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回忆录〗中国归来的战犯

编者按岛村三郎，曾任伪满三江省警务厅特高课长兼地方保安局理事官、滨江省肇州县副县长、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课长和一等荐任官等职，对我国人民犯下过严重的罪行，是一名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分子。一九五○年七月以后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岛村三郎在我国的政策威力和感召下，思想有了根本的转变。一九五六年七月我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五年，一九五九年被提前释放回国。回国后，曾任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被我释放归国的战犯组织)会长、日中友协理事等职，为日中友好做了大量工作。

本文译者金源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

一

周围已经黑得看不见了，隔岸的万家灯火，象宝石般地闪闪发光。我们换乘上几辆大轿汽车，驶进了一座没有灯火、漆黑如墨的高大的砖砌院墙里。我们在面熟的看守员引导下，登上了灯光昏暗的楼梯，被带进面积为三米见方的小房间里。

靠窗户那边，装有极为牢固的铁网。隔着一米半宽的走廊，才能透过玻璃窗遥望星空。监房的一隅，砌有高二十厘米、宽六十厘米的水泥台。台上是有冲水装置的厕所。在以后的两年中，这里既是我们的洗衣间，又是我们的洗脸间。一拧就流出水来的自来水，也就是我们的饮用水。

监房两侧的墙壁上，残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血书的遗迹。靠近房门的厕所旁的墙壁上，画着一幅粗劣的墨笔画：一名中国士兵挥舞着大砍刀，瞄准日本兵的脖子。

“这里可能是松花江江岸……”

一种恐怖感，似乎是不祥之兆，顿时涌上我的心头。

次日下午三时到室外活动时，我仔细地观察了周围的环境。关押我们的监房是用清一色的灰砖砌成的旧式二层楼房，整座楼房呈□形，构成一个狭长的院子。另一面砌有高高的砖墙，墙上插满了碎玻璃片。高墙的前面有一个大烟囱在寒冷的天空中高耸着。烟囱上写着“哈尔滨面粉厂”几个大字。

一霎时我完全明白了，不祥之兆已经变成了事实。一点也不错，这座楼房就是我曾经工作过的秘密机关——保安局在哈尔滨设立的秘密收容所。迄今我始终坚信，唯有这个秘密收容所的内幕是任何人也无从知晓的。在保安局里从事所谓反间谍工作与谍报工作的秘密警察，以至到勤杂人员，配备的都是日本人，这是因为害怕中国人泄露秘密。当然，最基层的组织也利用中国人当密探，但他们只能同那些以商人、职员的合法身分作掩护的日籍指挥者接触和联系，既不知道有这个收容所，也不允许他们接近这个地方。

在整个伪满，各省都设有这样的秘密收容所，而且都挂着好听的招牌，诸如三江省①的“三岛化学研究所”、龙江省②的“满蒙资源开发公司”等等。而哈尔滨的这座秘密收容所，挂的是“第二松花塾”的招牌。

滨江省③的地方保安局，也就是我工作过的中央保安局的下属机关，在日本投降半年前，还进行了大逮捕，大约有十多人被押在这个收容所里。保安局的主要官员不分昼夜地对被捕人员逐个进行刑讯拷问，诸如：坐电椅、灌凉水、用烧红的铁棍烙身体，裸体穿上用厚纸做的衣服，点火烧得惨叫等等，使用凡是能够想出来的一切残酷手段进行拷打。为了保守我们这个组织的秘密，审讯结束后，如果再也没有用处，不论供词是逼供下的胡言乱语，还是当初错捕的无辜者，都一个不留地在收容所内处死。

在哈尔滨这个收容所里，至少杀害了十多名中国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在日本投降后被杀害的，这样做仅仅是为了保护我们保安局高级官员的安全。我在监房墙壁上所看到的血字，就是这些人的遗书。我是伪满中央保安局的高级官员，也正是指挥这种刑讯拷问和杀人的刽子手之一。今天我却被关进了这个从前的杀人魔窟里。

这里是个什么地方？在这里都干过些什么？我和这里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一切若是让他们知道了，就全完了。

绝望和死亡的恐怖袭击着我。突然间，我的两腿不听使唤了，脚步也迈不开了……

“立刻就要被处死，我这个……”

空中布满了阴云，今天夜里也许要下雪吧。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向任何人谈过这座房子过去是干什么用的。看守我们的哨兵天天在玻璃窗外的走廊上走来走去，响着“咔咔”的军靴声。哨兵的肩上斜挂着子弹带，手中端着漆黑发亮的卡宾枪，每隔五分钟走过来一次。在那玻璃窗上，布满了一层东北特有的图案似的冰花。在我们那种杂乱而又单调的监狱生活里，这些冰花倒也是一种小小的点缀。每当看见玻璃上的冰花，便使人联想起海洋深处丛生的海带。我们把脸贴在铁栏杆上凝视着，仿佛被带进了海底海带丛生的水晶般的境界。在这座取暖设备齐全的监狱里，尽管外面的气温已下降到摄氏零下十五度，这些画一般美丽的冰花，也不够看两小时的。

我们当中不知是谁开的头，在每天规定的两个小时的散步时间里，在院子角上的垃圾箱附近捡点碎报纸。这些报纸都包过饭盒或书籍，全都是皱巴巴的，有时还非常脏。我们用水把捡来的报纸伸展开、铺平、擦干净，然后再阅读。

有一天，在垃圾箱和墙壁的夹缝里，我幸运地捡到了一张团起来的《松花江日报》，好象包过油炸的美味食品，处处都有油污斑迹。

我洋洋得意地举起报纸，给当时身边唯一的一个人、原伪满宪兵少校田中三治看，并且说：

“怎么样？是珍贵的出土文物吧！”

然而，我将那张报纸看了不到一分钟，脸色就变得铁青了。在那张报纸的头版头条，用一号铅字醒目地印着一条大标题：

“肇州城外鲜血染红白雪的三肇惨案！！！”我全神贯注地读着这段报道，注视着文章中是否有“岛村副县长”的字样。

报道中说我到肇州县任职刚三个月，就在肇州城外的雪地上，枪杀了近三十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篇报道字字句句都充满着仇恨与怒火。作者是一位叫张铭的遇害者(领导干部)的妻子。

一九四一年一月底，当时我任伪龙江省白城县副县长。一天，突然接到调我任伪滨江省肇州县副县长的调令。当时的肇州县不断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袭击。这支游击队是由第二路军第十二支队长徐泽民指挥的，约有六百人，把日本帝国主义这块殖民地的秩序搞得一塌糊涂。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愿去这么危险的地方。然而，如果拒不赴任，就会被视为臭不可闻的懦夫，今后也就没脸再见亲友了，我只得提心吊胆地上任。

这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日本将大批军队投入了中国战场，但在广大地区遭到了中国军队的抵抗，仅占领了一些点(城市)、线(铁路线)而已，进退维谷。当时，美国通过重庆给中国的军事援助十分频繁。苏联通过新疆路线的援助物资也相当可观。因此，日本妄想征服中国的美梦，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这时，活跃在北满山区的第二路军遥相呼应，以扰乱日军后方为目的，准备向平原地区进击。当然，我们也已经掌握了这个情报，但全然不知他们将在何时何地发动进击。不料，恰恰出现在肇州(肇州位于中国解放后发现的大庆油田的中心地带不远的地方)。

徐泽民支队长曾担任过肇州县丰乐街商务会长，是全县闻名的豪绅之一。在他担任商务会长时，就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主张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双手夺回失去的祖国领土。他辞去商务会长职务后，便开始接近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决堤洪涛之势，勇往直前地开展了反满抗日斗争。不久，他在肇州县城南四公里的托古村一个叫张铭的(就是写这篇控诉书的女作者的丈夫)家里挖了一个地下室，名副其实地从事地下活动。到了一九四○年十月底，北满的原野普降寒霜，农田里的高梁已收割完毕。他率领部队开始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行动。

在抗日联军袭击肇州县城的当晚，他用一部分兵力烧毁了托古村村公所和警察派出所。他自己率领主力占领了他的家乡丰乐街，攻克了警察署，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第二天便长驱直入袭击了位于肇州县以南的肇源县城，烧毁了县公署，击毙了日本官吏十三人，引起了震惊北满原野的三肇(肇州、肇源、肇东三县)事件。

这个事件使日本统治者胆战心惊。其后，大约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张铭在三肇地区开展了游击战，打死了伪滨江省警备课长渡边，使得由几千人组成的日满军警讨伐队疲于奔命。然而，抗日联军也遭到了数倍于己的讨伐队日夜兼程地跟踪与追击，他们一个个地倒下，一对对地阵亡。当我调到肇州县时，他们只剩下几个由三十多人组成的小分队。就在我到达肇州县城的那天，徐泽民支队长在肇州县以北青岗县的一个村庄里被俘。

我的主要任务是讨伐那些零散的小股抗日联军部队，主要是查出、逮捕、拷问那些在部队解散后潜伏地下的抗联人员，然后再进行深挖细找。三肇惨案中残酷野蛮的兽行可以说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我到任的时候，县看守所和监狱中已经关满了被捕的人，昼夜地进行刑讯拷问。写那篇控诉文章的张铭夫人，那时也已经被捕入狱了。

张铭夫人在这篇控诉文章中对当时的情景是这样描述的：

“我戴着脚镣被拖到院子里。我的丈夫被仰面朝天地绑在院子里的一架梯子上被灌凉水。他一面痛苦地喊叫，一面左右摇晃着头，极力不让水灌进嘴里。但是无济于事。凉水不断地灌进他的肚子，眼看着肚子渐渐地大了起来。我亲眼看着，难受得实在透不过气来。不一会儿，我丈夫就动弹不了。我用双手捂着脸，不忍再看。这时，一个凶恶的日本鬼子掰开我的手嚎叫道：

“怎么样？要是不招，对你也这样！”

我怒目以视。

“这个臭娘们儿！”

皮鞭突然抽在我脸上，我一声不吭。于是鬼子更加恼怒，不管是胸部还是腹部，乱抽一阵。这时，另一个日本鬼子用泥靴踩在我丈夫的肚子上，噗的一声，水从我丈夫嘴里象喷泉似地喷了出来。

“哈哈哈……”

瞧热闹的鬼子们一齐大笑。一个鬼子突然狠狠地踢我丈夫的脸。这时，我丈夫总算缓过一口气来。他发现我也在这里。

“怎么样？如果不说，还要让你亲爱的丈夫喝凉水！”

鬼子又喊叫起来。就在我惊慌地望着丈夫的时候，他愤怒地喊道：

“不能说！把嘴割开也不能说！”

话音未落，两个鬼子扑到我丈夫跟前，任意地连打带踢，用脚踹我丈夫的嘴，嘴被踹破，鲜血染红了面颊。我丈夫这时又大声喊道：

“不要说！不说是杀，说了也要杀！”

“即使剩下你一个人，也要保护更多的同志。”

鬼子们听见以后，象发了疯似地又抽打我的丈夫。在鬼子的皮鞭下，他又一次昏厥过去。

“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下，我丈夫刚才吐出来的水，已经在地面上结了一层冰。这样的刑讯天天都在继续。”

我到任不到两个月，就不得不对以张铭为首的近三十名被捕人员执行枪决。

刑场设在县城南边一公里半的雪原上。听说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我便乘上双套马车赶往现场。出城门不远，已经是人山人海了，烈士们的亲友聚集在这里，为的是送别自己的亲人，希望看上最后一眼。但是，许许多多的警官，举着枪阻止他们靠近刑场。

刑场就在一个起伏的丘陵前面。说是刑场，只不过是在丘陵脚下挖的一个三十米长的坑。在坑前四十米的地方，摆着三条近两米长的长板凳对着土坑。只有在远处担任警戒任务的武装警察讨伐队才显示出刑场的气氛。

“是个很不错的地方嘛！”

我回过头来对同车的松本警佐说。

“嗯，挖那个坑费了不少劲，冻土很不好挖呀。”

松本警佐指着黑土堆回答我。不一会儿，哈尔滨高等法院、高等检察厅的代表，日本小安部队长等乘坐的马车相继来到了现场。应到的负责人都到齐了。太阳已经偏西，刺骨的北风把大衣襟吹得翻卷起来。

“今天遇上了好天气，太好了！”

