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锁王断腕案（纪实文学连载）

（上接2016年第4期）

上期内容提要：

武汉解放初期，名闻江城的锁王深夜遇袭，被歹徒砸断手腕。身为锁王，开锁技术出神入化，而摆弄开锁工具的这双手自然是他赖以成名的资本。他得罪了什么人，竟然遭到如此狠毒的报复？警方到处寻找锁王的仇家，却意外发现锁王遇袭并非因为得罪人，而是缘于两伙歹徒对一口保险箱的争夺……

九、银箱沉塘

专案组对案情的最新分析是准确的，对锁王汪莘敏实施袭击将其手腕砸断的确是鄂老三和“丁先生”，后者的真名叫董钉钟，绰号“小钉子”，二十二岁，系鄂老三的六个弟子之一。

武汉解放后，鄂老三的日子没有以前那样好混了。尽管他所畏惧的江湖黑道已被镇压，没有人再对其当初出卖青帮头目、伪税警副团长屠登峰的行径说三道四了，可是，社会治安也日趋稳定，原先处于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翻身作主，敢于公然谴责流氓作恶行为，有时甚至不等公安局出警就把作恶歹徒扭送派出所。在这种大气候下，鄂老三若还想继续走黑道，那就只好搞迂回策略了。

以前他讲究杀伐果断，物色好了作案对象，该抢就抢，该偷就偷，事成之后，坐地分赃，胡乱挥霍，花光了再物色目标。如今，抢劫当然不能干了，偷窃也难办，作案没有问题，销赃却麻烦——政府采取了严格控制措施，为数不少的同行都栽在这上面，刑警顺藤摸瓜查出老案，最后落个严惩的结局。与这些同行相比，鄂老三聪明得多，他吸取了失风同行的教训，决定“改行”。

怎么改呢？不偷不抢也不骗，而是做起了中介经纪人。他这个中介的业务范围很广，各行生意、甚至婚姻丧葬，简直无所不包，反正那时中介是无须申领经营执照的，没有门面搞皮包公司，哪怕连皮包也不用也没有关系，全凭一张嘴。当然，尽管鄂老三的口才还算不错，但这不是他的强项，缺乏竞争力，所以，他做的中介业务都是专挑有难度的干。比如某个阔太太或者少奶奶的配偶抑或情人是反革命分子、恶霸、惯匪、大盗等等，反正是罪大恶极之流，被人民政府拿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时被执行枪决的死囚，只要有家属，就会通知他们备一口棺材以及香烛酒食果品，前往刑场收尸。阔太太、少奶奶之类自然是没法儿干这种事情的，那就只得叫人。但常常也有叫不到人的情况，这时鄂老三就登场了。人家自然求之不得。这种对象往往颇有积蓄，花点儿钱钞是小事，对鄂老三开出的价通常是不会讨价还价的——她们从没摊上过这等大事，也不知道行情。

此外，还有处理自杀者的一应后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于政治气候的原因，反革命分子、特务、恶霸、不法资本家、有政治问题的医生、教师等自杀的特别多，通常都以溺水、上吊、卧轨等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民间称为“凶死”。凶死者的尸体处理有些麻烦，寻常人怕沾晦气根本不敢挨近，那就又是鄂老三的活儿了。

当然，具体干这些活儿的时候，鄂老三一伙根本不会出场，他们只管接活儿，接下活儿后承包给他人，按市价给一份工钱就是。如若对方不干或者有人想抢生意，鄂老三的本性就毕露了，不一定要人性命，但哪天独自行走时挨一顿狠揍那是肯定的，或者保不准哪天家里就莫名其妙失了火。

鄂老三还把这种手法用到买卖、租赁房屋以及介绍经商业务或者婚姻上，靠上述违法手段牟取暴利。那么，公安局不管吗？不好意思，还真不管。因为鄂老三的这些活儿都是零敲碎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再说，比如刑场收尸、收殓自杀者遗体之类，表面上看都是对政府一方有利的，如果家属没法儿解决干脆把心一横随便他去，那最后还不是得政府出钱雇人收殓？况且，那些当事人都是愿者上钩，事后不可能反悔报案。所以，鄂老三一伙一直很太平。

这种太平持续到1952年3月初，鄂老三遇上了一桩事儿，当时以为是好事儿，但最后被绳之以法也是因为这事儿——

第三区下河街有一座宅院，当地居民都唤其“蒋家祠堂”，但其主人却不姓蒋，名叫丰史才。丰史才原是经商的，据说拥有万贯家产，到了1935年五十挂零时，不知什么原因突然退出商界，买下了蒋家祠堂做起了寓公。1938年侵华日军占领武汉前夕，丰史才去了重庆，后又赴成都，因为有钱，照样过着一份安逸生活。蒋家祠堂则被日军征用，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将近七年时间内先后作为多名日军高级军官的寓所，还曾做过日军的高级招待所。抗战胜利后，丰史才返回武汉，收回蒋家祠堂。

当时，留守蒋家祠堂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爷子，姓崔，会说几句日语，就被日本人物色来当了杂役，专管伺弄花草兼带做门子（即门房）。不过日军另有岗哨，所以他这个门子是可以走开的。丰史才收回蒋家祠堂后，留用了崔老头儿。丰老爷子有些迷信，担心日寇在此制造过罪恶——有传闻称日军占领武汉那几年里多次从蒋家祠堂里抬出过尸体，所以收回房屋后一天也没在里面住过，而是稍加修缮后出租了。从1946年初到1949年5月武汉解放，曾先后有三个房客租借过蒋家祠堂，两家是作为公司办公地兼职员住宿，最后一家是国民党政府租借给几个美军技术人员作为工作地和住宿点的。武汉解放前夕，美军技术人员离开了，丰史才收回了房子。三个月后，蒋家祠堂被中南军政委员会下辖的一个机构征用，按市价支付租金。1952年春节前，该机构撤销，房子交还房主。

丰史才抗战后回武汉伊始已在武昌买了一套小洋房，全家住在那边，也就不想搬回来居住了，决定仍把蒋家祠堂出租。当时，房屋中介作为一个行业已经不存在了，出售、求售、出租、求租房屋的信息一概由当事人自行发布，在公园、戏院、电影院、车站、码头、百货公司等热闹场所张贴启事即可。那些地方也是鄂老三那伙人每天必去转一转的。那天，鄂老三手下一个名叫李博乐的弟子去轮渡码头转悠，正好看见丰史才差其小儿子丰鸿润张贴招租启事，认为这笔生意似乎可以做做，立刻回去禀报鄂老三。

鄂老三也觉得这笔生意必有油水，首先是开价低，其次是房子好，地段也理想，租出去应该不难。于是就命令弟子们把丰家张贴出去的启事全部撕毁，鄂老三则按照启事上的地址前往拜访丰史才，跟老爷子说了一番，让对方相信要想把这套宅院租出去，只有跟他姓鄂的合作，但凡遇到麻烦，统统由鄂某负责。

丰老爷子信以为真，次日，鄂老三前往蒋家祠堂，看了房子，签了委托合约。丰史才不知鄂老三的德行，见他点头哈腰，一口一个“您老”，动不动自称“晚辈”，颇有好感，要把钥匙交给他，鄂老三却说不必，待下家要来看房子时再说。待送走丰老爷子后，他把一张巴掌大、上面盖着一个手掌图案印章的红纸贴在蒋家祠堂的大门上。这是鄂老三团伙的标记，如果有人也在做房屋中介，看到这张红纸后，就会知道这笔生意已是鄂老三的，别人不准动脑筋。

要离开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头儿，口称“先生”，对着鄂老三连连作揖。鄂老三看看对方的打扮，不像叫花子，问下来方知这位是从前蒋家祠堂的门子崔老头儿。崔老头儿的门子生涯到武汉解放后蒋家祠堂被中南军政委员会征用就结束了，新房客是军政委员会下辖的机构，自有军人站岗，还专设门房负责收发，当然不会留用崔老头儿，崔老头儿只好以设摊卖打糕谋生。他就住在附近，天天路过蒋家祠堂，看到军方撤离，寻思必有新房客入住，希望能继续给人家做门子。

刚才鄂老三和丰老爷子过来的时候，他是看见的，就守候在附近，待丰老爷子离开时上前央求。丰史才跟崔老头儿并无渊源，抗战胜利回武汉后，蒋家祠堂他也没住过一天，崔老头儿之所以能够继续留下做门子，那是因为房客需要，并非丰史才让他留下的。现在，同样的道理，这件事得让新房客决定。

鄂老三奉行的原则是“雁过拔毛”，当下就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崔老头儿：“让房客收下你做门子，对我有什么好处？”

鄂老三的盘算是让崔老头儿从每月的报酬中拿出若干交给他，而他这边呢，就可以保证崔老头儿这个饭碗永远牢靠——无论什么人来做房客，在门子问题上都必须听他的，这点他还是能做到的。崔老头儿听着连连点头：“对您当然有好处！这个好处大着哩！”

听崔老头儿说下来，这确实是个大好处，大得让鄂老三连呼吸都变得急促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全世界发布裕仁天皇的投降诏书。那天晚上约摸十点多钟，已经上床入睡一个多小时的崔老头儿被外面的鞭炮声惊醒。他不知是什么人在放，也不知日本军人、伪警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禁止。爆竹声稍稍停歇的空当儿，崔老头儿忽然听见花园里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他以为是有小偷潜入，急忙赤脚下地，两三步迈到窗前往外观察。这一看，不由得暗吃一惊！

只见两条黑影用一根极粗的木杠抬着一样沉重的物件，经过他栖身的小屋前十来米距离处的甬道，沿着花园围墙走去。到了后门前，两人放下所抬的物件，喘了几口气，用钥匙打开后门，抬着那物件出去了。稍后，崔老头儿听见不远处传来扑通一声，又过了片刻，那两人返回，关上后门，上了锁，顺着原路蹑足回前院去了。

崔老头儿寻思，这是住在前院的日本人把一件什么笨重东西扔到后面的池塘里去了。是什么东西呢？崔老头儿首先想到尸体。可是，尸体没那么沉重。难道是两具尸体？或者虽是一具尸体，但尸体上拴了石头一类的重物，以便沉尸塘底，不留痕迹？崔老头儿在蒋家祠堂待了数年，亲眼看见过有不止三五名男女活着进来——而且是衣衫光鲜像是客人样进来的，最后却变成一具尸体抬到大门口装上军用卡车运走。听那个为日本人做饭的老成说，都是跟日本人好好地在一起喝酒吃饭时，不知怎么日本人突然翻了脸，咆哮着拔刀劈死或开枪打死的。崔老头儿估计刚才抬出去的也属于这一类，让他奇怪的是，杀了人，为什么一点儿动静没听见，而且也不像往常那样叫军用卡车运走，而是深更半夜偷偷摸摸扔到后面的池塘里？

