去警视厅都是在我们再三的催促下,迫不得已才去的。
这一天夜里,由香里又没回来。
妻子日记摘抄:
十月二十日
凌晨,丈夫醒来说:“由香里真可怜啊。”说着,就哭了起来,双肩剧烈地抽搐着。由香里,我们的女儿,你什么时候才能理解爸爸的心啊!我心里一酸,也落下泪来。女儿的出走,使家中显得异常凄凉、可怖。想到女儿,我再也不能入睡了。
大约在下午一点五十分左右,由香里打来电话,我告诉她竹江先生要她今天去警视厅。她说:“恐怕晚了点,还是去一趟吧。”三点左右,由香里回到家,换了衣服,就同我一起出了家门。
竹江先生同由香里谈了一个半小时。然后,又叫我单独进去。“由香里真是一位可怜的姑娘。”竹江先生第一次同我谈起了由香里。“虽然她智力指数很高,但精神年龄(为标志应付社会问题的能力而规定的年龄,也称智力年龄——译者注)却停留在三岁上。她出生后就开始患病,接踵而来的是无数次的住院、出院。幼儿时期是在病床和家中度过的。可以说,直到上初中才第一次真正接触社会。当然,这些,由香里本人是不会察觉的。她的社会经验贫乏得可怜,无论什么样的人,只要一成为她的朋友,便认为人家都会象父母一样地疼爱她。于是,就象个婴儿一样投入她(他)们的怀抱之中。在她的心中,缺少一架正确衡量社会的天平。因次,她不可能顺利地度过她的中学时代。”讲到这里,竹江先生又详细地打听了由香里的出生和成长过程。最后,约好下周再见,我就告辞了。
一走出警视厅,由香里便有气无力地对我说:“给我点钱吧,一百元也行。”见我拒绝,就失望地说了声:“那好吧。”便走了。
这天夜里,由香里又没回家,我伤心地哭了一夜,简直成了个泪人。“苍天哪!快救救我可怜的女儿吧!”
近来,由香里在外面一感到累就想回家。这说明,她开始懂得家是温暖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她每天去哪里,但我坚信,现在对由香里来说,家是最安谧、最温暖的。无疑,这是按照竹江先生的要求,没对孩子乱发脾气的结果。以前,我们没能建立一个使女儿感到温暖的家庭,女儿回到家,不是挨骂,就是挨打,得不到一点儿家庭的温暖,当然也就不会喜欢自己的家了。
第三个课题
十月二十六日,我们再次拜访了竹江先生。每次走进警视厅的大门时,我都在想:“什么时候才能为女儿的自新来这里感谢竹江先生呢?虎门医院的吉原、鹈沢先生那里也一定要去,到那时,带上获得了新生,面带笑容的女儿……”但,这一天究竟何时才能到来?它到底能不能到来呢?
这次,竹江先生又提出了一个出乎我们意料的难题,“从今天起,要规定由香里的回家时间。以晚上十点为限,超过一分钟也不给她开门。告诉由香里,这不是要把她赶出家门,而是少年法规定,未成年者,深夜不准在外面闲逛。还要告诉她,这是竹江先生的要求,要恨就恨他好了。如果超过了十点,在向父母认了错、道了歉之后,可以原谅她一次。记住,只能一次,绝不允许有第二次!由香里的朋友可以带回家来,但不准留宿。十点锁门时,不管他(她)们有什么理由,也要让他(她)们回去。如果赖着不走,就打电话叫警察。”
太难了!这比不给零花钱还难办到。由香里以前去哪儿,住哪儿,都是随心所欲的。现在,一下要求她十点前到家,她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但我又转念一想,竹江先生这样做,有他的道理。他先让由香里随心所欲地“自由”一段时间,让她自己体会到,她的所作所为都是自己想做才做的,与旁人无关。然后,再通过给她提出一些要求,教她懂得她也是要受法律约束的。
十点关门,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但是,还没有真正去做,我的思想上就打了退堂鼓。这同女儿夜里一出去我就象丢了魂一样,说明我对孩子表面上虽然很严厉,内心里却是一味地娇惯、迁就。能不能做到这个新要求,这要看我们是否真有决心挽救自己的女儿了。我要全力以赴地完成这个新任务。
最近,竹江先生开始格外注意妻子对女儿的态度。经常批评她对待女儿态度严厉,简直象个驯兽师。要她端正对待孩子的态度。
每当妻子委屈地向我哭诉,她又被竹江先生批评了时,我的心象针扎一样难受。我很清楚,妻子对女儿之所以采取压服的态度,其根源是由于我平时对她们母女态度蛮横所造成的。
妻子曾听到女儿向朋友这样谈论我:“我爸爸简直象个傻瓜,教训我时总用一些那样的词,‘我说得不对吗?‘你不承认吗?是不是这样?哪象爸爸训孩子?真讨厌死了。”我一想起女儿的话,脸上就火辣辣的。我的话的确无法使女儿感到父爱。竹江先生批评的不是妻子,而是我。他是在通过妻子的口,反复地教给我,什么是家庭温暖,什么是对孩子真正的爱。
竹江先生曾这样对我说过:“作为父母,你们为女儿的失足感到很痛苦。但你们却不知道,女儿自己要比你们痛苦多少倍。你们千万不要忘记女儿那颗痛苦的心。”
现在我明白竹江先生的“万一发生意外,那就是她命中注定”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它是在告诫我们,教育孩子事关重大。要通过晓以问题的严重性来启发和触动我们疼爱女儿的心。
第二天,我们向由香里提出了十点锁门的要求。不出所料,她一听就炸了。两眼一瞪,“什么?十点?不行!”“你听着,由香里,以前,你太自由了。竹江先生说,少年法规定:未成年者深夜不准在外闲逛。所以,我们才决定十点锁门。”我们按竹江先生的要求回答了她。“别来这套,我不知道什么少年法!”说完,由香里一扭头走进自己的房间,“砰”地一声甩上了拉门。
下午,由香里怒气冲冲地出去了。今天是规定十点锁门的第一天,我们很紧张,总担心由香里不按时回来。唯一可使我们放心一点儿的,就是竹江先生允许有一次“例外”。看来,这个新规定对由香里很有触动。她四点钟左右来电话询问有没有她朋友来的电话,晚上八点左右就回到了家。这一夜她虽然没有出去,电话却打了个通宵。
较量
这几天,由香里每天都按时回家,这使我们感到欣慰。同时,却又担心她不知哪一天会突然违反这个规定。不安和欣慰交织在一起,使我们几乎有些神经质了。
最近,我的工作结束得比较早。一下班就匆匆赶回家,从不出门。晚上将近十点时,夫妻俩就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表针,焦急地盼望着女儿的归来。这种生活持续了四、五天。
这期间,有一天晚上将近十点时,由香里来电话说她买车票钱不够,被扣在赤坂的见附地铁站,我们闻讯后,急忙赶到车站,付了车钱。带着女儿又在十点前赶回了家。一家三口,默念着“十点、十点”拼命往家赶的样子,回想起来有些可笑,而在当时却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只要由香里晚上近十点还未回来,夫妻俩就开始坐卧不安,死死地盯住表针,胆战心惊地想:“今天不会晚吧?”
