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高档”录相

这是一代多么容易受到诱惑的青年

——题记

旧社会苦呵，我把最好最好的东西卖掉了。什么是最好最好的东西呢？老婆。

——引自一位老工人的忆苦思甜报告

一生活中，突然降临的不是福就是祸。

肖放坐在吉普车里。这是一般人所最不愿坐的吉普车，——公安局的囚车。

他正处在恍惚之中，浑身每一块肌肉都麻木了。这是真的吗？坐在自己身边的是两个身穿白衣服的人。他有点不太相信已经发生和正在进行的事情，一切都好象演戏。

已经晚上十点多，透过吉普车前面的玻璃，上海南京路上依然霓虹灯闪烁，闹闹熙熙。这都是真的！他，一个全国闻名的大报社的记者，确实被抓了起来。

来不及惊慌，来不及害怕，来不及想后果，一切都在人的神经还没有反应过来之中，就跟着公安局的吉普车一溜烟地走了。目的地，第一次让他感到那样的捉摸不定。

他是从北京来上海采访的。十分钟前，他十分镇静地、有条不紊地收拾了自己的衣物，把公家的钱、物一件一件交给了为此事专程赶来的报社的副总编辑，然后快步下楼，离开了申江饭店。他怕遇见一个熟人，怕他们看见他身后有两个穿白色制服的人，同时，他本能地还想表现得象一个硬汉子。

在吉普车半个小时的路程中，他反复只想一个问题，这是我吗？肖放！大名鼎鼎的记者，一个有十年党龄的不足三十岁的共产党员，坐在两个公安人员中间。这可能吗？

“我干什么啦？凭什么抓我？”他开始愤慨。

吉普车的喇叭只响了一声，一座不大的院子的铁大门立刻打开了。然后是第二道铁门。有两个执枪的公安战士，以肖放从来没有遇见过的眼光盯着肖放。

一条一米左右宽的走廊，右边是一间间房子。走廊上的灯通亮，肖放走过时，一个个房间门上那一本书样大小的窗口，露出一双双多种神色的眼睛，打量着这个穿着最新式绛红色意大利式茄克衫，手里提着皮箱和外国提包的漂亮的年轻人。

脚下是软的，腿也是软的。走廊最后面的一间房门打开了，那门有半米厚。公安人员开始检查他的东西。他还是麻木的，什么也没想，脑子里一片空白。

“这些东西我们收起来了。”肖放抬头看了看，那是剪刀、水果刀、钢管圆珠笔。

一个公安人员厉声说：“站好！”

肖放木然挺了挺腰。那人开始从他上衣口袋一直摸到裤脚。又喝道：“解下皮带。”

肖放有点奇怪，不禁抬头看了一眼那个人。

这是一个满脸稚气的公安人员，年纪约二十五、六岁、长得很秀气，是那种农村人的秀气。这是一张可以令人信任的娃娃脸，这张脸即使到了五十岁，也依然会闪着孩子气。可是，他的脸与他的声音却有天壤之别。

肖放顺从地解下皮带，换回来的是一根两寸长的白线绳，“系上裤子”。

肖放从腰后一拴，“不够长”。

年轻人说：“从中间系”。话里有一丝不友好的笑意。

肖放这才明白，白绳子是系裤子中间两个扣的。裤子是系上了，但肚子下面鼓出一个类似泄了气的皮球样的东西。许久许久，肖放才明白这两寸长的白线绳充满了善良的愿望。

“箱子和提包放在看守所，用什么东西就说。”

肖放毫无表情地点点头。箱子里面有一百五十元钱，有他给爱人小南买的二十元一套的化妆品，有他出国时做的一套花呢西装。如今，这一切对他已经分文不值。人只有到了看守所才明白什么是最值钱的东西。

铁拴插门的声音，上锁的“吧嗒”声，他们终于走了。只剩下一个人，那就是自己，肖放恢复了知觉。

他开始打量起“新居”。房间约有十平方米左右大小，有两块单人床大小的木板固定在地上，右边安了一张床，上面有一张凉席和一床毯子，显然是优待他了。

房间正面有一个小窗户，他数了一下，有七条手腕粗的木棍，外面是铁条做的一个大窗户，长满了不知名的藤条。

“从这里是没法爬出去的。”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竟冒出这个念头。其实，这时窗户如果是大开的，他也不敢跑的，这是多少年养成的习惯。

背后好象有人盯着自己，他回过头，大门上的那个小窗口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

十一点半了，房间的灯亮着。他不清楚，为什么还不关灯。

这一切，他在电影中看过，在小说中看过，在报纸上看过。今天，切切实实地落到他头上，已经是一个半小时，他还是不相信自己就关在十平米的小屋里。他从没有想过象他这样的人会落到这步田地。一个人突然从山顶掉下来，还没顾得上思考这深渊有多深，只是一个劲地琢磨怎么下来的。一切一切，如梦境一般。

他一屁股坐在床上，躺下。刚从申江饭店的沙发床搬到这里，好硬。他又站起来，焦躁地来回走着，并仔细地绕开放在角落的那只痰盂。

“爸爸知道我在这儿吗？妈妈知道吗？爸爸38年参加革命，妈妈46年入伍，一家清白，家里出了个蹲班房的人，还怎么回家见弟弟妹妹、爸爸妈妈？”他骤然感到全身一阵奇痒，象针扎一样难受。

“明天一早，申江饭店就会传遍我被抓的消息。人们会把我当傻瓜一样地谈论着，说早就看出这家伙不是好人云云。以后，放出来，放出来又怎么样？”

他是这样一种男人，极懦弱男人中的一个，每逢挫折和屈辱来临，他首先不是想怎么办，而是琢磨别人该怎样看自己。

他的思想终于集中到公安局到底掌握自己多少底牌这一关键问题上。他回忆着当时在申江饭店424房间的对话：

“你与北京一个流氓团伙有联系，宣布对你拘留审查。”

“我问一下，监视居住是什么性质的措施？”肖放十分沉着地提出他认为最关键的问题。

“监视居住是行政组织纪律方面采取的一种措施，不属于刑事，不算处分。不过，也要看发展。”

“知道自己的事吗？”吉普车上，那个年轻的公安人员突然问。

这是在探自己的口气，必须把路封死。“不知道。感到很突然。”他生硬地回答。心里却在嘀咕：不就看了几盘“高档”录相带吗，就为这个关我，以后还见不见人啦？！

明天承认什么？多少！他烦躁地在房子里走着，整个胸膛仿佛都空了，只剩下一个心脏在里面上下左右蹦着，越蹦越快，一直蹦到嘴里，要蹦出来。心口发疼(后来，他回忆，这是他被关的四十天中最难受的一个夜晚，也是三十岁的一生中最难受的一个晚上)。

我只承认看了三部录相，就说是事先不知道片子的名字。他想好了，稍稍安了心，在铺上躺下。他睡惯了很高的鸭绒枕头，没有枕头，他只好把毯子卷起来当枕头，他脱下上衣，盖在身上。

已经深夜一点多了，房间里的灯还是不灭，他抬头看了看，那双眼睛又在小窗户里一闪而过。

只躺了半个小时，他忽然想到中央在去年2月专门下过文件，清查黄色录相一事，宪法上也明文规定着不准传播黄色录相、书刊，这是触犯刑律的事。

血，唰地冲到脑子里，他翻身坐起来，又在房间里走起来。

“不能承认去年2月以后看过，否则，一个党员，一个干部，不是睁着眼干违法的事吗？”

他又重新编了一下答词，才躺下。

肖放的眼睛还是合不上，罗涛韦会不会把那件事说出来？那是一件最丑的事，说出来，就再也没脸在报社呆了。

不会的，罗涛韦说过：“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会的，我对他有情，他出卖我对他也没有好处。

可是罗的嘴不保险，如同一只漏勺。凌晨四点多，他在会与不会的纠缠之中，迷糊着了。此后，他将夜夜尝到失眠是什么滋味，知道睡不着觉居然这样难受。

早上五点半，肖放听到有人叫隔壁的人起床，他赶忙坐起来。

二羞惭、屈辱、慌乱、害怕，搅得他不得安宁。

9月9日，他进看守所的第一天，没有人来找他。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会儿想罗涛韦会不会把自己那件事说出去；一会儿又想罗会说出自己看了几部录相。

走了两个小时，腿实在酸了，他躺在床上。脑子异常累，眼皮死沉死沉的，可心里一个劲在扑腾，眼睁不开，睡不着。

上午九时半，他听见有人在外面开锁，厚厚的门打开了，一道刺眼的光射进来，这阳光，肖放仿佛与它阔别了一年。

一个年轻的公安战士说：“出来放风啦。”说得很和缓，很随便。对肖放来说，却如同炸雷一般响。“放风，我也有放风的一天？”这个词他想不起来是在哪本书上看到过，如果今后有人问起这个词的准确的内涵，他可以做出最权威的解答。

走廊上已经坐着十几个人，大多数是年轻人，紧靠着他左边的是个老头，白胡子，白头发，肖放看了他一眼，估计他最多五十岁，只不过看上去很显老。和他们比起来，肖放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这十几个人全戴着手铐，而自己的一双手是可以分开的。

那些人在做操，肖放也想做，可是又不愿意跟着他们学，索性坐在那里晒太阳。

放风的十五分钟时间到了。人们一个个走回房间。

第二天上午，有人叫肖放到办公室去。

坐在办公室里的是有一张孩子脸的年轻人，那个让他解皮带的人，那个搜他身上的人，那个递给他一根白线绳的人。

“你叫肖放。”声音很硬。

“是。”肖放冷淡地回答。明知故问。

“多大岁数？”

“三十。”唉，三十而立。

“是党员吗？”

“是的，”他脱口而出，“1972年入的党。”他恨自己多嘴。这曾是肖放最大的骄傲，三十岁的年轻人，有十二年党龄，在中国上亿个青年中是极少极少的。在共产党的看守所里回答是共产党员，已经不是一种骄傲。

“认识罗涛韦？”

“认识。”

“有什么联系？”

“我在他那里看过三部‘高档录相，我事先不知道片名。”

说完，肖放抬头看了一眼这个公安人员，发现对方脸上没有什么变化，他略略放下心。

“没有别的来往？”

“没有。”心扑扑直跳。

年轻人递过来一张纸，上面记着肖放和他的对话。

“签上你的名字。”

肖放仔细看了一遍，并修饰了两个标点符号，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你把在罗涛韦那里看录相的经过，以及怎么认识罗的过程写下来。”

肖放点点头，没有说话，快步走出去。他盼着来人问自己，可是现在又让人这么害怕，还是缩回那个单间好。

下午四时，他让看守人员把一份两千余字的交待材料，转给那个年轻的公安人员。

上面写着他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和什么人一起，看了什么录相，内容是什么及详细经过。这正好是新闻导语中的五个W。

他没有写那件事。

他盼望那个不知名的年轻人赶快来，说：“你已经彻底交待，可以出去了。”他又怕那个人来，一来，那张孩子脸就带来满屋凛气。

“他怎么还不来！”他看了看表，离送交待材料才过了两个小时。在他把交待材料递给门外的战士时，他问了一句：“那个人姓什么？”他发现战士被问得莫名其妙，就又补充说：“就是今天上午来我这儿的那个。”他不愿说出“审”自己的“审”字。小战士“哦”了一声，“他姓凌，凌云志的凌。”

9月11日下午四时，那个姓凌的公安人员终于来了，肖放到了办公室，满怀希望、又心怀鬼胎地等着姓凌的提问。

他先表扬肖放比前两天有进步，肖放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姓凌的又突然问：“肖放，你的态度不老实。还有许多事没有说。我要告诉你，你的错误是严重的。用我们的行话来说，叫可上可下。你不要再错过组织上给的机会。”

他仿佛说漏嘴了：“罗涛韦什么事都说了。”脸铁青的，眼里闪出一丝柔和的光。

肖放愣了。害怕，一阵一阵地害怕，心又开始发疼。脑子轰地炸了，全完了，全完了。他们全都知道了。有朝一日，见了罗涛韦，我宰了他。

那年轻人很体贴地说，“这是件撕破脸皮的事，慢慢想一想，比如，他们让你干过走私的事没有？想好了，再写。不着急。”

他的神经实在受不了，受不了让人审问，受不了让人一点一点从嘴里掏出丑恶的秘密而产生的一次又一次的惊怕。他什么时候受过这个罪？象《智取威虎山》一戏中的小炉匠一样，耷拉个脑袋，问一句，答一句，羞惭、屈辱、慌乱、害怕在肚子里搅成一团。胃开始痛起来。还不如一次完了。写吧，写吧，都写吧。

当肖放走出办公室时，小凌在背后叫住了他：“肖放，你以后写情况时，不要写‘交待两个字”。

很长很长时间之后，肖放才品出这句话的意味。

三他坐上一辆大红摩托车，一阵风似地开走了。

饭怎么端进来，又怎么端出去。人很饿，却一点也吃不下。

写了整整一天，才写了两页稿纸，六百多字。他写不下去，手不知为什么老打哆嗦。生活是由一天、两天堆起来的，看不到昨天和今天、今天和明天，去年和今年、今年和明年之间有什么血缘关系。一旦生活来到纸上，竟有如此鲜明的一条轨道。

我只认识一个他那样的人。1980年冬天的一天下午，他来了。一进办公室，就问：“哪一位是肖放编辑？”

他中等个头，最显著的标志是长得尖嘴猴腮和他嘴两边稀稀拉拉的八字胡子，穿着一套旧军装，上衣显然加了两个垫肩，下面的裤子改得极瘦，整个人散发着一种特殊的气味。

我坐着没动，对他点点头。

他朝我深深地弯了一下腰，象日本人的鞠躬一样(以后，我每见他对生人行这种礼时，就忍不住要笑)，然后向我主动伸出手。

“我叫罗涛韦，人称南斯拉夫电影《桥》里面的冯·弗立契德国上尉。”

