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维熙作品讨论会发言纪要

从维熙同志近几年来，创作了一些反映监狱、劳改生活的文学作品，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社出版了从维熙中短篇小说集《燃烧的记忆》。为了更好地评价从维熙同志这方面的创作成就，正确认识从维熙的这些作品，群众出版社编辑部于1983年10月5日召开了从维熙作品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潘仁山、陈丹晨、陈骏涛、吴泰昌、阎纲、雷达、杨桂欣、蒋荫安、曾镇南、仲呈祥、周明、赵尊党等同志，从维熙同志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总编辑于浩成同志主持。下面是部分同志的发言摘要。(按发言先后为序)

于浩成：

热诚欢迎大家来座谈、讨论从维熙同志的作品。这个会主要是听取在座诸位的意见，我只想就“文如其人”的观点说几句题外话。西欧早流行这种说法，布封就说过“风格即其人”的话。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也有相反的情况，言行不一，人和文是两回事，从古至今都有这样的情况。元好问的论诗绝句就讲到“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个典故在座的恐怕不陌生。到了现在，这种情形就更常见。读过从维熙同志的作品，我觉得能从中看到作者本人。只有他这样的经历、品格、修养，才能写出这些振奋人心的作品来。他的作品无疑是他的精神的自然流露。几年来，我也思考过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国家，从建国以来，反右容易，反“左”很难。而历史证明，应该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一些假革命、甚至反革命分子搞极左，最终总会暴露其本来面目；被打到生活最底层的真正革命者，终究会得到历史公正的评价。当然，这样就使斗争曲折化、复杂化了。从“文革”到三中全会，这个历史教训已经总结得很清楚了。回顾过去，展望将来，我们充满信心和勇气。

今天的座谈，不限于《燃烧的记忆》这本书，不限于从维熙写劳改劳教生活的作品，他的其它题材的作品，也都可以讨论研究。

最后说明一下，我们办过《啄木鸟》试刊，由于某些原因，没能继续出下去，现在新的公安部党组批准重新出版《啄木鸟》，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文艺界的朋友、广大的公安干警以及在座的评论工作者的大力支持。

潘仁山：

群众出版社邀集作家和评论工作者相聚一堂，畅谈对从维熙同志作品的评论，这是促进创作与评论同步发展的好方式。

就维熙同志目前的创作实绩看，毫无疑义，中短篇小说集《燃烧的记忆》是他最有特色的代表作。

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领域中，从维熙作出的独特贡献，不仅在于他率先撩开劳改生活的帷幕，把沉寂已久的中篇小说创作“推向时代的前列”；而且更主要的在于他笔下的监狱或劳改农场不是漆黑一团，而是闪灼着光明；不是垃圾一堆，而是从中找到了黄金。读着这部小说，不仅严峻的历史悲剧历历在目，更有希望的曙光和积极向上的力量在升腾。

何以能如此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每篇小说的正面人物(如医生杨羽、副教授杨亚、三铁运动员高欣、画家高冰、作家叶涛等)的言行和心灵活动的描写中，总是或多或少或浓或淡地闪烁着理想之光，具有真善美的素质。这是人为地拔高了或理想化了的人物形象吗？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本身确实存在着美嘛！而在管理监狱和劳改农场的公安干警中，在党的长期培育下，也造就了一大批忠于职守的优秀分子。这为从维熙笔下的葛翎、路威、鲁泓、寇安、石凤妮等正面人物、英雄人物的塑造提供了坚实的生活依据。

从维熙这样写，绝不是粉饰现实，而是作家严肃的使命感、高尚的美学理想、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心中燃烧着的对共产主义的向往激情，强烈地交互作用的结果。

