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残雪春风斗古城（报告小说）

第一章何时得安息？

尸谜

1969年6月15日，X市市郊C县古德公社华西大队拆修水井，捞上一具无名男尸。公社当局认定死者是半年以前失踪、正在通缉的前党委书记张怀舒，草草验尸以后，便决定从速掩埋。

那正是中国人的生命最不值钱的时代。死于武斗场上，死于私设公堂，死于一派掌权后的集体屠杀以及独居斗室、祸从天降或以各种方式自行结束生命的，何止万千！奇怪的是，这具尸体似乎分外珍贵，分外引人注目。它一经打捞上来，便有几百名社员闻讯赶来。听到公社革委会主任庄风宣告死者是“畏罪自杀”，便把他团团围住，提出质问：你说自杀，根据何在？既是自杀，死者身上的衣服到哪里去了？我们见他总是带着的那块老旧的进口手表怎么也不见了呢？弄得那号称“疯子”的主任大人张口结舌，无以答对，最后只能动用自己的权威，用威吓结束了这个难堪的场面。那两句话人人都记得很牢，是这样说的：“谁说不是自杀，张怀舒就是他给杀掉的！谁再追问手表，那手表就是他偷走的！”

原来早在半年以前，也就是张怀舒“失踪”的当天凌晨，已经有人见到别人在运送他的尸体。几个小时以后，就有人见到有一男尸俯卧在井身的半腰了。大队的掌权人物也曾到现场看过，还伫足议论过一阵。可是竟没有找人打捞尸体，却派人去给死者的房间上了一把大锁，散布说张怀舒畏罪潜逃了。但又下令不许社员私下议论，也并不通知死者的家属，通缉令也是半年以后才张贴出去的。若不是农田用水，六月里还不会打捞呢。夏季的气温，正好可以加速尸体的腐烂嘛。

妻子王菲没见到丈夫的尸体。把她找来，是让她辨认遗物的。死者身上尚未烂掉的几张碎布片，蓝衬衣、背心和衬裤的残余，两个护膝和一条皮带。他是寒冬季节“自杀”的，那口井又离村有一里之遥，他怎能穿着衬衣衬裤走完这段距离呢？他的棉衣棉帽，还有我给他织的那条灰色毛线裤到哪里去了呢？——这是王菲心里闪出的头一个疑念。再说，军宣队管制下的华西村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外加民兵的巡逻，怎么会放过一个监管中的要犯，“地下黑司令部的黑后台”，让他出村呢？

提出这些质问都是没有意义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年月里，个人算得了什么！一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何况死者还是个罪人呢？死者亲属的唯一权利，是同他划清界限，揭发他的罪行，然后把他忘掉……

然而张怀舒却不是一个轻易被人遗忘的人。就象他的尸体久久不肯腐烂一样，他留给人们的记忆也迟迟不肯消失。第二年清明，有些人就到墓前去祭奠他了。人们不断分析他的死因，有人还自动去查访，好象等待着有一天会替他昭雪冤情。

还在1969年打捞尸体后不久，一位在场的法院院长就托人给王菲捎过话，说“张怀舒是被人害死的，”想不到十五年以后，他的死仍然是一个谜，一个悬案。

泥泞中跋涉

张怀舒的胞弟张怀之，1960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任教。1966年初，他被选派去英国留学，这是他二十几年生涯的顶峰，想不到几个月后他就从山巅坠落到深渊：由于他反对“革命的打砸抢万岁！”，就成了“炮打红色政权”的“反革命分子”，被“东北的新曙光”拖着在哈尔滨全市游斗，投入暗黑的牢房。他是在三年以后，得到平反，回到故里的。惊闻其兄死于非命的噩耗，五内俱裂。年迈双亲，也由于他们两兄弟一死一囚，到处喊冤叫屈无效，相继含恨辞世。张怀之几乎呆了，简直难以置信：一个好好的家庭，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了！

张怀之从巨大的悲痛中清醒过来以后，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查清哥哥的死因。从此，这就成了他全力以赴的一个专业。他从规律井然，因果清晰的机械世界，一下投入到迷雾重重、变幻莫测的人间社会里来了。

当地群众听说张怀之回来为兄伸冤了，长期被压抑的感情顿时沸腾起来，当作一个喜讯奔走相告。从四面八方送来破案所需要的信息。有的送来怀舒被害前后的各种传单和会议记录，有的献出冒险揭下和珍藏了几年的“通缉令”，有的社员步行三、四十里路专程向怀之提供耳闻目睹的作案过程，有的还把知情人领来介绍凶手的情况。

那时候，“四人帮”的法西斯统治还未结束，华西村恐怖气氛更浓，社员们明知自己的安全会受到威胁，还来保护张怀舒的亲属，提供住处，为他们巡逻放哨。

还有一些条件，于张怀之也有利，在那“打、砸、抢、抄、抓、杀”被称为“革命行动”，论功行赏的年月里，凶手们得意忘形，有时也会炫耀自己杀害张怀舒立下的功劳。1971年，凶手内部还发生过内讧，也使罪行有所败露。这些，都通过民间传说的渠道散布和保存下来。

一切条件对张怀之都很有利，唯独一个条件除外：中国共产党的C县县委把亲属要求查明死因和惩办凶手视为“无理纠缠”。至于张怀之必须一一走访的政工、政法、信访、办事等部门，以及公社、大队和军宣队，则互相推诿，把球踢来踢去。最后，查明一个中共老党员和优秀干部的死因这样一项工作，竟落到私人肩上，成为张怀之的专职了。

自投虎口

象很多中国人一样，张怀舒关于自己的生活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他留给这个世界的痕迹，存放在人们的心里。

就象他当年可以不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奔向延安一样，1961年，他也可以不到农村去。有胃病，就是一条理由。那正是全中国陷入一场大饥荒的时期，最苦的要算农村。然而他去了，作为古德公社的党委书记，把最大限度的困难和工作重担加在自己身上，急于使农民尽早摆脱饥寒困苦的境地。他真的作出了成绩，因而获得了“焦裕禄式的好干部”的荣誉。但也和焦裕禄一样，他能改造大地的面貌，却无力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最终连自己也倒在这个关系下边。

在1964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认真清查和处理了一批坏人。他想必也认为，只要把钻到党和政权内部的坏人搞掉，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怎料到不出二年，他就成了这些坏人的阶下囚，不出五年，他就在这些歹徒的刀棒之下死无葬身之地！

只有一张照片，尸体被扔到井里六个月以后打捞上来验尸时拍摄的照片，能够提供一点关于死因的线索。

张怀之为了查明案情，追出杀人凶手，开始攻读法学，法医学和逻辑学。他研究政策，学习公安工作方法。他找来许多有关的案例仔细分析。同时，也购置了法律所允许的一些侦破案情所需要的器材。他开始能从这张照片上寻到一般人看不出来的问题了。这可比恢复一张面目全非的名画，修复一件破碎残缺的古文物要费力得多。照片虽然放大了，仍然不很清晰。不知张怀之化费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才终于辨认出尸体上每一根最细微的线条，每一处色彩的浓淡，并找到其来源，一步步弄清了在1969年12月5日晚间这个躯体经受的折磨。

这是他仆仆风尘奔走，从事实地调查的余暇时间里做的工作。他一天必须跋涉几十里、有时上百里甚至二百里的路程，去查寻罪证。

华西大队是C县一个有名的地方，人称“华西国”。马致逸则是华西的一霸。此人本是一个流氓无赖，解放初期，他就曾和当地的地主恶霸混到一起，企图把农会夺到自己手里。“公社化”后混上了第六队的小队长，同时入了党。他伙同会计霍崇武贪污公款，暴露以后由霍崇武把包袱背了起来，马致逸不但混过“社教”这一关，还升为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不忘旧恩，回过头来把“社教”中下台的霍崇武安排到大队机耕站当出纳和保管员。

还有四个参与杀害张怀舒的凶手，都是“文革”中在马致逸扶植下当上大队或小队的干部的。但问题是：这些人在“文革”前就掌过生产队的权，都干过很多坏事，群众有目共睹。这四个人没有一个不贪污，没有一个不奸污妇女，多数还是一贯的，为什么受不到惩罚呢？“社教”运动也被他们滑过来了。

“文革”开始后，这伙人便把华西村变成了人间地狱。他们随意抄家、捕人，动用二十多种酷刑。白天大会批斗不断，晚上，打骂声、受刑者的惨叫声和亲人的哭声响成一片。人死以后，还要开“死尸批斗会”。村中布满岗哨，很多人不敢出门。打击的重点，是对他们持不同政见的人。社员中五人被活活整死，迫害致残致病的十九人，被连续毒打重伤的有四十几人，挨过批斗的近百人。其中有年过六十的老人，也有十二、三岁的学生。

张怀舒就是被弄到这样一个大队监督劳动的。让他住到马致逸的舅舅袁凤鸣家里。张怀之到袁家以前，已经听到这家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多次私下向人说过：1969年张被叫走以后，再未回来过。但凶手们硬说张那天晚上回来过，是第二天清晨“潜逃”的。张怀之走进袁家，袁凤鸣的妻子神色紧张，不肯照实介绍情况。她儿子在一旁忍不住了，当着客人们的面气哼哼地说：“谁要是再叫我们证明怀舒那天晚上回来了，我就用刀捅了他！”女儿也对她娘说：“人家啥都知道了，你就照实给说了吧！”于是那妇人叹了口气，说出了12月9日的真实情况。

那天怀舒收工回来，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他吃过饭，照例坐到灯下看书——“毛选”，一面看，一面用红笔划道道。他带回一个馍，说是准备明天清早起来送粪时吃的。夜很深了，四队的贫农青年马玉成等人来，把怀舒叫走，说是开会。袁家的人一直不敢关门，怕怀舒回来进不来；又担心被盗，所以都没睡安稳。怀舒这晚一直没有回来。第二天清早，见他屋中还是和昨晚一样：床上被子没有动过。桌上放着书，还有钱粮票和那个馍馍。

前夜，怀舒已被杀害，由打手霍成华等人把尸首推到村外，扔到井里。第二日凌晨，已有人发现井中有尸。尸体扔进时没有落水，被井中安放水泵的木架子挡住了。那边，凶手们放出“张怀舒畏罪潜逃”的空气，这边，人们一边锄麦，一边议论死者尸体、衣着的情况，断定绝非投井自杀。当权者有意迟迟不去打捞尸体。

