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作品〗送死囚上路

屈宝堂的身份神秘而特殊，他既是死刑犯人罪恶生命的终结者，也是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捍卫者。用老辈人的话讲：他是一个送死囚上路的“监斩官”。随着他手中的旗帜果断地起落，一个个罪恶的生命就此画上了句号……

初次执行死刑

行刑指令台上，一名身穿法警制服的中年男子将手中的红色小旗，向着白色的行刑线威严一指。法场外，立刻有一队全副武装的法警，将行尸走肉般的死囚们押入法场，并让他们沿行刑线一字形跪倒。在死囚们的身后，执刑法医开始用手中的粉笔，在死囚背后画出执刑枪决的圆圈……

旗帜指向左边，行刑法警们手中那上着雪亮刺刀的枪口，全部齐刷刷地对准了死囚背后圆圈的中心；旗帜向右，法警们手中枪支的保险“喀”的一声，同时被打开了；随着行刑指挥警官手中红旗的有力举起与落下，法场内同时响起了枪声……

这不是影视剧里的虚拟场景，这一幕真实地发生在2009年6月3日，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的西山法场内。那站在行刑台上，指挥死刑枪决的人，正是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队队长屈宝堂。

屈宝堂今年45岁，陕西省渭南人。他1982年参军入伍，曾在部队任文书、排长、指导员、连长和参谋等职。其间，还在西安陆军学院、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深造过。1985年9月，随新疆军区某部侦察连参加自卫反击战，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

从战场凯旋后，屈宝堂被安排到新疆军区某部的警卫连工作，除了例行军事法庭的保卫职责以外，屈宝堂还担负着军事法庭死刑犯的死刑执行任务。1997年新疆军区某部一名叫罗彬的甘肃籍战士，因家境困难，又被未婚妻催逼两万元结婚彩礼，丧失理智的他，竟然利用节日休假期间，在部队附近绑架了一名牧民的孩子，想以此勒索些钱财。不料，在他向牧民勒索钱财的时候，这名小孩却在被捆绑的隐匿地点活活冻死了。

1997年11月27日，是执行罗彬死刑的日子。同时，这也是屈宝堂第一次执行死刑的日期。罗彬的母亲从甘肃乡下赶过来送儿子上路，可怜的老人头发都愁白了，她虽然流着泪，却没有哭出一点的声音。为了让儿子当个饱鬼，老人把两个大面包捏成了一小团，隔着铁栏杆塞进了罗彬的嘴里。而她那不争气的儿子罗彬，此时也是热泪纵横，他拼命地把嘴里的面包往肚子里吞，因为嘴里塞得太满了，他就用食指和大拇指往里面塞，就连食指被咬出血都浑然不知……那天，其他没有家属赶来送行的死囚，他们吃的是法警们给他们买的小笼包子，所有的死囚没有一个在发愣走神，全都在大口大口地吃着……

最后的时刻到了，由于罗彬案件性质极其恶劣，当地的很多牧民自发跑到法场观刑。为此，屈宝堂他们全部穿着便装，还戴了墨镜。随着政委杜利民的哨声响起，死囚们被押着进入刑场，一字形在地上跪成直线。第二声哨声又响了，副射手递上了弹匣，屈宝堂反手接过快速装好后上膛，弹匣里唯一的一颗子弹“喀”地弹出了弹匣，被主机簧推入了火药仓。屈宝堂后面的副行刑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屈宝堂明白最后五秒倒记时开始了！

这个时候，刑场上所有的声音屈宝堂都感觉不到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准星圆环前，罗彬的头发很黑，长度不到一厘米……在战场上，屈宝堂虽曾撂倒过不少敌人，但那毕竟都是远距离的。可如今，却要用枪口顶着人的后脑瓜子开枪，尽管要杀的人真的死有余辜，望着准星中活死人般跪在自己面前的罗彬，屈宝堂手虽未发抖，心里却紧张得要命。

依据国家规定：从后面近距离射击死刑犯的后脑勺，子弹贯穿头部后破坏其小脑延髓及脑干的生理组织，从而使死刑犯在不到零点五秒的时间内脑死亡。虽然处决任务看似简单，枪口离死囚的头不到三厘米，很容易找到后脑勺，可要做到让弹头从死刑犯的上下牙齿缝间飞出来，而且既不破相，又不会掀掉死囚的牙床或舌头，这就要求有很高的射击技巧。尽管在执行死刑前，屈宝堂已经做过上百次的头形靶练习，但屈宝堂依旧紧张得满头汗水顺着两颊直往下流。

就在这时，政委杜利民悄悄走到他的身边，伸出手在屈宝堂的后脑处摸了下说：“就这个位置。”只这么一下，屈宝堂的心差点从嗓子眼飞出去，全身的汗毛也跟着齐刷刷地竖了起来，屈宝堂甚至觉得，被执行死刑的仿佛并不是跪在地上的罗彬，而是他屈宝堂自己。

屈宝堂死死盯着罗彬机械地调准距离，杜利民突然又在他耳边说话了。“往前一点。”屈宝堂全身不可抑制地猛地震颤了一下，直直地上前把枪口顶在死囚的后脑上，而后，他没有思维，也没有任何感触地，按照身边副行刑员的重复令，机械地扣动扳机、推倒死囚……

执行死刑完毕后，屈宝堂先把身上的衣物全都深埋，而后又回部队洗了个澡，换上军装。这天晚上，他没有回家，奉命待在部队调整心态。尽管杜利民再三嘱咐他不要回忆执行死刑的事，但躺在宿舍的床上，执行死刑的情景，又像放电影一样，在屈宝堂脑海里不断循环播放……

保证不再执刑

11月30日深夜，屈宝堂估计妻子跟女儿已睡，才蹑手蹑脚地溜回家去。但妻子张丽好像早有预感，靠在沙发上一边看书，一边等他回来。丈夫的样子，着实把张丽吓了一跳：“病了吗宝堂，你脸色很不好啊！”“我没事，只是累了。”屈宝堂故作轻松地笑笑，张丽知道丈夫的脾气，只要他不愿说的事，就是用枪顶着问也白搭。她不再多问，忙起身给丈夫打水，让他洗漱后早点休息。

躺下后，屈宝堂却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到后半夜实在憋不住了，这才起身没头没脑地对妻子说：“老婆，我杀人了！”张丽吓得惊叫起来，问道：“啥？你说啥？”屈宝堂忙用右手食指竖在嘴边道：“嘘，你小声点儿，别吵醒了甜甜。”

