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与推理〗一把二胡（中篇小说）

案发时间大概是在今天凌晨一点多，死者是亲兄弟俩，两人在土炕上被凶手用钝器反复击打头部，当场死亡。老大的媳妇儿当时就睡在一板之隔的土炕的另一侧，又静又黑的深夜里，她突然听到隔板那边传来一阵重重的击打声和闷哼声，被吓得全身僵硬躺在那儿，不敢发出声音也不敢出去看。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当她确认屋子里再没有了任何动静，才慢慢从炕上爬起来，哆哆嗦嗦地打开了电灯。接着，老大的媳妇儿尖叫着冲了出去，跑到邻居家像疯了一样砸门，后来还是邻居帮她拨打了报警电话……

我认真地听着案情介绍，脑海里努力还原当时的情景。

“走吧，云生，咱们进去看看。”我正琢磨着，老胡走过来招呼我。

一只脚刚刚踏进房门，刺鼻的血腥味儿就迎面向我扑了过来。我身后的新搭档汪旗显然也被这种味道刺激到了，我感觉到他的脚步明显迟疑了一下，但还是立即跟了上来。

土炕上，两具仰卧的尸体仍然保持着原状：头朝外、脚冲墙，身下大摊的血迹已经凝固。尸体的颅骨大面积塌陷，混杂着血迹和脑浆，但还是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一部分面容：面色蜡黄、双眼紧闭、牙关紧咬、口唇部呈现出皮革样化。

我屏住呼吸，慢慢走过去，伸出右手轻轻触碰死者的颈部。从尸冷以及尸僵的程度粗略分析，死者死亡的时间已经接近十二个小时。再仔细观察死者头部血肉模糊的创口，确实应该是钝器击打所致。

我闭上眼睛，将凶手高高抡起凶器的画面在脑海里回放，睁开眼睛后，又仰着头沿一条抛物线向斜上方看去，在墙壁和天棚上，果然有大量抛甩状的血迹。看来，凶手在作案时的每一下重击都用尽了全力。

屋子里，两名死者身下的土炕横贯东西，长约四米，在土炕中间有一块白色的简易隔板，将土炕分成了两个区域。绕过隔板，在炕尾摆着一个漆面斑驳的矮木柜，我轻轻打开柜门，里面摆放整齐的各种物件映入了我的眼帘。

轻轻关上柜门后，我开始环顾四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衣橱和梳妆台、老款式的电视机、歪歪扭扭的电视柜，整个房间里的摆设不仅简单而且十分陈旧。我在屋子里踱了一圈，用指尖轻拭家具和墙面，却发现手到之处要比普通农户的家干净许多。

这些信息告诉我两点：一是这户人家经济拮据，并不富裕；二是在这个房间里，一定有一个有着良好生活习惯的女人。而这个女人，此时正坐在房间角落里的一张木椅上。

女人有三十几岁，一米六五左右的身高，很瘦，穿着灰色的长裤和白色的衬衫，衣服看上去虽然样式老，但很干净。她佝偻着后背，两只手夹在膝间，一双纤细的手臂在微微地颤抖。

女人的头发又黑又长，凌乱地挽在脑后，透过额头前垂落的几缕长发，我看到了她的脸。这张脸可以称得上秀气，不算漂亮但绝不会让人反感，只是这张脸毫无血色，惨白如纸。

一位现场勘查人员走到女人面前，对女人说：“麻烦你，跟我们到院子里去一趟。”见女人毫无反应，他又重复道，“喂，麻烦你跟我们到院子里去一趟！”

“去……哪儿？”女人抬起头，终于开口说话了。

“院子里。”勘查员用手向外面指了一下。

女人若有所思，似乎很费力地听懂了勘查员这句很简单的话。她微微点了点头，默默地站起来，迈着步子向外面走去。可就在快要走出门口的那一刻，她突然转动脖颈，向炕尾的方向看了过去。

我看到了她的这个举动，也注意到了她的眼神。

这种眼神似乎将空洞与复杂、麻木与深邃这些根本矛盾的东西融为了一体，让各种不同的感觉在模模糊糊中错乱交织。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人？

我胡思乱想着，百思不得其解。在屋子里又转了两圈后，我走到汪旗身边，拽了一把他的袖子，领着他向屋外走去。

“第一次出命案现场吧？”走到院子里，我问汪旗。

“嗯，第一次，这味儿……”汪旗皱着眉头。

“你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再多接触几次就会习惯的。”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汪旗看着我的手，意识到这只手刚才还摸过死尸，嘴唇一抿，从背包里翻出一包湿巾递给我。

“你见过很多尸体吗？”他很认真地问我。

“嗯，很多。”我点头，取出湿巾擦手。

“你不害怕？”汪旗很诧异。

“不害怕，从来没怕过。”我笑着回答，“因为这些仅仅是尸体，和其他动物的尸体没什么两样。”

他反问我：“有几个不害怕死人的呢？”

“这呀，只不过是人类的一种集体潜意识罢了。”

院子里，我和汪旗聊着天，绕着屋子边走边看，我想再勘查一遍室外的现场。就在我们转到窗口的位置时，地上的一把雨伞突然吸引了我的目光，我停住了脚步，汪旗也跟着我站住了。这是一把普通的黑灰色长柄雨伞，伞长一百一十厘米左右，尼龙布面，硬塑料伞把。虽然它直挺挺地躺在墙边不动声色，但我还是觉得它的出现存在着某种突兀，它似乎出现在了它不该出现的地方。

我轻轻捏住伞布，把伞拿了起来。冲着阳光，我来来回回看了几遍，打开又合上，再打开再合上，接着又在伞把上哈了几口气，继续观察。最后，我把雨伞贴近鼻尖，深深地嗅了过去。瞬间，一股神秘的气息若有若无地飘进了我的鼻腔，这种气息，竟有让人静止的力量！

当我们再次回到屋里时，现场勘查已经结束。

“善后工作我们自己弄吧，咱们一会儿到村东头的书记家开个会，他那儿腾出了两间屋子给我们当指挥部。”D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于大队对我们说。

村子不大，加上出于熟悉情况的考虑，我和汪旗步行过去。

见我低头不语，汪旗问我：“生哥，你觉得刚才的现场勘查，收获大不大？”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轻轻摇了摇，说：“室内和院子里都没有翻动，应该也不会有财物上的损失。门窗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屋子的门鼻儿早都生了锈，锁头我也在灶台上看见了，他们临睡前没有锁门，这可能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习惯。另外，技术人员没有提取到指纹，作案工具也没有找到。再就是昨天夜里进入现场的村民太多了，水泥地面和院子周围的足迹早都已经杂乱不堪，要想提取脚印也是很难的了……”

“那就是什么线索都没有了吗？”

“不是没有，而是我们能不能发现！”

顾村好久没有一下来这么多人了，村书记把他的家借给我们当临时指挥部，算是豁出了血本。毕竟，村子里多少年也没有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可这下却一次死了两个。在村书记还有很多人的眼里，这个午夜凶手就像一颗定时炸弹，说不准什么时候还会响。

临时指挥部的房间并不算小，还有对面的一间卧室也留给了我们，说是给领导休息用的。但即便如此，一下子涌进来三十几个人，屋子里还是被挤得满满登登的。好在没人挑，大家凑合着只要找到个能坐的地方就行。眨眼间，屋子里变得安静下来，会议开始了。