这个疑团，次日清晨崔老头儿一出门就释然了。蒋家祠堂门口岗亭里站岗的日本兵已经不在了，马路上随处可见爆竹的残渣碎屑，墙壁、电线杆、树干上贴着五颜六色的标语，他不识字，但听到满脸喜气的路人奔走相告，日本投降了。原来，昨晚比过年还热闹的爆竹声是为了庆祝抗战胜利。那么，如果夜里被日本人偷偷抬出去的是一具尸体，那又是什么人？日本人为何要秘密处死此人呢？

这个疑问也很快就有了答案。崔老头儿照例去给日本人打扫办公室，却发现昨天傍晚他去送开水时还在的那口保险箱不见了！这口保险箱是三天前由两个日本宪兵开车送来的，还招呼崔老头儿和厨子老成相帮一起抬下车，放置在办公室进门拐角的那个角落里。当时四人每人抬一个角，费了老大劲儿，中间还歇了几次。这会儿保险箱不见了，崔老头儿得出结论：昨晚被那两个黑影偷偷抬出去的不是尸体，而是保险箱！

这个秘密，崔老头儿在心里一埋就是六年多。应该说，他属于那种老实本分之辈，从来没有动过这口保险箱的脑筋，连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也没有猜测过。即使是满箱子的金银珠宝，那也不是他的，费那心思干什么？当然，崔老头儿是给日本人当过仆役的，属于落后群众，根本不曾想过“要求进步”之类，也就没动过向人民政府道出这个秘密的脑筋。现在，他想请鄂老三帮忙，让其仍旧回到蒋家祠堂做个门子，虽然也不是什么好工作，可毕竟能拿一份固定薪水，不必像寻常小贩那样风吹雨淋起早摸黑。所以，他就作为交换条件向鄂老三提出了。

有这样的好事，鄂老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或者怀疑崔老头儿在瞎说，于是问了又问，还跟着崔老头儿去祠堂后面的那口池塘查看过（当然看不出什么痕迹）。最后，当场拍板，保证让崔老头儿当上门子。另外，立刻支付五万元封口费。保险箱打捞出来后，如果里面有值钱物件，还可以再给他一笔钱钞。不过，他同时提醒崔老头儿，如果向别人泄露此事，那就要他好看！

鄂老三也顾不上招揽房客了，当天下午即叫上弟子董钉钟、李博乐，佯装钓鱼客前往祠堂后面的池塘。这口面积百十平方米的池塘位于大片的田野中间，有一条宽约一米的沟渠与二三十米开外的一条小河相连，算是一个小型蓄水库。鄂老三让董钉钟喝了几口白酒，拿了长长的竹竿下水勘探，无甚发现，人却已被早春的冷水冻得瑟瑟作抖。接着换李博乐下水，也没啥发现。鄂老三干脆亲自下水，竟然真的让他在塘底的淤泥里摸到了一样方方正正的大个儿物件。

事不宜迟，当天午夜，鄂老三率领董钉钟、李博乐、姚五山、朱大君、姜曦明、孙水抒六名弟子，四人步行，三人撑着一条偷来的小船，分水陆两路赶到现场。渔民出身的姚五山下到水里，费了一番工夫，总算用粗绳拴住了保险箱，将其拽出淤泥，顺着沟渠拉到小河边装上船，运至二里地开外的孙水抒家。之所以藏到孙家，是因为孙水抒的老爸是开酱园的，前店堂后作坊，后门临河，易于卸货和隐藏。

十、得而复失

保险箱到手后，鄂老三知道自己这一伙根本甭想打开，需要物色高手开锁。前面说过，当时若要找合法经营的锁匠，那就得去派出所出具证明，那证明还不是说开就开的，民警须问清保险箱的来历以及内藏何物，没有疑点方才出具。鄂老三这帮人当然没有这个条件，那就只好另想办法。

鄂老三的法子是在道上物色擅长开锁的高手。江湖上这类高手当然是有的，不过既是高手，通常都神龙见首不见尾，不是那么轻易找到的。鄂老三缺乏这种耐心，打听了一阵找到过一个，不过是冒牌货。但当时鄂老三并不知道，接触下来觉得此人很牛，便信以为真，要求他去酱园先看看银箱。那人倒是点了头，但要求先支付五十万元上门费。鄂老三虽然觉得这个价开得有点儿高，不过也没办法。那人到酱园后，看了保险箱，说可以打开，不过先得讲清楚开箱的报酬，讨价是十两黄金。鄂老三听了差点儿背过气去，忍了又忍，还是点了头。那人一拱手，说你们准备黄金，我回家去拿工具。

鄂老三哪里拿得出十两黄金？便跟众弟子商量，待其拿了工具过来时，用刀子逼着他，不开也得开，开了箱子再用里面的东西折抵。没想到，那主儿竟然一去不返，再也没露过脸。鄂老三从未上过这等恶当，当着众弟子发誓，哪天再遇到这小子，非砍下他一只手不可！

事情到这儿还不算完。鄂老三一伙注定还要吃更大的亏——

要说那个“高手”，也确实是“高”，从鄂老三那里骗得五十万元之后，又找了个下家，以五十万元的价格把鄂老三在“孙记酱园”藏了一口锈迹斑斑的银箱的消息出卖了。这个下家，就是都铁头。

都铁头当即决定下手把那口银箱抢到手，于是召集手下弟兄密谋策划此事。正好手下一个名叫王宝相的小青年说他认识孙水抒，这个酱园小开最近正追求他姐姐王宝丽呢。都铁头一听就有了办法，让王宝相找个借口到酱园查看地形，回来画一张草图，大伙儿再研究如何采取行动。王宝相奉命行事，孙水抒哪知其中有诈，见未来的小舅子登门，自是热情接待。王宝相把酱园地形看清楚后，随即画好草图，交给都铁头。

4月15日是鄂老三的四十岁生日。孙水抒等六个弟子凑钱为其庆寿，在“鸿升楼”摆了一桌，还拉上了王宝相的姐姐王宝丽。散席后，喝得步履踉跄的孙水抒叫了辆三轮车，先把王宝丽送回家，再回酱园。下车后把三轮车打发走，因怕惊动老爸挨训，不敢从大门进，而是从旁边的小巷绕到后门。正掏钥匙要开门时，预先埋伏着的都铁头等人从黑暗中冒出来，以匕首逼住他，迫其开门，起出银箱，搬上了停在后河边的小舟扬长而去。

这天晚上，鄂老三很高兴，不但是因为过生日，而且还在大伙儿的闲聊中听说了锁王汪莘敏的名头。散席后，他由两个弟子陪着返回临时居住的一处民居中，三人继续喝茶聊天，商量如何说动锁王为他们效力。初步方案是先找到锁王，跟他好好谈，谈得通，立刻送他去酱园；如若谈不通，那就持刀相逼，说什么也得将其强行带走。正商量到这当儿，酱园少东家孙水抒急匆匆赶来报信儿：保险箱被都铁头抢走了！

武汉解放后两三年里的黑道基本是新冒出来的主儿，以前那些帮会恶霸等黑势力头目或逃离大陆，或逮捕法办，侥幸没事儿的，多是因为曾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过帮助，不予追究。因此，像鄂老三这样的黑道人物，已经算是老资格了。鄂老三很看不起都铁头之类的后生晚辈，对他们一律统称“小兔崽子”。他怎么也没想到，都铁头这小兔崽子竟然敢对他鄂老三下手，而且一下一个准，闪电战一举成功。可想而知，鄂老三是何等震惊和愤怒。不过，鄂老三的确不是一般混混儿，冷静下来后，马上作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决定：砸断锁王汪莘敏的手腕。

众弟子闻之不解，这件事跟锁王有什么关系？可鄂老三自有他的道理。武汉地面上，能够打开这口保险箱的人，恐怕就是汪莘敏了。所以，都铁头抢到保险箱后，和鄂老三一样，也必须去找锁王。接下来鄂老三一伙要做的事，是把银箱从都铁头那里夺回来，这里面有个时间差，就是必须赶在都铁头把银箱打开前行动。可是，现在鄂老三不知道都铁头在哪里，更不知道他把银箱藏在哪里。当然，可以去追查，相信也可以查清楚，但不能保证在短短数日之内搞定，也不能保证在查清楚之前都铁头不去找锁王开锁。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是先把锁王那边卡住——把他的手腕砸断，让他暂时无法开锁就是了。至于把银箱夺回来后怎样打开，那是下一步要考虑的事。锁王的手腕断了，还可以接上去，伤筋动骨一百天，大不了就等他三个月。

接下来，鄂老三就策划并实施了“断腕方案”。与此同时，紧锣密鼓地追查都铁头一伙的下落。鉴于都铁头以前一直在武昌活动，鄂老三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武昌地区。武汉三镇很大，武昌与汉口、汉阳之间还隔着一条长江，当时长江大桥还没画图纸，过江交通很是不便。为调配人力方便，鄂老三决定连他在内的七人全部住到武昌那边去。六个弟子中那个名叫姚五山的家住吉庆街，他一个人住着数间平房，前后有院子，环境也相对僻静，七人就住在那里。

“小丁子”董钉钟这天接到移师武昌的通知，立刻回家去取替换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不意被擅长跟踪的乞丐申王廷发现，一直盯到住所。董钉钟倒是没有察觉，回家拿了东西就走。待到次日上午专案组派人过去，发现人已不在，请居委会找个借口前往董家打听，得知这小子昨天回家后拿了替换衣服就离开了，不知去了哪里。

如此而已。

十一、密谋策划

专案组其时还不知上述情况，对于董钉钟的突然离家进行了分析，认为不能排除申王廷盯梢时已被其察觉的可能。为此，刑警特地去找了申王廷，详细询问了其昨天跟踪董钉钟的经过，听下来，似乎并没有迹象显示申王廷此举已被对方察觉。再者，董钉钟如果觉察到自己被人跟踪，通常不会直接回家——他肯定不愿意被人知晓自己住在哪里。

由此，专案组认为董钉钟的出走是出于其他原因。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是继续寻找鄂老三和董钉钟的下落呢，还是暂时放弃鄂老三这条线索，转而去访查都铁头？抑或两步棋同时进行？一番讨论后，刑警决定双管齐下，但有侧重，将主要力量放在访查都铁头一伙的下落上，对鄂老三一伙则布置耳目进行查摸。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专案组估计保险箱应该是在都铁头一伙手里。