有的同志说：活跃在新时期文坛上的中、青年作家，生活经历比较单一，必然会出现生活准备不足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又必然在创作中反映出来。这话其实并不确切。事实上，象从维熙这样的作家，在政治上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落到了生活的最底层，颠沛流离，备尝艰苦，被剥夺了二十余年黄金般珍贵的创作岁月，其损失可谓大矣；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艰难至成嘛！从维熙在这段艰难岁月里，通过监狱和劳改这个特殊的窗口，窥见了人世间难得见到的赤裸裸的本相。在大墙中，在劳改队，他潜心观察生活、贮存素材，成为他创作上蕴积原材的时期。待到“四人帮”被粉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化雨解除了强加给他的枷锁，重新拿起笔来时，其文思犹如油田井喷，一发而不可收。其新作源源问世，其生活准备是相当充足的。不过，生活在不断向前发展，在伟大时代的洪流下，公安战线面临着保障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任务，新人新事层出不穷。我愿维熙同志继续发挥所长，多多深入到公安战线的前沿阵地，去观察、体验生活，继续塑造出优秀的公安战士形象。

以《燃烧的记忆》与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相比。虽然两者都是写了因冤假错案而被投入劳改农场者的命运，也都是中篇小说，但其政治倾向、审美理想、人物塑造和创作方法等四方面，存在着原则的分野。

《燃烧的记忆》把批判的矛头明确无误地直指那些人间垃圾：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爪牙，还有国民党的余孽和社会渣子。在创作上，从维熙采取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方法，间或也揉进革命浪漫主义的风采。于是，他笔下的监狱和劳改生活，不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而是抒写了光明与黑暗的搏斗，爱憎分明，褒贬得当。读后，给人以希望和力量，并受到心灵美的陶冶。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则谴责、嘲讽“小胡子爸爸”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把他们涂抹成冷酷的、残暴的、贪婪的、官僚主义的一群。在他们的统治下，劳改农场的犯人们象牲畜似地在慢慢地消磨着生命。因此，在劳改农场这个“黑暗王国”中，看不到一线光明，盼不来黎明的曙光。可见，索尔仁尼琴是戴着持不同政见者的有色眼镜来观察生活的，是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来暴露生活的。

然而，维熙同志的创作则基本上忠实于生活的本质真实，既不粉饰生活，也不歪曲生活，而是在风尘仆仆的驿路上寻找美，寻找力量和希望。

陈丹晨：

写监狱生活，是中外文学创作的普遍主题。解放后的监狱生活，基本上没人去写。至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写的人很多。旧俄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就是写监狱生活的，但那是揭露沙俄统治下监狱的黑暗凶残；另外《红岩》也写监狱生活，但那是描写革命者与国民党的斗争。从维熙写监狱生活，表现了作家的勇气和胆识。《大墙下的红玉兰》能够发表，并得到文艺界和评论界的支持，这与当时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运动有直接关系。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出现这个作品，很有意义。我喜欢《大墙》，这部作品反映出了作家在艺术上的才能，可谓出手不凡。我还喜欢《远去的白帆》，艺术上比较成熟。它写出了人与人之间善良美好的感情，表现得很深沉，有美感，感染力较强。

从维熙作品能够感动人的地方，主要是写出了葛翎、路威这样的人物，这些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顽强斗争。这几个人物的形象很丰满、鲜明，写得有声有色。尽管《白帆》没写出象葛翎这样的英雄，看似平凡，但还是写得很美，表现了在最困难的绝境中，人还有同情、善良的心。在受屈辱、受摧残下，对生活仍有一种热爱、追求。这也是很动人的。我们从从维熙的作品中，不会产生绝望感，不会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可恶可怕，因为他塑造了葛翎、路威和“铁锚”这样的正面人物。

当然，我对从维熙的作品也有一些不满足的地方。总的感觉，有的作品艺术上比较粗糙了些，艺术表现手法陈旧了些，有些地方事件过程交代过多，对有些反面人物，还缺少内心开掘。