尸体的自白

当死者家属来调查时，从凶手到县委里的某些人，还咬定说是“自杀”。张怀之列举一般社员的证言和参加杀害者及其亲属透露的种种真相，对方仍不肯接受“他杀”的结论。于是，只好由死者本身来发言了。张怀之根据他对尸体照片的长时期分析研究，以法医学为根据，向对方指出：“凡生前溺水而死者，必定会上腹膨隆，液体外渗，玄毛肌收缩，睾丸挤入鼠蹊部，手足皮肤肿胀、苍白、皱缩，喉部充血水肿……然而张怀舒的尸体上却全然没有这些体表征象。再，尸体在水中的腐败顺序是：头，颈，肩，上肢，胸，腹，下肢。张怀舒的尸体从井中吊上半小时后才臭味明显；右腿蜷曲，尸僵尚未缓解，腹部尚未出现尸绿，更无其他腐败现象，这就说明腐败异常缓慢，而奇怪的是腐败与正常规律(起于腹部、最后波及到头和四肢)相反，腹部一直完好无损，而头和四肢竟表皮脱落以至骨化了。法医学告诉我们：这种头、四肢、阴茎的异常迅速的腐败，只有在这些部位曾造成机械性损伤时才能发生。诚然，坠入井内，可能造成碰撞伤，但这只能发生在肩、背、肘、膝、臀等突出部来獾子油，让赶快抹上；有的张罗快送医院。可是往哪个医院送呢？许多同志提出消防支队卫生队。我虽然听说过那里治疗烧伤独有所长，但毕竟是个卫生队啊，担心送到那儿误了事。同志们为了说服我，摆出了许多依据，有的说：“新民县一个三岁的孩子，掉进煮饺子的开水锅里，身上的皮肉烫熟了一层，送到卫生队，经田医生治疗，连一点疤都没留！这是我亲眼见的！”有的讲：“这算啥稀奇，沈河区二经第二小学有个女教师，被液化气罐失火烧伤，下巴和手腕上的骨头都露出来了，上了田医生的药，皮都没植，不但没留疤，而且功能无损，确实是名不虚传的灵丹妙药呀！”有的道：“还有更神的呢！第二炼钢厂一个工人，掉进白热化的钢碴包里，两条腿的骨面都碳化了，田医生使他重新站起来，返回到高炉前。”

听了这些有点神乎其神的劝说，我的心动了，后来了解到田医生治疗烧伤的技术确实高超。你看，锦旗，奖状挂满了这食堂的墙。那个大锦旗上还写着“妙手回春胜华陀！”今天又送来这么多，往那儿挂哟！哎，老刘，你也慰问来了。他叫刘宝成，是沈阳市第三运输公司工人。我们看病时认识的。这月初，老刘在维修线路时，十一万伏高压线发出的强烈弧光把他脸、胸、右上肢的皮都烧焦了，来卫生队上了六次药就全好了。老刘，等下你也给记者谈谈嘛！

第二天，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卫生队，找到了田医生。他细心询问病情，仔细察看伤处，好象看透了我的心似的，和蔼可亲地安慰我说：“不要紧，不要紧，连院都不用住，上三次药就好，不会留疤的。”这话热乎乎的，可我的心被孩子严重的伤情撞麻木了，还是不相信我会这样的幸运，不相信田医生会有这么大的本事。特别是当我看到卫生队院子窄小，房子破旧，既没有漂亮的无菌房，也没有高级的紫外线烘烤器械，只有剪刀、纱布、药膏时，我的心更凉了。心想万一留下疤痕，孩子也会埋怨说：“为什么把我送到小卫生队？”我真想拉着孩子走，可是就在这时，我看到卫生队走廊里，挤得水泄不通的烧伤患者在等候诊治，我把伸出的手又缩回来。

海涛用了田医生的药，有三大明显疗效：一是不再疼，能吃能睡了；二是减少了渗出液，增强了免疫力，有效地防止了感染；三是换药时揭纱布一点也不疼。只是我仍不放心会留下疤。特别是最后一次打开纱布那天，我的心里矛盾极了。用酒精棉球，轻轻地把剪子左一次右一次地擦洗，感到剪刀十分沉重，心里忐忑不安：儿子的脸到底会成什么样呢？真的仅仅用这三次药就好了吗？真的能不留一点瘢痕吗？我渴望看到一张复原如新的脸蛋，想立刻打开纱布，但又不敢马上动手，好几次让剪刀咬住纱布但又张开。还是慢慢的一层一层地揭，也好缓和一下我的紧张心情。当纱布完全打开后，我和孩子的爸爸惊呆了。孩子的脸果然没留一点疤，还跟从前一样红润光洁，稚气可爱。我不由自主地把孩子搂在怀里，流下了眼泪。这眼泪是幸福的泪，喜悦的泪，感激的泪呀！我叫他爸：“快、快，把镜子拿来，让涛涛看看自己的脸！”涛涛姐姐说：“涛涛的脸比以前更白了。”涛涛听到也笑得开心极了。我看着孩子的脸，左看右看看不够，好象在看世界上的珍宝一样。记者同志，你也看看海涛这脸能找出一点瘢痕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海涛比烧伤以前更漂亮了，因为脱掉了一层旧皮，长出了一层又白又嫩的新皮肤，原来的小雀斑也没了。

田医生真是胜过神医华陀啊！仅仅六天，换了三次药，就使海涛的脸神奇般的复原了。要不是我亲身经历了这个全过程，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真的。记者同志，你可能不知道现在医院治疗烧伤的方法弊病有多大啊！常常是医生费了很大劲，却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烧伤患者不知有多少被截去胳膊腿，不知有多少伤好后，浑身是疤的，有的甚至丧失了生命。田医生给烧伤患者带来了福音，得好好宣传宣传哪！你想了解田医生是怎样探索出这条治疗烧伤新路的？最好找他本人谈谈。不过，找他看病的人很多，他一个工厂厂长的余秀娥也到县里揭发了一些重要情节。在捞尸前，凶手雷胜利在她家说过：“他们(属受压的一派)嚣张，咱不怕。张怀舒是党委书记，那么能，还不是叫咱们绵绵地给收拾了！”她还揭发：霍成华曾对人说过：把张怀舒打到半死拉活，派他去扔到井里，回村后队上还给他“美美地吃了一顿！”此人还穿着怀舒的毛裤呢。她还说道：马玉成之死，也与张怀舒的被害有关。

关于马玉成，必须多说几句。“文革”中，这位青年见义勇为，和马致逸一伙进行了斗争，结果被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等，批斗暴打，常常一连打几个小时。还有人专咬他的生殖器(这使我们想起张怀舒尸体的照片上这个器官也不全)。马玉成无奈，批斗前不得不穿上绒裤，后来又穿上狗皮裤子，还是被咬烂了。每晚12点才被押送回家，浑身是伤。他妻子给他脱掉衣服，见满身都是青色，伤痕和牙印，血把裤子都染红了。妻子问他为什么打他，他不敢说，只说：“若说了，就不得活了。”窗外果然有人监听。后来他实在忍受不了，逃到妹子家，又被捉了回来，连续毒打几十天。他不成人形了，精神错乱了。1969年5月，自缢身死。死前，他对人说过：“我作了亏心事，对不起怀舒。那天晚上是他们逼我去把他叫出来的。”马玉成死后，还被定为“敌我矛盾”，父亲也被逼疯，终生不治，妻子带三个孩子被逼无路可走，只得改嫁。一个无辜的家庭，就这样消失了。

且说那余秀娥到了县里，便有专案组的四人出来接待，可谓重视矣。可是还没有等她把话讲完，有人就打断她说：“你讲的都不对，不必再说了。你可能是受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影响了。你是个党员，下步还要整党，要知道，说假话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些人把她一直围攻到深夜两点，逼她承认是与张怀舒的亲属“合谋捏造”，恫吓说：“你这是冤枉好人，有掉头的危险！”张怀之告诉专案组的人，华西村的受害者李有林反映说：雷胜利的老婆常常在家里骂雷胜利把怀舒害了，吓得雷胜利到处寻找门路。他们把李有林找来核实，李有林肯定是实，气得专案组的人大发雷霆，威胁说：“就你反映这种情况，就够法办了！”非逼他写证言说“雷胜利之妻是精神病，不足为证”不可，李有林写了四次，都不中意。第五次，只好由这人口述，李有林笔录：“张怀之介绍的情况是嫁祸于人，陷害他人。”这才作罢。

十三岁的女孩林林，听一个同学说，她父亲说怀舒是被人打死后用架子车拉出去的，上面还装着粪呢。于是专案组的人就轮番找林林，那孩子还始终不改口，一个调查人员急了，拍桌子喊道：“你这是胡说！你要负责任，再不老实就把你送到公安局去！”吓得那孩子大哭。专案组还不放心，又把三个传过这话的学生叫到一起对质，不料那两个孩子都证明林林说的属实。

应该高度评价专案人员工作的艰苦和深入。即使最微小的情节，也千方百计要查“实”。张怀舒死后不久，盛春礼和很多人谈过他在陪斗张怀舒的时候，凶手对张怀舒用刑，盛春礼的女儿对别人说过这事，专案组的人便逼她改口，还把她哥哥盛永清也找来，让他否定父亲和妹妹说过这话。那盛永清拿起笔来就写了个证言：“我父亲受马致逸等人迫害极重，他死前说过：‘张怀舒死的不明，要闹清楚。”专案人员当然很恼火，让他另写一份，只说没听见父亲说陪斗过张怀舒的事。于是盛永清又写：“没听到父亲说过陪斗的事，但父亲说过怀舒死的不明，要闹清。”专案人员还要他改。盛永清是个大学生，早已看穿对方的目的，便答道：“爱要不要，就是这两份，随便挑，但内容不能变动！”这专案人员火了，说：“我干公安几十年，还没见过你这样写证言的！”盛永清说：“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取证言的呢！还有想咋写就叫人咋写的！”

那专案组的人的确很别致，他们跟案犯的来往密切着呢。给他们递送情报：谁谁又说你们什么了，证明张怀舒是你们杀害的。甚至还帮他们统一供词的口径呢。至于对张怀舒的亲属，态度就绝然不同了。百般责难，甚至说有些他杀线索是亲属和受过迫害的人合谋捏造出来的！

群众中有些人本来就有些担惊受怕，不愿作证，一见这种情况，就更加顾虑重重，有的屈服于压力，改变了证词。但大部分人还是不屈，表示愿为自己的证言负法律责任。这时，专案组有人就说他们是“闹派性”、“主观臆断”。这次调查不仅否定了他杀，连张怀舒挨批斗的事都给否了。

经过十年奔波，张怀之见到一个又一个调查组、专案组软得可怜，怀舒的问题不仅毫无进展，反而有所后退，同时又见到残害怀舒的案犯们一个个入党的入党，升官的升官，先是感到惶惑不解，后来就焦虑不安了。这些事正好发生在1977年——1978年的揭批查运动和后来党中央再三要求清理“三种人”的背景下面，就更加令人难以忍受。怀舒生前一直与之斗争、临终前还写材料揭发过的那个林玉佩，就是在揭批查的高峰中钻到党里来的。这是怎么搞的！X市的党，出了什么毛病了吗？那些人明明是手上染满人民的鲜血嘛！人？也有金字奖状吧？”

她怎么突然不吭声了？毛娅弄不明白。是啊，五岁孩子的心里，有的只是欢乐，只是充满神话般的金色的梦幻，哪能理解人间的沧桑、酸苦呢？

毛娅朝江莅的床头走了过去，踮着脚望着她。这下可看清楚了：江莅那青青的长长的眉毛皱得紧紧的，眼睛也闭着，牙齿咬着嘴唇，眼角上还挂着一滴泪珠。哦，毛娅知道了：她没有哥哥，又没有爸爸妈妈，一个人睡在这个黑屋子里，多可怜啊！她一定是想妈妈伤心了。毛娅很想说句安慰的话，可是说什么呢？

毛娅伸手为她抹去泪珠，说：“你哭了吗？别哭，幼儿园阿姨不喜欢爱哭的孩子。”

她握住了毛娅的小手，她的手热乎乎的，好象还有点发抖。

“你住这，害怕吗？”毛娅又小声地问。

她睁开了美丽的眼睛，亲切地望着毛娅，慢慢摆着头，轻轻地说：“不怕。”