甜甜是屈宝堂的女儿，更是他引以自豪的心尖尖。1990年，他与相恋六年的乌鲁木齐市一所中学的老师张丽喜结连理，并于1992年1月生下女儿甜甜。由于妻子奶水不足，女儿多半时间都要靠他这个“奶瓶老爸”所冲的奶粉充饥。因此，女儿哭闹时只要看到他，不仅立刻停止哭声，还手舞足蹈地咧嘴直乐。

上了幼儿园后，女儿更黏屈宝堂，每次他接送女儿时，甜甜不是赖在他背上，就是骑在他脖子上学小鸟飞翔。女儿上小学之后，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缠着爸爸给她讲他在老山前线的战斗故事。在学校里，甜甜最开心的也是让同学和老师看爸爸戴着军功章的照片……也许正是这种自豪和自信，甜甜的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被推选为班长。

妻子赶忙收声，屈宝堂嘘口气继续说道：“因为是第一次执行死刑，由于太过紧张，我的枪口并没有完全抵住死囚的后脑，开枪的瞬间，死囚的鲜血混着脑浆，雨点一样迸溅在我身上和手上……这两天在部队，我不知洗了多少次澡，但还是觉得身上和手上还沾着他的脑浆。唉！现在我只要一闭眼睛，就能看到他的脸，他眼睛通红，牙齿紧咬，活像恐怖的恶鬼……”屈宝堂的话，说得张丽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她恐惧得忍不住又想尖叫，但卧室外却先传来“啊”的尖叫声。

是甜甜！屈宝堂闻声猛地从床上跳起来，赤着脚打开了房门，发现女儿竟坐在门前，在女儿身子下的地上还流出一摊水渍。屈宝堂慌忙上前去抱女儿，但女儿却浑身哆嗦地蜷缩到墙角，捂着脑袋拼命地尖叫。张丽见了忙过去抱起女儿，一直抱到女儿的卧室床上。屈宝堂心里焦急，跟着妻子就要进去，女儿却拼命抱住妻子，歇斯底里地哭叫起来：“出去，出去，你让他出去。”屈宝堂整个人都傻了，妻子忙把屈宝堂推出卧室，并且关上了房门，甜甜刺耳的尖叫声这才平息。

从这以后，甜甜只要妈妈送她上下学，偶尔张丽下班晚了，女儿一回家就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直到妈妈回来才肯出来吃饭。尤其晚上，女儿不睡着，张丽是绝离不开女儿卧室的。为了融洽父女关系，屈宝堂让妻子转告女儿，转业后一定会换一份再也不用“杀人”的工作。

2000年元旦，服役十八年的屈宝堂终于要转业了，很多单位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考虑到法院的死刑执行一直以来都是由当地武警单位来执行的，2000年8月，屈宝堂最终选择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成为法院执行局的一名执行员。

临危受命再执死刑

在奴隶社会时期，无论是我国的菹醢、弃市、炮烙，古巴比伦的焚刑、溺刑、刺刑，还是罗马奴隶制国家的鞭、溺、笞、摔等刑种，无不体现出极端的野蛮与残忍。到封建社会时期，一些残酷的死刑执行方式虽被沿袭下来，但总体比奴隶社会时期稍有进步，而且刑种以绞刑和斩刑为主，降低了死刑犯所遭受的痛苦。

近代以来，人道主义、人权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残酷、野蛮的死刑执行方式遭到了各国人民的一致摈弃，死刑执行方式进入了文明刑时代，而且死刑存废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国家因此废除了死刑，而在尚存死刑的国家，也都力求采用更为文明、更能减轻痛苦的死刑执行方式。

基于我国人口众多、整体国民素质较低、重刑传统盛行的国情，死刑还将在我国长期存在并对社会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在不能取消死刑的前提下，死刑执行方式的进步就成为推进我国死刑制度文明进步的重要途径。1997年1月1日，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12条规定时，我国又增加了注射的死刑执行方式。为此，1997年3月28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国内首次采用药物注射的方法执行死刑。为加速普及注射死刑，从而全面废止枪决，2001年9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1190次会议上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若干问题的规定》，就此正式拉开了向全国各地法院推广注射执行死刑的序幕……

2001年10月8日一早，屈宝堂刚进执行局的大门，就被法院领导叫去了院长办公室。“宝堂啊，你来看看这个。”进门后，不等屈宝堂问什么事，王院长先把最高人民法院传真文件递给了他。屈宝堂只看了一眼，当即就沉默了。院长看出什么，他起身给屈宝堂倒了杯茶水，而后变换话题问道：“宝堂啊，我听说你在部队执行过三年多死刑，你知道行刑员的职责吗？”屈宝堂想了下说：“送死囚上路。”王院长边点头边语重心长地说：“送死囚上路，只是行刑员职责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行刑员既是终结死囚罪恶的终结者，同时还是死囚犯人权的捍卫者。我们好好送他们上路，不仅是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且是在尽可能地化解死囚亲属对社会和法律的敌意。虽然我从杜利民那里知道了一些你的情况，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到法警队去，继续好好送死囚上路。”

屈宝堂为难得几乎哭了出来，他张嘴想要说什么，王院长一个手势先打断了他：“宝堂啊，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注射死刑既充分体现了我国尊重人权，倡导文明执法的决心，同时，也是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而它在我们新疆的实施不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更标志着我们新疆人性化执行死刑的新的开始。所以，不管你有什么问题，我都希望你以大局为重，等6月18日，我们的首次注射死刑任务完成后再说好吗？”望着王院长满眼的期待，屈宝堂只能将嘴里的话咽回肚里。

2003年6月18日10时许，乌鲁木齐市西山法场的空气中凝聚着神圣而威严的气息，通往注射死刑法场的大门一扇扇陆续地打开了，乌鲁木齐市法院投资950万元建成的室内刑场正式投入使用。一名容貌姣好、年纪还不到30岁的女囚在全副武装的女法警的押送下，行尸走肉一样地走向那张铺着雪白床单的行刑床……

如此年轻而美好的生命，就要在白色的行刑床上消失了，这无法不让人有些心生惋惜。但屈宝堂深知，如果不这样结束她年轻而罪恶的生命，被她残酷杀害的被害者亡灵就无法得到安息。