要是以前,家长把孩子赶出家门都是不足为奇的。如今,我们却是这样迫不及待地盼着女儿归来。
“把孩子赶出家门”这句话,我开始并不了解它有多大份量。有一次,我同竹江先生谈话时随便说了一句。不料,竹江先生听后勃然大怒:“我从没说过要把孩子从家里赶出去!也绝不能赶出去。只是由于她违反了规定,才不给她开门。这一点请千万不要误解。”他认为,由香里现在不是被赶出了家门,而是她失信,进不了家门。看来,“赶出家门”和“进不了家门”是有天壤之别的。
妻子日记摘抄:
十月三十日
由香里每天睡到中午,傍晚出去,晚上八点左右回家。不知因为是有了新规定,还是有别的什么缘故,她最近没在外面过夜。
三十一日晚八点钟左右,由香里打来电话说,她想在新宿的朋友家过夜。妻子回答说:“你自己考虑决定吧。”竹江先生要求我们不要发表意见,一切都让孩子自己去决定。所以,我们在和由香里说话时是格外注意的。通过实践,我们渐渐懂得了“强迫命令”和“启发自觉”两种做法的意义是迥然不同的。
过了一会儿,由香里带着两个男孩子回来了。将近十点,我让他俩回家,其中一个说他家住川崎,离车站很远,现在已没有公共汽车了,想借二千元坐出租车回去。当时我想,宁肯让竹江先生批评一顿,也要尽快把他们打发走。就叫了辆出租车,并预付了到新桥的车钱。
可是,当我回到家,却不见了由香里。我转身下楼,竟发现由香里和那两个男孩子藏在树丛的阴影里,他俩一见我,便一溜烟逃走了,只剩由香里尴尬地站在那里。见到女儿如此坦然地欺骗自己亲生的父亲,我的心一下子凉透了。我木然地呆立在那里,对竹江先生的要求产生了怀疑。但是,我却没有想到,这正是由于自己违反竹江先生的要求,替由香里的朋友付了车钱所造成的。
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十一月一日傍晚,由香里一声不吭地出了家门。将近十点还没回来,我们预感到情况不妙。两双眼睛紧紧盯住表针,……九点五十分,……九点五十五分……两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时针指向了十点,夸张点说,我们当时的心情就象被宣告了死刑一样。夫妻俩默默无言,又紧张,又害怕。
十点十五分,楼梯上传来了急促的奔跑声,是由香里。门铃响了,我克制着,不让自己站起来。抬头看看妻子,从她那紧闭的双唇可以看出,她也在极力地控制着自己。
门铃继续响着,“快开门!”门外不时地传进由香里的喊叫声。我双手捂住耳朵,几乎脱口叫出声来,“别叫了吧!”然而我没有勇气去告诉她:“这是规定,不能开。”
铃声响过几十次后,由香里失望地走了。脚步声渐渐地远去。夜,从未象今天这样令人感到彻骨的寒冷。由香里到哪里去呢?她身无分文……瞬间,我想起女儿小时候做肿瘤摘除手术前,医生告诉我要做好是癌症的思想准备时,我一下晕倒在妻子怀中的凄惨情景来。
突然,妻子声嘶力竭地向我大喊:“还我女儿!你听见了吗?还我女儿!”我一时没有弄清妻子为什么这样歇斯底里。但马上我就明白了,这是母亲的心被撕碎时发出的惨叫。
妻子日记摘抄:
十一月一日
写给我们的由香里:
妈妈永远是你的妈妈,请你原谅她吧。
我知道,你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
妈妈在为你痛苦地流泪,
爸爸在为你哭泣、悲伤。
当天夜里,由香里又没回来。
十一月二日,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天气很冷。一夜未曾合眼的夫妻俩相对而坐,沉闷无语。他们在忧虑着一夜未归的女儿。打开电视机,里面演的似乎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立刻又被关掉了。女儿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
“孩子有什么罪?深更半夜被赶出家门,流落街头?是竹江先生让我们赶走了心爱的女儿。”想到这儿,我真想拿起扩音器,走遍东京,去找回我们的由香里。同时,另外一个念头也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事到如今,也只有坚持下去了。“万一发生意外,那就是她命中注定。”竹江先生的话反复地在我的耳旁回响。作为父母,谁也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女儿无家可归。我苦苦地思索着。终于,弄懂了这句话的含义——不下这样的狠心,是无法完成挽救由香里的艰苦使命的。
中午,门铃声响了起来,妻子顿时跳了起来。“要是由香里的话,就不要开门。”说着,我也随妻子向门口走去。
打开门上的小窗,看到由香里和R子站在门外。“喂!开门!”由香里口气蛮横,丝毫没有认错的表示。“告诉你,这是规定,不能开!”砰,砰!由香里开始用力踢起门来。我们返身回到房间,任凭她去踢、去喊。“喂!开门!”喊声越来越大。我绝望地想,要是再不开门的话,恐怕就再也见不到女儿了。我犹豫地站起身来,要去开门。“不能啊!”妻子说着,一下子抱住了我。我用力推开她,向门口走去。妻子又一次死死地拖住了我。“是啊,不能开门。”我无力地坐了下来。虽然意识到自己错了,但还是身不由己地想去开门,仍被妻子阻拦住了。看来,妻子是下了决心。门外,断断续续地传进由香里和R子的说话声。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叫门声依然不停。
我尽力克制着自己,不去开门。三十分钟后,叫声停止了,我悄悄地走到门旁,打开小窗一看,她们走了。望着空荡荡的门外,我的心一下被失望笼罩了。
一个小时后,电话铃响了起来,妻子忙操起话筒,是由香里。她第一次向妈妈认了错,道了“对不起”。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竹江先生说过,“无论用什么方式,只要孩子认了错,可以原谅一次。”我忙向妻子点了一下头,妻子也长嘘了一口气,对着话筒大声说:“你可以回家了。”
不一会儿,由香里和R子就到了家。雨仍在下着,两人淋得象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冷得上牙打着下牙。一进门,由香里满脸怒气地小声嘟囔了一句“对不起”,看表情丝毫没有认错的诚意。但平时的嚣张气焰却有所收敛,愤怒的眼神中也流露出虚弱。两人走进房间,蒙头大睡。
此时,妈妈一定有许多话要同女儿讲。虽然女儿不顾父母的忧虑,经常在外过夜。但被锁在外面这还是头一回。妈妈一定想把女儿亲热地搂在怀里,嘘寒问暖。可是,竹江先生是不许我们主动同孩子交谈的。可怜的妈妈只能把万语千言、一片深情,都憋在肚子里了。
事实上,如果当时家长亲切地向女儿嘘寒问暖,女儿肯定会反感地想:这叫什么妈妈!昨晚把我拒之门外,今天却又甜言蜜语。
一定要让孩子懂得,家长说话是算数的。十点关门、不给零钱都要说到做到。对于教育孩子,家长的言行一致是绝对必要的。
夜色降临了,她俩还在睡着。九点钟左右,由香里起来了,她用命令的口吻说:“哎!R子要回家,给她车钱!”我尽量平静地回答她:“不行,不能给。”她脸色陡然一变,“我的朋友有困难,她没车钱回家!”见我们不回答,她越发恼怒:“你们也算是我的父母?”我们仍不理睬。由香里被激怒了,冲我们大骂:“魔鬼!”两只冒火的眼睛怒视着我们。我真想冲上去狠狠地给她一个大耳光。但我还是拼命压住了火,没有发作。“那好吧,R子今晚不走了。”说完,她扭头回房间去了。
我们本应打电话叫警察带走R子。但又一想,只要我们不说,竹江先生是不会知道的。于是就默认了。
竹江先生的做法