陈骏涛：

正如大家所一致肯定的，从维熙的作品开拓了一个新的题材领域。监狱题材应该说是读者感兴趣，但也是长期被忽视的比较危险的领域。写解放以后的监狱，过去是不敢想象的。从维熙写了，突破了，表现出了他的胆识。当然也主要由于他有这样的生活经历与强烈的激情。从他的作品可以看出他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和知识积累，而不是凭空编造的，不象一些生活贫乏、知识贫乏、思想贫乏的作品。他的作品是从生活的深层、感情的深处喷发出来的。有一种深沉的思想，浓郁的感情。读这样的作品，感觉是一种心灵的净化、心灵的陶冶，能够给人一股力量。这一点是很可贵的。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确实存在思想贫乏，生活、知识积累不够的现象。但对从维熙来说是个例外。他的生活积累比较深厚，作品有思想，不是无病呻吟，顾影自怜，格调比较高。在反映监狱问题上，在美与刺的关系上，很容易发生问题，两者关系很难处理得当。从维熙作品的分寸感还是恰当的。写监狱，不是表现出一片黑暗，还是肯定人民民主专政下的监狱的。他并不是否定一切，监狱管理干部不都是坏的，其中有好人。回荡在作品中的情感是革命者的情感。书中正面人物在困难的日子里，对革命并未失去信念，读后给人一种力量。他对祖国所走过的曲折、坎坷、泥泞的道路以及好人受难感到痛心，但同时肯定社会主义制度，肯定人民民主专政。作品中有一种革命的正气，英雄的豪气，具有阳刚之美。对这些作品，无论是从题材的开拓上，从表现出来的深沉思想、浓郁感情上，还是正确处理美与刺的关系，表现崇高理想方面，都应该给予肯定。在艺术上，从维熙也有自己的特点，他比较注重故事情节，一般都有动人的故事，语言也比较规范。

对从维熙的作品，我感到不足的是，有些作品在艺术上稍嫌陈旧，比较喜欢追求情节的奇特性、特异性、戏剧性，而不重视人物内心世界的刻划。有些构思落套，因此人物有雷同现象。语言上也不够精炼，有些地方显得罗嗦。

吴泰昌：

从维熙与其他作家相比有他自己的特点：一是他创作的社会责任感强，题材与所提出的问题是严肃的，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是难能可贵的。有些作家刚开始还反映社会问题，后来的题材就狭窄了。从维熙则始终追求这个重大题材。最近我看了他的《北国草》，虽然不是写监狱劳改战线，写的是五十年代知青生活，同样是现在大家关心的主题。他写监狱劳改生活是富有开拓意义的，也是比较冒风险的。如果作家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会回避这种题材的。二是他写这种题材的出发点和动机，是热爱党、热爱祖国，是为了使我们的祖国更加富强美好。他不是有句题词吗？——“把苦酒泼在我们的身后”。由于作家立场站对了，反映出来的监狱虽然黑暗，但还是有着美好、希望的东西，还是激动人心的。因为他本人就是党培养出来的。他对于错划右派的问题和因此而遭受的磨难，说是“母亲错打了孩子”，并不怨恨，而是对母亲怀有深沉的爱，并且希望我们从中吸取教训。因此他塑造的人物虽然有些类型化，但给人不是灰暗阴沉的感觉。

总的来讲，整个作品贯穿了作家切身的感受，鲜明的爱憎，真实的感情。当然水平不是整齐的。《远去的白帆》艺术上比较成熟；《遗落在海滩上的脚印》有诗意；《第七个是哑巴》较集中、干净，人物也有特点；《泥泞》题材很好。从维熙作品的不足之处在于：作品仅是把从现实生活中摄取的素材加工一下，没有完全跳出去，站得更高些，从而进一步深化主题。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右派，他们对党没有怨言，都是这类人物，就单调了，使生活简单化了，没能较全面地反映出反右扩大化的复杂性。挖掘不够深。从维熙的感情很充沛，但不太冷静。他有时用现在的认识代替了人物当时的认识，影响了人物的真实性，情节的合理性。主观感情要溶化于客观描写当中，而不要过多地让作家自己叙述出来。从维熙在写人物上面花的功夫还不够深，他喜欢在故事中带人物，而不善于在人物的命运、性格中带情节，带故事，所以他要冗长地交代情节，而没有着力刻划人物。这样，人物的差异性不够，鲜明性不够，并不象有些作家，人们一提到他们的名字，就能想到他们创造的典型人物，原因就在这里。如果人物典型性不够，再加上结构、表现手法多样化不够的话，就会给人一种陈旧感、重复感。