张悦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她原本有一个体贴她的丈夫，还有一个漂亮可爱的孩子。但是，好逸恶劳的她并没想着与丈夫一起把家营造得更加幸福和富足，而是整天只想着如何挥霍和享受。由于她没什么文化，又没有可以正途挣钱的技术，她只能靠着一些坑人骗人的把戏弄钱挥霍。到后来，所骗的人实在太多了，就连她的父母亲朋都避她如同洪水猛兽，而这一切非但没有阻止住她堕落的脚步，相反还使她爱慕虚荣贪图享乐的欲望更加膨胀了。终于，在极度贪欲的怂恿下，她将罪恶的双手伸向了夜归的单身女性。

2002年8月26日傍晚，张悦在乌鲁木齐市开发区抢劫一名女性时，遭到了这名女性的反抗。被贪婪蒙蔽了心智的张悦，居然穷凶极恶地拔出了刀子，极为残忍地把这名女性杀害了。

2003年6月17日，屈宝堂来到看守所对张悦的死囚身份做最后的鉴定，自知大限将至，张悦一直低垂着头哭个不停。“张悦，你总这么哭下去，会把你最后想说的话都哭没了的。你还是好好想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还有什么心愿需要我们帮你完成吧！”

屈宝堂的话让张悦立刻停止了哭泣，她半信半疑地望着屈宝堂说：“你们真能帮我达成最后的心愿吗？”见张悦停止了哭泣，屈宝堂笑笑很真诚地对她说：“只要是合理的愿望，我们一定帮你达成。”

“其实，走到这一步，我还能有什么心愿？我能做的，只有用我的命去慰藉被害人的灵魂。”张悦长长地叹了口气，“明天，我就要走了，我心里最对不起，也放不下的只有我的女儿和老公。作为母亲，我不能照顾女儿长大，作为妻子，我不能跟老公分担生活的担子，还……”张悦说着又掉下眼泪，停了很长的时间，她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对屈宝堂说，“我心里有很多的话想对他们说，明天我就要走了，你可以帮我把信转给我老公吗？”

刑室内安静得没有一点声响，一切的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张悦已被固定在行刑床上。给张悦注射死刑的药物，是屈宝堂亲自从北京购买回来的，由于之前没有任何有关注射死刑的先例经验可以参考，为了圆满地完成这一具有代表意义的任务，屈宝堂他们研究商量了严密的步骤，并对行刑现场进行了反复的模拟。

屈宝堂轻轻走到张悦的面前，声音平和地问：“张悦，你的信，我昨晚已经亲手转送到你老公手上了！现在，我们就要送你上路了，你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张悦的眼中满是悔恨的泪水，抑制了好一会儿，她努力地向屈宝堂露出了一丝笑容：“谢谢，想说的你已经帮我转到了，我没有要说的了。”

“好，那你就好好上路吧！”屈宝堂的语气依旧那样平和，随着他手中行刑的旗帜举起，行刑法警手中细小的注射针头轻轻地插入女囚的手臂，旗帜落下，输液管里的液体开始一滴滴流进张悦的血管里……

唯一“自选”的注射死囚

由于注射死刑的费用要比执刑枪决高出三四倍，因此，目前新疆还不可能对所有的死刑犯实施注射死刑，而那些被判死刑的死刑犯，也不能自行选择是以执行枪决，还是以注射死刑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在所有被实施注射死刑的死囚里，只有一个人是例外的，这个人就是新疆乌苏市人民法院原办公室主任王冠（化名）。

王冠时年42岁，犯罪前，无论是在单位领导还是同事眼里，他都是一个积极上进的人。但是，他也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非常喜欢美女，只要一看到年轻漂亮的女孩子，王冠的眼睛就会不由自主地有些发呆、发直。2004年初，好色的王冠邂逅了一家小药店的、颇有些姿色的年轻老板娘许娜，不久两人就发生了不正当关系。犹如闻到腥味的馋猫，王冠从此之后便以各种借口，跑去小药店与许娜鬼混。

“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王冠在外与情妇鬼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王冠的妻子马兰的耳朵里。5月的一天，王冠照常给马兰打了个电话，说单位有事晚上不回来了，为了弄清丈夫是否在外真的有了情人，马兰与妹妹马平在丈夫下班前，就来到丈夫单位附近，看到丈夫开车离开，两人叫了辆出租车悄悄地跟了上去。

王冠的车径直地开进了一个住宅小区，在一家小药店的门前停了下来，之后，王冠便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药店。马兰坚信误会了丈夫，并没有马上冲进小药店，她和妹妹一直等到天暗下来，小药店的灯都黑了之后，马兰和妹妹这才愤怒地敲响了小药店的门。

门开了，许娜穿着性感的睡衣前来开门，马兰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抬手就给了许娜一个耳光，见姐姐动了手，马平也冲上去抓住许娜的头发，又打又踢。而正在这时，王冠穿着裤头背心冲了出来，三下五除二地就将妻子和妻妹打倒在地上。眼见没有便宜可占，马兰只好拉着妹妹逃出小药店，但想到丈夫在外有了外遇，还如此嚣张地对自己下黑手，马兰心里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恶气，于是她指着小药店门口叉腰运气的丈夫大声地骂：“王八蛋，你等着，你在外面养情人，还打我，明天我就到法院去告你，我要把你干的好事，全都告诉法院的领导。”

马兰的话果然镇住了王冠，同时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摆脱妻子的决心，为了一了百了，王冠决定干掉妻子，免除后患。于是，当天晚上他就开车回到了家里，残忍地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并将妻子的尸体拉到荒郊掩埋了。但王冠做梦都没想到，当他把杀妻的事告诉许娜后，许娜用酒灌晕他后，立刻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接到死刑判决，王冠才想到自己7岁的儿子，儿子一直那样崇拜自己的工作，如今孩子的妈妈，已被他所崇拜的爸爸残忍杀死，他为之骄傲的爸爸，也要跟那些他最鄙视的罪犯一起被执行枪决，孩子幼小的心灵，将怎样承受如此的打击，如何面对未来生活呢？想到这些，王冠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请求，请求新疆高法特批他注射死刑。新疆高法经审核后，批准了王冠的注射死刑。

由于乌苏市人民法院没有实施注射死刑的药物和设备，2004年12月24日，经新疆高法批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王国荣亲自带着法警队队长周东，以及法警和法医赶到了乌苏市，在乌苏市的一处荒郊中，执行了王冠的死刑。

