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锁王断腕案

一、深夜遇袭

1952年4月20日夜。武汉。

这是一个月朗星稀的仲春之夜。和如今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武汉几乎说不上有什么夜生活，人们偶尔看场电影或者戏剧，抑或参加一次文娱活动，在《青年友谊圆舞曲》的伴奏下跳一曲交谊舞，九点前回家，那已是一次值得回味的夜生活了。那个年月，一过晚上十点，全城除火车站、长江客运码头外，其他地方基本上都是一片静谧。

在这种状况下，行驶在第三区民意四路上的一辆两轮摩托车的引擎声就显得格外刺耳。路旁暗处的灌木丛后，两条黑影窃窃私语：“来啦？”

“应该是吧。”

“不会弄错吧？”

“听响声，肯定是那家伙。”

说罢，两人扔下抽掉半截的香烟，俯身稍一摸索，合力抬起一个浑身酒气、烂醉如泥的男子，将其搬到空旷的马路上，然后重新闪进灌木丛。片刻，前面的弯道处拐过来一辆摩托车，骑车人猛然看见路中间躺着人，马上一个急刹车。摩托车车轮打飘，在尖利的刹车声中，险些冲进路基下的水沟里。幸亏骑车人车技还不错，就地玩了个“漂移”，卸去了惯性，方才停了下来。骑车人踢下摩托车的支架，刚要绕过车子去看躺在路中间的男子，背后响起一声口哨。他一个愣怔，正待转身，一条人影已经来到面前，手中的匕首闪着寒光：“别动！”

几乎同时，身后又有一只手勒住了骑车人的脖颈，他还没来得及挣扎，已被一跤摔翻按在地上，冰冷的匕首贴在脸上：“听着，问你什么说什么，瞎说一个字，要你性命！叫什么名字？”

骑车人颤颤巍巍道：“汪莘敏……”

“在哪里上班？”

“我是铁路局工程师，这一阵在汉口火车站……”

“行了，找的就是你！”

“这……二位，我可不认识您俩，从没得罪过你们呀！”

“废话少说！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把胳膊伸出来！”

“是是是！我这块手表给您二位，口袋里还有些零钱……”

“他妈的！咱们不是强盗，不图你钱财！把胳膊伸出来……快点儿！就这条，伸直！”

说着，其中一人拽直汪莘敏的右臂，用脚踩住手背，咳嗽一声，另一个从身上抻出一根铁棍样的家伙，用力砸在汪莘敏的右手腕上。汪莘敏凄厉的惨叫声在静夜中回荡……

远处传来汽车引擎声，两名凶徒立刻放开汪莘敏，转眼就消失在夜幕中。

随后驶来的是一辆驻军部队的军用卡车。司机是位军人，冷不丁儿看到前方的路面上躺着两个人，其中一个一动不动，另一个满地打滚儿，嘴里哀叫不绝。司机随即刹车，下车前手里已经抓起了身边座位上放着的冲锋枪，打开车门的同时拉开枪栓。下车后，他并没有马上去看躺在地上的两个人，而是先查看马路两侧的灌木丛中是否有埋伏。确认周围并无危险，他才来到两人身前。先去看那一动不动的男子，以手探鼻，不但有呼吸，还带着一股浓烈的酒味儿，便知道并非被害，而是喝醉了。再看汪莘敏，却觉有些不解。此人浑身是土，手捂腕部，满脸痛楚，看情形大概是骑着摩托车疾驰而来，冷不防发现路上倒卧着一具“尸体”，刹车不及发生了交通事故，弄伤了手腕。可问题是，这老兄那辆摩托车却在一边停得好好的，不像是翻了车的样子啊？

汪莘敏看司机犹疑的样子，便知对方误会了，强忍疼痛坐起来：“解放军同志，我遇上歹徒了……”

司机弄清状况，赶紧把汪莘敏扶起来查看伤势，见其腕部已经肿胀，知道八成是骨折了，于是从车上找了两块小木板，用绳子绑着夹住手腕，把他扶到副驾位置上安顿下来。接着又去唤那醉汉，却是徒劳，只得把醉汉连抱带扯地拖进后车厢，这才开车驶往医院。

经X光检查，确认汪莘敏右腕桡骨、尺骨均骨折。那时还没有钢钉治疗，骨折都是石膏固定，医生就这样给汪莘敏作了处理，因为伤情比较严重，让其住院观察。那解放军司机把人送到医院后已经离开，医院方面根据汪莘敏口述的情况，打电话向管段派出所报案。

接到报案的是武汉市公安局第三分局下辖的循礼派出所。当时的派出所警员不多，夜间值班只有三个民警，接到报案时有两个出警在外，那个留守的民警问明汪莘敏仅仅是受了伤但未遭抢劫，而另一个醉汉跟案件似乎并无关系，也就不大重视，记下汪莘敏的姓名、工作单位和家庭住址后，说派出所会跟他联系的，就把电话挂断了。

汪莘敏担心久不归家让家人着急，央求医院方面给其家人报个信儿。这使值班医生有些为难。医院虽然有电话，汪莘敏家里却是没有电话的。汪家离医院不算很远，可毕竟是在外区，骑摩托车也得十几分钟，医生还要值夜班，总不见得专门为他跑一趟吧？汪莘敏倒有办法，他请医生给其住所的管段派出所打个电话，请那边的值班警员代为通知。医生对此并不抱什么希望——派出所又不是电话局，而且还是大半夜的，怎么会帮你传口信？不过，电话还是给他打了，使医生感到奇怪的是，那个接听电话的民警竟然知道汪莘敏其人，而且详细询问了其下班途中遇袭受伤的情况，一口答应会转告其家属。

没过多久，两个刑警来到医院，自我介绍是第五分局刑侦队的，奉命前来调查汪先生遇袭之事。这下，值班医生更觉得奇怪了：先前他给循礼派出所打电话时，那个接受报案的民警显得不大热情，爱理不理的；可一转眼，怎么分局的刑警就连夜赶到医院来了解情况了？这种重视程度，显见得这个汪莘敏并非寻常百姓，即便不是干部，也是公安方面重点保护的对象。

二、锁王其人

这位下班途中遭遇凶徒袭击的汪先生，确实是当地公安的重点保护对象，因为他是闻名两湖（湖南湖北）的“锁王”。

汪莘敏祖籍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区），这年四十挂零。其父亲汪承道原系英租界洋行的跑街（推销员），后来做了五金商品代理商，又过了数年，干脆自己开了一家五金批发行，渐渐成为上海滩一名小有名气的五金商人。汪莘敏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在学习英语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之自幼聪慧，上的又是教会学校，英语自是十分流利。待到十八岁高中毕业，干脆直接去英国上大学了。他在英国学的是机械专业，大学毕业后，在英国一家机器制造公司当工程师。过了两年，他又前往美国，一边做他的机械工程师，一边攻读电气专业，取得了硕士学位。1937年抗战爆发，他回到祖国，在兵工总署当工程师，不久又转到交通部铁路总局。抗战胜利后，他在武汉铁路局当了一名机械、电气双料工程师。

汪莘敏这个工程师有些与众不同，不但精通机械、电气理论，举凡设计、工艺、预算他也干得来，还有一手精湛的实际操作本领，几乎所有的金工活儿——车、钳、刨、镗、磨、焊、电，都达到了高级技工的水平。更令人钦佩的是，因为曾在国外的锁具公司干过设计工作，他还有一手高超的开锁本领。不过，汪莘敏的开锁手段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为人知，他自己不但从不提及，更是从未施展过。直到抗战胜利后他定居武汉，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才露了一手。

当时，一家英国公司的老板亚尔弗列得来到武汉，向国民政府提出请求，希望能收回他在抗战初期被日本占领军没收、抗战胜利后又被国民党政权作为敌产接收的那部分财产。亚尔弗列得是汪家五金行的两大主要供货商之一，跟汪承道、汪莘敏父子都是老相识，汪莘敏当初去英国留学就是他当的保人。

国民党军方想侵吞这个英国富翁的财产，要求他拿出撤离中国时对其遗留资产所做的公证和资产名册。这些东西，亚尔弗列得倒是保存着，不过，要他马上拿出来，却有些麻烦。当初，他将这些资料交给一位熟识的英国传教士代为保存。那个传教士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口德国制造的保险箱，将亚尔弗列得的一应资料锁于其内，深埋于其住宅花园的地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传教士逃回了英国，曾与亚尔弗列得见过面，告知了这一情况。传教士说，他把保险箱的钥匙和密码藏于香港一家银行的保管库内，提取凭证保存在其伦敦的家中，亚尔弗列得可以随时去伦敦，他会当面奉还。可是，因为其他生意的拖延，亚尔弗列得直至一年半后才前往伦敦，遗憾的是，传教士已在两个多月前死于车祸，其家人也离开了伦敦，不知去向。

尽管亚尔弗列得在抗战胜利后立刻飞赴武汉，顺利找到了那口保险箱，却无法获得藏于香港那家银行保管库里的钥匙和密码。现在，军方让他提供资产凭证，他总不见得把那口保险箱搬到人家面前去。无奈之下，便在报纸上刊登启事，悬赏招募能够打开那口保险箱的开锁高手，开出的酬劳令人瞠目。启事刊出后，一月之内，来自武汉本地及周边，甚至南京、上海等地的开锁工匠、锁具技师、江湖黑道走马灯般前往应聘。可是，这些高手面对着那口锈迹斑斑的德制保险箱，就像猛兽面对着豪猪，不知该如何下口。

这个消息也传到了汪莘敏耳朵里。他当时还不知道亚尔弗列得已经从英国来武汉了，只听说有个英国佬出重金求高手解决这样一个难题，不禁技痒，便登门拜访。待见面之后，双方都激动了。汪莘敏竟然忘记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而英国佬呢，也一改连日来的愁眉不展，把保险箱的事抛到脑后。久经战乱，故人重逢，两人自是有许多话要讲。一直聊到太阳落山，汪莘敏才说明来意。亚尔弗列得从没听说过老朋友还有这等本事，不等汪莘敏说完便连连摇头，嘴里一迭声“No”。这也在汪莘敏的意料之中，所以他带来了开锁资格凭证——苏格兰场（即伦敦警察厅）出具的“开锁证书”。

这下，亚尔弗列得大喜过望，赶紧把汪莘敏请到放置保险箱的房间里。汪莘敏亮出的那些从国外带回的开锁器械，更是令一个月来对各路开锁高手五花八门的开锁工具早已见怪不怪的亚尔弗列得大开眼界。应该说，这口保险箱确实非常难对付，后来才知道，这竟是一战后流落民间的德国皇室之物，系著名的韦纳伯公司特别为皇家制作的。汪莘敏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攻克了这座精钢堡垒。

事后，汪莘敏关照亚尔弗列得对此保密，以免自己被新闻界甚至政府方面纠缠。亚尔弗列得信守诺言，索回资产后，拒绝向新闻媒体透露是何人帮自己开的锁。不料，饶舌的管家无意间向记者透露了这段情节，汪莘敏顿时成了名人。

那时，国民党方面的各路接收人员，每一拨手头都有不少无法打开的保险箱，因为不知道里面藏的是什么东西，担心毁了贵重物品，不敢动用切割手段，只好搁置。其间，也曾请锁匠、黑道高手之流一试身手，成功的固然有，失败的仍占多数。现在，听说汪莘敏能对付保险箱，纷纷登门拜访，弄得其供职的铁路局应接不暇，最后干脆开出高价：每打开一口保险箱，收十两黄金，铁路局与汪工程师二一添作五。