阎纲：

回顾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道路，感到应该给从维熙的作品应有的评价，应该科学地给予他在文学史上一定的地位。他的文学作品的价值，他的贡献，是特殊的，所以他在文学上的地位也是特殊的。回顾从维熙走过的文学道路，可以看到，他是从学习孙犁的《荷花淀》开始创作的，但他现在的创作已经脱开了孙犁的风格。这种脱开，不是他自己主观上想脱开，而是我们的生活，他的经历，他的追求使他脱开。我并不是说他这种追求比孙犁的风格高，而是说他觉得这种追求，这种风格适合表现他现在的生活感受，他找到了表现自己独特生活的较好的形式。不仅在题材领域，而且在风格、手法上找到了自己的路子。他找到了恰恰是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所缺门的东西，找到了自己独特的领域、独特的方法，并且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给予他一定的历史地位。读他以劳改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给我们提出了几个问题：监狱生活能不能写？监狱的黑暗能不能写？这种题材能不能写出好作品，并且不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从维熙的作品作了肯定的回答。这种作品能否继续写？我认为可以。但能不能大力提倡和多写？象提倡写工业、农业题材一样？我不敢说。这就反映一个问题，具体文学现象要具体分析。摆在我们面前的从维熙的作品的特殊性就在这里。需要我们作特殊分析。

从维熙的生活经历很悲惨，原先他是喜欢歌唱的，但后来不得不使自己的调子变得悲愤起来，这是生活之使然。是生活把他打到最底层，做了一个贱民，这使他亲眼看到很多我们平常不能看到的东西，这是他的财富。当我们提倡作家到生活中去，与群众实行“三同”，睡一个炕，啃窝窝头的时候，我们有时写不出作品来；而当一个人被打成“反革命”，坐了牢以后，反而涌现出优秀的作品来。难道要出好作品，一定要把人打成“反革命”？这个现象，从创作实践来讲，也带有很大特殊性。“上山下乡”，当“反革命”、“右派”，出现了一大批作家，这是可喜的现象，也是可悲的现象，是我们的经验，也是我们的教训。

从维熙的大部分作品我读过，大都涉及到监狱生活。读《大墙》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这个作品使我的灵魂颤栗。”最近又读了一遍《远去的白帆》，觉得比《大墙》写得更好。写监狱生活，意味着冒很大的危险性。一个国家的法律、监狱、治安等等，最容易反映一个社会的状况，社会的文明和社会道德水平以及政权性质。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如托尔斯泰写《复活》，雨果写《悲惨世界》，都涉及到监狱、法律等问题，这是很高明的。在社会主义文学领域涉及这个问题的，除了出了索尔仁尼琴这个反面例子以外，在中国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监狱，并且涉及黑暗状况，还没有先例可循。在这一点上，从维熙的贡献就是突出的。他的作品有一系列蒙太奇：白帆、泥泞、燃烧、红玉兰，一系列镜头，美丑交错的画面，有一种崇高的境界。写到黑暗又没改变监狱的性质，写丑恶现象，但给人一种美好的向往。这一点不容易，其难度甚至超过《犯人李铜钟》，超过其他写监狱题材的作品。从维熙的作品为什么能震撼人的心灵，使人的心灵发出颤栗呢？就在于作品戏剧性的追求，性格冲突的追求，性格冲突尖锐化的追求，并且得力于他较高的思想境界，得力于他亲临其境的切身体验和对生活画面、生活细节的非常真实的描写。如果没有这些作基础，那么，性格冲突再尖锐，再富有戏剧性，也是虚假的，矫情的。从维熙发挥了自己有深厚的生活基础的长处，创造独特的艺术形象。所以他的作品奇峰突起，峰回路转，一泻千里，给人很强烈的感受。

我觉得从维熙作品最主要的不足，是光明与黑暗交错得不自然，现实描写与理想的追求统一得不很协调融洽。有些人物可以写得丰满一些，复杂一些，但现在却黑白分明，很单一。几部作品写到理想的部分，都不是很丰满、充实的。有些结尾，理想化的痕迹太明显。究竟什么原因？在于他在监狱里看到的乌七八糟的肮脏东西太多了，生活有局限，使他写理想的部分比写现实的东西困难，写光明有时比写黑暗困难。我记得韩愈有两句话，“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这有一定道理。从维熙的作品有些达到了“工”的程度，有些没达到，而没达到的部分正好是理想的部分。比如《大墙》和《白帆》，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这个问题。

