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仓廪实而知礼节,饮食的伦理是中国最根本的伦理。“民以食为天”,“天”是什么?是道,是冥冥之中万物之主宰,是人的终极信仰。饮食的地位至高无上,饮食崇拜就成了中国人的准宗教。好像仅仅是为了不至于挨饿,人们才奔波、劳碌,所以,工作的另一种说法是“混口饭吃”。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则无异于抱着一个铁饭碗,而“吃香的,喝辣的”则成为幸福生活的同义语。
饮食是行为的理由。任何冠冕堂皇的事情,任何崇高的辞令都会被饮食消解殆尽。所以说,“口中没有味儿,开个现场会儿”。所以说,“想要解解馋,组织检查团”。当然,饮食也能成为卑贱行为的合理解释。比如当太监,我们不能说他是为了体验生活或偷看美女;当妓女,我们不能说她是为了满足性欲或扩大社交面。
战国四公子养士,实质不过是供饭吃而已。只要吃得饱,吃得好,一般地讲,士为知己者死是不成问题的。在关键的时候,实际的情况往往是国家兴亡,饮食有责。底层人的要求是极微薄的,吃谁的饭受谁的管制,欺凌压榨听之任之。但当情况糟到连饭都没得吃,他们也就不会认什么上下尊卑了。所谓的政权、国家,其虚弱性在于:没有粮食支撑,一天都维持不下去。
“人活七十,为口吃食。”这话不像是产生于“地大物博”的中国,倒像出于饥饿的非洲灾民之口。饮食竟成了人终其一生追求的目标,人与猪的异处又何在呢?人生理想低到这种程度的民众大概是世界上最好统治的民众了。忍受还是反抗,饮食是准星,树皮吃光、草根嚼尽之后才会有揭竿而起的壮举。西汉末年的王匡、王凤,隋末的王薄,唐代的王仙芝,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有多少所谓的英雄好汉的勇气其实都是饿出来的。
不管王道还是霸道,饮食之道不可废也,此乃仁义礼乐之本,长治久安之根。亚圣孟子的学说至少有一部分可被称为“饮食忧思录”,像一个饿汉的梦中呓语:“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乐岁终身饱”、“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就连谈玄说道的老子也非常入世地为统治者提了一条治民之术:“虚其心,实其腹。”自老子以降中国的人权思想基本局限在饮食的狭窄范围之内,填饱肚子既是最大的人权,也是唯一的人权。
二
正是基于饮食的极端重要性,饮食就不只是饮食,它涵盖了生活的各方面。仅就“吃”字而言,它的含义几乎广到无所不包的程度。当一个人受欢迎或不受欢迎时一般说“吃得开”或“吃不开”;当支持不住、承受不了时一般说“吃不消”或“吃不住”;男女产生嫉妒情绪说“吃醋”;有好处自己拿说“吃独食”;被控告受处罚或入狱说“吃官司”;形势紧张说“吃紧”;受惊说“吃惊”;受苦说“吃苦”;受损失说“吃亏”;不劳而获说“吃现成饭”;受一方好处却为另一方卖力说“吃里爬外”……大概只有在汉语里才会出现这么奇怪的词语组合,不知语言学家们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
饮食既是生活,在更多的时候它又是解决人生重要问题的途径,由此我们不得不对它生出一些含糊的敬畏来。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在皇粮面前显出了铮铮铁骨,但当他归隐之后肚子饿得咕咕乱叫的时候,也不得不向人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中国的文学历来都有“饮食”的传统,高逸如李白者也不免“烹羊宰牛且为乐”的快感,超脱如孟浩然者仍有“故人具鸡黍”的惬意。吃喝的方法不同则诗歌的风格有异。读《红楼梦》常像是走进了一个巨大的清代饮食超市,读着读着使人食欲大增。但是一般而讲,醉翁之意毕竟不在于酒,饮食毕竟是文学的媒介。
其实在生活中,饮食也往往被作为媒介。比如对交友而言,饮食实在功不可没,所谓“友谊友谊,酒来垫底”。但高人雅士们很不屑于通过饮酒吃肉建立起的友谊,这样的一伙被贬为“酒肉朋友”。但我以为喝清茶、嗑瓜子的友谊并不见得比酒肉的友谊高雅。清茶、瓜子只能产生理性的、有节制的友谊,有很强的距离感,而酒和肉生出的则是感性的、血浓于水的友谊,情同手足、仗义疏财、拔刀相助无不与此有关。
