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杂文〗怒而飞

深圳有个大鹏湾，依山傍海。那山象鹏鸟昂向晴空的头，那湾如大鹏插入沧海的翼，气势十分壮阔。我记得庄子《逍遥游》里富于浪漫色彩的刻画：“北冥有鱼……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深圳人以大鹏为市徽，实在是具有深刻寓意的。

谁甘居人后，谁愿意自己的祖国凋蔽衰微？然而在那已经逝去的茫茫岁月里，背靠太子山和大南山，隔着大鹏湾与香港遥遥相对的深圳，惟闻单调的涛声，惟见滃蒙的云气。面对日新月异的另一个世界，炎黄的子孙们有多少焦急的情感，有多少不挠的壮志啊！

哀莫大于心死，但忧愤往往可以造就英豪。这个蹴伏在南中国海滨的大鹏，已经怀着凌云之志愤然起飞了。然而怒却并不是夜郎自大，不是闭关自守，而是怒在奋发。借助风云之力，发展和壮大自己。梁启超在本世纪初不就说过：“广东之长在富而通”吗？

仅仅短短的四年，深圳特区便以高速度、高效率而取得迅猛的发展。一九八二年工业总产值为三亿六千万元，一九八三年就增长到七亿二千万元了。这几年里，外商纷至沓来，仅仅财团和跨国公司的代理人就有好几百之多，有一段时间里，几乎隔一天便签订一个合同。好些工业区、农作区和一大批工厂企业已经建成。目前又开始了重点发展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先进工业的阶段。已规划今年兴建五十个有一定规模的工厂，以求特区的建设有新的突破。

登上高高的国际商业大厦，便可见有如万花筒般五色缤纷的市容。高速公路象一根根离弦的箭射向空阔的海边和广袤的大地。在流线型的大道上，每年有以十万平方米为单位的建筑面积在建成。无数高楼平地崛起。二十二层的湖心大厦、二十八层的友谊大厦和罗湖大厦，三十层的海丰苑和德兴大厦形成了楼的森林，包围着我们。二十一层的国际商业大厦似乎象侏儒而相形见绌了。我们在灿烂阳光下的这些咖啡、米黄、雪白、深灰、浅绿丰碑式的建筑群中，又看到了在市中心行将建成的四十八层、上有旋转餐厅圆形的国际贸易中心，总建筑用地面积达五万三千多平方米、总高度为一百零四点八米，功能复杂的金融中心大厦也已初见端倪，使人依稀可辨它们将来的宏伟英姿了。黯淡而低矮的旧市区仿佛已在地平线上消失。可谁敢相信，这儿在一八四四年鸦片战争时还是一片荒草凄凄的原野，一九一一年广九铁路通车时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圩镇，到了特区开辟的前夕，也仅仅是一个县级行政编制的保安县呢？而如今，在这个万紫千红的土地上，铁塔吊车的巨臂在晴空中不停地摆动，火车有节奏地辗过钢轨，汽车轻盈地在柏油路上飞驰，轮船在碧波上缓缓滑行。钢与钢的撞击，铁与铁的敲打，汽笛与喇叭的鸣响和人们杂沓的步履组成了这搏风击浪，骞翥翱翔，凌摩霄汉的“飞”的壮丽图景。

可不是吗，我在深圳看到了多么美妙的“飞”的形象啊！

千里马在飞腾

那过去以拥有九十九扇门、灵验如神的天后庙而闻名于东南亚的蛇口，现在却以特区建设高效率、高速度的“蛇口方式”而闻名于世了。从当初破土动工到目前已建成拥有八十七个企业的现代化海港工业区，不过仅仅花了四年多一点的时间。这样的速度，连香港前总督麦理浩也不得不为之叹服。

一进入蛇口，巍峨的太子宾馆便以它那雪白的颜色给人以亲切之感。停舶于海湾上的明华轮以“海上世界”的豪华、舒适、别致而吸引着中外客人。往日荒凉的海滩已建成一幢幢花园式的碧涛苑别墅群。里面的厅房都以不同国家的式样而配以不同的色调、装饰与摆设。蛇口镇往日的古旧建筑已为高楼所淹没。海上的机轮穿梭往来，海边的船舶交错下碇。太子山下的标准厂房虽然进行着轧钢、铝制品、集装箱、电子、化工等项生产，但整个工业区却展现于葱茏的林木与如茵的草地间，听不到一丝儿嘈杂的声音，看不到一点儿令人憎恶的烟雾。隔海相望的香港青山和市中心区中环，现在似乎再也不能炫耀自己那一时的繁荣了。