4月30日，专案组正准备着手行动，忽然接到汪莘敏从铁路局打来的电话，说想跟办案刑警见个面。于是，刑警纪世贝、张忠友带了公安学校的实习生小沈前往铁路局。

其时距汪莘敏遇袭不过十天，他的骨伤还没痊愈，按说应该在家休息。但因为他是铁路局的技术尖子，一些工作离不开他，所以局里与其商量，每天去单位半天，坐镇办公室处理一些重要技术问题，主要是接待前来咨询的基层技术人员，给人家出出主意。考虑到他的手上打着石膏，不能开摩托车，也不便挤公交车，局里就每天派一辆吉普车接送。昨天，汪莘敏下午去局里，傍晚回家。刚进家门，就来了两个不速之客，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为首那个很壮实，自称姓都；另一个较瘦，但周身透着一股精悍之气，自称姓郎。

这二位就是都铁头和他的跟班之一郎金国，两人登门为的是想请汪莘敏帮他们打开那口从鄂老三那里抢得的保险箱。都铁头年岁虽不大，头脑却比较冷静，既然这口保险箱连老江湖鄂老三都没法儿打开，那就只好请武汉地面上赫赫有名的锁王出马了。他当然也知道公安局对于开保险箱的相关规定，已经做了准备，设法搞到了郊区某乡政府的一纸空白证明，佯称其有一口祖传保险箱，因钥匙遗失，自己无法打开，故特向汪莘敏求助。那个年代，一般说来地方政府出具的证明是很管事儿的，只要所述事由与出具证明单位的级别相适应，人们大多深信不疑。

对此，汪莘敏并不感到奇怪。自打1946年初他在武汉地区出名以来，这种登门求助的情况每月都有，有时甚至一日两三起，去年开始才少些。他感到奇怪的是都铁头送来的礼品——盘尼西林。

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真正大量投入临床使用是在二战后期，至本案发生时还不到十个年头。最初都是专供军队使用，战后才开始向民间提供，除了用于外伤以及防止手术后的感染，还应用于在当时被视为绝症的肺结核病的治疗。那时候，世界上能生产盘尼西林的只有美国等少数几个西方国家，由于受到设备、工艺与成本造价的限制，产量很低；加上西方对华的禁运政策，这种药物在中国就更为珍贵。

那么，对方为什么要把盘尼西林送给锁王呢？那是因为他们得知锁王的妻子郭宝莲患上了肺结核。而且郭的病情恶化得很快，去年才发现，短短两个月就进入咯血阶段。医生告诉汪莘敏，如果说这世界上还有一种药能救治郭女士，那就是盘尼西林。可是，这种药物中国不能生产，市场上没有供应，即使黑市上也极少出现，走私者在选择交易对象时特别谨慎，即使被认为是放心的对象，也还有一道难关——必须以黄金支付，而且是当时被称为“九九金”的24K金，其他什么都不认，银元都不行，更别说人民币了。

汪莘敏有黄金，可是，以他的生活圈子，却无法进入黑市交易，人家只要一看他那副模样，不必开口，立刻退避三舍。好在铁路局对他比较关心，得知汪莘敏所面临的情况后，认为汪是本局的技术权威、特殊人才，局里应该帮助他解决特殊困难。当然，组织上不可能帮老汪去黑市找“黄牛”交易，但是，他们想到了别的办法。说来也简单，局领导找了本局的铁路公安，让他们破例照顾一下汪工，把破案时缴获的盘尼西林拿一些出来。

那年月民间有私家汽车的凤毛麟角，出门远行的交通工具主要就是火车。走私犯也好，“黄牛”也好，也都得乘坐火车。就跟如今的贩毒一样，注定其中有一部分不法分子要被公安查获。缴获的盘尼西林按规定当然必须上交国家专管部门，不过在未上交之前，对盘尼西林的处置权还在铁路公安手里。铁路是政企合一编制，铁警的领导就是铁路局、铁道部。所以，只要领导发话，那就一切好说。这一难得的破例，救了郭宝莲一命。可以想象，汪莘敏这样素质的高级知识分子，必然对组织上感激涕零，必然会以更优秀的工作表现回报领导。

此刻，汪莘敏面对着两个不速之客送上的盘尼西林，其惊讶程度自不必说。能弄到如此紧俏的药物，应该不是常人。之前，都铁头出示了那纸证明，汪莘敏已经相信对方是个良民，但他不可能答应给对方开箱，因为这个权力不在他手里，而在铁路局，局里同意开的，他才能操作——当然，此刻他的腕伤未愈，只怕还不能动手，但可以找个锁匠当场指导，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刚要开口说明这一点时，对方却把盘尼西林拿出来了。这就使汪莘敏觉得对方有些反常了。以其“乡人”身份（因为是乡政府出具的证明），上哪里去弄盘尼西林这样珍贵的药物？而且一弄就是两盒。

因此，汪莘敏就对对方产生了怀疑。不过，他并没有在言语或者神情上表现出这种怀疑，而是平静地告诉对方，如今，他个人已经不能决定是否给别人开保险箱了，需要向铁路局请示。通常的做法是由保险箱持有人凭相关证明向铁路局公安处提出申请，得到允许就行，届时或把箱子送来，或由他登门操作，都可以。另外，汪莘敏还补充：“您二位也看到了，我这手腕骨头断了，尚未痊愈，估计一时半会儿也不能开箱。”

听汪莘敏这么一说，都铁头有些失望。以他的江湖经验，他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汪莘敏在摆谱，也可能是嫌两盒盘尼西林的礼太轻了。这没关系，可以谈嘛。不过，都铁头恐怕引起对方的怀疑，不敢盯得太紧，只好再作打算。临走前，他坚持把两盒盘尼西林留下了。

都铁头离开后，汪莘敏越想越觉得不对头，今天上午去铁路局后就给刑警打了电话。纪世贝、张忠友听了上述情况，都松了口气。如此看来，之前的分析没错，那口保险箱是在都其鑫手里！二人叮嘱汪莘敏，估计对方还会登门拜访，要设法稳住他们，然后报告专案组。为此，刑警特地去了趟汪家管段派出所说明了情况，派出所随即指派户籍警前往居委会进行了布置。

果然，这天午后，汪莘敏刚从铁路局回来，都铁头两人再次登门了。这回他们拎了一条宣威火腿，说是给汪先生夫妇补养身体。都铁头说：“我们已经请人跟铁路局联系，乡政府证明也拿过去了，铁路公安处的王队长表示同意，具体情况会由他们当面通知您的。我跟王队长约好，明天中午去外面吃个饭，王队长即便不能亲自到场，也会另外派人过来。请汪先生明天中午十一点光临‘德隆菜馆，我们已经订了包房。”

汪莘敏是个好好先生，平时不擅长交际，跟铁路公安处除了因开锁之类的事情打打交道，私交是没有的。不过他知道王队长，那是刑侦队长。听对方说得有鼻子有眼，寻思没准儿刑警多虑了，这两人可能不是歹徒。反正刑警方面已经安排好了，回头报告就是，一切听刑警的。又想起刑警关照的“稳住他们”，就一口答应明天准时赴约。

专案组获悉后，即跟铁路公安处刑侦队王队长联系，王队长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几天为一起抢劫命案忙得日夜不停，哪顾得上处理这种琐事？刑警问会不会是您的哪个部属跟人家接触过了？电话那头，王队长青天白日哈欠连连，可见他熬夜之话没有虚头，语气也不大耐烦，不过仍旧吩咐内勤了解情况后给专案组回话。片刻，内勤的电话就来了，说问遍了刑侦队各小组，都说不知道这件事。

那就行了，明天都铁头这小子肯定要耍花招！什么花招？专案组分析下来，认为有可能会把汪莘敏灌醉后劫持至事先安排好的某个场所，逼其开箱。至于开箱工具，可以逼汪莘敏写了纸条由他们派人到汪家去取。这样看来，要做好张网捕拿的准备了。纪世贝、张忠友便去离汪家不远的“德隆菜馆”查看地形，发现那里前路后河，河上相隔三四十米处正好有两座桥，其地形比较便于埋伏缉拿。

专案组长纪世贝向领导报告情况，呈报行动方案。领导当场批准，但言语间并无表扬之意，还嘀咕说这么个小案子，已经折腾十来天了吧，言下之意似在责怪下属办案进度太慢。纪世贝只能听着。那段时间辖区刑案发生率比较高，且都有一定难度，承办人不能马上破获，领导心急也是理所当然。等领导发过牢骚，纪世贝要求增派人手，理由是都其鑫连同其弟子加起来人数多于专案组，而且都是会武术的，尤其是都其鑫，其铁头的绰号不是凭空得来的，如若与刑警扭打起来，给他撞一下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领导听了却是一脸的不以为然，说刑侦队一共才多少人，老纪你是有数的，大家都在忙自己的活儿，你让我到哪里去调人？再说，以少胜多的活儿你老纪又不是没干过，想当年你带着两个同志赴还乡团的鸿门宴，不是凭着三杆短枪就擒获了对方的七大金刚吗？纪世贝只好退而求其次，说我和张忠友是有枪的，小沈、小史两个实习生没枪，你给批两支短枪吧。领导想了想，签了一纸条子，嘱咐说事儿办完了得赶紧还回来。

纪世贝给两个实习生领了枪，说子弹有限，你们省着点儿用，这可不是过年放鞭炮，能不开枪就尽量不要开！又对小沈说，你个子高力气大，派你做汪莘敏的贴身保镖吧，就说是他新收的助理技术员什么的，寸步不离地跟着就是。接着又叹了一口气，说老张啊，原先我想临时调派三个人给咱们，分别在饭店后河的两座桥和对岸把守，防止目标跳水或上船逃跑，现在看来，两边的桥上只好不安排人了，但对岸得有人待着，你去守那个岗位，我和小史守饭店前面；行动时尽可能不要开枪，免得误伤。

十二、投案自首

5月2日上午，化装成助理技术员的实习生小沈前往铁路局，由汪莘敏临时给他讲解了一些技术知识，以便与都铁头共进午餐期间被问及工作时好有个合适的回答。午前，小沈和汪莘敏一起坐汽车前往距汪宅不远的“德隆菜馆”。化装后的纪世贝、张忠友和小史已经到达预定位置。

估计都其鑫、郎金国事先已经在饭店附近哪个角落里待着了，待汽车离开，就露面了，跟汪莘敏和小沈热情握手。都铁头挽着汪莘敏的肘弯：“汪先生，请——”

汪、沈随同对方进了店堂，跑堂迎上前来问楼上还是楼下，都铁头说楼下吧，有包房吗？跑堂说包房是有的，但您四位……说到这里停住了。那意思很明白，四个人太少，不能占包房。都铁头说我多付钱还不行吗？去包房！