说这话的只有小安部队长，而多数人却在议论：

“天气太冷啦！”

“初春时节更觉天寒呀！”

这是借天气严寒来掩饰冷酷的心。我用皮靴咔嚓咔嚓地踩碎了已经冻结的雪块，注视着站在远处警戒的伪满士兵。

不多时，烈士们分乘三辆卡车到达刑场。他们一个个站在土坑前面。他们都脸色铁青，用充满了敌意的深深塌陷的双眼盯着我们，然后默默地朝土坑走去。每走一步，脚镣就发出“哗啦哗啦”的金属碰击声，这响声象是对这种草菅人命行为的抗议！他们站好后，与烈士人数相同的警官手持步枪，在离烈士们十米左右的地方也并排站好队。这时拔刀出鞘的松本警佐跑步来到我们面前报告说：

“准备完毕。”

刑场执行官默默地点了点头，以敏捷的动作原地向右转，然后连续地高声下令：

“预备！”

“放！”

在震耳的枪声中，近三十名烈士们倒下了，掉进坑里。火药的硝烟还没有消散，两名狱卒便跳进坑里，从血糊糊的死者脚上砸下脚镣。他们用铁锤“当当”地敲着，铁镣发出的碰撞声在冰天雪地里回响着，简直象是从地狱里发出的魔鬼的嚎叫声，脚镣取下后，往尸体泼上汽油，继而点燃了火。火是在上风头点的。当熊熊烈火卷进土坑的一刹那，尸体中突然发出了“哇”的一声，分不清是惨叫，还是呼喊。忽然，一个火人笔直地朝我们这边跑来，真象从地狱里跑出来的魔鬼！我们全都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直挺挺地呆立着，手也僵直了，连腰中的手枪也拔不出来。幸而火人倒在离我们三米远的地方，翻滚了两三下就不动了。

张铭夫人详细地描述了我们的罪行以后，又控诉道：

“日本鬼子们的统治已经告终了，我们往日的苦难生活也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日本的统治阶级，现在又成了美国的走狗，妄想充当侵略之途、自取灭亡的带路人。”

“我们要更加提高警惕。我们周围还有企图勾引侵略者再发横财的卖国贼和恶霸地主。我们要彻底揪出这些坏蛋，必须粉碎他们的阴谋。”

读完张铭夫人的控诉文章，我瑟缩成了一团，何况我现在正被关押在从前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杀人魔窟——秘密收容所里。

二

初来哈尔滨的时候，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敢引吭高歌的冒失鬼，可是近来竟肆无忌惮地唱了起来。只要有谁一起头，不随着唱的人便被看作懦弱的胆小鬼，因而不得不随声歌唱。当然，我们唱的歌都是在日本军国主义强盛时期学会的歌。

我们之所以唱那些军国主义的刺耳歌曲，自然是借此发泄被囚禁的不满，缅怀往事，以求自慰罢了。但更重要的是使全体校官继续坚持侵略思想。这也是号召大家“作不懈斗争”的一种强烈的示威方法。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一只手扶着走廊的铁栏杆，照例唱起母校高知县旧制高中的校歌：

“看哪，南海连接着自由的天空，听哪，不尽的涛声……”

值勤的年轻哨兵走过来警告我说：

“喂！大清早儿你这是干什么？大家不是都在学习吗？”

我留神一瞧，可不是吗，系满正在专心地看着刚刚到手的《松花江日报》。但是我想，如果不回敬一声，在邻房伙伴们的眼里会失掉面子。于是粗声粗气地顶了一句：

“今天不是星期日吗？唱歌有什么不好？”

哨兵驳斥道：

“你是说可以妨碍大家学习吗？你为什么不学习？”

后来，你一言，我一语地吵起来。哨兵被囚犯顶撞火了，他满脸通红地握住挎在胸前的、黑光闪闪的卡宾枪进行威胁，并且急三火四地喊些什么。我不大会说中国话，不知道他说些什么。我横眉怒目地用日语骂道：

“什么？你这个蠢货！”

我骂完就立刻到监房角上的厕所，解开裤子蹲了下来。这样一来，把哨兵更惹火了。他抓住铁栏杆，象是要把嘴伸进来似的大嚷大叫着。我白了他一眼说：

“喂！人家正在蹲厕所，你还说个没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礼节吗？”

第二天十点左右，我被金源少校叫去了。在二层紧靠里边的一间房子里，金源少校端端正正地坐在带扶手的靠背椅子上。少校的前面是一张大型办公桌，办公桌前面孤零零地放着一个旧木凳子，我站在那里老老实实地低下了头。少校面无笑容，指着凳子说：“请坐！”

我从监房出来的时候就猜想，一定是为了昨天跟哨兵吵架的事。少校不作声，从口袋里拿出香烟递给了我一支，然后问道：

“身体怎么样？”

“……”

我再也说不出别的，只是在手指间搓弄着刚才给我的那支香烟。

“你对我不是有些什么要求吗？”

少校的声音比刚才更温和了，脸上也带着微笑。这使我放下了心。

要问要求，那可多得不可胜数。但是这个时候提出来是否合适呢？我想这次谈话的原因，无论如何也是为了昨天的事。

我本是一个囚犯，和一个掌握生杀之权的人吵架，简直是愚蠢透顶。少校肯定对我极为不满，于是，我就回答说：

“有，要求早点儿释放回国！”

我边说边观察少校的脸色，只见他稍微皱了一下眉，不慌不忙地点燃香烟，然后把火柴盒推给我，又说道：

“就这些吗？”

“不，还有很多！不过其他的事情都是由此而派生的。所以，不先解决这个问题，其它的也就无从解决了。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当然就迎刃而解了。”

少校又问：

“嗯，是呀！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也会这样想。但是，你回国后想干什么呢？”

我吞吞吐吐地说：

“啊！就是说……不会有什么指望。”我没有正面回答少校提出的问题。昨天我和哨兵吵架，到最后还凶狠地辱骂了共产党，即使我今天说“回国以后要为反对侵略战争，争取世界和平而奋斗，”恐怕也难以令人信服。然而，如果我说“回国以后，为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而战斗，”又没有这样的勇气。于是，只好应付着说：

“我想家属的生活处境一定很困难……”

“，你是说想叫家里人过上幸福生活？这很好哇！没有人不想跟家人团聚的。但是你现在的思想状况，回国以后真能给亲人带来幸福吗？”少校再一次这样问道。

我听后一怔，后悔自己说错了话，使自己陷入不易摆脱的困境。我沉默着再也没说什么。

少校紧接着又说：

“那么，请问，过着剥削别人的劳动果实、压迫别的民族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发动侵略战争，将本国人民赶进战场，来屠杀其他民族，这样的生活能给你们的家属带来幸福吗？你说家里人处境艰难，可是在今天的日本，有困难的并不只你一家啊！由于你们参加了侵略战争，失去了父亲、儿子和丈夫的家庭千千万万，你不是也有一定的责任吗！”

对于这种说法，我心里不服，还想出了几条反驳的理由。但是没有说出口。

少校又说道：

“你或许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战败的结果，这样想就错了。为什么战败呢？为什么你们以全世界为敌，进行侵略战争呢？”

“你问为什么不释放你们回国？但是，是谁请你们来到这个监狱的呀？难道是我们中国人到你们的国家去把你们抓来的吗？”

我仍旧以顽固的态度注视着少校。

“总之，你们今天的不幸，是你们自己造成的。因为你们参加了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全世界人民是不允许这种侵略行径的。你们当然不希望战败吧！也不愿意与全世界为敌吧！尽管如此，今天的结局，就充分说明你们的国家和你们自己，都干了非正义的事情。”

我终于被逼得不得不拿出最后一招：

“不过，这个侵略战争可是国家发动的呀！我个人不过是一名小卒，仅仅服从了国家的命令，依照法律履行了自己应尽的义务罢了。如果我当时不服从命令，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我认为战争的责任应该由国家来承担。象我这样的小卒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如果我说战争责任由我来承担，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我把长期憋在心里的话，一狠心都说出来了。金源少校仍然不动声色地说：

“你说战争责任应该由国家承担，是吗？当然，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但是你们做了些什么呢？你所说的国家究竟是指的什么呢？你不会是生活在真空里吧！如果除去构成国家权力机构的具体人，哪里还有什么国家？你也许是一个小官吏，但你却是组成国家权力机构的一分子，尽了你自己的义务，执行了国家的权力，镇压、奴役和杀害了中国人民。”

我很不高兴，特别是听到什么“杀害中国人民”，我更为不快。但是如果现在就反驳，事情会更棘手。于是我沉默无语。

“你是这样想的吧？战争嘛，无论是厮杀还是掠夺，都是相互的。可是，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你们所进行的战争是侵略别国的战争，是非正义的。而我们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战争，是为了祖国的安全和保卫人民的生命，是正义的战争，所以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今日的世界，已经不是日俄战争的时代了。也就是说，已不是由列强任意侵略别国、掠夺殖民地的时代了，已不是可以动用暴力来侵占他国的时代了。

“你亲自参加了侵略战争，结果造成了你本人、你的家庭和许多日本人民的不幸。你有如此的痛苦体验，今后一定要以切身体验出发，努力学习。”

金源少校接着又以长达三十分钟的时间，介绍了当时的世界形势，并且指出：

“世界已经进入了和平力量胜于战争力量的新阶段。”

这些话无疑是正确的。但你不说我也知道。我瞧不起他，认为他就是靠这些常识性的理论，加入了共产党。

“中国人民有权要求你们改造成为不再侵略中国的日本人。中国人民绝不能把企图卷土重来的战犯释放回国。是不是能够回国，决定于你们自己的行动。”

听完最后这些话，我离开了少校办公室。昨天同哨兵吵架的事，连一句也没有提。

三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中旬，我们突然接到命令，又回到了抚顺。

我们回到抚顺一看，年轻的士兵们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回到抚顺，参加生产水泥瓦的劳动。工地上正在进行紧张的收尾工作。于是我们就主观断定。“这次可能是为了释放回国，才把我们集中起来的。”

这种主观臆测，使我们变得无比欢快。

和以前一样，每个监房各住进十三个人。“反动组”的犯人住在靠大门口的四个监房里；“进步组”的两组分别住在靠里边的四个监房。到监房外活动的时候，“反动组”和“进步组”也是分开的。现在“反动组”的同伴们，突然集中在大监房里共同生活，我们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从早到晚，又是打麻将牌又是下围棋(当然都是纸做的)，以此来消磨时光。最热心于打麻将牌的是原关东州检察官田中魁。打麻将牌时，我们分成三个组，还把每天的成绩单贴在墙上。

“进步组”的同伴们，每天都在认真地学习，有的时候还进行讨论。每到晚上就唱起在西伯利亚学会的进步歌曲，还举行文艺活动。他们这些活动，使我们感到不悦。

过去在哈尔滨时，尉官组和“进步组”曾经在一起演过戏。每当让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憋一肚子气，还喝过倒彩。有一次，戏里有这样一个场面：两个扮演日本天皇和前首相东条英机的幽灵上场，继而在日本工人的怒骂声中慌忙逃离舞台。以前当过水兵的古贺珍平看了以后，愤怒地喊道：

“这种无聊的戏，快收场吧！”

接着又有人喊：

“回日本后，你们再演演看！”

到抚顺以后，最令人讨厌的是听讨论会的发言。比如：

“我们接受审判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认罪服法。”

“我用这只手曾杀害过中国人民，可是今天，是中国人民使我由鬼变成了真正的人。”

这种刺耳的讨论声和打麻将牌的啪啪声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在打牌输了的时候，就更引起我们的反感。开始我们只不过呵斥道：

“干什么？缺少教育的家伙们！这么一点小事也值得老吵吵！”

后来我们终于大声怒骂了：

“喂！不能安静点吗？”

“不这么直着嗓子喊，就不能讨论吗？”

“老家伙，德行样儿！”

一天晚上，从他们那里又传来了歌声：

“烧光的痕迹，

烧光的痕迹，

在烧光的痕迹上，飘扬着红旗……”

这象是在手挽着手唱出来的高昂歌声。在歌声还没结束的时候，我们这个监房里不知是谁不耐烦地唱起：

“烧光的粪，烧光的粪，在烧光的粪上飘起了红旗。”