我笑了，带讽刺的笑。

他递给我一支烟，美国万宝路牌。我一抬左手，表示不会。再递过来的就是一篇稿子，是赞扬中国女排的小评论。当时，这种来稿多得一堆一堆。

我没看完第一行，他凑过来，“见面了，就是朋友了。下午五点，莫斯科餐厅，有几个搞写作的朋友聚一聚，一块去！”

我为他的大胆邀请而吃惊，为他的豪爽而舒服。我摇摇头，这成什么，我也太便宜了。

“那我先走了。”

我站起来，表示个要送的姿态。他用手一推，把我按在椅子上，“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家里地址。我的事全拜托了。”

我从窗户往下看，他开着一辆铃木80的红色大摩托，屁股后面带着一个披长发的女人。

“这个人面猴相的家伙还挺神通的，人不可貌相”。

稿子自然是见报了。见报的当天下午，他就来了一个电话，开口第一句就是“肖放兄”！

“哪一位？”我愣了。

“涛韦”，他说得很亲切，仿佛我们已经认识半个世纪。

“感谢，感谢！”

“小事一桩。”

“有什么事尽管开口。”

“没什么，没什么。”

他真鬼，听出我口气中的犹豫，“有什么事要哥们儿办的就说，我有事找你决不客气。”一副兄长的口吻。

“我想买一辆轻骑。”我不好意思地说，只见了一次面，就托人家买东西。

“我给你搞一辆日本铃木－50的。”

“那太好了！”当时买个嘉陵牌的，还费老鼻子劲。

“你把钱准备好，等我电话。”

我大喜过望。北京时髦的中心，当时已变成摩托车。从1977年开始，刮起看内部参考片的热浪，从参考片到1979年风行四个喇叭的立体声录音机。1980年，已迅速进化到摩托车。那些处在台风中心的年轻人，每每把女朋友带上，十里长街，呼啸而过，长发飞扬，众人侧目。几乎在同时，他们不论胖子、矮子，均把膝盖以下的那一段裤腿改得特别大，而上面又特别小，小到穿的人不敢蹲下来。全不顾一个男子汉穿那么紧裤裆的裤子是否好受。

这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年代。迈开大步，挣开束缚，向前；又拖了那么沉的尾巴。

当大门堂堂正正地敞开，一些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玩艺随即蜂涌而进。谁能搞到舶来品，谁就能得到尊敬、羡慕，以致赞扬和妒嫉，并冠以有活动能力的美称。

四个喇叭的录音机我有了，彩色电视机我有了，梦寐以求的只有一辆大红颜色的日本摩托车(骑国产嘉陵牌轻骑，别人是会笑话的)。

我交了多种多样的朋友。百货商店的服务员能弄来26型凤凰牌全链套自行车票；副食品商店的采购员会自动留着排骨和黄鱼；招待所的管理员，随时为我存着五个床位。我还认识一个消防队的哥们儿，一时用不上，但愿用不上。如今又认识了一个能搞到摩托车的朋友，神通广大。

什么性质的追求都是无止境的。

一个星期以后，罗涛韦送来一张购买铃木－80的摩托车票。需付钞票一千七百八十元。我犹豫了，我手上只有一千一百元，而且我只能当半个家。

我说：“老头子不给钱，我就买不起。”

罗涛韦立刻说：“缺多少？我先给你垫上。”

我婉转地请他给我搞一辆铃木－50的轻骑摩托车票，这种车只需一千零五十。他慨然应允。时至今日，我庆幸没有借他的钱，尽管他决不会催我还。

为这件事，我深深地感激他，真心地感激他。朋友，就是要这样的。

过了没几天，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一是表示歉意，二是问一下那张摩托车票推销出去了没有，要是浪费了该多可惜。

他在电话里说：“明晚，你到我家来玩，认认门嘛！”

“你那儿太远了。”

“晚七点，我骑摩托来接你。”

我就这样跟那卷着一阵风似的大红摩托走了。

一套两间房子的单元，挺阔气，他爱人住在自己父母家里。这一次，他不象上一次那么客气，一进门先塞给了我一本厚厚的剪报，上面贴的全是他发表的文章，有几篇小说，还有两三篇报告文学，其它大多数是消息和几百字的小文章。我稍稍有点惊讶，他居然也写了这么多东西。再仔细一看，发现大多数文章是他与别人合作的，署他一个人的名字的文章寥寥无几。

“咱们朋友一场，得干点事业。我手上有五个小说题材，怎么样，咱们合作。”

真的，这是真的，他一连气说了五个故事，生动极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说书”的，一到纸上就完。

“我这个人第一感觉好，敏感，善于抓题材，人家公认我具备了第一流作家王蒙的艺术敏感性。我一个晚上能编五个小说故事。朋友们说我，艺术敏感水平在头上；编故事的能力在胸口；文字表达能力在肚脐眼下面。”

我被他镇住了。拿不准眼前这个家伙能吃几碗干饭。我答应合作了。第一稿先由我写，然后再由他改第二稿。他说以后的事就不用我管了。他一口气说出十几个刊物的副主编的名字，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

临行，我忽然想到，我有个管录相机的朋友，嘱我弄点录相带看看。既然他这么不客气，我也就开门见山。

“涛韦，能搞到点录相带吗？”

“什么级别的录相带？”他猥亵地笑着问。

我有点蒙，录相带还有什么级别？

“你有什么好片子？”我反问了一句。

“《顶峰》看不看？”音调是向上的，充满了诱惑。

“看！你有办法？”

“包在兄弟身上。不过，你别太急。片子现在不在我手上，一传回来就给你送去。”

我是从管录相机的朋友那里听说流传着一部叫《顶峰》的录相带，是社会上所有录相带中最厉害的。连管录相的人谈到《顶峰》时，都说没看过，总是充满了神秘的语调。好奇心有时是上当的根源。当然，科学家也凭借它，才认识那么多自然界的奥秘。我估计《顶峰》最多不过是女人露个上半身吧，大街上农村妇女奶孩子，还不是常见。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回罗涛韦答应给我的是一个潘多拉箱子①。那阵儿，时髦的台风中心，已逐渐由摩托车转到录相上来了。谁能搞录相，谁就是最有本事的男人。更不用说搞到《顶峰》这样的片子。我满怀期望地又坐着大红摩托回家了。

肖放不愿再想下去，当年当月当日当时，他是何等兴高采烈。

他走到窗户前，握住了木条栏杆。他想到了小南。他猜不出来，如果小南亲眼看到自己待在这里，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这次来上海，是她来北京火车站送的。从1979年2月认识她，到结婚的三年，不论是到几千里外的东北夹皮沟方向出差，还是去京外三、四百里的承德避暑一个星期，小南都要到北京火车站来送、来接。

这次出差来上海，离开车还有五分钟，她才下了车。她贴着车窗的玻璃说着什么，看得见她欢快的笑容，听不见她响亮的声音。

列车开了，她跟着火车跑起来，肖放真怕她跌在路轨下面，急得直摆手。肖放看见她说着什么，忙跑到另一个开着的窗口，只能看见她苗条的身影，远远飘来一句话“吃饱饭。”

我还能让肚子饿着？肖放当时是不以为然地笑了。

他打开提包，取出杯子，意外地发现一只饭盒。饭盒里装的是十二个茶叶蛋。他又发现了一袋鸡蛋黄饼干，一瓶子巧克力，等等，还有针线包一个。

有一年春节，肖放回江苏探亲，小南来送。不让她上火车，她偏要上。肖放坐的是硬卧第三层。要走的人坐在下面好好的，送客的人倒爬到最上面去了。她摊开四肢平躺开来，一个人独自咯咯地笑着。她才二十一岁。北京人常常为自己是北京人骄傲，他们多数一辈子也没有出过德胜门。她最远只去过天津，平生尚未坐过火车的卧铺。

不一会，她又探下头，着急地问：“小淳，小淳(肖放的小名)，怎么下来？”

“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头先下，还是脚先下？”

结果，开车前，她没能从“三楼”下来(一只皮鞋从肖放头上下来了)，火车把她带走啦，带到丰台站才放了她。她下了火车，跑着，欢快地和肖放握着手，还以为占了便宜。

若她在，这十平方米的小房间也能充满生气。

四她感叹了一声，说：“她真漂亮！”

晚上，肖放睡不着。他记得小时候习惯开着灯睡觉，那是因为怕鬼和狼来了的缘故；人大了，又习惯于闭灯睡觉，否则就不算睡觉似的。

蚊子真多，没有蚊帐。他点燃了蚊香。可是蚊子依然缠着他嗡嗡叫。好厉害的上海牌蚊子，厉害得如同上海人做生意一样，它能钻透裤子咬人。他忽然想到一个自以为很贴切的比喻，罗涛韦和这种蚊子应该是同类的。当初，他干嘛要缠上自己没个完呢？他至今没有明白。

可后来呢，后来怪谁？

那篇小说我在一个星期之后完稿，立刻寄给罗涛韦，并附信一封。

三天后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三时，一辆摩托车在门外嘎然止住。然后是轻轻的一下弹窗户声。当时我和小南在家缠毛线。

“谁呵？”

“涛韦。”

“进来，进来！”

他见到小南，又是那种日本式的鞠躬：“涛韦，”他先自我介绍，如同这两个字是国务院副总理的名字。“这是嫂夫人吧？早就听肖放兄说到你。”

小南站起来，点点头。奇怪的是，女人天生有一种直觉，她从第一面就对此人没好感。到后来还威胁我，“他再来，我就轰他出去！”我厉声喝道：“瞎说！”

罗涛韦见小南没有和自己握手的意思，就一屁股坐下来，大声说：“到我那儿去看片子去。”他眨眨眼。

我马上就会意了。喜出望外又夹杂着感激之情。

他立刻说：“不着急，不着急，”他看了一下表，“我不去，放不了。”他说着拍了拍自己的提包。转而说：“那篇小说我看了，写得还可以。”他的口气不知为什么已变成象是我的老师。”我连改了两个晚上，人家杂志要得急，来电报催我，二月号上，位置都留好了。我已经寄出去了，来不及给你看。”

我一摆手，也确实不必了，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小说是五月号才上的，通篇改了不到三十个字；还不知道是他改的还是刊物编辑改的)。我一门心思都在录相上，毫不计较这些。

“肖放兄，我有一个绝妙的题材，保证对谁都没说。我有绝对把握，你肯定喜欢。你到我那里住两天，一块聊故事，一边拉情节，两天拿出个三、四万字的电影剧本。”

“有家，到外面住什么！”小南听了半天，才冒出这么一句。

罗涛韦一看话不投机，就大声说：“走，到我那儿去。”他又小声说，“嫂夫人也去看吧？”

我吃了一惊，连忙摇头，“别，别，别！”

我站起来对小南说：“我出去一下，毛线怎么办？”我故意问。

“你别管了，回来吃晚饭。”

我又坐着大红摩托一溜烟地走了。他把车开到七十迈，我还嫌慢。

客厅已经做着两男一女，罗涛韦一进门，就大声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朝阳日报》大名鼎鼎的记者肖放。”我想制止来不及了。

有一个男的约三十五、六岁，前额微秃，站起来和我热情地握了手，“我叫陈民军，久闻你的大名，以后还要靠你多帮忙。”此后，我给他一共登了六、七篇根本登不上报的稿子。

另外一个男的，约二十七、八岁，长得挺漂亮，一脸傲气。他看了我一眼，没有其它的表示。以后，我在同样的场合，又见过他几次。

还有一个女人只有二十岁左右，半嗔半怨地说：“你怎么才来呀，真该死。”她胸前戴着一枚什么学院的校徽。

茶几上放着一台九英寸的电视录相监视器，也不知罗涛韦从哪搞来的这么大个家伙。

片子终于放了。开始是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图象乱跳乱蹦，也没有声音。越是这样，越是有种神秘的感觉。我战战兢兢地等待着，生怕录相机这时坏了。

总算出人影了，隐隐约约的，我嘀咕了一句：“怎么没有声音？”

罗涛韦立刻说：“就是没有声音。”语气中嫌我少见多怪。

终于看见人了。不到半分钟，女人开始脱衣服，男人也接着脱，直脱得一点也不保留，如同进了澡堂。然后又进行下一步。

就象我在部队当饲养员时，让种猪给母猪配种一模一样。这次是两个活生生的人。

我真不晓得，外国人的电影已办到这步田地。故事没有，情节没有，人物没有，只有“那个”。我这才清楚什么叫黄色，货真价实的黄颜色。人一阵紧张，心跳加速，与其说是激动，不如说是吃惊。我心虚地四下看了看，其余四人没有什么不寻常的表现。二十岁的姑娘也平静地坐在那里盯着九寸的监视器，我稳下来。

片子放完时，坐在最前面的罗涛韦睡着了。

屋里只剩下我和罗涛韦时，他故作惊讶：“头一次看？”

我点点头。

“那你老外了！”

我没回答，没有从这片子产生的震动中撤出来，还在一个劲地琢磨，外国人从哪儿找的这些演员？

“放兄，没个女朋友？”他抽着烟随便问。

“没有，没有。”我立刻就领会“女朋友”的含义。

“需要涛韦兄帮个忙？一个电话，五分钟后就能来一个！”

我一口回绝。

“你就小南一个人，太可怜，太可怜了。”