“你真勇敢。要是我住这，就该害怕啦。”毛娅想了想，又说，“你住我们家去吧，我跟你玩。”

她从被子里抽出另一只手，抖抖索索地紧紧地捉住毛娅的肩头，连连说：“谢谢，谢谢，好毛丫！可是……”她的话没说完，哥哥进来了。

“‘可是什么呀？你们说啥悄悄话怕我听吗？”哥哥笑着，放好痰盂，拉过毛娅，说，“走，妈妈等着我们吃饭呢。”

“哥，让她去咱们家住吧！”毛娅仰着脸，望着哥哥说。

哥哥一把抱起毛娅，把她的小脸亲得叭叭直响。说：“毛丫真乖，毛丫真乖。可是她不能去咱们家。”

“为什么不能去呀？”毛丫不明白。

“你现在太小，还不懂。”哥哥说着，放下毛娅，牵着她走到门口，又转身对江莅说：

“我吃了饭再来，你晚上还该吃一次药。”

毛娅知道啦：哥哥好多天吃了晚饭就出门，原来是到这里来了哟。

“你还是少来点吧，免得惹麻烦……”她说话的声音颤颤的，毛娅回头瞅她，她把脸扭到床里边去了。

“你别想那么多。等着吧，我照常来。”哥哥说完拉着毛娅就出来了。

毛娅坐在车子上，脑袋里总想着那间小黑屋子。心里很纳闷：哥哥为什么说她不能去咱们家住？她为什么不要哥哥去看她？而哥哥又为啥偏要去呢？

二

毛娅五岁时头脑里这许多疑问，她在成年之后就全明白了。

毛娅的哥哥毛明和江莅都是中南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在校期间，他俩同一个年级但不在一个班。第一次上生理解剖课时，江莅因患重感冒，没能同自己班一块进解剖室。后来只好跟毛明那个班补课。当四十几个同学换上白卫生服，跟着老师走进充溢着刺鼻的福尔马林味的解剖室时，展现在江莅眼前的是怎样一副情景啊：只见宽敞的房间里，一溜儿摆着十来个操作台，每个台上都罩着雪白的布单。她知道，那些白布单下盖着的都是男人女人、老人小孩的僵硬的尸体。江莅的心噗嗵噗嗵直往喉咙口跳，只觉得浑身发毛，起了鸡皮疙瘩，在这空调恒温室里，她的脑门、鼻尖上还是沁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珠来。要不是这要命的解剖课非上不可，要不是医学事业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这位平时听见耗子的嘶叫声都胆颤的江莅才不敢进这阴森森的“停尸房”呢！幸好，还有这么多同学在一起。她于是走到男同学群里，跟在一位个子高大的同学身边，战战兢兢地走近一张操作台。

当老师把那块白布罩揭开时，只见一具深褐色的赤裸的尸体仰放在台面上。那龇牙咧嘴的面孔，那光秃的头……“啊——”几个女同学几乎同时尖叫了一声。江莅惊吓得一把抓住了那位高个子男同学的手臂，咬住案，再一个想不到的是魏局长未卜先知，在1978年7月末的职工大会上点名警告王凡必须老实交代降温款。余任之和姜纯听到局长把“抵制运动”，“几次订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等等明明是米杰和他的同伙郑至有的事情也加到王凡名下，又是一惊。一年多以后，魏因还特地派专人把王凡从他重病的妻子身边叫来，专开一个党组会来审讯王凡。魏局长很少这样激动过，整整两个小时不坐椅子，不断挥动着胳膊，说话也不哼哼唧唧、吞吞吐吐了，怒冲冲地指着王凡喊：“你承认贪污了那笔降温费，就给你个行政处分了事；不承认，就送公安局处理！”

那张领取降温费的单据，领款人的名字写的是郑至有，郑不承认。为什么魏局长非认定是王凡作的案不可呢？后来把单据送到公安厅一查，经过技术鉴定，原来是米杰的笔迹。应该真相大白了吧？不，两年以后还要往王凡身上栽。怪不怪。

指挥员劝降

1979年8月11日，魏局长忽然来到姜纯家，一副慈爱长者的姿态，慢悠悠地说：“余任之住院了，现在你就是局工作组的组长。好好干，抓紧把基建办的问题结束了吧！关于你的职务问题嘛，组织上已经有了安排。”说到这里，有意地看姜纯一眼，意思是：要重用你，明白吗？接着话题一转：“贪污降温费的问题，你们准备咋定？”姜纯说：“准备定给米杰。”魏因沉吟一会儿，说：“王凡这人可很坏。”这是个暗示。12号是星期天，局长破例放弃休息，又把姜纯找到办公室，一边看材料一边和姜纯辩论，从上午一直搞到下午四点多，再三说服姜纯改变看法，不要把这笔钱定作米杰贪污。那姜纯却只顾一根又一根吸烟，不说话，稀疏的胡子里透着最细微的笑，那是纯礼貌性的，又是“不敢苟同”的最坚定的表示。

说话已经到了1980年。三月下旬，一个十二人组成的工作组浩浩荡荡开进了广播局。“这回省上来人了，问题还不迎刃而解！”——余任之和姜纯心中的乌云全散了。

工作组找他们开会了。不必说，心情是兴奋的，又是充满期待的。带上所有的材料，拿上钢笔和笔记本，走进会场时激动得有点想流泪——这可不是局党委，他们同米杰没有瓜葛，真正的自己人，又是很高的权威呀。来了十二个人，省委分明很重视嘛！

穆老先说了“我和米杰是有点亲戚关系，但对他的问题我回避。”听的人以为下面好象还应该有句话才是，比如“对于他的问题一定要认真清查，严肃处理”之类，可是没有，就这么完了？没完，等着吧。穆允泽接下去说：“余任之、姜纯同志，我还要告诉你们：我们这次来，不仅要查米杰的问题，也要查你们的问题。”一句话，两位听众的心立刻凉了半截。怎么搞的？查我们的啥问题呢？就象本来是原告的人一下子变成被告，抓贼的人反倒被当贼抓了一样，说不出的震惊，惶惑，委屈。

软硬兼施全都不灵

六月下旬，工作组长亲自出马了，把余、姜二位请去，先冲着老余说：“你还年富力强，有能力，省上领导对你很重视哩。最近正在考虑重用你，你可不要不听话，给领导造成不好的印象呀。那可对你不利。”余任之微微一笑，指着手里端着的茶杯说：“穆老，我对作官没有多大兴趣，我把名誉地位看得就象这杯水。”说到这里，心里的火气抑制不住了，心想：这些人难道都是官迷，把我们也看作官迷吗？下面的话对老前辈就不太尊重了：“我家祖坟上也没长当官的那颗草，我们家祖祖辈辈没出一个官。没料到我这辈上参加革命，混上了一个官做，虽然是个牛毛官，我也知足了。你别给我谈这些，咱们这笔交易做不成！”穆允泽听了，勃然大怒，连连说：“你也太不知好歹了！看吧，不听领导的话，你是要吃亏的！”

谈判不欢而散。

工作组副组长朱知今，尽管资历嫩得多，是“文革”期间从一个一般干部上升为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的，自信心和自命不凡的劲头却不亚于那位革命老前辈，所以在为米杰辩护上可以胆大气粗到强词夺理的程度。为了局工作组写的材料里有“罪行”这一个词，朱知今就和余、姜二人辩论了一上午。“什么叫犯罪？必须是敌我矛盾，才能用‘罪行这个词！要判了刑，还要能贴出布告！你们说，谁给你们这个权力把米杰定为敌我矛盾？这是一个错误，你们必须好好检查！”余任之反问道：“毛主席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米杰既有贪污受贿，又有严重的渎职浪费，我们说他犯罪有什么错？”那朱知今不和毛主席辩论了，但气势仍然不减，一口气否定了两个人两年多来的全部工作：“你们要听着！老实告诉你，你们的控告材料，事实是失实的，言辞是偏激的，结论是错误的，已经构成了毁坏他人名誉的错误。你们要做检查，要说清楚！”

到1980年年末，工作组对于那两个软硬不吃的人的改邪归正已不抱任何希望，便和广播局领导商定，要采取措施了。

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对广播局基建办问题的“调查结论”和附件共有二十几份。在省工作组召开的中层干部会上，工作组副组长朱知今非常激动地讲了很长的话，主要之点是：余任之和姜纯揭发基建办的经济问题基本失实，犯了诬告性质的错误。基建办没有贪污盗窃问题，但浪费严重。讲话中多次表扬主要审查对象米杰“是做了大量工作的，是很辛苦的”、“只有王凡贪污了降温费182.70元”，“基建办那些问题是在错误路线下产生的，要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所以不追究个人责任。但是，余任之和姜纯两人违犯‘准则，要给予党纪处分，或者还要追究刑事责任，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意见。”朱知今还补充一句：“余、姜他们说，是非功过要由历史来作结论。这是什么话？这是‘四人帮的语言！”这就是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对语言问题的认识水平。

出乎这些人预料的是，会场气氛虽然相当紧张，听众的反应却很不热烈。这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并不新鲜。老太爷和省里的大员们以为他们往那里一坐，就会天然地把群众统一到他们的要求上来，一呼百应，纷纷上台热烈拥护和强烈声讨，于是得胜还朝。岂不知时代变了，人们已经用自己的脑袋思索、分析和判断了。

反应是很不理想的。发言的七八个人，有的对工作组的结论表示某种程度的赞同，但没有一个人热烈拥护。有的说他觉得工作组的结论还不大扎实，要等历史来证明。有的说银行对基建办的经济问题有不同看法，因而希望再派个工作组来。

省委工作组把余任之、姜纯等同志两年半来昼夜苦战，揭开各种诡秘手法查明的米杰等案犯的各种犯罪事实，都在大会上宣布了。而首犯米杰就端坐在那里。这才是违反了“党内生活准则”呢。

究竟谁违反了“党内生活准则”？那里明文规定：“申诉和控告信，不许转给被控告人处理，”而此时，魏因、丁××和米杰三人一个不缺，都在洗耳净听，而这三人又远非一般人物，因而余任之和姜纯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果然，1980年12月24月，米杰主持召开了基建办全体职工大会，宣布了局党组的决定：撤销局工作组，余、姜二人要写检查。米杰补充说：“有冤的可以申冤。”这时，米杰的一名得力干将和经济犯罪团伙骨干跳了起来，大喊大叫：“光检查不行，还要严肃处理！”

那对难兄难弟此时此刻心中的苦辣酸咸，是不难猜想的。同经济犯罪团伙斗争了两年半，竟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是因为他们没有尽职吗？不是。是米杰等人没有问题，他俩搞了个错案吗？也不是。

五项工程的问题仅仅查了一个，米杰经济犯罪团伙贪污的数字合计已超出一万元。罪证昭昭；由于他的渎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已达到一百二十多万元。这是任何人也赖不掉的。米杰等人采取了多少非法手段掩盖罪行、销毁罪证和打击办案人(一位工作组组员竟被他们唆使人打伤)，罪证俱在。魏因、穆允泽等人如何想方设法破坏办案的包庇罪犯，也是件件有据可查，赖不掉的。唯一的问题是余任之和姜纯被剥夺了发言权。局里的干部职工和上边的好领导并不了解实情。

怎么办呢？……余任之和姜纯想起“七品芝麻官”，“无非是‘回家卖红薯吧！没什么了不起！”