饮食也是一种仪式。座谈会、茶话会、团拜会、联谊会、新闻发布会,如果没有收尾的那一顿饭,总使人觉得有点虎头蛇尾。一般来说,各种会议中吃饭是一项重要议程,而且会把会议推向高潮。假如要搞送别或接风的仪式,少了一顿热腾腾的饭菜,怎么见得出别离之不忍和欢迎之热烈呢?至于像刘、关、张那样的结拜仪式,没有一顿痛快的吃喝,怎么可以见得出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而婚礼如果少了吃饭这一项则不能叫做婚礼。比较而言,西方人的婚礼注重的是教堂的那一系列仪式,而吃饭则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这样的婚礼是办给上帝看的。所以,一个民族重精神还是重物质,从饮食上也颇能看出几分来。
三
有一个故事讲的是地主和长工关于吃肉和吃菜的纠纷。地主不干活每日大鱼大肉不离口,长工干着活满肚子只有糠和菜。长工由羡慕渐渐不满起来,地主说:“你不要不满,你只配吃糠吃菜,我却是专吃大鱼大肉的,女娲娘娘当年造人就造了不同的人,要不相信,今后你吃大鱼大肉我吃糠吃菜,咱们试试看。”长工一听大喜,两人换了饮食。长工最先吃得既多且香,后来饭量渐渐减了,觉得大鱼大肉也不那么香了,到最后吃得既烦且腻,痛不欲生,跪着向地主说:“求求你,还是让我吃糠吃菜吧。”
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这样的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的,让习惯于糠菜的肠胃大量地接受肉食还需要一个过程。但编这个故事的人想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那就是:人生来是不平等的。这种强烈而持久的饮食宿命色彩影响着一代一代的普通百姓。
以前,男人们仅仅被认为是一种劳动力资源。因此,未过门的女婿在准丈母娘家要进行一次显示自己有劳力的暗示性表演,那就是要吃一顿饭,这关键的一顿饭必须放开肚皮尽其所能大吃一通,吃得越多证明越能干活,越有能力养家糊口。众人认为这种民俗很有情趣,我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恶感。我以为丈母娘根本没有把女婿当成人看待,仅仅把他作为一头能够耕地的牲畜。
当然,男人更不把女人当人看。除女儿国外,女人一般上不了席面的。她们给男人端上饭菜后,自己随便在哪里凑合着吃一点,既不怨天,也不尤人,因为没有女权主义者,当然没有女人考虑自己的饮食地位。女人在男人吃饭时只起助兴的作用,如果连这点作用都不能发挥好,女人助兴的资格都会被剥夺。西晋重臣王恺请人喝酒,要美女在旁吹笛,如果稍有失韵走调,就把美女拉出去杀掉。而富豪石崇请客时,则叫美女劝客饮酒,如果客人不乐意喝或喝得不够多,就把劝酒的美女拉出去杀掉。
《礼记·燕义》专门谈到了帝王御宴时等级森严的各种座次,即便在民间,人们在吃饭时还是要分个“上座”、“陪座”、“侍座”的,“陪座”、“侍座”上的人总不像是自己乐意吃,吃饭仅是为陪“上座”的人,否则吃不吃都无所谓。西方人吃饭则无座次之分,无谦让之礼,一人面前一份,AA制原则,互不相扰,各吃各饭,各付各钱。如此,个人的饮食自由得到了充分尊重。这大概是中西饮食文化的重要差异吧。
四
在现代的餐桌上,不仅消费高到了“一杯酒,一头牛;一顿饭,一栋楼”的程度,而且各类饮食的品种和吃法花样繁多且争奇斗怪,足以让大观园中见多识广的贾母瞠目结舌,我相信让她老人家走进时下的豪华餐厅就像是刘姥姥当年走进她的大观园。比如:将大豆腐块和活的泥鳅同时放入锅内,加水,将锅置于火上加热,水温逐渐升高后,不能忍受高温的泥鳅便钻入豆腐之中,食客们很高雅地称之为“金屋藏娇”。比如:将蛇皮剥了,以蛇肉蘸入酱油中,一节一节地吃,一直吃到头部,直到最后蛇的头还顽强地动着。又听说吃驴肉的法子:那是把驴放到不断烧火加热的铁板上,驴嘴边放的是含有各种调料的一盆水。高温炙烤下的驴不能忍受干渴就不停地饮调料水,这么反复烤,反复饮,驴肉烤热了,五味十香都进入肉内,直接可以食用。还有一种吃猴脑的办法:桌子中间开了洞,将猴赶到桌子底下,猴头从洞中探出,然后以器物将猴头固定在洞口,举起一根棒子很潇洒地砸开猴子的天灵盖,然后将一碗滚油及调料倒入脑壳之中,这时食客便可动用勺子和筷子挖取猴脑了。
