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请酌情处理”

一

众所周知，信访工作是个受累不讨好的苦差，事情又多又复杂。你不调查研究便不能处理什么事，你要真去了解情况，那么请吧，哪件事也足可以累死一个大活人。再说你了解清楚了又怎么样？你又不是上级单位，也只能转交原单位，“请酌情处理”罢了。

自从《法学与实践》杂志复刊以来，老张就专管信访，小王是他的助手。老张五十多岁了，秃顶，身材不高，圆而红润的脸上永远带着知足长乐的笑容。他可是个聪明人，在信访工作上他才不费那些冤枉劲，有来访的人，他热情接待，倾听对方的申诉，一面点头一面记录，然后把它整理一下，前面加上××单位，后面加上“请酌情处理”，盖上公章，每天随一大批退稿寄出去了事。“来信”就更简单了，只由小王登记摘要之后，夹上一张打印的便笺，仍旧是“请酌情处理”。

就这样，老张带着小王，每天小心谨慎、勤勤恳恳地干着明知道一点作用也不会起的工作，心安理得。只是小王有时会激动起来：“难道咱们就光这么把信转来转去，能不能实地做点什么事呢？”

老张秃脑门发亮，笑着说：“你太年轻啊，你得知道，信访工作在咱们单位只是个搭配，咱们管得了谁呢！哪个单位都有信访这个部门，可谁不是这么干？那些有实权有声望的大报刊还这么做呢，象咱们这种学术性刊物又有什么法子！”

小王咧了咧嘴：“到底您是个老……呃，年纪大的人想得多。”

“你大概要说我是个老滑头吧？可是咱们副主编还说我太孩子气呢！”老张拍着自己的肚皮哈哈大笑，他正在发胖，近来竟然买不到他能穿的裤子——腰围太瘦——这是老张唯一不如意的事。

但近些时老张很不平常。春节后，他先是翻箱倒柜地寻找一封人民来信，以后他忽然改了态度，对来信来访认真起来，还亲自出去调查，这使小王高兴起来，也有点纳闷：什么事能动了老张的神经，改变了他那稳若泰山的作风呢？

二

老张的反常，自有他的原因。

且说春节前的一个星期日，午饭时老张喝了两杯酒，不觉有点飘飘然起来。他踱出门来顺着马路走走，不知不觉的，随着人流走进了附近的农贸市场。这地方太乱了，正想回身往外挤，却瞥见市场角落里有个卖春联的摊儿，便来了兴致，连忙过去，发现这摊儿上放了不少红纸写的春联，语句大半是陈辞旧调，倒是这一笔秀丽端庄的毛笔字令人赞叹。他越看越眼熟，不由吃惊，连忙寻那卖字的主儿，不料却是个十多岁的孩子，当然不是他写的。再往附近一看，这才发现摊后一棵树上还挂着许多白纸写的字，有条幅、横幅，也有对联。老张连忙看那字的下款——“赵沧江”，他抓了抓脑勺，这并不是他记得的那名字。

这笔迹和他中学一位老师的字太相象了，但名字却不对。尽管如此，老张仍舍不得走开。

大树下围着几个人在谈论着，中间一个大嗓门似乎在发表着权威性的论述。老张挤过去，不由一怔。眼睛注视着那个正在侧耳恭听的小老头。他凌乱的头发，白多黑少，有半寸多长，胡须已经全白了，两眼呆滞，眼珠也不大活动——也许有毛病，满脸皱纹堆出个应酬的笑脸来。再看身上，他穿一身中式棉袄棉裤，半新不旧的，矮瘦的身材，站在那里又弯着些腰，陪着笑脸在听那小伙子大发议论。小伙子三十多岁，黑黑的眉毛，两只伶俐的眼睛，好精神！他提着一张条幅，面对着小老头，其实是向着大家说：“……书法这门艺术，不能光看外形，主要的是‘气和‘力。老头，你这字看起来是很漂亮，可是行家看起来，这字呀，”小伙子摇了摇头，“‘气是说不上了，就是‘力也不匀，有的地方还用得不对劲。很明显，你这字是学崔君孟，也有点象，可是细一咂摸它的韵味，可就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其实现在希古斋里就摆着不少崔老先生的字，喷喷，那才叫作美！那才叫艺术！多么足的气，多么‘内在！你应当多去看看，揣摩揣摩……不过，看起来你眼睛也不行了。老头，你多大岁数了？”

“八十一岁了。”

“那可真是不行了，写不了小楷啦。我们单位有些东西得用小楷抄写，我本想介绍你去的。”

“那可以，同志，我行，”小老头慌忙插嘴说，“我这眼是有点白内障，不过，戴上老花镜我照样能写蝇头小楷，字迹工整，每千字只收六毛钱。同志，如果活儿多，价钱好商量的。同志，您怎么称呼？是哪个单位的？”

“我姓吴。老头，把你的住址告诉我吧。”

“我就住在西边豆庄公社诸葛营大队，三生产队。您啦，我真名字叫赵春圃。”

老张大吃一惊，忙用手捂住嘴。他几乎喊了出来：赵老师！难道这小老头就是他？

三

老张记忆中的赵老师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张效才——老张的名字——在大德中学里读书，赵老师就在这儿教国文。当时学生十分艰苦，老师也大多很穷，有限的几个薪水，有吃的没穿的，当老师的能保存两件没补丁的长衫已经很不容易了，要是再遇上天灾疾病，那就只能坐以待毙了。赵老师在同事中并不算富裕，但他天性喜欢整洁，几件旧衣服，穿在他身上自有风度，一尘不染。这在同事里倒没什么，可是有一回他做了件好事，却惹了一身刺。

有一位老师病倒了，同事们探望回来都叹了口气：“唉，看起来过不了多少天，代数教员要找人了！”

