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津门连环命案（纪实文学）

一、少女身亡

1958年元月下旬。天津市。

当时的天津，系河北省的一个省辖市。市内有一座由清代私家花园“李家花园”改建成的公园，那就是津门名园——人民公园。本案的首位被害人就是位于这座公园南侧琼州道上陶姓居民家的女儿陶祖娟。

陶家的主人名叫陶裕民，祖籍湖北汉口，这年四十挂零，系天津市疏浚公司的一名技术人员；其妻储占美原是家庭妇女，两年前天津增办初中，经区教育局动员，走出家门做了一名中学教师。陶裕民夫妇婚后生了三个子女，头胎是双胞胎女儿，取名陶祖娟、陶祖秀，当年十四岁，初一在读学生；二胎是个儿子，名叫陶祖远，八岁，是一年级小学生。以当时的收入与生活开支标准，陶裕民夫妇双职工养全家五口，属于中等水平。

陶家的生活一向平静如水，直到两个月前接待了一位亲戚之后，出现波澜。那位亲戚名叫陶裕国，是陶裕民的堂兄。陶氏兄弟的父辈都是在汉口做洋行买办的，后来老二即陶裕民的老爸陶丰润所依倚的英国老板把生意转向中国北方，到天津经营了。当时陶丰润尚未成家，应洋老板之邀来天津发展，自此就在天津安了家，娶妻生子。老大陶丰俭供职的洋行仍在汉口，因此他继续留在汉口，十年后他自己开了一家洋货批发行。后来陶老大撒手西归，资产传到儿子陶裕国手里。陶裕国是个经商天才，父亲遗留下来的产业到他手里得以发扬光大，成为武汉有名的兼营百货、五金业的资本家，业界人称“陶大先生”。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位陶大先生不但商业细胞了得，政治敏锐性也超强。早在中共武装力量在搞“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时候，他不知凭什么竟然预见到当时还貌似强大的国民党政权会倒台，而且还预感到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像他这样的有产阶级，日子将不复从前。所以，当别的商人因内战而趁机大做紧俏物资生意的时候，他则盘算着把自己的企业迁往海外。待到1949年初“徐蚌会战”（国民党方面对“淮海战役”的称谓）以国民党军队惨败而结束的时候，陶大先生举家去了香港定居。

陶裕国生有两子，长子天生一块经商的料，1955年二十二岁时就已接管了老爸的产业，陶大先生退居二线当了顾问；小儿子却一听“生意”两字头就疼，早早去了美国留学。六十岁的陶裕国与老妻双双居住在香港荃湾的别墅内，虽有司机、佣人侍候，但年纪大了，总不时似有落寞之感袭来，于是，老两口就想物色一个合适对象长期生活在他们身边。这个合适对象，就是陶裕民的女儿。

1957年11月初，陶裕国夫妇在阔别内地八年多后，首次回来探亲，名谓“祭扫祖坟，探访亲友”，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来跟陶裕民夫妇商量从双胞胎女儿中“割让”一个给他们当女儿之事。

对于此事，陶裕民表示自己没有意见，女儿呢，估计也会愿意跟伯父伯母去香港的，问题是妻子储占美是否愿意。于是，陶裕国夫妇在饭店设宴款待陶裕民夫妇，特地跟弟媳妇谈这事。出乎意料的是，储占美一说就通，爽快地答应了。往下，就是陶祖娟、陶祖秀姐妹俩谁去谁留了。陶裕民夫妇把决定权交给了堂兄夫妇——事后想来，其实陶裕民夫妇都是希望有一个女儿移民香港的，毕竟他们也知道，去香港生活肯定会比留在内地滋润些。

陶裕国夫妇那几天一直留意两个侄女的表现，最后一致看中了双胞胎中的姐姐陶祖娟。

至此，算是“万事俱备”了，所欠的东风就是办理领养、移民手续。从建国开始到“文革”前的那段时间里，国家对这种情况是开绿灯的，只要确是亲戚关系，双方情愿，符合领养条件——移民海外也可以接受，通常都是允许的。于是，陶裕国夫妇就开始办理手续。那时办手续的环节比较简单，只要家庭、街道、区市两级民政局四方许可就行了。陶裕国夫妇办妥领养手续后，于1958年元月16日带着内地的证明返回香港给陶祖娟办理移民手续，预计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就可以来天津把侄女带往香港了。

这时，中小学都已进入了期末复习迎考阶段，陶祖娟比较有上进心，她努力复习，想考个年级第一。她还有一个念头，要求其妹其弟都能考出好成绩，在她去香港前，三人拿着学校发的奖状一起去照相馆拍一张合影。所以，她对妹妹、弟弟的功课复习也盯得很紧。

1958年元月29日的清晨，陶祖娟在考完语文、数学两科后正加紧复习外语时，突然腹痛难熬，捂肚打滚，惨叫不已，然后昏迷，随即被送往医院。

入院后，医生针对陶祖娟的病情，先是化验大小便和血液——那时候化验技术落后，有些重要项目的化验结果并不是立马就可以得到的，而从先得到的结果来看，难以断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病症。因一时无法断定患者生了什么病，所以不可能对症下药，只能暂时先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措施，针对其腹痛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开药和输液。哪知，病情发展得非常迅速，也就四五个小时，化验结果还没全部出来，陶祖娟突然再次昏迷。医院随即进行抢救，原以为会像入院时那样很快就会苏醒，哪知全院医生会诊救治也回天乏力，到中午时分，这个年方十四的小姑娘竟然就这么撒手西行了！

陶祖娟患的是什么病？医生无法确定。在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书上，死因是肾衰竭引起的电解质紊乱。陶裕民夫妇悲痛欲绝，难以自已。陶祖秀、陶祖远姐弟毕竟尚未成年，哭过一阵后守着灵堂只是发呆，茶饭不思，夜不成寐，不知该说什么该做什么。

陶祖娟的遗体放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暂不处理的原因是要等香港的陶裕国夫妇过来奔丧。陶裕国夫妇虽然没有举行过正式认女仪式，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内地这边的领养手续已办完，所以，陶祖娟就是他们的女儿。陶裕国夫妇接到天津这边发过去的电报后，立刻办理赴内地奔丧的手续。那时香港没有直飞天津的民航航班，只能从香港飞北京后再转乘火车赴津门。陶裕国夫妇赶到天津时已是陶祖娟死亡后的第三天——2月1日。事后想来，也幸亏这么拖了一拖，才没有使陶祖娟成为默默无闻消失在人间的一个冤魂。

对陶祖娟的死因产生疑问的，并不是陶裕国夫妇，而是另一个跟这对夫妇差不多同一时刻赶到天津来的亲戚。这人名叫储占忠，是储占美的胞弟，陶氏姐弟的嫡亲舅舅。

储占忠到达陶家后，按照风俗先去外甥女灵前上香致哀，丧家照例要向吊唁人致谢并简介死者去世时的情况。储占美的情绪已经基本恢复，更因是娘家人来吊唁，所以由她出面致谢。储占忠参加工作伊始曾被派往公安局帮忙，跟着刑警转悠过两个多月，破案本领当然来不及学，但毕竟知晓若干侦查路数，听姐姐把一应情况介绍完，点了支香烟抽着，边抽边沉思，临末提出了一个问题：“这肾衰竭是由什么引起的？”

这个问题，储占美回答不上来，因为医生并没有跟死者家属说起过。正好她执教的学校有一个跟她关系很好的翁姓老师和其丈夫也来吊唁，其夫姓钱，在卫生局工作，由于是医生出身，比较熟悉这种情况，就把引起肾衰竭的种种原因简述了一遍。

