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曾为阶下囚

编者按：

本文摘自传记文学《沉浮》一书。书中主人公杜建时1907年生于天津杨村。1935年毕业于国民党陆军大学第十期，后留校任教官，兼蒋介石侍从室参谋。1936年入美国利文沃思军事学院学习；1937年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攻读国际政治，后获博士学位。抗战中曾任国民党第九战区副参谋长、陆军大学教务处长、国防研究院副主任、国民政府中将参军等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担任蒋介石与来华美军高级将领之间的联络工作。1943年11月曾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1945年4月作为中国代表团军事专门委员参加了联合国第一次代表大会。1946年10月任天津市长。1949年平津战役中被俘入狱，1961年12月获特赦。1983年经最高人民法

院批准，杜建时的“战犯”名义改正为“爱国人士”。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本文描写的是杜建时被俘后的狱中生活。

一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拂晓，人民解放军集中了绝对优势兵力向拒不投降的天津国民党守军发动了总攻。国民党守军凭借的“大天津堡垒化”的工事，霎时间灰飞烟灭了。十五日上午十时，解放军攻克了天津市内最顽固的据点海光寺，占领了天津警备司令部，俘虏了警备司令陈长捷。十五日下午三时，解放军发动总攻后二十九小时，天津宣告解放。十六日，国民党天津市长杜建时在市府附近的一间地下室里被解放军俘获。

可以想见，一个中国第二金融大市的市长，一旦成了阶下囚，那种天上地下之感是何等鲜明，何等强烈，又是何等的复杂！

十四日上午十时，解放军猛烈的炮火正炸得城防工事满天翻飞时，杜建时在市府召集了最后一次市政会议，讨论“还能不能守”的问题。没容杜建时说话，一发炮弹落进了市府门前的花园里，炸烂了社会局长胡梦华的车。接着，一发又一发炮弹打来，直震得屋顶墙皮噼噼啪啪往下掉，与会者再也坐不住了，一：个个夺路而逃。杜建时回到办公室，拿起笔，亲自写了给蒋介石的最后一封电报稿：

先生：建时守职无状，天津无法固守，恐今晚将被突破。建时蒙您多年培植，予以重任，无以报答，今竟如此结束，愧疚万状。遥祈钧座，不胜依依。

杜建时三十七年一月十四日

(中华民国一编者注)

写到最后几个字，他手抖得几乎拿不住笔了。他扔下笔，颓然靠在椅子上。

这是他在国民党天津政府任职内的最后一件工作，是他给蒋介石的告别信，是对蒋介石栽培、提拔、重任他十几年的报答。正当他忙着把和蒋介石来往的机密函件焚毁时，突然一阵唿啸，紧跟着“轰”的一声爆炸，脚下、墙壁、整座楼都剧烈震荡起来，“砰——”，墙上的蒋介石巨幅照片猛地落到地上，摔得粉碎。杜建时顿时呆若木鸡，怔怔地盯着满地的碎玻璃和摔在地上的“蒋先生”，大概此时他脸上的绝望之色太吓人了，亲随人员忙从后面抢走他的手枪，边拉边劝地把惊魂不定的市长拥到地下室。以后的两天是在惶乱、不安、恐惧、等待中度过的。

天津解放，杜建时被俘。在地下室被解放军发现、被押到军管会转而押送看守所这一路上，杜建时的意识中竟是一片空白，他感到的只有轻松：责任没有了，重担卸掉了，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报答了，自己的前途、命运也全交给共产党了。接之而来的就是浑身疲软。他实在太疲倦了。三年的市长重负，天天疲于奔命，一会儿粮食没有了，一会儿钱“毛”了，一会儿学生游行了，一会儿工人闹事了……、两个月的被围困，更是食不知味，寝不暖席。他的神经已经绷到了最强点。被俘的当天晚上，当一位干部绵声细语地给他们讲共产党的政策时，他昏昏沉沉，强撑着眼皮，全部残留的意识都用来抑制打哈欠了。这位干部走后，他倒头就睡。这一觉，从头晚十一点到转天中午一点，他整整睡了十四个小时。这可真是一场灵魂出窍的酣睡。他刚睁眼那会儿，他怎么也想不起自己是在哪里了。眼光顺着天花板、墙壁、窗子移到窗下的桌子、对面的一只铁床上，他突然想起来，被俘了！我被俘了！顿时，眼前出现了十四日上午他在中原公司顶楼观看解放军攻城的情景，西门监狱附近，烟雾腾腾，炮弹忽啸而过，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炸得满天飞的碉堡……这就是他苦心经营了一年、深得蒋介石嘉奖的城防工事！一阵绝望，压得他几乎喘不出气来。

“杜建时，”外面管理员伸进头来说，“吃完了饭叫我一声，我好把碗收走。”

听到有人叫“杜建时”，他心里一愣，除了军事教官以外，他还没有听人家这样不客气地叫过他，随后他马上想到：“我是俘虏……”于是，就象有一扇千斤重的大磨盘压到了心上。他勉强扒拉几口饭，重又倒在床上。这一回可是翻来覆去，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俘虏！我是俘虏！”脑子里乱哄哄的老是这句话。他知道解放军不杀俘虏，可是还有一句“首恶必办”呢，自己算得上“首”了，算不算“首恶”呢？十四日下午，解放军攻入城后，巷战激烈，杜建时按捺不住，又从地下室钻出来观看。只见一座座碉堡里吐出一条条火舌，进攻的解放军士兵成片地倒下……共产党要算账的！人不能白死！想到这里，他感到浑身一阵发冷。不知怎么回事，古今中外战史中那些虐杀俘虏的事，一件一件从记忆深处蹦出来，南京大屠杀中那些成片倒下的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人员；驻菲律宾科雷吉多尔美国战俘的“死亡行军”；还有米尔恩湾那些被刺刀刺死的澳大利亚战俘，阴茎都被割下来缝在嘴上，脖子上挂着牌子：“死也不让你痛快死！”霎时间，杜建时好象看到了那一具具血淋淋的尸体，那令人毛骨耸然的牌子……他拼命摇了摇头，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事，不断地对自己说：既然你走上这条路了，就别害怕了！共产党不是优待俘虏嘛，你也没亲手杀过共产党，共产党干嘛要杀你！你是文官，打仗是警备司令的事，主要责任应该他负！他拼命安慰着自己，打着气，但是内心深处的恐惧却无法驱走，不停地噬咬着他抖颤的神经。

第三天，他被带到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找我干什么？审问？”杜建时忐忑不安地想着，走进了门。迎面办公桌前，一个人半蹲半坐在椅子上，膝盖上两个大补丁，十冬腊月的，竟没穿袜子，光脚板穿一双家做的土布鞋。看守所李所长介绍说：“这是预审科吴科长，今天找你来谈谈。”吴科长打了个招呼，让杜建时坐下，自己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小纸条，掏出个盒捏了点烟丝，一转一辗，搓了根烟，凑到炉子前点着吸起来。杜建时瞪直眼观察着这位预审科长，此人物非同小可呀！看到吴科长对他态度温和，他那紧绷的神经才不知不觉松弛下来。吴科长凑到炉前点烟时，杜建时注意到，炉子上还烤着半拉黄乎乎的窝头。他心里一动：“怎么？他们还吃窝头？”

李所长先说话了：“杜建时，你的问题现在我们解决不了，你先住下来学习学习，以后怎么处理你们，得听上边领导的意见。以后每天发给你们报纸，你要安心在这儿学习。”李所长个子那么大，声音倒是细绵细绵的。听了他的话，杜建时真感到心里安定了。听说有报纸，他心中很高兴。这样他起码不是瞎子聋子了，总可以知道点外面的情况了。以后吴科长李所长又和他聊了聊，问问他昨晚冷不冷、睡得好不好，现在有些什么想法。态度始终很和气，象聊家常一样。杜建时渐渐的话多起来，他看着炉台上的窝头，忍不住问吴科长：“怎么，您还吃窝头？”

吴科长笑了：“我们刚进城，各方面供应都还没跟上，供啥吃啥嘛。”说着，那黑瘦的脸上泛起了一丝苦笑，“我有胃病，烤上块窝头，一难受吃口顶顶，胃就不疼了。打起仗来，吃饭没时没晌，就着冰碴子啃窝头，就落下这么个病根。”

杜建时忽然感到心中浮起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惊异、钦佩，好象还掺杂着恐惧、隔膜和一种酸溜溜的味道。这是他头一次接触共产党，头一次接触，共产党就以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作风震慑住了他。

几天以后，外面有人给杜建时送包裹来了。腊肉、罐头、毛衣、背心，装了满满一包。李所长叫杜建时到他的房间去取包裹。进门一看，所长房间里只有一桌、一凳、一副铺板，桌上光光的，铺板上只有一床迭得象豆腐块似的薄军被，铺的是一床质地粗劣的灰色薄棉毯。监狱看守所长虽算不得大官，但是监狱看守所长十冬腊月睡光板床，连褥子都没有，实在闻所未闻！

这一回，杜建时话都说不出来了。这两次强烈印象深深震撼着他的灵魂。古今中外，攻破城池的得胜部队，即使不放手抢掠、不大发得胜财，总也得改善改善生活吧！作为原市长，他心里清楚，天津城再缺粮，中央信托局仓库里的美援面粉还有七十多万袋呢，各纺织厂、商店里的呢绒布料数不胜数。但是，如今掌握了这一切的共产党干部，仍然穿着破军装，啃着窝头，睡着光板床，这样的纪律严明、这样的艰苦朴素，实在是罕见的，这样的军队，焉有不胜之理？

杜建时突然想起了他自己，想起了进看守所时拎的那只小皮箱，李所长当时还给打了个收条：

今收到杜建时棕色皮箱一个，内有黄金十两、金表一只、白金戒子一个、衣服三件、西裤一条。

李侃

1949，1，16

这时候，杜建时觉得口袋里这张小纸条象炭火似地烧起来，他想起自己在北平锡拉胡同的那所三进二十二间大宅院，想起天津那所带屋顶花房的洋楼、陆陆续续买的那些股票，托人汇到国外去的钱……一阵冷汗冒上来，他觉得每个毛孔都冷瘆瘆的。