蛇口的旧日与现代、荒芜与繁荣多么象一篇神奇而又富于魅力的童话。入夜，晚霞染紫了海涛，那为霓虹灯所映照的熠熠波光，使人想起了蛇口那古老的传说。被后羿射杀之后的九头蛇，皮肉虽死，精灵犹存，上帝有感于蛇的至诚，准予继续修炼，只要有益于中华，有益于人群，功成之日，便允它吐出明珠，使南海之嵎光芒四射，变成繁荣美丽、百业兴旺的乐园。如今的蛇口莫非是这九头蛇修炼成功，吐出了明珠吗？

工业建设的高效率取决于人才生长的高速度，生产的大幅度增长来源于建设者汪洋般的汇聚。蛇口工业区运筹惟幄、善于经营的人才很多，但我却想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说起。这位工业区管理委员会的秘书，是一个十分精明干练的中年知识分子。他有着较长的在内地机关、工厂的工作经历。但从他喜形于色所闪现的内心世界，可以得出他醉心于这里的适宜于人才生长的干部制度。他每年按他的工作质量的好坏而决定是否受聘于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目前特区流行的所谓“黑板经理”，便是聘请制度的别称。如果工作胜任，黑板上的经理栏便写上你的名字。倘若失职，马上便被从黑板上抹掉。而受聘的本人也可以根据这个企业对自己是否适合而决定自己的去留。按照广东的俗语，就是受雇者和雇主之间都可以相互“炒鱿鱼”(即卷铺盖走人)。然而只要你有才便有职，有职便有权。这儿没有那一套数不清的请示报告和模棱两可的“研究研究”这类因循守旧之风。过多的“请示”将会被认为是无能而保不住饭碗。他高兴地对我说，他这个小秘书在当班期间曾代表管委会处理了一桩桩重大事件而得到管委会的认可。干部履行职责好坏又表现于报酬上。他称职，将得到较多的奖金；他不称职，他所得的报酬便相反。他对企业福利的享受取决于他所付代价的多少，而不是依靠他的职务和权势。以这位秘书而论，他按内地的标准每月拿七十四元的基本工资，加上一百二十四元的职务工资，另外决定于本人的表现和工作能力的强弱而拿若干的浮动工资。他现在花四十七块半住上了两房一厅的宿舍，但只要他付出更多的钱，便可以租赁条件更优越的公寓。看来，在这儿，干部的聘请制度打破了“铁饭碗”；工人的合同制打破了吃“大锅饭”。他们的工作和劳动都和报酬紧紧地联系起来。按经济规律办事十分有利于人才的发现和成长，有利于积极性的调动；反过来它又促进了建设的高效率。目前蛇口由客商独资经营或合资经营的四十七家企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已超过澳门。仅仅从职工的家用电器设备如电视机、电冰箱、收录机或音响组合、西式沙发都已成为家家户户必备的低耗品，便可见那里生活水平之高。

有人说在深圳事事都讲钱，但这并没有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蒙上一层冷漠的金钱的面纱而缺乏人情味。我却以为，讲钱要比讲“关系学”、讲论资排辈好得多。在这儿，他们从土生土长的干部中发现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人才。许多公司、企业、商店、宾馆的经理原来都是普普通通的服务员和售货员。为了延揽全国各地的人才，他们派出了好几个工作组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登报招聘。这消息一时轰动了当地的知识界。来报名求见的络绎不绝，数以千计。招聘组在北京的二十二天里，每天接见一百多人次。许多教授、副教授、专家、学者为这个新兴城市火热的生活所吸引，带着支援特区建设的满腔热忱，要求到这里来工作。有一位中年画家听到招聘的消息，竟迫不及待地午夜前来敲门。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他们便在北京挑选了三百多人，在上海挑选了一百五十多人，在天津挑选了八十多人。现在已经有二百多人到达特区开始了工作。笔架山下已经盖起了好大一片招聘者的住宅区。数百套房屋拨给了各单位以应急需。

著名的电影演员祝希娟已全家迁来这里。我去拜访她的时候，虽然是星期天，她却忙着到蛇口开会去了。她的爱人接待了我。他是个画家，善于刻画人物而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但从他朴实的语言中可以体会到他的满意之情。他原在上海戏剧学院工作，现在安排在深圳大学。据他说，年已四十六、七的祝希娟是为了希望改变特区文化建设上的落后状况而到深圳来的。她一到达便被安排担任深圳电视台副台长。由于她和同志们的努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深圳电视台已经拍成自己的电视剧并开始在荧光屏上播出了。