我不知道回答什么好。

他真心诚意地“唉”了一声：“你就象我两年前一样。”他老于世故地教导我，“人在这方面太过分不好，太古板了也不好，划不来。”

晚上，我辗转难眠。这个“流氓无产者”(与他只要见上三面，准会不约而同地给他取这么个外号)太放荡了。放荡得让人有点后怕；放荡得又颇具吸引力。这种人不可深交，也不可不认识，也别认识得太多，一个就可。他的事，只可听，不要掺和，太危险。“高档”录相不要再看了，只此一回，下不为例，见好就收。一切都想好了，我才觉得保险多了。

“不能让小南知道，还说得清楚吗？”我心里打起鼓。

肖放想到这里，不禁打个寒噤，他干过的事，那些细节，那些说过的话，今后如果能回到北京，怎么启口对小南说呢？

三年前，9月30日中午二时至晚上十一时，亲朋好友不断，直到晚上十一时肖放和小南才吃上晚饭。那天，小南买了一个留名簿，凡是来的客人，都得在上面签名。一数，三百多人。报社一共五位副社长来了三位，足见“领导重视”(今天，肖放一想到这些就无地自容)。

肖放猜准了婚礼上一定有人让自己和小南唱歌，就想了一个点子，他和小南唱了京剧《沙家浜》里“智斗”的一段，录在录音机里，一个刁德一，一个阿庆嫂。谁提唱歌的要求，就放录音。

这段录音不放尚好，一放就挨骂。因为小南就会唱阿庆嫂应付刁德一那一段。肖放也没细琢磨，两个人就录上了。一放，自己听着也不对味，“人一走，茶就凉，管他周详不周详。”全场起哄，罚歌三个。

肖放记得那晚对自己打击最大的是和小南去送一位客人。当他刚转回身，那个客人的小女孩就蹦出一句“妈妈，那个阿姨比叔叔好看多了。”“瞎说！”妈妈还回头看看，怕肖放听见。谁知正和肖放打个照面，她对肖放抱歉地笑了一笑。肖放和小南都笑了，若无外人，肖放简直想大笑一场。过去，他老觉得自己比小南好看。

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一闭上眼睛，就能记起自己的新娘子，当年穿的什么衣服，什么颜色。哪怕她六十岁，在肖放心里，她依然是结婚时那个样子。

面对着大铁窗户，他恍恍惚惚觉得要失去她，一个生活在自己身边，那么可爱的小丫头。

一般说来，男女双方总是在婚前进行各种形式的侦察，摸清对方的性格、爱好。一俟结婚仪式办完(或者蜜月期满)，丈夫就停止对已变成自己妻子的那个姑娘的观察，法律把她牢牢地拴在自己身边，成了“私有财产”。他需要通过别人的眼睛，通过一些非常事件，来认识自己妻子的全部潜在价值。

蜜月结束后的一天晚上，小南把所有的照片，过去的，现在的，一个人的，两个人的，一一夹进了几个影集中。肖放记得当时自己在看书。

“小淳，这一张照片，”她把手里的一张五寸大小的照片在肖放眼前一晃。肖放顿时急了，这是他过去的女朋友的照片。肖放上前就夺，“你从哪儿翻出来的？”他忘了，自己所有的钥匙都交给了她。

“你要再夺，我就撕了。”

肖放只好罢手。

这个姑娘是部队一名女护士，已经转业到广州去了，三个月脆弱的姻缘线也就不得已断了。结婚前，肖放曾对小南说过此事。

小南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她唯一的一次严肃地对肖放说话：“她给你的信由我保管”，没等肖放说出话来，她又说：“这张照片我给你夹在影集的最后一页。”

说着，她当着肖放面，极其认真地把这张照片夹在影集上。然后说：“从今天起，你不许想她，只许想我！听见了没有？”最后一句提高了嗓门，象妈妈训儿子。

他曾与别的姑娘谈过恋爱，而小南，真可怜，只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肖放；肖放可以拿小南与别的姑娘进行比较，而小南却不能。

肖放记不清当时自己是怎样海誓山盟的，只记得小南贴完那张照片后，又在上面使劲按了一下，然后不禁赞叹了一句：“她长得真漂亮！”

五今天是14日

今天是14日，一晃肖放已经进来一个星期。14日这天有点特别，可肖放一时又想不起来特别在什么地方。

糟糕，该想的全想不起来了，不该想的全蹦出来了。

过了一会，他恍然大悟，今天是他和小南登记结婚的纪念日。现在，人各一方，也不知道小南知道不知道我的“待遇”。她要知道，还不知伤心成什么样。还能不知道？报社这个单位，是个奇妙的用铝做的集体，导热特别快。平时大家各上各的班，见了面最多点个头，算是打招呼。下班了，从不兴串门。可是，只要有“内部参考消息”，早上八点钟发生的，十点就传遍每个编辑的耳朵。下班时，大伙遇到“内部参考消息”的主人公时，照样客客气气地打着招呼，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只有主人公蒙在鼓里，自以为别人全是聋子呢。

肖放决定立刻给小南写封信，看样子那个姓凌的公安人员挺好说话的，会帮自己寄出去的。

南南：

今天是我们登记结婚的三周年纪念日。

记得三年前的那天下午五点多，我们双双去阜外大街办事处，人家已经快下班了。一位四十多岁慈祥的女同志还是十分体谅地接待了我们。她第一句话问的就是“是自愿的吗？”问得我俩都笑了。

临走时，还需要交五毛钱的手续费，可是巧得很，我们俩身上一分钱也没有。那位女同志友好地笑了，说“我先替你们垫上，不会不还我吧！”

你在你们家，一直不得宠。他们不喜欢你。结婚时，我曾想，我要保护你，再也不让你受气，象大树保护小草一样。我不管到什么地方，总想给你买点衣服。结婚前，你那件棉大衣都露出棉絮了。我以为，这就是给你的幸福。你常常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关心感谢我。

可是，今天，我带给你多么大的痛苦、屈辱，我比谁都对你坏。我干的坏事，我没法对你说呀。你的命真苦，找了我这么个肮脏的人。我没脸见人，是自做自受。你以后还怎么见人呢？怎样对人说，你找了一个道德败坏的流氓丈夫？

如果世上有一个人，我欠她的债是一辈子用什么东西也还不清的，那个人就是你。

临去上海前，我们商量好，到了9月14日这一天，我从上海给你拍一封电报来，祝贺结婚纪念日。等我从上海回来后，就在家里找几个朋友好好聚一聚。

而现在呢……你不要挂念我，还象往常那样欢快地蹦吧，跳吧，见人就打招呼，一进门就大声喧哗，不要忧虑，不要感伤。我不足惜，什么处罚对我都不过分，不值得你挂念。

在14日这一天，你骂我吧，咒诅我吧，千百次咒诅我吧，咒诅这个给你带来如此巨大不幸的男人。

肖放

他以往给小南写信，署名都是“小淳”，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好意思签上自己的小名。他又在信的边上加了一句：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爸爸妈妈。他看了看表，已是深夜十一点，他在信的末尾填上时间。

两年前这一天这一时这一刻……

——他们请了几个朋友来家吃饭，一直到八时，朋友们才尽兴而去。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懒洋洋地收拾起桌子上的残汤剩饭、厨房里的锅碗瓢盆，这场打扫简直是在比谁的行动慢的竞赛。接着是看电视，看的是电视剧《明月》，这个电视剧拍得挺好，又有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几个演员参加。小南一口咬定是电影，肖放说是电视剧，友好而激烈地争起来了。又是肖放提出来的，打个赌，怎么样？小南快乐地呼应。

肖放威胁说：“我输了，你拧我一下耳朵，你输了，我也要拧你。干不干？”小南又劲头十足地答应了。两个人紧张地在电视机前看起来，焦急地盼着电视赶快结束。电视剧终于完了，然后是长长的演员名单，当电视上一出现“《山东电视台》录制”的几个字时，小南一下从沙发上弹起来，一溜烟地笑着跑了。

“你往哪儿跑，今晚不回来啦？”

不一会，小南出现了，在门边上露出半边小脑袋，狡猾地看着肖放，并做出时刻准备往外跑的姿势。

肖放笑了，“哎，进来，进来，好汉作事好汉当。”

她走进来，头一歪，“你拧吧，有什么了不起。”

肖放故意先不动手，活动着五个指头，说：“我得准备准备。”他看出小南的勇气是装出来的。手刚刚伸出去，她就叫起来。

肖放又笑了：“今天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不拧了。你先别高兴，我把这一下‘存在银行里，你什么时候不听话，我什么时候拧。”

她大声说好。

肖放提议到院子里的花园散散步。

“我不去，都几点了？”

“我把银行的‘存款取出来了。”

“快去快回。”

她赖在门口又不走了。她说她有个条件。肖放让她尽管说。她小声神秘地说，让肖放背着她。

肖放友好地提醒她别忘了教训。她比肖放小六岁。有一次她让肖放背着，肖放就用屁股颠她，直到她叫饶为止。这是肖放十六岁刚当兵时，连队有个老兵整肖放的法子。此后，小南再也不提此种要求了。

“你敢？我不去了！”

肖放直摆手：“不会，不会的。”说着，肖放稍稍弯下腰，“上来吧！”

小南先用手搂着肖放的脖子，然后一蹦，趴上来。肖放背着她没走几步，她又叫起来：“要是碰见人怎么办？”

肖放说：“你就说肚子疼，我背你去看病。”每逢这时，肖放总有使不完的机智。巧的是，没有遇上任何人。

“该下来了吧？”

“再驮一会儿，再驮一会儿。”

她接着问她是不是很沉。“反正不轻，我背你打秋千去？”

她高兴得活象一个三岁的女孩子跟父亲去动物园。

宿舍大院在搞绿化，顺便也给孩子们修了几处玩的地方。摸到秋千绳子，她才肯跳下来，大声命令“推呀”！月圆如盘，轻风拂面，静悄悄，静悄悄。只有她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传出好远好远，又从很远的楼房那边传回来。“卖点力气，小伙子！”秋千飘起来，人飘起来，白色的裙子鼓满了风。整个月亮，整个世界，只有两个人。

肖放坐上一个秋千晃起来。

“小淳，我小时候最喜欢打秋千，就是没人推我。”

“打秋千还要人推呵？”

“你不知道我手不好！”

肖放沉默了。

小南生下来两个月，就得了大脑炎，医生抽了她的左胳膊的骨髓，才治好她的病。但是，她的左手完了，至今手小得和十一、二岁的女孩子的手一样，胳膊细得可怜，不过，她右手的劲大得出奇。肖放最喜欢这只小手，喜欢把它握在自己的大手里，这是小南的化身，他是从爱上这只小手开始爱上这个姑娘的。

她在上小学前就相继失去了爸爸、妈妈，从小跟着外婆过。外婆去世后，她又跟着哥哥过。结婚时，哥哥给了她二十元钱。她兴高采烈地拿给肖放，肖放“啪”地把钱摔在地上，厉声喝道：“还给他们！”

肖放至今还记得那张眼泪汪汪的面孔。

他怕听小南讲自己小时候的事。他小时候是被父母宠惯了的，一听这种事，就不是滋味。每逢这时，小南一看肖放不作声，就说：“不高兴了？我不说了。给你讲个笑话。”她一本正经地说：“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请了工厂的老师傅做忆苦思甜报告，他是广东人。”

然后，她故意拿腔拿调地学广东人说话：“旧社会生活苦呵，我把最好最好的东西都卖掉了，什么是最好最好的东西呢，老婆！”

几乎是同时，两个人大声乐起来，然后几乎又同时止住，感到时间不合适。接着，又都小声笑起来。

静了一会。不过，只要小南在场，这个时间是超不过五分钟。

“小淳，我真想要个女孩。”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想到这个问题上去了。

“你自己还是个孩子。”

“小淳，你喜欢男孩女孩？我喜欢一个小女孩，白白的，胖胖的，长得要象我。星期天，我给她打扮得漂漂亮亮，领着她出去玩。”

“象你？象你就糟了。小鼻子、小嘴。象我还马马虎虎。”

“哎哟，象你呀？”她大惊小怪起来，“女孩子长个你那么大个的鼻子，好看呵？”

连肖放也笑了。

下起小雨，洒在脸上，爽快。“回去吧，小淳？”

“你不懂，轻风扑面，细雨沾衣，就这个时候有味。”

“你不走，我走。”

肖放只好站起来。

“站住！背我回去。”

“唉。”口中虽叹气，其实，肖放是乐意的。他背起小南，很卖力气地小跑起来。小南的笑声、喘气声冲着肖放的耳朵，直痒痒。小南揪住肖放的耳朵，大声地说：“快跑呀，我的小毛驴。”

人一生忘掉的事情要比记住的多得多。

六你认识一个唐璜①，你就认识了一堆唐璜。

他不知小南现在正在干什么？想什么？他多想立刻就跑到小南跟前，仿佛这里距离她那儿只有十米、百米。窗外夜幕中闪亮闪亮的不就是自己家中从窗帘缝透出来的一缕灯光吗？

他如今没有这个自由了。自己的家，回不去，自己的爱人，见不着。肖放想到这里，一股无边的懊恼又翻起来。他躺在木板床上，透过窗户上铁栏杆，呆呆地望着夜空，有点迷惑。他为什么要这么干，目的何在？一个可爱的妻子，一个美好的家庭，一个受人尊敬的工作，他有点不理解当初他自己的行为，就在他刚刚决心今后不再看这种东西之后三天，罗涛韦一个电话，他又看了第二部。他心里如同有一面镜子，很明白国家为什么要禁止这种东西的流传。它不是艺术。他害怕，给人知道了怎么办？他发誓，这是最后一部。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公安局追查“高档”录相结束了，还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就不是犯法。第五部、第十部接踵而来。