最后的享受

黄建兵家住四川乡下，家里一直过得很是寒酸。看到身边的人，又买拖拉机，又盖新瓦房，黄建兵心里妒忌得要命。2002年3月，听说新疆钱好挣，黄建兵立刻打了铺盖卷，风风火火地来到新疆。到了新疆之后，他只能到一家电力企业去做临时工。在做临时工的过程中，黄建兵学会了使用测电仪器和绝缘棒等工具，还学会了带电操作技术，但是，一个月千把块钱的工资，总是叫他感觉日子过得没那么安逸。

2002年年底，黄建兵的老乡来他家串门，看到昔日靠捡破烂养活老婆孩子的老乡，如今却穿金戴银一副大老板的派头，黄建兵羡慕得差点掉下了口水。经追问才知道老乡自己开了个废品收购点，专门收购“废”的铝铜，然后再卖给需要的加工厂从中“赚取”差价。听说“废”铝铜的回收价格很高，黄建兵立刻动起了心思：“如果自己能利用所学的技术，弄些电缆线回来卖废铝，一个月只要干两次像样的，怎么也比在公司打工强啊。”可是，黄建兵很快又失望起来，因为爬杆子割电缆线的活，毕竟不是一个人能干的。

经过一夜的辗转，黄建兵联络了一些想发财的老乡和亲戚一起干。就这样，没多久黄建兵就辞去了在电力公司的工作，开始四处网罗来新疆的四川、河南、安徽等地的民工，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骨干分子。就这样，在黄建兵的组织和经营下，他的犯罪团伙内部分工严密，有专门负责踩点、爬杆割线、杆下盘线、运输、销赃等人员，也有专门运输工具，完全成为一个集盗窃、运输、销赃、加工产品为一体的专业化犯罪集团。

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克拉玛依市、米泉市、阜康市、昌吉市、乌鲁木齐县、轮台县等地的高压输电导线遭到疯狂盗割，案件规模之大、涉案地区之广都是新疆最大的，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为此还专门成立“3·15”破坏电力设备专案组。案件侦破过程中，专案组共抓获3个犯罪团伙，捣毁3个销赃窝点。经过初步突审，专案组吃惊地发现，黄建兵犯罪集团涉案人员竟达34人之多，而仅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短短一年时间中，该团伙就作案85起，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00余万元。

2004年4月3日，“3·15”专案组对黄建兵犯罪团伙的24名首要和骨干分子依法提请逮捕，4月15日，检察机关对这2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批准逮捕，据抓捕黄建兵的警官讲，他们抓捕黄建兵时，穿金戴银的黄建兵正在一家大酒店里，左拥右抱着两个三陪小姐胡吃海喝。2005年7月19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审理，并对以黄建兵为首的21名破坏电力设备的被告进行了宣判，黄建兵等4名主犯被判处死刑或死缓。

2004年9月27日，是执行黄建兵死刑的日子，而执行前屈宝堂都要去看守所，最后例行甄别死囚的身份。一到看守所，看守所的领导就告诉屈宝堂：“黄建兵自知道被处极刑后，就常常独自念念有词地问：‘人活一世，究竟为了什么？”第二天，去刑场的途中，见黄建兵一直在不停地哆嗦，屈宝堂掏出自己的烟递给他一支。由于过度紧张，黄建兵的手抖了半天才把烟放到嘴上，屈宝堂帮他打着火后，黄建兵边竭力抑制抖动得越发厉害的手，边老烟鬼似的大口大口吸着……

吸完了烟，黄建兵扬起手臂准备将烟头扔出车窗外，但就在他的手指即将离开烟头的瞬间，黄建兵的身子明显颤抖了一下，他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敏捷和力度，死死夹住了那差点脱手而出的烟头。屈宝堂眼见着黄建兵默默地把手收回来，将那支快要燃到过滤嘴的烟头拿到眼前，好像在把玩什么稀有珍宝一样，翻来覆去地打量着。屈宝堂明显听到黄建兵长长叹了一口气，见他又把烟头再次放到嘴边深吸了一口，直到烟头燃进了过滤嘴，他才依依不舍地捏熄，把过滤嘴揣进了衣兜……

黄建兵是可怜的，更是可恨的，他的一生，正应了“贪到极致便是贫”的老话。为了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他不惜损害和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多行不义必自毙”，到最后，黄建兵能够留下或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的，只有那支燃尽烟丝的过滤嘴。

可怜又可恶的爹娘

吴力时年29岁，是四川绵阳人，由于吴力的父母36岁才生下了他，因此对他极其溺爱。而吴力小时候胆子很小，村子里不管比他大的还是比他小的，无论男女都能把他打得咧着大嘴哭，为此，村里的孩子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尿脬”。后来，满7岁的吴力背起妈妈给他准备的新书包，去村小学去上学，可没上几天，就被班里一个叫马栅的高个男生欺负得都不敢再去了。他的父亲知道后，一脸严肃“语重心长”地说：“儿子，你给我记住：人在世上活着，如果你不想被别人欺负，就要先学会去欺负别人。”

吴力满脸迷惑地望着父亲，他觉得自己被同学欺负就已经够伤心了，为什么现在还要反过来欺负别人，让别人也像自己一样承受伤心和委屈。于是，他不解地问：“为啥？”父亲摸着他的头说：“如果挨打的是别人，那些挨你打的人，他们会不会怕你呢？”父亲的话，让吴力的眼睛闪亮起来：“我知道了，别人都怕我，就不敢再有人欺负我了。”

第二天下午，看到马栅和两个同学去厕所，吴力随后悄悄跟了上去，在他背在身后的手里还握着一根一米来长的木棍。约摸着马栅他们已经脱了裤子，吴力这才提着木棍冲了进去，紧接着，厕所里便传来了马栅他们鬼哭狼嚎般的惨叫声。

揍过了马栅他们，吴力飞也似的向学校外的小树林跑去。进到树林里，吴力一边喘息，一边回想着刚才马栅鬼哭狼嚎的情景，开心得忍不住直想乐，他觉得父亲的话简直太对了，这么些年总是别人欺负自己，到今天自己终于也能狠狠地痛揍马栅了。回到家里，吴力兴致勃勃地把刚才的事从头到尾地告诉了父亲，吴彪一听，当即兴奋地把吴力抱起举在半空：“做得好，儿子！这才是爸爸的好儿子，像我们老吴家的人。”