这个价格总算阻止了一部分登门者，但还是不时有前来要求打折降价的，甚至有提出免费协助的——那就是警察局。铁路局不敢得罪警方，只好同意，好在警察局求助的次数有限，毕竟刑警中有擅长开锁的专家，有时也可以找身怀绝技的小偷相帮。这股“求助风”差不多刮了半年，从此，汪莘敏的开锁名声广为流传，黑白两道送给他一个绰号——锁王。

武汉解放后，新政权的公安局把汪莘敏作为拥有特种技能者登记在案，除了请其协助打开保险箱外，遇到使用高端开锁手段作案的疑难案件，也会请其进行技术鉴定，分析案犯的开锁手法，供警方参考。因此，汪莘敏属于受警方保护的对象，其住所管段派出所是知道这个人的，并且经常要关照一下。不过，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派出所并未发现汪莘敏遇到过什么麻烦——像汪莘敏这样的角色，黑道方面轻易不敢得罪。

可是，今晚却是个例外。案发地所在的循礼派出所接到医院的电话，由于不知道汪莘敏其人，只当是一般案件，而汪家所在的管段派出所一听之下就引起了重视，立刻向上级汇报，分局随即指派两名刑警纪世贝、张忠友前往医院。

三、五个情人

纪、张二位侦查员询问了汪莘敏遇袭的一应情况，做了一份详细的笔录，结束时已是次日凌晨两时许。其间，汪莘敏说到倒卧在马路正中那个衣衫褴褛形同乞丐的醉汉也被军车司机一同拉到了医院，张忠友立刻去急诊室找那主儿，却已不见人影。问了医生护士，证实军车确实载来了这样一个人，医生稍一检查，发现只是个醉汉，并未受伤，就将其晾在一旁，忙着处理汪莘敏去了。此后，又有其他急诊病人来就诊，医生就把醉汉这事给忘了，直到刑警问起，才意识到这人不知何时已自行离开医院了。

二位刑警决定先去案发现场看看。勘查下来，除了在灌木丛中发现多个新鲜烟蒂，没有其他收获。这天上午九点，纪世贝、张忠友接到刑侦队领导通知，分局决定对汪莘敏遇袭事件立案侦查，由他们两人负责，要求尽快查明真相，缉拿凶手。

纪、张两人接受任务后，第一件事就是布置耳目寻找昨晚那个醉汉。然后，两人对案情进行了分析。凶徒为何要对汪莘敏施以如此毒手呢？一般说来，无非是以下几个原因：一为仇，二为情，三为财，四则是为了警告；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也不为，而是认错了人。不过，在此案中，最后一个可能性应予排除。据汪莘敏说，二凶徒在下手前曾询问过他的姓名、工作单位，所以不可能认错人，而是专门在那里候着他的。

凶徒下手前不但“验明正身”，为使汪莘敏停车，还特地设置了路障。案发时段那条马路上虽然车辆稀少、行人几无，可毕竟还是不适宜随便设置“人肉路障”的。可是，二凶徒不但设置了，而且成功达到了目的。这是否可以说明，他们事先已经弄清了汪莘敏下班的路线、时间以及交通工具？如此看来，他们是处心积虑策划并实施作案的。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这样做呢？那就只好再询问汪莘敏了，看他是否能提供什么线索，以便和上述四个作案动机联系起来。

面对刑警的询问，汪莘敏摇头苦笑。刑警只得你一言我一句地根据四个作案动机进行提示和引导，比如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是否跟什么人产生过矛盾；是否有过婚外恋之类的出轨举动；是否与他人有过财产方面的纠纷；或者掌握了别人的某些隐私，对方担心败露，因而用这种方式发出警告，等等。

刑警一边说，汪莘敏一边摇头。不过，刑警注意到，在说到婚外恋的问题时，他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了一下。纪世贝、张忠友交换了一个眼色，意思尽在不言中：看来，这汪莘敏在男女关系方面隐藏着什么秘密。

接下来，二位刑警就调查案件的重要性轮流给汪莘敏做思想工作，好说歹说，总算把工作做通了。不过，汪莘敏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请刑警不要向其家人和单位透露此事。纪世贝、张忠友马上表示，这是刑警这一行的基本职业准则，即使汪莘敏不说，警方也会守口如瓶，必要时甚至会为汪先生撒点儿小谎。这样一说，汪莘敏才算放心，终于向刑警道出了自己的婚外情。

截至1946年早春，即汪莘敏因帮助英国佬亚尔弗列得打开那口皇家保险箱而名声大噪之前，他在男女问题上还算是能守得住底线。而且，以其婚姻情况来说，他所娶的还真是古人所说的“糟糠之妻”。

汪莘敏的妻子名叫郭宝莲，比他大了整整五岁。当年，汪家是上海滩有些名气的五金商，家财万贯，汪莘敏是独子，他还在上初中时，媒人就已经踏破了门槛，所说的对象都是门当户对。汪莘敏的老爸青年时代就跟洋人打交道，思想非常开明，让儿子自己决定自己的婚事。汪莘敏一门心思想去英国深造，对此并不热心，媒人们都被他冷着一张脸打发了。高中毕业，汪莘敏得偿所愿，去英国读大学。父母放心不下，跟汪家老仆郭忠商量，是否可以让他的女儿郭宝莲作为女佣随莘敏一起出国，汪家给她开一份薪水，比她在上海的工钱高出两倍。郭忠父女自无二话，郭宝莲就跟着少东家去了英国，后来又去了美国，负责照料少东家的日常生活。

郭宝莲不但比汪莘敏大五岁，而且长相平平。不过，她是自小跟着老爸在汪家生活的，汪莘敏童年时就是跟着她玩儿的，所以对汪少爷就像对老弟一样，尽忠尽责固然到位，但根本没有上下之分，外人看着就像姐弟。不料，汪莘敏跟她相处时间长了，竟然就爱上了这个郭姐。抗战初期，汪莘敏带着郭宝莲回国后，立刻宣布结婚。当时，老仆人郭忠已经病殁，汪家男女主人却还健在，闻知后不禁大吃一惊。汪老太太坚决反对，甚至以死相逼。倒还是老爷子开通，跟儿子彻夜长谈，最后表示理解，并做通了老伴的思想工作。两人结婚后，随着汪莘敏的工作调动，郭宝莲跟着丈夫到处奔波，两人生有一儿一女。

在外人眼里，以郭宝莲的综合素质，别说给汪莘敏当老婆，就是做女佣也不够资格。所以，时不时有心怀异想的各类女子想方设法要跟汪莘敏接近，企图生米熬成熟饭，搞一出取而代之的家庭政变。可是，汪莘敏就像一座钢筋水泥筑就的堡垒，无论从哪个方向进攻都毫无效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6年早春。此后，汪莘敏就仿佛压抑太久了一样，突然间一发不可收拾，居然先后有了五个情人！

其时，汪莘敏已经被誉为锁王，几乎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人前往铁路局求见，大多数开着轿车或者吉普车，有的是空车来接人，有的干脆把打不开的保险箱装在上面，请锁王相帮打开。旧政权的铁路局也有一整套管理制度，上下班都是拉汽笛的，虽然进门没有打考勤卡之类的手续，但门口都站着保安或者看门警（民国时的一种职业，从业者属于警察，有国家编制，穿警察制服，但只能受雇去给机关、企业或者私人住宅看门，相当于现今的保安公司），上班时间一到就把铁栅栏门拉上，禁止员工进出。可想而知，这些登门求助的人给门卫带来了多少麻烦。而且，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一方诸侯，得罪不起，铁路局对此非常头痛，干脆张贴出“收取开箱费黄金十两”的公告。就在这份公告贴出的前一天，汪莘敏结识了一位红颜知己。

这是一个名叫郁春蕊的富家女，资本家出身，高中毕业后进了一家美国人开的贸易公司——当时称为洋行。二战刚刚结束，陈纳德的“飞虎队”已没有作战任务，转而为联合国救济总署运送援华物资。国民党政权腐败成风，经办人员与美方官员沆瀣一气，盗卖物资，郁春蕊供职的那家洋行则成为盗卖物资的一个窗口。“飞虎队”中有一部分中国飞行员，其中一个姓朱的上尉参与盗卖活动，经常出没于洋行，由此与郁春蕊相识，两人很快就坠入了情网。

两人正如胶似漆打得火热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收到了一封检举信。正赶上美国方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各路接收人员大肆贪污提出异议，蒋介石遂下令开展全国性的清查行动。于是，于右任亲自写条子要求空军方面惩办一批腐败分子，其中有朱上尉的名字。空军当然不会听于右任的，可也不能一个不办，没有后台靠山的朱上尉就给严办了。没有人知道严办的结果如何，反正朱上尉从此销声匿迹了。对于郁春蕊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情人没了不说，她还为朱上尉走私黄金垫付了一笔不小的款子。

屋漏偏逢连夜雨，没过多久，郁春蕊再次遭遇厄运。一天晚上，窃贼潜入她独自居住的小洋房，不偷别的，单单把那口存放着贵重首饰的小型保险箱窃走了，显然是有备而来。好在郁春蕊的舅舅是警察局的要员，报案后，刑警出动得很迅速，破案也快，不过三四天时间，就把窃贼抓住了，那口保险箱也送了回来。不过，并非“完璧归赵”，保险箱已经被砸得通体凹坑。

原来，窃贼盗走保险箱后，因为没有钥匙，就想自己动手打开。可是，这玩意儿虽然个头不大，却比寻常保险箱难对付。他们先是采用小偷的撬锁手段，用钢丝、铁钩胡乱试了一阵，毫无作用，继而改用二十四磅的大锤砸，可除了把箱体表面砸得坑坑洼洼之外，没有任何效果。如此折腾，待到保险箱回到郁春蕊这边，她试着用原先的钥匙开箱门，钥匙却插不进锁眼了！

郁春蕊只好求助于街头设摊的锁匠。一连找了好几个，人家上门一看，竟是个个摇头——保险箱已经被砸成这副样子，别说钥匙插不进锁眼了，就是插得进也绝对打不开。郁春蕊又向舅舅求告，找来一个在押的囚犯，据说曾有“江汉开锁第一人”之誉。可是，此人看到保险箱，也打了退堂鼓。正当郁春蕊觉得希望渺茫的时候，听说了锁王汪莘敏为英国老板打开保险箱解决难题之事，便前往铁路局拜访。上门那天，铁路局尚未出台收取十两黄金开箱费的办法，门卫正为络绎不绝的来访者不胜其烦，对于像郁春蕊这样的非官方来客，一律拒绝入内。

无奈，郁春蕊只得离开。不过，她的脑子还算活络，很快就想出了办法——前往刊登报道的报馆去打听。记者吃了她一顿饭后，不但介绍了汪莘敏的一应情况，还把汪家的地址告诉她了。

次日，郁春蕊备了一份礼物，赶在汪莘敏下班前去了汪家，佯称系汪先生老同学的妹妹，闻知他已定居江城，特来拜访。汪妻郭宝莲信以为真，热情接待。不一会儿，汪莘敏下班回到家中，郁春蕊仍自称系汪的初中老同学之妹，可她说出的“姐姐”的姓名汪莘敏却没有印象。不过，汪莘敏没想到这是郁春蕊在耍滑头，见她长相出众，穿戴不俗，一口英语流利得可与在国外待过多年的自己媲美，只道对方是初中时同年级而不同班的女生之妹。