他上瘾了。至今想起当时为了拿到一盘X级的录相带而低声下气的卑微的行为，他会情不自禁地抱住头。

一天晚上，罗涛韦约我去参加一个家庭舞会，我说我一步都不会，只会踩人家鞋，给盘录相带看看就行了。罗说开开眼，录相带到了舞会上给我。

我就象一个马弁一样，怯生生地跟着罗走进了一个有两间房子的单元。我越是更深地进入我闻所未闻的世界，我在罗涛韦面前越是变得根本不象一个男子汉，发现在自己心灵深处隐藏着那么多的奴性。

进门的时候，罗贴在我的耳边笑着说：

“这是我们‘放大炮的一个据点。”

不用他解释，我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放大炮是什么意思。

每间屋里窗帘拉得死死的，灯光是暗黄色的，房里只有一个长沙发，没有其它家具。一部575的日本录音机播放着舞曲，三对男女已经在旋转，把小房间挤得满满的。我一走进来，忙在沙发上坐下来，生怕别人邀我跳舞。

罗涛韦一进来，就把正在跳舞的一个男的拉下来，嬉皮笑脸地说：“让我过过瘾”。

我坐在那里尴尬极了。走也不是，坐也不是。我如同一个乡下人第一次来到王府井大街。我在他们面前感到自卑，但又想涉足这个未知的世界。本能上，我瞧不起眼前这些一无所能的家伙；但又欣赏他们的生活。

这时，我看见一对舞伴脸贴着脸，男的把女的连衣裙拉链拉开了，伸进手摸着某个部位，女的故意“嗯”了一声，扭着身子。两个人轻轻地滑出了房间，接着是隔壁房间门开的声音，然后是一声清脆的门栓插门声。再就是传出来女人嗲声嗲气的笑声。房间的人全在跳自己的舞，没有一个人吃惊，我感到好象只有我一个人听见了。我觉得不妙，跟这帮人混在一起有点危险，我不适应这种气氛，悄悄地站起来，拎起罗涛韦装录相带的包，溜走了。

我一回到家，立刻给管录相的朋友打电话，片子拿到了，能不能马上看。我兴奋地边说边看表，说才十点钟。朋友说，录相室有人在学习，现在不行，什么时候看，来叫我，反正今晚一定看。等到十二点，我才不甘心地睡了。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敲门：“肖放，肖放，起来，上夜班。”

我对这种事反应最快，听到第一声，就知道是谁叫自己，叫自己干什么。

我一挺身爬起来，披件大衣就慌慌张张、迷迷糊糊地往外走。身后传来一声“别着凉了，早回来。”等我到了录相室一看表，已是深夜两点多了。

肖放已经不敢回忆自己当时看录相的一言一行，一想起，身上会起鸡皮疙瘩。这种录相带里描绘的内容，在我们国家是一个禁区，他怀着好奇心踏进去，就再也拔不出脚。应该承认，他曾挣扎过，想撤出来；但他并不真心想撤出来，只是惧怕而已。

这是每一个结过婚的人都心照不宣的秘密，用有的人的话说：“谁还不知谁的那点玩艺。”可是当它被打扮成艺术品，公布于众，仔细地，不厌其烦地展露一切过程时，撕破了人的尊严，毁灭了人类社会经几千年演变而来的文明。

他看完后，也常常会感到怅然若失，他为之付出的努力、代价和寄予的愿望，与他所得到的实在不相称。万变不离其宗，第一部和第十部全一个样。可是，再看别的电影，就会感到淡然无味。再以后，更是什么都看，画报呵、书呵，应有尽有，五花八门。而且，看多了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再也不感到害怕了。

如今，震惊、慌乱、恐惧渐渐让位于苦苦的思索，他模模糊糊地品出，那种被明令禁止的东西挑起的是他心底最深处的从没有觉察、从没有萌发过的邪恶。

他追求的是一种发泄，一种自由，得到他所没有经历过的刺激，而并非是恩格斯所言家庭中的第一要素——爱情。

当然，理所当然，第二步登场了。

今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罗涛韦风风火火地冲进我家，进门第一句话就是“登了！”他手里扬着一本杂志。

他掏出一百零二元钱，交给我，说这是全部稿费，一分也没动，你拿去。他在钱这方面是很大方的。

“这怎么行呢？两个人合作的，一人一半。”我拿出五十一块递给他，他立刻就放在兜里。

“编辑部反应强烈，已有许多人找上门抢着把它改成电视剧。电视台文艺部的人催我多少次了，让我弄个本子给他们。”

“刊物才发行了几天？”我发现此公有言过其实的毛病，他说一句话，我只能相信百分之四十。

我喜欢他的热情，他的鼓动性，死的到他嘴里立刻就成活蹦乱跳的。甚至有点欣赏他的什么事都敢干、什么人都敢唬的气质。我不敢。人，有时容易迷上和自己相反的东西。

“我当时就把那些人回绝了。改编电视剧的版权当然归肖放兄。”

我婉言谢绝。

不知什么时候，话题又转到他最喜爱、最健谈的那个问题上。“肖放兄，还是一个人？哈，怕老婆？”

“涛韦，你老婆要是也来这一下，你怎么办？”

“我不怕。我有个朋友，带着女朋友去莫斯科餐厅吃饭，正巧碰上了他老婆和另一个男人也在吃饭，相隔三张桌子，两个人只当没看见。你放心，中国老婆不会太计较这种事。”

我有点心动，但是，不敢、这种事太臭，走到哪，人们都会在你转过头去的时候，从背后指着你，窃窃私语。我毕竟心动了。

从那以后，罗涛韦又找了我好几次，说把那篇小说改成电视剧后，拍的问题一切由他活动，不用我费半分力。他说，他只要署上个名字就行了，稿费全部归我。这不明显糊弄人吗？我拿到稿费能不给你一半吗？我正在写一篇报告文学，再说我也从来没有写过电视剧。我就一直搪塞他。

今年6月下旬的一天，他兴冲冲地给我打电话，约我第二天去吃西餐。我答应了。小南不在家，没有人约束我。唉，小南不在家。

上午十时半，在北京西四的一个地下餐厅见面。事先我曾问他，还有没有别人，他神秘地说：“加你四个，那两个人，包管你想认识。”

他带来了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我认识，恐怕全国有个千八百万人都认识，李晓晓。大名鼎鼎的歌星、新星，一个红得发紫的人，一个喜欢把话筒拿在嘴边唱歌的人。她举止端庄、大方，端庄中带着傲慢，大方中夹着文静。舞台上，她并不漂亮，不过苗条而已。当她坐在你身边一米之遥的时候，你会发现她长得挺秀气。她长得黑一点，喜欢穿深色的西服。

我和她是第一次接触，在一起统共不过坐了一个多小时。我想不通的是，看上去那么清高的她，身上竟也流着“茶花女”的血液。我很难把眼前的她，与舞台上的她，合成一个人。我向她轻轻点了一下头，她微微一笑，算是互相打招呼了。

坐在我另一边的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姑娘，如果她不是抹了厚厚的一脸粉，擦了一嘴发紫的口红，她还不难看。她看了我一眼，这一眼看得使我有点不知所措，就象外国电影中妓女看人那样。

罗涛韦笑着说：“这位就不用介绍了。这位是张霞霞。霞妹，在……”张霞霞打断了他的话音，“别耍贫嘴好不好。”他们三人显然很熟。

罗涛韦掏出五十块钱，往桌上一摔，“就这五张大团结了，你们俩点菜吧。”

菜点了，张霞霞笑着说：“便宜你了，最多四十块。”

一算帐，果然只有三十八元多几角。

“给他省一点，他还欠我们三顿呢！”李晓晓说。

“哎哟”，罗涛韦被人咬了一口似地叫起来，“晓晓，你的心也太狠了。”

“你敢说没有？”晓晓俏脸一板。

“对对对，还有三顿。”

“你说吧，下一顿在哪儿？”

“下一次在广东酒家。”两个女人相视一笑。

我无从插嘴，也不知插什么话好。

服务员送来了一盘鸡蛋香肠炒饭，四个人只有我一人要了炒饭，他们全要的面包。我准备接过来，李晓晓顺手拿过去，我以为她要递给我，谁知她说：“这么好的蛋炒饭，放过了太可惜。”她往自己的盘子拨了一点，然后递给我，嫣然一笑，“对不起。”

我接过盘子时也笑了，笑的很傻。李晓晓站起来，熟练地用刀把对虾切了，边切边说：“别让他们两个汉子抢光了。”她叉了一块想放到自己盘子里，罗涛韦在一旁嚷起来，“哎、哎、哎……”李晓晓立刻一下子把叉子塞进罗涛韦嘴里。

四个人都微微有点醉意了。我发现罗涛韦的手已放在张霞霞腿上，我心头一震，把头扭过去。

我没有经过这样的场合，也不适应这样的气氛，老实得如同刚进城的陈奂生，乖乖地坐在一边。两个男人，两个女人，两个我不认识的女人，大家都喝得脸红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李晓晓斜靠在椅子上，头朝我偏着，说：“涛韦，最近那篇小说是和肖放合写的吧。你怎么老是喜欢与别人合写？”

“我一个人写的还少啊？”

“这篇是人家肖放写的吧？”

罗涛韦再也不重复别人对他的评价，说他的文字能力在肚脐眼以下的笑话。他如同蒙受极大的冤枉，“我的文笔，你还看不出来。”我更没想到，他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出下面的话：“我不说了，你自己问肖放。”

我微笑着，点了一下头。我还能说什么呢？怎么能在这种场合拆朋友的台。可我心里一股不满也翻起来。

张霞霞笑着说：“涛韦，你知道刚才我为什么要给你省十块钱？你现在就去商店里给我买一个玩具娃娃，才七块八毛，还给你剩两块多呢。”

“霞妹，你还让不让我过了？这个月还有一个星期。”

“饶了你也可以，我有一个条件。”

李晓晓颇有兴趣地看着两个人的交易。

“你敢和晓晓在这个餐厅里接个吻，下个星期三，我在燕京饭店请你们俩吃一顿，并额外送给晓晓一个狐皮围脖。”

罗涛韦故作不好意思地看了李晓晓一眼：“我倒不怕。”

我吃了一惊，西餐厅有十几张桌子，四、五十个人在吃饭，李晓晓今天要难堪了。我真替她着急，想不出什么办法帮她解围，只好干笑着看着这一场双簧(后来，我才明白四个人中，我是唯一被愚弄的一位仁兄)。

李晓晓微微一愣：“你们俩出坏点子整我。”

张霞霞又把矛头指向李晓晓：“晓晓，你敢不敢吧？你们俩谁不敢，谁到王府井工艺美术商店，给我买一个二十块钱的胖娃娃。两个人都不敢，你们合伙凑钱，去西单给我买个狐皮帽子。不贵，也就是四十块。”

李晓晓微笑着，喝了一口酒，没有表态。

张霞霞又跟上一句：“晓晓，你到底敢不敢？涛韦是已经表态了，你要不敢，先掏出二十块老头票，我自己去买。”

李晓晓脸一沉，突然问道：“霞霞，你的话可当真？”“当然真的！我骗谁也不敢骗你啊。再说还有肖放兄，他是老实人，他来做保。”

“你可不许耍赖？”

“我什么时候耍过赖。”

“肖放，你做保，他俩要耍赖皮，我俩合伙。”李晓晓不说下去，冲我莞尔一笑。

确实，在这四个人中，我还算老实人。一个小时，说了不到十句话。

“来，涛韦！”

李晓晓端起啤酒杯，霍然站起。

他们俩端着啤酒杯，做出要碰杯的样子，两张脸凑到一块，就在我面前不到一米的地方，就在四、五十个顾客面前，旁若无人极其从容地接了一个吻。

张霞霞有点呆。我有点晕。

七不悔棋，不赖皮，汝今能持否？

9月16日上午11时，姓凌的公安人员来看肖放。“听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想问一下，不知道合不合适。我们报社负责审查我的问题的是谁？”

“叫唐强。是你们文艺部的主编。党支部书记。”

肖放沮丧地坐在小马扎上。“由他处理，‘可上可下只有向上了。”

报社有三百个编辑，只有这个唐主编，是肖放最讨厌、最害怕的；报社三百个编辑，只有肖放，是唐主编最讨厌的一个。

这回算是陈世美审秦香莲了。

肖放从一到报社，就没给唐主编一个好印象。所谓印象，就是一件一件小事情垒起来的。

肖放长得挺漂亮。薄薄的嘴唇，象个女孩子似的。两只小眼睛，细长细长，透着精明。两道眉毛是往下垂的，别人要是有这两道眉毛，这张脸就算砸了。可挂在肖放脸上，怪孩子气的。至今，人们一问，多大啦？三十，不象，最多二十五、六，盖源于此。

肖放最得意的是自己的头发，黑油油的，走起路颤颠颠。头发向左分着。而常人都是向右边分，只有名气较大的人才向左边分。比如，三届世界乒乓球亚军李富荣。

外表是一回事，怎样利用外表，则又是一回事。肖放是1977年4月，做为工农兵大学生分到报社来的。那时，报社编辑们的年龄若要平均一下，起码在四十八岁以上。他们的年龄可以通过他们上班爬楼梯看出来：提着小挎包，有说有笑，稳稳当当上楼梯的人，是四十岁的；背着手，躬着腰，一步一步慢悠悠的，是五十开外的；扶着楼梯栏杆，越上越慢，根本顾不上和别人打招呼的，是年愈花甲之人。

