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穿日本睡衣的女人

距悉尼650公里，距墨尔本300公里的阿尔布端公路上有一个农民赶着羊群。他眼睛盯着前面一团颜色鲜艳的东西，透过已连续下了三天的雨幕，他很难识辨那是团什么东西。在这凄凉的地区，笔直的伸向无垠平原公路两旁每隔10或20公里才是一户牧人的农庄。最后农民俯下身子，看到老瓦厂排水渠上有一团彩色破布，是件东方式男式睡衣，一半已被火烧毁。睡衣下是一具烧坏的女尸。尸体装进麻袋里，麻袋被点着了，大概是想毁尸让人无法认出死者。农民做着怪样，发现女人一半身子没有完全烧坏，一半脸还能看出模样。

上午9时，澳大利亚警察局打开了卷宗，这卷宗只是20年后直到1958年才彻底合上。20年当中，穿睡衣女人的秘密无人知晓。

1938年警察局开始调查此案。现场侦察，尸体状态和位置使人可以设想凶手作案时十分慌乱。尸解证明女人死于头部中了一发小口径手枪子弹。女人身高1米70，大概在25岁到30岁之间，尸解报告还指出，女人四肢匀称、健美。

一所大学的教授仔细地检查了尸体：红色的斑迹，打免疫针和手术后留下的疤痕。皮肤上每一个疙瘩都经过研究，仍无法识破其中的秘密。

澳大利亚报纸对凶杀案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所有曾申报亲属或朋友失踪的人都被召来直接到停尸房认尸或者在尸体照片上认尸。

1938年澳大利亚有56人失踪，其中22名是20至30岁的女人。有些失踪者的父母、朋友或丈夫认为这具女尸是她们，但没有一点确凿的证据，因为火焚烧了大部分尸体。一名护士在停尸房大厅居然昏了过去。她认为肯定是她的女儿。但几天之后，仔细看了照片，她又不承认了，她女儿的嘴和无名女尸的嘴完全不一样。

因此侦查范围扩大了。请求国际警察组织向所有成员国发出收集情报的要求。由此引出的结果是全世界的报纸都登出了照片和文章，此案以“一个穿日本睡衣的女人的秘密”为标题，成了全世界闻名的凶杀案。

两年过去了。在这两年中警察靠了非凡的技巧，借助冷冻和化学药品保存着尸体。最后警察使尽全身解数，无法破案，便获得火葬的准许。500多份证词和笔录的卷宗暂时合上了。只有等待以后的巧合，所有犯罪学专家都相信时间能揭开所有的秘密。这个巧合是从1940年12月一次电话中开始的。

“喂，是保罗·沙姆皮先生吗？”

“是我。”

“我是巴尔太太，我住在悉尼，但我现在路过墨尔本。”

巴尔太太是个绕舌、缠人的好心眼女人。保罗·沙姆皮先生是意大利一家报纸驻澳大利亚的通讯员，他是个正直的人，象吞进一把雨伞、涂上一层冰冷的幽默似的僵硬呆板。然而巴尔太太觉得现在他这种幽默消失了。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他简单地问道。

“您还记得我吗？我们在您婚礼上见过面。”

“是的，我记得很清楚……我想您是要与我妻子通话吧？”

“对，她在家吗？”

“不在。今天下午她出去了。您要不要给她留下话？”

“好吧，告诉她我等她消息。先生您知道过去她常给我写信，至少每年来悉尼看我一次。已经有两年了，什么消息也没有。她从来没向您提起过我吗？”

“提起过。您是理发师，我想在悉尼和她在一个理发厅里工作。”

“是的。我真不明白。我俩一直关系很好。”

“这真奇怪！”

“什么奇怪？”

“奇怪的是她没有去看您。她每年都回悉尼，而且每次都跟我说她看到了您。”

“啊！”

巴尔太太与其说是怀疑不如说是恼怒，她得出结论，说道：

“那好吧，我希望她身体好，我们不必再说下去了。”

两年后，1942年巴尔太太和她丈夫在墨本尼一家咖啡馆吃冷饮。巴尔太太看见邻桌上有一个棕色头发、风度翩翩、清瘦，象吞起一把雨伞一样僵硬的小伙子，她使劲地盯着他。

“喂，沙姆皮先生！琳达还总躲避我吗？我一直纳闷为什么。我经常想。我真不明白她的行为……您身体好吗？”