这引起了我们的哄堂大笑，可是唯有原关东州检察官田中魁没有笑。他想出了一个主意：

“怎么样，各位！‘进步组每天晚上吵吵嚷嚷地影响我们，我们也报复一下吧！”

最先表示赞成的是那个“奚落专家”古贺珍平。他说：

“嗯！要干就干彻底。”

原伪满警正引地章和原日军中校广濑三郎等人都兴高采烈地说：

“光我们这个监房干，作用不大。要动员别的监房的伙伴们一起千，力量就大了。”

经过和其他监房的伙伴们的串联，两天以后吃完晚饭就开始了统一行动。我们由于过度地兴奋，出乎意外地大声吵吵嚷嚷起来。开始，右边监房里的伙伴，好象狂人似地唱起了日本歌《义太夫节》：

“去年秋天得的病……”

另一个监房里又唱起了日本的《浪花节》：

“这小子不死，也治不好病……”

“反动组”四个监房的伙伴，一齐唱起“进步组”不愿意听的歌。这时又同声喊了一声“哟嘿！”并且有节奏地敲打着床铺。正闹得起劲儿的时候，右边监房不再唱《义太夫节》了，而在原伪满警正加茂炽的领唱下，开始了《梅花之春》的大合唱。这时，从四个监房迸发出有节奏的拍掌声、敲打床铺声，再加上疯子般地唱歌声，响彻了整个监狱。

看守员们好象不知道我们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或者也许感到不好插手，他们面带苦笑望着我们。但是，“进步组”的监房，没有任何动静和反响。

从我们乱闹的那天晚上开始，“进步组”的伙伴们好象是在回避不愉快而平静了下来，再也没听见他们讨论和唱歌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同伙之间到处传播着这样一些说法：

“我们的将军们现在究竟在干什么？他们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他们的许多部下当了战俘。为了早一天使部下回国，他们到现在为啥什么也没干？”

这些话好象是很通情达理，可是我对此却丝毫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在口头上是为了拯救年轻的士兵，而实际上却是为了救自己。可是这些话逐渐地发展成了这种说法：

“如果将军们不干，那么我们就自己干。”

这些说法逐渐在监狱内广泛地传开了。一九五三年的一天，住在隔壁监房的原关东州检察厅检察官中本广三郎在室外活动时和我交谈。他说：

“现在流传着写抗议书的事。岛村君你有何想法？”

我回答道：

“如果非干不可的话，一定要拿出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来！”

因为我说话口气很硬，使中本惊愕了。他低声说：

“是啊！实际上我也是这样想。”

哪知，我的话不翼而飞，在囚犯中迅速传播开了，甚至发展到已由某少校拟好抗议书草稿和具体商讨的地步了。

在商讨时，有人说：

“开始打算以抗议书的形式写，但是考虑到我们目前的身分，还是改为请愿书更妥当一些。”

跟请愿书这个题目一样，文章的内容使用了十分温和的调子。靠我最近的引地对我说：

“岛村君，你怎么样？”

正在沉思中的我听到这句问话，顿时十分反感，便回答说：

“我反对！”

引地的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又问：

“为什么呢？考虑到年轻的士兵，我们现在不得不这样行动！”

这时我很后悔，觉得不应该消极地对待他们的行动。于是我又说：

“不论提出什么也都无济于事，但我们还是应该鼓起勇气，拿出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提交抗议书。”

引地章听了我的话，正中下怀，双手一拍说道：

“实际上我也是这样想的啊！”

又说：“对！就写抗议书。我们以平等的身分写给毛泽东吧！”

我对他的赞成感到满意。接着广濑三郎中校、志村行雄中校、田中魁检察官等几个人也表示赞成。

“请岛村君起个草稿吧！”

田中面朝我说。我想，这件事已经骑虎难下，不便推脱了，于是拿起铅笔写道：

“我们对贵国的非法关押，提出严重的抗议！”

写完这句以后，我停笔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知道起草抗议书的人，可能要罪加一等。我想起日本敢死队的年轻队员，出发前在黑板上要写下这样一些词句：

“开放着的樱花、残败着的樱花，都是要凋零的樱花！”

又接着写下去：

“日本投降已经七年半了，为什么继续关押我们而不释放回国？对高级官员可以追究战争责任，但是，要那些在战争中被迫应征入伍的青年士兵来负战争责任，我们是不理解的，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我还写了许多这种观点的话：

“我们日本政府，早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向战胜国中国表示谢罪，并且已经明确表明战争已告结束。但是，贵国这种不正当的态度，不仅违反了日本人民的愿望，而且我们相信，这对增进日中和平、亚洲和世界和平，都是巨大的障碍。”

结尾是：

“特此要求立即释放我们，真正结束战争。”

这份抗议书是写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草稿写好之后，分别在各监房里进行了讨论。

自从提交了抗议书以后，我们感到我们的观点确实已经表达出来了。连平日表现敦厚寡言、具有君子风度的原大连警察署长江见俊雄这时也对吴大尉说：

“这么低劣的伙食，怎么吃得下去！”

幸而吴大尉笑嘻嘻地说：

“你别说怪话啦！”

其实我们心里却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抗议书的结果。

这一天终于到了。

早饭后约有一支烟的工夫，平时较和蔼的吴大尉来到“反动组”，点了近三十个人的名字，然后把这些人带到了大礼堂。所长孙中校、副所长金少校及崔中尉和十四、五个指导员并排坐着，都戴着熠熠发光的肩章。顿时我明白了，意料中的事情终于来临了。

“今天，召集你们开个座谈会。谁有什么意见，请自由发言。”

我们刚一入座，孙所长就说明了今天召集我们的目的。可是我们中间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举手。已经过去两三分钟了，仍然是一片沉默。这时金少校站了起来，向前进了一步，说道：

“怎么啦？不要客气，请发言吧。脑子里想的事情不说出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他边说边注视着坐在第一排的我。

实际上，在两天以前，从北京派来的高级干部谭风先生，就把我叫到金少校的办公室，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谈论了有关民族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主要是：

“即使在全世界都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阶级斗争，但是民族斗争还是会持续的。

“由于资源、领土、文化的差异，民族感情、风俗习惯的不同，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

谭先生的论点是：

“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迄今为止的战争，看来似乎是民族斗争，但实质上是一个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鼓吹民族意识，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民族的愿望，把被蒙骗的人们驱赶到战场上，为资本家卖命。

“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所产生的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在民族之间，从来就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的对抗性矛盾。到了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民族之间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会得到逐步解决的，而且必然是用和平方式解决。”

谭先生对用抽象的理论探讨遥远的未来是不太感兴趣的。我认为就他的论点再继续争论下去，是得不出任何结论的，况且谈话的时间只限于两个小时。

由于两天以前曾发生过这件事，今天我不可能一言不发地坐着。所以我象受到催促似地举起了手。

“那么，我说说吧。中国有什么理由长期关押我们？我们对此已经反复抗议，可是为什么不作任何答复？”

我张口说出了曾经多次同金少校极力争辩过的话，而且把抗议书上的内容，又重复说了几遍。最后我说：

“我曾听说过，在日本投降时，一位八路军的干部听到热河省次长岸谷隆一郎自杀的消息之后，跑到那里说：‘太可惜了，不应该自杀，我们愿意和这样的卓越人物一起探讨亚洲的未来。我听到这件事非常受感动。在共产主义者中，也有能理解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出色人物。可是现在中国对我们究竟想干些什么？如果要使我们成为中国的阶下囚，我是日本的一个大男子汉，死也不愿忍受这种耻辱，我要坚决反抗到底！”

我以当年学生时代在辩论会上的习惯，用雄辩的语调慷慨陈词。坐在后面的引地、田中、志村等人也大声地喊叫道：

“赞成，我们有同感！”

我的发言象一条导火线，使原哈尔滨高等法院次长横山光彦、原关东州检察厅检察官田中魁两人争先恐后地举手要求发言。他们用在法庭上辩论的口吻说道：

“长期关押我们是违反国际法的。”

接着他两人还列举了几个事例，说明了个人的看法。他们发言后，又有几个人陆续站起来，从各自的立场发了言，一致认为长期关押的作法是不正当的。在发言暂时中断的时候，孙所长快步登上了讲台，他气得脸色苍白，嘴唇发颤，用震耳的声音喊道：

“混蛋！你们残酷地杀害了那么多的中国人，今天还想恐吓中国人民吗？”

担任翻译的崔中尉，虽然没有翻译出“混蛋”这个词，但我知道这个词一定是对着我来的。

“你们用陈旧的国际法来恐吓我们，可是在当今的世界上已经行不通了。中国有权审判和惩罚你们！”

孙所长列举了田中和横山的话，做了一些解释，然后用稍微温和一些的语气说：

“在你们面前摆着光明和黑暗这样两条道路。选择哪一条取决于你们自已。你们前几天提交的抗议书，内容是完全错误的，我以所长的职权宣布予以没收。”

所长讲完以后就散了会。第二天早晨，在会上发过言的七个人，被关押在单人监房。这七个人是原日本步兵中校广濑三郎、原日本宪兵中校志村行雄、原伪满宪兵中校金子克己、原关东州检察官田中魁、原伪满哈尔滨高等法院次长横山光彦、原伪满密山县县长大濑户权次郎和我。

“事情终于发生了。”我这样想着。

一开始我以恐慌不安的心情等待着严厉的惩罚，由于没有给什么处分，情绪才渐渐安定下来。可是在我的思想深处仍然有强烈的“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想法。

我在单人监房里孤独地坐了两天，深深地感到这种寂寞的生活是自己一时冲动造成的，是我的反抗心理几乎失去控制的结果。

“我这个人为什么不能和别人一样平静地生活下去呢？遇事要能够冷静地克制，这方是有识之士应采取的态度。”

我悔之莫及地暗自嘲讽，消磨时光。

这时在“进步组”的青年士兵之间开展了叫做“自新活动”的运动。运动已经进展到自己揭发自己的侵略罪行的阶段，但是一点也不让我们“反动组”的人知道。

被关进单人监房的第三天上午十时左右，张中尉轻轻地推门进来了。他三十岁左右，举止稳重，日语说得不太好，是一个说话慢吞吞，说一句想一句的人。他是关押在这个监狱里的原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的次子。

张中尉早期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专科学习，后来转到哈尔滨大学专修俄语。日本投降后，因为他父亲张总理被捕，他也当了俘虏，和父亲一起到了苏联。在伯力战犯收容所，他和古海押在一起，照顾他年迈的父亲。他们父子被移交中国不久，他就戴上了中尉军衔，当上了我们的指导员。

在我被判刑后的服刑期间，有一天崔中尉认真地对我说：

“张中尉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当年，做为总理大臣的儿子，他常常把重要情报提供给我们。由于他提供的情报，使我们多次摆脱了危险。”

古海也曾说过这样一些话：

“那位张中尉，坚决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和一位女子结了婚。我曾经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据说新娘子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长得挺漂亮。现在分析，这个女子很可能是派进总理大臣家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

当时我们都拼命瞪大眼睛寻找从延安来的地下工作者，没想到张总理大臣的儿子就是共产党员。这个事实说明，伪满洲国的机密泄露出去是多么容易！

这位举止稳重而沉静的张中尉，穿着一双黑色锃亮的长筒靴走进了我的监房，在干干净净的地铺上坐下来，双膝并在一起，以不愉快的表情说了声：

“岛村，在这些纸上把你所犯的罪行写出来交给我。”

他慢条斯理地说着，把一沓儿白纸和一支铅笔推到了我面前。他直呼“岛村”的声音，我听起来象是叫“岛村先生”那样的柔和。

“尽可能写得详细些！”

“我没有什么罪恶，前几天在礼堂我已说过了。”

我就这样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可是他的语调却显得更加柔和：

“既然如此，请把你自己认为做得对的所有事情，详细地写出来。”

这样一来，想吵架也吵不起来了。我默默地把纸和铅笔推到中尉的身边，中尉象是预料之中似地说：

“好吧，等你想写的时候再写吧！”

说着，他轻轻地走出了监房。整整一天，我经过苦思冥想以后，决定什么也不写，并把这件事告诉隔壁监房的广濑中校。我想，站在我们这边的人多一个，就增加一份力量。正好在两个监房之间的墙壁高处，有一个五寸见方的窟窿，挂着两个监房共用的照明灯，我踩着垫起来的被子往广濑的监房里扔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