自从添了肖放这么一个二十四岁的小伙子，一下子把上楼梯的节奏打乱了。肖放上楼梯是一步三个台阶；下楼梯，是一个一个台阶蹦着下，象跳快四步舞似的，从唐老头(唐强的昵称)身边窜过去。“这样的人，能编报纸，唉。”

一般说来，老年人不太喜欢这种青年人。他们喜欢走起路来鞋拖在地上“嗒嗒”直响，说话慢悠悠的小伙子。认为他们来得扎实，象地瓜面的窝窝头一样。老年人有一种直觉，直觉往往一矢中的。唐老头第一次见到肖放的印象，竟不幸言中，这个印象就是后来肖放看到的一本美国大名鼎鼎的画报的名字——花花公子。

有一次，文艺部需要去两个人到西藏采访。唐主编征求了两、三个老编辑的意见，他们都好言谢绝。说来也委实有点原因，都是五十开外的人了，谁没有个冠心病、高血压？老头同意去西藏，老太太还不同意呢。唐老头急了，召开了全体会议，他自己先报上了个名，他当时已经五十七岁了。

肖放立刻就跟上，生怕被别人抢去似的，“我去，我去。”仿佛这是出国。肖放原来不知道有这么一项任务，他因为输尿管结石，疼得腰都打弯了，不得不住了四天医院。不疼了，也不知道石头下来没有，硬是出了院。出院后第二天就上了班，上了班就遇上这么个会。

唐老头只好带着肖放。到了西藏，唐老头勉强只坚持了三天，就住进了医院。本来他就是高血压，到了拉萨，上个台阶都大喘气。唐老头躺在医院这个难受，采访任务交给了肖放，他能放心吗？越急血压越高，眼睛都睁不开了。三天过去，肖放兴冲冲来告诉唐老头，五篇稿子已经寄回去。唐老头气了，“我是你的主编，说什么你也得让我看看稿子。这家伙签上我的名字就发回北京，胆子太大。”

肖放是好意。他拿着稿件来医院，一看唐强眉头紧锁，老眼微闭，一脸的不高兴，以为唐老头病又重了。就来了个先斩后奏。其实，唐老头是正为稿件发愁呢。

一老一少回到北京，社里副总编表扬了唐老头，说他带病坚持工作，三天发回五篇稿子，质量还都不错。唐老头马上声明，连连摆手：“那不是我写的，是小肖写的。我一个字也没动。”越说一个字没动，人们越不相信他。年底，社里硬是给唐老头来了个嘉奖。

除了干活肯卖力气，肖放还有别的优点。有一次写一个社论，唐老头不大放心交给肖放，自己动起笔来。让肖放给找资料。唐老头在办公桌前坐了五分钟，没有想出第一句话。四、五年不动笔啦，都是改别人的文章，想出一句不满意，又想出一句，觉得代表不了自己的水平。肖放进来，顺嘴说了两句。唐老头一听，忙站起来，“你坐这儿，你脑子快，先写第一稿，我给你把关。”一个小时，两千字的社论交上来了。写的是粗了一点，但还是给唐老头帮了不少忙。

从西藏回来后，唐老头推心置腹地找肖放谈了一次话。“我快六十了，还能干几天？以后全靠你们了。要努力。这次去西藏就表现不错。”这个话，肖放能听得进去。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唐老头又把身子向前靠了一靠。

“年轻人，还是要注意思想改造。现在不太提这个了。我看，还是对自己要求严一点，吃不了亏。”

肖放嘴轻轻往上一撅，这个细微的动作立刻被唐老头发现，唐老头脸突然红了。别看他快六十了，眼可尖呢。肖放心里还有话呢，不过，他没敢说出来。唐老头一下站起来：“你不听我的，迟早要摔跟头。不信，你试试，我是过来人。”

肖放的英雄形象没有在唐主编心目中保持三天。说起来肖放也后悔。

唐老头是个象棋迷，肖放也是个象棋迷。肖放到报社七年，两个人只对阵过一次。那次，棋还没下，头一句话，肖放就把主编呛住了：“唐老，咱们可不准悔棋。”唐老头在全报社的棋手中，名气最大的就是他的悔棋本领。他常常不是悔一步，而是能把已走过的五、六步全找回来，把对手都搅糊涂了。可他要吃了你的车，抓在手里可牢呢。

没走几步，肖放就把唐老头的车偷吃了。这个棋没法下了，唐老头伸手就去夺自己的那个车，嘴里还说：“明车暗马偷吃炮，哪有吃车不打招呼的。”肖放一把按住了唐老头的手，认真地说：“讲好的，你怎么赖皮！”唐老头一听后面这两个字，立刻把手缩回来。

肖放由椅子上坐到办公桌上，他说了一句名言，这句话，以后谁跟唐主编下棋都要事先引用一番：

“唐老头，不悔棋，不赖皮，汝今能持否？”他脱口叫出他背后才敢叫的唐主编的昵称而不自知。又轻轻地哼起了“毛毛雨，呵，毛毛雨，幸福不是毛毛细雨……”他根本没有看唐老头的脸色。

他为自己脱口而出的俏皮话意外地高兴。年轻人很少替老年人的面子一类问题着想，一高兴就手舞足蹈，不这样，就不叫高兴。他并不清楚，老年人最伤不得自尊心。通常年轻人需要两个晚上就能愈合的“伤口”，老头子们要半年。

棋，肖放赢了；人，肖放输了。

这种事，肖放半个小时就忘了。唉，现在的年轻人，记性太坏；老年人记性又太好。后来，有人告诉肖放，唐主编在党支部会上说：“那个‘工农兵(学员)这么张狂。”

不过，肖放自己也感觉出来了。两个人在宿舍大院里遇上了，常常进行如下的谈话：

唐问：“吃过了吗？”

肖答：“吃过了。”

肖问：“您出来散步？”

唐答：“嗯。”最多是谈话的先后秩序交替一下。

肖放苦恼地想着，人倒霉了；什么事都来了，报社三百个千部，偏偏选上他处理自己的“案”，真撞在枪口上了。

八命运为什么非要让一个纯洁的姑娘和一个卑鄙的男人结合在一起呢

老家伙会不会劝小南离婚？肖放被自己想的问题吓了一跳。他六神不安，就是唐老头不这样干，别人也会干的。他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她了。这情感现在是如此鲜明。

他从未对小南说过自己离不开她。相反，倒是小丫头老是喜欢说，“我们怎么这么好呀？”“小淳，你要死了，我可能活不了。”每逢她说这个，肖放就要训斥一番，“你也不盼我好！”

她不就是一个身高一米六二、普普通通工人的女儿吗？她哪一方面条件也不如肖放，以肖放的条件，离婚之后，说不定还可以找到比她好看的姑娘。不能离，说什么也不能离，肖放紧张得如同立刻要在离婚判决书上签字一样。

肖放发现自己过去是糊涂透了，有些事，道理并不复杂，可非要到看守所才弄得明白。

肖放与小南的结合，属于令人奇怪的范畴。肖放说不上最先是怎么看上小南的，当时小南还没有工作，在西城区一个卖饺子的饭馆当临时工。肖放去了，等了十分钟，她晃晃悠悠端着两大碗饺子一溜快步走过来。她刚走到肖放面前，右手忙把一碗饺子放在一个老头面前，左手的那碗饺子一歪，汤和饺子正洒在肖放左腿上。

肖放先叫了一声(也确实烫)，然后瞪圆了双眼：“你想干什么！”她忙把饺子放在桌子上，从口袋掏出一个小小的旧手绢，一声不吭，也没有征求肖放的意见，突然弯下腰来给肖放擦起裤子来。

肖放有点愣了，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没有躲，也没有谦让。他有点发抖。他第一次感到什么叫真诚，他享受着自己从未感觉过的一种感情，神圣的情感。

他舍不得躲开，这不是摆架子。她一边擦一边抬起头看了肖放一眼，那眼光仿佛一只受惊的小兔。这一眼，肖放永远忘不了。他的直觉一下子就发现这个小丫头眼睛里的善良、天真。他不会看错。他多么希望这种幸福感再延长一会。

她停手了：“对不起，对不起，我的手不好。”眼睛里依然是惊恐。

肖放发现她的左手小小的，苍白苍白，小得象十一、二岁的小女孩一样。肖放先爱上这只小手，才爱上这个姑娘，他最初产生的情感是怜悯。

那时，他刚刚和一个副省长的女儿，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的学生吹了。那个姑娘太厉害，有时，他不得不抬头看她。她的来信，常常使肖放自愧弗如，这不叫爱情。爱情，意味着男人从高处看女人，意味着大树和小草，意味着大哥哥和小妹妹，而不是相反。同时，家庭的幸福，也有待于男人站着讲演，女人坐着听课。他很客气地用红墨水笔写了一封断交信，使那个姑娘莫名其妙。谈得好好的，突然收到一封红得刺眼的来信。

在写完那封红墨水的信之后一个月，他给她去了一封信。肖放在根本不了解她的性格、家庭的情况下，就草率地给她写了一封邀请信。那封信上写道，三天后，请在西单路口等我，并留下电话号码及自己的简单情况。他相信她会来的，他有把握。

她果然来了。穿着一件已经洗成灰色的蓝大衣，袖口和下襟露出了棉花，裤子短了，露出红绒裤。她看见穿着呢子大衣、打扮入时的肖放，脸上毫无一点感到自己寒酸的神色。肖放站在她面前，竟为自己那天叫的一声害羞了。

“您找我干吗？”她怯生生地问。

“看电影，《未来世界》。”

“太好了，有我的票吗？”

天真是姑娘最漂亮的大衣。

“那还用说。”

“您为什么给我电影票？”

“快三八妇女节了。”

“我不是妇女，我是少女。”

好久好久以后，肖放好奇地向小南打听，凭着只见过一面的男人的一封信，你为什么就敢应约而去呢？她笑了：“我当你是要我赔裤子呢。我要不去，你找到我家该多难看呵。”

男人与女人之间产生怜悯这种感情之后，接着诞生的必定是爱情。这回，肖放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她，一呼百应，当家作主了。他还极其精确地估计到，她不但能共享福，还能同患难。即使肖放身遭不测，半身不遂，她也不会抛弃他。

这一次，肖放是颇具远见的。他未进先思退。他干别的事往往不考虑后果，只有这一件事干对了。

当肖放问她：“你喜欢我吗”时，她的回答是“我的手不好。”肖放笑了：“我不在乎。”

那时，她连那个临时工也丢了，成了一个待业青年。直到一年之后才在机械工业部找到工作。

她一分钱也不拿时，也从未向肖放要过一分钱。肖放唯一送她的东西，是他当兵的一条布军裤，她当宝贝似的拿回去改了改，穿了起来。有一次，她到肖放宿舍来，发现肖放的桌子里到处是零币，她说：“我给你保存。”以后，每次来肖放宿舍，她都要搜索零币。大约一年后，她背了黄书包来，拿出三个装零币的大白瓷兔子，拿在肖放耳边摇，“你听呵，你听呵，一共十四块五毛三，给你！”“放在你那里吧！在我这里，两天就没了。”她又高兴地带回去了。这笔钱，结婚时，她给肖放买了一条拉毛围巾，算是她送肖放的结婚礼物。

肖放的父母坚决不同意，说肖放找的对象一个不如一个。肖放顶住了。他可以高傲地给一个高傲的姑娘写断绝书，他没有勇气去拒绝一个怯懦的、第一次谈恋爱的小丫头。现代的家庭中，父母的地位，如同他们的年龄，日薄西山，有几个能做得了儿女们婚姻大事的主？小南常常为此满怀感激之情。自1980年9月14日起，她就把自己全部的理想、情感、生命和肖放牢牢融合在一起了。

小南是什么时候在肖放的精神生活中扎下根，让他处处、时时、事事觉得她的存在，他再也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肖放了。

小南每天晚上下班，离着家十多米远；就开始把车铃铛摇得震天价响，“铃铃铃，铃铃铃”，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表示“我”回来了，另一个意思是让肖放把门打开，好让她把自行车推进去。如果肖放故意不理睬她，她就在离家四、五米远时，喊起来，“肖放，开门，开门！”你若不开，她能喊十分钟，她自己绝对不肯把自行车支住，把门打开。她从不怕邻居笑话。你若去得迟了一点，她还生气了：“没看见我买面包了吗？”

肖放也长见识了，若是听到铃声，没有听到小南的叫声，那就坏了，准是她遇上熟人正在聊天，不叫她回来的话，她通常能聊上个十几分钟到半个小时，然后才不慌不忙地叫门。遇上这种情况，肖放就赶快出去，手里拎个小板凳，“小南，我给你送凳子来了，你坐着慢慢聊。”

小南是晚六时下班，六时十五分就到家了。如果六时二十五分还没听到铃声，肖放就要到马路上去看一看，六点半以后，再看不见小南的影子，他就要往小南办公室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

小丫头率先把肖放拉进感情的漩涡，使两个人按一个节奏转起来。当漩涡的制造者不在，湖面趋于平静时，男主人倒觉得寂寞了。

小南感化的人不光肖放一个，还有肖放的妈妈。老太太原来说“找这么个姑娘，我一分钱不掏。”这些话，结婚后，肖放原原本本都向小南汇报过。可是一见肖放妈妈时，她上去先跟婆婆握了一下手，紧紧地握了一下。临离开肖放家时，手表呀，自行车呀，全是女式的，全是老太太掏腰包。还塞上两百，指明是给小南买衣服。