郁春蕊就这样结识了汪莘敏。几天后，她向汪莘敏提出了相帮打开保险箱之事，汪莘敏一口答应，于一个星期天带了工具来到郁春蕊独居的洋房。这口保险箱受损严重，一般锁匠的确难以打开，如果用焊割工具破坏箱体，又极易损毁箱内的贵重物品。但汪莘敏手段不凡，又有从国外带回的特殊工具，一般难题都可迎刃而解，只用了半个多小时，保险箱就打开了。

为表示感谢，郁春蕊下厨烧了几样精致菜肴，开了一瓶红酒款待锁王。此后，两人见面越来越频繁，一来二去，郁春蕊就成了汪莘敏的情人。与郁春蕊的交往，开启了汪莘敏出轨的闸门。接下来，他彻底放开了多年的自我禁锢，接二连三拈花惹草。

他的第二个情人名叫陶丽珠，是个三十岁出头的有夫之妇，在汪家附近的一个私人小医院当护士。有一次汪妻郭宝莲生病，不是什么大病，就是稍微严重些的感冒发热，郭宝莲自己都没当回事，倒是丈夫比较重视，反正家里也不缺钱，就把妻子送进那家小医院住了三天。出院时，医生给郭宝莲开了针剂，嘱其继续注射一个星期。不过，用不着她自己去医院打针，而是由护士每天上门提供服务。这个上门服务的护士，就是陶丽珠。

陶丽珠的长相初看一般，却颇为耐看，加上生性风骚，很容易跟男性产生火花。此女还有个隐藏颇深的特点，那就是贪图钱财。不过，她的贪图，属于比较高级的档次，即小的从来不贪，不但不贪，甚至还会欲取先予。所以，周围的人们往往都会看走眼，以为她是个慷慨大方的豪爽女子。汪莘敏初时对她看不上眼，但陶丽珠却是心怀叵测，专选汪莘敏在家的时候前来打针，以便多跟锁王见面。她显然知道自己具有耐看的魅力，相信时间稍长，肯定会入汪莘敏的眼。果然，一星期的针打完，汪莘敏看陶丽珠的眼光就跟刚见面时不一样了。接下来，两人开始约会，看电影跳舞吃饭诸如此类。都是过来人，升温速度自然很快，没几天，两人就如胶似漆了。

汪莘敏的第三个情人名叫金淑慧，是个小学老师。两人相识的时候，金淑慧二十六岁，刚刚结束一段短暂的婚姻，心绪不佳，时不时就神思恍惚。有一天，她不慎把钥匙忘在家里，傍晚下课回家时方才发现。这时已经暮色初上，街上修锁配钥匙的摊头都已经收摊，她面临着打不开门回不了家的窘境。幸好有个邻居提醒她可以去找锁王汪莘敏。汪莘敏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其中一个就在金淑慧任级任老师（旧时对班主任的称谓）的那个班里。锁王的名头金淑慧是听说过的，却没想到锁王的孩子竟是自己的学生。当下，便登门求助。

像汪莘敏这种锁王级别的角色，根本不会接这种开启门锁之类的小活儿。可是，这回例外，因为对方是自己孩子的老师。锁王出马，自然是易如反掌，这种普通门锁，两分钟不到就被他打开了。次日，金淑慧为表示感谢，请汪莘敏去饭馆吃饭。汪莘敏是留洋出身，颇有绅士风度，当然不会让女士付钱，饭局还没结束就早早把账结了，此举更是赢得了金淑慧的好感。此后，两人就开始了交往。

汪莘敏在国外长期生活，喜欢听歌剧、跳舞，而金淑慧自小就能歌善舞，会多种乐器，再说又长得漂亮，因此，两人情投意合，私下外出时俨然夫妻。这下，惹恼了一个人。哪位？金淑慧所在小学的龚校长。龚校长也是有妇之夫，但他对金淑慧这个下属一向有觊觎之心，金离婚后，他就盘算着如何勾引，没想到方案还没形成，竟让汪莘敏捷足先登了。龚校长恼了，决定棒打野鸳鸯。起初，他想利用职权对汪莘敏的在读子女进行报复，迫使汪莘敏知难而退。征求一个狐朋狗党的意见时，对方提醒他，汪莘敏是锁王，黑白两道都说得上话，如果把他给逼急了，凭他的能耐，找白道可能校长交椅不保，找黑道那就要受皮肉之苦了。这一说，把龚校长吓了个激灵，不敢在汪的子女身上做文章，遂改变策略，把金淑慧调到郊区的分校，以减少二人见面的机会。

汪莘敏的第四个情人，是与他同龄的女老板于鸣琴。于鸣琴是个寡妇，经营着一家洋酒行。因为汪莘敏喜欢喝洋酒，经常去她开的酒行，两人很早就认识。当然，去酒行买酒的人多了去了，单凭这一点，他们是不会走到一起的。两人苟且的诱因还是在汪莘敏成为锁王之后。

当时，国民党发动内战，打仗需要钱，蒋介石下令大印纸币，导致物价飞涨。老百姓见政府发行的钞票贬值厉害，就千方百计兑换“黄白绿”（即黄金、银洋和美钞）。于鸣琴开着洋酒行，一部分主顾是洋人，以银洋、外币购买的居多。于老板就动起脑筋，炒起了“黄白绿”。这当然是违反政府颁布的法令的，一旦事发，没收赃款是小事，弄不好还要吃牢饭。于鸣琴运气不好，正撞到警察局的枪口上，洋酒行被查封，行里的几个伙计悉数被捕。恰逢她本人外出，幸免于难，但随即就上了通缉令。

于鸣琴成了逃犯，东躲西藏，日夜不得安宁。经人指点，她悄悄拜访了汪莘敏，请汪莘敏跟警察局方面通融一下。汪莘敏和郁春蕊的关系还保持着，就通过郁向其在警察局当头头儿的舅舅去说情，自然一说就准。很快，伙计被释放，洋酒行也解封了，但行里的近百箱各式洋酒已经荡然无存，之前没收的“黄白绿”也全部充公。于鸣琴经此一番折腾老实了，决定还是干老本行做她的洋酒买卖。不过，洋酒没了，得重新进货。进货得花钱，而且得是“黄白绿”。她只好东挪西借，其中一部分是陆陆续续向汪莘敏借的。由此，两人的接触越来越频繁，终于越过了那条界线。

最后再说汪的第五个情人，那是他同事，铁路局的女会计隋紫云。隋当年三十三岁，是个有夫之妇。隋紫云的出轨也跟汪莘敏的锁王名头有关。她是出纳会计，负责保管现金。有一天，她糊里糊涂地竟然找不到保险箱钥匙了，而保险箱却是每个上班日都得打开的。按照规章制度，会计主任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点保险箱内的钱款，清点过后还要签字。如此做法，是为了防止有人挪用公款去倒卖“黄白绿”或者紧俏物资。如果丢了钥匙，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最轻的处罚只怕也要被炒鱿鱼，严重的，坐牢也不是没有可能。

隋紫云急得六神无主，好在这天是星期日，还有一天时间可以供她寻找解决办法。思来想去，隋紫云想到了同在铁路局工作的汪莘敏。汪是锁王，对付这么一口普通保险箱应该没有问题。

急匆匆赶到汪家，隋紫云一说情由，汪莘敏自是愿意出手相助。不过，这事得悄悄进行，让人知道的话，那影响就大了，铁路局只怕要连汪莘敏一块儿处理。隋紫云出主意说下午机关没人，悄悄进去把保险箱打开，里面放着备用钥匙，取出来到街上配一把就是。两人依计行事，倒还算顺利。不过，对于隋紫云的粗心大意，汪莘敏颇感好笑。他帮别人打开过的保险箱不计其数，还从没见过把备用钥匙放在箱子里面的，放在箱子里面的钥匙怎么备用法儿？

因汪莘敏的帮助，隋紫云渡过了难关，对汪产生了好感。而且，两人有了共同的秘密，关系自然越来越近，没多久就开始约会了。

四、两个嫌疑对象

听汪莘敏说了上述五个情人的情况，刑警问：“照你自己看，这五个人中有谁可能对你不利？”

汪莘敏一个个比较下来，最后认为郁春蕊、金淑慧两人最有可能指使凶徒伤害自己。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跟郁春蕊相好之后没多久，汪莘敏就发现了这个女人的一大堆毛病。毕竟是出身富家，郁春蕊生就一副公主脾气，什么事都得依着她的感觉来。当然，如果她的感觉到位那也无妨，问题是郁春蕊的主意一会儿一变，而且很少有什么好主意，汪莘敏若是表示不同意见，她便大发雷霆，甚至威胁要把两人的奸情告诉郭宝莲。不说汪莘敏是锁王，单看其家庭出身和经历，如若摆谱，那也应在郁春蕊之上，况且汪莘敏一向心高气傲，哪里容得郁春蕊在他面前一而再再而三地小母鸡充凤凰？两人也就相好了半年多点儿的时间，他就决定分手。郁春蕊说分手可以，但你得拿一笔分手费。分手费是多少呢？郁春蕊狮子大开口：一百两黄金！

这下，汪莘敏火了，别说他拿不出一百两黄金，就是拿得出也不会给！郁春蕊冷笑说，不给，那你就等着吃苦头吧。

前面说过，郁春蕊的舅舅在警察局当头头儿，她就去向舅舅告了一状，说汪莘敏强奸她，要舅舅把他逮进局子去。她的舅舅还真下令让刑警调查，幸亏汪莘敏经常受刑侦队之邀帮他们开锁或者鉴定盗窃现场的锁具，跟刑侦队的关系不错，有刑警暗地给他支招，让他跟郁春蕊谈判撤诉。无奈之下，汪莘敏央人去跟郁春蕊讲和，最后议定，由他支付郁春蕊十两黄金，从此双方两不相欠。

武汉解放后，郁春蕊的舅舅作为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被人民政府枪毙了，郁也嫁了人。汪莘敏咽不下这口气，想把那十两黄金要回来，就请当初帮他去谈判的人给郁捎话。郁春蕊得知后，立刻搬家。汪莘敏托人寻访多时，终于在半年前打听到郁春蕊搬到了武昌丁字桥。这回，汪莘敏亲自登门了。郁春蕊知道这事是她理亏，再说她因为以前跟那个被枪毙的舅舅走得很近，又有那段跟国民党空军军官同居的经历，所以管段民警、居委会干部将其视为“准另类”，她知道这事见不得官，可又不愿交出那十两黄金，便再次耍花招，当场立下一纸字据，上面写明七天之内保证归还，按上指印交予汪莘敏。

汪莘敏寻思这下总算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不料，第八天头上他骑了摩托车来到丁字桥时，那里已经人去屋空。询问房东，原来郁春蕊早在三天之前就搬走了。至于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汪莘敏抱着一线希望去丁字桥派出所打听，那十两黄金的缘由拿不上台面，他只说有事要找郁春蕊，不知她迁往何处了。民警告诉他，郁春蕊的户口一向不在这边，而是在汉口。汪莘敏便知没有希望了，汉口那边郁春蕊的原住宅他早已去过，已被政府部门租用，对方肯定有郁春蕊的联系方式，但自己以私人名义登门，人家肯定拒绝透露。而自己和郁春蕊的纠葛不便见公，他更不敢惊动公安局、法院什么的，只有责怪自己不该轻易相信了郁春蕊的鬼话。