十一月七日。由香里遵守十点关门的规定已经有几天了。妻子指着楼下一辆轻骑对我说:“你看,这车在楼下放了两三天,会不会是由香里从哪儿弄来的?”我一听,心中不觉一惊。急忙跑到楼下一看,果然停放着一辆黄色车身的“帕索拉”。“难道真是由香里她……”我越想越怕。当我认定这是由香里“骑”来的时候,心中蒙上了一层浓浓的愁云。
竹江先生说过:“有的孩子是不会因为缺东西就去偷盗的。”事实也正是如此,由香里虽然好长时间未从我们这里得到一分钱,却从没有因偷盗被警察拘留过。因此,我一直对竹江先生的看法坚信不疑。但是,眼前的事实却与竹江先生的断言完全相反,我不由得又坐立不安起来,马上给竹江先生打了电话。话筒里传出了竹江先生镇静的声音:“由香里对您说了吗?”“啊……,还没有。”“您既然没有看见她偷,就请什么也不要对她说。如果一星期以后车子还放在那里,您就向赤坂警察署报告。他们会酌情处理的。”竹江先生很冷静,丝毫也不慌乱。
放下话筒,心中的愁云仍未消散,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总想问个明白。由香里一进家门,我劈头便问:“车是哪儿来的?!”“噢,轻骑呀,那是我借别人的,人家明天就来取。”她满不在乎地答道。看到她那副样子,我不愿也不敢再追问下去了。就没再说什么。
妻子日记摘抄:
十一月八日
由香里下午出去了。我下楼一看,那辆轻骑也不见了。六点左右,小松川警察署打来电话:“您的孩子犯了事儿,请马上来一趟。”我的心咯噔一下抽缩到了一起,放下话筒便向松川署奔去。
由香里和她的朋友并排坐在少年科刑警木山先生面前。她俩就是为那辆轻骑被扣的。木山先生对我说:“看到她俩骑车兜风的样子很可疑,警察就扣留了她们。经过调查,果然那辆轻骑已有人报了失。是由香里从赤坂偷来,骑到小松川的。”我再一看由香里的腿,到处是伤,小腿肚子皮开肉绽。我顿时惊呆了,她是什么时候,怎样学会的骑摩托车呢?我越想越害怕,全身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木山先生笑着对我说:“由香里中途迷了路,遇上‘暴走族,被他们带到了小松川,腿上的伤就是在路上摔的。”
我在另外的一个房间里向木山先生说明了竹江先生的要求,并恳求他严厉处罚由香里。木山先生却不赞成地说:“处罚并不一定能起到较好的教育作用,她毕竟还是个孩子,您还是把她领回去吧!”调查、讯问结束后,已是夜里十点多了。木山先生让我把她的同伴也一起领回家过夜。我再三向他解释说竹江先生是不容许这样做的。木山先生却说由他负责向竹江先生解释。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把她俩领回家。
第二天,妻子将事情的经过向竹江先生作了汇报。听说他很是不满。他虽然已经接到了小松川署的电话。但小松川署和妻子的作法是违背他的要求的。我想,竹江先生是想通过这件事,严厉惩罚一下由香里,让她懂得这样一条法则——社会是不允许她胡作非为的。干了坏事,就要受到法律制裁。处理好这件事,确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好机会,让由香里亲身体验一下,父母的爱并不能代替社会的法则。
竹江先生从来不用“大道理”对我们进行说教,而是让我们通过具体而又痛苦的实践去体会他的指导思想。通过艰苦的实践,我对竹江先生的基本思想有了比较清楚的理解。在家长对孩子的爱的问题上,他首先教给我们要忍耐,以便建立一个让孩子认为是最温暖的家庭。要使孩子体会到她所受的一切苦难,都是她自作自受。在此基础上,再让孩子切身感受到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是要受法律约束的。
痛苦的笑
当天夜里,由香里腿上的伤疼得很厉害,象是化了脓,她自己也害怕了。近来,由香里一直用“哎”、“你过来”之类的词来称呼母亲。这晚却一反常态地“妈妈,妈妈”叫个不停,一会儿也不让妈妈离开自己的身边。尽管这是由香里出于伤后的恐惧才这样依恋妈妈,但母女俩和睦相处的情景近来毕竟是很难见到的。
夜里,由香里向妈妈哭诉了自己的心里话:“我并不是真心想反抗妈妈,但我又不愿向任何人低头,而且永远不能低头。但是,妈妈却不能理解我……”由香里有她自己的追求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她投入了全部精力,顽强地挣扎着。但是,她什么时候才能发觉她自己所追逐的生活是空虚而又是堕落的呢?作为家长,我们只能以“忍耐”去迎接这一天的到来。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母女俩的谈话,试图从女儿的话语中找到打开她心灵大门的钥匙。
常言道:“孩子的性情变幻莫测。”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今天刚为看到一线光明而欣喜,明天却又是漆黑一片。仿佛象灯光一样,亮一阵子还是要熄灭的。
当由香里得知自己的伤势不严重以后,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活动起来。她每天的时间表安排得满满的。每天不是早晨就是下午,一定要出去,从来不休息。吸毒也更厉害了。回到家时,经常是步履蹒跚,左摇右摆。有时干脆就把装甲苯的小瓶也拿回家。我们只能把瓶子抢过来,而又不能对她发火,只好呆呆地站在那里瞪着她。她反而满不在乎地安慰我们:“没……没关系,不……要紧。”然后,一步三晃地走回自己的房间。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可是,即便如此,她每天也准时在十点前赶回家。孩子的心真是令人难以捉摸。
十几岁的孩子身上,有一股使不完的力气。象那些为考上东京大学,终日伏案苦读,为能参加梦寐以求的“甲子园”(举办初中高中棒球决赛的体育场)的比赛而终日奔跑在绿茵场上的孩子一样,由香里也以她的全部精力在对妈妈、社会和家长进行着并非出自内心的反抗。
妻子终日为女儿的身体健康而忧虑,几乎每天都流着泪对我说:“十点前到家了又管什么用?这样下去由香里的身体马上就会垮掉。”
认识竹江先生以前,我每天东奔西走去寻找彻夜不归的女儿,几乎走遍了东京的大街小巷。由香里现在每天在哪儿活动,我大致是知道的。我想请竹江先生通知警察取缔这些地方,或者请求虎门医院将由香里隔离到登户的特别分院去,便于她戒掉吸毒嗜好。我在电话里向竹江先生谈了我的想法,不料,他坚决反对。他说:“如果警察取缔了那些‘场所的话,她们就会转移到更秘密的地方去。知道由香里在哪儿、干什么,总比不知道好。如果强制隔离她,她出院后还会再吸毒的,如果她本人不下决心戒的话是绝对戒不了的。”我说担心由香里再染上兴奋剂。他回答说:“由香里洗澡的时候你们注意观察一下她身上有没有注射的痕迹,如发现可疑之处,立即向我报告,我会采取适当措施的。”竹江先生口气坚决,没留给我们一点儿反对的余地。
这一段时间,我们一家就象是被恶魔缠住了。十年来,我的工作一直很忙。有时紧张得连休息都顾不上。但最近却一反常态,工作骤减,很是空闲,只好终日与妻子相对而坐,默默无语地度日。
据妻子说,由香里看到我的情况也很担忧,她在电话中对朋友说:“我家老头子最近有点要‘栽。不过,他已经出了名,也就可以了。”痛苦的笑,恐怕就是在这种时刻,听完这样的话后发出的吧。
近来,由香里的服装明显地“时髦”了起来。她上着一件黑色衬衣,下穿一条又黑又长的裙子,——也不知她是从哪儿借来的。头发又烫成了“乱鸡窝”,并且化妆,染黑指甲,粘假睫毛。一个13岁的少女,打扮得象个妖精,真让人无可奈何。我不敢正视由香里那副模样,在狭窄的家中,每天都象逃避瘟疫一样地躲着她。
我在赤坂住了三十多年,附近商店里的人都很熟悉。我的工作地点之一——东京电视台,就在我家对面。由香里却不顾这些,到处给我丢人现眼。