进了包房，都铁头让郎金国点了酒菜，问跑堂大概多久可上菜。听说要等一会儿，便对汪莘敏说：“我已经把那口箱子带来了，要不请汪先生先看看？”

汪莘敏觉得奇怪，四下张望，包房里哪儿来的保险箱？都铁头说：“不在这里，在后面呢，您二位跟我过去就知道了。”

汪莘敏迅速朝小沈递了个眼色，意思是怎么办。小沈没经历过这种阵势，哪有什么主张，不过回答得倒还算得体：“师傅您看着办，我跟着。”

那就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去看看吧。都铁头便领着汪、沈往饭店后面走，穿过店堂，进了后面的院子，院子临河的后门开着，岸边停着一条乌篷船，都铁头说保险箱就在船上放着。原来，都铁头根本没打算真的请汪莘敏吃饭，只不过想以此为借口把锁王骗上船。船上自然也没有保险箱，只要汪、沈上船，他们一亮凶器，把二人控制住，用船将其载往藏匿保险箱的地方，到时候，他们还不是俯首听命服服帖帖？

汪莘敏和小沈哪知是圈套，还以为保险箱真就在这条船上呢，心想上去看看就看看，反正也不怕这主儿耍花招。都铁头扶着汪莘敏跨上船，后面的小沈对郎金国打了个手势示意“您请”，郎也客气地示意“您先请”。河边风大，就在两人互相客气的时候，一阵风吹来，拂起了小沈外衣的一角，露出了插在腰间的手枪！

都铁头眼尖，一眼瞥到，脸色倏变。要说这厮的思维，还真是快得惊人，就这么一眨眼工夫，他已经意识到这是刑警下的套。既然来抓人，那就不会只来这姓沈的一个，肯定还有其他刑警在饭店店堂或者门外守着。现在脱身要紧，但不能从前面逃，否则只怕撞个正着；那就只有一条退路——跳水从河对岸脱身。估计凭自己的功夫，这个脸上稚气未脱的小便衣即使开枪，也不一定打得着。

他脑子里这样盘算的同时，一双眼睛飞快转动，正好看见有一条船慢慢行至岸边，像是要停泊，不禁心下窃喜。当下一转念头，先把这姓沈的小子打倒，也省得防他的手枪了。说时迟那时快，都铁头脚下发力，一蹬船板，人已纵起，竟在空中对小沈飞踢一脚。小沈在公安学校也是学过点儿擒拿格斗的，可是跟这厮那就没法儿比了，躲避不及，腹部挨了一脚，立刻倒地。

都铁头一脚踢出之后，随即蹿上那条正准备靠岸的木船。那条船被他这么一踩，失去控制，船身打横，直奔对岸。都铁头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立刻纵身跳到岸上。在对岸化装蹲守的另一刑警张忠友已经把手枪拔出来了，见都铁头跳上岸，立刻迎上前去。哪知，这个对手果真了得，张忠友一声“不许动”还没说出口，手枪已经被都铁头一掌劈飞，要不是角度问题，只怕手腕骨也得步汪莘敏的后尘。电光石火之间，都铁头脚下使个绊子，将张忠友摔倒在地，然后拔腿就逃。

那边，小沈挣扎着站起来，拔枪在手，先朝天鸣枪示警，随即把枪口对准一旁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郎金国：“不许动！”

饭店门外守着的纪世贝和小史听见枪声，情知不妙，急急赶过来。尽管抓住了郎金国，但主犯都其鑫已经不见踪影了。

不过，由于郎金国的落网，形势还不至于过分悲观。专案组将郎金国带到分局，也顾不上吃点儿东西填填咕咕作响的肚子，立刻讯问。郎金国一五一十交代了情况，刑警有喜有忧——都铁头团伙一共有六名成员，郎金国供出了其中三名他所知晓的师兄弟的姓名住址，另一名年龄最小也最受都铁头喜爱的十七岁小师弟王宝相家住何处他不清楚；都铁头家的地址他倒是知道的（这个专案组也知道），但都铁头平时不回家，一直在外面游荡。那么，从鄂老三那里抢得的保险箱藏在哪里呢？郎金国说他不知道，因为都铁头率人把保险箱从“孙记酱园”抢到手之后，当时就叫上王宝相摇船离开了，不知去了哪里。

专案组随即行动，把郎金国供出的另外三名团伙成员一一捉拿归案。讯问下来，三人的口供与郎金国相同。

当晚，专案组开会商讨如何捉拿都其鑫。从已经掌握的都铁头的家庭成员、亲戚方面查摸线索可能不太乐观，因为都铁头跟家人或亲戚一向保持距离。但此刻他已经成为逃犯，所以不能排除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跟其中某位联系的可能，还是应该查一查，而且查起来也不算麻烦。难查的是这家伙的社会关系，由于他的经历以及习武的原因，在武汉地区、湖北省甚至外地数省都有他的朋友，武林中人讲究义气，别说他逃过去时不会透露自己的逃犯身份，就是透露了，只怕也有朋友敢接待。更使刑警头痛的是，他的这些社会关系专案组目前根本没掌握。

众人反复研究，最后找到了一个不算很理想的切入口：先查该团伙的另一个成员、十七岁的王宝相。都铁头目前还没到必须逃离武汉的程度，他以前所犯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基本都是打擦边球，即使一桩桩查清楚，也不见得是必须追究法律责任的；最大的事儿是那口保险箱，但保险箱里装着什么东西眼下没人知道，如果以后查明没有什么贵重物品，那就算不上多大的罪过，不就抢一口空箱子嘛。所以，一般说来，都铁头还不至于像那些犯了大案子的歹徒那样急于逃离武汉。况且，他的心结——保险箱——还没解开，只怕一时还不舍得走。毕竟保险箱没法儿随身携带，藏匿吧，又怕不牢靠，这么重的物件他一个人也藏匿不了。这样一来，王宝相对于都其鑫来说就显得比较重要了，都铁头很有可能就藏在王宝相或其关系人那里。因此，专案组决定从查王宝相着手来寻找都其鑫的线索。

5月3日，专案组开始调查王宝相的情况。王宝相出身于西医家庭，老爸王宏恩系北平协和医大毕业生，最初在天津一家医院工作，1935年返回武汉老家开私人诊所。其妻是护士，随夫返回武汉后相帮打理私人诊所。王宏恩的医术、医德都不错，十多年下来，已把曾经类似夫妻店的诊所扩展成了一家拥有三个科室、十余名医务人员的医务所。

王宝相与姐姐王宝丽（即与鄂老三的手下相好的那个女子）生活在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物质条件固然不错，但父母事儿多顾不上教育子女，早在少年时代，姐弟俩就已经不听管教了。王宝丽十六岁那年打胎，王宝相十五岁拜都其鑫为师后接连两次斗殴伤人，如果不是老爸跟公安人员说尽好话并主动掏钱赔偿，只怕已成了少年犯。王宏恩夫妇对此头痛至极，却又无可奈何，最后也就只好随这对“宝货”子女去了，走到哪步算哪步吧。

刑警原以为要查一个十七岁青年的情况应该是比较容易的，才这个年岁，能有多少社会关系？哪知，王宝相在这方面还真是令人刮目相看，他十一岁就曾离家出走，跟社会上一班不良少年交了朋友，还搞什么对天八拜，十五岁那年犯了事儿被公安局抓进去几天，竟然天天有一伙跟他年岁相差无几的少年去看守所门口要求送物探视，由此可见他在这方面的能量。而且这主儿交的朋友、结拜的弟兄，多是少年人，家里人也好、邻居也好，都不当回事，所以也就没人说得出那些朋友弟兄姓甚名谁、住在哪里之类。

面对这一情况，刑警只好再次改变调查方向，改查王宝相的姐姐王宝丽。据王家邻居说，这对年龄差两岁的“宝货”姐弟从小就很亲，许多事情都是互相出主意的。王宝丽的社会关系虽然比老弟还多，但复杂程度就差远了，她所结交的不像王宝相那样三教九流都有，只有两大类：闺密和男朋友。由于王宝丽长相俊俏，唯一不足的就是肤色稍黑，人送绰号“黑美人”。在旁人眼里，打从十六岁打胎开始，就把她当大人看了，不像老是把王宝相看作小孩儿。而且她又喜欢跟人炫耀自己结交了些什么男女朋友，所以容易查摸。

专案组忙碌了两天，总算查明了王宝丽的那些社会关系，接着作了分工，四人分头调查。

5月7日上午，刑警张忠友上班时自行车爆胎，修车花了些时间，迟了片刻才到分局。快到大门口时，忽见路旁闪出一个人来，竟是都其鑫！张忠友大吃一惊，前几天被都铁头掌砍过的右手条件反射似的有些痛，当即就伸手到怀里掏枪。都其鑫也认出了他，赶紧声明：“警察同志别误会，我是来自首的！”

张忠友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愣怔了一下：“自首？”

“对对对！我是来向政府自首的！”都铁头一边说，一边退到大门侧的墙壁前，转过身子，面壁而蹲。

这时，门卫也被惊动了，出来查看。张忠友让他往刑侦队打个电话，通知纪世贝。他已经领教过都铁头的身手，不敢有丝毫怠慢，在一旁仔细盯着。但想到对方是自首，又安抚了几句，大意是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来自首，说明有了觉悟，本来事儿就不大，你要好好交代，争取获得从宽处理云云。

那边纪世贝也是大吃一惊，连忙带了小沈、小史出来。由于都其鑫前几天跟专案组相见时曾有“不凡表现”，刑警不得不防，给他上了两副白铜手铐。张忠友想起他那招空中飞脚就暗吸冷气，真想另外奉送一副十八斤大镣给他。

扣着两副手铐的都其鑫随即接受讯问。刑警此刻最关心的是那口保险箱，一问，得到的回答是没了。保险箱不是肥皂泡，怎么会平白无故没了呢？都铁头说真的没了，给鄂老三抢走了！

十三、“策反”行动

原来，都铁头通过王宝相得知鄂老三有口保险箱藏在“孙记酱园”后，立刻策划了“夺箱行动”。那天晚上，他把保险箱抢到手，随即叫上王宝相一起，把装着保险箱的木船摇至大约三里地之外一户郝姓市民家的临河后院。

郝家主人郝高达是教书先生，其妻孙氏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两口子没有子女，由于祖上有积蓄，家境还是不错的。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春，四十岁的郝高达患了脑膜炎，病情危急，连转三家医院都拒绝收治，最后求到王宝相老爸的诊所。王大夫凭着精湛的医术救了郝老师一命，而且没留任何后遗症。郝高达感动之下，为表谢意，欲以黄金二十两相赠，王大夫坚辞不受。之后，郝高达夫妇就跟王家有了经常性的来往，郝、王二人觉得情投意合，不久就结拜弟兄。