当然，十两黄金不是一个小数目，他不会白白放弃，于是向一干朋友求助，要求他们相帮打听郁春蕊的新住处。没过多久，大约是3月下旬的一天，他正在汉口火车站指导员工检修车辆，忽然有人来找他。那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虽是一副白面书生模样，脸上笑容可掬，但一双眸子里却露着凶光，使人觉得这不是个善主儿。那人自我介绍姓黄，单名一个榜字，一边说一边跟汪莘敏握手。一握之下，汪莘敏痛得差点儿失声大叫，松手之后，兀自觉得那只手麻麻的好似遭了电击。来人肯定是练过功夫的，而且不是花拳绣腿，汪莘敏心里有点儿发憷，寻思这主儿多半是受郁春蕊指使而来的。

果然，黄榜说他受人之托来捎个信儿，请汪先生借一步说话。汪莘敏便撇下手头的工作，领着黄榜去了一节停着待检的空车厢。黄榜捎的话是：请汪先生不要为区区些许金子紧追不舍，有能力归还的时候，不用汪先生催逼，对方自会归还；否则，恐怕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

说完，黄榜扬长而去，留下汪莘敏一个人发呆。这话是什么意思，只要不是傻瓜，料想都听得懂。经此一吓，汪莘敏消停了几天，却没断了追讨那十两黄金的念头，继续托朋友打听郁春蕊的下落，但一直没有结果。

那么，另一个嫌疑对象金淑慧又是怎么回事呢？汪莘敏告诉刑警，他所怀疑的其实不是金淑慧本人，而是她的丈夫袁慕天。

金淑慧被校长调离本校去了郊区的分校后，还想跟汪莘敏来往，但不久汪莘敏就有了新欢，主动与其中断了关系。金淑慧一直待在乡下，日子过得很不顺心，物质条件艰苦倒还在其次，主要是校长大肆散布她是破鞋的传言，让乡民对她有了看法，背后对其指指戳戳，也有轻薄子弟动她的脑筋，明目张胆进行挑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她半年前嫁给了袁幕天后才停止。

袁慕天原系当地富农子弟，因父母双亡无人管教，结交了一班地痞。由于他会武术，一人能对付三五条大汉，很快就成了地痞的头目。乡民不堪这伙地痞的骚扰，向当时的区县旧政府告状，官府遂决定解决这个问题。1947年，袁慕天被国民党军方的征兵人员拉壮丁去了前线，众地痞没了头目，自此歇菜。袁幕天一去数年，一直没有消息，乡民们都以为他战死他乡了。哪知，正当人们渐渐将其淡忘的时候，去年秋天，这主儿忽然大模大样地回来了，穿着一身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装，兜儿里放着一纸荣誉军人证书，身边还有区政府的民政干事陪着。顿时四乡震惊，众乡民看着眼前这一幕，几疑置身梦境！

原来，袁慕天去了前线后，跟解放军打了将近一年的仗，然后被俘。解放军对被俘士兵进行教育，想留下的欢迎，想回家的则发给路费。袁慕天表示愿意留下，就此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时，袁慕天已是解放军的一名班长。一年后，袁慕天随所在部队前往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春，侦察班长袁慕天在执行任务时误踩地雷，身负重伤，被送回国内治疗。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失去了一只眼睛，左腿残疾，遂作为荣誉军人退伍。当时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去荣军院，二是回原籍。袁慕天经过考虑，选择回原籍生活。当地政府自是坚决落实政策，将其安置在镇上的供销合作社当了一名仓库管理员。

按照当时的政策，地方政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应当关心并协助荣誉军人组建家庭。于是，区政府民政干事想起了小学教师金淑慧。在民政干事的撮合下，金淑慧和袁慕天见了面。金对袁的印象尚可，尽管袁是残疾，但那是在打击帝国主义的战争中负伤的，是英雄，她也就不予计较，同意先接触一段时间再说。当然，金淑慧根本不知道袁慕天以前是什么角色，否则，她多半是要拒绝这门亲事的。都说“英雄不问出身”，但让她嫁给一个曾经的地痞头儿，她确实缺乏那份勇气。

袁慕天呢，对如花似玉的金淑慧非常中意，恨不得立刻去领结婚证。这里面更多的成分倒并非“猴急”，而是担心夜长梦多，所以只想赶快生米熬成熟饭。他把自己的情况跟金淑慧作了比较，若论综合分值，他肯定处于下风。因此，在接下来跟女方的接触中，便显得信心不足。哪知，可能也是前世有缘，两人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语言。金淑慧长期生活在武汉，祖籍却在吉林，只是从未回去过。小时候她经常听父辈谈起长白山、天池、鸭绿江，一直心向往之，总想着有机会回去看看。袁慕天呢，在中朝边境待了十几个月，见闻颇多，经常给金淑慧讲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就这样，两人谈得投机，很快就建立了感情。六十多年前的青年男女恋爱鲜有讲究“持久战”的，不到半年，两人就去区政府领了结婚证。

让金淑慧没料到的是，她跟汪莘敏的那段往事竟然会影响到她和袁慕天婚后的生活。袁慕天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以前当过地痞头儿，手下有一班弟兄。武汉解放后，这些人中有一部分被新政权追究，抓的抓判的判，但大部分都摇身一变成了良民。袁慕天回乡后，他们都是心照不宣，不能再像旧时那样拜其为大哥——以袁慕天的军旅经历和他在人民军队中所受的数年教育，哪里还看得上这些昔日的弟兄？不过，也不等于就从此不相往来了。都是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见面后互相打个招呼，抽支烟聊几句也是常有的事。不知哪位嘴上没把门的，竟然就把金淑慧的所谓“破鞋”传闻透露给袁慕天了。

袁慕天又惊又怒，回去立刻逼问金淑慧。金淑慧只好承认曾经有过一段不光彩的经历。袁慕天还不肯罢休，无端地猜测金淑慧来乡下教书后仍跟汪莘敏有来往，于是，隔三差五反复逼问，甚至对金动了手，扬言千万别让他看到汪莘敏，否则的话，一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这下，金淑慧慌了，她知道汪莘敏在铁路局工作，而小镇旁边就有铁路局的一个修理所，难保哪天工程师汪莘敏下来检查工作、技术指导什么的。丈夫此刻已是小镇上的名人，又是侦察兵出身，自有各路耳报神为其效劳。到那时，后果不堪设想！

金淑慧越想越觉得这桩事儿不是闹着玩儿的，决定给汪莘敏报个信儿，把情况说个明白。半月之前，她往铁路局发了一封挂号信。正是因为接到了这封信，汪莘敏才得知了金淑慧的近况。

纪世贝、张忠友马上开始对这两个嫌疑对象进行调查。先查郁春蕊那一条，起初是准备直接查郁的，两人又商议一阵，认为倒不如先查一查那个替郁当信使捎话的黄榜。武汉这么大一个城市，上哪里去找这么一号人物呢？对于刑警来说，这倒没多大难度。既然郁春蕊喜欢结交纨绔子弟，从这类人中打听黄榜其人应该没错。当然，还得防止打草惊蛇，调查对象最好能够守口如瓶。找这样的对象，那就只有去看守所了。这类纨绔子弟精力充沛，游手好闲，想让他们不犯事都难，看守所里从来不缺少这类犯人。

两人先去本区分局看守所打听，调查了三个在押犯人，他们都表示没有听说过黄榜其人。那么，听说过郁春蕊吗？也没有。刑警问了问三人的家境，原来一个家里是开米店的，一个是做棉布批发生意的，还有一个是开鱼行的，都是独家经营，别无分号。如此看来，可能是家境一般，尚未达到可以跟郁春蕊结交的标准。接着，二人又去了第五区分局看守所。这回有了经验，不再翻阅入所登记册了，而是直接向看守员打听是否有被关押的大资本家少爷一类的人物。看守员眼珠子都不转就告诉他们，有一位，是“金茂昌”的大老板金风雄的侄儿。

“金茂昌”是武汉的一家综合性公司，集百货、五金、营造为一体，有店有厂，相当于一个集团公司。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政策调整，货源供应紧张，利润下降，生意萧条。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底子还在，仍能称雄一方。金大老板没生儿子，把侄子金生福过继到自己名下，视为亲子。金生福这年不过二十二岁，初中毕业后上了一所野鸡高中，买了一纸文凭。按照旧社会的情况，他还可以继续去上野鸡大学，临末再花钱买一纸大学文凭。可是，武汉解放后，野鸡大学没有了，只好辍学在家，终日跟一班跟他情况相似的少爷们厮混。在这之前，金生福已因斗殴、调戏妇女、私藏枪支被公安局拘留过三次，这回是四进宫——酒后滋事，把人家饭馆给砸了。

纪世贝、张忠友了解了金生福的上述情况后，认为这主儿应该知晓黄榜其人，就让看守员把这厮从监房开出来讯问。果不其然，金生福跟黄榜熟识，还曾举行过结拜仪式。

据金生福说，黄榜本人并不是什么少爷出身，他是武汉八卦掌名师黄敬煜的义子。黄敬煜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原准备把一身功夫传授给义子的，可黄榜不肯吃苦，经常逃避练功，被黄老拳师扫地出门，公开宣布今后黄榜所做的任何事都跟他无关。离开黄敬煜那里后，黄榜自己租了套宅院，挂出了武馆牌子。他这个武馆颇显另类，只收少爷学员，寻常家境的子弟一律不收。

这个门槛一设，立刻引起了那些纨绔子弟的好奇，纷纷前来打探。其中有些人曾练过武术、拳击、摔跤什么的，要跟黄榜比划。黄榜的武功在黄敬煜眼里不入流，但在这些纨绔子弟面前绝对是高手，于是纷纷拜在他的门下。黄榜和这班富家子弟们混在一起，日常挥霍均由别人供奉，倒也逍遥自在。

刑警问金生福是否知道郁春蕊其人，金说没听说过。刑警提醒他，既然你跟黄榜那么熟，怎么会没听说过黄榜身边有那么一个女子呢？金生福解释说，他跟黄榜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原因是他看中了一个舞女，不料这个舞女也被黄榜看中了。为赢得舞女的芳心，金生福花了不少钱钞，还做了些小动作挑拨舞女与黄榜的关系。这样，就把黄榜得罪了。黄榜听说自己跟舞女没搭得上关系竟是金生福从中作梗，就放出话来，说今后只要看见金生福那小子，分秒间就让他吐血。这话传到金生福耳朵里，自此就再也不想见到他的黄大哥了。

离开看守所，刑警立即前往金生福所说的黄榜开的那家武馆，哪知早已人去院空。向坊间一打听，说早在一年前武馆就被政府勒令关闭了。那么，黄馆主去了哪里呢？这个，谁都说不上来。

如此，再要打听黄榜的下落，只怕仍得把之前走过的程序再重复一趟，去看守所找那些被关押的少爷们。这回，干脆从市局看守所查起。没想到，竟然一下子就找到了黄榜本人！

纪世贝、张忠友在市局看守所翻查入所登记名册时，意外看到了黄榜的名字，一问看守员，证实确是要找的那位。原来，这主儿早已被公安机关锁定，认为是流氓头子，4月1日武汉全市拉网搜捕时，就把他作为一条鱼儿捞进了看守所。不过，刑警却欢喜不起来——黄榜是4月1日被捕的，而汪莘敏遇袭断腕是20日，这人没有作案时间。