有这样的女儿,怎能不使我羞于见人呢?每当在赤坂的大街上遇到熟人,我总是急忙钻进人群中避开。走过商店门前时,也总是把头低得不能再低,生怕别人认出我来,谴责我:“您家的小姐可……”
我和妻子商量,把家搬到一个熟人也没有的郊外去。打电话征求竹江先生的意见时,他说:“铃木先生,您怎么这么糊涂呢!只有人群才能藏住人啊。如果您搬到人烟稀少的郊外,就会比在市里更惹人注目。再说,打扮成那样的孩子未必是很坏的。就说小偷吧,他们绝不把自己打扮得与众不同,而总是使自己的穿着与普通人一样。服装只是个兴趣问题,只有治愈了心灵上的疾病,其他的‘病才能随之好起来。关键是治疗她的‘心病。”竹江先生的话象温暖的春风,把我心中的愁云吹散。
迄今为止,我所遇到的人们,没有一个不是对失足少年的服装、举止大为不满的。他们总是要我去换掉女儿的衣服,纠正她的举止。今天,社会上的人们在接触和真正了解这些失足少年之前就抱有“坏孩子”的先入之见。带着这样的成见,怎么能去挽救和教育好这些孩子呢?“服装只是个兴趣问题,只有治愈了心灵上的疾病,其他的‘病才能随之好起来。”竹江先生这非凡的话语,使我对他重又充满了敬意。我下定决心,为了女儿,我要挺起胸来做人。因为孩子走了邪路,自己就背上“自卑”的包袱的家长是不能教育好子女的。要想真正理解孩子的心,首先家长就应该抛掉“坏孩子”的偏见。
难熬的日子
最近,由香里显得很烦躁,对什么事都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只要是她接打到家里的电话,总是没好气地说:“不在!”“这不是铃木家。”“请不要乱拨电话。”然后就“砰”地一声挂掉。
十一月九日晚,我因工作未在家。由香里将一肚子火气都撒到了妻子身上。这天,她很早就回到家,一进门就耷拉着脸说:“给我钱!”听妈妈说不给,脸色“唰”地一变,咬牙切齿地说:“我他妈要你的命!”“你杀了我吧!我是你妈妈,杀了也没关系!”听妻子这么一说,她越发恼怒,凶神恶煞似地说:“我他妈的能杀我的老娘吗?”说着,抄起身边的东西朝妻子身上砸去。这就是家庭内的暴力。近来,她不仅对她妈妈,对我也是没大没小,言语粗野。我几次举起了手,但都强忍住。
言语变得粗野,是每一个失足孩子的必经阶段。这些孩子总喜欢将他们在“前辈”的大朋友那里学来的言谈举止,在家里向自己的“敌人”——父母炫耀,以示他们的威风和对家长的蔑视。对这种暴力,我们是束手无策的。竹江先生这样说过:“孩子拿出刀子来威胁家长,用刀子扎家长的事情是有的。这时,家长大都在惊慌之中想把孩子手中的凶器抢过来,从而发生了激烈的争夺,甚至闹出人命来。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家长只要保持镇静,对孩子的行为酌情采取相应的行动就行了。即使孩子扑上来,他们也不会伤害家长的性命,至多也就是打掉几颗牙而已。只要忍耐住,事情就可以解决。”他总是用平静的口气谈论一些令人毛骨耸然的问题,这席话可算是一例吧。他认为,如果家长真想挽救自己失足的孩子,对这点事情是必须忍耐的。
青少年的犯罪,在家庭和学校施用暴力,都是在和家长的关系破裂后发生的。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家长,在孩子幼儿时期就没有对他们进行很好的教育。当孩子长到十二、三岁,对家长、社会及学校都想进行反抗的时候,又不得法地对孩子不是娇惯就是训斥,再就是一天到晚在他们的耳旁叨叨个没完。其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孩子不但没有学好,反而离家长所期望的越来越远。
竹江先生这样对我说:“您现在认识到自己错了的话,还为时不晚。但是,您若想挽回以前的过失,就必须拿出家长的勇气来和孩子较量一番。”
要想挽救由香里,就要“忍耐”。我请求妻子为挽救女儿要准备忍受任何暴力。我们决心经受一切艰苦的考验。
第二次较量
大年初一这天傍晚,由香里和两个女孩子回到家。她俩是经常和女儿来往的旧友。由香里说她们要去拜谒神社,妻子就将自己的和服拿出来,给那两个女孩子穿上。
夜里八点半左右,她们三个和N君一起回到家。N君是由香里在永田小学校时的高年级同学。她们到家后又吸开了稀薄剂。妻子走进房间,抢过稀薄剂扔掉了。
N君一直担心由香里又要闹事,这一天赶在十点前告辞了。N君走了,由香里请求妈妈说:“那两个女孩子没有地方住,想请妈妈允许她俩住在家里。”妻子说:“十点以后,任何人也不准留宿。”坚持让她俩回去了。为此,由香里大发雷霆,闹了起来。
我能够理解由香里的心情。在认识竹江先生以前,这两个女孩子经常来我家玩,也常常住在这儿。当时,我和妻子对她俩也很热情。因此,她俩和我们的关系自然是亲密的。由香里认准我们会对她俩另眼相看。
我到家后,由香里对我也怨气冲天,大发牢骚。我耐心地向她重申了竹江先生的要求,总算使她安静了下来。
我不知道,对这新年一开始就发生的事,由香里是怎样看的。但她三号那天出去后,一直到十点也没有回家。
看来,由香里这次也是下了狠心了。整整两天,她音信全无。
我和妻子的决心也很坚定。随着同由香里反复多次地较量,我们与其说是习惯了她的这一套做法,不如说是对女儿不能理解父母的一片苦心而感到愤怒!以前每当女儿出走时所产生的悲伤心境,现已变成了一定要让她理解父母为什么这样做的坚强决心。
第二天,由香里终于打来电话说:“让我进家吧!”“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说完,我就放下了话筒。
我的语气竟是这样坦然。想当初,我们的态度不坚定的时候,有时软弱,有时发怒,有时甚至是哭泣乞求。但今天,我们具备了家长应有的尊严之后,父女之间的交谈也就变得自然了。由香里啊,由香里,这样的蠢事,你究竟要干到哪一天为止呢?父母的心你是理解的啊!我在内心里已经相信女儿是理解我们的诚心了。这种自然的口气,也许就是父亲真挚的爱吧。
现在,我们不再是竹江先生的牵线木偶,也不必事无巨细都要向竹江先生哭着乞求指示了。我们终于成为真正的家长,可以独立思考,自己就能决定应当怎样去做了。
一月七日,由香里已经整整七天没有回家了。这天早晨,天色刚蒙蒙发亮,赤坂五丁目派出所打来电话说:“你们的孩子来告你们,说她很想回家,但你们却不许她进门。请你们马上让她进家。”听口气,警察很恼火,我尽量用平静的口气回答说:“我们是按照既定的方针在教育她,请你们让她走吧!”警察一听,犹如火上浇油,对我们吼道:“你们也算是做父母的?!”终于和我们吵了起来。最后,警察一怒之下挂上了电话。
八点钟左右,又接到赤坂警察署打来的电话,命令我马上去一趟。妻子说:“还是我去吧,我向他们好好解释一下。”
妻子去了一会儿,就打来电话说,无论她怎样解释,警察就是不听,只好让我去一趟。无奈,我马上去了赤坂警察署。
据妻子说,她把情况的前前后后都向科长讲了,并请求科长先生将由香里送进鉴别所(少年儿童被送到少年院劳教前,先送到鉴别所收容教育一段时间,以鉴别他是否应当送进少年院劳教——译者注)。不料,科长一听就火了。他对妻子说:“简直是岂有此理!孩子是自己来警察署请求保护,我们怎能将她送进鉴别所呢?”结果,同妻子发生了争执。
科长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他一定在想,以前,女儿只要一天没回家,我们就四处寻找,闹得满城风雨,跑到警察署来请求保护。而那时警察却总是对我们大为不满地发脾气说:“你们做父母的太娇惯孩子啦,以后少袒护点好不好!”但事隔数月的今天,女儿自己找警察请求帮助,使她能够回家,而我们却一再请求警察送她进鉴别所。这一切确实令科长费解。他一定在想:“这算是什么家长?!”