刚好五十岁的叶挺将军的儿子叶华明，是一个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典型的工程技术人员。他曾留学苏联，长期在北京从事军事工程设计。这位高级工程师，身材修长，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良好的文化教育使他养成了谦逊而彬彬有礼的仪态。他很健谈，但似乎不动感情。然而那不紧不慢、富于逻辑性的语言并不能掩盖他激动的心情。他向我抱怨说，在北京，他所在的那个设计部门连同他自己便有三十多个高级工程师。因为长年的人才积压而使他不得不要求借调支援别的单位。一年后回来，要他担任这个研究设计机构的副主任。可是，天呀，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安排了六个人了。他干点什么好呢？只好把自己的学识锁进书橱里，一筹莫展。然而他是多么希望能把自己的所学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加砖添瓦啊！他并不贪图北京的安逸生活，却坚决要求到这个边远的城市来贡献自己的一技之长。他很满意于担任深圳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这个职务，侃侃而谈深圳今后在科技研究方面的三件大事，以及即将动工的深圳人大科技文化设施。他满怀信心地对我说，五年内深圳的科技水平便能走到全国的前列，十年内便能运用当代的一切先进科技成果。显然，发展中的城市有大量的工作等待着他去做，再不用为闷坐书城而发愁了。到深圳以后，他的境况使许多外地的科技人员心向往之，写信给他要来这儿安家落户。他形象地比方说，现在已经出现了一股“深圳热”，许多科技工程技术人员都要“孔雀东南飞”了。

现任深圳大学外语系讲师吴文博夫妇，是招聘人员中有着曲折而苦难经历的一对。我们辗转找到市委调拨给深圳大学员工居住的大楼，正苦于不知他们的住处。正好迎面走来一对男女。男的西装革履，容光焕发，潇洒而倜傥。女的穿一身上蓝下黑的毛呢衫裤，脸色红润而愉悦。我们上前探问，想不到正是所要找的吴文博夫妇。他们热情地把我们引进他们的家，又是端糖又是沏茶。当我向吴文博探问过去生活经历的时候，过多的生活折磨和所遭受的打击使他的爱人杜素心不愿重提旧事，老是止住老吴不让他多说。可当吴文博开了一个头，今歌昔泪的对比使她却忍不住自己的激情，打断了丈夫的话，滔滔不绝地诉说过去的苦难遭遇。说到伤心处，竟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十年浩劫期间，他不过是大学里的一个学生，只因为说了一句张春桥不中听的话便被打成反革命，被送劳教和做苦工。在流浪中讨过饭，拉过车，补过鞋，当过矿工。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曾经想跳下长江了此一生。杜素心是他在四川农场劳动的时候得了重病，因照顾他而相爱的患难之交。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他的境遇虽然有所好转。但吴文博和他的爱人却老调不到一起，从他遭难的那一天算起，吴文博的户口曾八年悬在半空，杜素心当了十一年的黑人黑户。如今安定而富裕的生活和满意的工作怎能不使他们流下欢欣的热泪呢！

为特区日新月异的建设所吸引而到来的建设者日益增多。譬如曾在南斯拉夫留学取得博士学位的郁大浩，已经担任了深圳市妇幼保健院的负责人。现任深圳市华侨医院肛肠科主任，是中国肛肠学会第一副会长兼秘书长，是国内手屈一指的痔漏专家。全国南拳冠军李建国和著名电影演员、《樱》的主角程晓英等等都到了深圳，真可以说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有的是已经正式调来，有的只是借调，原单位还卡在那里不同意放人。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许多地方留不住这些人才，而深圳却又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呢？归根结蒂，这儿的确为千里马的飞腾创造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为知识的饥渴而飞

到深圳的次日，我一早起床，外出散步。只见在微茫的晨曦之中对面的那座楼房门前站满了人群。走过去一瞧，竟都是些青年男女，也不乏三十大几的人，那神情都带几分轩昂和渴求。再靠近才看到了大门旁的那块写着深圳市职工业余中等学校的牌子。我好奇地同一个青年人搭讪，才知道他们都是来排队等候报名的。

深圳由于建设发展的快速，劳动力不足，全市早已没有一个待业青年了。由于体制的改革，特区的兴衰便自然而然地和人们的前途紧紧相连。他们要在这个战场上拼搏，便要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技能。因而学习便成为激荡在青年人中的一股热流。