魏因给余任之分配了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到传达室看大门。米杰呢，却调到局计财处协助处长工作去了。那些贪污盗窃分子顿时更加嚣张得意起来，每从门前走过，都要谩骂奚落一场。许多不明真相的干部职工，也以为这两人真的犯了什么错误(这就是把许多并非机密性质的情况对人们封锁起来的好处)，不敢接触了。这两个人呢，却并不以为自己已经孤立。余任之给穆允泽赠诗一首，表达了他们的心境：“宁当清白百姓，不作贪官奸佞；祸国殃民此罪，总有一天要清！”

1980年11月，省委调查组悄悄撤走了。穆允泽、刘信等十二人在广播事业局工作五个月，战果辉煌。美中不足的是他们的对手余任之和姜纯不识时务，不肯善罢甘休，还要继续纠缠。可惜相当多的中国人还享有上诉告状的权利！1982年6月，余任之代表早已被解散的局工作组跑到北京告状去了。几天之内，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就作了批示：

“这个案子我完全不清楚。情况无非是两个：(一)诬告；(二)实告(或基本属实)。两种情况都好办。派人下去，充分走群众路线，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让大家据实公断。我看用个把月就能真相大白。因此，不宜束手无策，久拖不决。”

这时，全国范围内都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时机很好。于是同年八月，省委又重新派出一个以省委书记周永江为组长、省委常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吴庆云、和宣传部副部长兼广播局局长邹楚为副组长的调查组进驻省广播局。不久，又把米杰这个案子列为全省打击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11月9日，决定将米杰的同案犯邓敏、郑至有依法拘留，米杰停职检查，交代问题。到此为止，进展顺利，拖延五年的案子似乎终将真相大白了。

奇怪得很，米杰的停职检查，始终无人传达和宣布；邓、郑两犯，一拖拖到1983年3月18日才收监审查。收监以后，广播局还有人通过公安局里的熟人把情报放到药包里传达给邓敏呢。

参加这个调查组的省、市、区检察院的同志，根据大量确凿证据，认为米杰等人已构成经济犯罪，可以立案了，省委的人却认为证据还不充分，认为仅仅是个“违反财经纪律”问题。从此，我们就看到一个十分有趣的过程展开了：随着打击经济犯罪中定罪的“杠杠”往下降，米杰的罪行就跟着往下降。当“贪污二千元以上”就属于经济犯罪时，米杰贪污的数字就被压到二千元以下；后来，“杠杠”变成一千元了，米杰贪污的物资也跟着降到一千元以下。这样，这个贪污盗窃团伙已经查实的一万二千多元贪污就变成了五千多元。严重的渎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一百余万元，调查组也承认是“查定了的死材料”，却不肯交给检察院追究刑事责任。省委调查组把米杰等贪污渎职分子的全部罪行降格为“违反党政纪律”，贴上一个“按党政纪律处理”的封条，保护起来，就匆匆撤走了。

一个工作组，一个调查组，都是“悄悄地来了，又悄悄地走去。甩一甩袖子，不带走一片云彩”；都没有“走群众路线，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广播局的干部职工至今不知道这些人是哪一级组织派来的？来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有过什么批示。

余任之和姜纯是为他们的行为负了责任的。他们跻入闲人(中国语言里，“闲”“贤”同音，也是一个巧合)的行列，无所事事已经五年了。余任之的脸色比过去更黑，姜纯比过去更白，都带着一脸晦气，心里常常念叨的是：“抗日战争才用了八年，打倒蒋介石才用了不到三年，这个米杰怎么就这样难治呢？都六年了……”

家里人不理解他们，因为他们不能泄露党内机密。广播电视厅里许多人不理解他们，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发言权，不能向大家说明事情的真相。经过某些人的暗中鼓动，有些人还责怪他们呢：“都是这两个人闹的，不然米杰早把新宿舍楼给咱们盖起来了！”

你说这两个人窝囊不窝囊！

余、姜二人其实是并不孤立的。代表国法的省、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的同志就站在他们一方。一位检察员还对这起案件作了一个概括：“问题不少，阻力不小；狐狸狡猾，人妖颠倒！”

省公安厅的一些领导人、省电台、S省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S省记者站和新华分社的一部分记者和广播电视厅的财会人员，也和余、姜站在一起。

这就是中国的进步，正义力量的最终胜利，分明在这里埋下了伏笔。

第三章古老的特种武器——打击报复

以张怀舒、张怀之为一方，以马致逸等人为另一方的案件，同以余任之、姜纯为一方，以魏因和米杰等人为另一方的那个案件，初看似乎并没有什么联系，实则不然。

一个是人命(很多条人命呀)关天的大案，一个也是大案，还事关1980年公布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1982年开始的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和1983年开始的整党，两个案件都有人做了坚持不懈、旷日持久和卓有成效的斗争，然而结果却都是迷雾一团，是非不明，坏人依然逍遥法外，甚至继续作恶，继续上升，好人则或者一事无成，或者还遭到打击迫害。两起事件还都穿过了整个拨乱反正的时期！张怀之手里拿着鲜血淋淋的罪证，站在正义一方，得到许许多多人支持，马致逸那伙人呢，却是二十余年作恶多端，手段拙劣、不堪一击，然而张怀之却硬是斗不过马致逸！余任之和姜纯呢，不也是掌握了米杰的许多无法驳倒的罪证、也是站在正义的一方并且得到省、市、区检察院的支持吗？米杰的犯罪和种种掩盖、消灭罪迹的活动不也是全然暴露出来了吗？可是余、姜二人仍然斗不过米杰和魏因。

最省力的回答是：“那无非是关系网在起作用呗”。这是事实，但这还说明不了问题，因为你解释不了那个关系网怎么来的，又为什么如此强大和牢不可破。

恶矛善盾强弱悬殊

且说那个米杰，他的面目，难道只有到1978年以后才能暴露出来吗？

“文革”初期的1967年，米杰为了夺一个发射台台长章民和的权，就以匿名信向“中央文革”诬陷“章民和是钻进要害部门的特务”。“中央文革”把此信批转回S省后，便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案。公安机关和军宣队派人四处调查，耗费几千元，终无头绪。后经分析，认定是内部人制造的假案，就到广播局内部来查对笔迹。这时，米杰慌了手脚。那封诬告信本是米杰授意叫别人执笔写的。米杰急中生智，让那人把罪责承担下来，保住自己。此人也不是愚昧无知之辈(大学毕业呢)，为什么会宁肯承受党内处分、行政撤职的损失去保米杰呢？以后的事实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从此，米杰走到哪个单位，就把他带到哪个单位，为的是这样才能给他各种好处用以作报答，同时又有了一个心腹。

米杰陷害章民和之后两年，又出现一个使他暴露原形的机会。1960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王馥(女)，1969年调到米杰任队长的大修队工作。那时，米杰正在和邓敏搞“小天线”试验。声势造得很大，耗资数万元。他们要以一根10米左右长的天线装在一台发射机上，取代原来60米的天线。还装模作样地派邓敏到远处“收测”，然后就向军管组领导人“报捷”说“小天线效果很好”。王馥是懂得天线理论的，她暗暗怀疑，便向一个参加实验的人打听，那人说：“嗐，差得远呢！还差六个分贝，发射功率只及原先的一半，功率只能放出去四分之一。”再问邓敏，也承认：“到邻县就听不到声音了，只见仪表指针动，光听见一些杂音。”可是军管组却只管开大会多次表扬“小天线试验成功”，还把大修队树为广播局的一面“红旗”，米杰呢，竟当上了省党代会的代表！

那王馥心地纯朴，以为一定是军管组不了解真相才上当受骗的，又觉得这是件大事：按规定，“劣播”一分钟就要算重大事故，而米杰这么干不是要使发射机长期处于“劣播”状态吗？这还得了！于是就去向技术处领导和军代表作了反映。真是灵得很，她上午去说，下午米杰就知道了。第二天就开会整她。米杰一伙人纷纷发言，说王馥是“给大修队这面红旗抹黑”，“这红旗是党委树的，你对党委是什么态度！”那王馥也是痴心，以为她有为自己申辩的权利，只要她把事情揭穿，就能使党委制裁米杰和保护她本人呢，于是又揭出米杰的一桩罪行：1969年大修队送到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那张天线设计图纸也是假的！那是抄人家山东台的图纸，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在北京就叫山东的同志给戳穿了！米杰哪里是一个好惹的人，他的盛怒持续了几个月之久，王馥在大会小会上挨批挨斗，“罪行”不断升级，直到定为“攻击江青，攻击‘文化大革命”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

从米杰和魏因身上看，这种打击报复是出于保护自己的需要，结果却不止于此，而是巩固和发展了自己，因为使余任之和姜纯败北，也就使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至少暂时无能为害了。魏因和米杰这种关系，也不全是新鲜的东西。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即米杰是造反起家的近乎“三种人”一类人物，而魏因则理应是受到造反派打击迫害的“革命老干部”，这一对六十年代中期的政敌，到了七十年代以后却跑到一个集团里来了，这才是一个新现象，一个常见的新现象。

无论是以马致逸为首的行凶杀人集团，还是以米杰为首的经济犯罪团伙，他们得以长期逍遥法外甚至继续发展的秘密，是很值得作一番探索的。我们将在那里看到经济——政治——经济的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权力掩护着剥削、掠夺、贪污和盗窃，而后者又滋养着权力并不断创造着保护这个权力的各种“关系”，从而使那权力就变得更加壮大和无所畏惧了。这是一门特殊的“政治——经济学”，这方面的丰富素材早就在那里呼唤着中国的巴尔扎克了。

不过我们此刻的关注，还必须集中到那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所赖以生存和得到保护的一个条件上面：打击报复。即使在既没有“三种人”，也没有老干部与“三种人”相结合的地方，我们也会看到我国政治生活中颇具特色的那个“打击报复”在发挥着它的威力。

在底层，社会生活的各种因子往往以较为朴素单纯的形式表现它自己。这里较少非规律性东西的干扰。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正是那种特殊政治经济关系的基础。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走进一个小小实验室吧。

个人不仅是“个人”“组织”未必是组织

王怡然，是X市的中学校办工厂的正式工人。1977年他捧着市教育局的招工录取通知书，感动得热泪盈眶。象很多中国人一样，得到一个正式职工的身分，有一个靠自己劳动谋生的机会，他就深深感激了，还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用行动报答党和人民！

他很快就学会了机器维修。一年以后，几位老师调去教学，他又把生产、采购和人员调度工作也兼管起来。工作繁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天天早出晚归，甚至通宵达旦，可心情是愉快的。和工厂、学校领导关系也很融洽，学校领导人还答应要送他去培训呢。

1979年忽然大祸临头。祸根就在于他对党和人民的感激心情。他见到有损于党和人民的利益的事不能装聋作哑。厂长张谦借采购为名去看亲戚，向国家报销旅差费；市五金公司已经通知不再收货，他还盲目决定生产15万副汽管夹，造成上万元损失；张谦又让他诬陷一个人，他没有从命。这些，王怡然都去向学校党支部书记安东哲反映了。安书记吧嗒吧嗒嘴，说：“这不足为奇……就凭你，能把张谦告倒？人家搞了几十年法律工作呢。这事要传到他耳朵里，你吃不了兜着走！”