果然，讯问下来，黄榜说他根本不知道此事。那么，3月下旬去汉口火车站警告汪莘敏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黄榜交代，那是他为讨好郁春蕊主动去做的。

武馆关闭后，黄榜仍然跟那班纨绔子弟在一起厮混，日常挥霍均由他们轮流供给，那些人有钱，根本不当回事。通过这些纨绔子弟，他又结识了郁春蕊。两人都不是省油的灯，一个喜欢拈花惹草，一个擅长招蜂引蝶，一下子就对上了眼。两人的关系越来越近，郁春蕊就对黄榜说起了那十两黄金的事。原以为汪莘敏不会跟她一个女人家较真，哪知这主儿认死理，不撞南墙不回头，弄得她东躲西藏日夜不宁。黄榜说这事儿简单，我替你去办了。他不是要撞了墙才回头吗？那老子就去警告他一下。于是，就有了汉口火车站那一幕。

刑警倾向于相信黄榜的这番说法，不过，有一种可能也不能排除。黄榜是开武馆的，有一班纨绔子弟当他的弟子，没准儿在其被警方收捕前已经对下一步行动作出了安排呢？毕竟汪莘敏并未被黄榜的警告吓退，还是继续让人相帮打听郁春蕊的下落。这对于郁、黄二人来说，就是不听警告了，那就该行动了。现在看来，黄榜的确是没有作案时间，但他那帮弟子呢？刑警让黄榜把自己交往的那班纨绔子弟的姓名、住址一个个说清楚，言明要跟他在流氓案中的口供进行核对，以防他顺口胡说一通。

经与市局刑警的讯问笔录和金生福提供的情况进行比对，两位侦查员认为黄榜列出的名单还是靠得住的，名单中包含了他所有交情甚笃的哥们儿和弟子。以黄榜的社交圈，他如若真要指使别人对汪莘敏采取什么行动的话，也只能从这些人中挑选了。纪、张二人立刻行动，一个登门调查，一个电话通知调查对象到分局接受询问，用了一天多时间把三十多人一一查遍，全部排除了嫌疑。然后，他们又找到郁春蕊，也排除了其涉案的可能。

4月23日，纪世贝、张忠友赶到金淑慧所在的那个郊区小镇，先去区政府找治保委员。这是当时区一级政府分管公安、民兵两块工作唯一的专职干部，天天忙得焦头烂额，这天幸好没有下乡，被侦查员逮个正着，就请他先派人去把金淑慧悄悄叫来。金淑慧赶到区政府，听刑警说明来意，不禁大吃一惊：“汪莘敏真的出事啦？”

刑警问她：“如果汪莘敏真的出事，你认为是否跟你丈夫有关？”

金淑慧连连点头：“那当然，他亲口说过，只要看到汪莘敏，就要动手收拾他……”

张忠友问：“你丈夫在镇上吗？”

“他这几天去武汉出差，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张忠友、纪世贝交换了一个眼色，接着问袁慕天去武汉干什么，是谁派他去的，和谁一起去的。这些问题，金淑慧却答不上来。刑警请治保委员给供销社打电话询问，对方答复，袁慕天去市商业局参加业务培训，本区就他一个人去，后天才回来。

刑警向金淑慧打听袁慕天平时跟什么人来往，金答称，袁在家的时候，来往的都是供销社的那些同事，打打扑克、喝喝酒之类。那么，袁在当地曾有一些称兄道弟的朋友，这事金淑慧是否知道呢？金淑慧说，结婚前并不知道，婚后才听人偶尔说起。金也问过丈夫，丈夫说，那时候自己还没参加革命，不懂事，觉悟低，交往了一些地痞流氓、社会渣滓，现在怎么还能跟他们来往？要是让组织上知道了，会挨批评的。

金淑慧离开后，纪世贝、张忠友又去了供销社，向袁慕天的领导和同事了解其平时的表现，得知袁对工作认真负责，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以前的那些狐朋狗党也从没到单位找过他。如此看来，可以排除袁慕天指使他人袭击汪莘敏的可能。

不过，刑警还需要了解袁慕天在武汉那一个星期中的情况。返回市里，他们随即去了市商业局，得知袁慕天来武汉后，白天参加培训，晚上未曾请假外出过，一直和其他人待在一起，也没有人来找过他。

就此，袁慕天的嫌疑完全被排除。

两条线索都断了，往下该怎么查，刑警心里没底。

五、“盯巴大王”的遭遇

4月24日一早，纪世贝骑着自行车去上班，经过分局不远的路口时，看见一个身穿黑布对襟衣衫的男子站在拐角上探头探脑，顿时心里一松：王癞子有消息了！

王癞子是个无业闲汉，旧时曾是帮会喽啰，专为帮会打听各种小道消息。武汉解放后，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被捕刑事案犯的口供中，不是同案犯，却是知情者。当时的刑侦队不设专门收集情报的岗位，由刑警自己物色合适的对象作为耳目，队里备案支付费用。于是，王癞子就成了纪世贝的一个消息来源。“上岗”后，这主儿对工作倒是很敬业，在分局刑侦队掌握的耳目中，王癞子提供的信息的准确度一向名列前茅。

汪莘敏遇袭案发生后，纪世贝与张忠友在分析案情时想到了那个倒卧马路迫使汪莘敏停车的醉汉，从其衣着判断，很有可能是个乞丐。如果能找到此人，说不定会顺藤摸瓜发现凶徒的线索。纪世贝就通知王癞子留意一下。王癞子受命后，一连数日没有消息，纪世贝本已不抱什么希望，没想到，今天一早王癞子就在约定的见面地点候着了。

王癞子的耳目生涯早在帮会时代就开始了，基础打得好，工作一向做得很到位，他提供的信息通常都是有头有尾，比如要了解的对象的基本情况、参与的案子是怎么个情况、最近此人在哪里落脚等，他都能打听得清清楚楚。因此，分局刑侦队内部戏称王癞子是“金牌耳目”。那么，这个“金牌耳目”究竟打听到了些什么情况呢？

那个深夜倒卧案发地点的醉汉确实是个乞丐，名叫申王廷。乞丐行乞是有地域范围的，但申王廷没有加入任何帮伙，属于独来独往的叫花子。此人好喝酒，可以说已经到了嗜酒如命的地步。这对于一个叫花子来说，其实是一桩很痛苦的事情，试想，靠要饭活命的角色，却老是想喝酒，这可怎么满足呢？不过，申王廷倒是经常能搞到点儿小酒喝，因为他有一项绝活儿——“盯巴”，还因此得了个“盯巴大王”的绰号。

所谓“盯巴”，就是像一团嚼过的口香糖那样紧紧黏住目标，不讨到钱不罢休。不单单是跟，嘴里还要会唱。申王廷天生一副破锣嗓子，音量特别大，调门稍稍抬一点儿就算是高分贝噪音了，何况是扯着嗓子唱。当然，这其间他也要受得住目标的辱骂，受得住打抱不平的路人的强烈指责，甚至要受得住警棍的痛殴。

不过，旧时的警察都不怎么愿意管他的事。为什么呢？因为警察一旦干涉他的工作，他的目标正好借机溜走，没了目标，申王廷就跟定了警察。跟到警察局了就等在门口，候得该警察下班继续跟，跟到家门口才走。但这还不算完。次日他一大早就来了，这回不跟警察了，而是跟警察的家人，包括上学去的孩子。试想，这等韧劲儿谁敢招惹？时间长了，警察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申王廷的这一绝技得到了同行普遍的认可后，就有了意外惊喜——时不时有人雇佣他代为讨债，或者某人要给其一个冤家好看，就雇他去“盯巴”，走到哪里盯到哪里，即使给钱并且给得比雇主支付的佣金多，他也决不放弃，严守职业道德，反正有双份收入，何乐而不为？也有些纨绔子弟吃饱了闲得发慌，随意指定一个目标（通常是美女），出点儿小钱或者弄一瓶劣质烧酒让申王廷去“盯巴”，他们则骑着自行车或摩托车尾随看好戏。就是凭着这份绝技，申王廷不但很少挨饿，还时常有酒喝。

王癞子将他了解到的申王廷的情况说给纪世贝之后不到一小时，申王廷就被刑警带到了分局。坐在讯问室里，申王廷的那份牛皮糖水磨功夫又发挥出来了，遇上这样的主儿，不管是旧政权还是新政权的刑警都会头痛。好在纪世贝跟王癞子之流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知道对方的心理——此刻才九点多，申王廷是想磨蹭到中午吃一顿免费午餐。纪世贝干脆开门见山，把话说清楚了，如果跟你有关，那就要留置审查，看守所有饭让你吃；如果案子跟你没有关系，放你走时我会去食堂给你拿几个馒头。申王廷的目的达到，眉峰一展，立刻表示问什么答什么。

据申王廷说，4月20日晚上发生的情况他直到现在也没搞明白，让他说的话，那还要从案发前四天，也就是4月16日说起——

那天午后，他正在汉口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晃荡着物色“盯巴”目标时，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他以为是哪个乞丐伙伴，回头一看，却是一个穿浅黄色细帆布夹克的男青年，也就二十二三岁的样子，国字脸，两道浓眉有些上耸，像是京剧舞台上勾画过眉毛的老生，肩膀上挂着一个黑色挎包。

若是寻常乞丐，肯定会觉得奇怪，哪有市民拍叫花子肩膀打招呼的？可是，申王廷不是寻常乞丐，因为他的那身“绝活儿”，一年中总会有若干次类似的邂逅。他神色淡定地问对方：“先生找我有事？”

对方指指一旁的树荫：“咱们借一步说话。”

来到树下，申王廷开腔问：“请问先生贵姓？”

“免贵姓丁。你就是那个‘盯巴大王申王廷吧？先给你看样东西——”

那人拉开挎包的拉链，申王廷的眼睛顿时瞪圆了，包里居然是两瓶“梁子大曲”！申王廷知道活儿来了，便问：“丁先生要我干啥？”

“简单，给我盯一个女人，盯四天。把这个女人什么时候去了哪里、逗留多久、跟什么人接触，都一一查清楚。”

“四天？就这两瓶酒？”

那位丁先生呵呵一笑：“这两瓶酒是见面礼。你老兄还要吃饭，总不见得把老酒当饭吃吧？先给你饭钱，一天八千元（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今天一次性付清。四天后，也就是20日傍晚，我们还在这里见面，然后找家小馆子吃个饭，喝点儿老酒，顺便说说你这几天看到的情况，完事再给你三万元。怎么样，干不干？”

这样好的活儿，申王廷哪有不干的道理？那位丁先生就把两瓶“梁子大曲”给了申王廷，然后招呼他跟着自己往出站口走，同时关照申王廷与自己保持距离，让他盯哪一位，到时候会指给他看。两人站在出站口接站的人群里，一会儿，一班列车抵达了，众多旅客汇成一股人流汹涌而出。接站众人有的举牌，有的挥手，有的呼喊，乱哄哄一片。丁先生朝申王廷看了一眼，迅速指了指站在他斜前方的一个时髦女郎。申王廷点头表示知道了，丁先生便转身随着人群出站离开了。