谁知过了两个来月，那位代数教员又出现在教员休息室里，使同事们都大吃一惊——他居然活过来了。

聊起来大家才知道，这位代数老师害了肺炎，发着高烧。赵老师去看他，问明情况后立刻出去请来了一位日本医师。这位医师隔一天来一次，每次都打针、留药，然后鞠躬就走。这样几乎一个月，代数老师日渐好转，那位日本医师最后一次是和赵老师一同来的。日本医师检查过病人之后，就和气地点点头，用他那七拼八凑的中国话宣布：病完全好了，再养十来天就可以工作，至于医药费，他说赵先生已经付清了。

赵老师听说这位同事一贫如洗。根本没有法子保养，便说去想办法。又过了两天，赵老师给送来一笔钱，叫他养病，并嘱咐他不必往心里去，也不必对外人说。但这位代数老师哪儿忍得住，上班的头一天就对每个同事都说一遍，他对赵老师简直视同重生父母，最后叹息着说：“象赵老师这种作风，求之古人，大约也不可多得吧！”

他是以感激崇敬的心情说的，但反响却不妙。他刚一转身，立刻就有人提出来：“日本医师！赵春圃怎么和他这么熟啊？再说，钱呢？当时咱们谁不为病人着急，可是谁又有什么办法！老赵的钱从何处来？嗐，说不定他兼着什么汉奸差使吧！就象咱们那位日文教员！”

也有人说公道话：“就算是兼着汉奸差使，春圃做的也是好事，何况他多半不是，你见过哪个汉奸肯干这种急人之急的事？”

即使有这些议论，同事间对赵老师仍是尊敬的，但这些话传到学生中间可就变了。青年人血气方刚，对于做汉奸的人是决不原谅的，就算他做了一两件好事，汉奸也还是汉奸！所以，每当赵老师走过去后，学生们往往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真是冤枉！赵老师自己也有些感觉，但他却并不试图解释。

有一年夏天，在西城一个僻静的小胡同里，张效才和一个同学正在一边走一边玩。这时，赵春圃老师从他们后边匆匆地赶了过去。他穿一件半旧夏布长衫，浆洗得很干净，戴一顶草帽，脚下是黑便鞋，脚步轻捷利落。走在满是灰土的路上，他鞋上竟没有浮土。赵老师瘦小的身材，挺着腰板显得又精神又利落。

望着赵老师的背影，那个同学唾了一口：“还怪神气的呢！他准是兼着汉奸差使，你信不信？”

张效才对赵老师知道点底细，但在大众场合却不敢多说，这时只有两个人，他忍不住说道：“你们光是乱起哄，凭什么说人家是汉奸！我知道底细，他比别的老师有钱，听我爹说，那是因为他专卖假字画。”

大概是声音大了些，只见前面的赵老师迟疑了一下，猛地回过身来，两个学生大吃一惊，那个同学伶俐得多，说声：

“快溜，回见！”一扭身钻进了旁边的小胡同。张效才也想跟着跑，恰被赵老师喝住：“别走，我正是叫你！”

张效才一缩脖子，连忙辩解：“我不是成心说您，只是因为他疑心您是汉奸，我才这么说，做假字画总比汉奸好，您说对不对？”张效才乱七八糟一解释，倒把赵老师气乐了——也许他根本就没生气，他口气很平和：“前边就是我的家，你进来坐坐吧。”

他带着张效才走到一个整齐的小黑门前，扣了几下铜环，门开了，张效才带着一半好奇，一半惴惴不安的心情向院里望着，开门的是和张效才年龄相仿的一个男孩子，生得挺漂亮，赵老师只简单说了句：“我的学生。”就带着张效才进了院子，走向西厢房。

这是个极清静的小院子，房子不算好，却有两棵大槐树覆盖着大半个院落，而西厢房更是幽静。进了屋子，张效才立刻怔住了，屋里窗上挡着窗帘，光线柔和，陈设简单、古朴，但吸引他的，是四局墙上挂着的字，中堂、立幅、横幅、对联、四扇等等，真是应有尽有；字体楷、草、行书也是一应俱全，上款各有不同，但那下款一律写着“君孟”、“白屋布衣”、“竹溪老人”等等，总之，全是崔君孟的名、字和别号。还有可怪的，那下款只有名字，却不盖印章。

赵春圃老师微笑着把草帽挂在衣架上，一面让坐：“坐吧，你难得来，可以多说会儿话。”

张效才抓了抓耳朵又揉了揉鼻子，看看自己土猴似的一身衣服，又看看那套着雪白布套的椅子，没敢坐，坐在了旁边的兀凳子上。赵老师笑了笑，脱去长衫，里边是白细布中式裤褂，又干净又合身，更显得赵老师很是精神、利落，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收敛了笑容，慢慢地说：“我刚才听你说，我是做假字画的，所以请你进来说说。我知道，同学里有人说我兼着汉奸差使，有的说我做投机倒把买卖，也许还有别的，我都付之一笑，并不理会，因为不是真的，瞎猜，等他们说腻了自然就不说了。我如果追着去解释，只会叫大家更疑心，人的性情就是这样。可是你说出了‘做假字画四个字，我倒非给你解释清楚不可，因为这有点接近真相，但又并不如此。”说到这里赵老师停了停，点起一支烟来，慢慢地说：“那么，首先我得问你一下，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我的父亲，嗯，”张效才嗫嚅着说，“是清秘阁的伙计。”

“这就是了，”赵老师做了个手势，“那么，你说说，什么是做假字画呢？……别发怵，在我家里，你算客人了，有什么关系！”

看见赵老师无拘无束的样子，张效才胆壮起来。他揉了揉鼻子，用课堂上那种声调回答：“据我想，人家不知道假冒着人家的姓名，写字卖钱，就是卖假字。”

“说得好，”赵老师微笑着点点头，“那么你看，”他用下颏向四面墙壁上指着，“这都是我写的，你说他们是假字吗？”赵老师顿了一下，加重语气说：“不是，它们不能算‘卖假字。那么，我告诉你这件事的原委。

“崔君孟先生比我大着十几岁，对我来说是半师半友，性情也投缘，更巧的是，我们的字竟是出奇地相象。其实我们并不是临摹同一个人的，他是专学赵孟，简直可以乱真。我呢，对清末学者宋伯鲁先生的字特别喜爱，也很下了一番功夫。后来真所谓殊途同归吧，我和崔君孟先生的字竟象是一个版印出来的，这样，事情就出来了。