爱情，留给男人女人们的常常不是钱塘江潮那样大波大澜的回忆，而是极其微小、点滴、简直不算事情的事情，象绿叶上清晨的露珠。

小南在认识肖放之前，从未和任何一个男人谈过恋爱。这是肖放最看中小南的地方。

结婚不久，有一天晚上，小南兴高采烈地跑回来告诉肖放，今天广告公司给她照了一张像，是站在一个二十四寸彩电旁边照的，可能要贴到外面当广告。肖放顿时就板起脸来了，“这样的事怎么不告诉我呢？”小南一看肖放变脸了，忙说：“同去的还有两个姑娘，比我长得都好看，我看选不上我。人一多，我照相脸上就抽筋。”肖放这才缓和下来情绪；口气如同父亲训女儿一样：“以后这样的事不许瞒着我。”肖放生气的是，小南居然这么大的事不告诉自己，这是明显的对自己不“忠”。

等到半个月后，肖放偶然来到王府井百货大楼，迎面橱窗里，老远看见一张和真人一般大小的照片。小南穿着白色的裙子，右手扶着一个大彩色电视机，向着所有来买东西的人微笑着。

肖放回到家后，大发雷霆，厉声质问：“你是谁的老婆？你知道旧社会什么女人才干这种事？”直说得小南蜷缩在沙发里，可怜恓恓地说：“我以后不照了。干什么都告诉你。”肖放这才作罢，作罢之后还加了一句：“二月份，穿个裙子，也不冷呵。”

想到这里，肖放无地自容了，一个污如泥塘的男人，却要求自己的妻子洁如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

今年元月，小南去合肥出差，原定半个月就回来，谁知一拖就是一个月。我跟罗涛韦出去玩了几次，有一次是在李晓晓宿舍。

她房间里的情形与我脑子里的设想大相径庭。我原以为一定很整洁。谁知，被子没有叠，枕头旁边堆了许多书，还散乱着许多衣物和内衣。

当她把我们领进去时，女主人并没有一丝不好意思的表情。

三个人漫无边际地谈了一会儿天，她突然提出要给我看看手相。我有点惊讶。

“笨蛋，男左女右。”

我赶忙换了一只手。她毫不做作地拿起我的手，象拿一把梳子，使我本来蹦蹦跳的心安静下来。

“你们家三个孩子。”我暗自叫起来，我从没有对她说过我家的情况。我没有表态，并尽量不在脸上表现出来。她狡黠地追问我对不对？

“你再往下说，算你蒙上了。”

她嘴角轻轻一挑，得意地笑了笑。“你的生命线不好，不明显，大概只能活到五十岁吧。”她很认真地盯着我。

“还有呢？说。”

“你有三个孩子。”

我忍不住笑了，“现在政府只让生一个。”

“那我不管。那两个生得下来，生不下来是另一码事。”

“你的妻子很爱你。呦，你对爱情很认真。”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

她让我看一道我看不清的线，她的手指在我手心划动着，怪痒痒的。

“你会同时爱两个女人，爱得死去活来。”

我不相信她这句话，显然我脸上露出了什么，我发现他俩都在冷笑。

“情妇和妻子是不一样的。”罗涛韦说。他原先四肢摊平躺在李晓晓床上，一听到谈这个话题，为表示他这方面知识的渊博，一屁股就坐起来。

“一个男人可能爱过两个女人，但是同时爱两个女人，就不可能死去活来。”我只敢面对罗涛韦说。

“你不相信！”她盯着我。

“晓晓算命，百发百中。她是祖传的，晓晓，把书给他看看。”

这回轮到我大笑了，笑得肚子都痛起来。我笑得结结巴巴地说：“晓、晓晓，你爸爸也是，算命的出身？”我知道她爸爸是某市委宣传部部长。

三个人的笑声。

她忽然说：“现在的男孩有几个是老实的。”

罗涛韦不知趣地插进来：“我还可以吧！”

“你呵，”她鼻子里出了一声气，“一个‘花匠。”三个人又笑了。

我刚想表白一句，她抢先说：“肖放兄还马马虎虎。”

“肖放兄是太傻！”罗涛韦有点不高兴，“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意思。”

“到了2000年，准是性解放，我还是先驱者呢！”三个人又都笑了。他朝李晓晓眨眨眼，然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肖放兄，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给我说老实话。”

“如果，我打个比方，只是比方，如果有一个女人，长得比你老婆漂亮，她看上了你，愿意和你睡觉，毫无代价的，你敢不敢？你说实话。咱们哥们儿，别耍花枪。”

“那让人知道了还得了？”

“哎，咱们假设，根本没有一点可能让人知道，连你们的小南也不知道。你敢不敢？”

“我不问你想不想？欲望谁都有。我只问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也不认识，人家能干吗？”

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我不是说过了人家愿意吗。”

“肖放兄，你说心里话，咱们哥俩，你还瞒我。晓晓也是铁哥们，你尽管说。”

李晓晓颇有兴趣地望着我，又望望罗涛韦。我难以启口。平生头一次被人问这种问题，而且是逼着。我只不过难以当着另一个男人公开自己心底最深处的秘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有美好的，有丑恶的。

“你是不是男子汉？呦呦，脸红了。”

“敢！这有什么不敢的！”后面这一句补充的连我自己也暗暗吃惊。

他哈哈大笑。李晓晓没有笑，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奇地打量我。

我想扯开这个话头，忙说：“晓晓，你为什么不结婚？”说完，又觉得问的真笨。

“哎，我花里狐骚地过一辈子算了。马上就到更年期了，还结什么婚呵。”

我和罗涛韦都笑了起来。在她面前，我俩傻得跟孩子似的。

这一天下午，他把交待材料写完了，厚厚的，象一本小册子。他如释重负地写完最后一个句号，签上自己的名字，就把它扔到床下。他没有胆量再去读一遍他记下的一切。

吃过晚饭后几分钟，五点三十四分，象往常一样，公安战士从小窗口递进来一张《新民晚报》之后，又说：“这是凌公安捎给你的一封信，是你爱人写来的。”

肖放听到后面一句，唰地窜上来，一把接过了信封，信是没有封口的。他匆忙打开，心跳得很凶，信里写得什么？离婚、诅咒、挖苦、安慰？他仿佛回到9月8日那天晚上十点钟，坐在申江饭店424房间，惶恐地等候着公安员的第一句问话。

“小淳：”

一看到这熟悉的笔迹，这亲切的称呼，他的泪水一下子涌上眼眶，感动、难受、委屈交织在一起，他真想她呀！

“你身体好吗？我十分想你。我现在一切都好，你不用挂念。

你要好好接受领导上的帮助和批判，不要说假话。

你不要担心我和你离婚，我还是你过去的那小南。你干的那些事，我全都知道了。我原谅你，只要求你今后不要再犯了。有人劝我和你离婚，有人让我在你回来后，先分居一个月，给你点颜色看。我不这样，我还象过去那样。

报社给每个编辑做了一个大书桌，每张才六十元，比西单家具店里的便宜多了。唐主编亲自帮着抬进来的，他自己的桌子都是他儿子抬的。我抬不动，你知道的我左手不好。

小淳，你回来见到我，就会发现我也在变。

今天，我写这封信时，我向你承认，我也有过动摇。我想，你如果判了五年刑，我还等不等你。这是我的不对。你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需要帮助、支持。你犯那么重的错误，与我平时没有很好地帮助你也有关。我也有责任。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年，我是了解你的。你是一时糊涂，对吗？小淳，你干了那么多坏事，我相信你会改好，完全改好的，象我们刚结婚时的样子。

北京已经有点凉了，我明天就给你寄两件毛衣去。我粗心把毛裤打短了，我正在加紧赶着打，一织好就给你寄去。我多想给你寄一碗茶鸡蛋去呵。

你爸爸、妈妈来信问了好几次，小淳为什么三个月没有来信？从上海回北京路过南京也没有停一下。我已经给他们回信了，说你是从上海坐飞机回北京的，有紧急任务，已经出差到内蒙古去了。爸爸要买的滩羊皮大衣，我买好了。呀，好贵呵，一百五十多块，我已经给寄到南京去了。你不用担心。

我等着你回来。等你把一切问题都交待清楚，干干净净地回到北京来。我还象你过去每次出差那样，到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去接你，给你煮好多好多茶鸡蛋在家里的饭桌上放着。要当心身体！

你的小南

10月9日晚

我不希望在火车站见到你的时候，在那么多人面前，你是一副畏畏缩缩、悲悲切切的样子，我已经够软弱的了，我不希望我的丈夫也象我一样软弱。我要你抬起头来。”

就在这一刻，他又萌生了希望，要好好活下去，还有人等他，想他，爱他。只要能离开这间小屋子，生活中还会有许多美好的东西。

九有谁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坏人呢？

当他把自己干过的那些事，那些事的每一个细节，用蓝墨水写在白方格纸上时，他的手颤抖了。

上午十一时十六分，肖放把一份一万八千字、厚达六十页的交待材料，颤巍巍地交到那个姓凌的公安人员手中。六十页稿纸是如此之沉，仿佛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呼吸都急促起来。他交出的是自己参加工作十五年所获得的全部名誉。当有一只手接过去时，肖放觉得顿时完了，什么都完了，再也收不回来了。

而对手却这样满不在乎，六十页纸，他轻轻一握，插在口袋，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看看。”走到门口，他又问：“生活上还有什么要求吗？”肖放连声说没有没有。

他望着小凌出了门，门又锁上了。他一屁股瘫在床上，从此，从此再没脸见人了。

肖放当时并不是这个样子。他是何等兴高采烈。后悔从来都是晚的。

6月5日早八时，肖放送小南出差去上海，她高兴得走起路来都一踮一踮的，要坐飞机了。肖放要送到民航大楼，小南执意不让。103路电车站，等过了好几辆103路，两人才挥手告别。

中午十一时，小南来电话，说上海那边天气不好，飞机飞不了，改在下午四时。一场十分动情的依依惜别成了告别预演。下午二时，肖放又去103车站，送小南登程。晚上八时，她又来电话，说还是飞不了，改明早八时。有这个功夫，坐火车都到上海了。两人约好，明天早上，要是不来电话，就说明飞了；飞不了，再来一个电话(都是废话)。

小南没有来电话。另一个人却来电话了，李晓晓。说是罗涛韦请客，大三元酒家，4：30分见面。

大三元酒家是北京最贵的一家饭馆。罗涛韦只要了四个菜，他掏出五十元放在桌上，以为够了。

女服务员递过来一张帐单，八十五元零七毛。

罗涛韦的表情有点尴尬。他左摸右摸，把所有的口袋都掏遍了。女服务员不耐烦地看他左掏右掏，“退两个菜吧！”

李晓晓斜视着罗涛韦，“涛韦，你耍的什么花招？你请客，由我和肖放出钱，你早说一声。”显然她也没带钱，照她的脾气，要是有的话，早掏出来摔在桌子上。

我故意慢悠悠地、一声不吭地从上衣口袋拿出一叠十元的人民币，大约有一百多块，轻轻往桌上一放，又轻轻向前一推，满不在乎地说：“再添一个烤乳猪。”

她用热辣辣的眼光盯着我。

“肖放兄，就冲你这一下，我再请你三回。”罗涛韦语。

散伙时，李晓晓突然不跟罗涛韦的摩托车走，要到我家看看。

天已经微微有点黑。她一蹦坐到我的自行车后座上，双手轻轻捏着我的腰，我心头一颤。走了没多远，她突叫起来：“肖放，要让警察抓住怎么办？你身上还有没有二十块钱罚款用。”

我脱口而出：“没事。碰到警察，我就说你脚崴了，送你上医院。不过你一下车，要装瘸子。”

“你小子坏点子还不少。”

路上，我提出来请她唱个歌，《军港的夜》。她欣然从命，却说：“唱那个干吗？”

“小雨小雨下个不停，

心儿心儿跳个不停……”

肖放不敢再想下去。他只记得李晓晓在离开自己家时，发现了桌子玻璃板下面压着的一张照片，“小南扶着彩色电视机微笑着”。李晓晓禁不住自愧不如地赞叹一句：“你爱人这么漂亮！”

此时，远在东海之滨的小南，正在紧张地给肖放的妈妈打毛背心。她因为粗心，把毛背心打长了一大截，又拆了重来。归期已近，她要在路过南京时，在火车站上，当面交给婆婆。

从中午十二时半打到下午二时，又从晚上八时打到深夜十二时半。

小南买到车票，发现火车是深夜十二点路过南京，她赶紧给婆婆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告诉不要接了，时间太晚，妈妈年龄太大。临上火车前，她把毛背心寄了出去。

当火车深夜十二点停在南京站时，她眯缝着双眼，摇摇摆摆地在月台上来回走着，生怕老人万一来了。

小南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四天，肖放就收到妈妈的信：“我已经快六十的人，这是第一次穿上别人打的毛背心……”

而那天，那天，躺在他床上的就是这个脸上有些红的姑娘，她说酒喝多了，头晕，想躺一下。

她眯着眼朝肖放看了一眼，又一眼……

小南从上海回来，肖放没事人似地到北京火车站去接。小丫头老远就高兴得叫起来，生怕肖放看不见自己。他此时竟麻木到没有脸红一下。

肖放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品德很高尚的人，但这是与雷锋同志比。自己总不是坏人吧？不反对共产党，他是共产党员；没偷过东西；有时商店服务员多找了几块钱，他没有一丝犹豫，马上就退回去，有谁会觉得自己是坏人呢？

直到他把自己干过的事，那些事的每一个细节用蓝墨水写在白方格纸上，他的手颤抖了。他不相信这是自己干过的。

十可怕的，不是危机，而是危机的余波。

9月21日，小凌来找过肖放一次。“你认识张霞霞、王芳吗？”他还说了好几个女人的姓名。

“这两个认识，见过几次。”