首先由法医和现场勘查人员进行汇报，他们汇报的内容，与我之前和汪旗分析的大同小异。随后，参与案件前期调查的侦查员开始介绍现场走访的情况。

两名男性死者是亲兄弟，老大叫顾存思，四十二岁；老二叫顾存旺，三十八岁。两人都只有小学文化，都是普通的农民。老大的媳妇儿，也就是现场的那个女人，叫付兰芝，今年三十四岁。顾家兄弟与付兰芝的父母都已过世，他们在村子里也没有其他直系亲属了。

顾存思与付兰芝是在1996年结的婚，两人没有子女。两名死者生前经济拮据，老二顾存旺至今未娶。顾家哥儿俩与他人并无恩怨，在案发前也没有与他人产生过口角和纷争。用其他村民的话讲，这家三口人，除了老大的媳妇儿是个勤快人之外，剩下的那两个就是一对懒汉加窝囊废。

“但也有人说，老大的媳妇儿虽说看着既干净又利索，但整天木呆呆的总也不吱个声，怀疑她是不是这儿出了什么问题。”一名年轻侦查员指着自己的脑袋，最后补充道。

“各位，这个案子不太乐观哪！”老胡听完汇报后，表情严肃地说道，“到目前为止，我们不仅没有像样的破案线索，就连案件的因果关系和作案动机都还没有摸出门道。所以呀……”他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于大队，“所以工作还是得从头做啊！”

于大队点点头，用眼神示意老胡接着讲。

“我刚才和于大队商量了一下，在下一步工作中，专案组将分成四个小组，每个小组由市局的一名同志、县局的三名同志组成。其中的三个小组是村内摸排组，从今天下午开始在村内挨家挨户进行走访和摸排。重点是排查村子里所有人员在昨晚的活动情况，自己说的不算，一定要有佐证；还要排查案发前后形迹可疑的人员，包括案发前突然来到村子或是案发后突然离开村子的；再就是排查所有行为特征异常的人员。剩下的一个小组，是村外摸排组，要到周边邻村开展调查工作……下午六点，专案组全体成员准时回到指挥部开会。”老胡低头看了看手表，最后问大家，“各位还有要补充的吗？”

老胡虽职位不高，只是中队长，却是Z市刑警支队的元老，他的工作安排虽然谈不上一鸣惊人，但也周密详尽，周围人自然没有话说。

吃过午饭，法医和负责现场勘查的技术员先走了，和我们一起来的小贾也去了村外。我和汪旗留在村里各自参加一组，大家顶着明晃晃毒辣辣的烈日开始了工作。

我这一组负责的是村子东侧的二十几户人家，下午我走访了其中的七户。

工作一旦忙起来，时间总是显得不够，当黄昏降临时，该是回到指挥部开会的时间了。最后一户人家的男主人把我们送到了院外，已经走出一段距离，与我一组的同事突然想起手机丢在了那户人家的屋子里，又回去取。

当时，我站在村子的东头等着，隔着几户人家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我不经意地四处眺望，发现一个女人正站在村子的远处。

是付兰芝，我一下子就认出来是她。

我不清楚她为什么站在那儿，站在那儿干吗，但她就只是那么一动不动地站着，在苍茫无垠的天地之间，如同石雕木刻一般。

下午六点，专案组的碰头会准时召开，参与专案的同事逐一汇报了下午的走访情况。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但专案组仍然没有搜集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在这次会议上，我没有发言，我一边听着别人的汇报，一边在心里思考着另外一个问题：在今天下午的走访中，我和不止一名走访对象谈到了付兰芝当初为什么要嫁给顾家老大的事情。

付兰芝父母早亡，只留下这么一个女儿。因为爷爷是个老鳏夫，身体又不好，所以是付兰芝的姥姥和姥爷在顾村把她养大的。那些年，付兰芝出落成了既本分又标致的大姑娘，村里村外好多小伙子都对她垂涎三尺。据说付兰芝还曾经有过进城打工的历史，这段经历虽然短暂，但也算是见过世面了。至于这样一个姑娘为什么嫁给又懒又穷的顾家老大，村里许多人至今都很纳闷。

那时候的付兰芝，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晚饭后，于大队领着手下走了，他们决定今天晚上回到县里休息，明天早上再过来。临行前，于大队让我们几个跟着一起走，说是已经订好了宾馆，但我们否决了这个提议，决定就地安营扎寨，住在书记家。

汪旗和我一个房间，房间不大，有一盏白炽灯。我坐在炕沿想着心事儿，汪旗摆弄了好一会儿手机，闲来无事又拿出了那把雨伞。

“生哥，咱们拿这把破伞有什么用啊？蹩手蹩脚的。”

“怎么，嫌麻烦了啊？”

“没有，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想问问，这把伞到底有啥说道儿？”

“这把伞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留下来的！”我低声说道。

“啥？！”汪旗失声叫了出来。

“你至于这么大反应吗？”我被他逗乐了，笑着从他手里接过雨伞，将伞平举到灯光明亮的地方。

“你看，这把伞很干净，说明这把伞不是长期放在室外的。再看这儿……”我用手指着黑色硬塑料的伞把继续说道，“这种材质的伞把应该极易留下指纹，但我仔细看过了，什么都没有发现。你不觉得奇怪吗？伞是拿来用的，又有多少人是戴着手套举着伞的？这不符合日常的使用习惯。另外，你还记得吗？昨天晚上本来应该有一场暴雨要下的，可是，暴雨没有下起来，直到今天早上五点多钟才下了一点儿小雨。”

“对呀！昨天下午，天阴得都有点儿吓人。我就纳了闷了，都秋天了，怎么还有这么大的雨要下。”汪旗一边回忆一边说。

“是的。今天下午我问过县局的同志，他们这里也和咱们市里一样，从昨天下午就好像要下大雨的样子，结果只是今天早上下了些小雨。”我接着说，“那么咱们就来推测一下，在大雨来临之前，凶手要前往案发现场，他是不是会准备这样一把雨伞呢？也许，他就是拿着这把雨伞站在窗口观察室内的情况，然后随手把伞放下进入了现场。作案后，由于凶手高度紧张而且由于根本就没有下雨，所以他在落荒而逃时把雨伞丢在了我们找到它的地方！”

“嗯……对，对！”汪旗不住地点头。

“关于这把伞，还有另外最关键的一点……”

“哦？”汪旗又紧张了起来。

“主人，主人，来电话了——”我正要说下去，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正在全神贯注投入思考的汪旗被吓了一跳，他一个激灵，等到回过神之后，才抓起电话看了看上面的来电号码。

“是我女朋友打来的，不好意思啊，生哥。”汪旗嘻嘻地笑着，把电话贴在耳边走了出去。

“所有的推测，只有在找到它的主人后才会有答案……”我独自留在屋内，看着手中的那把雨伞喃喃自语。

乡下的清晨比城市来得要早。我伸着懒腰来到院子里，却发现老胡起得比我还早。“早上好，胡队！”我走过去打招呼。

“云生啊，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没嫌土炕太硬吧！”

“没有没有，挺好的，其实我平常还真就喜欢睡硬床。”

院子里，我俩一边活动身体，一边聊着天。“你今年有二十六七了吧？”老胡问我。

“胡队，你把我给说年轻了，我都二十九了。”我笑着回答。

“哦？快奔三的人了！那，你来支队也有两年多了吧？”

“是啊，在预审大队工作四年，到咱这儿两年了。”

“还习惯吗？经常出差，家里没意见啊？”他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老婆还挺理解我的，再说我自己也喜欢这个工作。”