储占忠听后，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既然中毒也会引起肾衰竭，那么就不能排除陶祖娟中毒身亡的可能性，是不是？”

这时陶裕民和陶裕国也过来了，听见储占忠提出的这个问题，兄弟俩对视了一眼，认为储占忠说得似有几分道理。陶裕国当下便问老弟：“祖娟死亡之事警察署（香港把派出所称为警察署）是否知道？”

陶裕民说：“我们去过派出所，派出所的同志看了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没说什么就把户口注销了。”

“这是不对的，你们应该把刚才孩子她舅说的话跟警察说一说。不过现在去说也来得及，我去警察署走一趟。”

储占忠说：“我陪大哥一起去，代表家属把情况说一下，要求派出所的同志对此进行调查。”

陶裕国、储占忠到了派出所，因其中一位是香港人，值班民警便把马姓所长请了出来。储占忠一看，这马所长就是他参加工作伊始去公安局给刑警打杂时跟过的一位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干部，便点头招呼。马所长也认出小储，于是双方说话就缩短了距离感。他听陶裕国把情况一说，便皱起了眉头：“你们二位的意思我明白了，是说死者家属对女孩儿的死亡存疑，怀疑她可能死于食物中毒或者其他方式的中毒，是不是？有怀疑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公安机关也有义务对此进行调查。不过，怀疑也得有个起码的依据吧？目前有没有呢？我看只怕没有——既没有人检举她被人下了毒，也没有人看见她自己服过毒，更没有人发现她生前有厌世轻生的倾向。那么怎么办呢？公安机关遇到这种情况，通常采取的措施就是解剖遗体进行检验，这种情形按规定需要家属签字。”

储占忠闻言一愣。那时候还是五十年代，民间认为尸体解剖那是“千刀万剐”，一般情况下家属肯定是不肯签字的。他虽然是孩子的嫡亲舅舅，但这种事他是做不了主的。储占忠做不了主，陶裕国却是做得了主而且敢做主的，因为他在香港生活多年，能够接受对亲人的遗体进行解剖，而且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他已经是死者的父亲了，于是立刻拍板：“行！我签字！”

这一签，马所长就只好走程序了。当下就联系上级单位进行尸检。法医解剖的结果，还真的认定陶祖娟死于食物中毒。进一步的病理检验结论认为：毒药的化学成分比较复杂，难以断定究竟是哪种毒药。

这下，所有闻知这一消息的人无不大惊：谁跟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过不去，而且竟然对其下毒，一下子就要了她的性命？

可是，对于公安方面来说，其审视角度就不同了——中毒是已被认定了的事实，但是，是属于何种性质的中毒，即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抑或误食毒药，尚且不能确定。因此，目前还不能刑事立案，只能先进行调查，待查明中毒原因再说。

二、食物中毒

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刑警钟跃渊、呼知义受命调查陶祖娟中毒的原因。当时已经是2月1日晚七点，两人赶到陶家，进入已被派出所马所长下令封闭了的陶氏姐妹的卧室兼书房，对一应物品逐件进行察看。陶祖秀被刑警唤入室内，分辨每件物品的归属。钟、呼二人办事极为认真，陶祖秀辨认后，又分别把陶裕民夫妇以及八龄童陶祖远唤入，请三人复看陶祖秀辨认得是否准确。

然后，他们先检查了陶祖秀的那些物品，没有发现藏有食品或者药品；再检查陶祖娟的物品，也没有发现什么。接着就跟陶祖娟的家庭成员分别谈话，了解她生前的饮食习惯、喜欢吃些什么等。汇总下来获得的信息是，陶氏姐妹虽然是双胞胎，但对食品的喜好却大不相同。就主食而言，姐姐喜欢吃面食，妹妹却爱吃米饭和粥；荤菜方面，姐姐爱吃牛肉羊肉蛋类，妹妹却偏嗜猪肉海鲜水产；零食方面，姐姐嗜好甜食，酷嗜各类糕点蜜饯，妹妹爱的却是瓜子花生，等等。陶家的经济状况在当时的天津市属于中等，三个孩子不大可能获得很多的零用钱，陶裕民每个月给两个女儿每人一元、儿子六角作为零用钱，让他们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文具用品是父母出钱买的。姐妹俩的性格有异，零用钱的用处也不同——妹妹喜欢有钱就用，而姐姐则比较节俭，每月一元最多只花掉一半，基本用于购买蜜饯、糖果。她生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就买了一包五分钱的话梅，可是只吃了一颗。据妹妹说，那一颗也只咂了片刻就吐出来了，然后就干呕，那包话梅就放在她的抽斗里再也没有动过。至于陶祖娟吃的其他东西，无非是主食、菜肴，这是全家人都在吃的，其他人吃了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那包话梅自是立刻被封存，次日送往市局进行检验。

随后，刑警决定调查陶祖娟的同学以及其他交往关系。这时全市中小学都已经考完试即将放寒假了，不过老师还是每天要去学校阅卷和参加政治学习的，这为刑警提供了方便。次日，他们去学校跟陶祖娟生前就读的初一（3）班的各科任教老师逐个见面，了解到这女孩儿在校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跟同学的关系也处得不错。当时的校园风气，男女生之间基本是没有交往的，跟她处得特别好的那六七个同学全是女生。钟跃渊、呼知义根据学校提供的那些女生的地址一一登门访查，却没有获得任何与陶祖娟中毒身亡有关的信息。

市局对送检的那包话梅的鉴定结果也出来了，没有发现有毒成分。

这时已是下午三点，二刑警正挠头的时候，忽然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陶家报告，陶氏姐妹的卧室中发现一只死老鼠，不知跟陶祖娟之死是否有关系，问刑警是否需要去现场勘查一下。发现这个情况，二刑警自然是要去一趟的，但他们并没有抱多大希望。

这天上午，陶祖娟的遗体已被火化。陶家的亲朋好友商量说趁大伙儿都在的当儿，帮主人把家给打扫一下，陶祖娟留下的东西该扔的扔掉，免得生者见之总是难抛思念之情。正好次日要返港的陶裕国夫妇要去买些东西带给香港亲友，便由陶裕民夫妇和祖秀、祖远陪同着上街去了，也免得主人在家看到清理亡女物品时睹物思人。那只死老鼠，就是清理陶氏姐妹的房间时在床底下发现的。几个亲友商量下来，说还是什么都别动，先报告派出所吧，不知这跟祖娟中毒是否有关系。

钟、呼二人过去后，先看了那只死老鼠，个头儿不大，是小老鼠，死亡时间应该就在这两三天内，因为还没产生异味。这只老鼠是怎么死的？必须送检才能知道。不过，二刑警对此有一个假设：那只老鼠会不会是吃了什么有毒食品被毒死的呢？这屋里的东西尽管昨天已经检查过了，也有可能遗漏了什么被老鼠吃下去了，于是毒性发作一命呜呼。两人交换了意见，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就动手检查室内尚未来得及清理的物品。

这一查，有了发现：陶祖娟书包的底部被老鼠咬了一个不规则形状的小洞。这个书包刑警昨天检查过，没有发现藏有食物。刑警记得很清楚，当时书包是完整的，底部并无这个小洞。这样看来，那只死亡的老鼠在书包底部咬出这个小洞是在昨天检查后，多半是夜间，那是老鼠出来觅食的好机会。那么，小老鼠在书包里觅到了什么食物呢？经检查，发现与被咬破的小洞相连的乃是一个内袋，在内袋里发现些许食物残渣，黑色的，闻上去似有一种淡淡的类似芝麻的香味。