“崔老先生名声早著，东洋人也很佩服他，很久以来就以鬻字为生。我呢，尽管字和崔先生一模一样，却并不出名，顶多有人说我写得不坏罢了。我说过，我和崔先生是忘年交，过去，求他写字的人太多，打发不过来的时候经常叫我替他写，落上他的款，从来没人能分辨出来。可是在十年前，崔先生得了个半身不遂的病，后来虽然有很大的好转，却是再也写不成以前那样圆润秀丽的字了。可是他八口之家靠什么维持呢？恰恰那时我也失业，于是崔先生和我商量，所有求他的字都由我写，印章由他盖，得到的润笔二人对半分。我也就同意了，只把润笔的分成改成三七，我取三成，以示对老先生的尊敬。这样，我们合作直到现在，你看，可以说十年以来署着崔君孟名字的字，完全是我写的。”

“那可够玄的，要是卖字的人知道了呢？”张效才已经完全站在赵老师这方面，甚至于替他担起心来了。赵老师只哑然一笑：“没有不透风的墙，现在很有些人知道这件事了，可是求崔先生写字的人照旧拍破了门！你以为买字的都是真正的鉴赏家么？不是，他们出钱买的是崔君孟这三个字，挂在客厅里装门面！如此而已。不信的话，你把我写的这些字换上赵春圃的下款，怕是鬼也不来理你了。”

话语投机，张效才不再拘束了，他骨碌着眼睛向四周看起字来。他见身后那一条立幅是楷书写的老杜的“绝代有佳人”一首，那笔姿的秀丽连张效才这十多岁的孩子都看直了眼。赵老师也走过来有几分得意地笑着：“喜欢吗？等空下来我给你也写一幅。”随后他俯下身去仔细的看着“谷”字，原来那里有一个不太显的墨点。赵老师叹了口气：“看来是擦不掉了，这幅字，我自己也很得意，觉得是完美无缺的作品了，不想一不小心，就在这儿滴了一滴墨，慌得我用纸醮，用雪茄烟灰擦，结果总是隐约有个黑点，看来十全十美的事是不可能的啊。”

四

从那以后，张效才和赵老师关系好起来，耳濡目染，张效才的字也大有进步。但毕业后渐渐地也就疏远了。而他由学生而工作，从张效才变成小张，又变成老张，直到现在，头上都秃顶了。万想不到，今天却在这农贸市场上遇见赵老师卖春联！老张一时觉得脑袋昏昏的，往事在脑子里闪动着，他仔细地打量着那个瘦骨伶仃的小老头……难道他会是当初那精力充沛，精明潇洒，几乎一尘不染的赵春圃老师？……看了半晌，老张一声长叹：不错，正是他！看啊，他正谦卑地陪着笑脸，弯着腰，向那个高大神气的年轻人保证着：“……吴同志，您放心，我真的能写小楷，笔划工整，每千字只收您六毛钱，同志，我等着您的信儿……这两幅字？嗐，标价是每条五元，您看着给吧，没零钱，您就先拿走。”

吴同志嘴角微微一牵，笑了：“老头，我哪能白要你的，不过五元一条……呃，多了一点，这么着，我买这两条立幅，一总给你五元钱吧。抄写的事我给你说说，看你的运气吧。”

小老头嘴里咕哝着什么，连连鞠躬，一面小心翼翼地把那五元钱装进棉袄兜里。这时老张挤了上来：“赵老……赵老先生，请您把那个横幅递给我吧。”

赵老师眼睛真的不行了，他眯着眼找了一下，才看见老张，他用画叉指着问：“嗯，同志，您说的是这一幅吗？”大约是过去的岁月太久了吧，赵老师竟没认出老张来，不知为什么，这反而使老张松了一口气。

赵老师把那横幅递给老张，一面谦和地笑着：“您多指教。”

老张一面看着横幅，装作无意地问道：“老大爷您象是城里人啊？”

“从前是，您啦，本来教中学，六二年退休的。”老人说。只听这一句，老张已经猜出以后大概是怎么回事了，但他仍问道：“那么您有退休金了？”

老人扶住桌子叹了口气：“闹红卫兵那年被轰回老家的，退休金从那儿就不发了。”

“现在大部分人都落实了政策，您怎么没有落实呢？”

“唉，其实我没啥问题，因为我儿子的事，才一家人都被轰走的。”

老张开始注意起来：“您自己既然没问题，为什么不办办自己的‘落实政策”？

老头儿苦笑了一声，扶着桌子走到旁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指着那张骨牌凳让坐：“请坐同志，我去办过了。我退休的中学已经不知道我的名字，不管；我去找我儿子的单位，谁知那单位早已撤销，与别的单位合并了，名称也改了，人也换了，连头绪都找不出来……等着吧，我儿媳妇正给我儿子办平反呢，但愿她能办成。”

老张不由发急：“光等哪里行，跑不动，您也可以写信啊。”“写过不知多少封了，”老人摇头，“大部分都转回公社完事，也没有消息。”

老张提心吊胆地说出自己刊物的名字：“《法学与实践》您写过信吗？”

“写过三封了，”老人仍旧在摇头，“有两封转回来了，请公社酌情处理。”

没错，这正是那句老词儿。老张无地自容地搔了搔秃顶，把眼光移向手中的横幅，奇怪的是，老人这大年纪，字体仍然这样苍劲。横幅写的是：

尽日邮亭换客衣，

风流放诞是耶非，

将军营里年光晚，

京兆街前信息稀。

愁黛忍令秋水见，

花发还共鸟争飞，

舞腰女伴如相忆，

为道飘零愿已违。

诗似乎是咏柳的，但老张却觉得不知怎的似乎与老人有些近似——也不知是古诗还是老人自己的作品。老张一时呆在了那里。

这时那边卖春联的孩子回过来：“爷爷，我饿了，收摊好吗？今天不错呢，我卖了一块八毛钱。”老头儿眨着眼睛一笑：“我这里还有五块钱呢。”