保罗·沙姆皮先生眼睛直直地看着巴尔太太。

“唉，巴尔太太，我是最后一个能告诉您的，琳达离开我了。她是您打电话不久后走的。她现在连我也不愿意见了。”

他小声说着。巴尔太太觉得他灰白、冷静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真实的忧伤。

“可您总有她的消息吧？”

“没有。我都不知道她在哪儿？”

巴尔太太震惊了：

“那么，您没想办法找到她？”

“想了，但是没有结果。我想她大概到悉尼工作去了，大概又当她的理发师了。”

巴尔太太不愿意在这个可怜小伙子的伤口上再捅几刀，她不再谈下去。但是她一走去咖啡馆就拖着丈夫到警察局。

“你知道，”她说，“这很不正常。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不理我，尤其是她在悉尼而不见我。”

描写几天之后去拜访记者的警察的心情是不可能的。这起已经延续并且还将延续很长时间的案子已经过好几代警察之手了。记者一直是自尊、严肃、好象一直在消化吞进去的雨伞。

“您能说说您妻子是在什么情况下出走的吗？”

“可以。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经常吵嘴。一天晚上吵完之后，第二天一大早，我没有注意到她起了床，便出走了。”

“有多长时间了？”

“3年了。”

“很抱歉请您看这些毛骨悚然的照片，但我们也是迫不得已。”

警察从公文包里取出穿睡衣女尸的照片。

“您能认出是您的妻子吗？”

“我希望不是……”

记者看着可怕的照片，脸色苍白。

“不，这不是她。”

“您妻子没有其他亲人了？”

“有。她母亲住在伦敦。她也十分奇怪琳达从1938年就不给她写信了。”

“后来呢？”

“后来我告诉她，琳达离开我了。我还能怎么办？”

“您为什么不要求离婚？”

“我爱琳达，我相信她有一天会回来，尽管这想法很愚蠢。”

警察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又拜访了记者所有的朋友，让他们看了可怕的穿睡衣女人的照片。没有一个人能够肯定不是琳达，但也没有一个能肯定认出她。然而有一个人经过长时间回忆，好象发窘似地说：

“听着，这也许没有一点联系，但我记起一件事，我没有权力保持沉默。我记起来是因为那天正是保罗的生日。我看见他来的时候，脸色苍白，好象十分疲倦，头上有个大包，手上，我记得是右手裹着绷带。我对他说：‘嘿，昨天是你生日……真够滑稽的！非得是醉个半死才能弄成这副模样！他回答我说他碰在汽车门上了。”

警察马上把两件事放在一起：他的生日是8月30日，第二天就发现了穿睡衣女人的尸体……

从此以后，地狱大门朝保罗·沙姆皮敞开了。法医证明他右手的伤疤是烧伤。尽管已过去四年了，法医仍非常自信。

然后又发现他那时有一支同杀死穿睡衣女人口径相同的手枪。因此在两年监禁中，警察用各种声调审讯他，想让他招供，让他良心解脱，让他承认他杀死了他妻子琳达。

“我没有杀死她”，他不知疲倦地重复着，“我不知道她在哪儿？我找她。”

保罗在监狱里关了两年之后，到了1944年，由于缺少证据，无法肯定穿睡衣的女人就是他妻子，警察只好释放了他。但是对所有的人来说，对记者，对警察，对公众来说，保罗·沙姆皮就是杀死他妻子的凶手。他不仅仅破产了，而且找不到工作。尽管澳大利亚是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省与省相隔很远，但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找不到工作。同样，他出国谋生，所去的英语国家只要他刚要立足，他的名声马上接踵而至，他过着一个无望人的可悲生活。

1956年11月的一天，也就是发现穿睡衣女尸18年后，一位医生被叫到离阿尔布端不远的一个小农庄的牧羊人病床前，就是说离发现女尸几公里的地方。医生行驶在石子公路上，车后扬起团团尘烟，马上风又把尘烟卷走。那天风刮得很大，吹动着树枝，撞击着小木棚的门窗。汽车就在小木棚前停下来。这里尽管风刮得很大，但仍有一股羊膻味。医生已习惯这种味道：养羊是当地农民一项主要经营项目。

躺在黑暗房子里的牧羊人已经83岁了。医生看见的是一张垂死人的面孔。病人的声音微弱，从木板缝隙中钻进的呼呼风声中刚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完了，是不是医生？”

医生证实病情刚刚发作完，由于他年迈，的确他只有几个小时时间了。

“您不必告诉我”，老人说，“我知道。我要告诉您一件事。”