死老鼠和书包以及发现的食物残渣立刻被送往市局进行化验鉴定，结果证实食物残渣中含有有毒化学物质，与陶祖娟体内查得的毒性物质的化学成分相同。而那只老鼠，则是吃了这种食物的残渣才死亡的。

二刑警接下来的使命，是调查书包里的食物残渣是从哪种食物上掉落下来的，以及陶祖娟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取这种食品、又是在何种情况下进食的。

根据陶祖娟生前喜吃甜食以及书包里的食物残渣的特征，刑警认为这种食品很有可能是街头或者商店有售的某种糕点类的零食。他们决定循着这个思路进行查摸，先是去了专门生产糕点的一家作坊式的食品厂，跟师傅聊下来，并无收获。据对方说，差不多所有糕点类的食品都会掉渣，可是掉落下的渣渣是黑色的，还似有淡淡的芝麻香味儿，那就难说了。糕点类食品掺入芝麻的倒是有几种，比如麻饼、麻片，可是按行业规定都是使用白芝麻，而且只洒在糕点的表面，不可能掉落黑色残渣。

食品厂师傅建议刑警去糖果店打听，会不会是某种糖果。二刑警便去糖果店碰运气，店员听他们说明来意后，拿出芝麻糖说：“咱们店黑色的就是这种自制的芝麻糖了，是用花生米和黑芝麻加上麦芽糖熬制的，您二位看看会不会是这种？”

刑警一看，这糖是长条状的，长有一尺，宽、厚各寸许，是论重量出售的，顾客可以整条买，也可以切开零碎买，不管整条还是零碎，都是按每斤七角八分计价的。他们掏钱买了小半条，让店员切开。用纸衬着拿到手里，一股香味扑鼻而来，尝了尝，香甜可口，味道不错。但是，其颜色并不是纯黑的，而是黑中有白，因为其中的花生米是黄白色的，黑芝麻的内芯也并非纯黑色的。

这时，一个年约五十的店员捧着一盘松子糖从内堂出来，听说刑警要打听的情况后给出了一个建议：“你们可以去向那些街头小贩打听，我记得有一种小贩自制的芝麻糕，用的是黑芝麻白芝麻不清楚，反正是用芝麻掺上蒸熟的糯米粉、面粉加上糖和糖精做的，由于其中放了一种据说是专门用于食品的黑色颜料，所以里外全是黑的。这种芝麻糕现在应该还有卖的，我不久前还在街头小摊上看到过。”

二刑警便骑了自行车在河西区的大街小巷转悠，专门寻找那些流动或者固定的出售糕点、糖果、蜜饯的小贩。半个小时后，终于在西横街遇到了一个推着车卖货品的小老头儿，一边行进一边用沙哑的嗓子叫出一串悠长的似曲非曲的声音，留意一听，所叫卖的商品中有“芝麻糕”。于是他们就唤住小老头儿，先没表明身份，而是佯装顾客让其把芝麻糕拿出来看看，边看边询问来路。小老头儿脸上露出一种自豪的神情，说那是他自己制作的，全天津如今只有他还在自制自卖这种芝麻糕。钟跃渊掏钱让称半斤，小老头儿手脚麻利地称好，用纸包上，说两毛二、三两粮票。呼知义说你一个流动小贩还做收粮票的买卖，政府允许吗？小老头儿说他这糕点是用粮食制的，现在国家搞统购统销，买粮食得付钱付粮票，他不收粮票，这生意怎么做得下去呢？

刑警亮出证件：“推上车子跟我们走一趟！”

小老头儿名叫胡清中，原是在河东区开糕饼店的，还练形意拳，据说技艺还可以。天津解放前三年，他不知中了什么邪，加入“一贯道”并成了一名狂热分子。天津解放后被公安局逮了进去，原是要重判的，但他说曾营救过中共地下党，而且还不止一个，当下报出了一串名字。原以为这家伙是随口胡扯，哪知一查还真有其事，而且其中有两位建国后已经当了相当级别的干部，于是根据政策从轻处置，判了他四年徒刑。这一蹲监狱，糕饼店没人经营，自然倒闭了。待他刑满出狱，想再开也开不了了——此时已经公私合营，私人不能办厂开店了。好在祖传的制作糕饼的手艺还在，他就干起了个体户。刑警自然要查其出售的产品是否有毒，便问小老头儿这些糕点里都搁了些啥东西，让他把配方一一说清楚。胡清中说这个他可就不敢从命了，这是祖上传下来的秘方，是靠着它吃饭的，他可不敢违背祖上规矩向外人泄露。如果怀疑其中有啥问题，可以逐样拿去化验，但话说在前头，化验出来没有问题，可得把毁了的样品折钱折粮票算给他，他是小本儿经营，一丁点儿都是赔不起的。

刑警对这个老油子还真没辙，寻思涉案的是芝麻糕，那就买一块芝麻糕去鉴定吧。鉴定结果是，配方弄不清楚，但并无有毒成分。这样一来，小老头儿就算是解脱了。当然，刑警得向他了解陶祖娟是否向他买过芝麻糕，他说这个他就记不得了，每天向他买糕点的人太多了，他是只认钱和粮票不认人的。

钟、呼二人商量下来，认为从理论上来说，胡清中的芝麻糕化验下来没毒，但并不等于他卖给陶祖娟时没毒（如果是陶祖娟本人向他买的），凭这小老头儿的武术根底，手脚肯定麻利，当面耍点儿手段下个毒什么的料想不成问题。但是，这种可能性基本为零——他并不认识陶家人，他与陶裕民从事的行业并不交叉，所以永远也没有发生矛盾的概率，不可能结下什么冤仇而导致其对陶祖娟下黑手。

刑警于是想到了另一种可能：芝麻糕是置陶祖娟于死地的毒药的载体，陶祖娟本人不可能自己下毒，那么只能是别人了，所以这是一起他杀案件。至于下毒的人，应该是具有接近陶祖娟之便利条件的那部分人，只要把那部分人列一份名单，逐个进行调查，应该是可以查明凶手的。

当然，这是一起命案，所以应该先立案，然后由分局组建专案组，着手开展侦查工作。所以，钟、呼二人就得写一份报告，把调查情况一一写清楚，呈报领导研究批示，组建的专案组成员中如果有他俩的名字，才可根据专案组领导的指令开展工作。

两人便决定开夜车把报告写出来。当晚，他们折腾到午夜时分，总算完成了初稿。次日午后，忽然传来消息——陶家的八岁幼儿出事了！

三、八龄童遇害

这天是1958年2月4日，立春日，农历腊月十六，是天津市中小学寒假的第一天，学生须去学校领取本学期成绩报告单和寒假作业。因为不是正式上学，学生在九点半到校即可。陶祖远去得比较早，九点就已经到校了，跟那些也提早到校的小伙伴玩耍。九点半，上课铃响，学生进教室，先拿出事先关照好让带来的抹布、报纸揩桌凳擦玻璃，打扫好卫生方才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安顿下来。然后由老师像平时上晨会课那样，说了一通时事新闻，待这班七八岁的小朋友听得稀里糊涂一头雾水后，方才发放成绩报告单和寒假作业。到十点半校工摇响了下课铃，便放学回家。

陶祖远在班级里有几个小哥们儿，放学后经常一起走出校门，一路上打打闹闹，总须花费比别的同学长一倍的时间才能到家。他们各自的家长对此也已经习以为常，再说当时的社会治安状况非常安稳，所以家长从来不着急。不过，事后才知道，那天中午陶祖远回家的时间确实要比他那几个小哥们儿晚些，他走进家门时都快十一点半了，储占美已经准备好了午饭等得有点儿不耐烦了，正准备叫陶祖秀去那些小伙伴家把他叫回来呢。但当时储占美并不知道儿子比同学回来得晚，所以没有询问缘由。