妻子的想法我完全理解,竹江先生曾想把由香里送进鉴别所,就是希望让她通过鉴别所的生活,懂得什么是社会的约束力。并通过那里的一段经历,使她的生活规律化起来,今天,由香里已经十四周岁了,况且又是一连出走了五天,这正是一个好时机,竹江先生预想的目的也许就能实现。
为了取得科长先生的支持,我大约用了一个小时,将当时的情况及背景做了说明。
“要用事实使孩子体会到家长的爱和社会的法律是迥然不同的两回事。”竹江先生的这个要求,我们曾几次尝试过。通过实践我们体会到,只要连结在父母与孩子之间爱的纽带坚固不断,即使孩子被送进鉴别所,也会重新回到我们身边的。
由香里所以跑进警察署,乞求警察帮助自己回家,就是因为在她的心中升起了和我们相通的新的感情。因此,我坚信由香里即便去了鉴别所,最终仍会回到我们的身边。
科长听完了我的说明后,露出一副似懂非懂的神情。这也难怪,我和妻子要求将女儿送进鉴别所,也是想尽快使女儿弃旧自新,所以我们才迈出了这勇敢的一步。
科长一定十分明白,这次由香里没有做任何触犯法律的事情。不仅没有违法,而且是去向警察请求帮助的。如果将她送进鉴别所,就会使别人觉察到,警察与家长合谋来惩罚由香里,科长的处境将会狼狈不堪。那时,我曾几次给竹江先生打电话,但他却因工作外出了。我想不出,如果竹江先生在的话,他会做出什么抉择。
最后,科长先生在我们再三的恳求下,似乎被我和妻子那自认正确的理由所打动,但又极不情愿地为我们办理了由香里去鉴别所的手续。
妻子和由香里当时就从赤坂警察署出发,到家庭裁判所(处理家庭纠纷及有关少年犯罪的非公开法院——译者注)去接受裁决。
根据少年法,孩子被送进鉴别所或少年院(劳教农场,属于刑事处罚的少年教育机构——译者注)前,先到家庭裁判所接受裁判官的审理,由这个少年法律机构的法官裁决是否应当送鉴别所或少年院。
但是,在家庭裁判所接受审理时,由香里一口咬定她是想回家才去请求警察帮助的。她的申诉得到了裁判官的认可。这样,妻子和女儿便一起回到了家。
这天,整整一天,我们都没有找到竹江先生。
第二天早晨,我头一个和竹江先生通上了电话。他还不知道这件事。“总之,我在彻底了解清楚事情经过之前,是什么也不能说的。”竹江先生很慎重,对我们的独断专行也没有表示不满。
当时,我们已经觉出走这一步是太大胆了。家庭裁判所的裁决使我们松了一口气。
不知由香里对这些事件有何感受。她第二天中午起来后突然对我们说:“我已经很累了,从明天开始去上学。”并自己给竹江先生打了电话。当时,竹江先生好象很尴尬,由香里讲完话,妻子接过了话筒。过了一会儿,妻子放下电话对我说:“竹江先生第一次这样惊慌失措。”说着,露出了一丝深不可测的笑容,也许是因妻子见一贯对她发脾气训斥的竹江先生也会一反常态地惊慌失措。我体会到,这笑里充满了对女儿深厚的母爱。
当时,竹江先生一定没有料到由香里会提出上学这个问题。他的方针是,要去上学,就得由香里本人真心实意地想去,而且自己提出申请,得到校方相应的允许后才能去。但由香里断然向他提出:“我很累了,从明天开始去上学。”使得他一时不知应当如何回答是好了。
过了一会儿,竹江先生打来电话说:“你告诉由香里,今天晚上让她自己给班主任老师打个电话,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班主任。”这时,竹江先生已经恢复了以往的镇静,并开始指示我们应当如何去做了。
我和妻子将竹江先生的话转达给由香里,她听完只说了声:“好吧!”
夜里,由香里给班主任打了电话,向老师诉说了自己想上学的愿望。
感情的萌芽
一月二十二日清晨六点钟左右,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们从梦中惊醒。电话是赤坂署打来的。警察说,身着学生制服的由香里手拿装毒品的小瓶,步履蹒跚地故意在警察署门前转来转去,被扣留了,让我们马上去领人。我听了警察的话真似万箭穿心。我知道女儿想上学,而她又受不了校规的管束,万分苦恼,最终只好以稀薄剂来折磨自己。
放下电话,妻子就匆匆赶往赤坂署,我则在家里等消息,这真象是在等死。我尽量使自己焦急的心情平静下来,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一直等到九点钟才接到妻子的电话,说她请示了竹江先生,竹江先生说“按商定好的办”。这就是说要把由香里送进鉴别所。竹江先生让妻子回家等待结果,他负责同赤坂署联系。妻子回家后,向我详述了在赤坂署发生的情况,我听着听着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这是女儿堕落以来第一次流出的充满希望的泪水。
在赤坂署,警察对妻子大发脾气。这恐怕是他们认为由于家长无能,女儿才屡教不改,或许是见我们对竹江先生言听计从,完全改变了原来的做法,认为我们没有主心骨吧。但是,没有同儿女一起度过那地狱般生活的人,是无法理解竹江先生的指导有多么正确的。
竹江先生虽然要求我们在由香里彻底转变之前,即使别人产生了误会也不要为自己辩解。但警察的粗暴使妻子忍无可忍,终于和他们吵了起来。这一切都被关在隔壁的由香里听到了,她吼了起来:“凭什么训我妈妈?!是我做了错事,要训就训我吧!我的父母没错,他们是好人!”听妻子讲到这里,我的心和竹江先生产生了共鸣。一想到女儿终于开始从感情上向我们靠近,就如同一股暖流注入了我的心田。我的眼睛模糊了,女儿那颗痛苦而又任性的心,已开始感受到了父母的爱。
我听说几乎所有失足的孩子在家庭裁判所被押上开往“鉴别所”、少年院的警车时,都满腔怨恨地对自己的父母大喊:“是你们害了我!是你们害了我啊!”有哪个家长有意坑害自己的孩子呢?这种悲剧的发生,是由于家长没有将满腔的疼爱用正确的方法注入孩子的心田,致使连接在家长和儿女之间的感情纽带被娇宠和打骂所切断了。
虽然竹江先生想趁此机会让由香里通过鉴别所的生活懂得社会是有法律来惩罚她的胡作非为的,但由于赤坂署和学校的反对,由香里又被领回了家。赤坂署少年科科长要求我们强迫由香里上学,并要妻子每天接送。
幸福的一天
第二天,由香里被迫去了学校。中午妻子接到了学校的电话,便去学校把下午没课的由香里接回家。这天正好我在家休息。由香里一进门就对我说:“爸爸,带我去新宿买身衣服吧!”我不由得微笑着点头同意了。
回想起来,我们已有几年没有一起上街买东西了。况且,又是由香里破天荒地第一次主动提出来,我怎能不欣然同往呢?!我的心由于兴奋而剧烈地跳个不停。我们带着女儿向新宿出发了。我尽量地控制着自己,不让兴奋的心情流露出来,和女儿并肩走在新宿的地下大街上。
由香里的服装非常古怪:她上穿一件黑色毛衣,下着一条又短又肥,既不象衬裤,又不象西装裤的“裤子”,脚登一双金光耀眼的黄色凉鞋。我是演员,许多人都认识我,人们迎面走过后都回头议论说:“这不是铃木隆信吗?”也有的人见我和一位衣着古怪的少女并肩行走,都露出了疑惑不解的神情。我能同女儿一起上街,真是又高兴又惭愧,可由香里却毫不介意。
由香里在一家服装店前停住了脚步。橱窗里的模特儿穿着空中小姐穿的蓝白色高档西服。女儿靠近我,指着模特儿说:“爸爸一定想让女儿穿上这么漂亮的衣服吧!”听了女儿的话,我的心里象吃了蜜似的甜,但为了不让女儿看出我心中的喜悦,只是回以淡淡的一笑,不过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笑。
女儿的话如同赠送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这句话使我醒悟到:女儿是理解父母疼爱她的心的。所有的失足少年都是理解父母的心的。如果他们一旦知道父母对他们失去信心,不再疼爱了的话,那就会自暴自弃,迅速地滑进罪恶的深渊。