杜建时一向认为自己廉洁奉公，不贪污不受贿不勒索，为此，他清高、他自负，他极端鄙视前任市长张廷谔。那位张市长，上任的第一件事，也是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接收”。张廷谔的接收班子，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是他的亲戚朋友把兄弟。他们前门接收，后门盗窃，左手笑纳日本人的贿赂，右手公开变卖接收的设备、器材、产品。敌伪商店接收后十室九空。据张廷谔的同伙事后透露，仅变卖接收物资一项，张廷谔在短短几个月中就贪污了黄金四百两。国民党接收之混乱、仓库盗窃之严重，迫使行政院长宋子文不得不通令全国，成立敌伪产业处理局，统一处理接收物资，并让当时的天津市副市长兼第十一战区驻津唐榆代表、北宁线护路司令杜建时任冀平津区处理局的审议委员。当宋子文赶到天津让杜建时派兵看守仓库时，杜建时根本不敢动用“国军”，他派刚刚收编的伪军执行这个任务。他对宋子文说：“他们长期在日本人的严格管制下，比国军老实，不敢为非作歹。”平、津、沪、穗的滥肆“劫收”，激起民愤，使国民党迅速失掉民心，同时也损害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一九四六年三月，戴笠掌握了张廷谔贪污的情报。他把张廷谔叫到北平他的家里，干晒了三天不理睬，吓得张廷谔心惊胆战。大概后来戴笠请示蒋介石，因为张廷谔是张伯苓先生(南开大学校长)保荐的，蒋介石不愿得罪张伯苓，遂将张廷谔放掉。戴笠随后就到了天津，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到天津，处理九十四军副军长杨文泉纳妾的事，说是“奉委座谕，将杨文泉扣押法办”。当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拉着张廷谔、杜建时等去为杨说情时，戴笠故意不见，还大声说：“不管是谁，违犯纪律都得严惩！”为了吓唬牟、张等，他当场命令把一个在津纳妾的军统特务扣押镣审。这下又把张廷谔吓得够呛。

这年夏天，国民党监察院向各地派出了接收清查团。天津清查团是八月中旬到的，团长是河北监察使李嗣聪。天津这时闹得真有点太不象话了。有个海军部派来接收的中校叫刘乃沂，半年之间，顿成巨富，好几所房子，好几辆汽车，黄金数百两，珍珠数桶。这还不算，他又找了三个妓院当家，轮着番地逛，成天吆三呼六，大吃大喝。李嗣聪来了后，一再扬言“打老虎”，还设了告密箱，先拿刘乃沂开了刀，抓起来押到北平枪毙了。张廷谔老奸巨滑，贪污经验比刘乃沂多得多，大概还是蒋介石不愿得罪张伯苓，这次清查团又没动张廷谔。但此时他已成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清查团走后的第二天，九月一日记者节。张廷谔害怕新闻界，不得不去应酬。下午四时，当他在利顺德饭店招待记者时，席间竟语无伦次，不知所云。晚上七点，记者工会在中国大戏院举行庆祝游艺大会，台上《大公报》记者严仁颖的《草裙舞》正扭得带劲，台下忽然一阵骚乱——不知是浓郁的夏维夷风格撩拨的还是那急速的节奏刺激的，张市长的喉咙里突然发出了几声古怪的骨碌声，跟着人就往座位底下“出溜儿”，身边的姨太太惊慌地叫着去扶，可是市长老爷已经“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了——市长精神紧张过度，脑血管痉挛了。

想想在那个会上，杜建时是何等的坦然。有人讲了个“军长怕老婆”的故事，杜建时就上台回敬了个“记者怕老婆”的笑话。看着倒在身边口吐白沫的市长，杜建时在一边直可怜他：“哎，为了几百两金子送了命！”在“劫收”风初起的时候，杜建时为了表明不同流合污，把他的两个副官送到警察局严惩了。这两个副官都是他在东北讲武堂的同学，看到他来天津当护路司令，就跑来投奔了他。杜派他两人去日本军部接收汽车，这两人顺手牵羊，把堆放在旁边的七八副旧汽车轮胎一起装走，然后就偷偷地卖。刚卖了一副，这事就被杜司令知道了。杜司令立时翻了脸，将二人撤职并送到警察局，吩咐严惩。立刻，天津纷纷传扬，报纸上以《杜建时司令严束部下》为题报道了这件事。从此，杜的司令部里无人再敢明目张胆地贪污。

杜建时声大气粗，腰杆挺直，自认清明廉洁，且无恶癖恶习，为人无懈可击。可是今天面对着真正清明廉洁、毫无私产的共产党，他才第一次为自己的财产感到强烈不安。他在重庆期间，六次到美国开会、考察，每次蒋介石都给他不少美元。六次下来，他腰包里的美元汇集了起码有五六万。北平锡拉胡同的房子，是他任冀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审议委员时，低价购进的敌伪产业；天津的那座楼，是他的副司令用司令“特别办公费”给他买的。国民党各级主管官员都有多少不等的“特别办公费”，用于应酬及各种花销。花不了揣自己口袋里据说不算违法。这笔钱比市长、中将的薪水可多多了。笔者曾经问过一些知情人：“杜建时在天津时经济上怎样？阔不阔？”人家说：“当市长还不阔！”大约说的就是有这笔“特公费”。那时天津市政府科长以上官员基本上每人都低价购进了一所房子。杜建时不愿叫外人知晓，买这所房时，还用了别人的名字。这在国民党里实在不算罪过，可是在共产党……不安带来了一阵恐惧，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财产来得不那么正当。他怕共产党斗他。

杜建时可不是那种自我反省型的人。他前四十年太顺利，几乎不知道挫折失败为何物。他聪明灵活，又认真谨慎。在家乡杨村念小学，到天津上南开中学，到北大上化学系，到东北上讲武堂、陆大，赴美国就读于利文沃思军事学院、加州大学，直至回国给薛岳当副参谋长、陆军大学教务处长，到给蒋介石办国防研究院，什么时候、走到哪里，他都能左右逢源，成绩斐然。当年考陆大第十期时，蒋介石为了搜罗人材，规定了极严格的入学资格与考试要求。在华北初试时，一天四门课，考了一星期。结果杜建时在几百名报考军官中名列第一，张学良脸上增了光，高兴地说：“我东北军有希望！我有了杜建时这样的学生，还怕什么！”陆大毕业时，杜建时作为学员代表，在毕业典礼上汇报学习心得。这一天，陆大校长蒋介石戎装盛服，端坐在贵宾席上，听着这个仪表不俗、思路清晰的年轻人头头是道、生动活泼的发言，禁不住频频点头，脸上漾着笑意。会后，他亲自接见了杜建时，吩咐杜建时毕业后调入侍从室。以后经不住陆大教育长杨杰坚决要求，蒋介石放杜建时回陆大教书，但还给杜在侍从室留个名义，让他每月白领一份干薪。一九三六年，这个活动能力极强的年轻人又争取到了去美国利文沃思军事学院读书的机会。这个军事学院是美国高级军人必经之路，不在这个学院学习，要想获得军队的高级职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九三七年毕业后，蒋介石认为国际战争将起，中国军人懂得国际知识的太少，命他继续在美国学习国际政治。他选择了加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论文是《世界形势展望》，中心论点是日本将南下对美国发动太平洋战争，这在当时的美国确实有点反潮流的味道。但是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证明了他的论断，于是一九四五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陆军专门委员在旧金山参加联合国第一次大会时，加州大学为他补发了博士学位证书。一九三九年回国后他在薛岳部任副参谋长，三十二岁升任陆军中将。太平洋战争后他担任蒋介石与来华美国高级将领之间的联络工作，接待过史迪威、赫尔利、魏德迈等与中国历史有密切关系的美国人，频繁往来于重庆与华盛顿之间，参加盟军的各种军事会议，颇得蒋介石信任。一九四二年，蒋介石正为民国官员在国际交往中出丑大发雷霆、为民国军人不懂世界作战着急时，杜建时适时提出了应该培养既懂国际事务、又精通陆、海、空作战的高级军事通才的意见，并递交了一份建立新型国防研究院的详尽切实的计划书，这是他参考了他的好友、美国驻华使馆首席武官荻拔斯提供的美国国防研究院材料，领会蒋介石的意图，考虑中国实际情况，赶制出来的。这个计划书使蒋介石朵颐大开，即命杜建时草创国防研究院。三个月后，这个凌于陆军大学之上的中国最高军事学府、军事研究机构就开学了。从教学研究的方针到内容、方法、组织设施，完全是一套全新的、美国式的，显示出了与旧陆军大学迥然不同的勃勃生气。为此，蒋介石愈发赏识这个年轻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蒋介石急电将杜建时从美国联大召回，急命他为先锋，开辟北宁(北平到沈阳)路，以便运送大后方的部队到东北前线与共产党争夺地盘。这个任务完成后，一九四六年十月，他以一个军人的身份，担任了天津市长，时年三十八岁。没有后台，没有靠山，军方、政方都没有什么很深的关系，可是，十几年间，他由东北军一个小小的少校，几个箭步就窜到中国第二金融大市市长的位置，并深得蒋介石信任，被人视为“嫡系的嫡系”。有人说他运气好，他一笑置之，他感激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知识，自己头脑的聪敏灵活，善于审时度势，能及时选择最合时宜的行为方针。他没有时间、没有机会自我反省，也根本没产生过自我反省的念头。成功孕育自信，挫折才促人反省。今天作了共产党的阶下囚，在痛苦、恐惧与惶惑中，他才开始反省自已。

他没想到，这个反省有多艰难。

二

杜建时每天都有报纸看了。天津解放没两天，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报《天津日报》就出版了。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因军事上彻底失败，经济崩溃，美国不予支持，“和平攻势”破产等等原因，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告“引退”；同一天，北平傅作义宣布愿意接受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的八项条件，接受和平改编。杜建时从报上同时看到了这两则消息。

这一天对杜建时来说实在是太不寻常了。

“蒋介石下野！”

“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

“蒋介石下台！”

“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

一则以忧，一则以喜，希望与沮丧，掺杂交错，轮番敲击着他的神经，他简直无法自持了。

十天以前，围城解放军下了最后通谍，限令天津国民党守军十二日无条件投降。尽管明知孤守要塞终将陷落，尽管内心愿意投降，但是为了不辜负先生的栽培，不作叛臣逆将，他咬着牙同意了陈长捷的意见，拒绝了解放军的要求，于是引发了十四日天津的一场大战。那时候，他把希望寄托在当时的上级傅作义身上。他知道傅作义正在和共产党谈判，和谈成功，傅作义一投降，部下自然跟着投降。这样就可以由傅作义替他承担道义上的谴责、名誉上的损害与良心上的不安了。他想得太美了。可惜事与愿违。傅作义要把天津做为谈判桌上的筹码，一再命令他们硬顶。谁也没想到，刚顶了二十九小时就全完了。他的两全其美的如意算盘也全部落了空。更没想到，刚过了五六天，先生下野了，傅作义和谈却成功了！