事后回忆，陶祖远这天回家后的情况跟以往中午放学回家的情形也有所不同，往日孩子总是旋风降临般地风风火火奔进家，进门就大叫“肚子饿”，这天他竟然没说肚子饿，而是捂住了腹部。母亲问他怎么啦，他说肚子痛。储占美判断他是在外面疯玩时着了凉，因为大女儿之死造成的恶劣情绪尚未消除，当下就说了儿子两句。当然，说归说，关心还是要关心的，便命陶祖秀盛了一碗热汤，叫儿子趁热快喝，喝了肚子就不痛了。

可是，陶祖远只喝了两口，就再也喝不下去了，双手捂紧了肚子说了声“妈妈……痛”就站不直了。母亲和姐姐还没做出反应，他已经倒地翻滚，惨叫不绝！

在邻居的帮助下，陶祖远很快被送往医院。因为有了陶祖娟的先例，医生一看便说这是食物中毒，马上让灌肠。可是，已经迟了，也就十来分钟，这个聪明活泼的八龄童就断了气。

派出所接到居委会干部的急报，马所长立刻指派副所长老杜带人前往医院保护遗体，了解情况；自己则立刻给分局刑侦队打电话，直接找了钟跃渊和呼知义，说看来这肯定是他杀案件了，七天里一家就死了两个孩子，这还不是明显的他杀命案吗？

河西分局领导也是这样认为的，当下通知刑侦队出动。因为涉及两条人命，同时向天津市公安局急电报告。很快，就传来了市局局长万晓塘的指示：立刻组建市局、河西分局联合专案组，对该连环命案开展侦查，要求专案组赶在春节之前侦破该案，抓获案犯。

专案组由来自市局、分局的七名刑警组成，河西分局原受命调查陶祖娟死因的刑警钟、呼二人也在其中。另外五名刑警是应参道、吴玉鼎、张志达、姜开山、谢云，由应参道担任组长，钟跃渊任副组长。

下午三点，应参道从市局法医那里获取对陶祖远遗体解剖检验的结论后，赶到专案组驻地河西分局，主持召开了专案组首次案情分析会议。

法医认为死者死于食物中毒，死前一小时内进食了黑芝麻馅儿的糯米团子，案犯在团子里（糯米或者芝麻馅儿，芝麻馅儿的可能性居多）下了毒药，毒药成分与毒死陶祖娟的毒药属于同一类型。但该毒药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天津这边无法分辨，市局已决定把样本空运上海进行鉴定。法医特地指出，案犯用来作为毒药载体的糯米团子中的芝麻馅儿，研磨得不像市场上有售的芝麻馅儿那样细碎，应是自制的。

一干刑警听组长应参道介绍了上述情况后，纷纷对此发表意见，观点比较一致，都对姐弟俩死于同一种毒药的说法表示不解——陶祖娟自中毒到死亡中间大约隔了十二个小时，陶祖远怎么才个把儿小时？这个药性发作时间怎么相差这么大呢？应参道说这个问题他向法医请教过，法医对此作了解释：案犯对陶祖娟所吃的芝麻糕下毒较轻，对陶祖远所吃的芝麻馅儿团子下毒很重；况且，姐弟俩相差六岁，体重悬殊，姐姐体质远比弟弟好，对毒药的耐受程度有比较明显的差别；还有一个原因是姐弟俩吃带毒食物时的饥饱状态不同，陶祖娟是在非饥饿状态下吃芝麻糕的，而陶祖远则是在饥饿状态下吃糯米团子的，所以一个中毒后挣扎了十二个小时，另一个却在一个小时内就殒命了。

大伙儿弄明白这一原因后，对案情进行了讨论，综合起来大致上形成以下观点：第一，从作案方式同是在食物中下同一种毒药这一点来看，案犯应是同一人或者同一伙人；案犯在短短七天内接连下手，连害两命，这种丧心病狂的作案方式简直闻所未闻，由此可见案犯对陶家怀有极大极深的仇恨，应当从冤家仇人方面来考虑凶手。第二，如果说陶祖远不过一个八龄儿童，案犯能以食品作为诱饵轻而易举达到作案目的的话，那么另一受害人陶祖娟的情况就明显不同，她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女，从生理心理上来说，都是正在步入青春期门槛的当儿，对外界接触非常敏感，且比较矜持，不会轻易吃别人递去的食物，因此，案犯应该是跟她比较熟悉的人。第三，从两被害人在中毒前并未离开其住宅区域（活动范围比较狭窄）这一点来看，案犯应该就在陶家或者两人就读的学校附近。

综合上述观点，专案组总结了案犯的基本特征：一是跟陶家人比较熟悉，可能是亲朋好友一类的角色；二是会制作糯米团子和芝麻馅儿。这在以北方人居多的天津市，应该是比较容易识别的，因为天津市民中，会做包子馒头的分布于家家户户，而会制作糯米团子的，只怕千里挑一也难——和糯米粉跟和面粉的方法明显不同，北方人一般都不熟悉如何和糯米粉，所以案犯可能是南方人。

一干刑警又对如何开展侦查进行了研究，最后决定抓现成的热点——从调查陶祖远当天离开学校后的行踪着手。

下午四点半，专案组刑警全体出动，分头对陶祖远就读小学的老师、同学以及陶家的街坊邻居、从学校到陶家的沿途居民等进行缜密调查。

调查分三路进行，一直查到晚上九点多才告一段落，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路对学校师生进行调查。这路调查由刑警谢云、姜开山两人负责，他们先去找了陶祖远的班主任杨老师。杨老师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个头儿高大，说话带着一股北方人的粗犷和热情。她告诉刑警，今天的寒假放假课于上午十点半结束，全校统一，下课铃一响，她说声“下课”，学生们便欢呼雀跃，转眼就一哄而散。老师们则留下，听校长说了会儿事情，大约半小时后才离校。等她走出校门时，学生们应该早就到家了。因此，杨老师对陶祖远离校后的情况一点儿都不知道。不过，杨老师说她知道和陶祖远关系很好的那五个小伙伴，他们每天放学都是一起回家的，可以去问问他们。

杨老师很热心，当下就撇下家务带刑警去了五个小朋友家。她的丈夫在区法院当法官，她知道“回避”之说，每到一家，都是连门都不进，不让学生知道是班主任带刑警来的，刑警入内访查，她则在附近等候刑警结束访查再前往下一家。谢、姜二人跟五位小朋友逐个接触下来，了解到他们五人平时放学后确实总是和陶祖远一起回家，这天也是这样。但陶祖远没和他们一路走到底，因为前几天他家里来了许多客人（前来为陶祖娟之死奔丧的亲朋好友），其中有几位很喜欢他，给了他一些零用钱，总共加起来据说有十多元，大部分都给母亲收去保管了，只给他留了几毛零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几毛钱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来说，已是一笔小小的财富，陶祖远不想一下子花光，还盘算着把这笔钱分成几次花，买连环画、印花纸（一种玩具粘贴纸）和几样零食。放学后他跟同学一起走了一程，在距陶家五六分钟路程的岔路口分了手，说是要去李家胡同口的小人书摊上买印花纸。

根据法医鉴定，致使陶祖远丧生的毒药是与胃里尚未来得及消化的糯米团子混杂在一起的，由此推断其中毒时间应该就在从放学到回家的这段时间里。这说明陶祖远和同学分手后曾进食过一个糯米团子。这种糯米团子市面上并无出售，即使有售他也没有粮票，光有钞票是无法购买的，所以可以肯定那个糯米团子是有人故意给他吃的。