这些才是我们饮食文化之精华。只知道动刀叉不知道使筷子的西方蛮族,依他们的德行,做梦都梦不到这样的吃法。比较而言,追求简朴的墨子有点像西方蛮族,他说:“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也。”他还曾表达了对于儒家“贪于饮食”的不满。其实,那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儒家鼻祖孔丘先生也只是强调把饮食尽量做得精致一点,至于“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既有对健康的关注,也有对饮食的特殊要求,虽然这样的要求迂腐刻板,乃至可笑,但也不能算是“贪于饮食”。孔子最具有人文关怀的饮食习惯是“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这表现了他对生命和对人自身情感的珍重。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他还充满诗意地感叹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也。”他甚至极力赞扬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如此说来,他于饮食何贪之有?他贪的只是一个“仁”字,他终身的目的在于弘道。孔子当时就感慨世风不古,岂料世风到如今已坏到他难以想象的程度。世风的好坏大概和“吃风”的好坏密切相关,当“吃风”沦落到生吞活剥、茹毛饮血的程度,世风的丑陋也就可想而知了。
五
当饮食的欲望超过了一定的极限,就会使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变态。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和慈禧太后饮人乳就属于变态。翻开《资治通鉴》,还可以看到不少好饮人血、好食人肝的官僚,这已经属于严重变态,不能归到人类之中了。清末的徐锡麟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心肝竟被恩铭的卫队挖出炒食。然而在完全丧尽天良、人性灭绝的人中选一个杰出代表,应是易牙。恩铭卫队所食者虽也是人类,毕竟与己不相干,易牙则蒸了自己的儿子给齐桓公吃,仅仅为了齐桓公“惟蒸婴儿之未尝”的一句话。我常在想,“天地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崇高的声名人类如何能承担得起呢?
从现实的悲凉中掉转头去,我们通常习惯于在诗文中寻找一份人间的善良和关爱,但当我读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诗句时,我一点都体察不到诗人们所通常具有的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在这吃人肉、饮人血的豪放派诗作中我只感到阵阵痉挛。施耐庵在《水浒》中也不乏对那些好汉们嗜血天性的津津乐道的描绘。无论是喜吃心肝的燕顺、王英、郑天寿,还是做人肉包子的张青、孙二娘,在施耐庵笔下都是替天行道的好汉。连这些吟诗弄文的雅人们都昏聩到如此程度,我们又有何理由去指责尚待启蒙的愚民的本性呢?
人生的悲剧在于胆大的将被撑死,胆小的也将被饿死。无论钟鸣鼎食、王侯将相之族还是吞粮咽菜、食不果腹之家,所有的人都不免于一死,都将同样经过坟墓站在上帝的面前接受末日的审判。生命如此短暂,对于未来而言,我们眼下的吃好吃坏吃多吃少其意义又何在呢?我们就这么反反复复吃着:食物经过牙齿的咬啮咀嚼、食管的输送、肠胃的消化、身体的吸收、肛门尿道的排泄……这个繁复琐碎简单沉闷的生物性过程即使对遥远的未来没有意义,只对瞬间的未来,比如明天、后天还是有意义的话,人类就会乐此不疲地吃下去。然而肚子的充实就连瞬间的精神的恐慌都难以解决,这又是更可悲的事情。恐慌的理由各有不同,怕死却都是人的通病,皇帝比人民更怕死,因为他比谁都过得好。
那么,什么东西吃了使人不死,这是历代帝王朝夕思考的问题。秦皇汉武都是求仙药的名人。通过吃仙药喝仙酒可以成仙,通过绝食也可以成仙,这叫辟谷,张良就热衷于此道,也没有成功。
掐指算来,真的成仙者唯有嫦娥一人,而且也只是神话。她虽有玉兔相伴,桂花酒可饮,但毕竟高处不胜寒,而且常怀思念之苦,于是她终于后悔起来,并以自己的处境告诫后人:能吃的吃,不能吃的千万别吃。
分类:啄木鸟论坛 作者:陈 曦 期刊:《啄木鸟》2009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