王宝相一向将郝高达夫妇称为伯父伯母。郝高达夫妇膝下无子，则把王氏姐弟视同己出。那时候人们普遍都有重男轻女思想，两口子对王宝相更是宠爱，早在五年前就把自己家前后门的钥匙给他配了一套，让他无论何时都能自由进出，还特地收拾了一个房间给他住。王宝相就把郝家作为避风港，但凡在外面闯了祸不敢回家时，就躲到郝家避风头。

王宝相帮助都铁头从“孙记酱园”探听消息，立了大功，都铁头更是对他另眼相看，就找他商量把保险箱藏匿何处。王宝相说到了郝家，都铁头于行动前一晚跟着王宝相去郝家前前后后查看了一番，认为确实稳妥。

保险箱到手之后，都铁头急于打开的迫切心情可想而知。鉴于鄂老三已有教训，他就不再把鄂老三走过的路再重新走一遍了，干脆直接找锁王去开箱子。可是，汪工程师已经被鄂老三断腕了，都铁头切齿之余，跟王宝相等弟子讨论应该怎样尽快打开保险箱。议来议去，集中到一个焦点上：锁王断腕后，是否真的已经不能开箱了？

都铁头团伙虽然也曾作过些案子，可是都没什么技术含量，不过寻常的溜门撬锁之类，于保险箱那是绝缘的。他们认为锁王即使一只手腕断了，另一只手可还是好的，靠左手说不定也能打开保险箱。况且，一只手断了腕骨之后难道就真的一点儿也不能动弹了吗？谁谁谁的老爸、舅舅、叔叔等也曾断了腕骨，不是也能刷牙洗脸的嘛。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都铁头特地派王宝相回家去向其医生老爸请教。王医生不是骨科大夫，不过对此问题还是可以回答的，他的回答证实了团伙成员的估计。都铁头就将该答复作为权威结论，以此为依据决定请锁王出马。

同时，都铁头打听到锁王的一些情况，包括请锁王开锁需要开证明以及其妻郭宝莲患肺结核，需要盘尼西林进行治疗。正好这时道上有个家伙想拜都铁头为师学拳术，已经求了好几次，每次来总要送礼，当然送来的礼物肯定来路不明，即使是花钱买的，那也是用的赃款。最近一次，这主儿送来了两盒盘尼西林，一看就知道是偷来的。都铁头也知道这东西在黑市上价格很贵，可是他不懂这方面的路数，就让对方拿回去。对方哪里肯拿回去，放下后一溜烟跑了。都铁头对这种礼品还真的不感兴趣，让王宝相拿回家去送给他老爸。王宝相不敢，说这种西药贵如黄金，拿回家去肯定会遭到盘问，我爸机灵着呢，回答得不对头没准儿就给识破了。这样，两盒盘尼西林就留下了。这会儿，都铁头想起来，正好可以作为礼物送给锁王。

礼物有了，还得弄一纸证明。这对于都铁头团伙来说，也不算一桩犯难的事儿，去郊区撬个乡政府弄张空白证明就是了。都铁头也没亲自出马，派两个弟子办这件事，果然不过是举手之劳。

然后，都铁头就叫上口齿伶俐的弟子郎金国一起前往拜访锁王。跟汪莘敏一接触，都铁头才发现自己获得的情报是打了折扣的——请锁王开锁要证明不假，但这证明是要请求者自己送到铁路公安处去的，并非直接交给汪莘敏。这下，都铁头有点儿头痛了，这种事儿哪里见得了公安？上门求助，只怕就是自投罗网了。那就必须另外设法，思来想去，干脆弄条船把锁王强行请到郝老师家去算了。匕首逼着，难道他还敢摇头？

都铁头还是叫上郎金国作为帮手，王宝相则被通知在郝老师家待命。之前出于保密考虑，都铁头没有把保险箱藏匿地告诉郎金国，现在仍旧保密，没有对郎说过把锁王骗上船之后去哪里，反正跟着船过去就是。这份保密意识倒还是有必要的，这桩活儿最终没有做成，都铁头侥幸逃脱，郎金国却被拿下了，连累另外三个徒弟也一并折进了局子。都铁头和王宝相却逃过了一劫，继续藏匿于郝老师府上。郝老师夫妇哪知都铁头、王宝相已经成了逃犯，听说都铁头是王宝相的武术师傅，来家里小住一段时间是为了传授武艺，夫妇只管殷勤款待，每日酒肉不断，好茶好烟伺候。

这天，王宝相的姐姐王宝丽突然来了。此时两人已经成了逃犯，不敢出门，消息闭塞，不知外面的情况，更不知公安对这个案子重视到什么程度。王宝丽来了，正好向她打听。

其实，王宝丽是身怀使命而来——她已经被鄂老三“策反”，此番上门，就是为了帮助鄂老三夺回那口保险箱。

鄂老三是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主儿，辛辛苦苦弄到手的保险箱竟被江湖后辈都铁头轻易夺走，这于他简直是奇耻大辱，必欲出这口气，把保险箱夺回来。为此，他在团伙内部进行了调查。鄂老三喜欢看小说，特别喜欢看福尔摩斯侦探系列作品，他要从中汲取作案路数，运用到实践中去。时间稍长，倒也有了一丁点儿逻辑推理分析能力。

保险箱藏匿于“孙记酱园”的消息，肯定是那个自称“开箱高手”的骗子散布出去的。据酱园小开孙水抒说，都铁头是在酱园后门设下埋伏，候得孙小开回家时趁机下的手；而且，都铁头那帮人从后门进入酱园后，根本就没逼问保险箱藏在哪里，轻车熟路直奔藏匿处。这就说明都铁头事先已经充分了解相关情况了。那小子是怎么知道的？鄂老三盯着孙水抒反复质询，孙小开只得坦白，说他的女友王宝丽曾经向他打听过此事，他为了取悦对方，曾带其到酱园后院的保险箱藏匿处看了看，当时她的老弟王宝相也跟着呢。

鄂老三就对王宝丽、王宝相姐弟产生了怀疑，他让弟子董钉钟打听这对姐弟的情况，结果震惊地得知王宝相竟是都铁头的得意门徒！到这一步，也不必运用什么福尔摩斯大侦探的侦查思路了，就是问问树上的麻雀也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了。鄂老三就跟孙水抒面对面进行了一次“谈心”，不过两人之间的桌上却放着一把尖刀。鄂老三对孙水抒说，这把刀不是用来对付你这个弟子的，以我鄂老三的武功，要取你小命，不过是举手之劳，没必要用家伙。那这把刀是干什么用的呢？是让你孙水抒取师父我的性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口保险箱是我的命，如今给人家抢去了，我的命也就没了，所以请你下手取走。

孙水抒马上跪下连连磕头，说师父您如果不原谅我，那我就磕死在这里！鄂老三说要原谅你也可以，你得帮我把保险箱夺回来。怎么夺法？你设法把王宝丽叫到酱园来，我跟她聊聊，问题准保就能解决了。

鄂老三心狠手辣，孙水抒哪敢造次？只有乖乖照办的份儿。就写了一张纸条，派酱园的一个学徒送去，纸条上面说他已经把王宝丽看上的那块瑞士女表买到了，让她速速来酱园取。

王宝丽兴冲冲前来，哪知，迎接她的是鄂老三的秋风黑脸，还有桌上插着的那把寒光闪闪的尖刀。逼问之下，王宝丽只得承认自己为弟弟当了卧底。鄂老三还是那句话，要么你拿这把刀把我鄂老三杀了，要么帮我把那口保险箱夺回来。王宝丽自然选择后一条路，那就只有听从鄂老三的安排了。

鄂老三交代她，让她设法找到老弟王宝相，并转告她弟弟，如今，姓都的那伙人已经给公安局抓得差不多了，他们两个藏不了几天，迟早也得让警察逮进去！现在王宝相唯一的出路，就是投奔我姓鄂的，只有我可以罩着他。

王宝丽当场答应为鄂老三效力，不过，王宝相躲到哪里去了，她真的不知道。刚开始，她并没有想到干伯父郝高达，她认为这是他们姐弟俩经常去的地方，王宝相肯定认为不稳妥，不会选择藏在这里。可是，几处她所知道的老弟的可靠关系那里一一打听下来，都没有收获。这天，正好母亲让她把新晒的笋豆给郝老师夫妇送去，登门一看，意外地发现不但弟弟在，都铁头也在。

都铁头哪里想到王宝丽是身怀使命而来，当下向她打听外面的情况，得知公安并未去过医务所找其父母询问什么，也没找过她，心里便一松。他向来不看书不看报，连什么叫侦探小说也不知道，不像鄂老三那样动不动就是福尔摩斯，所以尽往好的方面去想，寻思这个案子看来不算大，至少公安没有像对杀人命案那样大张旗鼓地进行调查。正聊到这里的时候，郝师母进来了，她刚买了木柴和煤球，但送货人只管送到门口，不肯往里搬，她想叫王宝相出力相帮。都铁头这几天被困在屋里，一身力气正愁没处用，便说我去干活儿，让他们姐弟俩说说话。

就这样，等都铁头搬完煤球、木柴返回后院时，王宝丽已经把鄂老三让她带给弟弟的话全说了：都铁头已经是笼中鸟网里鱼，本领再大也蹦不了几时，你何必跟着他一起折进局子呢？还是改换门庭投靠鄂老三吧。

王宝相才十七岁，平时除了惹祸就是练武，对人生几无考虑，也不知怎么去考虑，处在这种关口，哪里有什么主意？当下就说：“好！姐，我听你的！”

王宝丽倒是拿得了主意的女性，之前她面对鄂老三的刀子能够立刻作出选择就可见一斑。她寻思既然都铁头是利用鄂老三喝醉酒的机会把保险箱抢走的，那么现在对付都铁头也可以如法炮制。临告辞时，王宝丽说你们在这里待着肯定觉得闷得慌，回头我带些酒菜来。

就这样，昨天——5月6日晚上，都铁头被灌醉后，鄂老三带着弟子孙水抒、李博乐，撑着条船来到郝家，把保险箱给夺到手了。王宝相、王宝丽在鄂老三离开后，也悄悄开溜了。姐弟俩不敢回家，去了一个亲戚家里躲风头，鄂老三团伙落网后，两人向公安局自首。

再说都铁头。头天晚上喝醉酒，迷迷糊糊就睡了，一觉醒来已是黎明时分。他是习武之人，每天清晨要起来打拳的，这天醒得有点儿晚了。看看王宝相不在屋里，还以为已经在院子里练拳了，出去一看却没有影子。稍一愣神，下意识地想起了保险箱，急往隔壁堆放杂物的屋里去看，竟然不翼而飞了！这下都铁头傻眼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手的保险箱哪儿去了？随即他就想到了王宝相和殷勤敬酒的王宝丽，寻思必是这姐弟俩捣的鬼。怎么没想到要防他们一手呢？都其鑫后悔不迭，直拍自己的脑袋。