中国人办事，也有效率很高的时候。没多久，张厂长就宣布，党支部决定，让王怡然交出机修工作，当工人去。这等于是一次贬职。王怡然感觉到有一只手朝自己喉咙伸过来了。他几次去找安书记，那老头倒很直率，又象长者般告诫他：“就你会提意见！人家要燎治你，咋都能把你燎治咧。”气味不大对，可还象是忠告。再往下，书记的态度就越来越离格了：“活该，谁叫你多管闲事！人家就贪污上万，与你何干？！”“你就是个祸根子！你在这个学校，这学校就不得安宁！”但看来老支书也就是水平低点，人还不象个坏人。

新来个厂长叫周严，大家都希望这回厂子工作能有点起色。因厂长也对王怡然表示：“我是外行，工作中还要你多提意见！”王怡然信以为真，还被这诚恳态度深深感动了呢。那，就直言不讳吧。待业青年程志敏发现临时工阎芝兰经济手续不清，告诉了王怡然，他就转告了周厂长。厂长说：“这不关你的事。”王怡然不知那个阎芝兰是周厂长的孩子的同学，却缺少点联想力，还不觉悟。听程志敏说阎芝兰用贷款买糖葫芦吃，又去告诉了周厂长。这回厂长有点不耐烦了，皱起眉头，白楞王怡然一眼，不悦地说：“你怎么老是小题大作呢！”王怡然老是想自己要报答党，就没想这报答的结果是什么，所以还不止步。程志敏工作一贯勤恳，一九七九年年终被职工一致评为甲等奖，阎芝兰为乙等奖，到发奖时却颠倒过来了。王怡然又去问周厂长，厂长说：“有民主，还有集中呢！”王说：“可是你集中的不正确呀。”“那你来把这个厂长当上！”两个人争执起来。

再往下，就是“民主”和“集中”之间发生的常见的故事了。那“集中”老是跟“民主”过不去，非把它吃掉不可。

和周厂长发生争执后没几天，发一九八○年一月的工资了，王怡然拿过工资一看，怎么扣了款呢！一问会计，说是他去年十一月休了一天病假，周厂长让扣的。校办厂从没扣过病假工资，有人十一月休了三天也没扣，唯独扣了王怡然的！其实这已经是“集中”对“民主”发出的一个信号，只怪那王怡然太傻，还要找厂长说理。周厂长连眉毛也没动一下，两句话说了两次“领导”——“校领导定的”，“你去问领导！”两句话就把王怡然气得心脏病复发，坐骨神经炎也发作起来，只好病休在家。到六月，突然停发了他的工资。王怡然去问，又说是校“领导”定的，找“领导”，安书记避而不见；写信，没有回音。王怡然象个皮球似的，在厂长——书记——政治处主任之间踢来踢去，一踢踢到第二年一月，工资分文没有。

据说，不存在人的尊严和价值的问题

一年以后，王怡然觉着身体好了些，便去上班。很怪，这回上自书记下至厂长，都十分关心起来他的健康来了。“不要着急上班嘛，再把病累犯咧，弄个前功尽弃！”“好好巩固一个时期再说，先转劳保吧。”工资还是分文不发，医药费也不给报销，一日三餐都得靠年迈多病的老娘维持，可怎么“巩固”呢？再去找周厂长，那人嘿嘿一笑，说：“你已经休了劳保，要上班，得请示领导。”而“领导”的意图是让他承认病休期间在外边干私活，挣了一大笔钱。王怡然说没有。“领导”说：“看你这个态度！”原来“领导”需要的是王怡然一个检讨。只要检讨，什么都好说，工资、医药费等等都可以发。王怡然还不懂“集中”的意义，说是写检讨可以，“可我不明白我错在哪里呀？”有人来劝他，把“领导意图”挑明了：“人家领导不能有错误，你总得给领导一个台阶，写个检讨。”

不久，安书记忽然对王怡然说：“你八个月都不上班，叫你都叫不来！”王怡然惊呆了。多少次来要求上班，不是在领导关心下给我转了劳保？不是后来又说一经劳保就得医院证明才能上班？拿来证明又说是假的，非让写检讨，不写就不许上班吗？怎么又变成我本人不肯上班了呢？这时，安书记给他交了底：“就是不安排你工作！谁叫你爱管闲事来？我能为了团结你一个人，把人家领导都得罪了？牺牲就只能牺牲你一个！”可见书记并不糊涂，深明是非，他还懂得区别“团结”和“牺牲”的对象呢。

书记谈话，果然算数，当天就把王怡然赶出了工厂。周厂长在满意之余，说了实话：“从去年六月起，就把你除名咧！你给我滚出去！”

看来干事情就是得彻底。一彻底，“领导”的权威马上激增几倍，而王怡然呢，也立即缩小为他原先尺码的几十分之一了。一经宣布除名，一往外赶，一句“滚出去！”王怡然就明白他不再是一个人，不能再讲理，再争是非了。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早就发现了这个真理：人，为了生存，首先必须解决吃饭问题。现在，自命为马克思信徒的安东哲，开始实践这个真理了。果然一抓就灵。

“为了重新得到来之不易的工作，我忍受着领导的冷嘲热讽，强作笑脸，每天站在领导门前请求给我工作。我在学校的角落里等待着。阴雨天，我只得栖身在房檐下，楼道里。好心的同志悄悄把我拉进传达室，安东哲又怒不可遏地把我撵出来。我找书记要求：‘给我一碗饭吃吧！书记说：‘你又不是失足青年，不是犯人。你若是犯人，当然得给你饭吃！或者把眼睛一瞪：‘你没饭吃活该！饿死你活该！你不是会告状吗？你的组织在中央哩，去！中央能给你饭吃！安东哲还不止一次地拿着他的工资表冲我冷笑：‘嘿嘿，我这个月的工资又到手咧。有志气的人早跳河咧！”

王怡然只好向上揭发、申诉。结果呢？安东哲多次拿着王怡然的上告信对他冷笑着说：“你看！你告来告去顶个啥！最后还不是落到我的手里？你能咋？你越告，你罪就越大！你要能告赢，我就不姓安！市上、省上由你告！那些掌大印的，都是我几十年的老同事咧！”“我就代表组织，我说一句顶你一百句！你个臭工人嘛，有多大的牛皮？上头能相信你？”

“上头”却并没有完全站在他的一边。市教育局的同志对王怡然还是同情和支持的，特别是负责党纪检查的同志，为了恢复王怡然的工作权利，多次奔走学校。教育局领导为王怡然问题还亲自作过批示。然而安东哲根本不在乎，他敢扬言：“张耀(市教育局局长)的批示顶个屁！他凭什么给我下命令？胡耀邦批咧也不顶个啥！张耀让上班，叫张耀给安排去！”这时，那个“集中”又不顶用了。

科学技术在政治上的进步作用

这倒并非是虚张声势。一个十几人的小小校办工厂，这两年挨整的就有好几个人。都是因为给领导提过意见，意见还都是对的。

安东哲还经常伪造上级指示压王怡然，又伪造事实来欺骗上级。应该感谢科学家，二十世纪中叶发明了录音设备。王怡然为了自卫，为了揭穿安东哲等人的欺骗，把安东哲的某些言论录了音。这才使事情有了转机。那些录音带里，还记录下安东哲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这些录音带使安东哲感到恐惧了，王怡然的地位这才有所改善，多少能够象个人，通过教育局和安东哲进行谈判了。这时，教育局经过长期调查核实，已经推翻了校方强加于王怡然的罪名，但由于安东哲毕竟是“党的领导”，而王怡然不过是个没有任何官职的个人，所以他脚底下还要垫个箱子，才能和对方谈判，那“箱子”，就是几盘录音带。

一位居中斡旋的同志对王怡然说：“局里把学校上报你的那些材料否定了。你反映安东哲的那些问题，都存在。可是现在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就是这样，他那些事算得了什么呢？靠你个人的力量又能咋？安东哲的工龄都比你的年龄大，他是个老校长了，能把他咋？比如你和你的家长，家长把你打错了，骂错了，能要求家长给你认错？你得理还得让三分。你年轻人，还得高姿态。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嘛，你总得给学校领导一个台阶下，要维护党的威信嘛。把录音带交出来吧。”

王怡然为难了。这位同志的话也不无道理：党风就是这样，靠你个人能咋？是呀，能咋呢？他斗了足足三年多了，碰得头破血流，几乎沿街乞讨，人家“党的领导”不还是稳坐江山吗？可是提出的这种妥协、退让，又明明不符合党的原则。怎么才叫维持“党的威信”呢？王怡然最没法理解的就是这：“党的威信究竟靠什么来维护呢？如果我的让步、检讨能制止安东哲这种人胡作非为，使党风在我校有一个根本好转，我甘愿写一千个检讨。否则，不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吗？”因此，王怡然坚决不写检讨。

到一九八二年年底，又经过和学校一番交涉，局里决定把王怡然调离这所中学。理由是：“因为安校长还在，你回去，难免对你刁难，报复。再说，你一回去上班，就等于打了安校长的耳光子。”王怡然表示服从调动，但保留意见。

安东哲也有很大保留呢，所以不补发欠王怡然的工资。王怡然必须洗掉录音带上安东哲的讲话，学校才能给他八百元钱。这个数目，比欠王怡然的工资和医药费要少。为的就是不叫补发工资，因为“党的领导”不能承认它犯了错误，不能在一个“臭工人”面前低头。

第四章如果要彻底否定“文革”……

去真存伪扬恶抑善

假如我说“你不是你”，这话就会是荒谬的。换个说法：“你是你吗？你的身分地位、领导对你的评价和人们对你的印象，符合那个真实的你吗？”这话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张怀舒是自杀身亡呢，还是遇害而死？这本是个历史问题，这件事竟然耗费张怀之十年的精力仍然得不到澄清，似乎不可思议。问题就在于：给死者作出定论，就会揭开掩盖着许多活人真面目的幕布。一九七七——七八年X市兴师动众对几千人进行的审查，也是因为同样原因而未能达到声称达到的目的，反倒使很多人的面貌变得益发模糊、甚至完全颠倒了。而这实际上却正是主持那场运动的人的真实目的。他私下就对人吐露过真言：“不这么搞，我混得过去吗？”的确，“批邓”时期在一次讲话里点邓小平同志的名超过六十次，总得设法把这个“全国冠军”的面目掩盖一下呀。

发生在底层的事，应该是比较容易弄清真相的。安东哲那样害怕王怡然手里的录音带，这个事实本身就至少说明了问题的一半。王怡然这样的小人物，他们的优势也就在这里：不怕把事情的真相坦露出来，而他们之所以招灾惹祸，不就是由于揭开了某些别人极力要掩盖的事实吗？斗争的结果，他毕竟还是使上级机关和学校内部一些人对安东哲等人的面目有所了解了，却并不彻底。安东哲仍然是一级党组织的书记，他的政治身分和权力、王怡然事件的结论与处理，仍然同他们本身的实际价值有很大距离。

一种社会势力一经形成，便会逐渐创造出一整套维护其存在的手段，配套成龙，日夜运转不息。打击报复的目的是消除威胁，掩盖人和事的本来面目。那么一旦那只打人的手被抓住，实情有所暴露，该怎么办呢？好办。“领导”本身可以作一个“调查”。这种“调查”如何巧妙，我们马上就会领略了。