“是啊，你大学毕业，有知识有文化，前途无量。可是我呀，老喽……”说话时，老胡用双拳不停地捶打着后腰。他老婆没有工作，女儿还在上初中，他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可是这一年多来，本来心脏就不好的他又检查出了糖尿病，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对了，云生，”老胡话锋一转，停下手里的动作对我说，“我昨晚在想，在大规模走访结束以后，咱们是不是应该突出重点？这个村里有几个老光棍儿，我认为咱们今天下午应该重点摸一摸。”

“好啊，听你安排。”我答应着，忽然想起了另一件事情，我问老胡，“胡队，付兰芝怎么样了？她住到哪儿了？”

“她已经被村里的一个妇女接走了，这几天她暂时还得需要别人照顾。”老胡说完，凑过头来低声反问我，“云生，你对这个女人怎么看？”

我认真地想了半天，最终还是摇了摇头：“说不好。”

上午的工作按部就班，但结果仍然不尽如人意，专案组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中午吃饭时，老胡和于大队明显沉默了起来，脸色也更加凝重了。

午饭后，同事们都很疲惫，大家各自到有电风扇的村民家小憩。

我信步向村子的中心走去。村子中心并排种着几棵柳树，树荫在正午时分十分难得。

树荫下，一群村民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闲聊，可是看见我到来，原本聊得热火朝天的男女老少都谨慎地中断了谈话。

“咱这村子周围哪里好玩儿啊？待了两天了，太没意思了。”我看见大家都盯着我，故作随意地问道。

“可不，你们真挺辛苦。可咱这儿有啥啊？穷乡僻壤的！”

“真要有时间就去太平山呗，十多里地，你们有车，开车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一个中年男人插话。

“太平山？那儿好玩儿吗？”我问。

“好玩儿啥呀，就是没事儿的时候瞎转呗，那儿风景还行。山上有一座庙，我也没去过，但听别人说还挺灵的。”

听说山上有庙，我心里立马咯噔了一下，但还是尽量平静地问道：“村子里有不少人都去过吧？”

“谁没事儿去那儿啊，就是一帮小媳妇儿愿意去溜达。有一次，我儿媳妇儿非得拽着老顾的媳妇儿，大伙儿知道，老顾的媳妇儿是平常根本不出门的人，结果咋样，她自己还走丢了。”一个五十几岁、面相厚道的中年妇女边嗑瓜子边说，“其实，付兰芝那人真挺好的，又本分又老实，但怎么就摊上了这样的横事儿呢！”

“老实？哼，要我看也不一定！”一个抱着小孩儿的女人说道。

“呵呵，”我傻笑着，又问先前说话的中年妇女，“付兰芝上次去太平山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大概，大概半个多月前吧……”妇女回答。

聊了十几分钟，觉得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意义，我一边想着心事儿一边慢慢往回走。走出一段距离，拐了一个小弯，我忽然感觉身后有人跟了上来，回头一看，是刚才聚在一起聊天的一个老头儿。

老头儿见我停了下来，很警觉地向左右张望着。我转过身，狐疑地看着他。

“警察同志，”他紧走了几步来到我的面前，向自己的身后又看了一眼，这才对我说，“我有个情况向你汇报。”

“哦？”我笑了，“啥情况？”

“我说了，你能给我保密不？”

“能。”

“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刚才大伙儿说的付兰芝从太平山回来迷路了的那次……”

“那次怎么了？”

“其实，付兰芝没迷路，她是和一个男人一起骑摩托车回来的。那个男的一看就鬼鬼祟祟的，付兰芝也抽抽搭搭的，好像一直在哭。”

“哦？”我眉头一皱，“这些都是你亲眼看到的？”

“瞧你说的，警察同志。别看这个村子小，但嚼耳根子的人可不少，要不是我亲眼看到的，我还能瞎说啊！算了，信不信由你，就是别说是我说的就行了。”老头儿撇了撇嘴，要往回走。

“信，咋不信呢！”我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我们警察办案，凡事儿都要讲究证据，希望大叔您能理解。”我笑着说，“其实，您反映的情况对我们很重要。您看，那么多人，就您老人家觉悟最高了不是？”

“那倒是，那倒是。”老头嘿嘿地笑着。

“大叔，那个男的是咱们村的吗？”我问。

“是啊，就是胡木匠，胡金水。警察同志，你可得千万保证，别说是我说的。”

“保证，我绝对保证！”我笑着点头。

“千万别和别人说是我说的！”老头儿最后回过头来又嘱咐了我一遍。

“木匠……胡金水……”我在心里念叨着这个名字，看着老头儿走远。

回去我向汪旗简单介绍了刚才那个老头儿提供的情况，他很兴奋。我们向一位大娘问清楚位置后，快步向胡金水的家走去。

汪旗边走边问：“都说付兰芝内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再说胡金水和她既不是亲戚又不是住得很近的邻居，他们两个人怎么偷偷摸摸的从村外一起回来呢？”

“是啊，所以不管老头儿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都要尽快找到胡金水！”

“那胡队让咱们下午找的那个老光棍儿怎么办？”

“等问完了胡金水再说吧。”

还没进胡金水的家，院子里就传来了电锯发出的吱吱啦啦刺耳的噪音，院墙外，停着一辆红色的摩托车。等到迈进院门，我们看见一个身材敦实的男人光着膀子，埋头锯着手里的一根方木。

“这儿是胡金水家吗？”我一开口，满头木屑的男人猛地抬起了头，男人三十八九岁的样子。他有些惶恐，慌里慌张地向我们走来，但他忘了手里仍然转动的电锯还连着电线，差点儿被绊了一个跟头。

汪旗赶紧拽着我往后退了一步，抬手指着胡金水手里的电锯厉声说道：“把你手里的东西放下！”

胡金水这才下意识地看了看手里的东西，然后关掉电锯，把电锯放在旁边的椅子上。他来到我们面前，点头哈腰地说道：“两位是警察吧？你们的人昨天已经来过了，怎么还有事儿？”

“没事儿我们就不来了！”汪旗回答。

“咱们能到外面说吗？”他上来就用沾满木屑的手推汪旗。

汪旗一把推开他的手：“不，就在这儿说！”

胡金水不安地向身后的屋子张望了一眼，压低了声音：“那好，就在这儿说。还有什么事儿，你们问吧。”

“半个多月前，你和付兰芝曾经单独在一起过？”我问。

“没，没有的事儿。”胡金水的脸瞬间变了颜色，用粗壮的大手抹了一把脑门儿上的汗，接着低下了头。

“可有人看见，那次你是骑着摩托车带付兰芝回来的。”

“哦，好像是有那么一次，我自己骑摩托车回村子时，看见付兰芝一个人边哭边走，当时那儿离村子还挺远呢，我就带了她一段，我又害怕村子里有人说三道四，没等到村子里就让她下车了。”

“她上哪儿去了？”

“不知道啊。”

“那她为什么哭？”

“我哪知道啊？再说，我问了，她没和我说。”

“就这些？”

“天地良心哪，警官，我什么都没干！村里村外、乡里乡亲，大家都知道，我胡金水是个老实人。”

“你前天晚上在哪儿？”

“在家里看电视啊，一晚上都没出屋。”

“真的？”

“真的。”

正说着，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女人从屋子里走了出来，站在房门口看了我们几眼，满脸的尖酸刻薄，抱着肩膀对着男人喊：“叫你干点儿活儿咋这么磨叽呢！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还能干点儿啥？废物一个！”

男人听了女人的话，咬着牙大气不敢出。

“你是胡金水的爱人？”我向前走了两步，问女人。

“对啊，怎么了？”女人歪着脖子斜着眼睛反问。

“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想核实点儿情况。”我问道，“胡金水前天晚上在哪儿？”