“有什么联系？”肖放看见小凌说“联系”二字时脸微微红了。

“没有。”肖放脸也红了。但确曾有过一次。

罗涛韦附在肖放耳边：“我把霞霞和王芳带到你家……”

肖放开始憎恶自己。

“罗涛韦走私黄金的事情，知道吗？”

“不知道。”

“你替他保存过什么东西？”

“没有。”

“他有一个小盒子放在你家，那就是黄金。”

肖放的脑袋炸了，自己参与了走私黄金。

那是8月，离现在不久。

“肖放兄，有个小盒子在你这儿放几天，行不行？”

“行呵。什么东西？”

他脸红了，“你别管。”

“你信不过我。”

“我过去谈恋爱的信，怕让我爱人看见。你帮不帮忙吧，不帮我拿走。”

“你把盒子锁上，丢了我不负责。”

“嗬，好重呵，多少信？”

这就是我认识的哥们，肖放的脑袋耷拉下来。

“你替罗涛韦、张霞霞等人贩卖过黄色照片吗？”小凌突然厉声问道。

“没有。”

“你要说老实话，组织上是能查出来的。早说早主动。”

“他们让我干过，我没有干！”肖放为自己在这么严肃的问题面前的平静而吃惊。就是这样奇妙，一个穿白色警服的人不怒自威地坐在面前，当问到他干过的事情时，他一阵害怕；当问到他隐瞒的问题时，他是一阵惊慌；当问及他没有干过的事情时，他竟是这样的平静。连提高一下嗓门来回答的必要都没有，更不需要声嘶力竭的辩解。

“请组织上查一下，我的话是否是真的，”他说。

他第一次觉得自己与罗涛韦之间距离这么近，通着一条高速公路。

此后十多天，没有人找过他，他用两样东西打发日子，安慰自己。

一样是抽烟，他整日整日站在窗户前面，把烟喷出去，喷出去，看着一阵白烟雾腾腾地从窗户飞到外面……一样是安眠药，他再也离不开它，一天到晚都是些难堪的问题打转转：会不会判刑？小南会不会离婚？报社的人怎样看自己？尤其是一躺倒在床铺上的时候，这些问题便一个个涌来。

比如，他曾和报社的好友，在一起掐着指头算，有几个人犯过生活作风问题，一个、两个、三个……这一回该加上一个了。

比如，今年八月，中央提出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在学习文件时，肖放曾慷慨陈辞：这个决定好！并引证古人言：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

开始，每天晚上，他吃两片安定，加到四片、八片，不管用了，然后换上安眠灵，两片、三片、五片，最后是安定和安眠灵合起来吃。再最后是，医生不给药了，说吃的太多，对身体没有好处。

肖放一天中最舒服的时候，是吃了安眠灵之后半小时，手开始发软，使劲握一下，握不住了，腿也麻了，头开始晕晕乎乎。他没有勇气再去回忆自己干过的、说过的，他总算把它们吐出来，尽管是在穿白色警服的小伙子帮助下。他说的每一句话，他的每一个动作，想起来就让他自己恶心。

10月13日下午三时，肖放终身难忘的时刻。

小凌来了。他和气地问了肖放的生活，并说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肖放说，刚来时，觉得一下子受不了，现在已经好多了。

小凌又说：“你的问题基本交待了，组织上正在抓紧核实，看来你的态度还是老实的。”

肖放没有说话，他说什么呢。“老实”二字这时已经是对自己最高的奖励。

小凌沉默了一会，慢慢地说：“有一件事，你们单位领导的意见，还是让我提前告诉你，好有个思想准备。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瞒也瞒不住，早晚要知道。你要坚强点。”

肖放心里扑通扑通直跳，几秒钟里，他一下子猜到三种可能：“要判刑！要开除党籍！小南提出离婚！”

小凌终于吐口了：“10月10日，你爱人到邮局给你寄毛衣，怕你在上海冻着。去的路上，她车骑得太快，给电车撞了。腿撞断了。”

肖放根本没有听清楚小凌最后一句话，他猛地站起来抢着问：“伤得重吗？”

沉默。

小凌艰难地一字一字地重复道：“她的两条腿给撞断了。”他马上又说，“你放心吧，组织上会照顾好她的。”

悔恨、痛责、沮丧，他腿一软，“扑通”一下跪下来。窗户边有根钉子，没有完全钉进去，顺着他的额头划下来，足足划了一道一寸多长的口子。血，鲜红的血，滴滴哒哒。这道疤，给这张漂亮的男子面孔破了相。

他自从托小凌发走那封信后，一直忐忑不安，左思右想小南拿到信后，会怎么看？他最怕的是离婚，小南已经成了他继续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这两天，他扪心自问，自己到底爱不爱小南？回答是严肃的，爱。那么，就应替小南想一想，人家凭什么要和一个流氓生活在一起？小南和自己生活下去，她的同事会怎么看？家庭会怎么看？社会会怎么看？她还有脸在单位工作吗？

主动跟她离婚，他的心猛一缩：三年后的一天，他在街上遇见小南，一个男人挽着她的胳膊，两人有说有笑……他突然难受极了。

他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上，到底爱不爱她？想不想让她后半辈子幸福？想不想还她的情？他真的决定了，一回到北京，判刑就更不必说了，不判刑也要主动提出离婚，免得让小南怯生生地提出同样的问题。

决心一下，他突然一阵委屈，好象自己已经亲笔在离婚书上签了字，眼泪差一点掉下来。

第二天一早，他躺在床板上，冷静地想着自己的决定，心里好受了一点，自己总算变得高尚一些。

他后悔，14日那封信不该写。

他不由得把那一件事想起来，这件事时常冒上来，一露头就让他硬压下去，想别的，“我还打过她。”

今年7月，国家体委给了报社一个名额，让派一个体育记者去罗马尼亚访问。报社只有肖放一个体育记者，他满以为是自己无疑。可是，领导考虑，肖放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决定让唐主编去。领导上找肖放谈了一次，问他有什么意见？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点点头，他不敢提，也不好意思为个人的事伸手。

可是，他一回到家，就凶神恶煞似的把一肚子气向小南发来。嫌她拿东西慢，嫌她不干活。小南忍不住撅起嘴，“不就是罗马尼亚没去成，我一回来就看出来了，非拿我出气不可。”

肖放火大了，“谁拿你出气啦？谁拿你出气！”

“去不成就去不成，生那么大气干嘛？”小南还是那副满不在乎的腔调。

“都象你这样没用，哪儿也去不成。”肖放浑身上下都要冒烟了。

小南笑嘻嘻地说：“让你发火，让你发火，就让你去不成，就让你去不成。”说完，她又转身想跑，她是有意跟肖放开个玩笑，想消消肖放的气。

肖放真火了，“我都气成这样，她一点也不安慰我。”

他追上去，把这几天受的气全用在右手上，把小南推了一个跟头。

小南呆呆地坐墙根，一会儿，她站起来，捂着脸哭起来，走进睡觉的房间。肖放的气还没有出完，在心里发狠：“什么事也不懂，我就不理你，我就不去劝你，让你哭个够。都把你惯坏了。”

房间里传出的哭声越来越大，然后是抽泣声。肖放走进睡房，端着架子说：“还哭什么？吃饭了。”

小南没说话，肖放望着小南抽动的身子，心一下软了，“我的手也真狠。”他转身出去，把小南的洗脸毛巾拿过来，走过来给小南擦起来，小南一把夺过去。

肖放一时后悔万分，“我算什么，算什么男子汉，在外面没本事，没能耐，在家里打老婆出气。”他贴着小南的耳边轻声说：“南南，我错了，我不该打你。这两天，我真混。”

小南抽泣地说：“我就、我就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你就、就真打我呀。”

就在那天晚上，肖放去上夜班，十二点时，小南突然来了，她来送雨伞的。两个人一块回的家，雨好大，沾在脸上都感觉不出来。

这件事，肖放比哪件往事都记得清晰。他只敢回忆快乐的时光，没胆量去想这件事。

他记得结婚三年来，还是第一次这样对待妻子。什么原因，他有些模模糊糊，自从认识了罗涛韦，自从看了录相，自从遇上了李晓晓……

今天，他终于全想起来，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清晰得如同昨天发生一样。如果世上有卖后悔药，他会毫不犹豫地剁掉左手去换。

小凌坐在肖放身边，一句话也没说，没有劝，他知道此时劝是没有用的。小凌就这样坐着，一坐陪着肖放坐了整整三个小时。直到有人送饭来了，他才悄然站起，对哨兵小声说了几句。

小凌又走回肖放身边，轻轻地说：“老肖，我读过一本书，我记不清书名了。上面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停了一下，“那句话是，‘可怕的不是危机，而是危机的余波，往往余波就能把人一下子打倒。因为人们已经为应付危机而精疲力尽了。”

肖放猛一振，似乎明白了什么。

这一晚，房间的门大开着，有一个战士时刻看着肖放，这是一双充满友好、体谅的眼睛。

深夜两点，他看了看表，一点睡意也没有。他背靠着墙坐着，呆呆地、毫无思想地坐着。枕头上满是掉的头发，每天扫掉一层又添一层。他毫无目的地把头发拢到一块，足有一大把，然后用嘴吹散了。他忽然想到，身上有一张她的照片该多好。过去，他看见男人们把妻子的相片夹在钱包里，就讥笑是农村老二哥的习惯。今天，笑自己吧。

他毫无意识地把头发拢成一个椭圆形，噢，有点象小南的脸。胖了一点，她是瓜子脸。眼睛，眼睛不大，细长细长的，象古时候说的美人。据她自己说是双眼皮，可他总发现不了。就摆个双眼皮。嘴小小的，摆大了。

他摇摇头，感到摆的不象。小南总是笑着，肖放摆不出她的笑容。可是，朦朦胧胧中，她在向自己笑，受了那么重的伤，还笑。

一滴，两滴，一串，两串，他哭了。

十一他要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10月18日上午9时，房间的门打开了，进来的一个公安战士说：“老肖，你们单位来人了，要带你回去，算一下伙食费。”

肖放忙着找钱、粮票。

那个公安战士一笔一笔算帐时，他根本没听，只是“噢、噢”应付着，他只想着一个问题。当那个公安战士算完帐，眼看要走出门口把门又关上时，他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同志，我想问一下。”

“什么事，老肖？”

在报社里，肖放是最年轻中的一个，在这些公安战士中，他又是最大的一个。

“我们报社来接我的是谁？”

“是一个姓唐的总编辑。”小战士把主编和总编搞混了。

肖放最后一点侥幸心理也破灭了。

大桌子对面坐着的正是唐主编和小凌。唐老头的形象还是那样难看。一套笔挺的中山服，花呢料子，穿在身上，他也变不成杨子荣，依然是一副小炉匠的模样。他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看见神志紧张的肖放进来，总算打了个招呼：“肖放，坐下。”一说话，露出发黄的牙齿，还缺了两颗。

看到唐老头第一眼时，他产生了轻微的敌意。他告诫自己，要象个男子汉，不能让唐老头回去当笑料传。

可是，他一坐在那里，头不由自主的就低下了，两只手放在腿上，象小学时规定的那样。毕竟，他在等候一场宣判。等待着医生的化验结果，恶性的？还是良性的。

10月13日以后，他对什么都麻木了。如今，血又回到他身上。这场宣判将决定他后三十年的生活道路。人，一辈子，毕竟没有几个三十多年。

当肖放垂着脑袋跟着两名公安人员出现在唐老头面前时，唐老头竟产生了怜悯。他想热情地叫肖放一声，觉得不合适，又想上去握握他的手，可他忍住了。

当他得知肖放所干的一切事之后，一种厌恶之情一涌而上，如果在那一会由他来定给肖放什么处分，他会毫不犹豫地判肖放十年刑。这是他平生最痛恨的一种错误，人世间所有错误中最让他不齿的一种。

多少天后，他接触了肖放写的交待材料，又怀着忧虑的心情来看待发生的一切。男女之间的事，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中要算是封闭得最死的一块领地。可是一旦稍稍开了一个口子，一些青年就学会了西方社会中最下流的那一套。而且，首先被诱惑的是自己的子弟。他继而想到，这样下去，必然接踵而来的是道德的沦丧，家庭的分裂……

可是，他又不同意抓人，用判刑来解决意识形态里已经拉开序幕的一场复杂的斗争，效果未必好。他痛感某些人头脑太简单了，但他不敢讲。

唐主编开口了：“小凌，你说。”

小凌忙答：“你说，你说，老唐。”

唐主编一定是严肃起来了，肖放不看他，也能觉察出他脸上的神色。不然，他的话一出口就那么戳人。

“你的错误性质是极其严重的。”头一句话就让肖放心惊肉跳。

“你和流氓团伙在一起看了十四部黄色录相，特别是1982年2月，中央下了文件，三令五申不准看黄色淫秽的东西，你还肆无忌惮地看并且还传给别人，误人子弟。以后又替流氓团伙私藏黄金，罗涛韦已经判刑了。”唐主编越说越气：“肖放，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是不是革命干部？你怎么敢明目张胆地触犯国法呢？”他用手一指，“小南的事，你要负责任。”

“我在文艺部全体同志会上，宣布组织上已经对你拘留审查的决定时，没有一个同志说话，都沉默了。大伙替你惋惜，你对得起谁？你说！”

他越说越快，越说越气，越说脸越红，索性站起来。“文革”中批了他多少次，也没改掉他说话喜欢站起来，手指着人家鼻子的习惯。

肖放心里一个劲在叫唤：“完了，完了，这下可真完了。”

小凌微笑着叫了声：“老唐。”