我在市总工会找到了职工业余中等学校校长王高平。他早年肄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外语系。他的文化教养使他略带几分洋气。梳得溜光的分头，笔挺的西装和亮堂堂的皮鞋，衬得他那硕大的身材更是仪表堂堂。但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修养却使他十分平易近人。今天刚好业校报名结束，他在百忙之后稍得喘息，显得轻松而愉快。他说，如果你昨天来，我可抽不出工夫和你谈呢。我不知怎么给你打比方好，我的学生们可爱极了，他们就好象一群吱吱喳喳的鸟儿，他们从早到晚都绕着我飞，好象一点儿也不知疲倦似的。可我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是为知识的饥渴而飞啊！

这三天里，报名处的同志压根儿没有半点儿休息时间。早上八点钟开始报名，可学生们六点钟就守候在门外了。如果碰上下雨，他们宁愿打伞、穿雨衣淋上几个小时。下午两点才办理手续，可他们吃罢中饭就来缠住你了。到了上午十二时、下午五时根本没法下班。工作人员还得接待一批又一批的报名者。有的单位很重视学习，干脆由工会主席带着各种证件来办集体报名手续。谁学得好还给他发奖学金呢！可名额实在有限，僧多粥少，这就要靠工作人员的一张嘴去应付了。但青年们的赤诚令人感动，使人不忍拒绝。“老师，让我报名吧，我的英语实在应付不了我的工作啊！”“老师，我做梦都想当一名合格电工，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吧！”如果你是教师，你怎么硬得起心肠把这一群天真、稚气、求知欲那么旺盛的青年一拒之于门外呢？可限额已经超过了一倍。只好对他们说，学校没有那么多教材，可他们宁愿自告奋勇借教材去影印。对他们讲没有这么多座位，有人宁愿带上凳子，甚至站在门口听课。于是，班次一增再增，教室一挤再挤。多满足一个人的要求便减轻他们内心的一份歉疚。

我粗略地了解一下，这间学校的班次包括了英语、文书、绘画、摄影、烹调、点心、旅游、缝纫、会计、速记、电焊、电工、锅炉等等十二个专业。至于别的学校和什么补习班之类，科目就更多了。学生们很舍得花钱，譬如英国格林威治英语培训中心，虽然收费比较昂贵，要缴四十元人民币的学费，三百二十元港币的教材费，可三百个名额却有两千多人报名。

每当华灯初上，人们总会看到那些骑着自行车，或者乘坐公共汽车的青年男女在匆匆赶路，奔向沙河工业区、沙头角、湖贝这些地方的校舍。他们大都是一吃罢晚饭便夹起书包上路的。为了适应各地区的求学者，学校的四十二个班次分散在十二个地区。可有的人求知心切，往往跨班上课，既学英语，又读会计，还补习文化。于是便得今天到湖贝，明天到上埗，后天到沙河。虽然相隔七、八公里之遥也并不以为累。我傍晚在业校经过，只见明亮的灯光照射着摇曳的树影。这是多么富于吸引力的光亮啊！这儿的夜静悄悄的，静得象没有一点儿涟漪的春水那么柔和，静得象透过枝叶投射下来的春光那么凝聚。在这儿，不知不觉间便进入了一个洋溢着迷人的稚气的境界。他们之中，虽然有年青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有一个温暖的家，然而他们对知识的紧迫感胜于小家庭的幸福感。教室里坐无虚席。一双双眼睛睁得大大的，都朝向讲坛上的教课者。我瞧着这孩子似的一群，不禁忖度起八十年代特区青年心中的憧憬来。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的是什么呢？有人告诉我，他们热衷于求知、求富、求乐。我想倘若如此，他们不愧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富于蓬勃气息的人。他们应当具有丰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应当得到人生的欢乐。这三求也正是我们国家繁荣昌盛的一个标志。你瞧，他们那闪灼着亮光的眸子不正充满着这个希望吗？

为大地的美仑美奂而飞

如果说“食在广州”确是名不虚传，那么祖国南大门的第一道门槛深圳，可以称得上是口福之乡。这里有佳肴美酒任你品尝，优雅豪华的酒店宾馆任你下榻。

那一天朋友们陪同我到商业大厦观光，顺便去附近的香江酒楼转了一圈。这儿的装修是以富于西方色彩著称的。一进门便见长裙拖地、风度翩翩的妙龄女服务员守候于侧，向你微笑。不论厢房或厅座都是大红地毯，四壁明镜，光彩照人，华灯内嵌，色调是那么柔和。再拐一个弯，到了有名的半溪酒家，便换了一个情调。那是幽雅宜人的园林式建筑。女服务员则身着旗袍，脚踏高跟皮鞋。那装束同这古色古香的味儿十分合拍。里面的装饰自然另有一番情趣。青竹描画的墙纸，天鹅绒似的屏风，书法遒劲的楹联，彩色缤纷的宫灯，以最惹眼的形式散发着最浓郁的东方气息。平日里我们走街串巷，更不乏十步一楼、百步一阁的感觉。那门面的豪华，装璜的别致，竟然比广州的酒楼饭店高出多多了。