这一幕，正好被每天来向都铁头学习太极拳的郝高达夫妇看见，不禁感到奇怪，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都铁头这时“恨屋及乌”，真想把这老两口一拳一个打翻在地！可是，转念又想，郝老师夫妇跟此事应该没有关系，而且，自己住在这里，老两口每天准备好菜好饭，还掏钱为他购买替换衣服，再恨王宝相，也不能迁怒于他们啊！

郝高达夫妇见他这副丧魂落魄的样子，知道肯定发生了大事，而且这事肯定跟王宝相有关，于是一个劲儿追问。都铁头便把前后过程一五一十说了，惊得老两口目瞪口呆。郝老师是有见识之人，思路非常清晰，当下就从法律、政策、时势、人生等方面作了分析，劝都铁头去向政府投案自首。老两口还表示，如果都铁头被政府判刑，他们必定每月去监狱探望，送钱送物，绝不中断，可以立字为凭！郝老师是性情中人，说罢当真写了一纸条子。

都铁头听着，一来确实认为自己在该案中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肯定比鄂老三轻，再怎么说他至少没袭击汪莘敏，若论平时做的歹事儿，跟鄂老三也是没法儿比的；二来人民政府确实有宽大政策，他认为是适合像他这样的对象的。思前想后，他咬了咬牙说：“好！听你们的，我这就去分局投案自首！”

十四、鄂老三拒供

都其鑫自首，专案组就可以腾出精力专门对付鄂老三了。当天下午至晚上，鄂老三团伙的孙水抒、董钉钟、李博乐等六名弟子全部落网。连夜讯问，终于弄清了案情。

可是，鄂老三还在逃，那口涉案保险箱也未起获。据孙水抒、李博乐交代，昨天晚上他们弄了条船，跟随鄂老三在郝家后院外的河岸边停泊，王宝丽、王宝相姐弟灌醉都铁头后开了后门，领着他们从堆放杂物的那间破屋里搬出了保险箱，送到船上。保险箱太重，装上船之后，鄂老三只让李博乐上了船，孙水抒是和王宝丽姐弟一起离开的。

那么，木船离开郝家后又去了哪里呢？据当时在船上的李博乐说，船行了半个多小时，去了蒋家祠堂后面的那条小河。到戴家桥时，鄂老三让他下船，叮嘱他这几天留点儿神，别让人盯上了；也不要在家里长住，别让公安来个瓮中捉鳖。李博乐上岸离开，鄂老三去了哪里他就不知道了。

要弄清保险箱的下落，必须把鄂老三抓住。可是，到哪里去找他呢？前面曾经说到过，专案组在准备同时对付鄂老三、都铁头两个团伙时，曾布置耳目收集鄂老三的情报。两天前，耳目曾报来一条情报，听说鄂老三年前新结交了一个相好，姓什么叫什么不清楚，有个绰号叫“白牡丹”，三十多岁，是个寡妇，住在武昌武珞路一带。当时专案组忙着对付都铁头团伙，也没顾得上落实。现在，正好顺着这条线索往下查查吧。

5月9日，刑警去武珞路派出所打听“白牡丹”其人。运气出奇地好，竟然真的有这么一号人物。据派出所介绍，“白牡丹”本名叫白雪霜，三十四岁，湖北省黄梅人氏，十六岁上被人拐卖到武汉妓院，被迫当了妓女，老鸨给她起了个艺名叫“白牡丹”。抗战爆发，武汉沦陷，白雪霜被一个姓丁的伪军团长从妓院中赎出来，做了偏房。抗战胜利后，已经晋升为汉奸伪政府少将师长的丁某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白雪霜属于二奶性质，未曾与丁某举行过婚礼，所以并未受到牵连。她就用与丁某厮混那几年得到的钱财开了一家小旅馆，向来自天南地北三教九流的旅客提供住宿服务的同时，有时也客串暗娼。

武汉解放后，白雪霜仍旧按照这个套路从事经营。妓院虽然已经被人民政府取缔了，但是，像她这样偶尔客串一回暗娼的行为却还未列入需要整顿的范围，只要没有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其他情况派出所一概不问。

那么，白雪霜是否跟鄂老三有一腿呢？这个，派出所民警就不知道了，他连鄂老三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不过，民警出了个主意，可以带着刑警一起去白雪霜的旅馆，以例行检查旅客住宿情况为由进行询问，察言观色，看能不能发现些端倪。

这一登门，鄂老三就“不幸”落网了。说起来，这主儿跟白雪霜还是老相识，早在白雪霜被人从黄梅县老家拐卖到省城初入风尘行时，就已跟白有了关系。后来白雪霜被伪军团长看上，鄂老三不敢造次，中断了关系。抗战胜利，伪军官被枪毙后，白雪霜开了旅馆客串暗娼的事情，鄂老三并不知道。直到前不久，有一次鄂老三去百货公司购物，与正好在那里买东西的白雪霜相遇，于是重新续上了那层关系。

这对野鸳鸯自重逢到现在也不过两三个月，所以鄂老三的弟子并不知晓。如果不是耳目向刑警提供线索，专案组一时还真没法儿查摸到哩。这天，刑警由户籍警陪同着前往旅馆查看时，鄂老三正在后院相帮白雪霜杀鸡。白雪霜待在店堂的账台后面正结毛线，见户籍警登门，也没当回事——那时警察三天两头查旅馆，没在深更半夜登门已经算是客气的了。每次警察来，白雪霜都是笑脸一张，尽管警察不会抽一支烟喝一口茶，但她认为礼节还是必要的，所以每次都是客客气气热情招待。这回也不例外，先是放下手头的活儿热情招呼，然后扯开嗓门儿叫鄂老三（她以“喂”替代称呼）拿一瓶刚烧开的水出来。

鄂老三一露脸，看见穿警服的户籍警，倒也没有特别在意。继而见到跟进来的刑警，因为是穿便服的，反倒使他吃惊，因为通常对旅馆进行例行检查的警察都是穿警服的，有便衣上门，对于鄂老三这样的逃犯来说，就不妙了。白雪霜不知鄂老三刚犯了案子，公安局正到处找他，见他发愣，正待催促，纪世贝、张忠友已经拔枪在手，对准了鄂老三：“鄂贵昌，可算把你找着了！”

鄂老三被捕后，专案组立刻对其进行讯问。这家伙话倒说得很多，却是“你说东来他说西”，对关键问题始终回避。如此一直折腾到下午两三点钟，刑警不但没有收获，反倒被他弄得头昏脑涨，只好暂且打住，先押起来再说。

本来，这种人犯应该押在分局的临时羁押室的，可是，这天正好有两个犯罪团伙同时落网，分局一共只有三间临时羁押室，全都关满了，只好将其送看守所。这一送，就为接下来的讯问出了难题。为什么这么说呢？

看守员刚把鄂老三押进监房，鄂老三的眼睛刚刚适应里面的光线，与一个人犯四目相对，两人都是暗吃一惊！接着，对方向鄂老三拱手：“老弟，你进来啦！抱歉抱歉……唉！这人哪，怎么说呢……还是老话说得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鄂老三先前在刑警面前还面不改色、毫不在乎，此刻一听对方这话，竟然大惊失色，像被施了定身法似的愣愣地看着对方，好一阵才磕磕巴巴说出了一句话：“你……老姜，你都吐啦？”

那名姓姜的人犯连连作揖：“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能不说啊！”

这个姓姜的家伙，是日伪统治时期汪伪特务机关的一个小头目，后来又跟“军统”在武汉的地下人员有联系，所以抗战胜利后并未受到追究，反而还当上了“军统”特务。不过，武汉解放后就没他的好日子过了。1949年12月被抓获，关了两个月，竟然越狱脱逃。这一逃，在外面就逍遥了两年多，直到半个月前才被捉拿归案。承办员提审时，姜某知道他的罪行不算轻，加上越狱的情节，必被严惩，他就挖空心思企图将功赎罪，搜肠刮肚检举出的材料中，竟然还扯上了鄂老三。

前面说过，鄂老三以前干过伪军班长。在此期间，他曾奉命协助汪伪政权的“政治保卫局”特务（眼前这位老姜即是其中之一）破坏过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武汉市内的一处地下交通站，双方发生枪战，鄂老三开枪打死了一名中共地下党的交通员。这一罪行，武汉解放后鄂老三当然隐瞒，人民政府确实也没掌握。原以为就这么蒙混过去了，反正知情人老姜也不知去向了，没想到老姜竟然再次落网。鄂老三不由得心中哀叹，看来这次是在劫难逃啦！

其实，这时承办员还不知道鄂老三已经被捕了。姜犯的案子是政保股承办的，那时承办员手上活儿多，常有同时承办两三个案子的情况，眼下姜犯的案子就是这样。往下承办员还要抽空分析姜犯的口供，弄不明白的还要再次讯问；讯问清楚写结案报告时，把口供中被牵涉到的如鄂老三之类的主儿开列一份名单报送分局、市局，再由分局、市局统一布置侦查或缉拿。这当儿，鄂老三的名字还在姜犯的卷宗里搁着呢。可是，鄂老三不清楚这一点，于是，他在心里作出了一个决定：用那口保险箱跟公安换自己的性命。

这样，晚上刑警再次提审鄂老三时，突然发现这个人犯的态度跟之前大相径庭，变得出奇地好，简直是密切配合，往往才问了一，他自己已经主动说到了二三，把如何获取保险箱、如何被都铁头抢去、如何为防止都铁头请锁王开箱而设计袭击汪莘敏、如何“策反”王宝相把保险箱夺回等一系列情节一五一十交代得清清楚楚。刑警正准备问他把保险箱藏匿于何处时，鄂老三先开口了：关于保险箱藏在哪里，我想跟政府好好谈一谈！

跟政府谈一谈？好大的口气！不过，刑警对这种对象并不陌生。纪世贝、张忠友就让鄂老三说说，看到底是什么事儿值得这样郑重其事地提出来。鄂老三不笨，在政保承办员尚未讯问他并提出确凿证据之前，他才不会承认枪杀中共地下交通员之事。他所说的条件是，交代保险箱的藏匿地，政府则对他的所有罪行不予追究。

这个，纪世贝、张忠友当然不会答应，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权力答应。而且，这样的交换条件由鄂老三这种案犯开出来，显得尺寸不够。不就是一口保险箱吗？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也许是一口空箱子呢？这也好换一条性命？将功赎罪没错，可是功罪之间的比例要合适呀。所以，鄂老三的条件没被接受。