在同一个城市里，在同一个时间里，发生过一起同王怡然事件近似的事件。S省工业管理干部学院有位名叫李有的汽车司机，也是由于揭发了行政处领导人佟耕的违法乱纪行为，招来了打击报复。也是剥夺了他的工作权利。最后也是一笔糊涂帐。

先是由学院的纪检委调查这起事件，中途忽然党委书记霍明接管过去了。最后形成的《关于李有控告佟耕问题的报告》，是一个很有趣的文件。不过它已经算不上创造，因为这一类的调查报告近几年已经屡见不鲜了。它承认(不得不承认，虽然很不充分)行政处长佟耕对李有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是欠妥的，但引出的结论是：够不上打击报复。

李有申诉：佟耕利用年终总结的机会，开了他“八个半天的批斗会”。党委会的调查承认：会前行政处的骨干会上有人就提出，不要点李有的名，未被佟耕采纳。从七号下午起，会议都是以李有为主题进行的。八个半天的会议，有四十四人次发言，指名批评李有的有三十三人次。有人指出“会风不正”。会上对同李发生过争吵的金某和尹某批评少，对李批评多。在李认错和赔礼、金也作了检讨之后，领导上的姿态不高，不作自我批评；不是使矛盾和解，而是使之激化。李有最后的发言说：我口不服，心不服，永远不服。这次会议是有问题的，效果是不好的，不成功的。“自然引起李有认为是借机整人”。

由于被点名批判，李有想不通，病倒了。到医院神经科检查，医生根据病人自述，诊断为“美尼尔氏症”。休息一段时间，李自觉病愈，要求开车。佟耕说，要医院证明你没有“美尼尔氏症”才能开车。李有去医院五官科，经过电测听、冷热空气测试，诊断是：目前不考虑美尼尔氏症(五官科碍于“关系”，不愿完全否定神经科的诊断)。调查报告也说：“应理解为李的病不影响开车。”“调动李的工作，是错误的。不叫李开车，李便认为是佟耕对他打击报复，这也是很自然的。”

但是，尽管“自然”了两次，李有的“认识”还都不能成立。佟耕的错误是：对后进同志思想上嫌弃，工作上简单，作风拖拉，只想压服，不做新形势下的耐心疏导工作。构不成打击报复。”

李有的妻子本是炊事员，因病暂调办公室工作。病好后调回行政处，佟耕长时间顶着不要，后来又提出三个条件：回炊事班可以，但不算炊事班编制；不准拿奖金；连饭也不准在食堂吃。不答应，就去扫厕所。这正是在李有挨批的时候，因而也“自然引起”他认为是妻子受了他株连。他说：“这分明是一口陷阱，又是一根大棒。你跳下去，就连工人的人格都没有了；你不跳下去，就要挨‘不服从分配的大棒子。”李有接着就提出了问题：“难道这也是方法问题吗？一个工人到医院检查了一下病，先是不相信，查来查去(按：把医生都查火儿了，差点儿把去查的人给轰出来)，把情况搞清了，让我开车不就完事了吗？为什么非要剥夺我的司机权利，让我烧开水不可呢？请问霍明，这其中佟耕没有不良动机吗？是好意办错了事吗？用‘方法问题能自圆其说吗？”这些质问，霍明是听不见的，因为他没按上级领导机关的要求“认真查处，并告本人”；他根本没给李有看对他的申诉所作的调查的结论。

李有还提供了两个重要情况，对于鉴别佟耕是不是打击报复的能手，以及在S省工业管理干部学校他有没有条件搞打击报复和打击报复之后又受到包庇，是颇为重要的。

“佟耕是个公认的整人能手。说心里话，我在佟耕手下工作，时时事事都怕他的大棒落到我的头上。可是到头来我还是没有逃脱佟耕的手心。我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佟耕，他又为什么要整我呢？……”

一是有一次李有开车到该省南部地区拉藤椅，佟耕叫他买大米，李有因故没买。“我知道佟耕此人是惹不起的，怕他给‘穿小鞋，就低三下四地向他道歉。佟耕怒气冲冲地说：‘好——嘛。我当时就感到他的话阴森森的。后来也证明了这两个字是大有文章。”此事，党委是调查了，结论是：“佟耕承认托李带过十个衣架，不承认托他带大米。”

重要的是第四点。“四是佟耕培植我为他的私人势力，我没有顺从。他是善于结帮组派培植私人势力的。他为了把他与我的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就把我叫到他房子里，起劲地拉拢我，热心地‘教育我，对我说了许多中听话。他说：‘你怎么老爱给领导提意见？难怪你吃不开，上不去。我告诉你，作人一切都要看领导的眼色办事，才能一帆风顺。比如调工资，提拔重用，入党都有好处。他见我反应不积极，就改变口气压服说：

‘你知道胳膊是扭不过大腿的，你不要得罪领导，得罪了领导，有你的亏吃呢。象我过去在老工交干校就是得罪了党委书记，结果，别人早就当了处长，我现在还是个副处长；别人早就是十四级了，而我现在才十七级。”

其实，这也是二人之间的谈话，本可以问问佟耕，他便会象否认他托过李有买大米一样，把这段话否定掉。这对于否掉佟耕对李有有打击报复行为还是很有价值的。但调查报告却没有否定这个重要情节。

关于猫鼠和主仆的故事

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代代传留着一种古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从来不是个独立的个体，从思想、言论、行为直到生命，都要依从一个天然地代表一个家庭、宗族或国家的人。“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生死问题上尚且如此，遑论其它？和这种关系相并行的，是由血缘、同乡、结盟等联结起来的帮派关系。各种上下、尊卑、强弱的地位，使一群人必须依附于一个或几个人，一荣俱荣，一枯俱枯。迷信和顺从是不可缺少的生存条件，是正常秩序，是一种美德。然而，这种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和感情，何以经历几十年革命战争、三十五年来的所有制变革、各种政治运动与动乱仍然绵延不绝，甚至渗透到革命政党内部，在某些领域反倒有了复壮的趋势呢？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安东哲象猫戏弄老鼠般刁难、迫害和奚落王怡然，可以随意剥夺他工作的权利甚至生存的可能，还把这看作他作为党支部书记对待一位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理所当然地拥有的权利，并不觉得他是在贬低和玷污共产党这个最革命的组织，反倒乐滋滋地炫耀这一点！他就对王怡然说过：“只要不听我的话，不要说你上不成班，你就连个对象也不用想说成！人家肯定先要到我这儿来了解，就不要说我给你添瞎话了，我来个不吭声，你那对象就得吹。”

安东哲和佟耕这流人物，并没有独立的人格。他们在王怡然、李有面前是猫，在另一些人面前又是鼠了。S省工业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会的调查报告忽略或回避了的另一问题，就是李有对这种另一层次上的猫鼠关系的揭发：

“……霍明的儿媳妇要坐月子，佟耕不顾学校房子紧张得连急需的教员也进不来，却给霍在办公楼安排了一间向阳的房子，还指派干部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用具配备得完完全全。霍的家里需要技工干活，佟不管学校工作多忙，木工、水工、电工是随要随派。霍家里取暖需要烟筒，到市场买又嫌贵，佟就派人把学校的新烟筒送去。霍家的木器家具需要油漆，佟就指派工人用公家的油漆给修整一新，一分钱也不收。佟还指定干部给霍家设计家具，派木工用公家木料给做，连个价也不说。他还叮嘱清洁工：‘霍校长住的这层楼，就是你们工作的重点。正在我控告佟耕的当儿，原来给会客室做的沙发又送到霍的办公室里去了……”

我们通常称作“派性”的那个东西，绝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或者感情。帮派势力也不是政治动乱的偶然产物，而是植根于这种历史悠久、又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的人际关系之上的。当然，这同那些人共同的思想体系、建筑在共同的利害关系之上的共同的政治倾向是并不矛盾的。

余任之和姜纯同志招来魏因——穆允泽一伙人的怨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肯顺从和不肯入伙。他们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不怕孤立，不怕围攻。这种不驯服精神本身，就是不招人喜欢的。“爱提意见”，“爱提不同意见”——这是安东哲看不中王怡然的原因，也是佟耕要求李有改变而李有不肯苟同，因而招来佟耕报复的一个原因。顺从是一种美德，是一种效忠的标志，而“爱提意见”，即使不是揭短、并不直接触犯那些人的利益，那些人也会本能地产生猜疑，看作一种潜在的威胁。用X市某些人中流行的语言，就是：“这人不是我们的人。”他们需要和欢迎的是什么人呢？借一句S省的粗话，是“舐肥沟子咬瘦球”那种人。

事实也是如此。正是个人尊严感和独立人格感，使王怡然始终不肯做安东哲再三要求他做的那个“检讨”，冲击了那个以安东哲为首的势力。在这里，维护个人尊严和宪法赋予的权利同时就是维护党的政策和抵制帮派势力，而那些口口声声要求别人屈从于他那个“组织”和“领导”的人，反倒在经营着狭隘的私人的或小集团的利益。

然而无论王怡然或李有，甚至余任之和姜纯，他们的经历全加在一起，仍不足以提供一个比较完全的图景，因而很难使人多少明白一点，这种荒谬绝伦的现象怎么会诞生出来，又何以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去制止。换言之，把马致逸、米杰、穆允泽、霍明、魏因和安东哲以及佟耕等人全放到一个容器里，我们仍然找不到一种化验方法能够提取出他们这种社会生物的化学成分，说明其社会血统的来源和社会生存与繁殖的条件。

文章虽然已经很长，但我相信读者会有耐心随我往前再走一步，打开另一扇门，进入一个比一所中学更高级、比省广播电视厅更低一些的政治建筑，参观一幅比较完整的社会图景。

这也许没有福尔摩斯探案那么引人入胜，然而也相当曲折和险恶。著名的劫机事件和“二王”事件固然有很大吸引力，但我们这里讲的都是每日每时发生、影响和决定着千百万人命运的故事。因而，辽宁省的稀有的特产毕竟不如古老的S省的土产那么耐人咀嚼，滋味醇美而持久。

今年四十九岁的秦铮，十二岁参加革命工作，前二十几年的革命生涯一直是一帆风顺的，大部分时间干的是机要工作和干部工作。就在这种最受人信任的人才能从事的工作中，他也是最受重用的。“文革”初期造反派在批斗会上公布他的“四清”档案，说他当时被列为第一类干部，准备提拔为厂党委副书记，“上边”还认为摆得太低，要调离这个工厂……

最可贵的是：他干组织工作多年，却从不整人，而且反对整人。战争没有使他的心变硬，剧烈的阶级斗争也没有使他的心变冷。他把一个人当做人，而不是当做阶级斗争或生产斗争的工具，即若干分之一的数字看待。他时常不无自豪地说：他没有失去党性和良心。一颗饱经阶级斗争风雨洗刷的心，能够记得“良心”这个词，就不简单。

怎料到，一个党性，一个良心，竟成了他后二十年屡遭不幸的祸根。在老干部中，有他这种履历的人并不很多：“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反对，还给党中央写信陈述自己的观点。“文攻武卫”一来，他又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提出异议。后来见当地驻军支一派压一派，他又写信给中央揭发。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还能不是“走资派”、“五·一六”分子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吗！“四人帮”完蛋了，他又积极投入“揭批查”，重点揭的又是他的顶头上司——市冶金局的两任党政一把手，这还有个好儿吗？他又是三中全会路线最坚定的拥护者，突破重重阻力平反冤假错案，最早给工程技术人员评定职称和发展知识分子入党，因而引起许多人不满。一九八一年借机构变动之机，一家伙就把他赶下来，让他“另谋生路”。于是他就成了个大闲人。

