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在歧路上奔跑

通往麦菜岭的马路上，年事已高的接生婆在一辆自行车的后架上颠簸。她肩上挎个军绿色的布袋子，一只手牢牢地抓着一个铜盆，脑后的头发被风吹动，拂起一片时间也挽不住的白。骑车的男人使劲弓着身子踩动踏板，穿过下段村成片的田野，穿过渔业厂波光鳞鳞的鱼塘，风风火火地往前方赶去……

不用说，又有一个女人要生孩子了。

稚童时期，我的生育常识来源于村子里的猪牛狗，自以为聪明地认为孩子是从屁眼里生出来的，像拉一泡屎那般轻易。我们喜欢玩一种叫做生孩子的游戏，将石头装在裤裆里，弓着腰走，然后从裤腿里哧溜地滑将下来，再用破布裹着抱在手中，就算是生了一个宝宝了。

许多年以后，我饱受育婴的折磨。直到孩子长大，我仍无比警觉，时常在睡梦中被某一个窗户里挤出的啊啦啊啦的婴儿啼哭声惊醒。我总是与那个无措的母亲一同失眠，一个人睁着眼睛谛听黑夜里的响动，女人的哄劝声，男人的怨怒声，偶尔还夹杂被吵醒的邻居的咒骂声，直到世界重新安静下来。没有人知道我有多么害怕重复那样的一种生活，那种完全晨昏颠倒的，睡眠永远在和你捉着迷藏的失睡症患者一般的生活。那个时候，我总是会想到童年的那一场生育游戏，想到那块儿不吃不喝不哭也不闹的，乖顺地躺在我怀里的石头，不禁哑然失笑。

记事中的第一场出生发生在老洞水那间黑乎乎的旧房子里。待产的女人英，一声接一声嗷嗷地痛叫着，发出猪嚎一般的声音。接生婆肖展娣进去了，英的婆婆进去了，而我们被阻隔在门外，英的丈夫也被阻隔在门外。作为一个旁观的孩子，我素不知生产会有这般的痛苦。而可怖的声音从屋子里持续传出，我的心仿佛被一双无形的巨手一次次地捏紧又松开。她为何发出如此凄厉的惨叫？她会死吗？英的丈夫脸上却泛起若无其事的笑，话语里甚至有些嫌恶女人叫得夸张的意思。年长一些的女人教育着他：“人家是头胎，你懂得什么？”

就在我们等得快不耐烦的时候，听到一声婴儿的啼哭。接生婆手捧着一个双目紧闭，满脸皱巴得跟老头儿似的小东西出来，她老迈的脸庞笑成了一朵菊花：“恭喜恭喜，是个带把儿的。”我看见英的丈夫那欣喜若狂又不知所措的样子。后来我想，他应该是骄傲的，穷苦让他多年抬不起头来，但是一个“带把儿”的，却给他的生命带来了最初的荣耀。我不知道，接生婆究竟给多少个家庭带来了这样的喜讯，而她面对一个没有“带把儿”的婴儿时，又该以怎样的神情公布消息？

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侄儿出生时，接生婆走出房门，有些龅牙的嘴边泛出和多年前一样喜悦的笑。刚刚当上爷爷的父亲急不可待地拨通了嫂子娘家的电话：“亲家，碧林生了。”“生的什么哟？”“是从楼下跌下来的，七斤多呢。”所谓“跌下来的”、“跌破了的”，是女孩儿的代名词。父亲满以为他说的反话能被亲家破译，满以为他那激动万分的语气已经传递出了某种意义。只可惜亲家不是个高明的译者，所行的礼数完全如对待生女孩儿的那种凉薄。为这，母亲埋怨了父亲多年。

父亲常常埋首于案头，手抄一本厚厚的族谱。他的字仿佛用钢板刻过一样，是标准的仿宋体。谱系里密密麻麻按着字辈往下延伸的名字，全是属于男人的。没有女孩儿，一个也没有。父亲有兴致时会讲给我听：“顺生五子，一郎、二郎、三郎……你看这四郎身后，就没有再接续下去了。”“为什么？”“应该是膝下无子吧。”然后是长久的沉默。他抬起头来，目光探向空中，似乎在为一个无后的先人哀恸叹惋。

过年的时候，父亲为全村人写对联福贴，我常常在一旁打下手，一张一张地接过来，摊平在地上晾干。我注意到，父亲永远不会忘记给每一个家庭送上“人丁兴旺”这个贴。因为，父亲深深地懂得，人们需要怎样的祝福和憧憬。

每年的正月初二，麦菜岭都要举办盛大的添丁酒会。旧年添丁的家庭，抬出一缸缸最香醇浓酽的米酒，装出一盘盘精心备制的果品，邀请全村老小一起享用。桌面上，酒壶上，碗沿上，均粘上一层红纸，一抹抹的鲜红营造出喜气洋洋的气氛。的确，他们有足够欢喜的理由，他们需要用这种方式来显示他们的扬眉吐气。而那些未曾添丁又亟待添丁的家庭，脸上总是写着些许落寞的神情。

从什么时候开始，麦菜岭的出生事件变得隐秘，像地里结个番薯那样不为人知？和喜气洋洋的添丁酒会相反，相当一部分婴儿的出生不再大张旗鼓，不再挨家挨户发红鸡蛋，甚至，不再将接生婆请进家门。我已经有许久没看到肖展娣了，兴许她已经老得走不动了，兴许这样的出生连她也看不懂了。村庄里突然冒出来那么多蹒跚学步的孩童，我望着他们，常常感到陌生而怪诞。