由香里走进对面的一家服装店。店里挂满色彩缤纷,颜色各异,款式多样,价格不一的服装。她歪着头,左瞧瞧,右看看,精心地挑选着,我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走到她的身边小声说:“只要你喜欢,多贵都行。”“别太浪费了,我买身便宜的就行。”说着,由香里对站在身旁的妈妈甜甜地一笑。果然,她买了一身价格便宜、颜色朴素的西装,我惊讶不已,这也许是她为让我们高兴才这样做的。若是那样,更足以说明女儿已开始体谅到父母的心了。
从小花钱就大手大脚的女儿,竟变得如此体谅父母的心情,这怎能不使我欣喜万分呢?
“哎,再买双鞋吧!”一出店门,我忙对由香里说道。由香里听后,“扑哧”地笑了起来,然后指着脚上金光闪闪的凉鞋说:“爸爸是不是看不惯这个?”“不,不是!我是想再给你买一双和这身西服相称的鞋。”我象是在为自己辩解。由香里喜气洋洋地走进一家鞋店,买了一双价格便宜的鞋。
出了鞋店,一家人走进地下街餐厅。“我去换衣服。”由香里说着拿起装衣服的口袋向化妆室走去。夫妻俩目送着女儿进了化妆室后,两人的目光又不期而遇了。妻子高兴地笑着说道:“多好啊!”“嗯”,我很久没有看到妻子这样发自内心的笑容了。我们全家人一起度过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幸福的一天。
女儿的心
一月二十四日这天,我因工作没在家,妻子又被学校叫去了。学校未允许由香里进教室,让她在办公室里写作文。妻子在接受关于今后如何教育由香里的生活指导教育时,接到了赤坂署的电话。于是,妻子又赶到赤坂署。在那里,妻子就由香里上学的问题同警察发生了分歧。她虽然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说,但最后还是忍住了,没有同警察吵起来。从赤坂署出来,妻子又赶回学校。当妻子向学校解释在赤坂署发生的事情经过时,由于过分疲劳和激动,引起临时贫血昏倒了。由香里当时竭尽全力,出色地照顾了妈妈。她先送妈妈到医院检查,并做了点滴注射。陪妈妈回到家后,又忙着收拾房间,洗衣服,做饭……女儿的行动,感动得妻子热泪盈眶。
我曾听一位失足少年这样说过:“以前,我净做坏事,害得妈妈吃尽了苦头。我真正痛感对不起妈妈,是我在家庭裁判所,即将被送往鉴别所的时候。当时,我看到妈妈低三下四地跪在地上向裁判官谢罪赔礼的惨相,宛如万箭穿心。我下定决心,绝不能再让妈妈为我受此凌辱和折磨了。”这位少年的肺腑之言足以证明,家长的爱和忍耐是完全可以打动和感化孩子的。如此真诚的忏悔,决不会出自于暴力压服。由香里能够在妈妈昏倒时,尽心尽力地加以照顾,也是由于她为妈妈真诚的爱所感动了吧,她曾目睹妈妈一次次地被叫到派出所、学校,并向警察、老师们低声下气地赔礼道歉。此外,无论她的朋友是到家里玩,还是到家里来胡闹,她从来未听妈妈发过一句牢骚。妈妈真挚的爱,使她开始真正认识到是她自己错了。
竹江先生曾这样谈过家庭内的暴力问题:“即使被打掉牙齿,也要忍耐住,孩子是不会杀自己的父母的。”他这是在告诉我们,孩子是能够从家长的真挚情爱中逐步体会到父母心的。
孩子只有感到父母在真心疼爱自己,才能信赖父母。家长也只有言行一致,说到做到,才能博得孩子的信任。即或有的事情和做法一时难以为孩子所接受,但一旦孩子们明白了家长的真意之后,就会越发地信赖自己的父母。爱和信赖是不可分割的。
然而,在现实中,即使家长的言行使孩子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认识,他们也不会马上就好好学习,脱胎换骨的。孩子的思想不成熟,所以转变有时也是不稳固的。从孩子开始认识错误到彻底转变这一漫长过程,家长的正确引导和忍耐是非常重要的。
远离
对我来说这是阔别已久的大坂公演。东京到大坂乘新干线只需三个小时,一天就可以松松快快地打个来回。奇怪的是,在大坂住了一个月后,却又觉得东京是那么遥远。离开了东京后,一年来发生在东京那座小公寓中的件件往事却又是那样的令人怀念。
在东京的妻子一定仍在为女儿的问题饱尝着艰辛。但我却很放心,因为我们在竹江先生的指导下,建立起家长应具备的坚强信念。脱离了东京的紧张而又艰苦的生活后,我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作了客观的思考和评价后,更增强了这个信念。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已经完全掌握和理解了竹江先生指导思想的实质。
去年十月份同竹江先生第一次相见以来,对由香里引起的每一个事端,竹江先生都是耐心细致地教我们如何正确处理,我们也努力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了。当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有时违背了他的意志。但我们一旦发现自己错了以后,就迅速地加以改正。今天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女儿了。
竹江先生从未说过,也没有要求过我们应当如何使由香里自新,却总是提醒和要求我们端正对待孩子的态度。他认为,只要家长纠正了对待生活和孩子的错误态度,孩子也自然会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以前,我们对待由香里不是乱加限制就是娇宠,不是打骂就是讨好,一点儿也不理解孩子的心,对孩子不是积极地加以正确的引导,而是被动地跟在孩子屁股后面团团转。总之,家长的一切错误做法,都集大成于我们一身。
对此,竹江先生首先让我们认识到,孩子也是人,对于一个人是不能随意限制、娇宠和打骂的。教育孩子,不能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小节,而要将着眼点放在如何使孩子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的高度上。
他通过要求我们十点锁门、不给孩子零花钱等等做法的实践,用事实教育我们,只要家长具备了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就一定能够挽回以前的过失,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竹江先生指导思想的重要一点,就是在孩子处于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的阶段,家长必须给予正确的引导,而不能任其放任自流。家长积极引导和放任自流两种做法的巨大差异,在孩子长大成人后一定会在他们身上的某个方面充分地显示出来。所以,竹江先生告诉我们,只有建立起一个使孩子认为是最温暖的家庭,才是家长对孩子真正的爱。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理解了竹江先生教育思想的实质。今后,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我们坚信,我们是能够把竹江先生的思想贯彻始终的。
一个月的公演顺利结束了,我怀着满意的心情和对女儿的思念,乘上了新干线的列车。
妻子日记摘抄:
一月二十九日