“我绝对不写！你怎么样？”

不一会儿，一张相同的纸条从这个窟窿里扔了回来，上面写着：

“我也不写，我把纸和铅笔都扔到走廊上去了。

我现在不感到孤立了，胆子也壮了起来，但却没有勇气把纸和铅笔扔出去。

从这天起连续三天，我什么事也不干，只是在监房里孤独地坐着。在这四十六个小时里，我只是盯着墙上的一个地方苦思苦想，似乎张中尉留下的纸和笔在催逼着我：“写吧！写出来就没事了。”

白天还容易对付，马马虎虎地就混过去了，唯有晚饭后的时光最为难挨。冬日的太阳把我们监房的影子投射到院子里。我把脸贴在玻璃窗上，注视这房影怎样慢慢地往高高的院墙上移动。当房影移到石子铺的小路和汽车车辙印上时，我就想：“啊！房影离这里只有一尺远了！”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

不多时，暮色苍茫的黄昏降临了。我感觉到天地间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形影相吊地伫立着。我站在那里默默地想：“太阳啊，请你停下吧。算啦！咳！”想到这里，实在感到自己无聊。大自然正按着自己的规律运行，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我感到束手无策了。

第四天清晨，我终于拿起了铅笔，象上次那样从墙窟窿里给广濑扔过去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深感羞耻，我已改变想法，准备写材料。”

广濑扔回来的纸条上写着：

“如果你写，那么我也写吧。”

四

近来，许多象检察员似的干部接连不断地来到管理所，在庭院的空地上，搭起许多临时帐篷，每天都在悉心查阅证据似的文件。住院的轻病号也已全部返回监房。指导员已向他们明确宣布：“审讯就要开始了。”

“如果坦白了，就难免一死。”我们同监的三个人都这样担心，但担心的程度却有所不同。日军步兵少校大队长远间公佐认为，“我虽然参加了战争，但是没有杀过人。”他对这点抱有希望。

伪满宪兵少校金子克已的心情更为轻松：“我始终在宪兵学校担任教官，没有参加过一次战役，也没有逮捕过一个人。”

这样一来，最颓丧的就是我了。

“岛村最危险呀！伪满保安局的秘密警察都干过相当残忍的事。”金子少校不知是从哪里听来的，他以既同情又带有威胁的口吻说。

来到这里后的第十天早晨，看守把我叫出来，门外停着一辆旧吉普车，驾驶座上坐着一位中年男子。

“你是岛村三郎，没有错吧？！”车上那人手里拿着一个本子，向我问道。我正以奇怪的目光打量他时，他把头向车的后座一摆，以命令的口吻说：“上车！”这种生硬冰冷的态度，是我到中国后从未遇到过的。顿时，我吓得心惊胆战，连自己都感觉到，我的脸都变白了。吉普车驶过监狱的大门，在宽阔而起伏的道路上颠簸着，一阵惊恐掠过心头，“恐怕再也回不来了。”

吉普车跑了一公里左右，突然向右拐弯，开到一所较大的民房前面停了下来。一个好象专门等候在那里的人，用流畅的日语命令我：“下车！”三月的天气还很寒冷，下车后我冻得两腿直哆嗦。

我被带进这所房子左侧最里面的一间屋里。一进门，迎面扑来一股热气。屋子中间的火炉烧得通红通红的，上面放着一个圆形的水壶，已经烧开的水在噗噗作响。靠窗户的地方，整齐地摆着三张写字台，但没有人坐在那里。

“请坐吧！”领我过来的人指着一把椅子说。

我满腹狐疑地坐了一会儿，但不见人来。水壶里的水仍在响着，室内的温度渐渐驱散了我身上的寒气，腿也不哆嗦了。这时，我深深地吸了两口气，凝视着放在膝盖上的双手。

“这个样子，象日本人的姿态吗？”我责问自己。一个月前，我表示过“我是日本的男子汉，什么也不怕”。如今，那样的勇气早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真让人感到无地自容。

我正在胡思乱想，一会儿，从外面走进一位年约二十八、九岁的高个子检察员。他自我介绍说：“我叫张仪。”然后问我：“你是哪年哪月参加侵略中国战争的？”我当时最担心的就是用“侵略”的字眼来审讯我。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日，我为了上大同学院来到满洲。”我故意回避“侵略”这个字眼，回答了检察员的讯问。

“那么，把你来满后的履历谈一谈吧！”

我把自己来中国后十一年的生活情况叙述了一遍，检察员突然问：“‘蒙政部的调查科是什么机构？……”听着检察员提出的一个个问题，我心中暗暗想：“这样下去不行，如果他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那就完全被检察员牵着鼻子走了，也就保不住自己了。”于是，我急忙打断他的话说：“在前些天交的亲笔供述里。这些事情都写进去了。”

检察员哈哈大笑起来，从放在写字台上的黑皮包里拿出了我的“笔供”。

“就这么简单？”

“我是按照贵国的要求，写出自己在‘满洲国十一年的履历。”

检察员用不太熟练的日语读着我的供述材料，有些汉字还用汉语念，我心里感到好笑，禁不住笑出了声。检察员“啪”地拍了一下桌子训斥道：“这是什么态度？！这就是一个曾经侵略过中国的战争罪犯受审时的态度吗？！”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训斥吓呆了，立即紧张起来。

“你要老实一点，你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都是侵略行径，罪恶勾当。对检察员的任何问话，你都要坦白地回答。”检察员严厉地说。接着他足足用了一个小时，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中国人民所蒙受的深重灾难。这位检察员好象是华北一代的人，他列举的都是日军当年侵占华北农村，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时所犯下的罪恶。检察员还沉痛地叙述了他的亲人被日寇杀害，家人过着充满悲伤和痛苦的生活的遭遇。

“对中国人民犯下如此滔天罪行的战争罪犯，今天持这种态度是极其错误的。你除了以老实的态度坦白交代自己的全部罪行，走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这条光明大道外，是别无出路的。”检察员语气庄重地说。

我当时表面上接受了教育，但内心深处却认为：“那是日军在华北犯下的罪行，和我毫不相干。让我也交代这样的事实，是枉费心机的。”我的抵触情绪很大。

明白了吗？”检察员提高声音问道。

我以沉默作为回答。

“那么你说说，你在‘蒙政部的六个月里，都干了些什么？”检察员又开始审问了。

“最初三个月是了解内蒙古地区的基本情况，主要是阅读有关文件。不久，到巴林左旗搞部落实况调查工作。”我扼要地回答。

“那么，你在科尔沁右前旗的半年时间里，干了些什么？”

“在那里修筑公路，组织模范农场，预防霍乱等等。”

“这些情况你在笔供中没有写进去。”

我的神情很不自然。立刻，我想起了在松花江的川中岛上曾经历过的一场激战，打死打伤游击队员二十余人，并杀害一名被俘人员的事情。可是，当时我只任内务副参事官，没有什么直接责任。我想不必谈这些与己无关的往事，谈了反倒给自己添麻烦。

“除此之外，还干了什么事情？”

“什么也没干。”问了几次，我都是这样回答。

“那么，在奈曼旗呢？在阿鲁科尔沁旗呢？……”

我的回答依然如故。检察员又回到科尔沁右前旗的问题上来，我仍然不改变自己的回答。

“这家伙太狡猾了！”检察员对书记员说道。我听懂了这句中国话，傲慢地看了检察员一眼。

已经是下午了，时间已不允许检察员再问下去了。

“长达八年的狱中生活，你好象是白过了。”检察员不满地说。

“算你说对了。在这样的监狱里生活，能有什么收获？”我心里反抗着，并以反感的眼神望着那位检察员。

“你一点也没进步，还是昔日侵略者的样子。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回去吧！”

我站起身来行了个礼，准备离开。

“现在给你出个思考题：你说你在中国尽干好事，你干的好事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今晚要仔细想一想。”检察员补充说。

走出屋子，我才想起还没吃午饭。当然，检察员也是如此。不过，我的肚子一点也不饿。坐在回来的吉普车上，不象早晨那样哆哆嗦嗦地感到冷了。只想早一点回到监房，对远间和金子说说今天审讯的情况。

我已经有十多天没被提审了。但不知为什么，反而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地熬日子。

三月在不知不觉中消逝了。春天到了，窗外阳光煦煦。一天，刚刚吃过早饭，监房大门的铁锁“哗啦”一声打开了。

“八九五号！”看守低声叫道。

这仿佛是从地狱底层发出的声音，我恐惧的心在战栗。我不知自己是怎样上车的。

下了车，我又被带到原来受审的那间屋子。今天，检察员已经等在那里了。

“怎么样，考虑过了没有？”检察员问我。

实际上，我并没考虑什么。要说考虑，那就是想：“如果坦白了，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大概你是想让我承认，我的所作所为是为日本统治阶级的侵略野心效劳的吧？！当然，我不完全否认这一点。但是，当时我们这些在第一线的青年行政官员并没有想到这些。虽然现在成为中国人民痛恨的对象，但那时，我们想的确实只是亚洲各民族的大团结，完全是为了把亚洲各民族从军阀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不亚于欧洲各国的、有高度文明的新亚洲。因此，我们把参与‘满洲国的建设大业看成神圣而光荣的事业。”我把过去的想法，毫无隐瞒地说了出来。

“用了十多天的时间，考虑的结果仅此而已吗？”检察员脸上露出不高兴的表情叮问道。

我仍然是若无其事的样子。

“你还是没有认真地反省，也没有认真地考虑过问题。既然有那么良好的愿望，为什么你们还杀害了一千二百多万无辜的中国人民的宝贵生命，掠夺了五百多亿美元的中国财富呢？”检察员列出数字问道。

“这是因为有许多不能理解日本真意的中国人煽动人们进行反抗的结果，从而扩大成为中日两国的战争。这不是日本的真实意图，也不是我们这些当年的日本青年的初衷。”我狡辩着，并且和检察员激烈地对立起来。

“你仔细想一想，假如你有个邻居，因为生活贫困而闹得家庭不和。有人去干涉这个家庭，又借口邻居不服从劝阻而将人家的男孩子杀死，把女孩子奸污，还抢走他们的家产。你说。这个人所做的事情是神圣的吗？！”

我低头不语。

检察员又拿出我的亲笔供述翻了翻。

“你在这里写了修筑通往各地的公路。那么，你们利用这些公路究竟干什么呢？你们以所谓征公粮为名，掠夺了多少中国农民血汗的结晶——粮食。你们是为了运送掠夺的大批粮食，才修筑了这些公路。我们有多少同胞在修路过程中，死于你们的屠刀之下。”检察员说到这里，眼圈都红了，他抑制不住愤怒的心情，站起来拍着桌子。

“你在这里还写了你热心于教育事业。那么你回答，你到底进行的是什么教育？你们蒙骗中国人民和儿童，使他们顺从于你们的统治，成为你们的奴隶。你所进行的就是这种伪善的奴化教育。农业和畜牧业的改革也同样是为了侵略目的服务的：耕马经过改良都成了军马，用它为侵略中国和杀害中国人民效劳。农业改良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增加你们从中国掠夺的粮食。”检察员越说越激动，脸色通红，桌子敲得咚咚响。这时，旁边的翻译暗示检察员，检察员才突然放低了声音说：“我有些过于激动了，但是，你应该认真想一想，至今你还认为你们的侵略是为了东亚民族的团结，是复兴亚洲的神圣事业。你们是用这些抽象、动听的词句掩盖你们侵略的实质。你们在这些华丽词句的掩饰下，究竟干了些什么？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你认真地想想吧！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成为新人？”检察员说到这里，坐了下来。正在这时，一个人拿着一张小纸条走进屋子，和检察员耳语了几句。然后，检察员和书记员一块儿走了出去。

其实，检察员的话并非难以理解。这是连小孩子也能理解的极简单的道理。我也不是不懂这些道理。“作贼还有三分理，”可这件事实际上连一分道理也没有。总不能认为，日本民族生存的领土有限，而去抢占别国领土是合理的吧？！