他一会儿想蒋介石，一会儿想傅作义，一会儿又想他自己。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幻象在脑袋里转。

模糊中，他好象看到蒋介石拉开抽屉，拿出一张支票：“你到美国要好好学习人家建军的新知识，学习人家的长处，有空到各处去看看……学习情况每个月要给我写汇报……”

黄山别墅，餐桌上，蒋介石似笑似嗔在训爱子蒋纬国：“你看杜参军，比你大不了几岁，知识多丰富，办事多稳妥……”蒋纬国笑嘻嘻的：“那我就认您当老师吧。”蒋介石笑了，“你真应该请杜参军当老师。”蒋纬国就真走下座位，冲着杜建时一大躬“杜老师！”……

想到这里，杜建时禁不住苦笑了，那时候，蒋纬国的这个玩笑使他顿觉生活那么充实，那么灿烂！可是今天，他却成了囚徒！他恨傅作义。他耳边又响起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的声音：“傅老总让你们再坚持两天！”“坚持两天就有办法！”从解放军围城以来，每次打电话询问，都是李世杰回答，都是这句话！他眼前又浮现了陈长捷发怒的样子：一把把电话机摔在桌上，大声骂道：“让我们牺牲，作他们讨价还价的资本！”陈长捷是傅作义系统的人，来天津半年，处处把傅作义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十二月十八日，蒋介石写了亲笔信让杜建时将部队带往塘沽，以免重蹈辽沈全军覆灭的复辙，但是陈长捷顾虑天津守军一撤，会置傅作义于死地，坚决不肯撤兵，并以自杀相威胁：“如果你们一定要撤走军队，我只有自杀！”陈长捷为人刚烈之极，说到做到。倘若别人说这话，杜建时可以不理会，陈长捷说的，他却不敢怠慢，陈长捷若自杀，可就麻烦了！杜建时只好作罢，遂使蒋介石的计划未能实施。后来地下党派人劝降、解放军下最后通谍，陈长捷都是以傅作义为重予以拒绝。现在傅作义和谈成功了，陈长捷现在哪里？他也看到报上的消息了吗？傅作义会想到我们吗？

思来想去，辗转反侧，杜建时心头渐渐又燃起了希望；总是他的部下，他总该想到陈长捷吧？

每天早早醒来，他就坐在床上等报纸。管理员一出门，他和同屋的市府秘书长梁子青立刻抓过报纸，拼命睁大眼睛搜寻着北平方面的消息：二十二日，傅作义的部队开始按指定地点开出城外，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三十一日，傅作义部全部军队移动完毕；同一天解放军入城接防；二月三日，解放军隆重入城仪式，北平宣布和平解放！

傅作义又给他带来了希望。

他感到心头轻松起来，他是傅作义的部下，傅作义和平改编了，对他总该更宽大点吧，当初不是傅作义命令他们抵抗的吗？共产党不是优待俘虏吗？一九四六年共产党第一次解放长春时，长春的警备司令和市长都只押了一年半载的就释放了。渐渐地，他又得到了些消息，董其武在绥远归顺了共产党，秋宗鼎、刘云汉、林伟俦这些天津的军长也都释放了(后来因为六十二军加强团火烧宜兴埠事件民愤太大，林伟俦又被关起来，这是后话)。

杜建时又想起了自己对共产党多少有过点好处：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国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带蒋介石亲笔信飞到天津，命杜建时率天津守军突围；还命令他把天津最大的中纺公司下属几个厂的全部设备与库存棉纱，能运走全部运走，不能运走就地销毁。杜建时反复考虑，又和中纺公司总经理、市参议长杨亦周商量，没敢执行，违抗了“军令”，保护了中纺物资，共产党该调查了解吧？

解放军围城以后，梁子青曾劝他把市府所有档案销毁，杜建时给顶了：“不行，不能烧！”他命令市府所有属员：一切档案、文件、枪支弹药、财物……不得有丝毫毁损，要妥善保管，待解放军入城后完整移交。那时陈长捷要解决军粮，几次向他借粮食调配处的粮食，他都以“这事不是我直接管”为由拒绝了。解放军入城时，市府档案、民政局里十四麻袋银洋、中央信托局里七十万袋美援面粉，都完完整整地交到了解放军手里。这些共产党当然应该清楚。

还有，大资本家孙冰如的女儿往解放区送电台，被稽查处捕获。稽查处到孙家搜查之后赖着不走，孙冰如找到杜建时，杜建时命令他们赶快撤走……孙冰如总会告诉他女儿这件事的吧？

越想，心里越踏实笃定，越轻松。杜建时又恢复了自信心，他觉得自己可能无罪释放；往顶坏了说，充其量也不过是关上一年。

这一天，李所长来到他们房间，寒暄了几句，对杜建时说：

“你们每天呆着也是白呆着，写点东西吧，把你们过去的事写写。”

杜建时明白，这是让他们写材料交代问题。李所长一出门，他就对梁子青说：“咱们交代罪行吧，就是写反对共产党的事。”

梁子青有点拿不准，问杜建时：“是不是照实写呢？”

杜建时看得很明白：“照实写。市长办的事都是明摆着的，你不写人家也知道，还不如自己写了干脆。凡是对国民党有利的事就是对共产党不利，就写呗。”

话是这么说了，可是真干起来有时也不那么简单。他揣度着对共产党不利的事写了十二条。最后那条他很犹豫了一阵。那是关于一九四八年他与美国西太平洋司令白吉尔往来的情况。一九四八年八月份白吉尔率领美国西太平洋舰队进驻青岛，相机干涉解放战争，特别是想直接援助傅作义。在白吉尔到天津时，杜建时陪着他坐飞机勘察塘沽、秦皇岛等港口，还试探他“天津若危机，美军是否可以直接出兵护侨？”后来又替傅作义与白吉尔牵线，商讨接受美援及美国直接出兵等事。这事写不写？写吧，好嘛，要拉美国参加内战打共产党！罪过就大了，还有个中美关系问题，何况还掺上了傅作义，这关系就更复杂了。不写吧……

“这事特殊，要不，就别写了吧？”梁子青小心翼翼地对杜建时说。他那担惊受怕的样子倒提醒了杜建时：

“写。不写心里老搁着个事。该做的我都做了，交给他们，他们看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交代书交上去了。

隔了不久，审讯人员把他找去，问起了火烧宜兴埠事件。一九四八年下旬，陈长捷、杜建时和几个军长商议六十二军加强团驻守的宜兴埠据点过于突出，决定将该团撤回，并指示撤退时将工事破坏。谁知那团长撤退时竟然命令烧了一把火，顿时熊熊烈火满村蔓延，村民房屋财产均被烧毁，变成一片废墟，百姓哭声震天。听到这个消息，杜建时跌足长叹：“广东军队真野蛮！”陈长捷则放声大哭：“这不同于长沙大火吗！”当晚陈忍不住对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发话：“林军长，你的部队纪律太不好，怎么能把宜兴埠烧了？谁让你们烧的？！”陈长捷是个光头司令，这么指责带兵的军长还是第一次。他提出要严惩纵火的团长。林伟俦也不是好惹的，顿时反驳道：“破坏宜兴埠工事是昨晚我们大家一起商议决定的，不能让他一人代我们大家受过！”双方火气十足，有点一触即发的味道。杜建时赶紧出面作和事佬：“昨晚决定是破坏工事并不是纵火焚村，按律当严办；只是大敌当前，严惩指挥官对作战不利，应该让他将功赎罪，二位以为如何？”陈长捷斗不过中央军，林伟俦达到了目的，就都同意了。杜建时又贴出布告，说由市政府拨款赔偿。结果仗越打越紧，诺言成了一纸空文。

杜建时把事件叙述了一遍，审讯员问：

“你在这事上有没有责任呢？”

“这是军队干的。并且闻讯后我马上派消防车去灭火……”

“决定破坏工事的有没有你？为该团长说情的是不是你？用一纸空文欺骗百姓企图平息民愤的是不是又是你？”审讯员黑瘦的脸上泛起了一阵红晕，他气愤了。杜建时不响了。

“我再问你：一九四七年修城防工事的时候，你知道平了好几个村子吗？”

“我知道。城防工事是我主持修建的，平当地的村庄，办事人员向我请示过。不过我们当时宣布了《布设城防阵地拆除民房赔偿办法》，我拨了大笔款项，进行了赔偿。”

“你们赔的那点钱，够他们重新盖房子、买地置个家吗？”

“这……当时我们赔偿的钱是不少的……”

“那点钱赶得上物价吗？一篮子钱买不来一篮子玉米面！”

杜建时这回真无话可说了。他总觉得自己当时决定的赔款够宽松的了，但是，谁料通货膨胀竟会那么厉害呢？到解放前一天，一月十三日，绿兵船面粉货价是每袋一千一百五十元金元券，相当于法币三十四亿五千万元。而一九四七年四月，社会局议定面粉出厂价是八万元，就按八月份绿兵船价格二十一万八千元算，一年多时间里，仅只绿兵船面粉就涨价一万五千八百多倍！

“这是我没想到的，我没想到国民党财政崩溃得这么快，货币贬值这么厉害。”杜建时深深低下了头，这时他的心里，确实害怕了。“为国为民”，这是他口上最爱喊的，到头来，他坑了百姓。

“你回去好好想想，你对人民是有罪的。”审讯员的态度又缓和了下来，“关键在于你的态度，首先要知罪认罪。”

回到监室，他心里咚咚打鼓，折腾了一夜。过去他总觉得，他的罪行就是他的忠诚——对蒋介石、对国民政府忠心耿耿，卖命效力，这样反过来说就是对共产党的罪恶，他是从理论上反推过去的。今天他看到了自己对人民的危害，他真害怕了。

不过此时他的希望——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带给他的希望并没有泯灭，这希望鼓舞着他，一次又一次地寻找着机会。

一九五○年，天津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宣布成立国防委员会。原国民党将领张治中、傅作义、郑洞国、刘斐等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看到“国防”这个字眼，看到这些熟悉的人名，杜建时的心怦然而动了。他想起了他创办的国防研究院，想起那全新的教学内容、研究方式、组织设施，想起蒋介石一次次光顾时的笑脸，蒋介石在中央纪念周上的表扬、军政各界大员们纷纷赶来握手祝贺的场面。张治中、刘斐他们当时都在重庆，这些情况当然了解，知道我在这些方面的知识、能力与成绩，知道搞国防研究，我是全中国第一位……他精神振奋起来，奋笔疾书，写了一份《对国防设计、国防机构建议书》。这份建议书长达百页，总有三四万字，并附有若干图表，内容就如何建立国防的组织、如何运用国防机构诸问题谈了自己的经验、研究成果以及今后的设想。最后，当他在封面用端庄秀丽的字体写上《对国防设计、国防机构意见书——杜建时》几个字样时，他心情畅快之极，不禁浮想联翩，大有飘飘欲仙之感。他似乎看到了党中央收到这份建议，很感兴趣，于是把张治中召去询问，于是张治中据实以告，于是……