看着老人那心满意足的样子，老张觉得心里发酸。他伸手到衣袋里，这才想起，原来昨天发了工资，他还没有“上缴”，于是他把那横幅卷好，小心地拿着，伸手把整个工资袋都掏出来，但把钱拿出来以后，却又改了主意，只抽出四十元来递给老人。老人怔了一怔，把钱凑在眼前一张一张地看过，然后说：“错了，同志，那横幅标价是四元，您这是四十元呐！”

“没错，您先拿着。”他不等老人从惶惑中醒过来，急急地用与他平时完全不同的急步子跑出了农贸市场。

老张没有就此回家，他径直跑到希古斋去，想证实一下那年轻人的话。

原来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小青年说的那条幅写的正是“绝代有佳人，幽居在容谷”一首五言，老张向那“谷”字的右边望去，只见那个谈谈的墨点隐约还看得出来，再看条幅的下款，却是盖了印章的，两方印，上面白文的是“君孟”，下面朱文的是“博陵崔氏”。

再看下面的标签：崔君孟、楷书立幅，价600元，还盖着个蓝橡皮戳子：已售出！

600元！老张眼前闪过老人那弯着的腰和陪笑的脸，感到有点喘不过气来。

五

春节一过，老张毅然走出了办公室，公文包里装着一叠空白介绍信和赵老师那第三封申诉信。

第一站他找到了赵老师退休的中学。接待他的是个四十多岁的人事干事。这个面容苍白，身材枯瘦的人看来是个慢性子，他十分客气地让老张坐在一张四条腿乱晃的椅子上，看老张的介绍信。他嘴里念念有词，从“兹介绍……”念起，直念到单位名称和年月日，然后他满脸是笑，连说欢迎。可是等他接过赵老师那封“群众来信”时，他的笑脸僵住了，而且慢慢皱上了眉头：“那么张同志，您是来了解这件事情？”

“嗯。”

人事干事苦着脸把老张的介绍信编上号夹进个卷宗夹里，慢慢地说：“这个人嘛，我们接到他好多封信了。可是呢，我和领导反复研究过，觉得很不好办。不瞒你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关于他的材料。现在校内的教职工，都是在他走后调来的，没人知道他这个人，再说又不是本单位把他轰走的，这就叫人为难了……唔，您要不要喝水？”

老张连忙摇手：“我不渴。我说同志，您的意思是应该怎么办呢？”

人事干事干咳了几声，慢慢地，似乎是斟酌着词句：“照说，应当哪儿弄错了，就在哪里纠正，只要那个轰他的单位给他平了反，通知我们，我们保证毫不耽搁，立刻就办。本来也必须快办，已经受了十多年委屈，又是八十多岁的人了，还能……我一直在想，在活着的时候纠正总比死了开追悼会强，您说对吧？”人事干事十分恳切又有些歉意地笑了笑，结束了他的话题：“所以我想，这事必须去找赵老师儿子那个单位去，我记得他是在原第八医院工作，‘文革中间，那医院和第七医院合并，成了医学院附属医院。单位的隶属关系和人员都变了又变，找起来很费事。”

“哦，您去问过了吗？”看着人事干事恳切的表情，老张不由问了这么一句。人事干事摇了摇头：“没有，我曾经想去，可是办不到，没有时间啊，不瞒你说，我不光做人事工作，总务也归我，我还兼着两个班的政治课。”

老张走在大路上，咂摸着人事干事的话，想着想着他忽然一下子彻底明白过来，人事干事的一番话，不正是和自己接待来访的语句大同小异么！他有种种原因没有办事——实际上根本就没打算办？自己做了两年信访工作，事实上不都是转来转去，“请酌情处理”么！中间是不是有些象赵老师这样的人，伸着脖子在企望、在等待呢？

老张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几年来，他初次感到有对不起人的感觉，他茫然地走着，直到一个交通民警对他发一声喊，他才发觉自己走到马路中间来了。他知道准得听几句训斥了，可是那民警看了看他的秃顶和肚子，脸色缓和下来，只摇了摇头。

老张站在便道上怔了半天，猛地使劲拍了一下秃脑门：“嘿，就象报纸上小伙子们说的吧，从今天做起！改正起来还不算太晚，离退休还有些年，能做不少事情呢！”

真的，说到改正，什么时候都已经是晚了，同时，什么时候也都不算太晚。

六

就在老张下定决心的时候，赵老师接到儿媳一封信。

赵老师住的是堂弟借的两间东房。屋里靠窗子是一个大火坑，炕的前面是个柴灶，靠东墙放着摆摊用的那张方桌，桌两边是一张椅子和一个倚着墙的方凳。老头子正在烧柴锅，一面看信，不住地打着喷嚏，也不知是被烟呛的，还是屋子冷冻的。他看完了信又看看锅，停止了添柴，然后一阵咳嗽，蹲在他旁边的孙子小逊焦急地问：“妈妈信上说什么？”

“她说，你爹平反的事有了点希望，可是她得回来一趟，找找有关单位，不过又没路费。”

“得多少钱啊？”小逊仍是急急地问。

“这么远，来回怕不得二百多块钱！这哪儿找去。”

孩子一下子不言语了，他也知道这笔钱目前连一点指望都没有。

老头子叹了口气，想说什么，正在这时却听见院子里几个孩子一齐喊起来：“赵爷爷，有人找，城里来的！”“骑嘟嘟车来的！”

赵老师一哆嗦。尽管已经好几年没什么事了，可是一有突如其来的情况，老头子不知是福是祸，总不由得害怕。这时他慌忙爬到炕上去，在破窗洞上使劲往外看。只见春节前买字的那个吴同志，正用力地把摩托车搬进院子里来。他红光满面，衣装漂亮，大嗓门嚷了起来：“就是这东屋吗？喂，我说赵大爷，您这地方可真不好找，亏得是我，要是别人就许空跑一趟！”