俗话说“作贼心虚”，现在可以依赖的精神支柱垮了，我一心只琢磨着如何回避问题。在严厉的追问下，要想不露马脚，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顽固地闭口不言。其目的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室内只剩下我一个人。窗外，麻雀在用高梁杆围的篱笆下面“吱吱喳喳”地叫着，一群群地飞去，又一群群地飞来。“麻雀！我太羡慕你们了，不会有人审讯你们吧！唉！可是，我正处在十字路口，不管走哪条路，都是等死！我心里烦闷不安。

从审讯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三个月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每个人的复审都渐渐地深入了。因为有许多证言(主要是部下的供述材料)和证据(主要是中国被害者的控诉材料)不断地集中到这里，所以逼着我们不得不低头认罪。此时我才知道，对我们近千名战犯同时进行审讯调查，是一项多么艰巨的工作啊！

几个月来，中国从各地调集了近百名检察员，以及与检察员数量相等的书记员、翻译员、办事员等工作人员。抚顺战犯管理所周围的所有大建筑，当时都成了审讯室、办公室和宿舍。每一名检察员大约分担十名战犯的审讯任务，并立即开始了审讯工作。我们大多数战犯在长达近十年的侵华期间，在中国各地犯下了各种严重罪行。但是，当时许多人存有侥幸心理，并且散布“坦白了会加重判刑”、“检察员不知道的事，绝不能说出来”、“忘记的就不要再回忆”等等论调。对于这样的囚犯，不采取任何刑讯逼供，完全让犯人自觉地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这又是何等艰难的事啊！

审讯初期，每个监房一次只提审一个人。近来，已是两个人甚至三个人一起被提审了。每天刚吃完早饭就听见一片用钥匙开门的金属撞击声。有好几次，我们都把邻室开门的声音，误认为是自己监房的门被打开了。

“你在奈曼旗干了些什么？”这个问题，对我追问了一个来月。

“我担任副参事官。除分管文书、行政、文教等工作外，确实没做什么。”我重复着以前的回答。

“你还不想坦白自己的问题！”检察员追问的口气有点不耐烦了，但仍然鼓励我：“要拿出勇气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向人民低头认罪。没有这样的实际行动，中国人民是绝不会宽大你的。”

但是，无论怎样，我依然不改变态度。我始终认为自己说的是真话，在奈曼旗没有使用过警察的权利，没有干过坏事。虽然有时也帮过一些人的忙，但不是由我负责干的，没有必要说出来。对于这个检察员的提问，我不可能使他得到满意的回答。

对我的审讯在奈曼的问题上卡住了，没有丝毫进展。今天又是一整天，仍然是同样的问话，同样的回答。快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检察员突然站起来，离开了座位。不一会儿，不知从哪里拿来三本文件集，然后，找出其中的三页：

“怎么样，对这份文件你有无印象？”检察员说着，随手递过文件让我过目。我伸着脖子仔细地看着，突然，发现了我用蓝墨水亲笔签署的“岛村三郎”几个大字。我惊呆了，长长地“啊”了一声。这就是我的第一号《请功报告书》，这个文件是我亲笔写的。我把在奈曼旗的所作所为，详详细细地写在文件里。为了向主子邀功求赏，获得一枚勋章，我把许多情节都夸大了，把芝麻大的事儿，夸张成西瓜那么大。

“这回可完了！怎么也不行了。”我的脑子“嗡嗡”直响，眼前一片黑暗，仿佛什么也看不见，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我国的法律规定，只要自己承认了所犯下的罪行，就不加重刑罚。而你采取了这种恶劣的态度，是因为害怕认罪而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

在检察员语重心长的教诲面前，我再也无话可说了。

“好吧！今天就到这里，你回去好好休息吧！”

很遗憾，我没有一点儿心思去认真思考检察员的那席话，只是想，这回是罪加一等了，我算彻底失败啦。性命难保的恐怖感又侵袭了我的全身。直到乘车返回的途中，我的情绪才稍稍安定下来。

“检察员究竟怎么拿到手的呢？”我挖空心思地想着。

“对了！在‘恩赏局里，还有我的第二号《请功报告书》(这种报告书每隔三年呈报一次)，肯定也落到检察员手里了。一切全完了！”我绝望地想着，生了一肚子气。

“畜牲！‘恩赏局的家伙们，连文件都不烧毁就逃之夭夭了。”我骂道。

实际上，在日本投降前夕，各官厅都烧毁了所有的文件，烧文件的浓烟在官厅街几乎持续了一个多星期。

在我的《请功报告书》里记载着“在拉麻塔拉汗激战中，给周永久率领的队伍以毁灭性的打击”，“捕获了周永久的参谋长宁中孚。”

宁中孚参谋长在残酷的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没有出卖一个同志。在监禁中，他用铁器割断自己的气管，鲜血流了一地，最后悲惨地死去。

第一号《请功报告书》还记述了在逮捕宁中孚参谋长一年以后，我调到阿鲁科尔沁旗，协助奈曼旗的警察讨伐队长伊藤初太郎，率领一百二十多名骑兵袭击了周永久的一支因缺粮而从大兴安岭重返平原活动的小部队。这支部队有四百余人。当时，我们一直追到西拉木伦河附近的拉麻塔拉汗渡口，打死打伤周永久的官兵二百余名；还记述了在我参与的一次扫荡中，逮捕了周永久派遣的两名侦察兵并在旗公署后面的山坡上把他们枪杀的事情。

在一次审讯中，我一口气向检察员坦白出上述事实。

“我长期说谎隐瞒罪行，实在是对不起你们。”我不安地补充道，并深深地低下了头。由于我三个月来常常受到训斥，所以，今天我坦白后就等待着检察员横眉怒目的责骂。

“嗯，你的态度有了不小的变化，希望你能这样继续下去。今天累了吧，虽然还有点时间，就谈到这儿吧！下一次你要谈谈有关你在三江省的事情，好好准备一下。”检察员平静地说。

我回到监房后，心里如释重负。

在以后的审讯中，我向检察员叙述了第二号《请功报告书》中所记载的一些罪行。

这份报告书，还记述了我担任伪满洲国秘密警察机关——三江地方保安局负责人时，杀害了近三十名中国人的罪恶勾当。

此外，我在三江省任职期间，在省公署所在地——佳木斯，建立了秘密收容所“三岛化学研究所”。建成后四个月，我就离任了。在这里我曾杀害了两、三名中国人。这个收容所经常发生审讯、拷问、杀害中国人的事情。特别是在日本投降时，还用毒药毒害了十多名中国人，然后放火连同收容所一起烧毁。

最后我还供述了特务搜查班的罪行。

在此期间，以当时担任我们学习委员的大畠伊三郎为首的十四、五名我的原部下(警察官)用了五十六个小时，废寝忘食地对我担任锦州地方保安局要员期间所犯的罪行进行揭发。当然，检察员也同样是废寝忘食地工作。他们没有拷问我。

经过原部下这次长时间的揭发帮助，我才明白了，和我有关的许多罪行，只靠特务警察的书面报告是不可能完全回想起来的。只有从我当时的职权范围和对部下每次讨伐中的罪行所应承担的责任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我的回忆才能变得比较清晰。我之所以长时间不能痛痛快快地坦白交代自己的全部罪行，确实象部下揭发批判时指出的那样，是缺乏认罪的诚意。

有了新的认识，我才开始对我任职间所进行的每次大扫荡及其原因，作了——的交代。

我坦白交代了种种罪行后，自己也感到十分惊讶。虽然没来得及详细统计数字，但大概估算一下，我在侵华期间，直接和间接杀害的人数，已达五百人之多。任凭我有多少脑袋也难以抵偿这笔血债。

在我的坦白告一段落后，检察员将一张纸递给我，提示说：“你对这个有无印象？”原来这是我任职期间，每月向伪中央呈报的《思想对策成果月报》，上面还有我的签名。这张纸的一角已经烧焦，好象是从火堆里抢救出来的。这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份的月报。上面记载的数字是：逮捕人数二千九百九十五名；死刑人数，在扫荡现场就地枪决十四人，送交检察厅处死二百七十二人。这是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十一月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三江省所犯罪行的历史记录。我在三江省任职的一年零两个月里，共逮捕三千八百二十名中国人，就地枪决了十八人，送交检察厅三百三十五人(大多数被处死刑)。当然，这还不包括在保安局系统逮捕和杀害的人数。

五

一九五五年二月，全体校级战犯重新调整了监房。我搬到走廊对面由步兵少校林数马担任室长的监房。和我同室的还有特宫义雄(原双城街警察署长)。从西伯利亚开始到现在，我从未见过这两个人。满洲虽气候寒冷，但房间里取暖设备齐全，再加上窗外射进来的充足阳光，使人仿佛有置身春天之感。

搬到新监房的第二天，我被叫到另一间屋子。这里只有一名面熟的翻译，他笑着迎接了我。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三册厚厚的审讯案卷材料递给我说：“从今天起，请你一页页地过过目，然后签字划押。”翻译边说边从衣兜里掏出烟盒。“好吧，不必着急，仔细地看看。如果你认为有的地方有出入，可以不签字……”说完他好象有什么急事似地转身走了出去。

上午的阳光把房间照得明亮温暖，铁炉子烧得通红通红的，在火炉旁放着一个装满了煤的箱子。我点着了一支香烟抽起来，烟圈喷吐在从窗外射进的光线中。窗外和往常一样，飞来一群麻雀，落在用高粱杆搭的篱笆下面叽叽喳喳地叫着。“从那以后，又过了整整两年，”我回忆着。那时，我曾以极其悲观的心情，和上坪中校逗引过麻雀。当时，我一边看着麻雀，一边想“什么坦白，简直是送死！”

“麻雀呀，我决不全部坦白出来！但是，怕被处死的心理还是没有消除。”我在心里对正在喧嚣的麻雀说。同时，打开了案卷。这三册案卷约有四十厘米厚，估计至少有三、四百人提供了材料。我天天到这里来看这些控诉材料，共用了九天时间。

这些材料是三江省各县被害者写的，尤以三肇县的材料最多。不过，有关内蒙的材料只有我写的“请功报告书”。另外，还有解放后的新县长、县委书记的调查报告和几份从伪满档案中找出来的我签过字的旧公文。

在被害者亲属的控诉材料里，十分详细地记述了他们的亲人被害的情况。“请求政府将日本鬼子岛村三郎处死，为死去的亲人报仇。就是将他大卸八块，也不解我心头之恨。”差不多每份控诉书的结尾都有这样的语言。每当我看到“处死”两个字，就感到一阵惊恐。我在三江省特高课任课长期间，和我在同一办公室的直接部下孟庆和警尉也揭发了我的罪行，并请求将我处以死刑。这个当年我把他象孩子一样对待的年轻警尉，如今竟也这样恨我，这使我深感痛心。从他的揭发材料的语气判断，他好象也正在被关押改造。

我估计已被判处死刑的、原肇州县的金警尉、郭警佐两个人的坦白材料里也谈到了我的罪行。前面提到的斩首事件，就是当时负责指挥押送的郭警佐检举揭发的。想起这条罪行，我真想自杀。

“野兽般的日本鬼子岛村三郎，对待中国人的生命象对待猪狗一样，竟用刀活活把人砍死。”郭警佐似乎对我怀着极大的愤慨，并且将自己也臭骂了一顿。

有关征购粮食的罪行，也有很多检举揭发材料。我在肇州县当副县长时，为了在主子面前卖功，曾指挥大批警察和各村村长征集了大批粮食，结果使许多中国农民的生活陷入痛苦、悲惨的境地。一位检举人控诉了警察逼迫他父亲交出隐藏的粮食，结果使他年迈的父亲走投无路而跳井自杀。

我连续数日阅读着被害者及其亲属愤怒控诉的材料，字里行间充满了血和泪。看到当年自己亲手犯下的滔天罪行，我开始痛恨自己；心中仿佛刀剜似地难受。我过去一直认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国家利益，都是光荣的功绩，可是，当我看到这么多中国人的血泪控诉，了解到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深重灾难，感到自己的行为太野蛮、太残忍了。

最初，在控诉材料中看到请求对我处以死刑的字样时，我惊恐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但是，后来我就不再惧怕这些请求了，反而觉得这是罪有应得，理所当然的事。