谢、姜二人完成上述调查并得出初步结论时，另两路刑警尚未完成调查。谢、姜二人前往陶家，向正在单独跟陶氏夫妇谈话的组长应参道汇报了情况。应参道让他们另外开辟一个新的调查方向，即对陶祖远与五位小朋友分手后前往李家胡同口买印花纸的那段路上的居民进行调查。

晚上九点半左右，一干刑警会合后互通信息，都未能获得有价值的线索。应参道因而特地问了陶氏夫妇，得知孩子回家时手里确实拿着一张印花纸，这张印花纸还保存着。应参道征得家属同意，将该印花纸拿了回来。

次日，2月5日，专案组刑警继续进行调查，重点是陶祖远跟小伙伴分手后单独活动那段时间的情况。应参道画了一张草图，按照参与调查的刑警人数划出了范围，每人一段进行分工。应参道工作认真，宣布分工后毫不客气地对下属说：“必须认真细致地进行调查，如果以后发现有哪位同志漏查了应该查到的线索，必定报请领导对其进行处分！”

应参道本人则叫上谢云带着那张印花纸，去找那个在李家胡同口摆摊儿的摊主。可是，他们在李家胡同口等候了半个多小时，一直到上午九点都未见摊主前来出摊儿。两人向胡同口一家杂货小铺的店主夫妇打听，得知那个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儿，姓高，人们称他“高老头儿”。平时，高老头儿每天总是早早就出摊儿了，因为他必须赶在学校上课铃响之前至少半个小时做早市生意，有学生前来还上一天租借的小人儿书或者租借新看中的小人儿书，还会购买玩具和文具等。寒假暑假期间，高老头儿会把营业时间稍作调整，出摊儿、收摊儿的时间都往后推半个多小时，但从来都是在八点半之前出摊儿的，今天绝对是个例外。

这个例外跟陶家命案是否有关系呢？此刻，应参道、谢云尚不清楚，但他们认为这似乎有些反常。于是，他们继续向杂货铺店主夫妇和胡同里的居民打听高老头儿的情况。这一打听，就更反常了——店主夫妇竟然说不出高老头儿家住何处，更别说其人的经历、家庭成员什么的了。这小老头儿在李家胡同口摆摊儿至少五个年头儿，跟店主夫妇以及胡同里的居民时有接触，可是他从未向人透露过自己是什么人、居住在哪里等个人情况。这种现象如果在今天还能说得过去，可是，在1958年时，社会上根本没有“隐私权”之说，自己不说，别人也会打听；几次打听下来如果还是吞吞吐吐刻意隐瞒，那就容易引起人家的怀疑，甚至会有好事者悄悄向派出所民警反映，由此发现什么漏网潜逃的特务匪霸江洋大盗的情况也是有的。可是，这个高老头儿却似乎是个例外。他在李家胡同口摆摊儿这么久，胡同里外的那些居民人人都知道他，每天出出进进打招呼的不在少数，驻步租书、买玩具文具的也每天都有，互相之间总要闲聊几句，难免有人会问长问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高老头儿竟然从来没有透露过自己的信息，而且能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还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从来没有人向派出所民警反映过高老头儿这个人可疑。

从陶祖远带回家的印花纸可以断定高老头儿与其有过直接接触，于是刑警去了派出所，指望户籍警知晓此人的情况。可是问下来，派出所方面对此人也是一无所知。户籍警承认他去胡同时多次看到过那个老头儿，还不止一次向高老头儿买过文具用品，却从来没有问过人家的个人情况。因为户籍警管的是有户口的居民，高老头儿的户口肯定不在本派出所管段内，而且他又不是暂住在李家胡同，只不过是摆摊儿，户籍警也就不去打听人家什么了。

如此，专案组只好一边打听高老头儿的住址一边等候，指望他到下午或者明天就出摊儿了。

与此同时，另一刑警吴玉鼎继续对坊间居民进行调查。在访查时，一位居民说昨天中午看见过陶祖远，当时小家伙正从南边过来，走得不慌不忙，一手拿着一张印花纸，另一手拿着一个团子，已经吃了一半，露出黑乎乎的馅儿。这个居民目睹的一幕，证实了法医所说的“进食了黑芝麻馅儿糯米团子”的判断。

那么，这个糯米团子是不是高老头儿“赠予”的呢？

四、可疑的高老头儿

当天，高老头儿没有出摊儿，专案组也未能调查到他的信息。傍晚，专案组会合后对此进行了讨论，综合意见集中于两点：一是高老头儿今天没有出摊儿，可能是因为作案后心虚，不敢露面；还有一种可能是正巧临时因事缠身而没法出摊儿。二是暂且把不出摊儿这事放在一旁，单从这小老头儿在李家胡同口摆摊儿五个年头儿，竟然不曾向人们泄露过自己哪怕一丁点儿的信息，这种做法有违常情，说明此人即使跟本案无关，也可能有历史问题。

刑警决定，如若次日上午高老头儿仍不出摊儿，则启动对其住址、下落的全方位调查，并对调查方式作了安排。

2月6日，高老头儿仍未出摊儿，专案组开始正式着手调查。方案昨晚已经形成，对于这些经验丰富的刑警来说，要查找这样一个目标的下落还算不上是一个难题。刑警的调查思路是：之前访查李家胡同居民时获得的信息表明，高老头儿所设的小人儿书摊上的连环画品种较多，新书头天出版，最多隔一两天他的摊头上就已经有了；另外，市面上每隔一段时间推出来的各种新玩具、文具，他也能及时摆出来。这里面涉及一个进货渠道问题。当时所有商品都是由政府掌握的统一渠道供货，高老头儿再狡猾，也无法从其他渠道去进连环画、玩具和文具，只要循着这条线索进行调查，应该可以查到。专案组七名刑警据此分三路进行查摸。

查摸工作当天就有了收获。高老头儿的连环画是从新华书店直接以市场销售价购买的，河西区新华书店营业部的工作人员说，有这么一个小老头儿时常来买连环画，每次一买就是十本以上。不过连环画是公开销售的普通商品，所以高老头儿并未留下姓名、地址等信息，他来购买时从不跟营业员搭讪，营业员并不知道其个人信息。这一路刑警算是扑空了，不过另外两路刑警却有了令人满意的收获。玩具、文具当时由国营企业批发部统一进货，统一批发，只能批发，不能零售；价格也是严格按照国家划定的几类地区统一定价，没有议价、浮动之说。批发部并不是阿猫阿狗任谁都可以拿到货的，得凭营业执照。天津市当时对玩具、小文具批发稍有松动，规定可以凭证明酌情适量供应。高老头儿就是凭证明去批发部以批发价购进玩具、文具的，他的证明是其居住地街道居委会出具的，上面姓名、地址一应俱全——确实姓高，名叫淳清，五十二岁（这是1953年出具证明时的年龄），住址位于天津市河西区徽州道大圣堂。

刑警直接登门“拜访”，发现高淳清腿上打着石膏，卧床不起。这对为何连续两天不曾出摊儿当然是一个最合理的诠释，可问题是这小老头儿的腿是什么时候骨折的？病历卡记载高淳清是2月4日傍晚骨折的。据其本人说，2月4日傍晚，他收摊儿回家途中，拉着装了小人儿书、玩具、文具的那辆自己制作的小推车行至离家数十米处时，脚下踩着了一块由马路低凹处的积水形成的冰，滑了一跤，于是就有了右侧股骨胫骨折。据医生估计，像高这个年岁，这种骨伤得在床上躺两三个月才能下地。