由香里没去上学。下午起床后一直在房间里听唱片。傍晚,她的朋友们又来了,一会儿就从她的房间里飘出了毒品的气味。我进去将它没收了。过了一会儿,臭味又飘了出来。九点五十分,她们都回去了。
一月三十日
太阳老高了,由香里这才起床。她一天都闷在屋子里。傍晚,她的朋友来了,说是同她换立体声录音机,将由香里的录音机拿走了。谁知道她们搞的什么鬼,我依旧保持着沉默。依我看,她的那些朋友们今天夜里又是悠悠晃晃,闲得发慌了。
二月一日
清早,有几个女孩子几次给由香里打来了电话。当我发觉事情有些蹊跷时,由香里已背上书包,说了声“上学去”,出门走了。我虽想问,但又不能问,只好默默地看着她下了楼。二十分钟后,由香里带着两个同她年龄差不多,穿戴整齐的女孩子回到家。难道她们也是不想上学,到由香里这里来寻求帮助的吗?三人聊着天,还不时地开心大笑,傍晚时分,她们俩才回去。两人走后,由香里对我说:“她们也有苦恼。”她今天的心情好象很舒畅。
二月二日
丈夫第一天参加《代理店》的公演。由香里没有去上学。
二月三日
由香里仍是老样子,没有去上学。每天都要睡到中午。起床后就闷在屋子里听唱片、看书。近来她很少外出。N君来找她玩,九点多钟告辞走了。不知为什么,她的那些朋友这些天没有来。
二月四日
拂晓时,由香里发高烧了,我在她的头上放了冰袋,又给她喝了些凉水。不一会儿,她入睡了。我也迷糊了一阵子。早晨七点钟再一试表,体温竟烧到了三十九度。看样子她很痛苦。我忙给吉原先生打了电话,请教他,我该怎么办。整整一天,由香里都很痛苦。好孩子,一定要挺住。
二月五日
上午,体温降到三十七度五,由香里要去医院,我就带她去了。照透视、验血、查尿后就回家了,象每次一样,整整用了一天。由香里发烧的身体有些支撑不住了。她紧紧地依偎着我。回到家便一头倒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了。我给她换了几次冰袋,不知不觉地,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
二月七日
由香里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做妈妈的心里也没有个准谱。孩子生病时总是想,只要病能治好,怎么都行。一旦病好了,更高的要求便接踵而至。这就是家长的心情。家长对孩子最纯真的爱,是希望孩子能健康地长大成人。竹江先生所说的,恐怕不外乎这一点。通过由香里这次生病,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做父母的这种心情。我总是为她生病而担惊受怕,一心盼着她早日痊愈,将全部的爱都倾注到了对女儿的照料上。我能做到的恐怕只这么点吧。这就是我所具有的母爱。女儿痊愈后我还要这样去爱她。不过,到那时大概就难于做到了。
二月八日
由香里仍不舒服,但能起来吃饭了。我感到头有些发沉,怕是着了凉。
二月九日
由香里完全好了。啊!我太累了。身上有些发冷。不过看来问题不大。由香里每天仍旧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傍晚,她的那些朋友又来了。真没办法!女儿健康了,她能笑得那么甜,我也就知足了。
二月十日
由香里又是一天没出门。傍晚,她的朋友们来了。由香里下厨房,大家在一起吃了晚饭。饭后,她们的屋里又飘出了臭味,我进去把那臭玩艺夺过来扔了。九点五十分她们就都走了。我不知道她们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但我的话她们还是听的。每天都在十点以前回去。这使我对她们产生了一种奇异的亲近感,也许她们都是一些值得爱的孩子。
二月十一日
一切如旧,奶奶来京。以后可以和奶奶扯扯家常了。
二月十四日
由香里仍旧一天到晚闷在屋里。她的朋友三点多就来了。这一天,她们第一次向我问好,并做了自我介绍。显得很有礼貌。在此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她们叫什么,住在哪里,对她们的行动我也一直保持了沉默。今天,孩子们竟主动向我问好,做自我介绍,这不禁使我惊喜万分,心花怒放。我高兴得真想将这一好消息告诉在大坂的丈夫。
二月十五日
今天下午去警视厅,被竹江先生训了一通。情况是这样的。丈夫出差在外,我担心他的身体,也想看看他的演出。奶奶恰好也在东京,可以帮助照顾一下家里。因此,我同竹江先生商量能否到大坂去一天。不料,他不容分说就冷冷地给了我一句:“这么点事你们夫妇自己决定就行嘛,何必来问我。”接着,他又反复地对我说:“你想一想,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扔下家一走就是一天,这将意味着什么?总之,我们现在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家庭,一个温暖和睦的家庭。”我委屈极了。为了女儿,我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啊!我越想越窝火,终于忍不住对竹江先生说:“我也是人啊!”以前,无论他怎么发怒、告诫,我都接受了。有时,即便是流着泪我也仍旧向他请教我不懂的问题。他不管怎么勃然大怒,有一点始终是不变的。即:当我每次去拜访时,他总是笑容满面地说:“您来了。”但一进屋就变成了一位严师。送我出来时,也总是和颜悦色地说:“您辛苦了。”所以,我总觉得有他这顶保护伞,自己在教育孩子时,心里就踏实多了。然而,我今天觉得受了委屈,就淡然地回了一句:“知道了。”我同他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就回去了。
二月十六日
我到底上大坂去了。把由香里托付给奶奶和千代子,便乘上了新干线。在车上我几次后悔,我这当妈的太狠心了。一到大坂,马上就给家里挂了电话,由香里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我边看演出边想,明天一定尽早赶回去。晚上,同丈夫聊起由香里近来总是闷在家里不外出的情况。我心里总在担心不听竹江先生的忠告,私自跑出来的行动会引起什么后果。
二月十七日
瓢泼大雨,一早就下个不停。下午,我回到了家。由香里笑盈盈地问我:“爸爸好吗?”女儿的话使我全身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顿时,疲劳向我袭来。我拿出从大坂买来的“寿司”(用鱼片、菜、醋、盐等做成的饭卷——译者注),三个人一起吃起来。由香里的朋友们六点多钟又来了,一进门就大声对我说:“阿姨,打搅了。”这些孩子的表情也一点点变得明快起来。
转变
东京依然如故,当我看到那座埋藏在东京电视台和国际会馆等高大建筑中间的陈旧公寓,似如梦初醒。去大坂前,三口人度过的那凄苦郁闷的日日夜夜又浮上我的心头。我又要回到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中去了。
下了车,我提着皮箱刚要登上那昏暗的楼梯,蓦地头顶上传来了女儿清脆的声音:“爸爸,您回来了!”是由香里!我停下脚步,抬头望去。由香里“啪嗒、啪嗒”一阵风似地从楼上跑了下来,转眼间已站在我的面前。“您累了吧?辛苦啦!”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面前的女儿和一个月前的由香里判若两人。十四年来,我第一次看到女儿这样欢快,明朗。我一时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好不容易才挤出了一句:“我回来啦!”“我来帮你拿。”说着,她伸手来接皮箱。“不用了,很重。”我和女儿一起提着箱子上了楼。房门敞开着,妻子站在门口等着我们,她那消瘦而又略显憔悴的脸上洋溢着快慰的微笑。