这下鄂老三恼火了：“既然这样，那我就把这口保险箱藏在肚子里，看你们到哪里去找！”

刑警也火了：“告诉你鄂老三，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看我们能不能把保险箱找出来！”

5月10日，专案组开会商讨如何寻找保险箱的下落，最后把关注点集中在鄂老三的同案犯李博乐的口供上。李博乐是除鄂老三本人外最后一个见到那口保险箱的人，当时他们所乘的那条木船行至戴家桥头，鄂老三把船停下，让李博乐上岸回家，他独自把船摇走了。刑警曾问过李博乐，船是往哪个方向去的。李称没注意，但肯定地说是鄂老三把船摇走了，因为这条偷来的木船上那支橹的橹栓与橹眼之间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上油了，只要一摇动就会发出声响。若是在白天也不一定听得见，可当时是夜深人静之际，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李博乐说，他从船头跳上岸后，不过走出二三十米，背后就响起摇橹的声音，所以断定是鄂老三把船摇走了。

鄂老三把船往哪个方向摇这一点非常重要。实习生小史出生在郊区农村水网地区，从小就跟着大人在船上折腾，会摇船撑篙，纪世贝就请他发表意见。小史想了想，说我认为鄂老三是把船掉了个头往回走的。因为李博乐上岸前就已是鄂老三在摇船了，李上岸后，如果是同方向前行，那只需稍稍把橹一扳，船头自会离岸，哪里会等李走出二三十米后才发出声响？李博乐上岸后，船上只剩鄂老三一个人，不能使用竹篙，只好用船橹调头。这种掉头方式只是轻轻推动船橹，橹眼里即使没有油也不会发出多大声响。李博乐走出二三十米后，鄂老三完成了调头开始正常行驶，于是船橹又发出了有节奏的声响。

纪世贝等三人皆赞同小史的分析，即鄂老三把李博乐送上岸后，是把船往相反方向摇的。按常理推断，到达目的地后，他还要把保险箱往岸上搬。据李博乐、孙水抒回忆，该箱的重量不下两百斤，他们三个人合力才能搬动，这样的话，鄂老三一个人不太可能把它搬上岸并且再找到合适的地点藏匿，至少得有一个身强力壮的帮手才行。如果有这种叫得应的帮手，那平时应该是有交往的，但该团伙除鄂老三以外的其他成员都已被捕，他们都没有交代出鄂老三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朋友往来。所以，这一点眼下还要先往旁边放一放。

接着，张忠友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一个推想：鄂老三为什么要把木船摇到戴家桥？这个地方距离李博乐的家比较近，不过五六分钟的路程，难道他此举纯是为了送徒弟回家？按照这个逻辑，孙水抒也是他徒弟，为什么不用船送，而让他自行回家呢？张忠友据此推测，鄂老三预先考虑好的保险箱藏匿地就在离戴家桥不远的某个地方，让李博乐待在船上不过是顺便搭乘。

张忠友这么一分析，纪世贝也想到了一个问题：鄂老三也好，都其鑫也好，实施“保险箱行动”时都用到了木船，据供称，木船都是偷来的。武汉地区水运发达，郊区农村木船随处拴的现象比较常见，要偷一条相当容易。偷来的木船使用过后怎么处理呢？通常说来会随处抛弃，如果是这样，就可以通过寻找船主来判断鄂老三把保险箱卸在了哪里。

为了弄清这个情况，纪世贝、张忠友再次去看守所提审案犯，获得的结果是：无论都铁头还是鄂老三，在把保险箱运到目的地后，都是把木船就地抛弃让其随波逐流的。刑警问李博乐第二次载运保险箱的那条木船是从哪里偷来的，李供称，该船是杨家湾“曾记木行”的运货船，他们从对岸泅水过去，剪断缆绳后把船偷走了。

如此说来，鄂老三独自把那条船摇到目的地卸下保险箱后，也应该是就地抛弃的。刑警当即赶往“曾记木行”，了解那条被窃的木船找回来没有。

“曾记木行”的老板曾晚贵告诉刑警，他们是次日早晨才发现拴在后院河边的那条木船被偷走的。老板立刻全体动员，除账房刘先生因年迈体弱不便外出，其他人包括老板在内全体出动，分头寻找。当时老板合计着，如果找不着，那就只好四处张贴找船的告示了。结果还好，在戴家桥畔找到了被窃的木船。不过，木船的舱板被凿穿了一个碗口大的洞，船里进了水，半浮半沉随波漂到戴家桥时，被桥桩挡住，卡在那里。

刑警上门时，这条船已经送到修船作坊去修理了，说是要换两块船板，花费钱钞不说，还耽搁了送货。曾老板至今还在纳闷儿，把船偷走了，自己不用，也不销赃，还费劲儿把船板凿个洞，这是何苦？难道是专门针对我的？我老曾平时做人还是可以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怎么有人竟然盯上我了？

专案组两名刑警对船只一窍不通，实习生小沈更是只能干瞪眼，还得靠小史。小史说，如果之前的分析正确，即鄂老三让李博乐上岸后是调头往回行驶的，那么他的目的地应该就在从戴家桥往回大约四百米左右的范围内。小河在这里汇入了另一条较宽的河流，那条河水流较急，如果鄂老三在这条河上的某处卸下保险箱，再把船只凿坏的话，那条船只可能随着大河顺流而下，而不会拐到小河上漂到戴家桥。

鄂老三为何要把木船凿出个洞呢？精通行船的鄂老三应该知道，只要木船里面没装货，别说凿一个碗口大的洞了，就是脸盆大的洞，船也不会完全沉没，照样在水上漂着。

小史说，只有一种可能促使鄂老三做了这件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的事儿——他一个人在船上守着这口沉重的保险箱，由于有过煮熟的鸭子飞走的教训，他已经不敢相信任何人了，所以这次把保险箱弄到手后就一个人行动。可问题也随之而来，尽管鄂老三有一身蛮力，可以一个人在平地上移动保险箱，但他却没法儿完成把保险箱从船上卸至岸上的动作。况且，很有可能他尚未找到一个可以存放保险箱的安全处所。

在这种情况下，鄂老三想出了一个临时的处置办法，先把保险箱在某处藏起来，待风声过去了再来取。这个临时存放保险箱的处所就是水里。以鄂老三的力气，完全可以把保险箱从船上掀进水里，而不必把船凿沉。但是，可能船到不了他选定的藏匿位置，他只好把船板凿一个洞，让船渐渐下沉，然后，自己上岸，借助水的浮力，把已经用绳索拴住的保险箱扯出船舱。

小河水底并不是鄂老三选定的存放地点，他还得继续挪动保险箱，而且是在水中挪动。那么，他要把保险箱藏到哪里去呢？在这段四百米左右的距离内，什么地方小船到不了，同时又能藏匿那口保险箱？符合条件的地点只有一处，就是蒋家祠堂后面的池塘与小河连接的那条沟渠。

小史得出结论：鄂老三把保险箱重新放回当初打捞起来的那个池塘里了！

再次提审鄂老三的时候，刑警心里有了底，说出的话句句带骨头，刺得鄂老三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后只好交代，他的交代内容跟小史的分析完全相符。

该案侦破后，小史也因此一战成名，毕业分配时顺利进入武汉市公安局当上了一名刑警。

十五、起获银箱

当天晚上，专案组前往现场打捞保险箱。保险箱被运至分局后，接下来就是如何打开的事儿了。

5月11日，汪莘敏被接到分局，一起前往的还有武汉市公安局技术室一名擅长开锁的专家，以及另外两名在武汉颇有名气的锁匠。原以为这等强大的阵容，开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哪知，以锁王为首的四位专家面对这口连哪个国家出品都不知道的保险箱（铭牌上的字迹已经锈蚀，无法辨别）竟然束手无策。后来坊间传言，这跟锁王骨伤未愈有关，因为开锁全是凭手感操作，他的右手伤成这个样子，哪有什么感觉？

无奈，刑侦处领导又召集了三位能工巧匠，后来都是被评为八级钳工（系最高级别）的，他们与锁王等四人一番商议后，认为可以在不损坏箱体内部物品的前提下把保险箱破开。可是，方案报上去，市局领导不同意，说一定要设法保持箱体完整。既然在武汉找不到对付得了它的专家，就在湖北全省物色。上报到湖北省公安厅，省厅也同意这个想法。可是，连省城武汉都找不到能够打开这口保险箱的高人，其他地方就更甭想了。

省厅决定向兄弟省市求援，拍发了数份机要电报。1952年5月17日，一位来自南京市的不知姓名的神秘人物由数名便衣陪同着抵达武汉。武汉警方原准备让锁王等四人与该神秘男子一起开箱，但遭到南京方面的断然拒绝，他们只允许武汉警方指派一人在现场监护。这口保险箱确实难对付，可能跟其在水底淤泥里埋了数年也有关系，反正那神秘男子一直折腾到次日凌晨三时许，方才把箱门打开。

箱门一开，南京来人看也不看，立刻全体退出。专案组两名刑警纪世贝、张忠友随同市局刑侦处领导一起清点箱内物品。保险箱内装了些什么东西呢？清点记录如下——

一口白铜小盒中，装着金条十根，共计一百两（十六两老秤）；左轮手枪一支，子弹一百发；七八成新的照相机一架；紫砂壶一个；另有一个密封着的洋酒瓶，拧开一看，里面有一张质地甚好的道林纸，纸页上画着一个正方形框框，框内是一个顶格的“十”字，合起来就是一个“田”字的形状。“田”字的四个空白小框里，分别写着英文字母：Nttmr、Ettm、Ssm、Wtm，看上去是用蘸水钢笔写的。

根据上级指示，由于保险箱内那张纸上的疑似密码尚未破解，所以这个案子还不能结案，让专案组继续调查，弄清纸上的那个“田”字和英文是什么意思。纪世贝、张忠友这下头痛了，他们压根儿没受过破解密码方面的训练，这活儿该怎么干？这简直比破案还难啊。

可领导发了话，专案组成员只好坐在一起开动脑筋。其时实习生小沈、小史尚未毕业，没有正式入警，之前根据领导指示，并未让他们前往开箱现场，纪世贝、张忠友也没透露打开保险箱后发现了哪些物品。即使是眼下，也不过因工作需要允许他们看了那张上面有疑似密码的道林纸。

小沈和小史，一个初中毕业，一个高二辍学，离开学校都已经数年了，在校时并不是什么高才生，离开学校后也不是在洋行打工，学过的英语单词早就忘光光了。当下，两人看看道林纸，又你瞅我，我瞅你。纪世贝、张忠友还以为他们已经心里有数，暗忖看来还是读书有用，两个小青年认识英文，只扫溜了一眼就知晓意思了！哪知，小沈开腔道：“看来得找一本《英汉对照词典》。”