就这样，在吴彪的“教育”下，吴力不但学会了欺负别人，而且还学会了偷鸡摸狗和溜门撬锁。1997年因犯抢劫罪，吴力被判刑一年零六个月；1999年1月，吴力为了弄钱与贾江和林某商量抢劫摩的。几天后，吴力让贾江到绵阳三台县的新鲁镇叫了一辆摩的，将司机骗到一处偏僻的机耕路上，三人把司机推倒在地，并用石头猛砸司机。看到司机倒地不动，三人又合力将司机拖到旁边的麦地里，贾江和林某担心司机还没死，又用石头猛砸司机的头部，而吴力更是“干脆”，他拔出一把匕首朝司机的肚子上捅了一刀。之后，他们把尸体拖到了一个山沟。

1999年，吴力被判刑七年，直到2004年3月15日刑满释放。第二次走出牢狱后，吴力仍不思悔改，2005年春节后，吴力跟当地的一名姓胡的包工头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并与胡某一起租住在乌鲁木齐西山一户姓王的人家。

2005年7月25日一早，胡某夫妇去了工地，房子里只剩下胡某的两个女儿——小瑛和小琴。这时，在外面游荡了一夜的吴力走进门：“小瑛，你爸爸妈妈呢？”得知胡某晚上才回来，原打算向胡某借钱的吴力很是失望。直到中午，身无分文的吴力饿得心里发慌，就想着要去胡某家弄点钱花。可胡某家的这两个小家伙却一直没有出去，他就想让她俩闭嘴。于是，他趁小瑛不备，用手捂住小瑛的嘴和鼻子，小瑛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了。

吴力又走进里屋，一把拽过小琴，想用手捂死小琴，谁知，反被小琴狠狠地咬了一口。吴力听到小琴大喊“救命”，惊慌地拿起一把切西瓜的刀子朝小琴捅去。见小琴没了声，吴力开始在房间找钱，可找了半天只找到70元钱。而就在吴力准备“撤退”时，他发现小琴正往门外爬。担心罪行暴露的吴力把小琴拖回卧室。就在小琴挣扎时，吴力起了歹念：干脆把她强奸了。就这样，13岁的小琴被活活折磨死了。

2006年5月，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强奸罪判处吴力死刑。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吴力知道自己被判处死刑后，不仅丝毫没有悔罪感，反而以炫耀的口气对屈宝堂说：“我是‘几进几出的人了，根本不怕死，早在7年前，我还杀过一个人……”

吴力的处世态度简直让屈宝堂感到震惊，但更让屈宝堂震惊的是吴力的父母，听说吴力的父母已从四川来到乌鲁木齐，并在四处打听关于处决吴力的刑场的各种细节性问题。这一情况立刻引起屈宝堂的高度警惕，为了防止意外，屈宝堂立刻通知了吴力父母所住辖区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请他们密切注意吴力父母的所有动向。2006年11月24日，是执行吴力死刑的日子，派出所一早就来电话报告：“吴力的父母高价包了一辆车，准备跟去刑场。”于是，屈宝堂又安排了专门力量注意掌控。所以，直到死刑执行完毕，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情况。

执行完死刑后，屈宝堂正准备撤离，却发现两个老人在警戒线外跟执勤民警打躬作揖地说着什么。他赶紧上前询问，才知道他们是吴力的父母。知道屈宝堂是执行人员，两个老人立刻拉着他恳求，非要让屈宝堂带他们去儿子被执行的实地……到了吴力遗留在地上的血迹前，两位老人“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吴力的父亲呜咽着，从身背的挎包里掏出小铁铲和塑料袋，他双手颤抖着将地上渗着吴力鲜血的泥土，一点点扒了放进塑料袋里，吴力的母亲则哭着向屈宝堂解释说：“我儿子活着的时候虽然犯了大罪，但他已经用命偿还了他犯的罪，吴力是我们的儿子，他身上的血肉都是我们给的，父子母子一场，好歹我们也得让他完完全全地走啊！”

听了这些话，屈宝堂的心都要碎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他们准备了半天，仅仅是不愿儿子的血渗在法场，而落个尸身不全！可是，像吴力父母一样痴心的父母啊，你们是否也为自己教育子女的失败，而深深地反省过自己呢？

同样都是父亲

出生于乌鲁木齐的杨诗攀，时年29岁，2004年和妻子小丽结婚后，因为两人都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日子一直过得非常窘迫。2005年3月，小丽被查出有了两个月的身孕，这让杨诗攀心里又是欢喜又是愁，喜的是，而立之年自己终于要当爸爸了，而愁的是，自己和妻子吃了上顿没下顿，别说是养活孩子了，就是生孩子的钱他也拿不出啊。

于是，杨诗攀开始去找工作，可每次只干两天就又嫌累不辞而别，眼看着妻子的预产期一天天临近，杨诗攀却拿不出钱来让妻子住院生产。他只好去向父母兄弟伸手借，而父母兄弟知道他吸毒的毛病，向来有借无还，谁也不愿再借给他一分钱。

2005年10月4日早上，被阵痛折磨醒的小丽，突然发现自己羊水破了，便赶紧推醒了身边的杨诗攀。看到不能再拖下去，杨诗攀拉起妻子出门“找钱”，但跑了一圈都一无所获。看到妻子疼得在床上打滚，杨诗攀决定去抢劫有钱的人。他一下想到了人民广场附近的某星级酒店，认为出入星级酒店的人都有钱。

确定了抢劫地点后，杨诗攀带着妻子，揣着根钢管来到了这家星级酒店。经过观察，杨诗攀发现一楼的洗手间适合作案，但是，上洗手间的人很多，又只好耐心地等待时机。

中午14点30分左右，一个二十五六的年轻男子背着电脑包走进了洗手间，这名青年男子名叫李强，是国外一家著名电脑公司驻乌鲁木齐办事机构的技术人员，而该公司的办事处正是这家星级酒店。而恰巧的是，李强进洗手间时正好洗手间里没有其他的人，趁李强不备，杨诗攀举起钢管向他头上狠狠地砸去，李强倒在血泊中。

砸倒李强，杨诗攀从李强身上搜到了500元现金、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部手机，之后，他带着妻子来到乌鲁木齐市红旗路电脑城，在那里卖了抢来的笔记本电脑，而后，他们又到中环路卖了抢来的手机。最后，杨诗攀才将妻子送进了医院，当天傍晚21时许，杨诗攀的妻子生下一个女儿。