“我，我刚才不是说……”

“没问你！”胡金水刚要抢着回答，被汪旗呵斥了回去。

女人用长了刀子的眼睛狠狠地剜了自己男人一眼，扭过头来回答：“我们两口子就在家里看电视来着，哪儿都没去。咋了？这不犯王法吧！”说完，她又上去拽胡金水的胳膊，“你说我要你有什么用？你个窝囊废！赶快回去！”

胡金水没反抗，估计是没敢反抗，顺从地跟在老婆后面向屋里走。

从胡金水家出来，我和汪旗都有些丧气，因为从刚才的情况判断，胡金水并不像撒谎。我俩简单合计了一下，然后向老光棍儿王守军的家走去。

根据专案组搜集上来的情况，他老婆过世，儿子外出打工，家里常年只有他一个人。

下午两点多钟，我和汪旗来到与付兰芝只有两户之隔的王守军家。

破破烂烂的房门虚掩着，但出于礼貌，我俩还是先敲门。汪旗和我轮流敲了半天，可里面就是无人应答。汪旗没了耐性，推开门抢先向里面走去，房子里光线很暗，汪旗没走两步，一米八二的个头突然重心不稳，一个踉跄向前扑去。

“都是些什么破玩意儿！”望着满地的酒瓶子，汪旗“咣当”一声，厌恶地踢开了其中的一个。

穿过晦暗的丢满酒瓶子的门口，左侧的卧室开着门，往里看，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正跷着二郎腿，斜靠在被垛上。

“你是王守军吗？”抬腿进屋后，我低声说道，“我们是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炕上的人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眯缝着眼睛，高高跷起的二郎腿一下一下点着脚尖，嘴里还跟着脑袋边上的半导体哼着二人转。

“喂！喂！睡着了啊？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找你问话！你听见没有？”汪旗说话的语气和他的心情同样糟糕，他伸出几个指头杵了杵那个人的肩头。

“警察同志啊，呵呵，来，坐、坐。”王守军懒洋洋地抬起身体，咧着嘴似笑非笑，露出几颗令人作呕的大黄牙。

王守军虽然嘴里说让着，却仍然占据着炕沿纹丝不动。汪旗气鼓鼓地找了一圈，拽过来两把破木头凳子，吹了吹上面的灰，我俩坐了下来。

“王守军，是吧？这里就你一个人住？”我问道。

“是，就我一个人。”他拉长了声调，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你们昨天不是来过了吗，怎么，案子还没破啊？我知道的都说了，也帮不了你们什么！”

“没什么要你帮忙的，就是闲着没事儿聊聊。你家里其他人呢？”我又问。

他撇着嘴说：“老婆子都死了十来年了，还有个不争气的小子，劳教后在北京当保安，三四年没回过家了。”

“因为什么劳教？”

“你们问这干啥？都过去的事儿了！我跟你们说，老顾家的事儿和我可没关系！”王守军突然有些激动，一下子坐了起来。“要我说，他们家老大的媳妇儿有鬼！一个农村娘们儿，天天收拾得白白净净的，还和谁都不吱个声，把自己当成啥了？她这一出一出的，不就是给男人看的吗？！”

他放低了声音继续说道：“我告诉你们，那娘们儿最近总偷偷自个儿躲在村东头，好像是在等啥人。要我猜她就是偷汉子，偷汉子不说，她还把那哥儿俩……这是啥？这不是又一个潘金莲吗？潘金莲弄死了武大郎，这娘们儿弄死了哥儿俩，更能耐！”

“你经常在哪儿看到她？”我面无表情地问，脑子里想起了昨天傍晚看见付兰芝的情景。

“村东头啊！最近这段时间总在那儿！”王守军肯定地回答，忽然又变得警觉起来，“诶？你说这话是啥意思啊？”

“呵呵，”我笑了，“我本来没有什么意思，但你既然觉得我有什么意思，那我倒是想问问，你住在村西头，怎么也总去村东头？”

“没事儿瞎溜达呗，总共才屁大个地方。”王守军伸手挠着脖子。

“案发那天晚上，你在哪儿？”我继续问。

“喝多了，睡觉。就我一个老光棍儿，还能干啥！”王守军不耐烦地来回摇晃着身子。

“你和谁喝的酒？”

“自己！”王守军说完，自顾自又躺了下去。

通过刚才的接触，我对王守军这个人的第一印象是：肮脏、猥琐。我感觉他对付兰芝有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憎恨，还有一种垂涎三尺的渴望。但仅凭这些，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个人具备作案的重大嫌疑。

五点多了，我和汪旗回到指挥部准备开会。我俩刚走进村书记家的院子，就发现了不对头。院子里冷清得很，看不到专案组的其他同事，门口站着两个村里的妇女。再往里走，看到屋子里只坐着老胡和于大队两个人。

我俩弄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老胡招呼我们坐在旁边，压低声音说：“今天晚上咱们就不开全体大会了，谁回来谁汇报就得了。”他指着对面那间关着门的卧室，“那块儿在给付兰芝测谎呢！”

“测谎？！”汪旗忍不住低呼。

这次老胡对付兰芝动用测谎手段，是有他的理由的，我也不是没有想过。

毕竟付兰芝身上的疑点太多了，这起案件到目前为止毫无头绪，到底排除不了情杀或仇杀的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女人很有可能就是最大的导火索。

虽然付兰芝在村子里低调得不能再低调了，但她却在某种程度上饱受着全村人的争议。有人同情她，有人质疑她，有人赞赏她，有人算计她，这一切都证明，她不是一个平凡的女人。

坐了一会儿，我和汪旗向老胡汇报了下午的工作，在听完胡金水和王守军的情况后，老胡刚要说话，对面一直关着的门开了。

先走出房间的是付兰芝，一出来，她就微闭着眼睛斜靠在墙上，看上去毫无气力，弱不禁风。

于大队走出去把门口的那两名妇女招呼进来。两名妇女进来后，一个上去搀住付兰芝，另一个向于大队询问还有没有其他事情。于大队和老胡都没有回答，直到测谎的技术员也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冲我们轻轻地摇了摇头。

于大队这才开口说话：“那你们就先回去吧，但还得麻烦你们照顾好她。”

“领导放心吧。”妇女诚恳地说，然后她们搀着付兰芝慢慢向外走去。

直到那几个人走出了院子，老胡才开口问道：“怎么样？”

测谎员沉默了半晌，说：“问到案发当时的一些情况，她的状态很正常，但是一提到两名死者，她好像又有很强烈的反应。”

“那这些到底能说明什么呢？”

“不好说，我暂时还没有办法下结论。另外，付兰芝有长期服用安眠药的习惯，这一点你们知道吗？”

“她年龄不大啊，怎么还长期服用安眠药？”

“这是她自己说的，你们可以再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这也会干扰测谎的结果。”

“要不找个她不吃药的时候再测一次？”汪旗试探着问。

测谎员摇了摇头：“不能再测了，有了钝化效应，测了也没用。”

“这个女人从来都不多说一句话，好像心里总是藏着什么东西！”于大队望着窗外，幽幽地说道。

“是啊，”测谎员皱着眉头，“她有时候表现得的确很不寻常，我说不好她到底是冷静还是麻木。对于这个女人，你们不可不信；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不能全信！”