这里的酒楼不但以建筑和装修的别具一格各自标榜，而且又以不同的饮食风味以广招徕。如今的深圳堪称中外佳肴汇萃，名菜美点花样翻新。名目繁多的广东点心固然应有尽有，至于各地小吃如潮州鱼蛋、东江豆腐、本地沙井蚝之类也式样俱全。至于北国楼的北方风味，重庆酒家的川菜，新安酒家的清宫仿膳、新成酒家的北京烤鸭，蛇餐馆的蛇宴等等众多的款式就够你百吃不厌。至于外国的名菜如日本料理、俄国大菜，法国式西餐也可供人们换换胃口。

中国有一句古话：士别三日当刮目相见，用这句话来比喻深圳的饮食服务业可谓一点不假。记得三年多前我到深圳来，跑遍了几条街也找不到一家饭馆，累得脚酸腿软才终于在路边找到一家用木板搭起来的小饭店。里边不满十张的桌子，上面尽是狼籍的杯盘。饥不择食，也只好坐下来胡乱吃点。可想不到还给敲了一笔小小的竹杠。一盘白饭，上面铺几片肥肉、几条青菜，便索价三元。当年可谓吃饭难了。我曾把这前后变化向深圳饮食公司经理曾炳涛请教。他颇有感触地叹了一口气说，你尝到的苦其实也是我们的苦。三四年前，深圳只有两家饭店、两家旅馆、一家小食店。职工总共不过三百，每年的利润也只有微薄得可怜的两万元。七九年荔枝旺季，许多港澳同胞回来探亲，竟然使得深圳的服务行业慌了手脚，没地方给客人住也没地方给客人吃。惹恼了我们的同胞，到市政府去告了一状，领导这才下令所有酒楼茶室甚至戏院都开门营业，可也还保证不了所有客人都能得到一席之地。有一次珠海市商业局长带了几个人来交流经验。曾炳涛只能安排他们住一块钱一晚的生活服务公司招待所。请他们到新安的酒家去吃饭。可只有二十多张桌面的深圳市最大的饭店已座无虚席。只好请客人们在树荫下足足站了半个小时，最后在厨房里找到一张做饼的桌子站着草草吃罢。这些窘况才促使他们着手解决饮食服务业的问题。

一九八○年开辟特区，上级总算批了五千块钱，给了两个干部。“我就是靠这五千块和什两条枪起家的。”曾炳涛风趣地说。那顶么用呢？结果还是开放政策帮了大忙。终于找到了外资。但初次吸收外资，还没有取得人家的信赖。名为合营，实为贷款。归根结蒂还得自己干。说来笑话，起初他们胸无大志，竟然只打算盖一间铁皮房子。有人挖苦说，在香港铁皮房子只配养鸡。设计一改再改：由铁架砖墙到钢筋混凝土结构，由两层楼房到园林式的大厦。他们终于醒悟到自己对现代旅游饮食服务业的无知。

经过外出的考察学习，宾馆才终于一间间地盖起来了。以园林胜境著称的竹林宾馆掩映于翠绿的竹丛中。亚洲酒店、深圳酒店和晶都酒店的高层建筑赢得了豪华、舒适的美誉。散落于市郊的小梅沙度假营、香蜜湖度假村，以及投资三十亿元的龙峰旅游娱乐中心都正在建设中。

麒麟山下临水的西丽度假村是最富于园林特色的大型综合性旅游度假中心。湖水细波舐岸，陆上秀拥群峰，开朗而幽深，到此犹如投入大自然的怀抱里。湖边的松林别墅、漫月山庄和绿天小舍都用方石砌成，掩映在漫绕的回廊、乘荫的绿树和含笑的盆花之中，隽美而自然。近山的高层公寓既舒适又价格相宜。住腻了高楼大厦的港澳同胞想过一下野营生活，这里还有两百多张帐篷可供租赁。晚上还有篝火，可供野餐烧烤。这儿的游乐设施雅俗兼备。环湖的V字形长廊分两层，长五百八十多米。廊上彩绘鲜明，木雕精美，廊傍花树氤氲，廊外波光潋艳，山色苍茫。如果你喜欢野趣，可以沿山而上，直达半山小亭，饱览斜日夕岚、云松翠柏。喜欢运动的人，水上有划艇、汽艇、碰碰船，陆上有骑马、骑骆驼、射箭、打乒乓球、骑自行车、玩弹跳床、溜冰、骑赛车、放焰火。还有占地一千多平方米的大型电子游戏中心，可以锻炼你的机智与思考能力。说到吃，凌波阁浮览涵芬，食谱翻新，中西俱全。有千元一席的山珍海味，也有一、二元便可一饱的快餐。阁内的音乐厅和跳舞厅的灯色和旋律都是那么迷人。