在酒店这边，直到下午酒店保洁员清理卫生间时，才发现倒在血泊中的李强，立即向110报了警。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重案一队接到报警后，立即对酒店工作人员进行了仔细询问，并对现场进行了仔细勘察。在调取了酒店洗手间入口处的监视器录像后，确定犯罪嫌疑人就是杨诗攀。

2005年10月8日，警方在医院抓获了杨诗攀。此时，他还不知道李强已经死亡，更不知道，李强的妻子得知丈夫遇害后，因伤心过度导致腹中4个月的胎儿死亡。

2006年3月20日，杨诗攀被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2006年4月27日，屈宝堂到看守所最后确定杨诗攀的身份，看到杨诗攀情绪非常激动，屈宝堂掏出一支烟递给他，并给他点上了火。杨诗攀使劲吸了口烟，不等屈宝堂问话就先哭上了：“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在看守所一天一天算着过，能多活一天就多活一天。小时候，我常盼着过节过年，到看守所后再也不敢想过年的事咧。我现在一是特别想家里人，想我还没见过面的女儿。二是特别怕干警叫我，前天晚上，看守所的干警叫我出来谈心，我还以为第二天我就要上路，我整整哭了一夜。我真的不想死呀。”

就这样，杨诗攀又泪流满面地哭起来，任凭屈宝堂怎样做工作，他就是不停地哭，直到屈宝堂向他宣读完执行死刑命令后，杨诗攀才擦了把眼泪，突然向屈宝堂提出想要吃些东西，他说：“我相信人死后还有来生，所以行刑前，我要吃得饱饱的，免得到了那边当个饿死鬼。”屈宝堂闻言简直有些哭笑不得，但他还是赶紧让随同的法警给杨诗攀送来一些包子，杨诗攀抓起包子，一气就吃了二十几个。之后，他不再说一句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28日早上临上刑车时，杨诗攀又提出要洗洗脸。屈宝堂也答应了他的要求。杨诗攀仔细地洗完脸后，又用水把头发湿了湿，并向管教民警要了一把梳子，把头梳得纹丝不乱。屈宝堂问他还有啥要说的没有，杨诗攀抬起头眼望窗外，声音哽咽着说：“现在说啥都晚了。”然后，他低下头好像自言自语地说道，“同样都是男人，同样都是快要当爸爸的人，我咋会为了自己的老婆生孩子，下手害了人家的丈夫和爸爸，害了人家还没出生的孩子呢？我……”说这些话时，杨诗攀一脸的绝望神情。

终结悍匪马汉庆

马汉庆是公安部A级通缉犯，一度被人们恐怖地称为“悍匪”和“候鸟杀手”。时年39岁的马汉庆，是湖北省武汉市人，他的一生可谓恶贯满盈。马汉庆曾化名吴厚宜和刘志强，从1993年10月到2004年10月的九年里，他持枪抢劫致死7人，重伤5人，作案手段残忍，作案地点地跨3个省、市、自治区。而被马汉庆杀害的人里，既有20多岁的后生，也有70多岁的老人。但就是这么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噬血魔王，在他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居然在屈宝堂面前流下了忏悔的眼泪。

2005年6月21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马汉庆的案子。法庭上，由于马汉庆说话的声音很小，审判长曾多次提醒他声音大点。中午休庭时，看到马汉庆吃完了一大盘新疆的过油肉拌面，屈宝堂举起相机对他说，“马汉庆，我给你照张相。”照过相之后，他又对马汉庆说，“马汉庆，你的名字里有一个汉字，你是不是在武汉汉正街出生的？”

屈宝堂一句话打开了马汉庆的话匣子，他从自己出生在武昌区一直说到了他的父母、他的家庭和孩子。最后，他还信誓旦旦地对屈宝堂说：“我进来以后，你们和看守所的人都对我不错，没有为难我。你们放心，我也会好好配合你们的。”而下午再开庭的时候，马汉庆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说话的声音大了，而且对检察机关所指控的罪刑都一一招供了。

2005年12月20日，屈宝堂到乌鲁木齐市六道湾看守所最后确认死囚身份。望着眼前这个个头不高，样貌显得极为凶恶的秃顶男子，屈宝堂像往常一样很平静地说：“马汉庆，不久，我们就要送你上路了，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马汉庆抬起头，他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抖动着：“在我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向被害人的家属说声对不起。虽然，我知道仅仅一声对不起是不够的，我希望用我的生命来偿还我所犯下的罪过。现在我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对父母、妻子、孩子、朋友的思念。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作为丈夫没能让我的妻子过上好日子，作为父亲，我不能养育女儿长大……”

泪水在马汉庆那张因悔罪而显得有些柔和的脸上倾流着，他泣不成声地继续说道：“我被抓的那天，是我女儿4岁的生日，那天她就坐在我摩托车的后座上，她哭着对警察说：叔叔，你们抓错人了，我的爸爸是好人……我真是该死，我哪是什么好人呀！”突然，马汉庆跪在了地上，“咣咣”向屈宝堂磕着头，“求求你，让我见见我的女儿吧，我想最后再抱抱我女儿。”

12月21日，在屈宝堂的安排下，马汉庆的妻子和女儿、哥哥一起来到了乌鲁木齐。马汉庆可怜兮兮地对屈宝堂说：“能不能把我脚上的脚镣取掉，我不想让孩子看到我这副模样，我担心会吓着她！”为了不给孩子幼小的心灵留下阴影，屈宝堂跟看守所的领导商议后，决定满足马汉庆的这个请求。

一看到女儿，马汉庆的神情顿时凝重起来，他声音发颤半蹲下身子，伸出手几乎是哀求地对女儿说：“宝贝儿，我可以抱抱你吗？”女儿胆怯地望着他，半晌儿才犹豫地伸出小手，马汉庆一下跪在地上，将女儿紧紧地搂进了怀里，久久不愿放开，直到两名看守民警上前，这才把他跟女儿强行分开。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生命将要结束的时候，马汉庆终于悔悟了，但是这份悔悟来得太迟了，迟得在它来临时已经无法弥补马汉庆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迟得马汉庆只能用生命来偿还他所欠下的债。2005年12月28日，马汉庆上路的日子终于到了，与他一起上路的还有一名因贩毒被判死刑的女囚。自屈宝堂昨晚为这名女囚做最后的身份鉴定时，她就一直哭哭啼啼地不吃也不睡，直到第二天早上屈宝堂到看守所提她的时候她还在哭。