建议书交上去了，他开始等待。那些天，李所长的声音在走廊里一响，他心中就会一惊。可是一天两天过去了，三天五天，十天二十天过去了，没有回音，没有人来表扬他写得好，也没人来说他写得不行，真如石沉大海一般。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希望越来越渺茫，他越来越焦躁，怨气也油然而生。他怨看守所不负责任，把他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搞丢了，怨共产党政治态度不明朗，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为什么没有个答复！他怨共产党不重视学问，他想起被俘之初，小管理员来他们屋里生炉子，篮子里舀(Kuǎi)着的都是书和字画，说是省得买劈柴，由此他联想到自己写的材料，是不是被他们当柴禾烧了？当手纸用了？

失望咬啮着他的心，他从中似乎已感觉出共产党对他的判决了。

一九五○年九月，赫然大字出现在报纸上——《美军在仁川登陆》！同时刊登了周恩来外长的严正警告：中国对友好邻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被帝国主义野蛮侵略，决不会坐视不管！乍见到美军在朝鲜登陆的消息时，他只觉得血一阵一阵地往头上涌，冲得头上青筋“崩崩”直跳。从入狱后，每天看报，他都非常注意“美国”的字样，寻找着美国的消息。他的妻子在美国，每看到一则有关美国的消息，就似乎与她更近了一些。一九四八年四月份，突然全天津传遍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杜市长新娶的太太曾洛生是共产党！这则消息是从上层传出的，大概是有些人想搞倒杜建时，自己当市长。社交界传遍后，又流入了普通市民中。细节越传越真，越渲染越生动，说是市长太太正在浴室发电报，被市长突然闯进来发现了；有人说市长当时就怒火中烧，拔出枪就把太太毙了；有人说得更神秘，说这消息是东京特高科掌握的情报，直接给蒋介石发电报通知的；且有“军统目前正在调查”的传说。这消息越传越广，闹得北平、上海、南京的朋友不断打电话写信询问，连美国都有人写信来问了。明知是无稽之谈，杜建时却不敢怠慢，他知道蒋介石最腻味和共产党沾边的事，搞得不好就要身败名裂。他顾不得新婚燕尔，恩爱正浓，狠心将结婚刚刚半年的太太送到美国读书去了。不想这一别竟如永诀。身陷囹圄，想到去了美国的太太，就觉得她已升了天堂一般，望不见，摸不着，自己夜夜被思念煎熬。如今猛见美军在朝鲜登陆，冲动之中，他好象看到曾洛生笑嘻嘻地向他走来了，身后是美国军舰，比他当年乘坐的“柯立芝总统号”还大，好长一大排……当初如果不是美国不要蒋介石了，蒋介石也垮不了！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偷袭珍珠港，一下毁掉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当时美国全国陆军只有三个师和十五个防卫团。结果怎么样？美国照样打胜了日本，并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盟主与基地，靠的是什么？美国强大的物质文明！抗战中没有美国的军事援助，没有美国的原子弹，能胜利得了？！杜建时崇拜美国，这点他从不隐晦，他以美国朋友多而自豪。也正因为美国人常常在蒋介石面前夸他，蒋介石对他才更加赏识。蒋介石一直盼着第三次世界大战能打起来，现在美国出兵了，世界大战是不是要打起来了？

杜建时激动狂热，但这只是短短刹那间的事，他马上就看到了周恩来外长的严重警告，中国对邻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被帝国主义野蛮侵略，决不会坐视不救！十月三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时，郑重宣布，中国将和朝鲜人民共和国站在一起，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往北开进的话，中国会向联合国开战！周恩来的声明，使杜建时那狂热的头脑一下子冷静下来。他细细体味着周恩来的话，越体味，心越凉。他想起“光复”之初蒋介石派他来天津和共产党抢地盘时，他的那股子热情劲，想起那时四百万国军的气势，结果怎么样？三年时间，就让共产党打垮了！共产党的装备比国军不是差多了吗？他想起一九四六年他当护路司令时，年轻气盛，非常想知道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化了妆，来到武清县境内梅厂等地方，钻到亲戚家了解情况。从亲戚们口中，他知道这些地方都已经实行了土改，分得了土地的农民保卫“胜利果实”的劲头非常之足。他没敢多停留，但是村头站岗的民兵那生姿勃勃的劲头已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国共打仗的实践更证实了这一点。国军士兵被共产党俘虏，经过短时期的忆苦教育，回过头来就能打国民党！他是研究军事的，他知道“民心向背”的作用。他是所谓“美国通”，他在美国学过军事，抗战中他与美军经常接触，并曾多次到美国考察军事，他了解美国军队的素质。他清楚，美国军队所以在作战方面有力量，仰仗的是武器精良，但士兵的作战行动并不坚强。来华的美国将领不管怎么藐视鄙视蒋介石和中国高级军官，但是对中国士兵的吃苦耐劳、作战勇敢没有不夸赞的，相比之下，美国士兵的战斗精神要逊色得多。

一九四六年，从马尼拉开始，世界各地凡是有美国驻军的，都爆发了被称之为“要回家”的运动。马尼拉两万美军士兵把试图对他们进行安抚的西太平洋美军总司令嘘下了台。加尔各达、横滨、东京、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的美军，有的写信，有的游行，有的甚至乱哄哄走上街头大吵大叫。美国士兵“要回家”运动，反映了美国人民要和平厌恶战争的心理。尤其这一次到朝鲜师出无名，比不了和日本打仗。日本人轰炸珍珠港，引起美国国民的自危感，这样参战，士兵有爱国热情、报国之心。可是这次呢，把军队开到大洋彼岸的朝鲜替别人打仗，美国士兵不象中国士兵，都起码是上过中学的，有文化，不那么容易蒙蔽。一九四八年杜建时曾试探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假如国民党失势，你们是否可以出兵援助？”白吉尔的回答至今还在他耳边回响：“按目前情况是不可能的，美国人民不愿意参加你们的内战。尤其是美国在太平洋上打了好几年仗，大家都还记得战争对美国的损害。中国地方大，假若参加进去了，一定是旷日持久，这于美国是很不明智的。”

时间刚刚过了两年，美国政府就忘记了自己人民的意愿，但是蹲在共产党监狱中的杜建时却记忆犹新，并且由于对共产党有了感性认识，他知道共产党能发动全国老百姓同仇敌忾，再加上几百万久经锻炼的战斗部队，美国，是不可能得胜的。

发现自己的认识竟与共产党一样，他是既痛苦又高兴：美国不可能取胜，自己的梦想决不能实现，自己离“天堂”越来越远了，曾洛生曾经在天堂边缘向他招了招手，现在又飘然远逝了。但是这个认识给他带来了希望：他是人们心目中的“美国通”，现在和美国人打仗，上面应该来人向他了解了解情况吧？知道了他的认识之后，共产党说不定会重视他。

人果然来了。但没想到是这么一个小管理员，到不了二十岁，大字不识的样子，浑身冒着土气。小管理员一进门就问：

“杜建时，抗美援朝的事你知道了吗？”

“知道了，从报上看的。”

“你有什么想法？”

杜建时心里一阵堵得慌：说了你也不懂！不过他可不想得罪管理人员，就简简单单地谈了谈自己的看法：“我觉得，第一，抗美援朝能够胜利；第二，即使不能在朝鲜打败美国，中国也能在鸭绿江边打败美国。”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都明确保家卫国的目的，指挥员战士都有作战经验。”

小管理员满意地走了。

以后再没有人来找他谈抗美援朝的事。

杜建时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之中。他设想的无罪释放已成泡影，他估计的顶多关他一年看来也不可能了。现在，他摸出了共产党对他的态度：共产党根本没有短期内放他出去的打算。

事实确是如此。杜建时为他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一日的错误选择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受到了惩罚。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一日，解放军前敌总指挥派人送来了最后通谍，命令天津国民党守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当时无论是杜建时，还是陈长捷，还是那几个中央军的军长，都知道再打下去毫无希望，历史上孤守要塞从来没有不终于陷落的，但是，陈长捷要对傅作义负责，杜建时一心想的是蒋介石的栽培，不能叛蒋，而且他们都各有各的派系，都怕对方翻脸不认人。故此，谁也不肯出头，结果通过了一封模棱两可的信：“武器是军人的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如果共谋和平解决，请派代表进城商谈。”实际上拒绝了最后通谍。解放军也不含糊，十四日拂晓立刻发动总攻。十四日夜杜建时、陈长捷等商议决定投降时，解放军用最猛烈的进攻回答了他们。十五日，天津解放。陈长捷、杜建时等人的错误选择，造成了天津城市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造成了国共双方士兵的重大牺牲。据统计，仅十三余万国民党守军，其死伤人数就达一万一千多人。按一般常识，进攻部队要比凭据坚固工事防守的部队伤亡大得多。解放军炮火轰毁城防工事后，部队人城进行巷战。国民党军凭借着城内一座又一座坚固的碉堡，设了几道防线，进行“分区的核心战”、“核心抵抗”。巷战激烈的时候，杜建时曾到中原公司顶楼去看过，只见进攻的解放军士兵一片一片地倒下。且不说战争破坏的生产生活设备、物资、财产，仅仅进攻的解放军官兵付出的生命，又该有多少！为了彻底消灭华北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制定了“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只要塘沽(最重要)新宝安两点攻占，全局皆活”的战略，由于塘沽地形不利进攻，改打天津。天津国民党守军顽抗到底。为了让国内残存的敌人特别是北平的傅作义集团认识到顽抗的下场，毛泽东选择了天津作为“用战斗去解决”的样板，于是，陈长捷作为天津的军事首脑，杜建时作为天津的行政长官被严惩了，作为战犯关押起来。这样当然谈不到短期内释放并予以重任的问题了。不过杜建时写的那些材料，并不象他估计的那样，让看守所搞丢了，实际上一份都没有丢，一直仔仔细细被保存在公安局的档案里。