雷达：

从维熙同志是个有激情的作家，对新时期的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的作品里，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新时期文学在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变，从过去狭窄、刻板的公式里跳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从维熙同志这样的作品，才调动起他对人、对生活，对我们时代的重新认识，他的激情才能迸发出来。如果按照过去那种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的文学理论、政策，这些激情永远也没有迸发出来的机会。所以，从维熙同志的作品，应该放到这个时代背景中去看。

在对待美与真实的问题上，从维熙同志在他一系列作品中处理得比较好。前几年的伤痕文学中，有些作品往往把生活看得过于复杂、阴暗，美好的东西挖掘不出来。这也是当时历史的局限。而从维熙同志则不然，他的作品中，人物都怀有一种革命的理想，这是他整个创作中的一个特点。对《大墙下的红玉兰》，有人提出有些情节不合理，但人物本身的那种内在的理想精神，还是很感人的。这种情节的不真实和感情的真实，决定的因素还是在于感情的真实。但应该提出，从维熙同志写的这种理想本身，内容还不是很新鲜，还缺乏丰富的、新的时代精神。象鲁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不徇私情这种思想是很可贵的，但还没把新的时代因素吸收进去。

从创作上来讲，从维熙同志的作品一般来说都有很强烈的、很集中的矛盾冲突。从维熙同志作品感人的原因之一，还在于把道德的内容引进了作品。《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涉及的道德问题更多。

写强烈的、集中的矛盾冲突，是要发扬的。但是否一定要黑白鲜明，反差很大，是否还需要中间环节、层次，可以考虑。因为生活不是简单的。另外，作者在艺术构思上比较偏重巧合，有点人工斧凿的痕迹；在叙述语言方面(不是一般的遣词造句)，应该从刻划人物出发，怎么去找到和人物非常切合的语言形式。这方面需要再提高革新一下。《大墙下的红玉兰》电影感很强，吸收了很多电影手法，说明从维熙同志还是很注意画面感和意境的。

希望从维熙同志继续写监狱劳改的题材，但应找到历史和现实的交叉点，使现代的青年能从中悟出点什么，能从你的生活中给他们以人生的启示，要和现代青年的心理衔接起来，把监狱生活放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去表现。

杨桂欣：

《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后，明显感到这是一个新的开拓。如果从维熙同志没有这苦难的经历，不会有这种文学；但如果没有新时期的到来，也不可能有这种文学。如果不是现在这个新的文艺政策，这种文学的出现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大墙下的红玉兰》里，葛翎和路场长的描写非常动情，这种感情上的力量不完全是悲，主要是壮。有人说这是给党和社会主义抹黑，我不这样认为。这难道不正表现了在特殊情况下共产党人的革命性吗？这不正是在特殊情况下保持和发扬的党性吗？感到不足的是这几年还没有人写出一个遭劫后右派分子的典型形象。从维熙同志的作品在这些方面有点简单化。也许是从自己出发，没有概括更多的、具有同样遭遇的人。“娘打错了孩子，相信总有一天我还会回到娘的怀抱里去，”这种信念是很宝贵的，但每个人的思想感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以“我”的身分出现也好，以叶涛的身分出现也好，在思想斗争方面，总都展现得不够，这方面是否可以再复杂一些。从维熙的作品，从感情，从情节看，是很动人的。但文学作品真要戳得住，还是要写人物。尽管以前有一个时期出现过这种理论，小说可以不写人物，也可以不要情节。但是，我总觉得能够经得住考验的作品，总还是在于塑造了成功的人物。

蒋荫安：

二十二年来的坎坷经历，留给从维熙同志的不是阴暗的记忆，也不是恐怖的记忆，而是燃烧的记忆——从维熙的理想在作品中燃烧。文艺作品要给人以鼓舞力量，首先作家自己的心要燃烧，用这种信念来鼓舞人们，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写公安、劳改题材方面，从维熙同志是个开拓者。我觉得这样的赞誉不算过高。粉碎“四人帮”以来，作家里边写这类题材最多的是从维熙同志，写得最有深度的也还是从维熙同志，他在这方面作了新的探索。这和作者本身的生活经历、艺术追求是分不开的。我希望从维熙同志在这方面能深化一步，开掘更深一点。希望从维熙同志更多地注意这条战线，注意这方面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写这类题材的人比较少，而我们今天的公安战线迫切需要反映。这条战线很长，生活也非常丰富，有很多东西可写。但是，目前这方面创作既少，又突破不大，特别是一些表现反特的东西，一看就让人感到公式化、概念化。所以，这方面需要更多的人来开拓、突破。