高淳清的涉案嫌疑仍是不能摆脱。刑警问他2月4日午前是否有一个七八岁上下，缺了一颗门牙的儿童前往小人儿书摊买印花纸，他倒很坦率，几乎想都没想就点头说有这事儿。

这等爽快出乎刑警意料，反倒使人产生怀疑。刑警又问他怎么记得这么清楚，高淳清笑道：“那天我的摊儿上来过十几个小顾客买印花纸，你们若是问其他人我记不得，问这个缺了一颗门牙的我当然是记得的。那天除了这个小男孩儿，其他的都是只买十枚以下的，只有这个小男孩儿买了一整张，所以我印象深刻。”

高淳清那从容之态，使刑警意识到这小老头儿绝对是有过不平凡经历的主儿。接下来他说出的内容，更使刑警对此深信不疑——“同志啊，我知道你们今天登门是来了解什么的。老朽我已经听说了，那个小男孩儿从我摊儿上买了印花纸回到家里就死了，说是让人给毒死的，所以，老朽我肯定会被你们调查的。唉，真是天可怜见，那天那小男孩儿来买印花纸时，我正好在做另一笔生意，附近‘庆新铁木生产合作社的钟会计到我摊儿上来买文具，要我给她打一纸白条代替发票好报销（当时财务制度允许此类行为）。我正要写时，那小男孩儿风风火火地奔来了，一到就递上钱来，说给他拿一整张孙悟空的印花纸。我见他冻得脸蛋儿通红，不忍心让他在寒风中等着，就先把他这笔生意做了。他拿了印花纸和找的零钱，拔腿就跑了。这一幕，钟会计可是在场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们去问她一下就知道了。”

刑警听他说得有鼻子有眼，况且如此从容不迫，便知十有八九是真实的。不过，既然来了，还得了解一下这个小老头儿在李家胡同口摆摊儿五个年头儿，何以刻意要把自己的情况隐瞒得严严实实滴水不漏的原因。询问之下，了解到此人果然是有来头的——

高淳清竟在1930年就已经加入中共，是天津地下党的交通员。不久，平津地区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国民党的严重破坏，损失惨重，北平、天津处于白色恐怖之中。高淳清的那条线倒没有遭到破坏，不过在他这个地下交通员想来，估计也是朝不保夕了。他的地下党身份家里人是知道的，他的大舅子是国民党特务，也知晓自己妹夫的身份，不过念及兄妹之情没动手抓他去邀赏，也没偷偷告密，只是动员他去自首。高淳清那时还年轻，社会经验既少，革命意志又不坚定，左思右想，觉得自己无路可走，于是决定接受大舅子的“规劝”，去向“中统”天津特务机关自首。总算其人性未泯，还念及其直线领导、入党介绍人老林以往对他的种种情谊，自首前在住所门口、窗前都摆出了“出事”的警号。这样，尽管敌人立刻派特务（其大舅子是其中之一）前往他家蹲守，但没抓到同党。高淳清就这样成了叛徒，从此再也没跟中共方面有过接触。天津解放后，市委社会部在缴获的敌伪档案中发现了高淳清自首的记载，立刻将其逮捕。本来对他这样的叛徒判个五年七年是肯定的，但考虑到他的叛变没造成血债，而且其时已是外省地委书记的原老上级老林也发函为其证明当时确实主动摆出了警号，使上家交通员避免了被捕之险，总算网开一面从轻发落，判了三年实刑。高淳清服满刑期后，原先的工作（税务局科员）自然干不成了，政府只管释放，不管安置，他只好自谋出路做了一名小贩。因为要面子，所以没在住宅附近摆摊儿，而是去了离其家较远的李家胡同口摆摊儿。

刑警随即找了“庆新铁木生产合作社”的女会计钟艳翔核实高淳清所言之事，得到了证实。这样，高淳清的作案嫌疑就给排除了。专案组在之后进行的汇总讨论时认为，高淳清这条线索虽然排除了，但这次调查并非完全白辛苦了一趟，至少有一个收获——可以认定被害人陶祖远是在离开李家胡同口的小人儿书摊回家的途中遇到案犯，接受了那个被下了毒的糯米团子的。这样，查摸的范围就缩小了一些。

从李家胡同到陶家，步行也就十来分钟，案犯就是在这段时间、这条路上对陶祖远下的手。案子查到这份儿上，应该说已经快看见曙光了，专案组决定次日对此进行重点调查。老刑警呼知义向应参道建议安排两人去跟陶氏夫妇聊聊情况，开辟另一调查渠道，因为陶祖远接受那个有毒糯米团子时的情景不被目睹也是有可能的。陶祖娟、陶祖远的被害应该是仇杀，凶手跟未成年的孩子当然是不会有什么深仇大恨的，那就只有从父母那里着手查摸了。

应参道接受了这个建议，他和老呼去走访陶家，其余五位同志查摸陶祖远那天买了印花纸回家途中的情况。

2月7日的调查工作就是按照这一安排进行的。还真让呼知义给预料着了，其他五位刑警查访了一天，跟那段路上的每一户临街住户、商家都接触过，竟然未能获得任何线索，倒是应、呼二人对陶家的访问似有收获。

这天是星期五，陶裕民原本是要去上班的，但因为咳嗽得厉害请了一天病假。上午他早早去医院开了咳嗽药，回到家还不到十点。这时，应、呼二人已经跟储占美、陶祖秀聊一阵了，但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谈话内容，正好陶裕民回来了，就跟他聊上了。陶裕民是个比较健谈的人，不过谈话内容惯于开无轨电车，说到哪里算哪里，根本没有一个重点，刑警也不便打断他，就坐在那里耐心听着。这样，上午很快就过去了

这回已经熟悉了夫妇俩的谈话路数，刑警也就不让对方掌握话语主动权了，直接开口要求夫妇俩回忆是否跟人结下过什么冤仇，这当然指的是那种可以上升到“深仇大恨”高度的事儿，而不是三言两语就解决得了的鸡毛蒜皮的小矛盾。陶裕民健谈，所以还是以他说话居多。他说自己的性格属于大大咧咧的那一类，从来没有心机，说话随随便便，平时单位里跟同事间的小矛盾那是免不了的，不过互相之间从来不曾发生过粗脖子红脸的吵闹。这跟他业务水平比较高也有关系，技术方面那班同事对他都是另眼看待的。所以，若说到人家跟他结下梁子而且严重到接连杀其子女的程度，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陶裕民说完，刑警又问储占美。她还没开口，丈夫已经摇头开腔了：“她呀，是教书匠，也算是吃开口饭的，但平时跟人话少得可怜，就是跟我也是这样，有时一天到晚待在一起，所说的话加起来还不到十句。”

刑警对此已有感觉，知道储占美的性格属于沉默寡言那一类，通常，这种性格的人是不容易跟人产生矛盾的。当然，凡事都有例外，有时沉默会比健谈更容易产生不良后果。所以，刑警还是认为沉默寡言的储占美并非不可能跟他人结怨成仇。

这番话是应参道对储占美说的。应参道有一双捕捉人的细微表情变化的锐眼，他有个习惯，跟别人说话时，哪怕面对的是跟案件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双目也总炯炯有神地盯着对方。此刻也是这样，他发现储占美听了自己这番话后，目光就像流星划破夜空似的飞快地闪过一丝异样，应参道的脑子里也犹如电光火石般地掠过一种直觉——她可能有什么情况向别人隐瞒着！