众不敌寡孤掌常鸣

一九八二年十月，总算给他分配了一个工作——到市冶金机电工业局所属的X市汽车拖拉机公司任党委副书记。上任前，局的一位领导人对他作了交代：

“那公司是个后进单位，问题在领导班子，班子的问题又在党委书记郝滔身上。他要调走，这是领导上早就定了的。为什么要调你去呢？有三个理由。一，你在‘文革中没问题，顶得硬，领导和群众都信得过。二，你是个能干事的人，大家都知道。三，你敢于和歪风邪气作斗争。所以，我们相信你能改变公司的落后面貌。”

秦铮也有这个自信，但他现在不象一九六六年那么天真了，对于粉碎“四人帮”以后X市和冶金机电局的组织状况，也颇有了解。所以态度比较慎重，回说：“我现在的精神面貌已非当年，‘竞技状态也不佳，我恐怕‘其实难副，还是另找别人吧。”那位领导人说他了解秦铮，相信他能够挑起这个担子。秦铮也就答应了，以为会得到上边的支持。

那郝滔是个山东人，高高个子，脸色黝黑，显得很热情诚恳的样子。向秦铮介绍公司情况的时候，他着重说的是：“公司的工作上不去，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经理(也是党委委员)郑××工作不得力，缺乏指挥才干；二是副经理吴××(也是党委委员，还是机关党支部书记)不会做支部工作，思想工作抓不上去，年纪也到了。再一个，党委的决议和我的意见老是贯彻不下去。老秦你这回来了，这一下就好了。以后，咱们两人先取得一致，跟他们两人就成了一半对一半，他们就扭不过了。”

秦铮听着，未置可否，心里自有主意。不久，党委开会讨论一个党员的处分问题，秦铮完全按他的认识发表了意见，没想到郑和吴都符合他的意见，成了“三比一”，郝滔很是不悦。事后秦铮才知道，这件事原来是一个长期决定不下来的难题，因为郝滔老是使用他的“否决权”。

不久，又要开党委会讨论几个党员的处分问题了。开会前两天，郝一再对秦讲：上次就算我依了你，这次你可一定要支持我的意见才是。秦没吭声。会上，秦铮不仅又发表了与郝滔的愿望全然相反的意见，还批判了对待犯错误的党员问题上极左的倾向。郑和吴又一次符合了秦的意见，又把郝给“晾”了起来。从此，郝就明显地和秦铮疏远起来。

秦铮从一九八二年十月起用了半年时间反复跑基层，先后和基层与公司的六十多名干部作了长时间的个别谈话。又对公司内部的六十多名干部的思想和工作情况逐个摸底，也把公司下属各厂领导班子的组织状况摸清楚了。他还不知道，这时郝滔也在指使“他的人”摸秦铮的底呢。

秦铮开始行动了，他先整顿了公司的组织科，然后带领组织科的人下去考察工厂的班子。他举办党员学习班，让大家解放思想，思考问题，打破公司死气沉沉的局面。他抓党员教育，抓职工的民主管理检查……他的工作是紧张的，但看到公司上下气氛开始活跃，人们对改变“烂摊子”有了希望，他感到欣慰。

但是郝滔和他的帮伙们却心神不定了。他们也不失时机地行动起来。郝滔不让秦铮管组织科了，同时极力切断他同基层的关系。秦铮就解决现实问题、开创公司新局面提出了十来个建议，党委会却根本不列入议程。秦铮了解情况越多，他们越害怕；又见公司上下越来越多的人倾向秦铮，他们就更加急于把秦铮和一切构成威胁的人搞掉。

郝滔以权谋私，打击报复坚持原则、敢于揭发他问题的人，并不手生。一九八三年六月，他又得知有人写了揭发信，于是四处调查，最后查明是组织科负责人江容干的，立即强行停止他的工作。那江容是个很能干的人，一身兼管组织、纪检和保卫三种工作。这时他还管着清查有“三种人”嫌疑的劳资科长的工作呢。那人是造反派头头，“文革”中多次打人，残害干部，还把自己的档案材料烧掉了。但此人很会钻营，为郝滔殷勤办事，所以受到郝的保护。负责此人专案的江容，倒被拿掉了。

郝滔是在党委会会议快结束的时候突然提出要把江容调到第一配件厂去的。秦铮立即说，这样的问题事先应该通通气；现在提出，也应该给个时间让大家考虑考虑。郝滔根本不予理会，就宣布散会。接着就找江容宣布，让他到第一配件厂去当保卫科副科长。江容说：“你现在调动我的工作不合适，因为我对你有意见。”这话说得有理，可是他忘记了，在郝滔面前，你江容并不是一个平等的一员。他连秦铮都不放在眼里，你江容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回答很干脆：“你不是会告状吗？你告去吧！告到哪里我也不怕！”

说不怕，是假的。不怕，又何必调走人家呢？其实，不但怕，还怕得不轻呢。第三天，郝滔就指定由曹福荣负责组织科的工作。可是没过多久，又发觉曹也是个不可靠分子。一次党委会，曹也列席。会上研究给第四配件厂配班子的事，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下来，郝滔就让曹福荣按他的旨意起草班子的文件，没想到曹竟认为这不合组织原则，不肯从命。他只好另找一人办了，然后到第四配件厂宣布了。曹福荣这时正住院呢，出院以后，郝滔就不给他分配工作了。

组织科还有个黄至诚，黄到公司报到那天，郝就找来个别谈话，说：“你在边疆五年，表现还不错嘛。公司组织科缺人，很多人都想来，我没有同意。这个单位人员比较复杂，现在分配你到组织科工作，以后你要常常给我汇报情况。一发现问题，就随时来向我报告。我对你是很信任的，你可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一定要给领导当好耳目！”那黄至诚也真的把郝书记当作党的化身了，可能过去对郝书记要求的这种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也习以为常了，所以果然照办了。有一段时间，“组织”对他的信任不断“上升”，郝书记时常表扬，还作过暗示：“你工作不错。现在虽然还不是科里的负责人，可是我一直把你当做骨干看待。”黄至诚听了，自是高兴。

可是自从来了秦铮，他是分管政工的党委书记，组织科又有负责人江容，黄至诚和郝书记直接来往的机会就少了。他完全是出于无意，也是没有充分领会郝书记让他永久同书记保持单线联系、经常提供各方面情报的用意。他虽无心，书记却有意，对他不大放心了。但还未完全丧失信任。所以跟江容谈话的时候，让他在场。江走后，就叫黄至诚修改谈话记录：江容对郝说：“我对你有意见，”把“你”改成“你们”(这就是对党委全体不满意了)。随后就叮嘱黄说：“你从现在起，要注意江容的一切活动，随时报告我。以后党委还要处理他，用得着的。”

但是那黄至诚也是个有是非感的人，有时也不免要表现一下自己。一次列席党委会，他就表示了自己对于一个姓李的人的看法，说：“这个人没有正式任命，怎么就成了销售科的负责人了呢？我们科里的人也感到奇怪，从哪里冒出这么一个领导来的呢？”党委委员们也对此表示不满。会一散，郝滔就把黄至诚叫到他的办公室，批评一顿。第二天，又把他叫到第一配件厂，继续批评(郝是一个警惕心很强的人，需要保密的事，都把人调到工厂里办)。

郝滔认为，领导的信任也是一种财富(它确实可以带来金钱买得到和买不到的种种优惠)，我既然已经支付了一定量的信任，你黄至诚就得以你的人格(因为你没有权，因而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支出)来报偿了；你的言论和行动，只能是我的意志的表现手段。这一次黄至诚得到的吩咐是；以后在同我商量并得到我同意之前，你对任何问题都不能表态！

然而这又是黄至诚很难接受的戒规。时间毕竟接近二十世纪末叶了，“驯服工具论”已经不大灵光。黄至诚总是情不自禁地对一些事有自己的看法，而郝滔的所作所为又过于刺激人的感官，于是黄至诚就难免流露出真情实感来，而偏巧郝滔的神经经过多年锻炼，有很大的定向性，专门搜寻对自己是否服从、满意和有无忤逆之意的信息。于是黄至诚的“持不同政见者”的面目也就越来越清晰了。

郝滔把一些“文革”期间有问题的人弄成“以工代干”，然后又给他们转了干。当局里发现其中一人不合规定，向公司查问时，郝滔就说：“那是黄至诚背着党委报上去的。”实则是向他本人请示之后，黄至诚才打的报告。这种手法，郝某人屡屡使用。比如赶走江容、任命曹福荣为组织科的负责人，全是他干的。当发现曹不忠、拿掉曹时，他又追问；是谁把他提成负贵人的？

可谓一级“精神污染”，因为它能致人于死命

最早体验过黄至诚这种经历的，是尚玉钦。局组织科把他调到这个公司作组织工作，当时是主管政工的党委委员吴××让他到组织科工作的。郝滔得知，大发雷霆，因为违背了凡事得由他说了算这个章程。于是便把尚玉钦找来，对他说：“以前分配你搞组织工作，那是吴××个人定的，不能算数。看你这段工作，人还老实。现在他们不要你，我要你……”尚玉钦是个心里藏不住话的人，又不懂得领导的尊严是不可触犯的，便当场打断书记的话，说这不是事实，不合原则，等等。郝滔几十年官场生活，还没遇到过这种人，便勃然大怒，断然宣布：“谁把你调来的，调来干什么，我一概不知。你的工作不能安排，你等着吧！”说罢拂袖而去。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而在公司几百人中，郝滔拥有最充分的自由表达自己喜怒爱憎的条件。因而，那可怜的尚玉钦便接连四年没有工作。反过来，公司里的舆论又是“尚玉钦这人调皮捣蛋，硬是不肯工作！”这四年里，尚玉钦也象那个王怡然一样，多次找郝滔苦苦哀求给他一个工作，而郝根本不肯和他谈话。尚玉钦只好去找局组织科要求工作。郝滔得知，自然又罪加一等。从此更沉重的打击就接二连三落到这个小人物的头上了。

一九八○年调资，郝命令取消尚玉钦的提级资格。人皆有之的年终奖，也不发给尚玉钦。一九八二年，把他强行调离公司机关，放到一个小集体厂子里。这还没完，郝滔还要跟踪追击，亲自到厂子里吩咐：“这人不能搞政治工作。”其后，还多次到工厂了解，生怕尚玉钦心情舒畅。一九八三年，他突然在公司里碰到尚玉钦，一问，原来是工厂派到公司来参加清理档案工作的。这还了得；立即叫人追查这是谁人的决定，尚玉钦只好乖乖回厂。从此工厂再也不敢用他，叫他离开办公室“回避”。那姓郝的仍不满足，还要把尚玉钦的档案调来，细细审查……

祸不单行。公司要分配住房了，按规定，尚玉钦本应分到房子。郝书记硬是命令在原有规定中针对尚玉钦增添一个条件，卡住了他。这样，尚玉钦一家四口至今只能就住在一间十五平方米的房子里了。