话音一落，屋子里所有的人面面相觑，陷入了沉默。

吃过晚饭，我在院子里拨通了一个电话，对方是我的高中同学，我的这个同学毕业于艺术学院，对民乐较为精通。

回到房间，我躺在炕上思前想后，丝毫没有睡意，我在黑暗中拿起手机，刺眼的屏幕上显示，已经快到十二点了。我看了看身边熟睡的汪旗，轻轻叫他：“汪旗，汪旗……”他没有任何反应。

我悄悄起来，穿好衣服，摸出压在枕头下的手枪，又从包里翻出强光手电，然后蹑着手脚向屋外走去。走到院子里时，我向老胡的窗户看了一眼，黑黑的一片，应该已经早早睡了。

我要重新去一次案发现场，去那里验证一件我认为极为重要的事情。

月光下，一只肥大的野猫悄悄地趴在墙头，发现有人来了，以一条怪异的弧线飘到地面，“喵”的一声消失不见。

伸手撩起警戒线，我钻进了院子。

“吱——嘎——”木门被我轻轻推开，那股不再陌生的味道又重新飘进鼻腔。

我慢慢向炕尾的那个矮木柜走去，手电筒聚成的光圈在柜门上微微颤动……

我从柜子里取出了一把二胡，在手电光的照射下，古朴的红木旧料、特级的金花蟒皮——显然是一把极品。

其实我第一次进入现场时就看到了这把二胡，起初我并没有在意，但当我后来再次想起这件东西时，就越来越觉得反常，它不应该属于这里，或者说它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我用手在二胡上面比画着，想起顾家兄弟的样子，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轻轻关上柜门，又关掉手电，我静静地坐在炕沿上，感受着自己和黑暗融为了一体。

我又回到了那个恐怖的夜晚，我看到了黑暗中的一个背影正举着粗大的棍棒一下一下地毫不留情地砸向死者的脑袋。我是多么想看清楚他的脸，又是多么想知道，他到底是谁？！

我就这样坐着，一动不动地坐着。

突然间，我觉察到了异样！

透过微闭的双目，一缕昏黄的光线渗入了浓稠的黑暗，神秘的亮光在对面的墙上一闪即逝！

“谁？！”我大声问道。

但是，没有人回答，我的耳朵里，只能隐约分辨出有人快速离去的奔跑声。

是他！他来了！

我猛地跳下炕沿，大步向门口跑去，跑出房门时，我已经拔出了腰间的手枪。

我站在院门外向四处张望，强光手电在黑暗中射出了一道凌厉的光芒，一切如初却单单不见人影。

是鬼的影子吗？是顾家兄弟的亡魂有话要对我说？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我是不相信的！

难道是我的错觉吗？或许根本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我太投入、太紧张、太焦虑、太敏感？

不，都不是。是他——一定是他，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我定了定心神，努力让自己渐渐平复下来，继而手腕一转，手电光照亮了脚下。

还算幸运，在强光手电的照射下，我找到了一些尚可分辨的足迹。这些足迹散落在院子内外，最终在村子西侧不远处的田地里消失了。

根据足迹的长度我进行了简单的计算，我粗略得出的结论是：此人的身高大约在一米八零至一米八五之间。这些足迹是皮鞋留下的，看底纹，应该不是很新；足迹的步长大而步宽小，踏痕轻而蹬痕重；外落足，内起足。我又依此推断，这个人应该是体型较为消瘦的中青年男性。

最后，借助手电的光线，我用手机给足迹拍了照片。

一切忙完之后，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一点四十五分了。我又愣愣地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然后大步向回走去。

身后的院墙下，那只野猫悄悄地探出头来，两只望向我背影的眼睛，在黑暗中泛出幽幽的绿光。

早饭后，老胡告诉我们这里的前期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他让大家都收拾好东西准备暂时撤离顾村。只是返程之前，他还需要去一趟县局，和那里的领导详细敲定下一步的工作方案。

在来到顾村四十几个小时以后，我们离开了这里。我原本以为用不上几天我就会回来，但是没有想到，再来时，已是一年以后。

把老胡送到县局，没等他下车，我便和他商量：“胡队，领导开会我们就不参加了，我想带着汪旗和小贾到太平山去转转，保证午饭前就回来。”

老胡疑惑地看着我，还是答应了：“也好，你们去散散心吧，我也听说那里不错。但是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下午三点之前赶回来！”

沿途经过两个路人的指点，我们朝玉皇观的方向走去。

观门洞开。

观内面积不大，但是雕梁画栋，似乎刚刚修葺不久。我们穿过供奉着关帝、岳王和红白二马的前殿，来到供奉玉皇大帝、吕洞宾和碧霞元君娘娘的二层大殿。殿前走动着三五香客，一个小道士身穿海青道袍，正在大殿内低头整理供案。

“福生无量天尊！”我走上前去，低声询问，“请问小道长，观内的住持在吗？”

小道士只有十二三岁，他打量了我们一番，仰着头回答：“师父这两天身体不大舒服，说是不见客人。”

我眉头一皱，但还是用恳求的口吻说道：“我们慕名而来，诚心求教，不会打扰太长时间的，还请小道长行个方便。”

“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至善，是有客人到了吗？”正说着，一个身穿道袍的修长身影从内殿走了进来。“我这徒弟慢待了三位，还请诸位居士不要见怪。”

冲我们说话的是个三十几岁的中年男子，五官端正，皮肤白皙，浑身上下一尘不染。他说话时虽然声音洪亮，但眉宇间却隐隐有阴郁之色。

看见来人，小道士面露尴尬，退到了一侧。“这是觉慧住持！”他低声向我们介绍。

我心中一惊。“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这句话引自《易经》，此人随便一句便有如此底蕴，可见并非俗类。我在想，我该怎么做，才能占据上风呢？

“古来名哲崇黄老，天下隐贤多道家。”我躬身施礼，“觉慧住持，讨扰了。”

“居士客气了，几位不必多礼，随我来吧。”

来到位于两庑的一间居室，觉慧住持伸手轻轻推开了木制的房门。

房间内木桌、木椅、木床，陈设简单却很整洁。桌子上，一只黄铜香炉正升腾着淡青色的烟雾，室内香气浮动。我眯着眼睛闻了闻，心中不觉暗自惊诧。又借着别人走在前面的空档，我故意蹲下去假装系鞋带，偷眼向床下观察。木床下除了一双干干净净的黑色布鞋，别无他物。

一番客套后宾主落座，觉慧住持淡然得体地沏茶、倒茶，他的十指又细又长，保养得很好。

我双手接过茶，呷了一口后问道：“住持出家修道的时间似乎并不是很长？”我初见他时就已经注意到了他蓄发的长度，依此推断。

“居士真是好眼力啊！其实，我到这玉皇观也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我自幼喜欢悟道，但由于老母多病不敢远游。前年老母病故，我无牵无挂，才变卖了房产来到玉皇观。半年前，原住持驾鹤西去，仙逝前他嘱托我留在这里照顾两个年龄尚小的徒弟。”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父母不孝，奉神无益。住持奉祖先、孝双亲，值得敬佩啊！”我笑着赞许，接着又问，“住持之前始终没有娶妻生子吗？”

“没有。”他低头喝茶。

我站起来，在屋子里踱了一圈后站在窗前。窗户开着，窗外的院落在阳光的普照下一片宁静安详，除去几只麻雀清脆的啼叫，院子里几棵婀娜多姿的柳树犹如画中之物静止不动。

我走到床边，拿起了放在床头的一根长笛，回头问道：“住持通晓音律吗？”

他淡然一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我心已死，这也只不过是一件玩物罢了！”