我想：“如果我的祖国日本被别国侵略，侵略者杀害了我的妻子、儿女，掠夺我的财产，把我国的资源财富、粮食通通夺走，如果在日本的国土上驻扎着外国侵略军、警察，我的家乡是由外国人担任县长、副县长、警察署长的话，我会怎么想？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又会怎样呢？

“我和我的同胞们无疑会拿起武器去战斗的。如果为我们的祖国而战的兄弟朋友们被当作土匪杀害时，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又将是何等悲愤呢？！他们也一定会为死去的亲人报仇，一定会要求严惩侵略者。这难道不是人之常理吗？！”

过去，我曾受过为大东亚的利益、为日本民族的利益而建设“满洲国”的欺骗教育。由于我完全相信了这些骗人的鬼话，使我给中国的无数人民制造了深重的灾难。究竟是谁让我走向犯罪道路的呢？是国家吗？是上级吗？还是我自己的责任呢？我联想了很多。

从此以后，我联系自己的罪行，不断思考着新的问题，在铁证如山的罪行面前，寻找自己主观上的原因和责任。

在我阅读控诉材料的第七天中午，当第三册案卷已只剩下不多几页的时候，我被肇州县文化村一位姓杨的老太太的控诉材料震惊了：

“我今年七十五岁，身边无依无靠，全靠邻居乡亲的帮助才活到现在……”满腔仇恨的控诉书，用了许多方言，因此读起来不太顺口。我逐字逐句地仔细读着。终于我全身的血液几乎象是凝结了，浑身也动弹不得了。

“孙警佐这个家伙把俺的独生子抓走后，俺两眼发黑，什么也不吃，趴在炕上哭了三天三夜。听村长说，副县长这个家伙把俺儿子用刀活活劈了。日本鬼子真狠心哪！早先，俺家穷，没给儿子娶上媳妇。儿子死了，俺只好孤零零地一个人到处要饭。当官的，请答应俺的恳求，一定把那个当副县长的日本鬼子枪崩了，好给俺儿子报仇啊！”失去儿子的杨老太太哭肿的双眼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这时，我的眼里流出了悔恨的泪水，是的，这是我在中国为被害者流下的第一次眼泪，它象止不住的泉水夺眶而出。

“老大娘，请惩罚我吧！”没有想到，看完全部控诉材料后，我第一次产生了用语言无法形容的悔罪心情。

一九五五年的四月已经过去，围在高墙内的监狱迎来了姗姗来迟的春天。矗立在北山上的古塔曾是我们心中的一种寄托，我们时常遥望着它。

有一天，我们在崔中尉的指挥下，分成几个组在运动场的各个角落砌花坛。这天，春光和煦，太阳照在身上暖烘烘的，劳动稍微使点劲，脸上就沁出汗珠。我和十多个同伴一起，在我住的监房南面的窗下砌了一个约一米宽的长方形花坛。正当我们挖土时，一个来倒砖头的伙伴告诉我们一个消息：“后院挖土的伙伴在大声嚷嚷，他们挖出了一具白骨。”那座院子就是我们前年逗麻雀，以及暗中用自己的命运和凤仙花进行比赛的地方。那里面积很小，不能当运动场用，所以今年在那里砌了花坛。我对这个消息没有在意。

“嗯！这么说这里原来是坟地。”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闪了一下。同监狱的大村忍(这个监狱的原监狱长)说：“这座监狱是在匆忙中建立起来的，因为当时突然废除了治外法权，我们生怕到时候赶不上使用。”

听了大村忍关于盖监狱时的情况介绍，我想：“大概当时没有很好地清理坟地，就把监狱盖起来了吧。”已经到了中午，砌花坛的劳动告一段落，剩下的只是选个好日子种花了。我们按劳动组长的命令集合在盥洗场准备洗手。说是盥洗场，其实设备极为简单，即在运动场的一个角落里，伸出了约一米长的水管，上面装有水龙头。

今天，有不少人来到这里洗手。在盥洗场旁边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一具洗得干干净净的白骨。在西伯利亚时就是积极分子的村上勇次少校参谋，在人群中东张西望，脸色苍白，神情紧张。

我看了白骨一眼，就洗手去了。

“岛村这方面的知识较多，会知道这具白骨是什么吧？！”背后传来崔中尉的话。这好象损伤了我的自尊心，我感到很不愉快。但是中尉的神色严肃认真，我不得不走近白骨。毫无疑问，这是一具十五、六岁的少女骨骼。“我不是考古学者，怎么会鉴定白骨呢？”我这样想，准备离开。崔中尉指着白骨的后脑和额上的小窟窿急促地问：“这不是弹孔吗？”我摇了摇头回答说：“如果是弹孔，出口就要大于入口。”说完，我离开人群，往监房门口走去。途中正遇上村上勇次少校参谋，他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东西，象是很珍贵。他是从挖出白骨的后院跑出来的，鼻尖上挂着汗珠，眼睛发红。不一会儿又听到后院传来吃惊的报告声：“崔先生！又发现一根手指骨，也是小女孩的……”

我听了一会儿他们的议论，便若无其事地走进了监房的大门。

两三天后的一个晚上，我躺在床铺上，偶然又想起了白骨的事。

我想，那个人不是在日本投降时被杀害后埋在那里的，就是在强奸后怕暴露而被杀害的。不管怎样，这是我们这些侵略者的犯罪证据。在被害者的白骨前，我却采取了“我不是考古学者”的错误态度。当崔中尉提示白骨上有弹孔时，我又采取了何等错误的态度啊！

一天，在讨论会上，我在大同学院时的同学坂田义政说：“我这两只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他忏悔了自己的过去。这个监狱的原监狱长大村忍说：“现在从这些墙壁中，好象还能听见当时受到我残酷迫害的中国人的惨叫声。”听了他们的深刻反省，我深深感到，如果我当时也有这种感情，就会立即和自己的罪恶联系起来，在白骨前深表谢罪。从村上参谋的认真态度中，我看出他是真心诚意地谴责自己，所以才坐立不安。

六

一九五六年三月末。厚厚的积雪在阳光照射下渐渐地融化了。一天，金源少校突然把我们集合在漂亮的露天舞台前，这是去年夏天由年轻人修建的。他说：“管理所决定，从明天开始，组织你们到沈阳等城市参观学习。通过参观，你们要好好观察中国的发展变化。在今昔对比中，要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认真地学习……”金源少校的话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允许犯人到社会上参观学习，是大家根本料想不到的事。“不久将要回国”的兴奋心情，已经从大家的脸上显露出来了。

我被任命为第二中队第二小队副队长，小队长是个叫月崎的年轻士兵。在参观中，他很热心地负担了全部工作，我只是和一般队员一样，什么也没张罗。

第一天上午，我们参观了沈阳近郊(由抚顺到沈阳的必经之处)的第二机床厂。听说这个厂子原来是日军的汽车修配厂，现在已被扩建成一个大工厂了。新式机床很整齐地排列在车间里。

“那是日本留下来的机床。”陪我们参观的工厂工作人员指着厂房角落里那五、六台三米高的皮带车床，介绍说。

在工厂的墙壁上，到处贴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等宣传标语。

第四天，我们到抚顺露天矿参观。参观快要结束时，已是下午三点钟左右。我们正在大接待室里喝茶休息，金源少校站在门口说：“在这个矿工作的一位叫方素荣的女工，要和你们讲几句话。”

室内立刻一片寂静。不一会儿，崔中尉拿着翻译用的纸和铅笔，陪同一位个子不高、面庞黝黑、约三十岁左右的妇女登上讲台，她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

“我叫方素荣，是这个矿的工人。”她用女人特有的高音作了自我介绍，非常清晰地开始了她的讲话。我们听着听着，脸色一下子都变得苍白了。讲话的大概意思是：

一九三一年九月，经过伪装的日本军队破坏了沈阳附近的铁轨，反以中国军队搞破坏为借口，袭击了正在北大营休整的中国军队，并从沈阳和抚顺两个方面对中国军队进行夹击。然后，把战线扩大到东三省全部地区，疯狂地进行侵略活动。

日军的野蛮行径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激怒了爱国者们。他们拿起武器，组成了抗日义勇军，奋起反抗。一天夜晚，日军驻在抚顺的兵营遭到袭击。次日晨，经过调查，袭击日军的抗日义勇军前天曾在郊区平顶山的村子里住过，并且在这里作了袭击前的准备。

守备队长大发雷霆：“土匪住在那里为什么不报告？村民肯定都是通匪的，把他们通通杀掉！”他下了这样的命令。狡猾的日军和宪兵制定了残杀全体村民的毒计。

“全体到广场集合！给你们照像。”

日本兵包围了村子，手持刺刀的宪兵挨家挨户地搜查。人们刚刚吃完晚饭，突然看到武装宪兵闯进家门，都吓坏了，有的想逃跑，被当场打死了。

方素荣的父亲从窗户跳了出来，没跑出几步就被打死了，当年她才七岁。爷爷为了孙子、孙女的安全，右手领着弟弟，左手领着方素荣来到外面。妈妈伏在血泊中的爸爸的身上，痛苦万分，看到爷爷走了，也只好抱着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跟在爷爷后面。

他们领着孩子，在男女老幼的哭喊声中向广场走去。广场已被手持刺刀的日本兵严密地包围起来，连个蚂蚁也爬不出去。广场中间，立着用黑布蒙上的象是照像机似的东西。人们一个接一个来到包围圈内坐了下来。

已经听不见村里野蛮的叫骂声，二千多人全部集合好了。随着队长的口令，蒙在“照像机”上的黑布被拿掉了，露出来的是一挺黑油油的机关枪。二千多人一齐“啊呀”一声。刹那间，机枪对着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喷出了火舌。人们发出悲惨的喊叫，在雨点般的枪弹下纷纷倒下。

方素荣的妈妈怀抱着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背对着机枪站着。她和婴儿的胸部被无情的子弹打穿，倒了下去。爷爷拉着孙子、孙女正回头看时被打中，咚地一声倒在孙女身旁。子弹打中了爷爷的腹部，但是，爷爷挣扎着爬到方素荣身边，把她压在自己的肚子底下。爷爷的鲜血流在方素荣的脸上和手上。许多子弹穿过爷爷的尸体把方素荣打伤了七处，但幸亏都是擦伤。方素荣的幼小心灵是那样恐怖，但是她忍着疼痛，假装死人，躺在那里。

在震耳的机枪声中，二千多条生命在几分钟内几乎全部结束了。广场变得宁静了，成了一片血海。又过一会，广场里响起痛苦的呻吟。

队长又下了一道命令，于是日本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尸体中挨个地捅。日本兵的皮鞋所到之处又传来“啊！”的惨叫。为了保住自己一息尚存的生命，装死倒在那里的人在被刺的一瞬间，忍不住又惨叫起来。这是无辜的和平农民留在人间的最后的声音。

一直抱着爷爷大腿的刚满三岁的弟弟，看见日本兵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跑上来的日本兵用刺刀一下戳进弟弟的脑袋，把他从方素荣面前扔了出去。说到这里，方素荣再也说不下去了，她拿出手帕擦了擦眼睛。

“……从弟弟的头上喷出鲜红的血和豆腐脑儿似的血色浆汁。这惨景直到今天还历历在目。”

她以十分悲痛的心情讲述了当时的凄惨景象后，又继续说下去：

不久，日本兵的脚步声消失了，剩下的是没有完全断气的轻微呻吟声。入夜后万籁俱寂。苏醒过来的方素荣，在爷爷冰凉的肚子底下，哭了一夜。

次日晨，她从爷爷的肚子底下爬出来，顺着山坡下了山。为躲避日本鬼子，她踏上了荒僻小路。她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感到那样的悲伤和疼痛，于是又放声哭了起来。不知走了多少路，大约在上午十点钟左右，遇到一个赶马车的大叔。他看到浑身血迹的方素荣，马上就知道她是从平顶山逃出来的，立即把她藏在马车的干草下面，带到家里。

从此，方素荣开始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大叔给她的伤口敷上药，还亲切地问了方素荣爷爷的名子，然后说：“是方老的孙女吗？那就不要害怕，你伯父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当天晚上，方素荣被送到伯父家。但是，伯父是个很贫穷的佃农，没有一个孩子。如果突然增添一个小孩，怕被地主怀疑，报告日本鬼子。因此伯父白天把方素荣藏在高粱地里，晚上再接回家。如果正巧家里来了人，就把她藏在贮藏室里，她连一声也不敢吭。七岁的孩子，就过着如此悲惨的生活，并且持续了三年之久。