小伙子也不等让，一步就迈进了屋门。他四面打量了一下，摇了摇头。赵老师恭敬地鞠躬，让他到那椅子上去坐。吴同志看了看没有坐，用手套掸了掸炕沿，坐在了那里。他伸出一只手拦住了忙着倒水的老人：“别张罗了，赵大爷，我不渴。咱们先谈正经事吧，我给您送了个喜信来。”

赵老师满脸陪笑：“是不是您单位有什么写的活儿？”

“抄写的事吹啦！”吴同志大大咧咧地说，“文件不能拿出来抄，可是您这情况又真叫人可怜。我好容易才给您找了个路子，这事也算巧，您先看看这个。”吴同志说着从大衣袋里掏出个手绢包来，打开看，原来是两块一寸见方的印章。赵老师一声惊叫，忙凑过去看，立刻又直起来，眼光灼灼的，好象他的白内障都消融了。他一手拿着一方印章，望着小伙子说：“我当然认得！这是崔君孟先生常用的两方印章，还是当时的名字贺孔才先生刻的，一个是朱文的‘博陵崔氏，另一方是白文的‘君孟。你看这刀法的秀劲，”老头子叹了口气，“这样的东西是不会再有的了，可是……”老人用疑问的眼光望着吴同志，“那么，您和崔君孟先生是？……”

吴同志哈哈大笑起来：“赵大爷，我和崔君孟毫无关系，这两方图章落到我手里也是偶然凑巧。嗐，‘文化大革命中间什么巧事都有，赵大爷，我倒替您想了一条路子。”吴同志压低了声音。“崔君孟的字绝大部分是由您代写的，这我已经打听到了，您也不用避讳。现在崔君孟的字可是热门贷，日本、港、澳和南洋华侨，有好多人都喜爱他的字。我这有两方图章，咱爷儿俩合作，您还和从前一样，光写字就行了。纸、笔、墨、砚、裱，更重要的是印章和卖出，全是我的事。所有的收入，六成归我，四成归您。一句话，您就稳坐钓鱼台，净等拿钱就完了。什么风险都没有。赵大爷，您看这主意怎么样？我姓吴的够不够朋友？”

看见老头子迟疑的神气和异样的眼光，吴同志决定再进一步，他盯着老头子的面容，继续说：“我也想到了您眼前的情况。别看现在农民大多富起来，您可末必能缓过来。反正咱爷儿俩这伙计搭定了，我给您带来点钱，您先把家安置安置。”说着，小伙子取出三叠厚厚的钞票来：“这儿有三百块钱，您先花着。其实咱们的合作搞起来以后，这点钱简直不够咱们当小费赏人的。”说罢，吴同志哈哈大笑起来。

一下子看见这么多钱，老头子眼都直了。他不住地眨着眼睛，看看钱，又看看怔在旁边的小逊，他小手里还拿着妈妈那封信，要命的信，要命的钱！可是钱就摆在面前……

老头子连嘴唇都直哆嗦，颤抖抖的手无意识地慢慢地向钱伸过去。小伙子锐利的眼睛直盯着老头子的脸，这时他松了口气，不由想夸老头子几句：这您就想对喽，我的赵大爷。这十年，发什么财，干什么事的没有！

老头子的手停住了。他怔了会子，干咽了几口，突然用手把钱一推，陪着笑说：“吴同志，我真感激不尽，不过这事太大，我得跟家里人商量商量。这钱您先带着，等我决定干，再找您借。”

吴同志是打好了如意算盘来的，不提防老人会有这一着，他先是怔了一怔，接着眉毛一皱，脸色阴沉下来：“我说赵大爷，您可多想想，这事可是过了这村没这店，就算您有别的路子，能往外卖，可是您有这两方印么？您都八十多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要是在怎么分成上有意见，你可以说嘛，咱们再研究。”

“不不，”老头子陪着笑脸连连摆手。“您说到哪儿去了，您这一番好心，我哪会有别的想法？真是因为这事非同小可，得和家里人商量商量。”

小伙子一声冷笑：“当着真人别说假话，老伙计，你家里的事我都打听得一清二楚。你家里还有谁？难道你就和这小兄弟商量吗？还有一说，爷儿们，这事就只咱们两个知道，你要是传出去，可别说我姓吴的不够朋友！”

老头子吓得变颜变色的：“这我哪儿敢，您尽管万安。说实话，这突如其来的事，就我一个人想想，您也得容我几天限啊。”

“也好，”小伙子忽然又爽朗地笑了起来，“您说得也对，我是一片心全为您想，可忘了您这八十岁的人了，碰见什么事都得犹豫半天。也行，您多想想。我过几天再来看您。”吴同志又恢复了原来那副嘻嘻哈哈的样子，向老人点点头，还用白嫩的大手拍了拍小逊的脑袋，然后说了声：“您别送，我过几天再来。”

吴同志走了，老头子一声长叹，坐在炕沿上发怔。过了好一会儿，他发现小逊也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爷爷，手里还拿着那封信。老头子又叹了口气：“小逊，你说我做得到底对还是错？”

“您做的事当然对，”小逊对爷爷是绝对拥护的，再说他对吴同志也早有成见，“春节前那天我就瞧他不是好人，他还‘抠门儿，拿走两张字才给一半钱，倒是那个秃头的叔叔好。”

老人皱上了眉毛：“我也不喜欢这样子，我卖字，又不是要饭，为什么多给！当然，我更不喜欢这个小青年。”

七

过了几天，老张抽个空跑到医学院附属医院来。办公室里是一位烫着头发，二十多岁的女干部，戴着副很时兴的平光眼镜，她冷冰冰地瞥了老张一眼，接过介绍信看了一看，忽然露出笑容来：“哦，您是《法学与实践》的记者？您有什么事？”

老张把来意说了一遍，这位女同志微微一笑：“那么，您应当找‘落实政策办公室，我们这里是院办公室。”