就这样，申王廷盯上了那个时髦女郎。那是一个三十来岁的高挑个儿白净女子，烫着一个狮子头，前额的刘海留得比较低，涂脂抹粉，看上去有些妖娆。她是来接站的，对方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见面后两人当众拥抱，状极亲热，然后手挽手走出广场，叫了一辆三轮车。

这可苦了申王廷，他一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就是肯掏钱，人家三轮车也不肯拉呀。好在这是他以前“盯巴”时经常遇到的状况，早练就了一双铁脚板，当下便迈开大步，在三轮车后头紧紧跟随。那两瓶酒原本放在裤袋里，跑起来有些碍事，影响速度，不过像他这样的“盯巴大王”经验丰富，事先都是有准备的。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军用干粮袋——这是武汉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败退时丢弃的，把两瓶酒放进去，打了个结搭在肩上，问题就解决了。

从16日到20日，申王廷盯了四天时间。4月20日傍晚，他依约来到汉口火车站站前广场。那位丁先生已经等候在那株大树下面了，旁边还站着一个中年男子，高大壮实，穿一件灰色猎装。跟丁先生相比，这人有点儿傲，眼神里明显带着对叫花子的鄙视，他没有答理申王廷，丁先生也没有给两人作介绍。

申王廷跟着两人去了车站附近的一家排档。对方显然事先作过安排，刚一进去，就有人招呼他们在最里面光线稍暗的一副座头上落座，然后就端上了酒菜。申王廷一边吃喝，一边向丁先生报告这两天跟踪的情况。

根据偶尔听到的那个时髦女郎与所接男子之间只言片语的对话，申王廷得知该女子小名“阿娟”。两人的关系可能不是夫妻，而是情人。那天从车站出来，三轮车把他们送到了第四区回龙巷一幢三层楼的公寓。两人进门后片刻，三楼右数第三个窗户就亮起了灯。这四天中，阿娟一直与男子一起进出，不过，根据公寓楼里的邻居跟这对男女打招呼的情况来看，这里应该是阿娟的住处，因为邻居每次打招呼的对象都是阿娟，应答的也是她。四天里他们出去过七次，到饭馆用餐，到戏院看戏、看电影，还溜了一场冰，逛了两家百货公司，去了一趟医院。

在申王廷的印象中，丁先生和另一男子对他报告的情况似乎并不很感兴趣，他们心不在焉地听着，不时向他举杯敬酒。申王廷的酒量是不错的，一个人喝光了一瓶一斤装的白酒，竟然还没有什么明显的醉态，而另一瓶白酒，丁先生两人连三分之一也没喝掉。丁先生当即招呼排档师傅加菜添酒。申王廷原本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但按照乞丐的规矩，别人给吃喝，那绝对是不能拒绝的，给多少就要吃多少。就这样，他强撑着又喝了半斤多白酒，反倒把那二位喝怕了。他听见对方低声嘀咕，好像是在说“差不多了，别把人喝死”之类。

这时，丁先生吩咐上主食，问申王廷要吃米饭还是面条。申王廷也觉得自己有些撑不住了，想吃点儿主食压压，就点了碗面。等面的工夫，酒劲儿上来了，申王廷的脑子渐渐混沌。等师傅把面端上来，他已经醉得人事不省了……

恢复意识的时候，申王廷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医生断定他不过是喝多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受伤的汪莘敏身上，一边检查汪莘敏的伤势，一边询问发生了什么情况。从双方断断续续的对话中，申王廷听出来，由于自己躺在路中间昏睡不醒，导致汪莘敏被迫停车，继而遭到歹徒袭击。他吓了一跳，寻思别惹上这个麻烦，瞅个没人注意的空当儿就偷偷开溜了。

出了医院，凉风一吹，酒醒了大半，申王廷这才回想起先前在排档上喝酒那一幕。接着就摸口袋，里面只有很少的一点儿零钱，那是白天行乞所得。那么，丁先生许诺事成之后给他的酬劳呢……他妈的！没给嘛！

申王廷终于明白自己让人给耍了。以他的思维方式，对自己参与了一桩什么事情根本懒得去考虑，他关心的只是自己吃了亏。试想，他是乞丐中出了名的“盯巴大王”，寻常市民没有惹他还要被他紧盯不放，直到被迫掏钱施舍；而这姓丁的却耍了他一把，竟然赖钱不给，这种情况，对于他来说还是破天荒第一回。他越想越恼火，如果这事传出去，他还怎么在乞丐圈里混？不行，一定要把酬劳要回来！之后几天，申王廷时不时就要到火车站附近溜达一圈，一边行乞一边寻找那个姓丁的和他的同伙，直到被请进公安局。

纪世贝、张忠友分析，这申王廷十有八九是被丁先生两人作为作案工具物色到的。他们实施作案时，需要一个人事不省的醉汉当道具用，这种角色自然不适宜他们自己来扮演，就想到了乞丐。申王廷嗜酒，还擅长“盯巴”，是最合适的人选，两人就设了这么一个局。至于让他跟踪那个时髦女郎，很可能是丁先生临场发挥，随机指定了一个目标。

当然，这只是刑警的分析，是否属实，还需要验证。刑警便按照申王廷所说的地址，找到了那个时髦女郎阿娟所住公寓的管段派出所。派出所介绍，阿娟是个寡妇，无业，最近正与一男子恋爱，事实上两人已经住一块儿了。那个男子系从事渔具批发生意的老板，是个有妇之夫，因结识了阿娟，正请律师帮他打离婚官司。这对男女历史清白，从未涉及过政治，也没参加过任何帮会组织。

如此看来，通过申王廷追查案犯踪迹的想法已经变成了肥皂泡，刑警只能另外寻找线索了。

六、新思路

当天晚上，分局刑侦队集中进行政治学习。学习结束，刑侦队两位领导唤住了纪世贝、张忠友，问他们手头那个案子查得怎么样了。听两人简略说了说，领导提示他们，如果具体线索一时找不到，可以从作案动机上去琢磨琢磨。

一语提醒了纪、张二位侦查员。刚接手本案时，他们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作案动机不外乎以下四点：一为仇怨，二为男女之情，三为钱财，四则是为了警告。可是几天查下来，这四种动机都排除了。那么，会不会有当初没有考虑到的第五种作案动机呢？两位侦查员分析下来，认为有这种可能，这第五种动机就是——报复。

乍一看，“报复”跟“仇怨”似乎是一回事——因为跟人结下了梁子，所以人家要找本主算账。可是，二刑警认为在这上面应该还有商榷之处。结仇树怨其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明的，双方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一种是暗的，一方得罪了另一方，可自己却完全没有意识到。

结合本案的受害人汪莘敏的锁王身份，这所谓“暗的”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举个例子，比如汪莘敏为某方打开了一个保险箱，此举在汪莘敏以及保险箱的持有人看来并无问题，可是，或许有第三方认为此举侵犯了他的利益，因为他对保险箱内的物品的所有权有异议，或者尽管没有异议但早已觊觎。该保险箱如果不曾被打开，那持有方就拿不到箱内的物品，有异议的一方也就可以继续想办法获得保险箱的所有权，可是一旦打开了，那就等于没希望了。这样一来，打开保险箱的锁王就等于得罪了人。

那么，为什么一定是跟保险箱有关呢？因为案犯对锁王实施的报复手段是砸断其右手手腕，对于一个锁王来说，这是最残酷的报复手段！

这样一分析，破案思路清晰了，纪世贝、张忠友也就找到了下一步的路数：调查最近汪莘敏给什么人提供过打开保险箱的服务。

第二天，纪、张二位侦查员再次去找汪莘敏。锁王已经出院，正在家休息。据汪莘敏说，这一年来，登门请他开保险箱的显著减少，因为战乱时期留下的保险箱都清理得差不多了，不慎丢失钥匙或者忘记密码的毕竟在少数。而且，武汉并不是只有汪莘敏才能开保险箱，有些名气的锁匠少说也有十来个。最近五六个月里，他只开过两个保险箱。这两个保险箱，一个是“蓝记粮行”的老板蓝幼和的，另一个是长江航运局下辖的船舶装备公司的。长航局的那个，先是找了单位附近的锁匠，未能打开，这才找了汪莘敏；蓝幼和则是一上来就想到了大名鼎鼎的锁王。

新中国成立后，公安机关对于开保险箱有规定，保险箱持有人有开锁需要时，必须先去住所地派出所备案，经审查该保险箱确实属于其合法财产，由派出所出具证明。保险箱持有人拿着证明去找锁匠，开箱费用由双方协商。至于像汪莘敏那样的则是个例，他是有供职单位的，通常人家都是先去找铁路公安处，由公安处通知汪莘敏提供开锁服务。汪莘敏并非职业锁匠，没在公安局办过特种行业许可证，所以按规定他是不收费的。当然，人家总要有所表示，收与不收那就是汪莘敏自己的事儿了，组织上是不管的。

刑警问汪莘敏：“那两口保险箱你都给人家打开了？”

“是的，有一口难度比较大，装了双密码锁，费了老大的劲儿。”

“开箱前后是否有过异常情况，比如有人警告你不要接活儿，或者在开箱后指责你多管闲事之类？”

汪莘敏摇摇头：“没有。”

刑警当然不死心，两人先去了长航局。了解下来，该局下辖的船舶装备公司确有一口旧保险箱因为密码锁故障无法打开。根据公安机关的规定，请锁匠开保险箱得去派出所备案，这对于长航局来说倒是比较方便，因为长航局有自己的公安局，派人去那里跑一趟就行了。拿到证明，他们先找了公司所在地附近街头设摊的锁匠，一连找了三个，都对付不了，只好向铁路局的锁王求助。

铁路局也有自己的公安处，长航方面的人先是拿着长航公安局出具的证明去武汉铁路公安处接洽，再由公安处通知汪莘敏，约定好时间，由长航局派车把他接过去。

长航局的这口保险箱是英国制造的，出厂日期是1902年，还是清末的产品，不知怎么留到了现在，而且竟然还能使用——公司提供的钥匙能够开启保险箱上的锁具，可使用多年的密码却失灵了。凭经验，汪莘敏知道多半是操作人员误拨了修改密码的装置，密码锁正处于“待修改”状态。他问明原先的密码，拨准后先进行了注销操作，又设置了新的密码。前后不过十来分钟，就把这座钢铁堡垒攻下了。

按照开锁行业的规矩，打开锁具后，汪莘敏立刻离开现场，绝对不会去窥探保险箱里放着什么物品。可是，在场的长航公安局民警却要了解一下导致密码锁被误拨的原因。调查下来，原来是刚退休的老会计在交接工作时没向接班的会计交代清楚。这也算不上什么事儿，今后注意就是了。至于保险箱里存放的物品，因为在现场待了一段时间，汪莘敏想装着看不见也不行，不过，也没什么特别的东西，无非就是现金和出纳账册。

接下来，刑警又找到了“蓝记粮行”的老板蓝幼和。蓝幼和的老爸蓝海和曾是武汉粮业大腕，阴历年前刚刚病殁。蓝氏有三女一子，儿子蓝幼和顺理成章接任老板。可是，为蓝海和办理丧事时，由于忙乱，竟找不到蓝海和留下的保险箱钥匙了。保险箱里放着商业合同、家谱以及蓝海和生前收藏的珍贵古玩，尤其是那些商业合同，要是拿不出来的话，生意都没法儿往下做了。蓝幼和很着急，动员全家上下找了整整一天也没找到钥匙，那就只好请人开箱了。