方素荣的讲话快要结束了。

“我做了什么坏事呢？我爷爷和妈妈都是心地善良的人，我爸爸每天在这个矿做工……”方素荣再次拿出手帕擦眼泪，伤心地哭泣着。我们也跟着哭出了声。

“你们说我三岁的弟弟和刚刚生下的小弟弟在什么地方，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这样残杀他们？”

方素荣已经泣不成声，她的抗议已经听不清楚了。我深深感到我们所犯下的侵略罪行是那样的残忍。在这样长的时间里，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如此巨大的悲痛和愤怒。我们惭愧得连头也不敢抬了。

“伯父家生了一个小孩，我才以被雇来看孩子的身分，公开在人前露面。从此以后，我一看到日本人，就恨不得把他们咬死。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我流着眼泪喊着，要把日本鬼子统统杀掉，为爷爷和妈妈报仇雪恨。

“但是，共产党教育我说，日本人民没有侵略我国，我们一定要和日本人民团结起来，为防止再次发生侵略战争而努力奋斗。党还教育我们为了再也不受到侵略，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

“我相信党的话是正确的，可是，今天早晨领导告诉我，日本战犯要来参观，要我作向导。当时，在我思想上有些想不通，不愿意给你们当向导。

“我就说这些。还有一件事我要明确地告诉你们：‘你们绝不要再侵略其他国家啦！这就是我的希望。”

方素荣长约一小时的饱含泪水的报告结束了。我前面的年轻战犯们，顿时跪在讲台前，痛苦流涕地深表谢罪。我想我也应该这样做，但是，不知为什么没有勇气跪下去。

七

一九五六年四月末的一天下午，在室外运动后回屋时，看守员通知我们：“将要发表重要决定。准备好做笔记的文具，在广播喇叭前面集合。”

我们等了很久，直到走廊里打开了暗淡的电灯，广播里才传来了金源少校庄严的声音：

“现在开始传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对你们的处理决定。你们要认真地收听和学习这个决定。”他简要地讲了要传达的内容以后，就开始宣读决定的原文：“现在在我国关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公然违背国际法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对我国人民犯有各种罪行，使我国人民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害。按照他们所犯的罪行本应该予以严惩，但是，鉴于日本投降后十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鉴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在关押期间绝大多数已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因此，决定对这些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现将处理在押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原则和有关事项规定如下。”

金源少校以缓慢的速度，逐字逐句地读到这里，换了一口气。用铅笔聚精会神做记录的人们把笔放下来，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们等了十一年，今天终于等到处理决定了。我心里好象有一根绷得很紧很紧的弦，顿时松了下来。妻子和孩子们的笑容立刻在脑海里浮现。

“(一)对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可以宽大处理，免予起诉。

对于罪行严重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各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和在关押期间的表现分别从宽处理。”

听到这里，我想“已经足够了！”便把铅笔放了下来。金源少校继续宣读第二、三、四项和与审判有关的手续问题，但是，这些对我来说，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只有最后第六项对我才是重要的：“(六)处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如果表现良好，可以提前释放。”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那天，宣布三百多名战犯(约占一千名战犯的三分之一)免予起诉，宽大处理。我们一清早就穿上了新衣，整队到了抚顺市内伪满时期日本女子中学的礼堂。

礼堂后院，古老的白杨树绿叶繁茂，被六月的晨风拂得沙沙作响。我们这个将要受审的小组与其他组分开了。

知道今天将被免予起诉、宽大处理的年轻士兵，喜出望外，谈论着和今天的判决毫不相干的事情。然而，我们“受审组”的人则站在大院的角落里默默无言。

宽敞的礼堂，第二层是旁听席，坐满了中国各界人士。我们“受审组”从后门进入礼堂，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上，心里为自己的未来担忧。

人们入座不久，即传来“全体起立”的号令。检察员、红十字会代表等人走上主席台。整个礼堂显得庄严肃穆，连咳嗽声也听不见，只有摄影机的镜头时而对准台上、时而对准台下，忙个不停。身穿军装的王子平少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用庄严的声音宣布：“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对以下人员免予起诉，立即释放回国……”

接着，他读了三百多人的名字。被点到的人立即起立回答一声“是”。名字念完了，被点名宽大释放的人们，感激的哭声连成一片，整个礼堂被哭声淹没了……摄影镜头对着这些人，闪光灯闪烁着……直到检察员允许他们发表感想时哭声才止住了。三百多人一齐举手请求发言。不知是谁说：“我绝不再拿武器和中国人打仗。不该死的人已经死去了，他们没有能够看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我理应被判处死刑，却受到宽大处理，释放回国，和亲人团聚……”

有的说：“想到这些就痛心疾首，简直羞愧得无地自容。”还有的人痛哭流涕地讲述了自己所犯下的罪恶。宽敞的礼堂里人声鼎沸，洋溢着一片对中国人民和政府的感激之情。

可是，我们最后一排的二十七个人却默默地坐着，个个脸色发青，没有被这样的气氛所吸引。

几天以后，看守员通知，要我们马上整理物品，到俱乐部集合。

在俱乐部点了名。除须乡宪兵少校因病暂时留下外，其余的人都准备出发。须乡少校患了脑中风病，看着他那身不由己、一拐一拐地走出俱乐部的背影，我感到十分羡慕。将级组里的原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原警察总局警务处长今吉均、原奉天省(现在的辽宁省)警务厅长三宅秀也三人和我们在一起。

等了不到一个钟头，我们一行二十七人乘上一辆大客车，离开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连向在监狱里认识的朋友们告别的话都没有说，也没有委托他人给家里捎信。我们怀着寂寞和惜别的心情离去了，都认为这是永别。

六月底的太阳照射在宽阔的柏油路上，热气进入车箱，使人感到闷热。

汽车行驶了一段路程后，路旁的老榆树以它那茂密黑绿的树叶遮盖着路面，形成了林荫大道，从东窗也吹进了凉爽的风。今年三月份我们参观学习时，曾在这条公路上从抚顺到沈阳往返跑过四次，可是现在的心情和上一次却迥然不同。

我们坐在车上默默无言，汽车超过一辆大卡车，那辆车上载着我不曾见过的机器；又追上了一辆装饰得很漂亮的大马车，车上坐着一位新娘子。我往外瞟了一眼，但没有看清她的脸。

我们想，如果被判了刑，可能被送到某个边远省分的监狱去服劳役，再也不能回抚顺了。

汽车在沈阳不知名的街道上跑了一阵以后，在一幢红砖楼房前面停了下来。这里似乎是工人家属宿舍，房间南侧有很长的走廊。在走廊入口处有很多单间房屋，每个房间里只有一个床铺、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再没有其他东西。

在管理所从未吃过这样好的饭菜。饭后，在明亮的电灯下，我开始——回顾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不一会儿，崔中尉笑呵呵地进了屋子，手里拿着一份有一百页左右的白色封皮的文件。

“想什么呢？”崔中尉在我床铺上坐下来问道。

“正在考虑在法庭上的态度问题。”我直爽地告诉他。

他指着椅子说：“好啊，请坐！”然后又问：“在法庭上的态度，这是什么意思呢？”

“请求判处死刑。”我回答。

但是，中尉似乎没有听到我的话，把手里的文件交给我说：“那好吧。人，都是怕死的。”

他几天前就在抚顺说过：“共产党员也不愿做无谓的牺牲。”然而今天他只说了这些。

“你仔细阅读一下吧！如果有想不通的地方，再找我谈。”说完，就象办完例行公事似地走了出去。我心里想着中尉说的“不要采取虚伪态度”那句话，同时思索着：“我是否又说了什么不适当的话？”

文件封皮上印着“起诉书”几个黑体大字。这使我大吃一惊，万万没有想到竟有长达近一百页的罪状。打开一看才松了一口气，原来这是对以原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为首的我们二十八名伪满官吏的共同起诉书中。我的名字排在第十五位。其他人的罪状在起诉书中都写了不少页，而我的罪状只有一页多一点，而且只起诉了我在三江省任特高课长期间(一年零三个月)的罪行：

“十五、被告人岛村三郎，男，一九○八年生，日本高知县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期间，曾任伪满洲国三江省警务厅特高课长兼地方保安局理事官、滨江省肇州县副县长、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长和一等荐任官等职。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被捕。

根据伪满洲国三江省警务厅(三警特秘发字第九三七九号)文书档案的记载，根据被害者韩自源、夏文福等三人，被告人犯罪地点的居民王治林、王桂珍等五人，曾任伪满洲国警察官的孟庆和、丁福山等五人以及被告人同犯坂田义政的证言，以及根据在被告人犯罪地区的调查材料(十五份调查讯问记录)和被告人的供述，经本院调查核实，被告人主要有如下犯罪事实：

一九三五年一月至一九四○年四月，被告人任伪满洲国三江省警务厅特高课长兼地方保安局理事官期间，亲自制定和实施阴谋计划并协助厅长指挥管辖各县的警察、特务组织任意逮捕、刑讯拷问和惨杀中国共产党抗日爱国志士及和平居民。

从一九三六年一月至十一月，共逮捕我抗日爱国志士及和平居民二千九百九十五名，其中十四名被杀害，二百七十三名被送到伪满傀儡司法机关处理。这些罪恶行为，有被告人在康德六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签署的伪满洲国三江省警务厅(三警特秘发字第九三七九号)文件《思想对策成果月报》的记载为证；同时，被害者夏文福、王式乡等三人和被害者亲属刘延玉、李志珍等三人的控告材料，本地居民王治林、王桂珍等五人的材料，曾任伪满洲国警察官的孟庆和、丁福山等五人和被告人同犯坂田义政的证言，还有十五份调查讯问记录等调查材料，都充分证实了上述罪恶事实。被告人自己也供认不讳。”起诉书这样写着。

我最害怕的犯罪事实，是在肇州县砍头杀人那件事。这是我下决心要自杀时才供述出来的，然而在起诉书里却只字未提。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把起诉书放在膝盖上开始寻思。可是又一想，现在不必考虑这些，最重要的是怎样认罪和以什么态度迎接审判的问题。

离开抚顺后，每当考虑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时，我就竭力把思想集中到审判上来，使思考问题的范围逐渐缩小，将要审判的罪恶事实也迫使我这样做。

我那天晚上睡得比较好，也可能是因为离开了年轻人一个人睡觉的关系吧。一觉醒来，六月的朝阳已从东方升起，十年来我第一次起得这么晚。十一点钟时，看守员通知我，辩护律师找我。

一位名叫陈芬辉的年轻律师，在附近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态度和蔼地接待了我。我坐在一把崭新的椅子上。

“怎么样？”象是初见时的寒暄，又象是提出了质问，我不好回答这样的问题。不知为什么他连翻译也没有带。我向他说明我不会中国话。辩护律师也是一个受害者，所以我郑重地向他表示谢罪，但是，辩护律师没有在意，而是说：“已经做过的事情不能更改了，你现在应该深刻地反省，准备以较好的态度接受审判。”

他说完递给我一支香烟，还递给我火柴让我点烟，并且说：“我受中国人民的委托，给你当辩护律师。我已经通过书面材料知道了你的罪恶事实，不过这只是书面上的了解不一定了解到了事情的全部真相。”

他又说：“你不必客气。我认为，你对我说，对你是有利的。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都开诚布公地说出来吧！”

谈话进入正题。我早已下了决心，因而毫不犹豫地说：“没什么可说的了。先生的亲切关怀更使我感到痛心。就我所犯的罪行，理应判处死刑。没有什么可说的。”

说完，我低下了头。他可能认为我对他存有戒心，所以耐心地反复解释说：“请你放心，我是中国法律认定的辩护律师。你讲出来的事情绝对不会对你有害处。不管多么小的事情都可以讲。任何犯罪都有辩护的余地，这一点你是最了解的。不要放在心里，应该说出来。”