他妻子，梳着大大的白发鬓萎缩的老太太想上去阻止他说。但是老人还有力量反抗。

“你住嘴，医生，让她出去，是我的良心要说话。”

他妻子刚一离开，老人便开始忏悔，低声说道：

“是这样医生。事情发生在1938年8月29日，那天天气和今天差不多，但还下着雨。突然有人敲窗户。是一个从墨尔本搭车来的年青女人。她要去悉尼，离这有300公里。天已经黑了，她浑身湿透了。她问我当地有没有人能开车送她。但是没有人。我老婆给她沏了杯热茶，递给她干衣服。她告诉我们她的名字和她的生活。”

“您不认为最好应对警察局讲吗？”

“不，不。我没时间了。您明白，我肯定没时间了。这个女人叫琳达·沙姆皮。她一怒之下离开了她结婚7年的丈夫。她正犹豫是回家还是到悉尼重新干她的理发师。我们留她过夜。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我和我老婆动身去阿尔布端牲口市场。当快10点钟我们回来时，看见房前停着我儿子毕勒的汽车。他从悉尼回来了，他在悉尼屠宰场干了三天活。他尽给我们找麻烦，他曾两次因偷窃判刑……当我进屋后，看见毕勒傻子似地双臂下垂坐着，他指了指躺在地上的女人，她已死了。她睡着，我儿子说，‘我只想翻翻她的提包，她就醒了，呼喊。我想让她住嘴，她却抓住我，我有手枪，把她打杀了。

“‘你不能讲出去呀！我老婆吓着躲在屋脚小声说。

“然而总得有人讲，不是你，也不是他，那是我。我给可怜的女人穿上她来时的衣服，把她放在车上，扔进老瓦厂排水渠里。然后我把儿子赶出家门。从此再也没见过他。我有权力说了，现在只有我有权力说、我要死了。”

老人咽气以后，医生把他的叙述汇报给警察局，警察马上问道：

“那汽油呢？火呢？女人发现时是被烧的……这一点他什么也没对您说吗？”

“没有。”

在北部的一个农庄里警察提审了儿子毕勒，毕勒在那里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他当了代管人。他非常吃惊，经过那么多年，真相还是大白天下了。然而他承认他父亲说的一切。

“但是汽油呢？火呢？”警察问道。

“我父亲没带汽油，也没有烧他。我敢肯定。要不，他会告诉我的。当我在报上看到这的时候也非常吃惊。”

国际警察组织总秘书处向所有成员国发出寻找保罗·沙姆皮的请求。他在意大利米兰一家报纸工作，可怜地主持着一个小小的观众专栏。当他知道杀死他妻子的凶手承认了犯罪时，他既悲伤又释解地叹了口气。他开始坦白了。经过多年沉默之后他终于开口了。

“当琳达离开我时，我非常痛苦，我整个上午都焦急不安，最后我终于跳上汽车到悉尼去。我知道我妻子会搭车，我指望能在路上遇到她。快到阿尔布端时，下起大雨，四周没有住家，突然我觉得十分害怕，隐约看到小桥边有一个女人尸体。

我跳下车一看是琳达，因为她穿着我的一件从日本旅游带回来的睡衣。在她愤怒中，胡乱地收拾行装，也不管什么都穿。我马上看见她头上中了一枪。开始我想运走她，但当我抱起她的尸体后，我明白将要发生的事。我也有一支手枪，这人人都知道。谁能相信我的话，我仍会被判刑。我徒劳地想了想，这一点越来越清楚。至少要发现真正的凶手才成，但是警察是不会去找凶手的。因此在我惊慌中，想到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人无法认尸。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尸体放在旧麻袋里，浇上汽油、烧掉。在20年中，承认这些，就能认出琳达的身份，认出琳达的身份，就是对我宣判。因此我一字没说，永远不会说。”

1958年11月在墨尔本毕勒被判处无期徒刑。保罗·沙姆皮因销毁“警察局的物证”违反法律，对死人进行非人道的摧毁被判10镑罚款。剩下是为他恢复名义。他无动于衷地领取了证明，然后没向任何人告别便离开了法庭。自从那天他去寻找他爱着的妻子，看见他妻子的尸体，觉得自己迫不得已烧尸以后，他一生只不过是一种漫长地等待死亡的降临而已。

分类：明镜 作者：梅 力 期刊：《啄木鸟》1988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