专案组对此进行讨论后，决定请领导指派一名女警去跟储占美个别谈话，力争让她吐露真言。

这位女警名叫崔向南，系市局预审处的一名预审员，那年二十八岁。她的特点是耐心细致，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永远细声慢气，善于下套。领导认为派崔向南出马最为合适：一是同为女性，二是她有耐心，三是她那独特细致的洞察能力，四是她与人沟通时的那份常人不及的亲和力。警方相信，如果储占美确实有重大隐秘的话，她一定经不住崔向南的“温和攻势”。

崔向南接受任务后，立刻赶到河西分局跟应参道见面，听他把本案的一应情况详细介绍一遍后，连夜进行跟储占美的谈话准备工作。

次日上午，放寒假在家的储占美接到学校的通知，请她去一趟区教育局。她不知教育局叫她去有啥事儿，匆匆前往，崔向南和应参道已经在那里等着她了。教育局应警方要求安排了一个房间，崔向南请储占美入内谈话，应参道则坐在隔壁屋里喝茶翻阅报纸，不让任何人靠近。

五、女主人的情夫

崔向南成功完成了使命，两小时后，当她走出房间时，心里已经兜着储占美说出的一个嫌疑人的名字——郑世渭。

在储占美所有的亲朋好友、同事邻居中，只怕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她与郑世渭有着一份长达六年的婚外恋，一直到半年前才告中断。储占美出身资本家家庭，她的父亲储雄飞是天津法租界一个颇有名气的商人。储占美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中，从小过着非常优越的生活，接受良好的教育，有着大家闺秀的气质。因此，人们在男女关系方面对她从来不曾有过丝毫的怀疑——包括她的丈夫陶裕民。正因为如此，陶裕民才把自己的一个关系很铁的哥们儿郑世渭带进了家门，奉为座上宾，让妻子操持厨务，精心烹饪中西菜点热情款待。但陶裕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此举竟是引狼入室，通过自己的手把一顶绿帽子戴到了自己头上。

那是1951年春天，当时储占美还没有参加工作，膝下已有三个孩子，家里由其资本家老爸出钱雇佣的两个保姆相帮料理，她当着全职太太，过着相当滋润的日子。正值抗美援朝，政府动员各界人士支持保家卫国运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三十岁的储占美自是难能置之度外，况且她以前所接受的正规教育使其拥有相当的艺术功底，举凡画画、书法、演讲、文娱等跟宣传活动密切相关的活儿，她都能干得得心应手。很快，她就成为全区有名的积极分子。不久，区里要组织一支业余文艺宣传小分队，分管副区长点名要储占美出任负责文艺演出的副队长。储占美上任后接受的第一个使命是要求她在一周之内排演一台节目，两个用途：一是参加有市领导观摩的全市抗美援朝文艺汇演，二是参加欢迎志愿军英雄事迹报告团的慰问演出。区领导要求，这两次演出对于本区的荣誉和在全市的影响关系极大，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储占美的能力还可以，可是心理素质不佳，受不住压力，压力稍大，效果就会朝反方向走。如果持续施压的话，那只怕她就得崩溃了。自接受使命的当天起，她失眠了三十六个小时，不单是睡不着，而且还得工作——写策划书，牵头开会，动员别人踊跃参加汇演，还得请人创作节目。三十六个小时下来，原本人前人后都光彩照人的储占美，整个儿变了模样，说得刻薄一点儿，跟僵尸鬼有一比。丈夫看着心里自然不是个味儿。不过陶裕民有办法帮助妻子，他想到了一个人，一个跟他关系很铁的哥们儿。

这哥们儿就是郑世渭，出身梨园世家，从小就学戏，但尚未出师就打了退堂鼓，又改学乐器伴奏。这方面他倒似有天赋，他几年下来把京剧伴奏的各种乐器都玩得得心应手，达到专业水平，还顺带着把各种西洋乐器学了个遍，专业水平可能还不够，但在业余演出中已经能顶大梁当台柱子了。这哥们儿虽没上几年学，但他能编剧写本子，因为学过表演，在业余演员面前还能充个导演、艺术总监什么的。不过，郑世渭的正业却跟演出没有关系，他是做生意的，在和平区襄阳道开了家两上两下三个门脸的饭馆，跟三教九流都有交往。正因如此，天津解放后他曾受过审查，去集训大队待了三个月，最后结论是并无罪恶，基本可以算是良民一个。郑世渭被审查期间，饭馆由其两个朋友相帮经营，照样打理得风生水起，营业额节节上升。后来，国家搞公私合营，郑世渭顺应形势，人家让他担任经理，他起初很高兴，刚要唱几句赞歌，随即又来了个书记，明摆着是管着经理的。他心里不爽，索性请了长病假。工资打折他不在乎：一是钞票存在银行可拿利息，二是他有祖上留下的遗产，房屋出租有租金，日子过得照样滋润。

陶裕民打的就是郑世渭的主意，寻思这哥们儿一是精通吹拉弹唱，二是会编剧导演，三是人脉广，拉一拨帮手借几样道具只需开个口就行，何不请他协助储占美完成这桩重要使命呢？主意打定，陶裕民便去找郑世渭，自是一说就成。郑世渭过来后问了问情况，说那是小菜一碟，不过举手之劳，嫂子不必着急，在旁边看着就行。这话倒还真不是吹的，郑世渭的确有一套，不过三天时间，就给弄出了一台由合唱、独唱、舞蹈、相声、器乐等组成的综合节目，而且水准还很高。彩排时区领导来一看，大鼓其掌，赞不绝口。

就这样，郑世渭和储占美有了交往，而且升温很快，不到半年就越过了那条界线。郑世渭跟陶裕民继续保持着原有的关系，这种关系正好巧妙地掩盖了他和女主人的婚外情。这对男女的婚外恋保持了整整六年，双方的配偶竟都没有发现，而且也没有任何外人对此产生过怀疑。直到半年前，两人的感情出现了裂隙——

去年秋天开学后，学校组织校外社会活动，发动学生利用星期天陪伴荣军院的残疾军人去公园游玩散心。储占美担任初一年级的班主任，活动时得在场，那天下午，她就去了公园。没想到恰恰遇到郑世渭挽着一个美貌少妇的胳膊在那里逛，肩上还挂着一架照相机，时不时停下来给少妇拍照，还去小卖部给少妇买汽水喝。储占美简直怀疑自己置身梦中！待在远处反复揉着眼睛看了又看，终于确定自己没有看错，那男子肯定是郑世渭，而他对那少妇的殷勤以前也曾用在储占美身上。以储占美的性格，如果她当时没有带学生进行社会活动，而是单独一人的话，肯定要上去亮相，就在那对儿跟前晃悠，看郑世渭怎么说。但此刻她只好佯装无事，还得故意避开对方，就像是她做了亏心事似的。

当晚，郑世渭正好到陶家来，提着两个哈密瓜，说是新疆一个朋友送来的。储占美和丈夫一起跟他闲聊时，没透露自己白天去了公园，而是问郑世渭星期天是怎么度过的。郑世渭脸不改色，从容作答，说他昨晚在帮人修改一个剧本，睡得很晚，今天上午十一点才起床；下午应一班戏剧界的老友之约，一起聚了聚，聊得很开心。储占美气得差点儿当场发作，忍了又忍才压了下来。当晚，她就给郑世渭写了一封信，说了公园那一幕，将负心郎痛骂了一顿，宣布两人从此断绝关系。

原以为此事就到此为止了，哪知郑世渭却仍想与储占美保持原来的关系，和以往一样若无其事地来陶家，而陶裕民被蒙在鼓里，照样热情接待。郑世渭则以“慰问”为名到厨房对女主人动手动脚，储占美生怕被丈夫察觉，不敢发作。直到一个月前，储占美给郑世渭写了一封信，警告他如果再敢图谋不轨，她将以死相拼！郑世渭回复了一封只有一句话的短信，寄到她教书的学校：敢断，我就敢杀你子女！