屋内的摆设没有任何变动,但却不象我想象的那样阴暗、郁闷。现在的由香里似一阵春风,吹得家中的一切都显得生机盎然。
我拿出从大坂给女儿买来的礼物——运动服,由香里的眼里流露出惊喜的神采。她将衣服打开,仔细端详着,“啊!真漂亮啊!”她的两颗眸子,象两颗晶莹碧透的宝石。她的眼睛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清澈了呢?我久久地凝视着女儿的眼睛。就是这双眸子,几个月前还在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
“治疗心灵的病是最重要的,心灵的病一好,其他的病就会不治自愈。”竹江先生这极富哲理的话语再一次回响在我的耳边。
妻子日记摘抄:
二月二十六日
丈夫对由香里的巨大变化万分惊讶,这么说是由于我一直和女儿在一起没有觉察到她的变化吧。不过,女儿最近确实变得听话了。“对不起”也经常挂在她的嘴边了。我今天好象第一次有所察觉她真的在一点点地转变。
在我回家后,每天来找由香里的孩子们依然如故,但由香里却极少外出。服装也逐渐变得朴素,和她的年龄相称。头发只是用卷发器卷一卷,并且不再化妆了。由香里确实有了明显的转变。
暮春三月,到了学期末,结业式迫近。由香里很关心她能否参加结业式。在曲町中学的第一学期,她还上了几天学,转到赤坂中学的第二学期,几乎没有登过校门。所以,她心里直打鼓,不知学校能否允许她参加结业式。
三月二十四日,明天就是结业式,妻子见女儿坐卧不安,就让她向家庭裁判所打电话问一问。妻子为她拨通了电话,当新调到家庭裁判所来的柏雄先生讲话时,她才把话筒递给由香里。柏雄先生帮助与学校联系,并征得了同意,但由于由香里缺乏勇气,终于没有去成。事后,竹江先生对妻子越俎代庖的做法大为不满,他说:“你为什么不让由香里自己去拨电话?如果她本人真想参加的话,她完全可以自己打电话,就是她不知道电话号码,也是可以问问妈妈和查号台嘛。家长插手,毫无道理。你难道还不知道家长是不能插手孩子的事吗?”一通责难就象是当头一棒,打得妻子眼前一阵发黑,几乎瘫在地上。任凭妻子怎样解释,竹江先生再也不予理睬。
妻子回到家,又委屈,又窝火,于是便给佐藤织惠打电话,诉说了心中的苦衷,佐藤说:“你是一位患者,不懂的地方不向医生问清楚怎么行呢?”在佐藤的劝说下,妻子又给竹江先生打了电话。这一次,竹江先生不仅耐心地听完了妻子的话,还安慰了她一番。妻子忍不住抽泣了起来,这一切都被由香里听到了,妻子刚放下话筒,她就从屋里出来,抄起话筒便给竹江先生拨电话:“我妈妈在哭,我第一次见妈妈哭得这么伤心,你是不是对她发脾气了?!”“我妈妈是冤枉的,是我不好。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到你那里去,有火就冲我发吧!妈妈自己可能说过,她是一位生活中的弱者,但这不是她本人软弱,而是别人这样看她罢了。妈妈没错,用不着你来训斥。爸爸和妈妈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不对的只是他们的女儿。”
妻子日记摘抄:
三月二十五日
我在一旁听着女儿和竹江先生的对话,手里捏着一把汗,我担心从她嘴里会说出什么脏话来,可到听完她的最后一句话时,我竟不敢相信站在面前的就是由香里了。我切身体会到了“感动”一词的深刻含义,回顾一下漫长而又艰苦的日日夜夜,却似乎又使我感到短暂。由香里,我的女儿,妈妈谢谢你。
我想,竹江先生听到这一席话后,也会露出欣慰的笑容吧。
由香里至今仍然没有上学,她接替了一个朋友的工作——在银座的Geiumania西餐厅做临时工。除星期天外,每天都去餐厅拼命地工作。
学校早已开学了,由香里始终没有忘掉学校。她时常哭着对我和妈妈说,她想去上学。我想,如果由香里真的下定决心上学,她会自己选择学校去学习的。她现在一定是处于想上学,但又知道自己目前还不能去上学的激烈思想斗争中。也许正是为了消除这苦闷与烦恼,才拼命地工作吧。我相信,通过劳动,由香里一定会得到许多许多于人生有益的收获。
六月五日这天,由香里被过去的朋友叫出去把指甲砸坏了,结果到医院把整个指甲拔掉。是打群架,还是受了他们的私刑?她本人没有讲,我们也不知道。四月份的一天,她的朋友叫她出去,她拒绝了,结果又挨了一次打。我们只是保持着沉默。由香里自己的事她自己会解决的,如果她应付不了的话,会主动向我们求助的。
拔指甲注射的麻药作用过后,由香里喊了几声疼,后来就一直忍着。尽管如此,她仍然没有退缩,而是顽强地挺住了。我和妻子在心里默默地为她鼓劲:由香里,加油!
今后,女儿将选择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我不敢妄下结论。但我们愿和女儿一道共享甘苦。
由香里开始戒毒了。但从她的房间里仍不时地飘出毒品的气味。每当这时,我就对妻子说:“又冒烟了!”妻子便会意地点点头,到女儿房间里没收毒品。我厌恶“稀薄剂”这个名称,不知不觉地已用“冒烟”代替了它。我想用这个给人刺激轻一些的话语来考虑女儿所做的事情,并想以此使女儿比较容易地完全抛掉稀薄剂。女儿将来总有一天会理解父母为什么必须这样想的痛苦心情的。
终于,由香里有一天放在我桌子上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绝不再吸毒了。铃木由香里”我看着纸条,才算理解了竹江先生的话:“自己不下决心戒毒,是绝对戒不了的。”
我现在的一点想法
有一位教育家曾笑着对我说:“今天这个时代,很难说有孩子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这句话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我曾经认为,天下的父母都是不幸的。恐怕至今,那些为失足儿女苦恼的家长们还是这样想吧!不,岂止是想,有的家长在饱尝了痛苦之后,竟将自己的亲生骨肉活活杀死。想到这里,我不禁热泪夺眶而出。我要大喊:我们的心情是相同的!但是,当我看到今天的由香里,我又为自己的这种想法而感到惭愧。孩子,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都是可爱的!
当写完一年来发生在我这三口之家的真实记录后,回首往事,我深深体会到:这部家庭生活记录,绝不是女儿失足的记录,而是一部由于做为家庭支柱的父亲没有尽到责任,而使家庭濒临绝境的记录。是竹江先生使我们看到了希望,并开始向着曙光迈进的记录。
家庭就象是用积木搭成的一样脆弱。但是,我——一个将近五十岁的父亲却既不知道家庭的正确建造方法,也不知道父亲应占的位置,当然,也更谈不上知道女儿的位置了。妻子恐怕也和我一样。
一年多来,在竹江先生的引导下,我多少对父亲的位置和作用有了一些了解。
“积木”可能还会倒塌,但我再也不会惊慌失措了。我有信心再建立一个更坚实的新家庭。
这部记录,是一位父亲对昨天的诀别书,是指向未来的路标。我们终于和女儿并肩起步了。我衷心地期待着我们光辉灿烂的明天。
分类:外国作品翻译 作者:(日本)穗积隆信/著 张 琳/译 期刊:《啄木鸟》198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