这个度假村目前正在扩建。多栋高级别墅、旋转餐厅和具有国际水平的高级泳池都已开始施工。这里仅去年便接待了三十六万多人次的游客。因为经营得法，四年前以二十万元港币起家的西丽，目前已拥有三千万元人民币的不动产了。

这些宾馆、酒楼固然多用于接待港澳同胞、华侨和外籍客人，但特区建设上的飞速发展必然带来生活水平的迅速上升。物质文明的提高也必然出现精神文明的昌盛。人们已经开始着意于衣食住行的考究了。入夜，那密如蛛网大道上的华灯如朗月清辉，那千盏万盏霓虹灯如银河流淌。登临太子山上远眺，不就象那腾翥的南溟么？

为全国的首富而飞

深圳特区正在向全国的首富跃进。在深圳与香港新界紧邻的渔民新村则可以说确已跃居全国首富之乡了。

村子离市中心不到一公里，汽车刚驶过边防哨的警岗，这三十九户人家的新村便进入眼帘。乍一看，村庄的整齐清洁、美丽明净使人惊奇。在我们眼里，这不是村舍而是别墅，不象民居而似私邸。流线型的水泥村道环绕着一栋栋两层的花园式别墅。低矮的铁门之内，几乎每户都有缀以假山、塔松、盆花的小园。淡红的宫粉、深紫的巴黎玫瑰、灿烂的勒杜鹃、清香的米兰探墙而出。正是一派春意融融，红梅点点的美景。我们随便走访了一户人家。门口停放着一架崭新的日产双座摩托。据说这是少主人刚买来的。进入塑料的折叠门，那地板都是一式水磨石的。有的还铺上地毯，黄色窗帘的流苏低垂。五光十色的圣诞树置于堂中。壁上大幅字画彩色斑斓。组合柜里摆着电子钟和二十吋的彩电。到了楼上，那厅堂的布置又焕然另一格调。全是一色浅绿。沿墙紧贴的沙发是浅绿色的。四壁的灯都以碧琉璃为罩。墙上的油画是碧波荡漾的大海衬托下的椰林。楼板上的地毯也是冷色调的。这一片宁神宜目的绿色情调，使我深感于这新村的富而不俗。我们顺便走进厨房里瞧瞧，竞全是白色磁砖砌成。新式的电子打火式煤气炉、双缸全自动洗衣机、双门乐声牌电冰箱和不锈钢水盆等等，更是使人惊叹不已。我们不便提出到主人的卧室里参观，只走进一间保姆住的房间里。据说每家每户因劳动力不足，请保姆是很普通的。且不说请保姆这笔花销，就仅仅是那房里的铁床、沙发、壁画这些摆设，就可想见主人卧室装修摆设的不凡了。推开二楼阳台的门，透过栏杆上的黄菊与金桔，便可见渔村后面深圳的连云高楼竟和太子山、笔架山上冉冉的烟云蓊翳在一起。这峥嵘的气象使我们看到了特区壮阔的远景。

其实渔村的致富只是近年的事。我们在村边看到了那残破不堪的木头房子，用一块块装货木箱拆下来的破板皮钉成。高不过三尺，长不过一丈。这便是五十年代渔村居民的标准住所，现在早已废置不用了，偶然也有几间用作鸡舍的。不远处有一溜平房，是村民六十年代的住所，现在让给了到附近劳动的临时工居住。村头的二层瓦房，如果放到房屋紧张的广州，还很可以作为一户小家庭的理想住宅，但这只不过是他们七十年代的旧居。现在不少空置在那里。这一溜不同式样和质量的房屋是他们生活史的见证，作为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保存下来以教育后代。