蓝幼和马上想到了锁王汪莘敏，便奔派出所开证明。由于政治形势的原因，派出所对资本家通常缺乏热情，接待警员说你先得找行业协会出具一纸证明，然后再向派出所申请。不得已，蓝幼和又跑了一趟粮业公会，绕个大弯子才拿到了派出所的证明，然后又去铁路局公安处。几番折腾，总算把汪莘敏请到了粮行。

蓝幼和告诉刑警，汪先生起初没把这口保险箱放在眼里，说这是美国费奈礼公司1932年的产品，设计老旧，牢固程度也不是很可靠，这种型号的保险箱，该公司早就不生产了。可是，一搭手，汪先生脸上的神情就严峻起来。费了两个多小时，汪先生才把保险箱打开，说这口保险箱的锁具已经损坏，不能配钥匙了。于是，蓝幼和就派人到上海购置了一口新的保险箱，那口坏的现在还搁在后堂。

刑警问蓝幼和：“你继承令尊的财产，家里其他人有什么异议吗？或者粮行的其他股东有没有不同意见？”

蓝幼和答称，他有三个姐姐，都已经出嫁，外甥、外甥女也都参加工作了，大家对老人的这个决定都没有异议，因为这是按照老规矩办事，而且老人七年前立遗嘱时大家都在场。至于其他股东的意见，那就更谈不上了，因为蓝幼和家的粮行是独资。

如此调查下来，证明刑警之前的推测并不准确。在返回分局的路上，纪世贝、张忠友都有些沮丧，再往下应该怎么查，两人心里都没谱。

4月26日，星期六。双休日制度出台还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周六要照常上班。纪世贝、张忠友因为不知道往下该怎么查，想以汇报工作进展为名，向刑侦队的领导请教方略。可是，两个领导一个去市局开会，一个在外面办案，都不在局里。两人只好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一个冥思苦想，一个拿着市局刚印发的《刑侦工作动态》随意翻阅。

武汉市公安局当时有三本内部印发的资料小册子：《敌情通报》、《政保工作动态》和《刑侦工作动态》。《敌情通报》是每天晚上编印，次日上班前由机要通讯员送达市局各处室和全市各分局、派出所；《政保工作动态》和《刑侦工作动态》不定期编印，一般一周一期，前者发送市局、分局的政保部门，后者发送市局、分局的刑侦队。《刑侦工作动态》这类资料不像《敌情通报》那样，没有规定必须阅读，但侦查员只要有空都会拿来翻阅一下，因为上面有些内容可能对自己手头正在承办的案子有帮助。现在，张忠友翻阅了片刻，对《刑侦工作动态》上一则有关保险箱的信息产生了兴趣。

这则信息很简单，大意是市局刑侦处追捕组抓住了一个逃犯，为立功减刑，该逃犯提供了不少犯罪线索，其中有一条说，武汉市有两伙人，其头目一个绰号“鄂老三”，一个绰号“都铁头”，他们正为一口不知内盛什么物品的保险箱闹得不可开交，据说正在准备进行一场殴斗。

张忠友一看之下，心里一动，寻思这口保险箱会不会跟正在侦查的案子有关系呢？跟纪世贝一说，纪也来了兴趣，拿过《刑侦工作动态》扫溜了一遍，立刻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纪世贝说，之前他们认为案犯袭击汪莘敏，是对锁王相帮某方打开保险箱实施的一种报复，可是调查下来，并没有找到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现在看来，之所以找不到证据，是因为他们的分析有偏差，把事情的顺序弄反了。

假设两伙人在争夺一口里面装有重要物品的保险箱。其中一伙捷足先登，把保险箱弄到手了，但没有钥匙，打不开。另一伙人当然不会眼睁睁看着对手想方设法开箱子，那么，他们会怎么办呢？去抢？当然也是一种办法，可如果双方的实力势均力敌，甚至对方比自己还强一些，明火执仗去抢的话，成功率就是个问题，因此，抢是最后不得已才会采用的手段。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呢？当然有，但那些手段实施起来需要时间。万一在这段时间里对方打开了保险箱，那自己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纪世贝说到这里，张忠友已经醒悟，一拍脑袋：“对呀，为了不让对方打开这口保险箱，干脆去砸断锁王的手。伤筋动骨一百天，这段时间里，他们可以从从容容地想办法把保险箱搞到手！”

正说着，刑侦队的赵指导员回来了，他们赶紧向领导汇报了这一思路。老赵听了连连点头，说这个思路靠谱，你俩就继续辛苦一把，顺着这个思路调查吧。

当天下午，纪世贝、张忠友即开始了新一轮的侦查工作。正好刑侦队来了十名公安学校的实习生，领导把其中的小沈、小史分派给他们，并指示他们成立一个专案组开展工作，由纪世贝担任组长。

七、逃犯的供述

专案组的第一桩活儿，是去市局看守所提审那个名叫诸志望的逃犯。

诸志望是个木匠，河南信阳人氏，那年三十岁，已经成家。当时，河南泥水木匠的工价比湖北要低，湖北全省则以省城武汉为最高，所以，诸志望就从信阳跑到武汉来做工。他是去年秋后农闲时来武汉的，到1952年春节前返乡时，兜儿里已经装了一百多万元钱钞，这在当时已经不算小数目了。没想到，这笔钱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反倒酿成了一场大祸！

诸志望的老家在农村，那里过年有个习俗——闲着没事就赌博。诸志望以往在本乡本土干木匠活儿的时候，时不时还要赌一把，如今挣了一笔“大钱”，自然更要赌了。事后想来，如果只是在本村或者邻近几个村玩玩，倒还不至于闯祸。问题是那时的农村普遍贫困，赌资很小，有了钱钞的诸志望觉得这样不过瘾，就去镇上玩牌。他一共赌了三天，头两天有输有赢，基本持平；第三天就惨了，不但把本金输了个精光，还欠了别人五十万元。不得已，他当场写下字据，三天内连同一成利息共五十五万元一并归还，否则任凭债主处置。

诸志望哪儿来这么些钱还债？而那个债主是当地出名的恶棍，人称“笑面虎”，表面上笑嘻嘻，做起事来心狠手辣。据说，对付欠债不还者，他有三种处置方式：断指、砍手、挑脚筋。具体采用哪一种，根据欠债多少决定，五十万元，刚好是砍手的标准。诸志望不想被砍手，只好筹款。借钱行不通的，刚过年，农村人家里本来就穷，哪里还有余钱？五十万这样的数目，一个村也不一定凑得出来。那就只好铤而走险了。

于是，他就选择了抢劫。当时凡是从事穿街走巷职业的如小贩、匠人，只要是犯了侵财类案子的，多半都是登门入室作案。诸志望也是这个犯罪模式，选择了信阳城里一户七八年前曾去给人家打过家具的小康之家，青天白日闯入人家家门，正好只有女主人独自在家，他一斧头把女主人砍倒，然后翻箱倒柜洗劫一番，提着金银细软逃之夭夭。

次日，正是债期的最后一天。那天上午，诸志望到镇里还了赌债，还割了三斤肉，打了两斤酒，正要回家时，前后忽然闪出四条汉子，在“不许动”的暴喝声中，对方用手枪将其逼住，当街拿下。抓他的四人中，两个是刑警，一个是镇上的治保委员，一个是民兵队长。当时办案没有汽车，从镇里到信阳，二十来里地就靠两条腿步行。但这个时段已近中午，得先解决了午饭再上路。治保委员在张罗午饭时，正好看见诸志望被捕时手里提着的酒肉，干脆就地取材。不过，有一利必有一弊，四人只顾喝酒吃肉，一时竟把诸志望丢在脑后了。等到吃喝完毕，准备押着杀人犯上路时，关押诸志望的那间小屋早已人去屋空，只剩下扔在角落里的那截绑绳。

诸志望侥幸脱逃，一路辗转来到了武汉。他向之前打工时结识的几个当地朋友筹措了一些零钱，置办了几件木匠家什，就在省城市内和近郊转悠着找活儿干，有活儿时就住在东家，没活儿时，举凡破庙、车站、桥洞，凑合一夜就是了。

这样的逃犯生活过到3月底，终于到头儿了。也是合该他出事。那天，诸志望在一户人家做短工，制作一个写字台。户主老唐是银行管安保的，为了打这件木器，他特地调休待在家里监工。老唐原在市公安局治安处工作，后来据说生活作风上出了点儿问题，才被调到银行。不过，这老兄在公安局人缘很好，在治安口颇有一些哥们儿，时不时到他家里来坐坐。

这天，市局治安处有个警察老朱有私事找老唐，电话打到银行，得知他调休在家。因为事情比较急，下了班他就骑着自行车赶过来了，正好撞上诸志望正在起劲地干活儿。那个年月，公安机关追捕逃犯很少发那种公开张贴于街头的通缉令，而是采取向各地公安发协查通报的方式。如果逃犯是有照片的，那就在协查通报上印上照片，没有的就算了。诸志望逃脱后，信阳警方当即印发协查通报，但没有照片，通报上只写了他的外貌特征、技术特长是木匠以及罪行。这份协查通报早已发至武汉市公安局，继而又转到各分局和派出所，当然，警方尚未发现案犯的踪迹，因为这家伙此刻正在老唐家干活儿呢。

要说老朱也不过是一个寻常的治安警察，并无通天彻地之能，记性也一般，协查通报他看得多了，只要不是领导分派给他管的，通常就丢至脑后了。至于信阳的那份追捕杀人抢劫犯诸志望的协查通报，早就不在他的记忆里了。不过，毕竟是警察，在警务方面的能力肯定比寻常人要强些。老朱记性不咋样，但观察力还够用。进门后，老唐热情招呼落座，沏茶递烟。正巧老朱家也想打一口大橱，木料已经准备好了，老婆早在年前就唠叨过数次，让他找个木匠师傅把活儿干了，因为工作忙加上惰性，老朱总是今天推明天的。此刻，见诸志望在老唐家干活儿，就想起了这事，寻思这倒蛮好，待老唐这边完工，请木匠师傅去自己家里打那口大橱不就得了。

这样想着，老朱就跟诸志望唠上了，问对方是哪里来的、干了多少年木工活儿、是不是经常在外面跑以及工价等，都问得非常详细。须知老朱是穿着一身警察制服去的，而且生就一张秋风黑脸，平时办案走访群众时，他竭力想弄出一副和善样子来，可一进居民家还是常常把人家的孩子吓得哇哇大哭，这会儿跟诸志望说话，料想样子不会很好看。诸志望不是惯犯，也没有和警察打交道的经验，心理素质那不是一般的差，当下就被老朱问得神色变异、手抖身颤。

老朱看在眼里，疑心倏起，暗忖这个木匠可能有问题。啥问题？看他那一脸老实相，老朱没有和杀人抢劫联系起来，只道是参加过反动组织在当地受到追究畏罪潜逃的人员，那年头社会上流窜的这类人员比较多。那怎么办呢？盯着他问个明白？老朱没有那么傻。对方身强力壮，还整天干活儿，力气比老朱这种外强中干的主儿大得不是一点儿半点儿，再说手里还有斧头，如果打草惊蛇那岂不是惹祸？没准儿捎带着还连累了人家老唐。所以，老朱就生了个心眼，撇开诸志望，和老唐唠了会儿他要办的那件私事，然后告辞，临走还跟诸志望约定，等这边的写字台完工后就去他家里打大橱。