在这阶段还有一件事，我们不能不提一下。

杜建时有位联襟某甲，一九四八年被资源委员会调到天津工作，与杜建时过从甚密。天津解放前夕杜建时曾让他帮忙向香港汇了一大笔钱。解放前夕他曾劝过杜建时或起义或投降或逃跑，结果杜建时既没勇气起义、又不敢投降、也没敢逃到香港去，坐等当了俘虏。解放后，由于某甲曾与共产党有过种种关系，作了天津某位市领导的英文秘书。杜建时入狱后，某甲曾多次通过这位市领导给杜建时送包裹。这位领导一边帮他转，一边劝过他：“老某呀，你说杜建时是你的亲戚，他可是反动派呀！”某甲当时对此未予充分的重视，一则这种事在旧社会是习以为常的，也不违法；此外，恐怕妻子的眼泪使他欲罢不能。这天晚上，马场道某甲家突然来了个人，站在天井里口口声声要找“某秘书”。某甲走出一看，不认识，穿一身黑棉袄棉裤。让进屋里，那人朝屋里四周看个不停，然后掏出一张迭起的纸条递给某甲：“杜建时有封家信让我捎来。”某甲觉得手都凉了，捧着这封信，又象是捧块火炭。纸条上只写了短短几句话：

包裹收到。我一切均好，勿念。洛生事如何？盼给来人三十元钱。

某甲定了定心，抬头看了看来人：

“杜建时怎么把信交给你的呢？”

那人哈了哈腰：“我在看守所做事。”

某甲心抽紧了，杜建时实在是能干，也实在是精明，竟能买通共产党看守所的人！他写了个条：

“钱已付。望兄好生将息。慎之慎之。”然后他找出钱，连信一起交给捎信人：“你这么干可是违犯纪律，事发了对你、对我、对杜建时都没好处！以后别干啦。”那人连连点着头，把钱和信一起揣到怀里走了。

原来，杜建时的妻子曾洛生听到杜建时被俘的消息后，从美国飞到香港，拉着熊式辉一起给北京的张治中写信，希望张治中能活动保释杜建时。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杜建时那儿。杜建时心如潮涌。此时，杜建时梁子青和一个姓张的管理员混熟了。此人乃宝坻人士，入城不久，囊中羞涩，见杜建时堂堂前市长，坐牢都比他这管理员吃得好，外面还一个包裹接一个包裹地送，又是吃又是喝，心中起意。而杜、梁二位呢，久困斗室，极力想向外活动。从这姓张的走进房间坐在椅子上，开始互认老乡，到时不时地尝点鲜，都是两厢情愿的。终于，姓张的开口了：“咱们都是老乡，你有什么事让我帮忙？”于是就发生了前面这件事。

据说杜建时还以同样的方式买通过一个送饭的炊事员向外递信活动保释。大概年代太久了吧，杜建时想不起这件事了。他说：他在看守所只能见到管理员，根本接触不到炊事员，怎么可能买通炊事员呢？此案只能暂且存疑。不过，不管是一件还是两件，都能看得出杜建时完全不理解外面那个崭新的社会，想象不出那个新政权的铁的纪律。他拿出国民党腐败风气中最有力的一招——收买，企图在新的环境中让它发挥效力。结果，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九五一年下半年三反运动开始了，某甲向组织上交代了自己为杜建时转汇过钱、往狱中送包袱、杜建时买通管理人员向外送信活动保释等情况。杜建时被投入大监号中，开始过真正的犯人的生活，恐怕与此大有关系。

杜建时搬起的这块石头，也顺带着把那位张某人的脚砸了，他被开除了公职，解送原籍——离杨村还有段距离的宝坻。共产党对自己队伍中的腐化变质分子是决不留情的。

三

镇反运动开始时，杜建时还在那舒舒服服的干部楼里住着呢。运动的前两天，忽然天天按时送到的报纸没有了，他又两眼一抹黑了。可是杜建时还是知道了镇反的消息。

这看守所干部楼，紧临着河北路大街，中间只隔了堵矮墙。住在一楼，虽然看不到街上情况，但是能清清楚楚听到街上的声音。自从没有报纸后，每天傍晚，他都趴在窗台上，屏心静气，聆听街上卖报的吆喝。这几天，每天街上吆喝的都是：“哎，卖报嘞卖报嘞！镇压反革命，今晨枪毙若干人，家属前来认尸！”天津镇反时，枪毙了好几百反革命、流氓恶霸、反动窑主之流，这些天晚上，他趴在窗前，心狂跳着，耳朵紧张地捕捉着街上的声音。从两年来共产党的态度，他看出共产党不想宽大他。随着镇反高潮的到来，恐惧又一次压倒了他。

杜建时被送到干部楼后面的监号中收押。这个看守所原来就是国民党的监狱，解放后又盖了铅板压顶的新牢房。是大统间，中间用木隔断隔成一间间小监号。

现在，杜建时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犯人”。一个监号七八个人，门上窗上都钉着铁栏杆，睡的是地铺，吃的再也不是公安局的干部伙食了。据他说，吃犯人的饭，睡犯人的铺，这些都还好忍受，最受不了的是同监室的犯人，特别是那个犯人组长。那位组长是个共产党的叛徒，被抓住后投靠了特务，每天带着稽查处到处抓共产党。解放后入狱，他又表现很积极，当了犯人组长。全屋子人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出屋，可以直接向所长管理人员汇报。回屋以后，他俨然就成所长代理人了，指指划划吆三喝四，组员们都怕他，都拍他。每天晚上开小组生活检讨会，检讨一天的事情，互相揭发检举。杜建时是前市长，天津第一号的反动派，自然就成了斗争对象。从他来到这监号，每晚的生活检讨会差不多都是杜建时的斗争会。天天斗争，到后来实在没的说了，就只能是些洗手浪费水了，吃饭掉米粒了之类的小事。

“今天中午吃饭你为什么掉米粒？”

“这是故意糟踏粮食！粮食是劳动人民的血汗！”

“抗拒改造！”

“仇视劳动人民！”

大帽子一顶接一顶砸来。

开始时有些人顾忌着市长面子，不好意思发言。这屋里什么人都有，多是中统军统的中小特务，总还算老部下，有些人多少还和他有过接触，甚至还得过好处，斗起来未免有些面薄手软。组长及时提出口号：

“斗争杜建时就是进步的开始！”

“不积极斗争杜建时就是和他穿一个裤裆！”

此时此刻，这些人往外摘自己还唯恐不及，谁还愿和这头号反动派穿一个裤裆！于是，积极参加斗争，人人争相发言，一声高过一声，直吵得管理员都不断往这个监号里探头。

开始的时候，杜建时很紧张，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没有经受过这种煎熬。他坐在自己的铺位上，低着头，汗如雨下。他常常想辩解，但是往往刚一张嘴，就被压了回去：“你还敢不老实！”“你抗拒改造！”但是，天天挨斗，无非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久而久之，再敏感的人也疲了。每天晚上，晚饭一过，杜建时就准备好了，小组会一开始，低下头，让他们去骂，时间一到，熄灯睡觉。当然他的心头不会轻松，只不过恐惧惊骇被鄙视所代替，“你爱骂什么骂什么，反正我不理你，我瞅着你不是个人！”

此刻，“胜者王侯败者贼”这句话，变成了杜建时的座右铭、定心丹。自己落到这步田地，不是别的，是命运使然。既然失败了，自然就成了“贼”，种种对“贼”的待遇就是很自然的了。想到这里，他多少得些安慰，在这样的环境中忍受下来。

不过偶尔他也反抗，并不掩饰自己对犯人组长的鄙视。那时候，每礼拜六晚上犯人都要表演节目，在当院里堵上领席当幕，犯人们席地而坐观看演出。一般说，节目质量不甚高，大概时间太仓促了吧。有时来不及编剧。上了台再说。有一天，组里决定演“话剧”《蒋介石坐龙庭》，这“话剧”大概就是我们后来称之为“活报剧”的那种东西。不知是看中杜建时皮肤白皙、面目清秀呢，还是为了让他放下市长架子，为了让他与蒋介石划清界限，或者干脆是想让他难堪，组长提议，让杜建时扮演宋美龄。“蒋介石”穿着黑大衣，腰间扎着皮带，头上戴个纸糊的帽子，红顶子，花羚子。“宋美龄”要打扮成清朝妇女的模样，头上戴个纸糊的“两把头”——满人梳的那种前面扁扁的抓髻儿。

杜建时端坐不动：“我不演。”

“你为什么不演？”一屋人全急了。

杜建时振振有词：“没有这个事。蒋介石没坐过龙庭，宋美龄也不是清朝姑娘，也没梳过两把头。离开了事实的事我不演。”这位前侍从室高级参谋说得出口的净是些细枝末节，但又确确凿凿是事实，没法驳倒的。涌上他心头的是宋美龄那雍容端丽的面庞，那豁达洒脱的美国作派，那精纯的英语、渊博的知识。她偶尔和这些年轻侍从参谋们打打桥牌，那时候，她笑得多么开朗，无拘无束……自从傅作义和谈带来的希望破灭以后，能够带给他安慰的就只有“我没背叛蒋先生，我对得起蒋先生”这一条了。现在让他去丑化蒋介石、宋美龄，那不是骂他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当天晚上，小组会开始教育杜建时。

“你给蒋介石打掩护！”这问题不好解释，杜建时沉默不语。

“你是宋美龄的干儿子！”

“我不是。”

“全天津谁不知道你是宋美龄的干儿子！你和黄仁霖你们俩！”

“我不是。”

他不是宋美龄的干儿子，当然他不承认。不过说实话，当年宋美龄对侍从室这个年轻漂亮、机灵精干的参谋确实很不错。这个年轻人也很会讨宋美龄的欢心，他知道宋美龄喜欢吃各式点心，到天津后，每次回南京，他总忘不了大包小包地拎一堆“起士林”的新鲜点心去上贡。一九四七年杜建时打算和曾洛生结婚时，怕蒋介石听了什么风从中阻挡，就先给宋美龄打了个报告。曾洛生曾在重庆宋美龄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过，与宋关系比较密切。宋美龄很快就表示祝贺，于是一切都畅通无阻。一九四八年天津传曾洛生是共产党，秋天蒋介石夫妇到北平，一下飞机，侍卫长俞济时就把杜建时拉到一边：“你太太的事，先生夫人都知道了！”杜建时必须采取行动了。当天下午，他等到蒋夫妇午休之后在楼下闲坐，和他们说起了这件事。他笑着，很轻松地向宋美龄说：

“夫人，您听说了天津的特大笑谈吗？”

“哦？”宋美龄优雅地微微笑着，很感兴趣的样子。

“外面盛传曾洛生是共产党，说她正在浴室发电报，让我撞见了，还说我顿时怒火冲天，拔出手枪就把她毙了！”他边说边作出了虎视眈眈掏枪的架势。

宋美龄快活地大笑起来：“还说你拔出枪就把她毙了？真可笑极了！噢，曾洛生！她是共产党？她要是共产党，我就得是共产党大头目了！”