渔村的居民大都是东莞县的贫苦渔民，一家人驾着小舢板到处飘泊谋生，在旧时代被人称作“水流柴”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解放前飘流到这儿栖身的。解放后的生活虽然略有改善，但小小的舢板终归不能出远海捕鱼，顶多只能到南头的近海处捞些小鱼小虾，生活起色不大。直到三中全会的政策下达，特区开辟以后，渔村才开始向商品生产发展。渔民离海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挖塘养鱼，辟场养猪，陆续开办了工厂、饭店，组织了船队、汽车队经营运输。他们没有搞任何邪门歪道，而盈利翻了几番。收入一年胜于一年。这是渔村、也是农村致富的必由之路。到去年已达到人均收入近三千元，劳均五千元，户均一万多元的水平。现在他们的一个月收入已经等于过去一年多的收入了。目前的渔村是一个农、工、商联合的独立大队，直属特区管辖。

至于这高水平的住宅，不能不归功于大队党支部书记吴柏森了。三年前他请了省设计院的人来设计，拿出了一百多万元盖起了价值三万元一栋的别墅式洋房，连花园每户占地一百八十平方米。卖给渔民，每间只收回二万四千元，还可以分期偿还。

吴柏森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一脸的霜痕劳迹表明他出身于老一辈渔民。他很健谈，在那栋华美的大队部客厅里同我们津津乐道那五十年代住木屋、六十年代住平房、七十年代住瓦房、八十年代住别墅的历史。不胜感慨，但又喜形于色。大概由于他是一个易动情感的人吧，我们一见如故，他说得起劲，竟给我们讲了一段他到北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故事。有一天他忽然被邀请参加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个座谈会。这下可急煞了他这个连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讲的渔民。中央领导同志问他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他听不懂，幸好有一位副部长是广东人，给他当了翻译，这才解围。他想，钱，我们有；物资，我们也不缺。于是他慨然说出了渔村人民的心声：“我们什么都不要求，只要求政策不变。”是的，如今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靠的就是三中全会后中央的政策，只要政策不变，他们的富裕生活就不会丢失掉。中央领导同志听了哈哈大笑，向他作保证说：“不变，不变，你回去叫乡亲们一万个放心。”老吴眉开眼笑地对我说：“我这要求比任何要求都强，领导的保证又比任何保证都可靠。”

当我们走出渔村，在柳暗花明的村道上漫步。只见孩子们骑着三轮的、两轮的脚踏车在嬉戏。推土机在村尾扬尘推土，自动装卸的大卡车在运沙。据老吴说，他们正在建设一个美丽的村边大花园。转过桃红柳绿的鱼塘，只见深圳河便在眼前。那是一湾淤泥的小河，对岸便是香港的元。同是村庄，但那边却显得零乱而凋蔽。难怪不久前香港的翡翠电视台竟到这儿来拍片，向全港居民作详细的介绍了。

“鸟儿们”朝回飞了

沙头角离市区十七公里，面积十一点四平方公里，是特区之中的特区。到那里去需要特别的边防通行证。这里有一条全长只二百五十米、宽不过五米的中英街，是一八九八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这一不平等条约的产物。街中立下六个界碑，把街画为两半，中英分而治之，但双方居民可以自由来往。

这是一条五光十色的商业通衢。国货为了换取外汇，港货因为无税，致使这里的商品都很便宜。虽然用的是港币，但比大陆内地、比香港都廉价得多。到这里来的人，观光固然是一个目的，但最大的目的还是为了买便宜货。几乎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拿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往回走，形成沙头角的一景。十年浩劫期间，实行经济封锁，派兵把守，虽咫尺之隔，也断了来往。商业也就奄奄一息了。如今的光景已大不相同，买卖越做越兴旺。由于市镇的繁荣，去年八月中英协议各投资十五万港元，重修中英街。现在平坦的水泥路面已焕然一新，但英界那边的商店虽然货物不少，可多是小店和摊挡。中界这边的百货大楼和整整齐齐的店铺，门面要宽敞光鲜得多。密密麻麻的货架，琳琅满目的橱窗，气派自是不同。中界的商店既有国货，也有舶来品。英界那边则多是香港货。加以铺面的狭窄，相形之下，逊色不少。于是老板们就得别出心裁，把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摆到显眼的地方，而且特别的讨好顾客，以广招徕。