“是啊！利欲炽热即是火坑，贪爱沉溺便为苦海，可真正能够做到的又有几人？”我回到桌子前重新坐下，盯着他的眼睛反问，“住持，你说对吗？”

他看着手中的茶杯，默不作声。白净面庞上的阴郁之色，愈发显得浓重。

十几分钟过去，一壶茶喝完，我们起身告辞。觉慧住持执意相送。

“敢问住持俗名怎么称呼？”我边走边问。

“莫子安。”觉慧住持爽快地回答。

“莫子安！很好听的名字。对了，你去过顾村吗？”

“顾村？顾村是哪里？我现在只知道晨钟暮鼓、诵经唱赞，哪里去过什么顾村！”

我笑了笑，说道：“没什么，我只是随便问问。”

从观内出来，走了很长一段距离，我回头望去，莫子安还呆呆地站在那里。但他视线的焦点并不在我们这儿，而是望着远方，似乎神情恍惚。

在郁郁葱葱的山色之中，他孤寂的身影竟与村东的那个妇人几乎一般模样……

回到县城，我们接上老胡。当天晚上回到市区时，已经是七点多钟了。分手前，我和汪旗约定周日上午到单位加班。

周日一早，我赶到了单位。打开电脑，我查询到了莫子安原来的户籍所在地，几分钟后，汪旗揉着惺忪的眼睛也走进了办公室。我叫上他，开车前往位于Z市吴东区的D师大教师宿舍楼。

“生哥，大周日的，咱们这是上哪儿啊？”汪旗问我。

“我想查一查莫子安这个人。”我回答。

“谁？莫子安？是那个道士吗？”汪旗张大了嘴巴，“咱们查他干啥？”

Z市以文化城闻名，我们到的吴东区更是高校云集，这一带文化氛围浓厚，居住者的素质也普遍较高，而D师大又是这其中所有高校的佼佼者，全国闻名。

我们找到了要找的这栋教师宿舍楼。这几排宿舍楼楼体陈旧，有着明显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建筑特征。

很快，我们找到了莫子安原来的住处。

当我们敲开房门后，一对小夫妻接待了我们。两人都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都不是本地人，男方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女方是一名报社记者。提到莫子安，小两口仍然心存感激。他们说莫子安为人真诚、彬彬有礼，出让房屋的价格不仅公道，还把全部家具都送给了他们。但当我们问到莫子安家庭的其他状况时，两人都说并不了解。

之后，我和汪旗走访了周围的邻居，但由于这里是最早的一批教师宿舍楼，原有的居住者已所剩无几。我们悻悻地走到楼外，楼角的一位老人吸引了我的目光。老人正坐在小木凳上，双手拄着拐杖，面容安详地晒着太阳。

我走过去问道：“老大爷，您好。您是在这楼里住吗？”

“嗯，二十几年喽，打有这栋楼我就在这儿住。”

“我向您打听个人。那个单元，五楼，原来住着一个叫莫子安的，您认识吗？”我用手指着楼上。

“莫子安……”老人思索了片刻，“哦，你说的是张老师的儿子吧，大高个的那个？”

“对！是大高个儿！您有印象？”

“怎么没印象啊。我是快被埋进黄土的人了，命苦的人我这一辈子也见过不少，可像他那样命苦却又很优秀的，只有他一个！”

我拽着汪旗蹲在老人的身边，将近一个小时的详谈过去，莫子安的身世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清晰了起来。

1983年的春天，一个年仅十三岁的男孩儿背着瘫痪多年的母亲住进了这栋宿舍楼，这个男孩儿就是莫子安。莫子安的父亲原本是D师大一名优秀的音乐教师，他的母亲同样在D师大任教，教的是中文，可谓才貌双全。但是，不幸却降临到了这个家庭的头上，莫子安的父亲不幸病逝。

三十几年前的一个黎明，年幼的莫子安在母亲的怀抱中，目睹了父亲的死亡。父亲去世后，因患有多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急剧加重，在莫子安十多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也卧床不起了。

在残酷的命运面前，莫子安显示出了异于常人的一面。他性格温顺但骨子里却很倔强，他孤身一人照顾全身瘫痪的母亲。除了倔强，莫子安还继承了父亲优良的音乐天赋，二胡、长笛样样都很拿手。夕阳下，他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母亲在校园里散步，落日的余晖拉长了孤儿寡母的身影。

莫子安就在这种孤单与苦楚的环境中渐渐长大，他不仅长得一表人才，还到了Z市的一所中学任教，而他的母亲，则在平静中渐渐苍老。可是，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散步的人们再也见不到这对母子相依为命的身影，晚饭后的闲暇中也没有了熟悉的旋律。再后来，莫子安的母亲在前年去世，他们居住的房子也变换了主人。

“这么多年来，莫子安的家里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吗？”我问，“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人和他们一起住过？比如，远房亲戚或是保姆什么的？”

老人想了一会儿：“也没看见他们有什么亲戚走动，但保姆倒是有过的。莫子安参加工作以后，为了照顾母亲，曾经雇过保姆，前前后后好像有那么几个。”

“有从乡下来的吗？与莫子安年龄差不多的。”

“好像是有那么一个，虽然是乡下女孩儿，但看上去文文静静的，也很懂规矩，她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就见不到了。”

“您知道她是哪儿的人吗？叫什么名字吗？”

“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早都记不住喽。”

“您看看，是她吗？”我拿出照片递给老人，“她叫付兰芝！”

老人眯缝着眼睛，颤颤巍巍地接过照片，端详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他还是摇了摇头：“哎，我这老眼昏花的，真是认不出来了。实在是抱歉，同志。”

在回去的车上，我将这几天获取的全部信息在脑海里进行了梳理。虽然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任何一样直接证据能够指明真凶，但我感觉到自己已经和案件的真相越来越近。

不管怎么样，明天上班，是该向胡队汇报了。

我心里打定了这个主意，但却没有等到这个机会。因为就在第二天的早上，我正在赶往单位的途中，老胡在电话里告诉我：

付兰芝死了！

“什么？胡队，你说谁死了？”我其实已经听清了老胡口中说出的那个名字，但我还是失声问道。

“付兰芝！昨天晚上她自己回家去住，可今天早上就被人发现她在家里上吊自杀了，她隔壁的那个光棍儿王守军也不见了！现在看，王守军很有可能是作案凶手，他是畏罪潜逃！”

“可，可是……”我结巴了起来。

“可是什么？”

“我怀疑凶手应该……算了，等回头再说吧！”

我支吾了半天没有说出口，其实我是想说，凶手应该另有其人。但是，在付兰芝自杀的同时王守军不见了，这显然不是巧合，这一点我怎么解释？

“那好吧！我现在就和小贾去县里，有什么情况，咱们再联系！”老胡的语速很快，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我的视线开始变得呆滞，显然，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我的预期，让我措手不及。

我思考片刻，拨通了汪旗的电话：“汪旗，你现在在哪儿？”

“正往单位走呢。怎么了，生哥？”

“到单位后，不用去办公室了，我在支队门口等你。尽量快点儿！”