唐老头这才坐下，“但是，组织上考虑到你一贯表现不错，又是初犯，又有一些客观原因，加上你交待得比较彻底，认识得也比较深刻。对年轻人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你宽大处理，免予你刑事处分。给予你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他说完，又补充了一句：“小凌，你也说两句。”

肖放差一点瘫在椅子上，他原以为无论如何，判自己一年刑就是最大的宽大。他又发呆了，就象刚刚进来那天晚上，四十三天中，不论喜事悲事，他都失去了往常的敏感。“老肖，我是同情你的。我看过你写的许多报告文学。尤其喜欢刊登在《文汇月刊》上的那篇写中国冰球队的。我佩服你的头脑，我鄙视你的心。我不忍心看着你对抗组织，再滑下去。你和罗涛韦他们那一伙人不一样。他们是五毒俱全。他们干的许多事，你根本想不到。这种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是渣滓，更不用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了。罗涛韦开始说你替他们卖过黄色照片，保存过黄金，后来又说记错了。那个张霞霞，是北京出名的女流氓。她和二十几个男的……，”他在寻找适当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胡混！”

小凌掏出一个小本子，“我记了罗涛韦交待材料中的一段，现在可以念给你听听，‘肖放第一次在我家看黄色录相时，我发现他都看傻了，觉得这个人可以培养培养，又能写点东西。罗涛韦说，‘我每认识一个新朋友，我都想培养他，养成习惯了。一方面是拉拢人，显显我的本事，让朋友们说我够意思；另方面我喜欢看别人和我一个样，有共同语言。老肖，交朋友要当心啊，世上有许多人想法子利用人们的弱点。”

唐主编说：“小肖，咱们走吧。收拾一下东西，下午两点钟的火车回北京。”

肖放木然站起来，唐老头突然紧紧握住肖放的手，他第一次听到唐老头这样柔声细气地说话，象个老太太：“列宁说‘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的！同志们等着你回去呢。”肖放仿佛不认识唐老头，他为什么此时此刻才发现唐老头这么善良，认识一个人多难啊。

肖放拎起箱子，走出十平方米的小房间。一时，他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心情，这间小房子是每个人最不愿住的地方，它标志着耻辱。他恨这间十平米；他一溜烟地小跑着冲出这间小房子；可是在他要走出铁大门的时候，他又情不自禁地回了一下头，正是在这十平米，他度过了三十年中最不平凡的四十天，从而获得了对某种病毒的终生免疫力。

下午十三时四十分，一辆小吉普车在上海火车站前停住了。肖放拎着皮箱提包，低着头快步走进休息室，他觉得每一个上海人都已经知道肖放这个名字，都在看自己，都读过他写的长达四万字的交待材料。

小凌在站台上来回踱步，显然是想等车开了才肯离去。唐主编催他好几次，赶快走吧，他都不回答，只是微笑着，摆摆手，又指指表。

14次特快下午两点四十五分开车。两点三十九分，肖放从座位上弹起来，冲下火车。列车员友好地提醒他：“同志，还有几分钟就要开车啦。”

站在那个年轻的公安人员面前，肖放腼腆得几乎喃喃地说：“我只知道你姓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他笑了，“我叫凌东。”

“有一句话，我在看守所里一直没好吐出口。你是审判员，我是在被告席上，现在可以说了，我谢谢你，真心地谢谢你。”

一连串地摆手。“别，别，别，还没有你这样的人谢过干我们这一行的。”

“我还有一句话，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与你们打交道了。”凌东先是一愣，继而哈哈大笑。

肖放猛地伸出手，“握个手吧！”他还是第一次对一个比自己年轻五、六岁的人产生尊敬之情。

车在动，座位在动，车站在动，小凌在动，别了，上海。肖放仿佛是一个重病号，身上长了二十多斤重的肿瘤，赶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求医。手术整整动了四十天，肿瘤拿掉了；再也无后顾之忧了，尽管这手术是不打麻药的。

上海站看不见了。肖放如释重负。他累了，蒙头大睡，一直到吃晚饭时。

七时，车到南京站，停车十二分钟。

肖放一个人在站台踱起步来。肖放本能地回头望了一下，身后没有一个人。他真自由了。再也不会有一双警惕的眼睛在小窗口里时刻看着他；再也不会上厕所时，旁边也要站一个持枪的同志。

他想起了一句话，一句名言，是成吉斯汗临死前说的：“年轻真可贵，哪怕脖子上套着枷锁，前途依然闪烁着光辉。”当他自由自在的时候，他十分推崇这句话。

短短的一个多月，改变了人们多少观念。

过长江大桥了，车厢的灯全息了，为了看大桥的夜景。江上渔火点点，月光洒在江面上，分不出哪是火，哪是月色。江面显得格外平静，好象只有三尺深。十五年前，他就是从这里出发的。爸爸没有来车站送他，只有妈妈和小妹来了。那时妹妹小，只有十岁，现在已经结婚了。

临行前，他和爸爸站在毛主席像前，一起唱了一曲《东方红》，踏上北去的闷罐车，当兵去！

当兵苦啊。半年的炊事员，一天休息不到六个小时。以后，又当了三个月的饲养员。累又加上脏。

1972年，他入党，才十九岁。

当肖放的爸爸、妈妈在连长的陪同下，突然出现在饲养场，他们全惊讶了：自己的儿子竟能挑着两个装得满满猪食的大桶，走得飞快，怕有一百多斤吧。在家怎么没见这小子干过呢？

肖放觉得当年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真有天壤之别，他不知道自己怎样从过去的“我”变成了现在的“我”。当年，他是何等的革命呵。

吃过苦的人，并不意味能抗拒任何腐蚀。尽管他的档案里放的尽是“五好战士证书”、表扬、嘉奖，可是这一回，他轻易地打了败仗。这一回开始得那样平淡，他来给送稿子，托他买摩托；与他“合作”小说，让他弄录相带；然后是……

档案里放上了一份四万字的交待，不管走到哪个单位，管人事的人一打开，都会皱起眉头。那东西虽然是藏在档案里的，而档案又是锁在保险箱里的。但是，到了一个谁也不认识的新单位，用不了十天，保险箱里最拔尖的细节就会不翼而飞，家喻户晓，脍炙人口。永远地、永远地，象影子一样忠实地跟随着主人。那是谁说的，记不清了，“你若失去财产，你才失去一点，你若失去名誉，你就失去许多……”

车厢里暗下来，只有车窗下的小灯发着暗黄色的光。黑暗中，肖放壮着胆子，轻轻地问唐老头，小南的伤好了没有？

对面没有回答。肖放又问了一句。还是没有声音。肖放的心一下提到了嘴边，怦怦地跳得直发疼。他不敢再问了，他模模糊糊地感到不好了。

唐老头使尽全身气力，艰难地说了一句：“她不行了！”

唐老头不敢再说下去，再说他就要哽咽了。他自己说过，他这个人从来不哭。因为小时候要饭把眼泪哭干了。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都不掉一滴泪。

他替小南难过。他可怜那个纯洁的姑娘，见了面清脆地叫他伯伯的女孩子，她把自己的终生托付给一个花花公子。他至今不明白，为什么姑娘们，有时世上最好的姑娘也会爱上花花公子。他要是有女儿，说什么也不能嫁肖放这样的男人。

肖放一下子又麻木了。四十三天中，他想了许多，即使小南瘫了，他也要和她生活在一起，好好地待她。他甚至已经想了好多好多措施，以及实施这些措施的情景和细节。他原以为自己还有机会还债，还给他欠小南的，如今都成了泡影。

胸膛里撑满了东西，都挤在喉咙里，他哭不出来。他想叫，竭尽最大的能量喊一个人的名字。可是，四十三天中，他学会的就是控制自己的情感，而不是发泄。他还是麻木着，仿佛一切都是在梦中，醒来就都好了。

他听见唐老头叫他，“这是小南的日记，拿去看看”。

肖放从卧铺下来，坐在亮着黄色小灯的车窗前，哆哆嗦嗦地打开日记本，看见那熟悉而又幼稚的笔迹，如同她就站在面前，轻轻地述说，述说她生命的最后历程，述说她临告别这个世界前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

九月九日

小淳的领导唐伯伯今天晚上找我谈话，通知我小淳已经被行政拘留，并大概齐说了一下小淳犯的错误。我只是一个劲地笑，咯咯地笑，不知为什么就是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走后我才回想起来，怪不得今天早上，人们见了我，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我。他们什么也不跟我说，可他们什么都知道了。

我对唐伯伯说，我不相信小淳会干那种事，干那种明目张胆违法乱纪的事，更不相信他会和一个坏女人鬼混。他知道这是件很丑的事。

唐伯伯叹了一口气，走了。

九月十三日

许多人都不敢理我了。谁见了我都把头一低，好象小淳干的那些坏事也有我一份。看来，唐伯伯说的全是真的。今晚，我去一个同学家，她妈妈对我说：“小南，你以后别来了，我家老头身体不好，怕吓。”我好象得了传染病，都怕沾我。我只好去找哥哥。他们也知道了。嫂子第一句话就是：“还不赶快离婚？”我没有说话，哥哥就骂我窝囊废。我只好走了。原想请他们给我出出点子。

我没有什么大的理想，只想和小淳好好过日子。我对小淳也没有其它要求，只要他好好待我，不要打我就行了。我以为我对他好，他就会对我好；我对他真心诚意，他就会对我真心诚意。我的命怎么这么苦。

我把他们睡过的那个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用火烧了。我恨小淳！我就恨他，我真的恨死他了。

九日十八日

好多人劝我离婚，说不能和流氓生活在一起。他们对我讲了小淳干的那些事的具体过程，看来一切都是真的事。这些天，我一直抱着幻想，那是误传，是假的。

我觉得小淳还不是流氓。这些天，不知为什么，我常想起我们俩在一起的日子，他对我的体贴。

也没有个人帮我出点子，难死我了。

九月二十日

我今天真受不了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亲口告诉我，说肖放和罗涛韦这个流氓头子一块轮奸了七个女人。还说千真万确，是报社党委会上宣布的，并让我保密。

我实在受不了，就去找唐伯伯。唐伯伯一听就火了，他大声说：“你相不相信组织的话？相不相信我唐老头的话？我今年五十八岁，还从未骗过人。肖放确实干了混蛋事，混蛋得我真想揍他一顿。但是他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我觉得我太幼稚了，我也得提高提高自己。

九日二十六日

我决定了好久，去见一见那个叫李晓晓的女人。我想了好多次，就是没有胆子。让嫂子陪我去，她又不干。

今天上午我终于去了，看看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我在传达室让一位大伯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她说让我进去，我对大伯说我不进去，请她出来几分钟就行。她出来了，老远老远我就望见她，等她离我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我看清了她的脸，转身就跑了。我看她不比我好看，可能比我能干。可我瞧不起她，破坏别人的幸福，破坏别人的家庭。我也恨小淳，为了一点刺激，连人格也不要了。我不能把小淳扔给这样的女人。

九月二十九日

我又跟唐伯伯好好谈了一次。使我知道不能光从感情上原谅小淳。这样对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好处。

听别人说，唐伯伯在文艺部支部大会上也作了检讨，说没带好小淳，主动请求处分。他还对我说，“文革”中，他让年轻人斗苦了，对有的年轻人没好感，所以懒得管他们的闲事。同时觉得年轻人也不好管。

我也应该找找教训。比如，我过于注意小家庭生活，从来没有在政治上帮助小淳。我看出罗涛韦那伙人不好，也不劝他不要和罗涛韦来往，什么都顺着他。这些，我今后要好好改。

九月三十日

真有意思，今天，我主动和小淳的两个同事打了招呼。他们都一愣，忙把头抬起来，脸通红，结结巴巴地答话。我是有意这么做的，我如果整天垂头丧气，人们就会觉得小淳的问题特别多。我就要抬头给他们看，我是清白的。过去我不敢，今天我敢。

十月九日

这段时间，我觉得我是坚强的。我没有一天上班迟到，没有耽误工作，没有请过一次假，还参加了高中考试。我这两天想了一个问题，一个姑娘不能把自己象一根腰带拴在丈夫身上，应该有自立的精神，不能当男人的附庸品，这对家庭、个人都没有好处。

听唐伯伯讲，小淳的问题基本弄清了，不会给刑事处分，之所以拖了这么久，都是因为罗涛韦把事情搅混了。过几天他就能回来啦。

我要好好跟他谈一次，好好地哭一场，以后再也不哭了。

他要是在我面前跪下来，我就要揍他耳光。

闸门被撞开了。眼睛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见。他怕让外人听见，使劲用手绢捂着嘴，哭声变成沉闷、断断续续的抽泣，让人听了格外难受。

他得到了她，他不知道她的价值。当他想珍惜她时，他失去了她。

他不知道她临死时想到自己没有，是怨恨，还是咒骂。他有一肚子话要说，有数不清的事要做，可是她把头一扭，走了，不让自己干了，不听自己讲了。真正的凶手是自己，他想向唐老头申请判五年刑、十年刑。

他觉得小南唯一的错处，是她不应该对自己这么好。他真想对那些没结过婚的女孩子们说，千万不能找他这样的纨裤子弟，表面上象个人似的……

肖放在心里大声劝诫自己：别哭、别哭，再哭，就是对不起小南。他要做一个男子汉，真正的男子汉；一个什么挫折也没有尝过，扶摇直上的男人，还算不上真正的男子汉；他要做一个小南希望的男人，坚坚强强，堂堂正正，清清白白，无一处不可对人言，无一处需对人隐瞒。

那是谁说的。现在记不清了，“你若失去财产，你才失去一点；你若失去名誉，你就失去许多；你若失去了勇敢，你就失去全部”。

分类：小说 作者：张 挺 期刊：《啄木鸟》1985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