从当前来说，现实主义还是我们主要的创作方法。从维熙同志的创作方法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这几年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点停滞，没有随着时代而不断地丰富、变化、发展。所以，在这方面还是要作一些探索。而对从维熙同志来说，就是怎么能给人们一些新的东西。比如情节的问题。从维熙同志的创作是比较注重情节的，善于讲故事，但情节如何跟人物刻划结合得更紧，真正成为性格发展的历史。如《伞》，写那个女孩子思想上的某些变化比较自然，通过情节的推进，很有层次，没有什么人为的痕迹。但同样一些右派人物，给人感觉是共性有余，个性不足。总的意思，对现实主义，还是要加以变化、发展、创新。

仲呈祥：

我们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监狱生活的作品，确实很少。从维熙同志在这方面的贡献是特殊的。我作为一个青年读者，认为他的作品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

作家应该去敏感地、准确地捕捉当代读者的审美信息。历史的东西要进入艺术画廊的话，如果没有现实感，没有时代感，那是很难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地位的。我觉得从维熙同志的作品对当代青年有他不容忽视的特殊的教育意义和认识意义。现在三十来岁的青年是个什么样的遭遇和经历呢？有人概括说：问世于新中国诞生之后，求学于十年动乱之中，就业于经济调整之际，所见的不平甚多，因此常牢骚满腹。象这样一些青年，读从维熙同志的作品，可以得到什么呢？我觉得可以汲取信念的力量、理想的力量。

我读从维熙同志的作品觉得在两个问题上特别有意义：一个就是，当代青年的信念需要理想的感召。当在旧的信念破灭的废墟上，新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还没有牢固树立的时候，他们最需要从精神产品里边汲取力量。从维熙同志的作品在这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从维熙同志的作品写的虽然是社会生活的阴暗面，但里边写出了光明的东西，写出了理想的力量，这是最宝贵的。八十年代勤于思考的青年可以从全面的社会生活当中来判断：真正有力量感召我们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还是共产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另外，从维熙同志的作品从整体上看，故事性强，情节很吸引人。但这既是长处，也是短处。比如，有的人物形象给人印象很深刻，但情节是否都围绕性格塑造而展开了呢？有的方面有冗长的感觉，是否可剔除、删掉；有的地方太追求情节的戏剧效果，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淹没了人物。

从维熙：

大家对我的文艺创作思想、文学的审美理想、创作方法，都提了些看法，这对我今后的创作会起推动作用的。作为一位当代作家，首先要了解当代，否则何以叫当代作家？！我自己对当今世界的横向结构——不单纯是指文艺领域，了解是不够的，或者说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是不够的。这种偏颇势必要带到自己的创作中去。我如果没有被打到最底层去，有这段生活，估计自己的作品还不能达到现在的水平。之所以还能够写出一些东西来，这是跟二十年的生活感受分不开的。凡是感受深刻的东西，我觉得自己就写得好一点；感受浅一些，如属于那种道听途说，不是亲身经历的素材，写起来就浮浅一些。

今天大家提了好多希望，作为作家与评论家之间这种很友好的相会、交谈、交心，这是很难能可贵的；能够心平气和地坐到一起，敞开肚皮谈意见，这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我觉得这种风气要大大提倡。

大家费了很多唇舌，提的意见很宝贵。我回去要好好消化一下大家的意见，有些意见我当场听了就感觉到提得很对，如“黑白的对比度”太强烈等意见，十分中肯。有些意见还需要认真考虑。比如，对小说情节作用的认识，我个人认为要联系到我国的文学传统去研究，我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重视这一环节；不能用是否重视情节，而评价文学作品。问题要看用得是否合适。今天大家对我的鼓励和希望，都是很诚恳的，对我今后的创作无疑是个动力。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分类：评论 期刊：《啄木鸟》198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