落实政策办公室设在五楼，管“落办”的老刘是个五十多岁的人，满头花白头发，嘴上的胡子也有些天没刮了，满脸晦气，就象他三天没洗脸似的，他疑虑地地望着闯进来的老张。老张又从头把原委说了一遍。正如他预料的一样，老刘立刻皱上了眉毛：“呃，嗯，对对，印象里是有这么回事。”说着他立刻在抽屉和文件柜里乱翻起来，但他什么也没找到。最后好容易才查着了下落，老刘抹了抹额角，抱歉似地说：“我已经把信转到上级去了。同志，我这个小摊子只是个承上转下的机构，实际上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老张先是不大高兴——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要你这个干部做什么？！但他立刻联想到了自己，不由苦笑起来。老刘叨唠着：“这位姓赵的事可也的确罗嗦，我记得信上说他还是合并以前八院的大夫，他的档案又不在这儿……”

“可是我这封来信是他父亲的，和他儿子无干呀！”

“当然当然，可是那就更不好办了，这位赵老师根本不是这儿的人，领导绝不会同意出证明的。”

“按规定，不是哪儿弄错的由哪儿纠正吗？”

“当然当然，可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又没有什么证据，怎么和领导去说呢……这么着吧，您把这封信交给我，我拿它去找领导好好谈谈，争取他能……”

老张叹了口气，不过看他还算诚恳，心里还有点希望。便推心置腹地把自己与赵老师的关系和赵老师的历史及现在的景况如实地说了一遍。老张说：“老刘同志，哪儿都一样。唉，咱们这做信访工作的人是不是能真的干点工作呢？难道只能打太极拳，把来访的人敷衍走完事吗？”

老刘怔了半天也叹了口气：“有什么法子呢！医院实际是基层，我呢……说实话我自己落实政策才一年多。我对哪一封来信都是看了又看。可是……”他摇了摇头。

老张理解老刘的心情，于是他提高了声音：“你呀，不是我说你，有职就有权！能做到的事，咱们就该负起这个责任。”老张往前探了探身子，“咱们年龄差不多，我还记得解放初期那股子劲头，那时我在个县民政科工作，我们哪会往外推事，简直是出去找事干，……”

老刘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真的。那时候什么叫上下班，我一直就睡在办公室里！”

老张紧接着说下去：“一点也不错！可是现在咱们怎么就没有那股子劲了呢？”

老刘笑起来，指指自己的头发：“不是黑的啦！”

老张拍拍自己的秃脑门：“你比我强多了，我这儿是光光的了！”老刘哈哈大笑起来。屋里气氛变了，老张连忙趁热打铁：“我说老刘，拿出点劲儿来吧，象年轻人说的那样，咱们从今天做起，从这件事做起！”

老刘把圆珠笔往桌上一拍：“要不然这么办，我先了解清楚，然后我就用这个‘落办的公章出个证明，以后再向李书记汇报。赵老师那个单位也就好办了，你看怎么样？”

“好，就这么办！”两个人握手告别。

不想老刘第三天就来了电话：“……我这证明都写好了，谁知今天上午接到医学院‘落办的电话，叫我把原信转到赵老师那个公社，请他们酌情处理！”

老张懊丧透了，没想到成功在望，忽然又出这么个岔子。他想了想说：“那么，你先别急，我到医学院去一趟，好不好？”

“那倒是可以，”老刘的语气明显地显出希望不大，“那么我就等你的信儿。”

“行，你等着吧，我明天就去，”老张满有信心。

八

医学院的“落办”很气派，在主楼里占一大间办公室，“落办”主任由人事处副处长兼着。接待他的是个四十岁上下的女同志，瘦瘦的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她带着礼貌的笑容把老张的介绍信放在桌上。老张又把原委重复一遍，心里想早知如此就该把这段独白的录音，到哪儿一放就行了……女同志心不在焉地听着，点着头，一面看着手里那封赵老师的“来信”。老张说完，她也看完了。然后放下信，略微寻思了一下，慢慢地说：“对你们这种负责的精神，我们很钦佩。可是，据我们的看法，赵春圃不该由我们解决。首先他不是我们这儿的人，医学院当时也没轰他走。”

老张不由皱眉，心里知道又得从头辩论了：“并不是找你们解决，他原单位已经答应解决了，只是请你们……其实只要附属医院证明一下就可以了，这只是个手续问题。”

女同志仍是那么不紧不慢地笑着：“我们对他被轰的事一点也不了解啊，同志，咱们哪能对没根据的事乱证明呢？”

“这当然，说到了解，不知您对于轰他儿子这件事是否知道？只要证明赵春圃是受诛连就行了。其实这应该是附属医院的事，您看我是不是该去找他们？”

女同志仍然笑着说：“说到他儿子，这事就更不好办了。他儿子至今还没平反，还不能确定轰得是对还是错呢！”

老张实在忍不住了，不觉声音高了起来：“他儿子平不平反我不管，将他父亲轰回原籍是错的！”

女同志呆了一呆，她没想到这个一家杂志社里跑跑信访的胖子会这么大火气。她看了看老张，冷淡地说：“这么办吧，我把信留下，请领导研究一下，然后把处理办法通知你们编辑部吧。”这口气简直把老张当成了上访的。

老张气得脖子都粗了：“你们领导在哪？我现在见见他行不行？”

“王处长正在开会，不可能接见你。”说着女同志站起来开始收拾桌上东西，老张除去告辞，毫无办法。

一连个把月，老张往医学院跑了好几趟，都被这位女同志软碰回来。后来老张跑烦了，就每天打电话，直到四月份，老张实在忍不住了，他憋着一肚子气又挂电话。这回出乎意外，那位女同志竟有答复：“……您问那封赵春圃来信吗？我们已经向他所在大队等处用电话了解过……”

“他们怎么说？”

“他们都给了肯定的答复。不过，领导研究后仍是觉得不便给开证明。”

“为什么？！”

“理由我们已经再三说过了，就是那些。”