人是感情动物，郝书记不过是表达了他的感情而已。不同的是，尚玉钦的感情却只能朝内向发泄，一九八○年冬季，他就抑郁成疾，得了肝炎，转氨酶达到四百以上。近几年，又胸痛不止。他被整得萎靡不振，悲愤交加，六年中无处诉说冤情，听说郝滔又在打新的主意，便胆战心惊，心慌意乱，以至产生了厌世情绪，几次想走上绝路。

被整得想自尽的人，不只是尚玉钦一个。还有一个汽车配件四厂的副厂长葛兴泰呢。粗粗分析一下，挨郝滔整，亦即遭到他打击报复的人中，一种是直接触犯或威胁了他的利益的人，一种是间接危及他、甚至仅仅是被怀疑危及他利益的人。到此为止，我们所写的人中，除秦铮以外，都属于“间接型”的。现在要说的这个葛兴泰，是被疑为直接侵犯了郝的利益的人。

郝滔看中了汽车配件四厂，硬把他五十多岁的老婆塞了进去，又硬要把她塞进百分之二调资的范围里去。接着，就让他女儿去接母亲的班，还非作打字员不可。不久，又把一个没过门的儿媳从C县弄进X市，借汽配四厂的指标跳到弹簧厂。葛兴泰看不惯这种作法，但并未正面反对郝书记这种种卑劣勾当，只不过因受制度限制、又要顾及影响，未能痛痛快快贯彻书记的“领导意图”罢了。这就招来郝书记的不满，郝书记就来改组四厂的领导班子，把一个“文革”中问题不少、但用起来得心应手的人弄进四厂当一把手，叫葛兴泰靠边站了。

一九八三年元旦过后，葛兴泰来找秦铮，情绪很坏。他说：“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郝书记连个元旦也不让我好好过，三十一号下午来厂找我谈话，让我退出工厂班子，当协理员。他为什么这样心狠呢？晚几天，叫我过个元旦也好嘛。”秦铮心想：你不是第一个了。姓郝的逼尚玉钦去集体厂，也是在旧历除夕那一天宣布的。葛兴泰临走时一再说：“我真想不通，他为什么这样心狠。我没干什么对不住他的事嘛。这几天我心里很不美气。但是你放心，我不会走×××的道路。”秦铮再三劝说老汉把心放宽，可还不明白“×××的道路”是什么意思。后来一打听，原来那×××也是一个副厂长，是在宣布免职、让他当协理员以后立即吊死在阳台上的！

一位外国古人说，人有时纤弱得象一根芦苇。的确有点道理。比起“文革”期间马致逸等人在“华西国”的所作所为来，郝滔在汽车拖拉机公司里干的事算得了什么呢？没有监禁，没有动刑，没有杀人嘛，无非是不给工作、降职使用、不给长工资、不分房子嘛，怎么这些人竟失去生的欲望和活的乐趣了呢？

从轴承厂借到公司管档案的栾秀兰，原是工人，有“代干”历史，工作表现突出，工厂党总支已同意她转干，报到公司，考试及格。只因为这事是秦铮经手办的，郝滔就非卡住，非弄黄了不可。那栾秀兰见组织科的人一个又一个被搞掉了，党委副书记秦铮也靠边站了，就猜出自己的前途不妙，考试一完，就病倒了。当她拿着诊断书来找秦铮时，把秦铮吓了一跳：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怎么憔悴成这个样子？短短几个月，她好象老了十年！

再看那江容，由于被郝滔不断训斥，威逼，又失去了工作，血压突然升高，心脏发病，顿时病倒。郝滔听了，毫不动心，反倒逼着组织科的两个人到江家去传达他的旨意：必须先去工厂报到，然后再养病。

三个多月以后，江容突然来到公司，所有人见到他都大吃一惊。一个精神饱满、身强力壮的人，怎么变得白发斑斑，瘦骨嶙峋了！

在我们所写的几乎每件事上，秦铮在公司党委会议上都曾据理力争，却没有取得一次胜利。他曾经信心很足，以为自己占着压倒优势：上有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下有公司上下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中间还有省委市委对他的报告一次又一次批示，他秦铮何惧之有？

怪着呢，不管他怎样报警呼救，都是有去无回，石沉大海。工业局硬是不动声色，好象听觉全然失灵了。秦铮几十次以书面或口头的方式向局党组反映情况，提出问题，一概不加理睬。半年之后好不容易来人调查了，却又毫无表示，等于默认了郝滔的所做所为。而就在这期间，从党委副书记秦铮到一般干部，一个又一个被郝滔打翻在地。后来局里终于有了态度了，你猜怎么着？说“郝滔同志这个人水平是低一些，但人很老实，本质是好的”，“他的问题属于方法问题”！

当然，凡事都要人做，做事总得有个方法，方法里不是没有是非。郝滔把好人一个个拉下来踩在脚下，把“三种人”扶上去，把经济犯罪分子包庇下来，里面当然也不是没有方法问题。他的方法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毫不隐讳，有恃无恐。

有的人至今还在说：刘宾雁是不是还是看阴暗面过多了？我只能报之以苦笑。无论张怀舒、张怀之、余任之、姜纯、秦铮，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正面人物，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我甚至可以断言，所有这些同志还都是“正统派”，是多年来受到党的信任和重用的，他们中的个别人，既使在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党的政策发生“左”的偏差、党内生活不正常的年代里，顶多是受过一点挫伤，也没有被打成什么“分子”。那么，X市的这些正面人物，为什么和国内其他地区不同，一个个不是神采奕奕、精神焕发和斗志昂扬呢？那是因为在十年政治动乱过去以后，他们的政治命运仍然笼罩着阴影。除非我拒而不见(而这是我的职业和良心所不许可的)，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这些阴影怎能不反映到我的头脑中来呢？并不是我特意去寻找，而是他们带着他们生活中的阴影闯进我的门里来的。

第五章春风西进

我写了X市的好几个问题，读者会想：好复杂呀，真有些黑暗呢。怎么办呢？这些个疙瘩，结得死死的，几时才能解开呢？难道这种状况还要继续很久吗？

一九八四年春夏，我三去X市。总共停留一个月多一点。五年来我走过十几个省份，从没见过这种场面：找我反映情况和申诉冤情的人常常一来就是几起。我必须一边跟一、二位谈话，同时不断跑到外边对另外两起已等待很久的客人道歉。来的都是什么人呢？几乎全是干部，最低的是科长，大部是局处级的，还有更高的领导干部。到第二次去，我每天用于谈话的时间就达到十四、五个小时了。

他们都对现状不满，急迫地要求解决X市的问题。这就是改变X市现状的希望所在。然而令人乐观的还不仅仅是这一种因素。

概括起来说，我们这里所写的问题，无非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头脑中的旧观念，和在这基础上由共同利益造成的某种宗派关系吧。现在，我们生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因素，表面看来，同这一切似乎并无关系，然而它的发展却必定要瓦解这篇文章中所写的那种种关系和观念。

它的名字就叫经济改革，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改革之风一吹到X市，就扰动了那一潭平静的秋水，掀起了几十年未见的波澜。我们只须讲一个事例。

属于S省而设在X市的一家科研试验厂，有个干部名叫王奇，长期从事劳动工资工作。一九八三年二月，他主动要求停薪留职，承包该厂的一个青年服务队。

那是一个烂摊子，长期亏损。王奇去后，新建立五个网点，包括商业、修理业、建筑修缮业和废品购销业。全部工具、设备、柜台、货架等等，都要他去购置。一切规章制度要王奇去制定。他还必须把大部时间花在既不懂技术、又难管理的十六名青年工人的教育上。但是由于把责任、权利和利益紧紧结合起来，大家就有了充沛的干劲——实行每天十二小时工作制；没有节假日；还时常加班加点，有时甚至奋战通宵。仅仅半年，就扭转了亏损，还净赚纯利二万七百四十元，人均六千九百一十元，相当于它所属的那家国营工厂前一年人均利润的五点一倍！

下面就是去年以来中国常见的故事了。那家工厂的党委书记方保今，一见青年服务队每月人均收入达到了一百六十一元，眼睛就红了。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单方面悍然宣布终止合同。不久，强行收走X市工商局发给五个服务网点的营业执照，抢走钥匙四把；又强行撤销四个网点，侵占和削价处理了物资；还夺走服务队合法盈利二万余元资金，用来支付那家工厂工人的工资等；把十三名知青打发回家重新待业。

在完成了这一系列公然违背法律、带有抢劫性质的行动之后，还要把王奇定为罪人。党委书记方保今还敢理直气壮地在党支部会上发表反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宣言：“承包的方向是极其错误的！”对王奇也说：“什么承包？承包本身就是个错误！”

可见，当一种观念把握了一个人时，它会产生多么惊人的力量。然而方保今观念中最牢固的东西，还不是对承包这种政策的看法问题。再听听他的宣言和声明，你就会明白要害在哪里了：“合同怎么能讲‘双方平等呢？应该是谁领导谁的问题嘛。为什么不讲党的领导？问题的要害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王奇还想承包这个工厂呢，你看这人野心有多大！他起草的合同，说什么厂方和他是甲方乙方，双方是平等的，还说他的业务不准厂方管，这成了什么体统！还要什么公证处给合同作公证，把党委放到什么地方去了？究竟谁领导谁！王奇是不是我的下级？他是个人，要不要服从我们这个组织？……”

怎么样？你看出问题的要害所在了吧？方保今除了他的上级和上级的上级，不能承认任何个人是具有独立的人格、自由和权利的人，即便这种人格、自由和权利已经象王奇所证明的那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然而你也不要太天真，以为方保今是在维护一种他肯为之牺牲的一种什么神圣的观念或利益。“党的领导”这个概念对他之所以神圣不可侵犯，说实在话，乃是由于他靠以“党的领导”的化身自居，才能把一个企业搞得乌烟瘴气、长期亏损而仍然能保住他的“领导”。王奇呢，尽管他的胆略、见识和能力远远高出方保今，在他领导下工人能创造出十倍于方保今领导下工人所创造的利润，仍然无权和他平起平坐。方保今不仅可以靠“党的领导”这个身分吃饭，他还能扼杀王奇的改革活动。王奇呢？却不得不几十次向方保今做口头检讨和书面检查，甚至表示愿意把自己承包后超出原工资的那部分收入作为党费上缴，还是不行。党支部委员说在开除他党籍之外还要给行政处分和刑事制裁。批判围攻几十次后，强令他下车间劳动，在缓调他工资的同时，还扣发了他现有的工资！

他是过于自信了。在三十年前、二十年前、十年前甚至几年前，想必方保今在对付一个渺小而软弱无力、但并无错误甚至比他高明的个人上，曾经是只要靠“党的领导”这个身分，就可以所向无敌的。岂不知现在时代变了。

一九八四年三月，S省经济厅和人事厅都来过问此案，他们支持的不是“党的领导”方保今，而是个人王奇。人事厅和区劳动服务公司的联合调查组认定，方保今等人指控王奇的贪污、盗窃和非法经营都不能成立，还指出：“该厂党委违背合同法，粗暴干涉集体企业自主权的作法是很典型的，建议新闻部门采访和公开批评。”

接着，六月二十八日，S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几天后，S省党报在头版头条发了一则加边新闻，标题是：《王奇打赢了官司》。

在这场两种利益和两种观念的斗争中，正确的个人打败了错误的“组织”或“领导”。这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件。

从这里，我们难道还看不见解决X市种种问题的那个希望吗？

分类：报告文学 作者：刘宾雁 期刊：《啄木鸟》1985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