屈宝堂实在没有了办法，但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哭哭啼啼地影响其他死囚上路，于是，屈宝堂不无风趣地对被一起押解出来的马汉庆说：“马汉庆，今天你就要上路了，我给你安排个漂亮美女跟你一起上路怎么样？”听屈宝堂这么说，马汉庆很爽快地说：“好啊！”说完，马汉庆坐到那个女囚的身边，笑着对她说，“妹子你还哭什么呀，能跟哥哥一起上路是你的福气，你放心跟着哥哥走，哥哥向你保证，有哥哥在，到了那边以后绝对没有鬼敢欺负你！”

马汉庆的话像是给女囚注射了镇静剂，她停止了哭泣。11时10分，随着“砰”的一声枪响，一生罪恶的马汉庆被屈宝堂送上了路，善良的人民群众也多了一份安全保障。

“上路”前颠三倒四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并非所有的死刑犯都能像马汉庆那样表现平静。在被执行死刑前，死囚一般有三种表现，一种是神情麻木，听从摆布；一种是情绪激动，胡言乱语；还有一种就是心理素质好，很平静。第三种情况很少。在遇到第二种情况时，屈宝堂他们就要想办法，让犯人的情绪安定下来。

2006年4月28日，“哐当”！一道金属撞击发出的沉闷声，打破了六道湾看守所监室的寂静。随着看守所大门的缓缓推开，监室内几乎每个“号子”里的人都伸长了脖子。看守所干警小李威严地扫过一双双紧张的眼睛，最后盯住了一个40岁左右的死刑犯说：“马呈祥，你出来一下！”

马呈祥只有小学文化，就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清楚，但他却是一名黑社会组织的头目。前不久，以他为首的黑社会组织，包括他在内的26名被告从广州押回乌鲁木齐受审。在此之前，马呈祥就多次犯过故意伤害罪，而这次，他不仅心狠手辣地将受害人的膝盖挖去，而且还打瞎了受害人的眼睛。

宣判死刑的时候，马呈祥在湖南的元配妻子千里迢迢地专门来看他，而他在乌鲁木齐市重婚所娶的妻子也赶到了法庭，两个年轻的女人看到马呈祥，都哭得很伤心，让这位冷血黑老大的脸上露出了悔恨的神情。

尽管马呈祥心里知道这一天迟早都会到来，但突然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他的脸色还是刹那间“刷”地变白了，他慢慢起身拖着脚镣向门口移动，脸上掠过一丝怪异的神情。“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交待吗？遗书写了没有？”在监室里，小李和马呈祥一起等待屈宝堂前来为马呈祥验明正身，并办理死刑执行前的交接手续。

“李警官，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沉默了片刻，马呈祥才突然想起有事情要交待，他哆哆嗦嗦地掏出一封信递给小李：“这封信，我想托你交给我老婆。”小李接过信点头说，“好的，我一定帮你转到，你告诉我你老婆的电话号码，我等会儿就给她打电话，让她来取。”

然而，马呈祥脸上却露出迷惑的神情，他苦着脸想了半天，嘴里颠三倒四地重复着几个阿拉伯数字，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老婆的手机号码了。之后，马呈祥低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小李特地为他买的“红河”烟，谈话根本无法继续下去……

2007年3月14日早上，屈宝堂来到六道湾看守所准备送马呈祥上路，看到马呈祥低头从里面走出来，屈宝堂上前调侃地向他喊了声：“老大。”马呈祥闻言笑了，押解的气氛一下轻松了许多。马呈祥被押解上了囚车以后，屈宝堂明显地发现马呈祥的双腿正在不停地发抖，于是他笑着对马呈祥说：“马老大，听说你以前很厉害呢，一个人就娶了两个漂亮媳妇。”

屈宝堂的话满足了马呈祥的虚荣心，他立刻跟屈宝堂和在场的法警侃起他在湖南有两个儿子，以及他回乌鲁木齐市后又找了一个媳妇，出事的时候他们结婚才三个月……最后，马呈祥对屈宝堂说：“我被逮捕后，心里一直放不下家里的母亲，我对不起她老人家，不能在她床前尽孝；我也对不起我的两个老婆，我死了让她们守寡，尤其我湖南的老婆，她一个人还要替我带两个孩子；我想拜托你们给她带句话，叫她以后一定要让娃娃好好读书。我就是因为没有文化，书读少了，不懂法，才走上了‘断头路。”

就这样，在闲聊家常的闲话中，马呈祥不知不觉地到了法场，一阵整齐的枪声之后，马呈祥跟另外几个罪恶的生命一起，被画上了句号。

法场外的职责

在法院里当法警，除了担负着羁押罪犯和执行死囚死刑以外，屈宝堂还承担着保护罪犯人权和安全的责任。2006年3月的一个下午，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6人团伙犯罪的案件，案件的第一被告司宝中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就在准备让他在送达证上签字时，没想到司宝中居然趁法警不备一头撞向了羁押室外的铁栏杆。幸好司宝中的头没有被撞破，而他当时也没有任何的异常反应。

但是，过了一会儿，司宝中突然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屈宝堂上前用手试了下他的鼻孔，呼吸均匀没有任何的异常。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跟4名法警赶紧把司宝中抬上了囚车，把司宝中送到医院里去做检查。医生对司宝中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后对屈宝堂说：“好着呢，没什么问题。”之后，这才把司宝中送回了看守所。

看守所领导看到司宝中双眼紧闭，因怕出事便要屈宝堂送司宝中去医院做个CT，屈宝堂没有办法只好又把司宝中抬到乌鲁木齐市的建工医院，所有检查的结果仍是“一切正常”。如此整整折腾了一天，等屈宝堂再次返回看守所时已是晚上9点多了，看着仍在装死的司宝中，屈宝堂真想给他几拳，但是，他自知这就是自己的责任，只好强压怒气不与他一般见识了。

如果说被犯罪嫌疑人折腾不能发作是责任，那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身体不受伤害而遭被害人家属袭击打不还手便是义务。2007年4月26日，一起故意杀人案在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了，被告是一个32岁的年轻妇女，身为有夫之妇的她却与一名26岁的年轻男子有染。事情败露之后，年轻男子要求她将自己杀死，而她居然真的就把自己的情人给杀了。

4月26日一早，屈宝堂到看守所把这名女犯罪嫌疑人押到了法庭，审判还没有开始，情绪激动的被害人家属一看仇人便分外眼红。幸亏屈宝堂早有防备，这名女犯罪嫌疑人才没有受到被害人家属的攻击。