老张怎么也忍不住火了，他觉得自己一下子又回到了“小张”时代。

后边的小王看他冲着电话那激动的模样，不由得奇怪，把圆珠笔夹在耳朵上，望着他。只见老张的脖子都红了，他冲着电话机吼了起来，一边还晃着拳头：“我和你说，党的政策就是要落实！有不清楚的地方当然得深入了解，如果已经清清楚楚的，可硬是落实不了，那算怎么一回事呢？……怎么，你小看我们刊物吗？！我跟你说，我们可以把它发表，让群众来评论，也可以转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请他们发表，同志，要是有必要，我们会想办法一直送到中纪委去！”他挂断电话，匆匆地抓起提包，红头涨脸地跑了出去。

九

就这样。从春节断断续续直跑到“五一”前，老张好话恶话说了千千万万，冤枉路跑了足有一千公里！他肩着杂志社的招牌，甚至于抬出了中纪委来吓唬人——其实能不能请中纪委干预，他一点谱也没有，真是个最不高明的办法。谁知这个最不高明的办法竟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第二天那位女同志就打了电话来，口气缓和。老张又去了一次，居然全部解决，老刘开出了证明，中学那位人事干事言而有信，他接受了这个退休教员，但是迁户口的事仍得老张去办。

办理户口顺利得出奇，不到一个上午，老张就拿到了赵春圃祖孙二人的准迁证。他经过自己办公室的时候都没顾得进去，却听见小王正在使劲打电话：“……怎么，你以为我们是学术刊物就对你们这种作风毫无办法吗？同志，我们可以把它发表，再加上个按语，请读者一起评论，同志，您说那样好吗？……”

老张象个年轻人似的一缩脖子笑了。很好，小王也动起来了……

老张赶到诸葛营大队的时候已经下午两点了。打听赵老师的住处并不难，立刻就有一群小朋友争先恐后地告诉他：“你问会写字的赵爷爷么？他就住在那个花门楼院里的东屋……”

“就是有枣树的那个院子，我领你去，我和他们家赵逊是同班……”

“别去啦，赵爷爷不在家。”又一个抢着说，“刚才被人用汽车接走了！”

“汽车？接走了？”老张惊异起来，“什么时候？”

随着问话，已经到了赵老师的院子，老张径直进屋找到了小逊，一问经过，老张立刻急了：“快走，跟我一块找爷爷去！”

赵老师是和那位“吴同志”一起走了。本来老人绝对不会随吴同志一道出来的。但这次“吴同志”说崔君孟的后人流落在海外经商——这件事赵老师也曾听人说过——这次回来看看，还打听过赵春圃先生。“吴同志”知道了这消息，特地用车接赵老师去见见那位南洋商人。

“这事一定有好处，”吴同志鼓动着，“您想想看，赵大爷，你们是三代的世交了，他现在又发了大财，难道对您这样的老长辈不应该有个照顾？再说他如果以海外华侨的身分——总得算是客人啊——如果向咱们政府替您儿子说句公道话，落实政策的事十有八九可以办成。那一来可就好啦……”

一席话说得老人活了心，决定去见见这个世交子弟。老头子十多年没进过城了，汽车三绕五绕，老头子转了向。最后车停在一座楼前的时候，赵老师不但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了。

可是等上了二楼，进了一个房门，老人却犯了疑，这分明是居民住宅，哪里是什么饭店，难道这位海外巨商就住在这里？

吴同志让老人坐在沙发上：“您坐吧，这是我的家，等一下客人就来，车子接他去了。”说着，他从热水瓶里倒了两碗咖啡，又加上了方糖和炼乳，递给赵老师。赵老师看那碗，竟是一套很好的康熙瓷器，老头子吓了一跳。——竟把这种瓷器当日用品！再看看四周的陈设，有香港的半裸体美人大挂历，有齐白石的牵牛花，唐三彩的马，有最新式的荧光台灯，正看着，吴同志开了腔：“怎么样，赵大爷，咱们这屋子还有个样子吧？您可以多看看，您是行家，咱们这屋子我敢说没一件是假货！”

老人赶忙堆出个笑脸来，连连点头：“是是，您说得对。”

吴同志有几分得意，他夸耀地指了指里屋的门：“那屋里才是我收藏的珍品。赵大爷您可以参观一下，给鉴定鉴定。”他正要打开里屋的门，却听见外屋门很响地叩了几下，吴同志连忙跑过去开门，只见外边站着个大块头，戴着副黑眼镜，头发梳得油勺似的，拎着个公文包，气派十足。这人进了门并不说话，照直走到沙发那儿坐下，看了看赵老师，向吴同志问道：“这位就是么？”声调和举止显示目空一切，气使颐指的派头。

因为知道是崔君孟的后人，所以赵老师并没过分客气，照旧坐着不动。只是当听出这胖子的口音，却是闵南官话的声调。赵老师心里诧异：怎么回事？崔君孟是河北省人，就算他的后人流落海外多年改了乡音，可也不能改成外省土音啊！难道又有什么花招？老头子警惕起来，也不言语，静听下文。

吴同志在这个大块头面前好象小了一号，身材也矮了不少，他低声下气地说：“这位就是赵春圃老先生。”

“嗯，”大块头鼻子里哼了一声，“一切事都谈过了么？”

“没有，我们也是刚刚回来，一切都没来得及细说。”

吴同志干咳了一声：“赵大爷，是这么回事，这位是陈董事长。”

“陈董事长！”老头子又是一怔，“你不是说是崔先生的……”

“崔君孟是敝亲”，大块头说，一面点点头。

赵老师愕然了：“敢问你们是怎么个亲戚？”

大块头略一迟疑：“应该说他是我表舅。唔，吴先生，还是你彻底说清楚吧。”

赵老师拂然。这种“一表千里”的亲戚分明是骗人！但多年来的坎坷生涯，使他照旧陪笑坐着没言语。

吴同志忙不迭地从那边扯过一把椅子来，坐在赵老师旁边：“是这么回事。上次我找您商量搭伙，您有点犹豫，我一想，让您多考虑一下也好，后来我认识了陈董事长，合伙办过几回事，很知道董事长慷慨仗义。闲谈中又知道他和崔君孟先生有亲缘，而且也十分喜爱崔先生的……嘻嘻，其实就是您的书法。这时是我灵机一动，想出了这个计划。”他自呜得意地说着。