两边对比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你想想、一边有十亿人民作后盾，一边是老板的小本经营。一较量，自然把他们比下去了。当然，关键还在于政策。经济上的开放政策仿佛使沙头角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它变得生龙活虎。前年刚成立的商业贸易公司，开办时只有三十个职工，货品也不多。但经营不到一年，营业额便达到二千多万元、盈利二百多万元，职工猛增到四百多人。现在商业部门的职工每月工资收入都在两百元以上。至于工农业，也引进了资金和技术。什么牛皮、棉织、玩具等等工厂都办了起来，还开辟了菜场、鱼塘、花场。农民渔民也可以进进出出边界到香港搞工副业了。盐田就有两个小青年引进了良种鸭，开办了大规模的鸭场，今年一下子就养了一万二千多只，每只重六、七斤。一只就可以赚港币七、八元。你说人民怎么能不富裕起来？

中英街两边背后的民居就更显见得不同了。英界那边的房屋陈旧得居多，新建的寥寥无几，而中界这边已新居如云了。百分之九十的农户已住上新房。每人平均的居住面积在三十平方米以上。这在尺土寸金的香港，是连百万富翁也不敢想象的事。虽是一水之隔，景致也妍媸分明。面对香港新界尚未开发的一片青山和飘浮于海面的水上人家，我们这儿却只见大鹏湾的碧波倒映着一列列青葱的梧桐。一盏盏雪亮的路灯高挂在平直的滨海路上。所有的居民几乎全是两层别墅式楼房。凉台上摆几盆花，栽几株金桔，显得整洁而高雅。我访问了一家居民宅邸。厅堂里是一色的西式沙发、琉璃灯具、国画彩绘。在悦耳的出自高级音响的交响乐的旋律中，主人用细瓷杯壶冲名茶以待客。村头包括各式游乐设备和三十二层宾馆、合资达二千万美元的海涛花园已破土兴建。忙碌的运输车辆显示了飞快的工程进度和即将出现的宏伟蓝图。已经建成的碧海宾馆则坐落于艳艳的紫荆丛中。翘角流翠，瓦碧深彩，粉墙如洗。餐厅在四面明镜的包围之中。流苏式的吊灯、灿若云霞的瓶花把这儿打扮得气派十足。房间的设备和深圳的第一流旅馆没有两样。附设的高级商场规模并不小于旅舍。港九同胞驱车顷刻便到，可在这里度一个富于山海之乐的周末。

现在沙头角的建设者们正雄心勃勃。今年投资八千万元人民币的建设工程已经开始。这里面包括工、农、商各业颇具规模的发展项目。此外还有集体和群众筹集的闲散资金四百万元的各类项目。现在缺的就是劳动力了。这个计划付诸实现，三五年后的投资额将会比现在成倍地增加。

我在沙头角区政府碰上了一位中山大学哲学系八一届的毕业生。小伙子是河沅县人。他是自愿调到这儿工作的。现在连爱人也跟来了。他们夫妇现在虽然还只住在区政府里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间里，生活条件比居民要差得多。但他却为沙头角所取得的发展而自豪，爱上了这里高效率而繁忙的工作，一再推崇一心扑在特区建设上的人物。我想，特区建设的兴旺发达固然是党的政策的威力，但这些政策的执行者和受惠者对特区这个新生事物的热爱，不正是一股巨大无穷的力量吗！小伙子恳切地对我说：“我的家乡太穷了，象我们河沅那样的地方，起码占了半个中国。我多么希望我的家乡，我们的国家能象深圳这样富裕起来啊！”

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竞赛，而人民是最公正的评判者。过去的那些年月，有些人羡慕香港的物质生活，从深圳偷越国境到那个冒险家的乐园去闯荡，而与英界毗连的沙头角正是偷渡最方便的一个去处。可现在特区已这么富于吸引力，如今不但再没有人偷渡出去，而且飞出去的“鸟儿”也往回飞了。近年来从香港返回来定居的已有一百三十多人。有的已派人回来修屋，准备全家迁回。

在深圳，这一个个“飞”的愿望、“飞”的气势、“飞”的速度和“飞”的前景实在长人志气，令人鼓舞。元宵佳节之夜，我在香蜜湖看到了万众欢腾的动人场面。虽然下着微雨，可深圳的男女老少都汇聚到那儿去。黄昏时分汽车就密接于途。那通亮的车灯很象飞舞的火龙。湖的四周人山人海。不久七彩的焰火如流星洒向夜空，火树银花四射奔腾。空中的火花映照着水中的镜花，使水天溶合在一片缤纷的夜色里。欢声腾向高阔的夜空，仿佛天际的风云也在开颜欢笑了。这不就象大鹏的巨翼煽起的光彩和音响么。啊，不。深圳三十万人民的巨大形象和力量，不是可以同《逍遥游》里的大鹏媲美么？只不过一在人间，一在天上。

分类：散文·杂文 作者：柳 嘉 期刊：《啄木鸟》1984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