诸志望毕竟没有这方面的经历，见老朱神色平静地离去了，心里七上八下的吊桶方才放下，继续干他的活儿。哪知，也就片刻工夫，派出所就来了几个民警，手枪手铐法绳一样不缺——老朱忘性大，他们的记性可是好着哩，听老朱一说诸志望的年龄体态、木工特长，马上跟不久前信阳警方的那纸协查通报联系起来，断定这个木匠师傅十有八九就是逃犯诸志望。当下所长亲自出马，点了数名精干民警，急如星火地赶往老唐家。

诸志望落网后，对其杀人抢劫罪行供认不讳。武汉市公安局随即给信阳公安局寄发公函通报此事，请信阳警方派员前来将诸志望押解回原籍。信阳警方的感谢信回得倒是挺快的，可不知什么原因，对“派员”落实得有点儿慢，所以诸志望至今还被关押在武汉市局看守所。这段时间，他跟一些老资格的案犯接触下来，知道自己此番被押解回信阳后必死无疑，除非走立功赎罪之路。诸志望求生心切，挖空心思想要检举他人罪行。按说他一个乡下木匠，从没在黑道上混过，哪里有这方面的线索？谁知，冥思苦想一番，竟真的让他想到了一桩事儿——

那是3月下旬，他还没揽到老唐家的活儿。那天晚上，诸志望在一家小酒馆里吃晚饭，要了二两白酒、一碟小菜，出于下意识的防范心理，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喝闷酒。一会儿，从外面进来四个男子，其中一个是四十岁上下的大个子，其余三位都比较年轻，也就二十来岁，占了旁边一副座头。这伙人点的菜就不像诸志望那样寒碜了，冷盆热炒满满一桌子，酒水要了白酒、葡萄酒、啤酒三种，还让跑堂去外面买了一条“大前门”香烟。

酒过三巡，他们的交谈渐渐热烈，言语中多次提到一个叫“都铁头”的人。大概是有一件重要物件被都铁头抢去了，他们要夺回来，可至今连都铁头藏身何处也不清楚。诸志望瞧他们那副气派，料想是有点儿钱钞的，当下异想天开地寻思，要是能够投奔他们就好了。他想弄清楚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哪个是头儿，以便找个机会上前问问他是否收人。为此，他又要了二两酒、一碟花生米，一边吃喝，一边留心那几个人的谈话。

这会儿，那伙人聊得更投机了，声音虽然不大，但被诸志望听了个清清楚楚。原来，被都铁头抢去的那样物件，乃是一口“银箱”。诸志望不知道黑道上把保险箱唤作“银箱”，听他们这么说，只道真是银子做的箱子，就是不知有多大，要是像他经常为主顾们打造的那类卧室用的箱子，那还真值不少钱哩。再往下听，更是觉得不得了了——那口“银箱”仅仅是用来盛放金银珠宝的容器。听那些人的口气，箱子里盛放的金银珠宝，少说也值上亿元的钞票。

以诸志望一个乡下人的见识，听到这里，几疑自己置身梦中。悄悄拧了拧大腿，确实不是做梦，于是打起精神继续听。往下，那几个人就开始商议如何打探都铁头的下落以及对方是否已经把“银箱”打开了的问题，认为如果一时半刻找不到都铁头的话，那就要先想个法子不让对方把箱子打开。听到这当儿，诸志望颇为不解：“银箱”在人家手里，你们正主儿都找不到，又怎么阻止对方开启那口箱子呢？

这一走神儿，就没听清对方接下来几句说的是什么。等他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几人身上，只听中年大个子说：“请弟兄们放心，咱鄂老三在道上混的年头也不少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么一个机会，肯定不会白白放弃。我必有法子把那箱子原封不动地夺回来！来，干杯！”

这下，诸志望终于知道这个背对自己坐着的中年男子是这伙人的老大，名叫鄂老三。正盘算自己是否该去敬鄂老三一杯酒时，那四位干杯后突然一齐起身，其中一人把几张钞票拍在桌上，叫声“会钞”，竟悉数离开了！

进了市局看守所，同监房的犯人给诸志望补了补课，他方才知道所谓“银箱”就是保险箱。他也不算笨，把鄂老三那伙人的话翻来覆去想了又想，认为这可能是一伙犯罪分子，那口保险箱显然是他们从哪里偷得的，还没打开，就被另一伙以都铁头为首的家伙抢去了，鄂老三正盘算着要把保险箱夺回来。如此，诸志望就认为这是一桩可能还不算小的刑事案件，值得向政府检举，以图立功赎罪。继而，他就向看守员检举了此事。看守所对此比较重视，把他检举的情况转给市局刑侦处，刑侦处就将这则信息刊登在最新一期的《刑侦工作动态》上了。

八、鄂老三和都铁头

专案组随即对诸志望所述情况进行调查，重点是收集鄂老三、都铁头的情报。这项工作除了布置耳目打听，还要分头去各看守所提审在押案犯。4月27日晚，专案组把各路调查情况进行了汇总——

鄂老三本名鄂贵昌，因排行第三，故人称鄂老三。鄂老三是满族人，其父系清廷驻武昌军队的一名下级军官，辛亥革命时与革命党武装力量作战时阵亡。其父的死属于白死，因为清廷随即倒台，家属按例该领取的抚恤金一文也没有拿到。其母带着三个孩子，生计颇成问题，不久就给一个名叫陶新轸的木材行老板做了填房。

陶老板嗜酒，经常喝醉，一醉就要打骂老婆孩子。他与前妻没有生过子女，打鄂老三等三个“拖油瓶”时下手很重。鄂老三不堪打骂，九岁时离家出走，去武当山学了几年武术。十五岁回来时，继父已远远不是他的对手，终于知道这个当初最小的“油瓶”已是今非昔比，只好甘拜下风。自此，陶老板闷闷不乐，三年后因喝酒过量，一命呜呼。

这三年，鄂老三没有靠继父生活，而是去长江码头做了一名搬运工。三年下来，他结交了几个朋友。这些朋友都是帮会人士，纷纷劝其入伙，可不知鄂老三怎么想的，都一一婉拒了。新中国成立后，那几个帮会朋友都身陷囹圄，鄂老三却没有因此受牵连。不过，鄂老三也并非白纸一张，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过伪军，后来还升任班长。好在班长不算官，所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追究汉奸罪行时，没有找他算账。

当时，伪税警团的副团长屠登峰因抗战时抓捕并杀害过“军统”地下人员，被定为必须缉拿归案的要犯全省通缉。屠登峰被“军统”和警察局追得走投无路，有时一昼夜得转移六七个地方。一天晚上，屠登峰逃到鄂老三处暂避风头。屠跟鄂老三有点儿特殊关系，他曾当过鄂老三老爸的传令兵，老鄂战死后，他尽力照顾鄂家遗属。鄂老三进伪军也是他批的条子。可是，鄂老三却不念旧情，一面稳住屠登峰，一面让妻子前往警察局密报。结果，屠登峰被捕，不久即被枪决。

不过，鄂老三忘记了一件事，屠登峰还有一个身份，他是武汉青帮的头目之一。他这一死，原来手下那些弟子对鄂老三恨之入骨，随即采取报复手段，鄂老三的妻儿被杀，他本人也吓得连夜逃离武汉。

在外面漂泊了一段时间，鄂老三再次回到武汉时，新中国已经成立。找不到工作，他就收了几个徒弟教习武术。鄂老三原本就是为非作歹的地痞，收的弟子自然不会好到哪儿去，从此就结成了一个帮伙。鄂老三经历丰富，善于总结，其帮伙的活动原则是“大事不犯，小事不断”，而且非常注意反侦查。尽管警方听说过关于该帮伙的一些情况，一是因为事情都不大，苦主没报案，二是因为没有证据，再加上案子多警力紧张，也就暂时将其放在一边了。

再说都铁头。都铁头本名都其鑫，时年二十五岁。都家以卖牛羊肉为生，都其鑫十四岁那年就已经操刀宰杀牲口了。至于“铁头”的绰号，是因为他跟一位精通少林功夫的邻居老伯学过几年硬气功，能用脑袋撞断三寸厚的石条。可以想象，都铁头有这手绝活儿，身边肯定围着一帮粉丝，其中有五人被其视为心腹，系其狐朋狗党，都是好逸恶劳之徒。这帮人平时聚在一起，习练武艺，惹是生非。

其时都铁头的老爸已经去世，老母犹在，看不惯儿子的所作所为，发了狠话，若不痛改前非，就不认这个儿子。都铁头寻思自己是改不了的，干脆离家出走，混迹江湖。没有人知道他的确切住处，更不用说他干些什么了。不过，这厮既然好逸恶劳，肯定不会找什么正经事做。

那么，诸志望所说的“银箱”之事是否属实呢？这个，无论耳目也好，各分局看守所关押着的案犯也好，都表示不知道此事。当然，专案组是相信有这事儿的，因为这跟他们正在侦办的断腕案是能够联系起来的。刑侦队领导因为该案多半跟市局《刑侦工作动态》通报的情况扯得上，就把这个情况报告上去。分局领导也认为如果在侦查锁王断腕案的同时把那口神秘的保险箱查出来，再连带破获两个流氓团伙，那可是在全市公安系统中露脸的一桩好事儿。不过，为稳妥起见，分局领导要求对诸志望在小酒馆遇到的那帮家伙究竟是不是鄂老三团伙进行核实。

专案组跟鄂老三的户籍地派出所联系，要求提供一张鄂老三的照片。当时户口档案里是没有照片的，派出所又不便跟鄂老三的亲属联系，免得打草惊蛇，好在还有日伪时期警察所留下的户籍档案，那里面有鄂老三办理“良民证”时的照片。专案组拿到照片后，没去找诸志望，因为他说过，鄂老三始终是背对他坐着的，离去时也是站起来就走，他根本没看清鄂老三长什么样。那么，该去找谁辨认呢？找申王廷。刑警怀疑，和那个姓丁的年轻人一起灌醉申王廷的中年男子就是鄂老三。

4月29日上午，专案组还没出门去找申王廷，那主儿倒自己找上来了。门卫把电话打进来，纪世贝一跃而起，说申王廷登门，看来有好事儿！

申王廷既然是乞丐中的“盯巴大王”，自然有一股超乎常人的韧劲儿，他单单认定一点：姓丁的和那个中年人还欠着他一笔钱钞。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于是他每天一边行乞，一边留意路人中是否有那二位。昨天傍晚，他看准了一个“盯巴”目标，从第三区盯到第五区，一直盯到对方快要崩溃，眼见得立马就要掏钱打发他时，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在马路对面一闪而过——正是那个丁先生！他当即撇下“盯巴”目标，拔脚跟了上去。

申王廷并没有直接上前拦下对方索要那笔欠款，因为之前刑警跟他谈话时关照过，一旦遇见丁先生或者那个中年人，不要惊动他们，盯着就是，看对方去了哪里。这一盯，还真盯到了丁先生位于半市街的住所。申王廷认准门牌后，转天上午就来分局报告。

纪世贝、张忠友随即进行安排，打算暗中监视这姓丁的家伙，顺藤摸瓜，把这伙人连锅端。不料，还是晚了一步，监视人员赶到时，目标已经不知去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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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尘封档案 作者：吴明滔 期刊：《啄木鸟》2016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