可能是在庭审中，这名犯罪嫌疑人说出了一些连受害人家属都不知道的杀人细节，就在屈宝堂押解犯罪嫌疑人离开法庭的时候，受害人的妹妹突然哭喊着扑了上来，对着犯罪嫌疑人又抓又打。屈宝堂见状忙把受害人的妹妹摁倒在地上，但被害人的其他家属们则一拥而上，有伸手揪头发的，也有拳脚相加的，一起把内心所有愤怒都转向了屈宝堂。

更为惊心动魄的是，2003年6月，屈宝堂和一名法官正在法院的接待室值班，一个左腿明显残疾的中年人来到他们的面前，正当法官热情地向这名来访者询问来由的时候，这名来访者突然从背后拔出一把尖刀，并疯狂地刺向了这名法官。

屈宝堂见状一个飞身上前扑倒了来访者，并空手夺刀制伏了他。由于看到胸口的鲜血不停地涌流，被刺伤的法官紧张异常，屈宝堂制伏来访者后，一边扶这位法官就地躺下，一边安抚他：“有我在，你不要紧张。”就这样，在屈宝堂的及时救助下，这名法官被及时地送进医院，并转危为安。事后这名法官见人就说：“多亏了老屈啊，那次我被刺穿肺部，失血过多，要不是老屈让我就地躺倒不要紧张，我肯定早就没命了。”

让死囚好好上路

为了好好送死囚上路，对于死刑犯最后的合理要求，看守所和法院方面都会想方设法尽量予以满足。杨晓明27岁，2006年3月27日，杨晓明欲与女友小玫发生关系，遭到小玫的拒绝后，恼羞成怒的他居然将女友扔下楼去。之后，他发现女友被摔昏迷了，不但不把女友送往医院救治，反而还把女友拉到荒郊野外弃之。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发现女友突然醒了，他竟然丧心病狂地拾起一块混凝土块，活活把女友砸死了。2006年8月，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杨晓明死刑。同年12月8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下达裁定维持了这一判决。

执行死刑那天，多数死刑犯都处于恍惚状态之中，应该挨着一个女囚跪下的杨晓明却挣扎着不服从法警的押解，死蹭着就是不肯往执行位置上走，法警把他架到了执行位置，他还挣扎着要站起来。屈宝堂担心杨晓明万一有什么重大隐情要报告，或者还有什么重要情况要说，他赶紧上前问个究竟。谁知杨晓明什么也不说，只反复嘟囔着一句话：“给我换个位置，给我换个位置……”“换位置？为什么？”屈宝堂被弄得一头雾水，问了好几分钟，杨晓明才说出了理由。

“我还没有结婚，只有等下辈子才能找老婆。看我身边的这个女的不仅长得又矮又丑，而且还因奸情败露，用绳子勒死了自己的丈夫，之后又分尸灭迹。跟这样的女人一起上路，我下辈子万一被她缠上，还怎么找到漂亮的媳妇？”死到临头了居然还想这个，屈宝堂简直无言以对，但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他还是满足了杨晓明的要求，给杨晓明换了一个略微离那个女囚远一点的位置。谁知，那名女囚却不乐意了，扭头气呼呼地向杨晓明骂：“老娘才不会沾到你，老娘下辈子宁可做猪，也不想变人了！”

2006年7月27日13时40分，“砰！砰！砰！”三声枪响，一个鲜活的生命瞬间挣扎着倒在血泊之中，37天后，主犯朱玉军在新疆巴州落入法网。朱玉军，1972年出生，山东济南人，1996年7月结婚，第二年有了孩子，1997年秋天，不务正业的他伙同别人盗窃电缆，被当地法院判刑5年，到新疆巴州服刑。2002年，朱玉军出狱回到老家，听说了一些关于妻子的绯闻，加之妻子对他也相当冷淡，让他也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于是，他与妻子离了婚，并于2003年秋天离开济南，再次回到新疆，伙同庞新军、刘丽鸽和马琴一起抢劫了华凌市场个体商户贾崇娟，并残忍地枪杀了河南籍民工贾红旗。

2007年12月27日是朱玉军的末日，上刑场的头一天，他向屈宝堂提出，让屈宝堂帮他买几本法律书和一本字典，他要到那边好好学习，以免将来不懂法犯罪，再被判死刑。离开看守所后，屈宝堂便去新华书店买了基本法律的书和一本新华字典，第二天执行完死刑，屈宝堂又打开朱玉军的尸体袋，把书放了进去。

盖强42岁，新疆昌吉自治州昌吉市人，2007年9月，以招工为名，连续强奸杀害了7名下岗失业女工。2009年6月3日，屈宝堂迎着满天的朝霞来到乌鲁木齐市看守所，准备送盖强和一批死囚上路，由于经常与死刑犯打交道，45岁的屈宝堂脸上，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憔悴。

看到盖强被法警从里面硬架出来，屈宝堂忙点了根烟笑着递给他，并掏出一沓冥币给他说：“盖强，你要的纸钱我给你带来了，你看看票额够不够大。”看到纸钱上一连串的0，盖强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两只眼睛也放出奇怪的光。被押解上囚车后，盖强才告诉屈宝堂，说他要用这些钱买通催生婆，好让他下辈子投胎到一个富足的好人家，这样他就不会再犯罪了。

就这样，在盖强畅谈下辈子打算的闲话中，囚车不知不觉地到了法场，一阵整齐的枪声之后，盖强带着他行贿催生婆的冥币，跟另外几个罪恶的生命一起，被屈宝堂送上了路……

“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最后时刻，死刑犯里有诈诈唬唬叫喊不怕死的，也有鼻涕一把眼泪一把装熊的，还有横下一条心来等死的，更有良心发现真心忏悔的。但是，在所有的死刑犯中，却没有一个再给他一次机会，而放弃不愿活的。”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屈宝堂声音很低沉地说，“就连罪行深重的死囚都知道生命的珍贵，说这么多死囚上路的故事，我只是希望，看到我这些故事的人们，能够好好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好好珍惜自己和他人平淡却可贵的生活。”谈到自己的工作，屈宝堂这样说道：“如果能让一批批犯人洗心革面，或者看着一些死刑犯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展现出一点点人性和良知，这就是我一生的荣耀。”

分类：纪实作品 作者：口述／屈宝堂 文／柳 红 期刊：《啄木鸟》2009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