随着宋美龄那爽朗的笑声，杜建时心中的石头一下子落了地。宋美龄的话告诉他，蒋介石与她一样，将这事当作不值一提的笑谈。此事不必多虑。谈话间蒋介石在一边闭目养神，始终连眼皮都没抬。蒋夫妇的信任，特别是宋美龄的宽厚体贴，使得他感激涕零。

让他演戏骂蒋介石宋美龄，他在这帮毛贼眼里就更不值钱了，现在他的价值就在他曾是蒋宋的亲随，是嫡系的嫡系。于是，在斗争会上，他又“打座念经”了，他又拿起了他的“常规武器”一一沉默。气得组长在一边咬牙跺脚，却又无可奈何。最后他终于没有演这个剧。

常常有一些小事，在别人看算不得什么的事，却搅扰得他情绪低沉。进大号不久，有一次，隔壁监号在开小组会，透过薄薄的木隔断声音越来越大。

“你们知道马克思是哪国人吗？”一个人不知怎么想起这个问题来了。

“当然是苏联人！”第二个人接得又快又干脆。

接着是一片赞同之声：

“对！”

“只有苏联才能出马克思！”

“不对吧？我记得马克思是德国人。”一个人迟迟疑疑地表示了不同意见。听声音好象是那个中学教员，邻居多日，透过木隔断，对那几个声音摸得差不多了。

马上，就听见一个人大叫：

“德国是出希特勒的，怎么能出马克思！”

“你胡说！”

“你他妈的是反动派！”

“斗他！”

“呸！呸！”

骂声、啐声响成了一片。

这边个个伸直了脖子，竖起了耳朵，似乎都有点兴奋。

杜建时深深地低下了头，很想堵上自己的耳朵。他为那位中学教员不平，更为自己悲哀。他一向以自己的知识学问自豪。想想同样是陆军中将，他不同于别人的是什么？是他的知识、学问！他们只会钻山沟打仗，可是他，凭了他的知识学问，他才能和蒋介石接近，被信任、重用、提拔；他才能办好最高军事学府国防研究院；他才能以一个军人之身去治理乱象纷生的天津市。但是在这里，不仅人们不恭敬他过去的地位、职务，就是对他的知识学问也一点不尊敬！这个“败贼”，真难当呀！

一九五二年看守所里每天中午放风的时候，院子当中摆上一副锣鼓，“咚咚咚咚起咚锵！咚咚咚咚起咚锵！”锣鼓一响，犯人们就围着圈扭起秧歌儿来。在人圈里，杜建时板起面孔跑着转。看守所的犯人，数他地位最高，跟这些人一起在共产党的铁丝网里扭秧歌，他实在浑身别扭之极。“胜者王侯败者贼”这句话虽然他拿来当松心咒念，可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该别扭时还别扭。

最难耐的是夜深人静，吵吵嚷嚷一天的犯人们都呼呼大睡，杜建时就开始辗转反侧了，白天的屈辱、不快一幕幕出现。在那些冷漠、仇视的脸中，曾洛生的面孔总时隐时现。好容易恍惚入梦了，她又来了，有时温柔地笑着，有时又哀哀哭泣，但更多的是令人心寒的绝情，理也不理他，拂袖而去……思念使她在他大脑皮层中烙下了如此深刻的烙印，以至十几年后重获新生的杜建时梦中呓语，还会喃喃念出曾洛生的名字。

绝望和怨恨咬啮着他的心，他把对同室犯人的鄙视与对共产党的不满缠绕在一起：这就叫改造？一天到晚瞎搅嘴烂嚷嚷！他不言不语不顶撞，让他干什么他决不违抗，但是内心的抵触却已到了顶点。

此时的杜建时，面容憔悴，精神萎靡。有一位年轻的管理员叫周兴华，原是南开中学的学生，曾是我地下党工作人员，解放后充实到公安局工作。当他来到河北路看守所时，猛一见杜建时，几乎认不出来了。他印象中的杜建时，还是一九四七年欢迎张伯苓校长返回天津时那个风度翩翩的青年市长呢。那次为了张伯苓回天津，杜建时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会，大会上，杜市长一身浅蓝色的西装，扶着张伯苓上台，对台下学生讲话，嗬，那精神、那气派！没想到刚过几年，竟变得这么衰老、颓唐。三十几年以后当笔者问起杜建时当时的情绪时，周兴华说：“当时这些人都傻了似的，你要说点嘛，都那么一股唯唯诺诺的劲头。”

一九五四年吧，杜建时开始觉得两眼模模糊糊，象罩了层雾。公安医院的大夫发现他眼底血管破裂。就诊时又发现，他的血压高达二百多了。他常常头晕，甚至走路都打晃，放风时走到院里，强烈的阳光刺得他几乎晕倒。不过，就象杜聿明等战犯初入狱时一样，他对自己的病一点都不害怕，“反正就那么回事了。”对生活绝了望的人，疾病还可能是他的救星呢。

四

共产党并没有忘记杜建时。

天津市公安局看守所知道杜建时情绪低沉，但行动上表现老实，认为他镇反以后逐渐低头认罪。周兴华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当时我也听说，杜建时在这里面表现还是不错的，比较认罪伏法，拥护共产党的政策。特别是对他有了病以后的大力抢救，他是非常感激的。他可是大难不死呀！”就是这个周兴华，一九八一年天津市公安局派他担任专案组长，对杜建时订为战犯一案进行甄别。在对待自己的错误与偏差上，共产党人是无私的、认真的、实事求是的。他们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挖掘了一些甚至杜建时自己都忘记了的材料，终于将杜建时的结论由战犯改正为“爱国人士”。这是后话。

医生确诊杜建时患了高血压、眼底血管破裂以后不久，有一天李所长把他叫去了，态度很和气：“杜建时，领导上决定把你送到医院养养病。”杜建时一声没吭。“希望你心情愉快些，把病养好。”杜建时心里一动：“他知道我心情不好？”

汽车在天津市区奔驶。尽管五年来他第一次接触到“外面的”太阳，第一次听到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的嘈杂声，可是他一点也没有打开窗帘向外探望一下的欲望，国家、社会、公民，一切似乎与他都不相关了。

他先是在西头监狱的医院里，住单人房间，一位公安医院的护士专门照顾他。不久，他又被转移到公安医院，住一套带浴室的单元房里。看报之余，他可以听收音机，新闻、小说、梅兰芳、谭富英的唱段……住在外间的管理员每天还跟他扯扯外面天气如何的闲话。吃的自然很好了。更重要的，他现在终于摆脱了那令人厌恶的小组会，可以不必写检查了，想看书就看书，想睡觉就睡觉。管理员不止一次对他说：“你安心在这儿住着。领导上让你入院是为了让你离开监所。在这里可以吃点好的，有点小病也能及时看。领导上的意思就是为了让你休养休养。”这话比大夫的药都灵。他的神经渐渐舒展，血压一天天下降，心境一天天好起来。

悠哉游哉，他在公安医院的套房里一住就是一年。

一九五七年，元旦刚过，这一天天气晴朗，太阳照在雪白的墙壁和被单上，屋里格外亮堂。公安部一位首长来到杜建时的住房，谦谦有礼，语气恳切：

“周总理号召全国人民和平解放台湾。你们这些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和国民党有各种关系，有条件为和平解放台湾贡献力量。总理指示把你们都集中到北京，象在学校一样学习。他们已经去了一年了。你现在看看你的身体怎么样，是不是愿意去北京？”

一霎间，杜建时不知怎么竟想起李密《陈情表》中的那句话来了：“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岂敢盘桓，有所希冀。”真奇怪，怎么想起这句话来了？李密一个劲地想推辞不就职，他可是满心的高兴、感激，共产党到底没忘了他！

第二天，看守所的一位管理员把他的东西送到医院来。当他把一个棕色小皮箱交给杜建时时，杜建时愣住了：七年前被俘时，他就是提着这个小皮箱进的看守所，还为了这个小皮箱里的财物着实害怕过一阵。记得李所长当时给他开过一张收条，也不知道丢到哪儿去了，哪想到有一天还会用上它！

“这些东西还给我了？”

管理员笑着点了点头：“你看看，缺什么不？”

杜建时迟迟疑疑地开了箱盖：十两黄金、金表、金戒指、毛衣、衬衣、西裤，一件不少，整整齐齐放在小箱子里。看着箱子里的东西，杜建时怔了好久才喃喃地说道：

“真没想到，这么多年了，这些东西，还给我，原封不动，真没想到……”

管理员笑了：“这就叫共产党！”

一股热流忽地从心底冲出来，霎时间整个胸腔都热了，感动、钦佩、感激、希望全融在一起，几乎催出了他的眼泪。要是国民党，还你个空皮包就不错了！共产党治事竟如此认真，纪律如此严明！这样治理国家，政治岂能不清明！八年的不满、怨恨，一下子被这股热流冲得云飞雾散了。

第三天，一辆面包车拉着杜建时和他的皮箱，离开了天津市公安医院，直向北京奔去。这一回，他虽然仍然没去撩窗帘，但是，大街上喧闹的人声、叫卖声，争先恐后的汽车喇叭声、郊区公路上那欢快的马蹄声、声铃声深深感染了他，使他欢欣雀跃，兴奋不已。新的生活开始了！

这一天功德林监所刚刚吃过午饭，大家都在廊下蹓跶。进了小院的门，杜建时一眼就看到了杜聿明的笑脸，然后是范汉杰、廖耀湘……“哎呀，老杜来了！”大伙都跑上来，拍着手欢迎。看着这些八九年没见面的老熟人的脸，杜建时觉得阳光都没有刚下车时那么刺眼了。

管理员把杜建时安排在第十一组房间里，刚放下行李，人们就三三两两地跑来看望。陈长捷也来了。自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下午他们商议投降以后，就再没见过面。陈长捷显老了，精神还不错。陈长捷拉着杜建时的手，问：“老杜，身体怎么样？”听杜建时说他血压高挺厉害，陈长捷那股子刚强劲儿又露出来了：“你心里得想开一点，就是这么回事了！”一句话，说得杜建时心里暖烘烘的，当年，他俩要是不互相顾忌，不面和心不和，可能还不至于走上绝路呢。八年后在这里碰上，才第一次心心相通了。

功德林是一所特殊的学校。每天上下午，都集中时间学习。自学为主，有时集体讨论，交流学习心得，有时候也开大会。学习的时候，可以看书，也可以看报、写东西。杜建时最盼望的就是这种学习的条件、学习的气氛。一则因为他是“耍学问的”，读了半辈子书，不让看书简直比不让吃饭还难受；第二呢，他的优势在念书上，他是靠了“学而优”才走上仕途的，现在他要有所表现，最有利的武器还在念书上；第三，他希望真从理论上服共产党，这样的投降，才理直气壮，使自己问心无愧，让别人无所指摘。