多年以后，母亲与我说起了堂嫂的某一次的生育。那是整个冬天，孕妇躲在密不透风的偏屋里，足不出户。已有多次生产经验的她，没有嚎叫，没有声张，自己一个人应对了阵痛，应对了接生，剪断了婴儿的脐带。产后的第四天夜晚，她怀抱初生的婴儿，坐一辆摩托车躲进了山里一个远房亲戚家。那晚，寒风凛冽，没有月亮，山路伸手不见五指。“怎么能这样？”我对一个女人如此凌虐自己的身体感到不可理喻。

“有什么办法呢，都生四个女儿了，被抓到就得结扎。”母亲知晓堂嫂的执念，不生个儿子，她岂会罢休。的确，在东躲西藏的几年以后，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其间她还有过好几次孕情，有的一经鉴定是女婴就被放弃了生命，还有的幸运一些，有了出生的权利，但是很快就被送走。

那些年，麦菜岭的孩子大多出生在打工的地方，比如福建煤矿边上的简易工棚，比如工业园附近的出租屋。男孩儿，欢天喜地地带回家乡，办酒宴，交罚款，上户口；女孩儿，留一两个自己养，其余的养不起，只能送给别人。自然，在年复一年执着的生和弃之间，大多数夫妻最终得偿所愿。只是我常常想，他们在余生里，将以怎样的心情怀念起那些被抛弃的女婴？为了与收养女婴建立密切的亲情，大多数养父母会选择与孩子的亲生父母断绝一切联络。那么，女孩儿们在那些不可知的地方，活着，还是死了？幸福，还是痛苦？谁又知道呢。

若干年前，我在城区一所小学里教书。同村的一位叔辈找到我，托我打听学校里是否有一个名叫“杨欢”的女孩儿。早些年，他的大儿媳以每年一个的速度生下诸多女娃，其中大多数已无踪可寻了。唯有名叫杨欢的这个孩子，隐约了解大致的方向。可惜杨欢这个名字太过大众，况且他知道的也只是个大概，尚不能完全确定，在几千名学生的学校里，我最终没能找出他要找的那个孩子。其实，找到了又能如何呢？送一些零花钱？来一场感人肺腑的血肉相认？还是只远远地望上一眼便得到满足？当孩子的姓氏、生活都已经与亲生父母无关，又怎能让她回到当初的轨迹之上？

离开麦菜岭的时候，我以为我终将和一种因循的世俗告别，后来才知道，其实不然。就在我调到城区那所学校不久，便听到一个本校女教师被开除的故事。她叫芳，按照政策只能生育一胎，可她生下的第一胎是女孩儿。她的丈夫家几世单传，在婆家的强烈要求下，芳一再冒险，又生下两个女孩儿。芳最终丢失了工作，也丢失了她的婚姻。在广东的某个城市里，芳带着她超生的女儿，独自饮下余生的苦酒。据说，她一直没有再婚。

生活的歧义，渗进了光阴的每一个缝隙里。

2004年，我生下了我的女儿。我想我终究可以释然，毕竟丈夫没有因此而嫌弃我、嫌弃孩子。而我的一个好朋友，正带着女儿孤独地住在一套大房子里，那是婆家为了让她答应离婚允诺下的补偿。她的前夫，已经有了新妇，大着肚子等待生产一个“带把儿”的。

我的婆婆临终前，按照法律程序立下遗嘱，把一切的财产都留给了她的儿女。她给两个儿媳留下的，只有一句遗言：“你们两个，一定要想办法再生个儿子啊！”是的，她活着的时候没有抱上孙子，这一定是她带入泥土的最深重的遣憾。那时她已经没有力气命令、埋怨和责备了，她的眼神里只剩下哀求，对，哀求，甚至还有几丝讨好。十几年相处的光阴里，她从来都是强悍的，不容置疑的。这样的眼神，我是第一次从她眼里读到。只是那时候，她真的对世事全无把握。而我也自以为，政策终将让我做一个自由的人。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学会冒险。

可是没想到二孩政策说来就来了，而且来得那样快，快到我还没有做好迎接它的准备。

2015年10月的某一天，一条消息在微信朋友圈里疯狂地传播着，“普遍放开二孩”这几个字像刀子一样逼到眼前，冷光闪闪。那时，丈夫还在外地出差，在得悉国家新政之后，第一时间给我打来电话：“明天，你就去把环给取下来！”他的语气里，竟有着一种恶狠狠的扬眉吐气的味道。他盼这一天，盼了有多久啊。

可是这时候，我已是三十五岁的高龄。我有了我不甘愿放下一天的文学。对十一年前那种生育哺养之苦，我仍心有余悸；十一年前落下的暗疾，依然与我如影随形。

窗外，开始下起雨来。我一遍一遍地刷着朋友圈，看到世人的欢欣鼓舞，或者遗恨怨怼。关于二胎的各种版本的笑话、图片、标语，满世界地疯传着。那个晚上，被归为月子病的失眠症又一次光临了我。我听见风声、雨声，还有枕畔孩子均匀的呼吸声……

明天，我是否终将奔跑在同一条歧路上？

分类：散文随笔 作者：朝颜 期刊：《啄木鸟》201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