“赵大爷，您家的事我早打听得一清二楚。不是我扫您的兴，您要想落实政策，多半得扑空。您不为自己想，也该为孙子打算打算。如果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老头子知道他快说出正文来了，但仍陪着笑脸，仔细听着，看他到底变什么戏法。“我把得到的印章给陈董事长看过，又介绍了您的情况，陈董事长是个仗义的人，他答应跟咱们合作，您、我、咱们先去香港，您的两个孙子第二批走，您的儿子和儿媳由陈董事长负责……”吴同志说到这里，陈董事长点了点头，表示一切有他。

“好啦，大体是这么回事，至于咱们怎么走，利润怎么分成等等，我和陈董事长都商量过了，万无一失。老爷子，您就等发财吧！您就等一家人大团圆吧！这么十全十美的事，据我想，只要是中国人，没一个不愿意的！……”

吴同志正说得高兴，老头子突然插了一句话，“不对，据我想，只要是有骨气的中国人，没一个肯去的！”

陈董事长皱上了眉毛：“嗯，你们还得长谈一番哩，我还有事，先走一步，明天再见吧。”他拎着手提包站了起来。吴同志本来被老头子的话惊呆了，这时他连忙替大块头去开了房门，让大块头出去，转过身来时，他脸上已经没有了那种恭敬亲热的表情。他冷冷地斜了老人一眼，一屁股坐在刚才陈董事长的那张沙发上，吃惊地看了看这个又穷又酸的糟老头子。莫不是这个老家伙太精明，在关键时刻“拿一把”，长长行市？……

其实老头子一时忍耐不住，说了一句心里话，立刻也后悔了：怎么敢惹这号人？真糟！眼下只能敷衍姓吴的，想法子脱身。

老头子一后悔，不觉心虚，连忙陪笑说：“我这也是一句笑谈，您别过意。不过说实话，我这个岁数了，是有今天没明天的人了，就我自己的心意，埋在老家土里完事。到海外去，活不了几天，倒给你们添麻烦。我……”

姓吴的把脸放下来，冷冷地打断了老人：“别说这些没用的话了。现在就听你一句话：去或是不去！要是去，咱们是好爷儿们，您就住在这儿，几天之内咱们就动身。你要是说个‘不字，哼，别怪我不讲交情。”

老头子吓得脸都变了色：“您说过老年人遇上事总是犹豫，这是多么大的事，你总该让我……”

“得啦，老伙计你别给我使缓兵计了！”姓吴的几乎是斩钉截铁地说：“咱们一句话，说干脆的！”

“我，我，”老头子嘴唇直哆嗦，“我实在实在是不能去。我掏心说一句吧，在‘文化大革命里那么折腾我，我死的心都有，可是从来没想过往海外跑，穷也好，难也好，总该在自己家里。”

“别罗嗦了！”姓吴的一声断喝。嗖地拔出一把雪亮的八寸匕首，啪地一声拍在茶桌上：“老伙计，干不干？说！”

老人脸色白得象张纸。但一股书呆子的拗劲儿从心里冒出来，他反而不哆嗦了：“行，那么我就告诉你，你就是把我宰了，也只能把我尸首弄出去！”

姓吴的吼了一声，抓起匕首来……

正在这时，房门咚咚地敲了几声。姓吴的一怔，接着又是几声敲门。姓吴的手忙脚乱；正要收起匕首来，忽然房门开了，两个衣帽齐整的民警站在那里，后面还跟着个便衣秃顶的胖子。吴同志的脑子还没绕过弯来，一个民警已经把他手里的匕首夺过——天晓得他有多快！而另一个民警已经取出一张拘留证来：“你叫吴哲民吗？我们观看你的表演已经好多天了！”

这时，老张一声惊呼，原来赵老师由于过度刺激昏倒了。那个夺刀的民警抢上去看了看说：“不碍事，郭科长，我叫人先把老人送到医院去吧？”

“好。”郭科长点头，这时又进来两个民警把吴哲民铐住。郭科长回头说：“老张，刚才你不是说没见过走私犯吗？我给你见识一下，这个吴哲民就是文物走私集团的一员干将。”

赵老师这时醒过来了，呻吟了一声。老张把准迁证递过去：“老师，办成啦！”他象个孩子似地嚷，这多日子，他第一次敢大声叫出老师来。老人仍没能认出他，但看清了准迁证，老头子手又哆嗦起来：“小逊知道吗？他还在家里等我呢！”

“不，他在公安分局等着呢，他早就知道了。”

尾声

第二天早上，老张穿一套新中山装，大步走进办公室，小王立刻发现了问题：“好啊，你又可以买成衣穿了？”

老张很高兴：“是最大号的——到底，我这肚子又可以适应成衣的裤腰了，这是跑了两个月的额外收获。另一个收获是，我明白了为什么叫售票员学习‘如果我是一个乘客。”

“那么，您已经学习过‘如果我是信访者了？”小王一乐，把圆珠笔夹在耳朵上，“可是昨天副主编来了，看看咱们转信的便笺，皱起了眉毛。他说：“不要乱写嘛，咱们又不是人家的上级……！结尾一律给我改成‘请酌情处理！”

“甭理他！”老张理直气壮地说。

这封信是附属医院一个叫孔繁枝的人写给你的，说她妹妹闹离婚，法院不准，托你帮忙想想办法。”

“写个便条回她，说法院不走后门，管不着！”

“这是佛学会寄来的两张票，有个静空法师讲经，在……”

“废纸篓！”

“这七封信都是老主顾，有那个姓柳的，有……”

“一律存档——无理取闹的一概不理！”

“这九封信都是应该研究处理的。”

“好，那咱们就研究一下，下午出去办事，我先看看信。”

于是老张开始看信。小王从耳朵上取下了圆珠笔，又刷刷地写起来。看上去似乎和三个月前没什么两样，但熟人都嗅得出来，这屋里空气变了，有股子活生生的朝气。

分类：小说 作者：尾 山 傅绪文 期刊：《啄木鸟》198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