一本《共产党宣言》，一本《反杜林论》，一本《政治经济学》，奠定了杜建时走向新生的基础，它们在一个关键问题一一如何看待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上，说服了杜建时。

一九四四年在国防研究院时，杜建时就想了解一下马列主义理论。当时秘书给他找了一本《马克思传》，一本《政治经济学》。在重庆令人难以忍耐的潮湿闷热中，马列主义显得更难啃了。读到最后，只有一点给杜建时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太可怕了！马列主义开宗明义，就公开宣布要消灭资产阶级！他那时不认为共产党有道理，他认为阶级斗争是人为的，没有二百年的穷富，都是一国之民，谁生活得好，谁生活得不好，都看你的本事，你的努力。可是他本能地感到共产党阶级斗争是个威力无穷的可怕武器。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一下子理解了蒋介石，一下子明白了蒋介石当初为什么宁可冒天下大不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在天津与共产党打内战时，他更深刻体会到了共产党力量之深入民心的原因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贫雇农，共产党分给了他们土地，为此，他们可以跟着共产党上刀山下火海，这力量是任何军队也无法战胜的，这就是民心所向呀。蒋介石一心要和共产党打仗，就使自己走上了绝路。他想起46年底蒋介石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到北平，机场只有三个人迎接：第九战区司令孙连仲、北平市长熊彬，第三个就是北宁线护路司令杜建时。蒋介石一下飞机，理也没理站在前面向他敬礼的孙、熊二人，直冲着站在后面的杜建时招手：“建时，建时！”杜建时急步上进，蒋介石劈头就问：“路上的情况怎么样？能通到哪儿？”蒋介石和共产党争夺东北的心情是如此的迫切。殊不知共产党有人民拥护，蒋介石败就败在此处啊！

今天，杜建时再回过头去想这些事情，心情很沉重。他从来不肯骂蒋介石，现在，他不得不批判蒋介石了：“蒋介石一生就做了一件事——和共产党打仗。结果他失败了，他也必然失败。”这不就是阶级斗争吗？国民党为什么失败？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失掉了民心！这不又是阶级斗争理论的胜利吗？

通过学习，他认识了阶级斗争的合理性，懂得了剥削阶级剥削工人和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还压迫他们，用武力、用国家机器，这是不合理的，为了推翻这不合理的制度，就要靠阶级斗争！道理说起来太简单了，可是真正心悦诚服地承认它，杜建时花费了昂贵的学费——十几年的生命和时间。

一九五七年，管理处组织战犯们到全国各地参观。杜建时被俘以前曾有过一个想法：“我要看看你共产党倒底有什么办法治理这个烂摊子！”在天津看守所时，有些镇反时才入狱的犯人说外面物价非常稳定，杜建时将信将疑。如果这是真的话，光这一条，他就可以对共产党心悦诚服。这次真要走出去了，他得亲眼看看。

杜建时心里有一个从来没向人透露过的想法，他想看看天津治理得怎么样。他是国民党天津最后一任地方长官，那时，他又何曾不想搞出点名堂来？任职之初，他就组织各路专家搞了一个“市政建设规划”，并在全市所有各级官员每月一次的“纪念周”上，作了《天津市政建设的商榷》的报告。报告中他指出：抗战胜利后，重要课题是复兴和建国。他首先分析了天津市的“特殊性格”：天津是全国第二金融大市，七七事变前，天津的贸易总额占全国的12%，仅次于上海；占华北的58.73%。事变后，上海、青岛都遭到较大损失，唯独天津没有，并且生产有增长。因此说，天津市有发展。但是天津现状呢，租界并立，杂乱无章，全市没有统一的行政中心，商业区又混乱拥挤，旧城住宅条件恶劣，学校分布不均，人口密度现在已经超饱和，是中国人口密集度最高的地区，二十年后将成为现在的两倍(360万)，而市区狭窄……接着他分析说，城市的特殊性格多是由促成都市建设的因素决定的。天津政治上没有特殊地位，没有浓厚的政治空气；文化方面，是新开的商埠，没有历史根底；风景又不美。造成大天津市的因素只有无与伦比的交通上的便利和华北的广大资源。他得出的结论是；天津经济文化未能并行发展，市民有蓬勃热烈的经济活动，却过着粗俗浅陋的生活……所以，第一，市区建设要适应工商业发展；第二，天津市需要全盘整理；第三，市区需要扩大；第四，同时建设文化。下面，杜建时又详述了25年内天津都市计划的原则和草案，如何建设现有市区，如何扩大市区……

他的报告热情洋溢，分析头头是道，远景规划描述得激动人心，听众反映很强烈。新市长上任，确实带来一股生气，一派新气象，会场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烈气氛。

杜建时自己也挺自信。约有近一年的时间吧，每周总有那么几天，他邀请天津的一些经济专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教授到市长府坻共进早餐，席间向他们请教经济问题。仅一年的时间，这位军事专家就粗通了当好一个市长必备的经济方面的知识。作风上，新市长也力开民主之风，上任伊始，他就把市府门口站岗的四个武装警察撤掉了，代之以四个灯笼，上写四个大字：天下为公。又在市府门前设了一个大接待室，以便市民随时出入；市府内每月一次全体例会，与会者可以向市长提意见建议……他很想创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的大天津市。

结果怎么样呢？警察撤了，接待室来人却寥寥无几；市政规划提出来了，却根本无法实行。内战一起，国民党的经济日趋恶化。市长一天到晚穷于应付的，一是粮食问题，全市居民以至机关厂矿学校都嗷嗷叫着要粮食，要饭吃；二是货钱贬值，物价象断了线的风筝飞涨，“钱毛了！钱毛了！”这个声音总时时在杜市长的耳边响，搅得他几乎要得神经病。还有就是学生游行、工人罢工、国民党三青团闹内讧……市政建设成了一纸空文。

一九四八年初，市府决定在四区东站后地道外一带修下水道。四区是贫民区，到处是破破烂烂的房子。街面比院子高，院子比屋里地面高，一下雨，脏水哗哗倒灌，屋里成了烂泥坑。尤其是沈庄、王庄、郭庄、旺庄这几个地方，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有人提议应该在此地修下水道，修马路，市府决定动工。开工那天，杜建时还去拿铲子比划了两下，以示隆重。沟开了，大水泥管也拉去了，但是在拆迁中遇上了意想不到的麻烦。需要拆掉郭庄子头上的一部分民房，以打通一段路。这时，当地的各种势力，象恶霸、商号等，认为这样会损害自己利益，竭力反对修沟铺路。他们雇了一些流氓时时寻衅捣乱，无理取闹，打架示威。有一次四区区长刘宝慧到此地巡视，一个流氓半路上跑出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拦住了刘的路，接着磕头如捣蒜：“区长先生呀，千万别拆房呀！救救咱们吧！”在一次会上，一群流氓呼吆而上，围住了刘宝慧，有人乱中得手，揪着刘宝慧就打。当时拆迁户也都面临着流离失所的危险，市府虽说答应发款赔偿，可谁知道那赔偿可靠不可靠！破家值万贯，当时物价飞涨，粮价一日三变，再没了这个窝！因此这些人也大多不肯拆房。这局面僵持不下，一直到解放军进城。这稀烂巴糟的局面、那些滚刀肉似的地方势力，不知共产党能用什么法子整治！

一踏上天津的土地，看到海河，看到和平区那座座洋楼，看到修整一新的市府门前的中心花园、利顺德饭店，一阵阵的心跳。他尽最大的努力控制着自己，尽力不作出过分激动的表现来。这一次他没有亲眼见到河东区早已修好的新马路、下水道，但是被战争破坏的千疮百孔的市区整治如新，南开校园更优美更整齐了，他知道，共产党肯定会将四区接着修好的。

参观中他看到了中国自己制造的汽车，看到了雄伟的长江大桥，事实证明了共产党治理国家的能力，他不能不佩服；事实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解放生产力”的理论，他服了。

杜建时总结了三条：第一，自己确确实实在认真地学习，从理论上搞通了；第二，共产党的改造政策好，不拿我们当阶下囚看待，很真诚地对待我们，使我们受了感动；第三就是共产党把国家治理好了，使我们产生了钦佩之心，自自然然地跟着共产党走了。

当然，杜建时是否真正搞懂了马列主义还很难说，他马列主义的书读得并不多，理论学习也并不系统，也未必透彻。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是真心服了。三年困难时期，有一次到干部食堂看电影，看到吃饭的干部人人都端碗黑乎乎的东西，后来才知道是杨树叶子汤。而此时，战犯们每日仍是管饱，而且每周要吃肉改善生活。这件小事使杜建时感情激荡了很久。共产党以其政策的感召力终于改变了杜建时。

五

功德林的生活并不全是学习，功德林到底不是一所纯粹的学校。每天学习之余，散步、打拳、种花、种草、打牌、闲聊，可以随便串门，也常开联欢会自己演节目娱乐娱乐。杜建时病秧秧的，自己不上台，但是他当过“导演”，在下面教大伙儿唱京剧。想当初杜市长唱京剧的雅兴也是社交界的一大佳话呢。不过在功德林，他们还是被关押的犯人，最明显的标志当然是不能出大门。来到功德林以后，其实从在天津住院以后杜建时就没有了那种时时想到自己是阶下囚的压迫感。只是偶尔看到大门口荷墙实弹的警卫，看到高墙上的电网，才恍然意识到这一点。当然，在每日有规律的学习、休息、娱乐中，在平静轻松的表现后面，每个人心灵深处都藏着对自由的炽烈的渴望，都急于积极表现，以求早日出去。由此，遂使这特殊学校的另一个特点——“小报告”繁衍发展起来。

到了功德林，刚安顿下来，住房里就来了个陌生人，个子不高，连毛胡子，穿着黑色制服，显然也是位“同学”。这位同学自来熟，见面高呼“老杜”，亲切备至地询问他的身体情况，饮食起居，然后问：

“老杜，你到这里来，有什么感想呀？”

八年了，从没有这种自由交往过，杜建时心中非常高兴，对第一位来访者格外热情。

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来客：天津看守所不行，这么长时间了，自己感到没什么心得，只体会到了共产党对犯人的态度。北京这里好，一看就是有学习空气，云云。

后来才知道这人叫徐远举，临解放时重庆的军统头子(即小说《红岩》中的徐鹏飞的原型)。

第二天，管理员来了解情况，看看杜建时住了一宿有什么不合适。临走，管理员问：“从天津来到这里，你有什么想法呀？”