当时分局没有图书馆，只有个资料室，可是资料室里却没有《英汉对照词典》。张忠友想了想，说要么到抄没物资库房去看看。果然，发现了一本十几年前上海一家出版公司翻印的《最新中英文对照词典》，一看那印刷质量就是七拼八凑汇编成册的盗版书。但此刻急着要用，也就顾不得讲究了。

可是，查阅下来的结果让专案组众人更是莫名其妙：Nttmr和Ettm——并非什么单词，也不是缩写，书上根本查不到；Ssm——二级准尉的缩写；Wtm——“世界旅游博览会”的缩写。纪世贝看着纳闷儿：“不对啊，怎么会是这种狗屁不通的东西呢？”

张忠友说：“就是，别说还有两个词没查出来，就是查出来也连不上啊。二级准尉？日本鬼子有准尉军衔，可就一个级别，没有什么一级二级的；国民党也有准尉军衔，可是也就一个级别，不分什么一级二级。这肯定不对呀！”

小沈、小史无咒可念，只有面面相觑。

纪世贝想了想说：“咱们是否可以换一个思路来考虑问题。画这张图纸的家伙为什么要划拉这些东西？无非是想留下一个记忆，等于是在本本上记下一些要紧事儿。保险箱当初是从蒋家祠堂里偷偷抬出来扔到池塘里的，时间正是日本投降那天晚上。这个时间段加上深更半夜偷偷摸摸，可以想见必是急着要把这口保险箱藏到一个安全处所。如果仅仅是那一百两黄金、一支手枪加一百发子弹，还有一把紫砂壶——哦，一不留神说漏了，不过也无所谓——这几样东西，恐怕还不至于被那几个日本军官作为一桩了不得的秘密藏匿起来。换句话说，这张图纸上的内容肯定比黄金、手枪、紫砂壶重要。这些重要物品的体积肯定比这口保险箱大得多，否则直接放进保险箱不就得了？因为体积大，只好找个地方藏起来，我估计十有八九是埋在地下、藏于山洞、沉于水底之类的手法。这张图纸就是为了标明密藏的那批物品的位置。那些东西会不会就藏在蒋家祠堂里呢？”

张忠友说：“我看不会。据鄂老三一伙交代，蒋家祠堂的那个看门人崔老头儿对鄂老三说过，这口保险箱是8月15日前几天由两个日本宪兵用汽车从外面运进来的，所以，这张图纸上标明的不会是祠堂里藏匿物品的位置。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图纸是保险箱运进来之后才放进去的。”

小沈、小史是参加了对鄂老三一伙的讯问的，知道崔老头儿对鄂老三说了些什么内容，当下也发表意见，认为可以排除张忠友说的后一种可能性——如果日军在蒋家祠堂内埋藏什么大件物品，就必须挖土，那应该逃不过崔老头儿的眼睛。

纪世贝说：“要不这样吧，咱们明天先去蒋家祠堂看看现场情况。眼下呢，小沈和小史多辛苦，再设法琢磨一下这些英文字母是什么意思。我呢，也去向别人请教请教。”

小沈、小史点头称是，两人当天没有离开办公室，入夜还在灯下琢磨。但两个小伙子毕竟没有学过破译密码，猜不出来。

次日上午，分局领导得知情况后，往市局打了个电话要求增援。中午，来了一位中年秃顶男子，一张胖胖的白净脸上架着一副玳瑁框眼镜，后来听说此公姓周，来头保密，估计是专门破译密码的专家之类。周公的那副牛劲儿，令专案组四人终生难忘。他听刑警介绍情况后，左手拿过那张道林纸来看着，右手抓了一支笔在另一张白纸上划拉了几下，就道出了纸上的秘密——

这确实是一张类似藏宝图的秘密图纸，那四组英文字母是制图者自己搞出来的英语缩写，译成中文分别是：北·三十三米（或码、尺）；东·二十一米（或码、尺）；南·十七米（或码、尺）；西·十三米（或码、尺）。根据图纸上那个“田”字来判断，这四个数据的起点应该就是“田”字的边框，比如围墙或者竹篱笆什么的，而中间的十字交叉点则是埋藏物品的位置。

图纸已经破译，专案组的下一步工作就是去寻找那个“田”字的实际处所了。按照昨天分析会上形成的思路，四人去蒋家祠堂撞运气。由于鄂老三被捕，那里还没有租出去。房主显然不知道鄂老三已经出事了，他听了鄂老三的劝说，再次雇佣崔老头儿做门房兼杂役。刑警登门时，偌大一座宅院就崔老头儿一个人。纪世贝等人踏勘了祠堂，发现按照周公破译出的数据来计算的话，与祠堂的实际大小不符，无法形成交叉点。

5月中旬的武汉气温已经有点儿高了，崔老头儿见四人忙得满头大汗，便给沏了大碗茶。大家待在门房间里喝着茶聊天，张忠友问崔老头儿，抗战胜利前后那几天里，除了日军用汽车运来那口保险箱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值得注意的事？

崔老头儿想了想，说出了一个情况。8月16日，蒋家祠堂来了一个中国男子，三十七八岁，微胖，门牙镶金，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跟那几个日本军官聊得很投机。崔老头儿也懂些日语，偶然听到他们的谈话中好像说到了保险箱。那客人与日军共进晚餐，日军还吩咐崔老头儿准备卧具，客人要在这里过夜。一切都准备好后，日军让崔老头儿和厨子老成回家休息，明天下午再回来。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崔老头儿当时还以为是因为日本投降了，这里的军官不得不对仆役客气些呢。

次日下午崔老头儿返回蒋家祠堂，发现他给客人准备的卧具没有动过，而院子一角停着的那辆客人骑来的摩托车却还在。他当时心里就犯了嘀咕，暗忖那“大金牙”会不会让日本人干掉了？十来天后，蒋家祠堂的那几个日军军官被前来受降的国民党“前进指挥所”转移走，崔老头儿曾用竹竿在祠堂的废井里捅过，没有发现“大金牙”的尸体。但他依旧对那人的去向存疑，认为很有可能已经给日本人干掉了。

听崔老头儿这么一说，纪世贝忽然想起1949年春末夏初武汉解放伊始他刚刚成为新政权的一名刑警时曾阅读过的一本小册子。那是一本由中共武汉地下党组织编写的油印材料，上面介绍了武汉解放前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以及汉奸和反动会道门的情况，其中说到日伪时期武汉有个伪军特宪队长康大年，原系留日归国的旧军人，后退伍经商，抗战时“落水”沦为汉奸。此人作恶多端，血债累累，早就上了国民政府的“战后湖北省惩治汉奸名单”。可是，抗战胜利后最先进入武汉的国民党“前进指挥所”和后来负责缉拿汉奸的“军统”都没发现此人。当时还以为康大年潜逃日本了，曾由国民政府发函驻日盟军总部要求协查，在国内也进行了调查，但始终没有此人的消息。小册子上记录的康大年的特征之一，就是镶有金牙，现在崔老头儿所说的这个“大金牙”，会不会就是康大年呢？

纪世贝便和张忠友等人在崔老头儿的引导下对全祠堂进行检查。废井里没有，那口正在用的水井也用长竹竿捅过，并无尸骸；壁橱一口口打开细细看过，没有暗门之类的机关。如此，只有从埋于地下这方面来考虑了，便问崔老头儿那段日子祠堂内是否有什么设施之类的发生过变化。崔老头儿想了想，摇头。说话间，一行人走进了厨房，两刑警一眼就盯上了那口三眼大灶：在灶膛下面挖个深坑，不就可以把尸体埋在里面了吗？不过，要在灶膛里挖出一个能够容纳一具成人尸体的坑，那工作量还不小哩，那几个日本军官会这样做吗？两人低声商议片刻，决定试着找找看。

一个灶膛挖开了，没有；中间那个挖开了，也没有。纪世贝、张忠友已累得浑身湿透，小沈、小史接着挖第三个灶膛。才挖了一尺深，还真发现了尸骸，不过起出四肢后，再往下挖，却没有发现躯体。纪世贝的目光在厨房里四下扫溜一番，指着屋角那口七石大水缸道：“挖这下面！”

把半缸水舀出后，众人合力把水缸掀翻。果然，下面是一口小缸，表面填着泥土，已经给七石缸压实了。掘开泥土，把整口小缸起出来砸碎，里面是早已腐烂的头颅和一截躯体。后经法医检验，死者口腔内确有四颗金牙，于是认定此人就是康大年，是被人用匕首捅死后碎尸掩埋的。

专案组推断，这口保险箱很有可能就是康大年藏匿于蒋家祠堂日本人处的，而在这之前，他已经把比保险箱更重要、体积更大的物品密藏于某个地方，留下一张草图标示着藏匿位置，存于保险箱里。蒋家祠堂的那几个日本军官可能并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们打算吞没这口保险箱。因为吃不准投降之后的情况如何，不知道是否能带走这口保险箱，便趁夜把保险箱沉入池塘里，待日后有机会再来打捞。当然，这个机会他们没有等到。8月16日，康大年骑着摩托车过来，可能是想把前几天寄存于此的保险箱转移。日军军官遂借请客之机将其灭口。

现在，要想知道那张图纸上所标示的藏匿物品的具体位置，只有去康大年当初所在的特宪队勘查一下了。

5月20日，专案组前往汉阳周公南街的一处早在三年前武汉解放伊始时就已被军方接收的院落。该院落原系一位前清遗老所有，抗战时被汉奸政权作为特宪队的司令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地方政府接收，作为官员住宅。武汉解放前夕，那个官员带着眷属逃之夭夭，解放军接管该房产后先是作为军方招待所，一年多后又改作军属托儿所。现在，专案组四人经与军方联系获准，由军方保卫部派员陪同入内勘查。几个人用皮尺一量前院草坪，很快确定图纸上那个“田”字中间交叉点的位置就在左侧的那座人工假山上。

军方迅速调来了几名工兵，用探雷器对假山底部进行勘查，果然有强烈反应。于是，立刻将托儿所全体人员转移，调来工兵连夜施工。假山被移掉后，发现下面有一个洞口，里面是一间石头砌筑的地下密室，藏有一批机枪、步枪、子弹、手榴弹，足可装备一个步兵连。

1952年12月19日，武汉市人民法院下达刑事判决书，鄂贵昌被判处死刑，董钉钟、王宝相、郎金国、李博乐、孙水抒等二团伙成员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都其鑫因系投案自首，免予刑事处罚，当庭释放。

分类：尘封档案 作者：吴明滔 期刊：《啄木鸟》201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