我加大了油门，向单位疾驰而去。

太平山的上空，重云如盖。此时的大山如同有了一股强大的吸引力，就像漩涡的中心一般，汇聚着无数从四方翻滚而来的乌云。

渺无人烟的山间，我和汪旗正气喘吁吁地沿着小路拾级飞奔，一群群被惊起的野鸟，尖叫着在树林中四处逃窜。

虽然山雨欲来，但玉皇观内却仍似一方净土，寂静如常。

我和汪旗快步走进院内。

“居士，居士！”也许看到我和汪旗神情异常，正在打扫院落的小道士疾步跟了上来。这次我们顾不上理睬他，看到正殿中无人，转身向莫子安的卧室走去。

门虚掩着，我伸手推开了房门。

室内香气浮动，静谧悠然，莫子安正独自一人坐在床上打坐。听到房门响动，他睁开了眼睛，看到来的还是几天前的不速之客，眉宇微微一皱。但在短暂的迟疑过后，他的脸上又浮现出了那种超然洒脱的笑容，他慢慢地打开双腿，将腿放下床沿，准备站起来。

“付兰芝死了！”我盯着眼前的莫子安沉沉说道。

我的话音刚落，已经欠起半个身子的莫子安又突然重重地坐了下去，他张着嘴巴瞪大了眼睛，用惶恐和疑惑的眼神看着我。

“顾村的付兰芝，死了！”我又一字一顿地重复了一遍。

顷刻间，莫子安像是被抽走了全身气力，他脸色惨白，用双手扶住床沿，勉强支撑着自己，但身体已经开始剧烈地颤抖。

我没再说话，看着他，心里已经清楚了大半。

沉默了好久，莫子安垂着头气若游丝地问：“能不能告诉我，她是怎么死的？”

“现在，不是我回答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淡淡地说，“觉慧住持、莫子安，咱们还是先聊一聊过去的故事吧！”

莫子安翕动着嘴唇，面部表情掺杂着痛苦、伤心、无奈和绝望。

过了好久，他才慢慢地站起来，似乎用尽了全身力气。“好吧……那我，再请你们喝杯茶吧。”他说着向房间中央的木桌走去，只有寥寥几步，他却像是走在云端，摇摇欲坠。

木桌上的水壶咕咕作响，白色的水蒸气喷薄而出。

“你们相信爱情吗？有过真爱吗？我来讲一讲我的故事吧。”莫子安盯着手里的茶杯，像是临终前的喃喃自语。

“从十三年前说起吧，那年我二十三岁。那时我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参加工作后，我无力独自一人照顾瘫痪多年的母亲，家里开始雇起了保姆。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先后几个保姆都没干太长时间。1993年的春天，一个从农村来的女孩儿走进了我的生活。”

他给我们倒茶，由于他的手一直在抖，壶盖磕着壶沿，发出断断续续细碎的脆响。“虽然她只是一个从农村来城里打工的保姆，但是她干净、善良、纯洁，她和那个春天温暖的阳光一起，照亮了我长久以来的孤单与压抑。”

他又顿了好一会儿，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心情。

“她十分勤快，不仅将我母亲照顾得很好，对我也关怀备至。她虽然没有很高的文化，但她喜欢看书，喜欢听我拉二胡、吹长笛。有她在，我很快乐，我感谢这个世界为我打开了一扇我想都未曾想过的窗户，让我领略了美妙的风景……慢慢地，我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看到她忙碌的身影我开始觉得心跳得厉害，在单位闲暇的时间我开始想念她，甚至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回家的那一刻，想要马上见到她。虽然她也从未向我表白过什么，但是我能感觉得到，她对我也更加温婉、更加体贴了。”

“说了这么久，这个女孩儿就是付兰芝吧？”我问莫子安。

莫子安默默地点了点头。“一个冬日的午后，我们迈出了最后一步……望着窗外冰冷的世界，她哭了。在她心中，我是一个有着高学历、高素质，有着体面工作和大好前途的男人，而恰恰是由于她无法抑制的爱慕与冲动，改变了我们之间所有的一切。我抚摸着她的长发，对她说，这不是她的错，她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她就是一个天使，能给我带来美好和希望的天使。不管别人怎么看，即使整个世界都容不下我们，我们都要永远在一起。”

“可是……”他的声音突然抽搐起来，双肩又忍不住颤动。

“可是，真爱有时又是痛苦的。”我看着莫子安，淡淡说道。

“是啊……不久后，我向母亲坦白了我和付兰芝的关系，我是那么渴望她的理解与认同。可是我没有想到，不，或许是我早该想到，这一切注定是一场噩梦……母亲瘫痪多年，我是她唯一的支柱与寄托，她盼望我生活美满，在世人羡慕的目光下娶妻生子，而我却与一个乡下保姆产生了恋情。她认定是付兰芝勾引了我，也认定我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是无法弥补的。此后的那段时间，她多次声色俱厉地让付兰芝离开我，离开我们的家。那段时间，莫大的痛苦笼罩了我们三个人，母亲拒绝再和我交流，付兰芝的笑容也消失不见了，而我仅仅选择了沉默，我害怕母亲和付兰芝任何一个人的眼神，我不知道怎么办……那一年的春节前，付兰芝走了，和谁也没有打招呼，默默地走了。我躲在窗子后面，望着她离去的背影，我悲痛，我哭泣，我的心在滴血，但我终究没有勇气去挽留她……付兰芝再也没有回来，我也同样没有找过她，即使我是那么想念她。我痛恨，痛恨自己的懦弱与卑微，我不是不爱她，不是不负责任，但我真的不想让已经痛苦了大半生的母亲再次含恨……”

“直至半个多月前，你又看到了她？”听完他的大段讲述，我问道。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听到我的问话，莫子安喃喃道。“我回到了过去的生活，在单位努力工作、回到家里照顾母亲。我们小心翼翼，谁都没有再提起过付兰芝这个名字，就好像这个人从未在我们的生活里出现过。但我，却始终无法忘却。我的心里被悔恨填满，每时每刻不得轻松，自然不会再找其他的女人。我母亲也深深觉察到了我内心的痛苦，但她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主意，对于这件事儿，她直到临终都没有释怀。母亲去世后，万念俱灰的我来到这里，本以为可以就这样终了此生，可是偏偏又让我遇见了她。十三年后的她，依然安静如初，柔弱似水。我本以为这次邂逅是苍天的怜惜让我多年来的梦境变为现实，但是付兰芝的哭诉却再次让我痛彻心扉。十三年来，她的灵魂与肉体遭遇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和折磨。”

“那两个猪狗不如的畜生！”说到这里，莫子安的眼神突然变得从未有过的愤恨，他的右手狠狠地握着手中的茶杯，露出袖口的手腕青筋毕露。

我没做任何反应，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几年前，她的小叔子强暴了她，可她的丈夫居然在知情后无动于衷甚至助纣为虐。这么多年，他们从来没把她当人看！他们不停地糟蹋她！他们不是人！”莫子安终于失去了控制，抱着头呜呜大哭起来。“其实我也不是人！这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她，我们都该死！”

“莫子安，”我大声叫着他的名字，正色问道，“这是付兰芝亲口对你说的吗？这么隐秘、难于启齿的事情，她与你分别十几年后第一次邂逅就全都告诉你了吗？”

“她当然不说。”莫子安的泪水淌满了一脸，“我问她过得怎么样，她只是摇头，只是哭，什么都不说。但她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有问题，是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她才对我讲的。他们说她……说她既然生不了孩子，那就还不如……不如一只母狗！”

我长叹了一声，待莫子安的情绪稍稍缓和了下来，我又提高声调问道：“那天夜里，你用的是什么凶器？”

“是一根木头镐把。”

“凶器现在在哪儿？”

“我把它扔在后山了。”莫子安抽噎着回答。

“大前天夜里，你回到案发现场想做什么？是想和付兰芝见面吗？”