但是，我仍然默默无语。也许是担心开了口就把握不住，把什么都会说出来的缘故吧。辩护律师又反复多次地劝我说出来，但是我态度如初，谈话毫无进展。

这天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辩护律师又把我叫去，还是重复昨天的话题。我想“千里江堤溃于蚁穴”，我现在只能严守这个蚂蚁洞，不能吐一个字，否则江堤就要全面崩溃。我为守住这个洞费了不少口舌。第三次谈话时，我刚一坐下辩护律师就说：“你这个特高课长的职务，是特高警察的最高负责人呢，还是协助警务厅长工作呢？到底是什么关系？请你把这些问题详细地说说。”他这样具体地提问了。

“实际上我一直认为，我只能负协助的责任，应由警务厅长负刑事责任。但是，我现在不这样想了。这些罪行都是我建议、计划的。如果我不提出具体意见，就绝对不会犯这样的罪行。现在把罪责推到已经回到日本的厅长身上，并不能减轻我的罪行。”我说完又强调：“老实说，对我这样一个犯有侵略罪恶的人，让受害的先生为我辩护，我想这样做是完全不必要的。”

这天，我断然地说了这些话，并且又重复了以前的话，然后就回去了。这回我可真地松了一口气，然而在我内心深处却有一些肮脏的思想在活动。

我想把自己的“认罪”当作珍贵的一滴水捧在手心里，从我的后半生一直捧到脉搏停止跳动为止。如果疏忽大意，稍微摇晃一下，这滴水就会从手心里洒出去。因此，我只有慢慢地挪动，一直到死。

八

到沈阳的第二天，我们二十七名战犯在离监狱不远的一个布置得十分讲究的法庭上，听到了国家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记得那一天，我们都穿着中国式的新衣服，在监房前整齐地排成一列纵队。原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打头，依次从法庭后面押上被告席。原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因病卧床不起，在病床上接受审判。宽敞的法庭上辅着厚厚的地毯，后半部和二楼旁听席上坐满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各界人士。我们从人们身边走过时，他们都用敌视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当我的视线和这种目光相遇时，我惭愧地低下了头。

我想起少年时代在家乡高知县刑务所前目睹的情景：刚刚被判处死刑的强盗杀人犯，头戴高帽在沿途挤着看热闹的人们的冷酷目光下，走出刑务所……而今，我也成了众目怒视的罪人了。

我们怀着恐惧心情，在众目睽睽之下缓缓走到旁听席前。可能是要拍摄纪录片，手持摄影机的人员忙前跑后，把镜头紧紧对准我们。

不久，人们都坐齐了，整个法庭鸦雀无声。在法庭正中的被告席前，竖着许多麦克风。离被告席两米远的地方，站着几名中国士兵，威然挺立。

“起立！”一声号令，法庭旁听席上的人们都站立起来。在法庭正中的主席台上，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官和台下左右两侧的检察官、辩护律师等人各就各位。接着，检察官宣读了起诉书，但没有提出具体判刑要求。

从这天起，一个星期内，都没有涉及到我们什么事。法庭每天差不多只对两名被告进行严肃的法庭调查。

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我终于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是死有余辜的。无论中国政府对我采取怎样的政策和判决，我的良心都要求自己以死来向中国人民谢罪，这已不再是盲目的认识了。

法庭调查的日子来到了。那天只对我一个人进行调查。我沿着前几天走过的那条路线，一直走到被告席上。当我出现在法庭一角的时候，仿佛旁听席上的几千只眼睛一下子都盯向我的身上，我简直连睁眼的勇气也没有了。那些仇恨、愤怒的目光刺透了我惊悸的心。此时此刻，我完完全全地认识了自己的罪恶面目，我承认自己在中国所干的都是坏事。旁听席上几千只眼睛所射出的目光，凝聚着全体中国人民对几千万同胞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无比仇恨和自己的国土被长期占领、任意污辱的民族愤怒。

我一个人坐在被告席上。在这种目光的包围中，我深深感到我真没有资格再活在人间了。

少顷，审判员开始审问我。很奇怪，我站在被告席上，心里一点也不惊慌了。对审判员的一一问话，我都认真思索回答。摄影机镜头在我身上长时间地停留着。

“起诉书上的事情，有没有不属实的地方？”

“没有。”

“你对起诉书有什么意见？”

“没有。这里起诉的事实，只是我在十一年中所犯罪行的一部分。”

“现在你对过去的罪行有什么想法？”

我想起，崔中尉昨天的一席话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讲的。我嘘了一口气，为了不给译员造成困难，我慢慢地讲述了自己的心情：

“……当年，我满怀帝国主义的野心，杀害中国的和平公民，任意污辱、迫害他们，掠夺他们的财产，并把这些通通当作向天皇效忠的业绩。我是个地道的人面兽心的鬼子，这就是我这个侵略者的本质，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

“经过中国人民多年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耐心教育，我现在才认识了自己的本质。现在我从心里忏悔自己在十一年中所犯下的各种严重罪行。我深感自己是个死有余辜的战争罪犯。我痛感自己是一个已经没有资格活在人世的鬼子，所以说……”

我往后退了两三步，在地毯上跪了下来，泣不成声地请求判处死刑。在这块洁净的地毯上，留下了我真挚的情感和手掌的痕迹。

“请求审判长对我严厉惩办。”说着，我深深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然后急忙转向旁听席，“各位旁听代表！”我大声地喊了起来。我想把自己的请罪心情告诉他们，要求人民向我讨还血债。这时，一个离我最近的卫兵急忙跑过来，制止了我的呼喊。我重新站在被告席上，审判长以命令的口吻说：

“有什么意见可向本庭讲述。”

“没有。这是我诚心诚意的话。无论对我判处什么刑罚，都是中国人民根据我的罪恶事实和认罪态度作出的公正判决，我都决不反悔。”

五天后，进行第三次审讯。这天，全体被告一起出庭，各自站在被告席上，最后陈述意见。被告陈述意见后，辩护律师进行辩护。

我的辩护律师为我辩护说：

“特高课长只负协助警务厅长之责。警务厅的主要责任应由厅长来负，请法院在这一点上予以考虑。”辩护律师仅就这一点替我辩护。

审讯到此为止。发给我们的起诉书没有写出对每个人的判决意见，大概认为我们提前知道不太合适，因此有意删掉了这一部分。我们事前都无从知道量刑建议。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日，最后宣判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这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们这二十七个人排成三列，站在鸦雀无声的法庭中间。台上正中是审判长和两名审判员，台下是由七、八名检察官组成的国家公诉人小组，左侧是辩护律师小组，旁听席上座无虚席，法庭里所有的人全都站立着。

这是法庭开庭以来最庄严肃穆的一天。审判长开始宣读判决书，是连同日本译文一起宣读的，因此文件长达二百多页。从原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开始的二十八名战犯的罪状，大体上和起诉书上写的一样。我们连续三个小时站立不动。最初，我们以紧张的神情逐字逐句地静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

每个人的罪状终于念完了，审判长提高嗓门宣读：

“综上所述，本案各被告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战争期间，忠实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各项政策，违反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犯下了滔天罪行。对这些战争犯罪分子本应严厉惩办，鉴于各被告人在关押期间不同程度的悔罪态度和各被告人的具体犯罪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对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罪犯的处理决定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本法庭对各被告人分别作出如下判决：

………

十五、判处被告人岛村三郎有期徒刑十五年。

………

以上各被告人的刑期，自判决之日起计算，判决以前关押的日期，以关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

军事法庭

审判长贾潜

审判员杨显之

审判员军法上校王许生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日

宣读到此结束。我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激动。腿也不疼了，好象能立刻飞出去似的，浑身是劲。当我走出法庭，眼望不挂一丝浮云的蔚蓝色晴空，我对中国人民给予我们第二次生命十分珍视，对中国人民的宽大政策万分感激。

我获得了新生。当然，中国人民认为，要把我改造成真正的新人，还需要四年时间。

我衷心感谢中国人民对我的宽宏大量的判决，我决心从这天起，为把自己变成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新岛村而竭尽全力地学习。

这天晚上，很久未见面的金源少校微笑着走进了我的房间。

“怎么样，高兴吗？”他笑着问。

金源少校的日语比崔中尉稍差些，但是，谈话时往往单刀直入，更容易使人明白。

“你们对我进行了长期耐心的教诲，我深表谢意。中国人民又给了我新的生命。从现在起，我将利用剩下的四年时间，努力学习、改造，进一步清除头脑中残存的帝国主义思想，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新人。”我向金少校表示衷心致谢。

“对了，努力争取早日实现第六项规定(在服刑期间如果表现良好，可以提前释放)。”他停了一下接着说：“你说要成为新人，归根结底就是要顺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处理问题。侵略别国，杀害无辜的人民，这都是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最终还是人民胜利了，侵略者受到了人民的审判。你只有顺应这一历史发展规律，才能把自己改造成为新人，才有光明的出路。这个道理，我想你是不难理解的。中国人民说话是算数的，绝不说谎话，你要相信这一点。希望你不断进步。”说完这些，金源少校就走了。

已经到就寝的时间了，我则毫无睡意，仍坐在椅子上继续思考着许多问题，一一回忆自己从参与侵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事件。

“现在我仍然活着，是多么不容易呀！”这一切仿佛一下子又变得不可思议了。

即使不算侵略时期的罪行，仅就我从苏联到中国之后多次反抗改造的行为来说，问题就已经够严重的了。但是，今天已经正式宣布，再过四年我就要回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是宽大无边吗？这就是宽宏大量的胸怀吗？是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吗？可以肯定地说，我的新生命是中国人民给予的，绝不能作其他解释。现在我深知，我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完全是发自肺腑的毫无虚假成分的真挚感情。

第二天十点钟左右，我们乘上和来时一样的客车离开沈阳返回抚顺。判刑后没有把我们送往遥远的监狱，而是仍然留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那里有三百多名伙伴在等待着我们，那里有我熟悉的面孔、熟悉的监舍，这是值得庆幸、高兴和放心的。

崔中尉大声宣布：“你们的家属即将来华探望你们。”大家高兴得鼓起掌来。和来的时候完全不同了，车厢里洋溢着兴高采烈的情绪和止不住的笑声。

九

对在侵略战争中犯下血腥罪行的外国战犯进行审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情。

判刑后我们曾到北京等地参观。参观以后，全部集中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回到管理所，组建了新的学习委员会，在所长金源少校、管教员崔仁杰中尉的领导下，开始努力学习。

学习内容，主要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报纸上登载的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报告以及国际形势等问题。学习方法，主要是联系自己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反复讨论。

被判刑的人，由于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而被减刑，并且一一提前释放回国。一九六四年四月九日，最后把吝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三人也全部释放回国。到此，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全部处理完毕。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我和岐部、长岛、沟口四人，一同获释。

这一天，日本战犯、中国战犯都在礼堂集合。宣布我被释后，让我发表感想。中国末代皇帝的胞弟溥杰先生从中国战犯中走出来，和我并肩站在话筒前，他担任翻译。溥杰先生和他身高六尺的哥哥溥仪不同，是位个子矮小瘦弱的人。

我回忆了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从内心深处再一次诚恳地向中国人民请罪，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宽广胸怀表示衷心的感激。最后，我表示了自己的决心：“一定要为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和日中友好而奋斗！这就是我向那些被害者的母亲所发出的誓言。”溥杰先生郑重其事地一句一句翻译了我的发言。

我谈完感想，许多中国战犯向金源少校请求发言。他们从各个角度发表了自己的感慨。遗憾的是，由于中国方言的复杂，许多发言都没有听明白。已经回到自己座位上的溥杰先生也请求发言。他说：“在此以前，我一直认为日本战犯将回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即使杀了人，也是杀了敌国的人，因此任何一个日本人都会同情他们的。而我们却是出卖祖国利益的大汉奸，我们和他们的处境不一样；他们对罪恶的忏悔心情和今后的决心也不会和我们一样。可是，今天听了岛村的感想，才知道他们的认罪心情不仅和我们有相同之处，而且比我们深刻，他们的决心和态度也十分明确坚定。这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今后我要更认真地努力学习，争取早日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溥杰先生的发言，既表达了他自己的感想，也代表了其他中国战犯的心情。

这天我们四人离开了抚顺。临行前，照例在大门口和管理所工作人员告别。金源少校握着我的手说：“岛村，祝你旅途顺利！”

(全书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本刊有删节)

分类：传记·回忆录 作者：（日）岛村三郎／著 金 源／译 期刊：《啄木鸟》1984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