杜建时连忙答道：“我觉得都挺好的。”

管理员笑了：“听说你从天津来，对天津看守所有不少想法？”

杜建时心里一惊，张了张嘴，却没说出什么来。他心里清楚，他只和徐远举说过这个事。

“这个问题要正确对待。”接着，管理员给他讲了一通道理。

从此，杜建时就格外提防这个徐远举，处处提防别人的“小报告”了，以至于到天津参观时，他知道有“同学”会注意他，因而时刻留神，不让自己有什么表现。

功德林里杜建时唯一的陆大同班同学沈蕴存告诉笔者，在功德林里，“小报告”人人都写，为了表示靠拢政府，向政府交心，大家都写小条子。写别人，也写自己。其中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某位同学发牢骚说：“这饭里砂子这么多，都成了八宝饭了。”就有同学向管理处反映。只是徐远举特别积极，他的笔头子快，一天能写好几个。有时他写条交上去，管理员找当事人谈了话，从此这位当事人会对徐私下里恨声不迭。加上徐远举性情粗暴，说话恶声恶气，揭发别人的缺点毫不留情，不少人对他都很嫌恶。

在监狱这种地方，“小报告”的性质与外面的性质不大一样，功德林特殊，这问题就更复杂一点。关键还在于听取者的态度。应该说，功德林的管理人员头脑是清醒的。为了了解这些战犯们的思想。生活状况，他们欢迎大家写小条子；但是对那些小事并不很重视，有时候这手接过来那手就扔了；有些条子反映的问题比较大，他们就找当事人谈谈，还要核实核实情况；有些条子水份太大，有些人如徐远举积极过分，他们好象并不特别赏识。据杜建时讲，有时候徐远举一往管理员那儿送条子，管理员就把他的手推开：“以后你不要老送这种东西来。”据说徐远举的结果并不好，前几批特赦都没有他，一九七五年特赦前夕突发脑溢血，病死狱中。

杜建时自认为在功德林里，自己“是非少”。这话可信。他心计很深，处世极圆滑，说话谨慎，极有分寸，向来不肯轻易得罪人，因此，譬如写墙报稿批评揭发人的事，他恐怕不会干的。小报告他也写，但是不多；汇报别人的也有，但多数还是写自己；暴露自己的缺点错误的几乎没有，基本上是汇报自己的学习心得。他认为共产党重视的是学习改造。他以自己的方式一步步铺平了走向新生的道路。

在功德林的同学里，杜建时比较佩服的是杜聿明等高级军人，二三十年后他也还常常讲他们、特别是杜聿明的好话。在功德林期间，杜建时曾经到杜聿明的缝纫组钉纽扣。他佩服杜聿明，认为这个人聪明，肯钻研，办事认真，所以很快他裁衣服做衣服的技术就呱呱叫了。特赦后，杜建时曾到杜聿明家去拜访，此时杜聿明的夫人已从美国回到他身边。星期天杜建时去时，看到杜聿明“哒哒哒哒”蹬着缝纫机，正埋头给美国回来的太太做衣服呢。

杜建时的部下曹仲麟曾与他在功德林“同学”过一段。他讲：“在功德林时，杜建时有病，很严重，血压高，心脏病，衣服都不能自己洗，基本是我给他洗。那时政府对我们的待遇是非常宽大的，可以随便交谈、气氛很自然。在这样的待遇之下，杜建时心情很不错，尤其是听了张治中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以后，他更是欢欣鼓舞。”这段话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在功德林时期杜建时的精神状态。

一九五七年，张治中等前国民党人常来功德林看望他们。有一次，张治中兴奋地向大家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毛主席说要分批释放你们，从明年就要开始了！还要给大家工作！”顿时掌声雷动。那时，张治中还特意接见了杜建时，勉励一番。杜建时激动得直要流眼泪，希望升腾起来，这一夜又几乎彻夜未眠。

没想到事情变化得那么快，报纸上忽然大张旗鼓地搞起了“反右”，并且势头越来越明显是对着知识分子、对着旧社会过来的人了。张治中诸人从此再没来过功德林。功德林内气氛渐渐紧张起来，人人心头都有一个疑问：“反右是怎么回事？”谁也不明白，谁也不敢乱发议论。但大家心中都隐隐感到，这场运动对自己的释放不利。人们言语越发谨慎，内心深处的东西越发深埋起来。但是，在私下里，对知己者，却免不了议论。论来论去离不了中枢问题——释放：反右后和自己的释放有什么联系。一种看法认为反右后还会被释放；多数人很悲观：共产党搞起运动来就不知要到什么时候了，释放又遥遥无期了。

一个新的、劳动改造的时期开始了。管理处孙处长召集开会，宣布到小汤山公安部的农场劳动。这一下直干到一九五九年初秋。

那是九月的一天上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中央要在国庆十周年之际进行特赦。几天以后，刘少奇主席的特赦令颁布了。功德林里顿时沸腾起来，人们欣喜若狂，涕泪横流，空气中弥漫着喜悦与躁动不安的气息，每个人都睁大眼睛，竖起了耳朵。新闻记者来了，摄影师来了，给杜聿明照相了！给王耀武照了！还有宋希濂！陈长捷！也给杜建时照了！这一夜，杜建时兴奋得大睁着两眼，全无睡意。一幅幅新生活的幻象和旧时生活的印象在他头脑中迭相交映，直搞得他心跳骤快，血压陡增，又被送进了医院。

十二月四日，功德林大礼堂里隆重举行特赦蒋介石战争罪犯大会。躺在病床上，杜建时仍然无法抑制心头怦怦乱跳，他好象看见了气氛严肃异常的会场，法官唱名时，会场上静得地下掉根针好象都能听见……

释放人员名单中没有他。

第二年十二月，又特赦第二批，仍然没有他。这其中的失望、猜测、彻夜难眠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了。

孙处长找到了杜建时，语重心长地说：“你本来学习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是‘劳动改造，你在劳动中是个白点……”

原来如此。

到功德林后杜建时屡屡犯病。沈蕴存记得，杜建时走到阳光下得用手打眼罩，要不然就晕，犯起血压高时管理处的大夫曾在他床头放上一大堆冰。他在天津时的老部下曹仲麟，则常常要代他洗衣服。挑饭用的大桶，别人装得满满的，挑起来扁担颤悠颤悠，疾走如飞。他呢，连空桶都挑不起来。在小汤山劳动的时候，别人干得热火朝天，他拿起铲子铲两下，心就怦怦乱跳，松土松上一丈远，就晕了。大夫一量，血压二百四。从此，别人出去劳动，他留在家学习，整理材料。他爱学习，就是躺在病床上也拿本书看，但劳动上也实在是个白点。经孙处长一说，杜建时心中豁然开朗：

“我懂了。我要做我力所能及的事。”

杜建时迅速行动起来。他找到管理员：“我想参加饲养组，试试。养鸡、养鸭、养兔都行。这也算劳动吧？”

这当然算劳动。

这位军事专家，一旦决定了干某事，就要把全部身心投入到这件事中去，何况这是他的“白点”呢。头一次管理员给了他一百多只人工孵的小鸡。他没经验，结果在春寒中小鸡冻得瑟瑟发抖，挤成了摞儿，压死、冻死一大批，只活了二十来只。失败带来了教训，从此杜建时手里时时捧着一本《养鸡法》，是管理员给他找的，日日夜夜厮守在鸡舍里，观察、琢磨。这回他让母鸡坐窝孵蛋，小鸡出来后，这些母鸡就各自领着自家子弟活动。这下一百多只鸡，差不多全活了。此时杜建时已经大略摸出了鸡的脾性，领略了个中奥秘。后来管理员又给他送来二百来只人工孵育的小鸡。这些没娘的孩子，成活率极低，杜建时每日和这群毛茸茸的小可怜虫厮混在一起，注意冷暖，注意饮食。总算不错，小可怜虫们活下来三分之二。杜建时以养鸡成活率高出了名，连附近秦城农场养鸡场的小鸡都送到他这儿来喂养了。

杜建时成了这三百多只小鸡的头儿，大伙叫他“鸡司令”。他拿出当年当护路司令和共产党打仗的劲头，当起了“鸡司令”。他用管理士兵的方法管起了这群鸡。纪律是军人的生命，他也让这群鸡“加强纪律性”，办法呢，很简单：木槽里放上鸡食，和好了，然后就边摇铃铛边赶鸡来吃。日久天长，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原理见了效，铃铛成了信号，一摇，鸡就从四面八方“咕咕”、“咯咯”、“啾啾”叫着，“扑拉拉”飞扑而来。他的“士兵”从小就生活有规律，富于集体主义精神。

秋收后地里落下了不少粮食。“要吃蛋，粮食换”，到野外去，粮也有了，蛋也有了，一举数得。三百来只鸡，密密麻麻一大片，怎么能带到一里之外去呢？铃铛成了司令的传令官。每天清晨，大部队前面，司令官腰杆笔直，胳臂一挥，“当－啷，当－啷”，后面这群“士兵”就哗哗哗跟着跑，场面蔚为壮观。唯一的缺点就是总爱“叽叽咕咕”乱发表意见。加上旁边同学参观的，叫好的，实在是热闹非凡。按说秋天换毛，鸡就不大下蛋了，他的“士兵”却懂得为司令争光，入秋了还一个接一个地努力贡献。

秦城农场，青山环绕，绿树常荫，风景异常秀丽。司令官每日黎明即起，率部远征。在广阔的原野上自由自在地活动，呼吸着大地清新的气息，一种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轻松愉快之感油然而生。此时的杜建时，确确乎“心旷神怡，荣辱皆忘”了。他体会到了劳动予人的快感，在劳动中他更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体会了收获的幸福。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特赦的日子又到了。头几天新闻记者就来了，这次的镜头终于对准了杜建时。新闻记者追着他，拍他喂鸡，拍他打拳。“我知道这次准有我了，果然这次有我。”二十五年后，当说起这一段时，他脸上仍抑制不住地溢起了笑容。

紧张、兴奋、狂喜、幸福，中间夹了一段依依惜别，最后终于来到一个处处陌生的、全新的世界。当全国政协副主席在欢迎大会上郑重宣布：“今天我们欢迎新到社会的新公民……”当头一次听到自己也是公民中的一员时，杜建时竟一时泪如泉涌。那几天感受的新鲜、刺激的强烈，使杜建时恍若隔世，常有梦中之感。

十三年的监所生活终于结束了。生活中新的一页在他面前展开了。

分类：人物传记 作者：季 烨 期刊：《啄木鸟》198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