“不，不，这件事儿和付兰芝没有半点儿关系，真的没有！”莫子安抬起头，慌张地摆着手，“这么多年来，我从未想过再去打扰她，我也没脸主动去见她。我杀掉那两个畜生就是想让她解脱。”

“那你是想找回那把雨伞？”我问。

“你是怎么知道的？”莫子安满脸诧异。

“付兰芝的家里并不供奉神佛，可那把雨伞上却有浓重的被香薰过的味道。”我望了一眼侧面供案上的香炉，“虽然你没有在现场和雨伞上留下任何指纹，但是在顾村周边，玉皇观是唯一的寺庙，是雨伞的味道让我找到了这里。”

“还有，”我又问，“你是不是曾经送给过付兰芝一样东西，她从你家离开时把这样东西也带走了？”

他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对，是一把二胡，那是我父亲的遗物。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是付兰芝告诉你们的吗？”

“不是。”我摇头，“付兰芝从来没有向我们提到过你，也没有讲述过那把二胡的来历。可是那把二胡实在太精美了，它不应该是顾家的池中之物。关键是，二胡的千斤需要绑定在小指最上面第一关节的高度，顾家兄弟包括付兰芝在内都没有你这样一双修长的手。”

莫子安静静地听着，良久无语。

我又说：“那把二胡就在她家炕尾的柜子里，保养得很好，表壳的包浆很温润。对于这唯一的纪念，她平日里一定时常摩挲，那上面积淀了她多年来的汗水，可能还有泪水。十几年了，她并没有忘记你，她依然很爱你！”

听我说完，莫子安的鼻息更加急促。突然，他“扑通”一声向椅后折去，就那么硬生生地倒在了地上，如同风化了千年的石像在瞬间突然崩塌。

此时的屋外，轰隆隆的滚雷接二连三地炸了开来，铺天盖地的乌云已经严严实实地遮挡了太平山的整个上空，屋内的光线刷地暗了下来，该来的迟早要来。

“喂！喂！”看到莫子安倒地，汪旗赶紧扑了过去，冲着不省人事的莫子安大叫。我也弯下腰，用力按压着莫子安的人中。叫喊声中，刚才被搞蒙了的小道士也冲了过来。

过了许久，莫子安的嘴角轻轻一动，眼睛还没睁开，两行眼泪又缓缓地流了下来。

莫子安在小道士的搀扶下重新站了起来，但刚刚直起腰，胸膛就开始剧烈地上下起伏。他想极力控制，但终究没能忍住，用手捂着嘴大声干呕起来，等到气息稍稍平稳拿开双手时，掌心已是血迹斑斑。

我眉头一皱，刚要说话，小道士已经哭着叫了起来，“师父！您怎么了？师父！”

莫子安苦笑：“师父没事儿，你不用挂念，只是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自己了，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离开这里另寻出路吧。”说这话时，莫子安眼里满是怜惜之情。

说完，他转过身，将双手缓缓递到我的面前，平静地对我说：“走吧，我和你们走。”

还没等我说话，汪旗手里攥着明晃晃的手铐，已经向莫子安走了过去。

在被戴上手铐的那一瞬间，莫子安长长吁出一口气，好像卸下了千斤重担。

“警察兄弟，你心思缜密、观察入微，我很佩服。”莫子安对我说，“我苦了一辈子了，不曾有过一刻轻松。”

“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他微笑着问我。

我轻轻摇头：“一念花开，一念花落。一念放下，万般自在。虽然我们接触的时间并不长，但我感觉我们之间聊得很真诚。其实你并不是一个坏人，相反，和许多人比起来，你更加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你问我能不能成为你的朋友，但我觉得，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莫子安慢慢抬起下颚，鼻翼微微抽动了几下，眼睛里再次噙满泪水。

第二天一早，当整整一夜的讯问结束后，我和汪旗执意要亲自将莫子安送到看守所。

回来的路上，汪旗在车上问我：“生哥，你是不是早就怀疑到莫子安了？。”

“嗯。”我点着头。

“除了二胡和雨伞，你还有其他的根据吗？”

“你知道阿炳吗？知道他的故事吗？”我答非所问。

“知道啊，拉二胡的嘛，《二泉映月》！”汪旗回答。

“可是你知道吗，阿炳还是一个道士，死后还葬在无锡灿山明阳观旁的道士墓地。”

“啥？他也是个道士？和莫子安一样？”

“是的。但不应该说阿炳和莫子安一样，而是莫子安和阿炳一样。阿炳活到了五十七岁，在这五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的世界风雨飘摇。他承受了凡人难以想象的世事变迁，品味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无边苦楚。”

“可这和莫子安又有什么关系？”

“莫子安与阿炳同样身世凄苦，同样深谙民乐。所以在他的潜意识里，阿炳就是他冥冥中的一个榜样。这种潜意识投射到莫子安的身上，出家为道似乎就成了一个合理的选择。”

“那阿炳也有爱情吗？”

“可能有吧。在阿炳四十岁以后，始终和一个姓董的寡妇生活在一起。当时的阿炳已经瞎了，所以他身边的寡妇就成了他的眼睛。两个人一起走路时，女人或者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在前面牵着阿炳，或者是阿炳将自己的一只手搭在女人的肩头。他们就这样走街串巷去卖艺，为生活奔波和忙碌。”

听我说完，汪旗怔怔地望着前方，不再说话。

缄默间，电话响了。老胡在电话里告诉我，王守军已经在北京被抓获，他去找在那儿打工的儿子，结果被逮了个正着。

被抓获的王守军供认，就在我们离开顾村的第二个晚上，他醉酒之后发现付兰芝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借着酒劲儿，他强暴了付兰芝，酒醒后又连夜畏罪潜逃。

车窗外，昨天一场秋雨过后，无数凋零的落叶湿湿地铺满了一地，五颜六色。风一吹，它们仓皇凌乱地打着滚，不知道向何处而去。

一年后，初秋的傍晚。

在离顾村不远的一处土坡上，出现了三个男人的身影。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我问身边的汪旗，“应该差不多一年了吧？

汪旗点点头，好像在自言自语：“付兰芝、莫子安，这两个人都不是十恶不赦之徒，他们甚至要比很多人还要善良和忍让，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后来的这个结局呢？”

“是啊，他们的这一辈子确确实实是一场悲剧。要我看，悲剧的根源在于一个怯懦，一个放不下。怯懦的那个不懂得和命运抗争，面对命运强加给她的梦魇委曲求全；放不下的那个逃避了半生，到头来当面对爱人的惨痛遭遇时，又不计后果地变成了一个暴戾之徒。”一旁的老胡回答。

我微微点头，老胡说的正是我想说的，可老胡所说的放不下的那个，在五个月前也已经离开了人世。莫子安在为付兰芝复仇以前，就已经知道了自己患有绝症，但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哪怕是在被送进看守所之前的例行体检中也没有透露过半个字。也许，这就是莫子安，他以这种方式放下了一切。

那个黄昏，我将一把二胡埋在了脚下。为了那个我们之间聊了很多的男人，也为了那个我们之间不曾说过一句话的女人。

这把二胡本来就不应该属于眼前这个闭塞的村庄，它就像“红楼梦”中青埂峰上的那块石头，几经变幻才到人世间走了这么一遭。

现在，我们为它找到了一处僻静的所在，它可以自由地呼吸、安静地休息，它依旧可以默默地注视着这个熟悉的村庄，依旧可以用这种方式继续陪伴那个曾经独自流泪、日夜轻抚着它的伤心之人。

分类：侦探与推理 作者：邢鹏 期刊：《啄木鸟》201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