专案组设法提取到郑世渭的笔迹，连同储占美交出的那封信一起送交市局技术处进行鉴定，结论是该信确实出自郑世渭之手。而郑世渭与陶家子女的熟悉程度完全符合之前专案组所分析的凶手的作案条件，刑警初步确定郑世渭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2月9日下午，刑警前往郑家传唤郑世渭。郑世渭不在家，问其妻子郑世渭去哪里了，答称不知道，说丈夫长病假不上班，一直喜欢到处乱逛，出门数日甚至十多天不回家也是经常有的事儿。刑警问郑世渭这次离家带了哪些东西，得知什么也没带，估计这家伙可能没往外地跑，决定先不开展追逃行动，而是在天津本地暗暗访查。

专案组抽调了四名刑警访查郑世渭的下落，之所以没有全组出动，是因为这天又发现了一条线索。

六、一名凶手落网

这条线索，跟一个名叫车家耀的人有关。车家耀，江苏常州人氏，五十来岁，北洋时期曾当过旧军队的排长，后退伍经商，娶妻生子，定居津门。车家所住房舍与陶家不过一里之遥，两家属于坊间邻里关系，但从来不打招呼，偶尔路遇，双方也就互相瞅一眼而已。可是，这天陶裕民忽然找专案组反映，说他跟车家耀曾经结下过梁子——

车家耀在旧社会曾参加“一贯道”，一度还很狂热，不但向“一贯道”组织捐大洋，还多次无偿捐献自己经营的粮店里的米面，这是附近邻里有目共睹的事儿。车家耀所参加的那个“一贯道”组织，其背后变相掌坛的是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侦缉队头目荣中白。荣在抗战时期系“军统”地下特工，抗战胜利后“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他是天津这边的一个小头目，军衔是少校。天津解放前夕，荣中白受命抓捕中共地下党成员，因为生怕警察局中混有共党分子，不敢像平时办理刑事案件那样动用全部警察，只是悄悄通知了一些知根知底的骨干。这样，人手就不够，上级让荣中白自己想办法，他就想到了动用“一贯道”。天津解放后人民政府公布的材料显示，荣中白这一路当时一共抓捕了二十五名中共地下党和外围人员，其中二十一人被杀害，一人病死狱中。

天津解放前夕，荣中白逃往南京，不久又去了台湾。人民政府清算血债时这主儿虽然名居榜首，却无法捉拿归案。不过，受荣中白差遣助纣为虐的那些家伙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公安局通过内查敌档外调线索，这些人一个个全都折进了局子，其中一部分被判处死刑。被捕的人犯中，有一个就是车家耀。

当时，公安局在全市进行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一是震慑参与者向政府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二是动员知情群众检举揭发，向警方提供线索。像陶裕民这样的旧式知识分子，按说通常是不会对此等活动感兴趣的，也就谈不上什么检举揭发。可是，用陶裕民后来的说法，不知脑子里哪根筋搭错了，也没有人动员过，有一天下班后喝了二两烧酒，跟老婆聊了会儿家常，脑子里突然回忆起一幕情景——

那是天津解放前夕的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陶裕民夫妇应一位世交好友关某之邀参加了他们的告别宴。宴终，陶裕民夫妇为赶在戒严前回家，走得有点儿急，经过离家不远的一条胡同口时，隐约看见黑暗中蹲着一个穿棉大衣的男子。当时两人也没留意，只顾匆匆回家。次日传来消息说，住在那条胡同里的彭老师昨晚让人逮走了。三天后，彭老师的头颅被挂上了城头。天津解放后，这位以小学老师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青年彭宗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公安局对彭宗义烈士被害一案成立了专案组，驻扎在陶家这边的派出所。有群众悄悄向专案人员反映，彭老师被捕那天晚上，曾看见过其住所的胡同口有人出入和蹲守。专案组在派出所、居委会的配合下，在管段一次次召开会议，动员、启发居民检举与该线索有关的蛛丝马迹。陶裕民当时上的是没有规律的三班倒，有不参加会议的借口。而储占美是家庭妇女，天天得去参加动员会。平时夫妇俩说话时，妻子难免要跟丈夫说说“揭发反革命分子”的事，陶裕民脑子里也就稍许有了些概念。

这样过了整整三个月，专案组抓住了与该案相关的六名案犯，但对彭宗义烈士被捕遇害负有直接责任的那个在彭宅胡同口蹲守的案犯却始终没有下落。但侦查工作不可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专案组奉命解散，大伙儿这才松了一口气，寻思再也不必参加动员会或者不时接待登门的专案人员了。陶裕民夫妇也大觉轻松，寻思从此可以过正常生活了。

陶裕民所谓的“搭错了筋”，发生在彭烈士被害六年后。那天下班喝过酒，他跟储占美聊天时不知怎么想到了已经歇菜了的那桩专案调查，说起天津解放前夕的那个晚上他俩从关老兄那边赴宴回家时，在彭老师家的那个胡同口不是见到过一个穿着黑色棉大衣的主儿吗？现在想起来，怎么那么像住在“大槐树”的那个姓车的家伙！他这一说，储占美觉得瞧那身影儿还真有点儿像。夫妇俩虽是普普通通的群众，可是那个年头儿，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当下就决定立刻去派出所反映。究竟是或不是，那就由政府调查了。

警方调查的结果是，在两天后的晚上把车家耀铐走了。之前捕获的那六个案犯都已经判决了，最重的判了死刑，最轻的也判了十年。不过其时风头已过，1956年2月，车家耀被判处八年徒刑，据说还是因认罪态度好被从宽处理的。

令人意外的是，也就不过四五个月，有天早晨人们看见车家耀大摇大摆出现在街头。紧接着，派出所民警在下胡同时告知居委会干部并让其转告邻里：该案属于错案，车家耀与彭宗义烈士被害无涉，也无其他历史、现行罪行，故无罪释放。不久，坊间传说那个蹲守的正身儿早已因其他事儿折进了局子，只是一直没有交代此事。车家耀被错判后，那厮犯了重病，看守所对其仁至义尽，送医送药，住院时还派了四个民警监护兼带侍候。那人深受感动，临死前交代了这桩罪行。经查其交代内容属实，车家耀就被平反了。

这桩错案给车家耀造成了严重后果——他入狱后，其双亲均急病而殁；妻子带着子女改嫁去了保定；其住房被一公家单位占用；原先的工作丢了，虽说释放后原系统按照政策立刻接收了他，但原岗位（会计）已经安排了人，就给他调了个装卸工的岗位。这两个工作岗位的待遇和工作量，可以用“霄壤之别”来形容。那时候，错案没有什么“国家赔偿”，车家耀上访了一年，才拿到了关押期间的“病假工资”（原工资打八折）。他又上访了半年，总算住回到了原先的老房子。当然，父母双亡、妻离子散那是没法儿改变的了。

现在，陶裕民突然想起这件事，就向专案组报告了。

专案组对这条线索相当重视，调来了两名刑警，由组长应参道带领进行初步查摸。调查下来，发现车家耀似有作案条件——

其一，车家耀在陶祖远被害前四天，刚从江苏常州老家探亲返津。元月31日，他把带回来的自制特产黑芝麻馅儿的糯米团子分赠给四邻品尝，一共送了八家，每家四个，他自己应该还留了若干个。据了解，受赠的四邻当天就把团子吃了。所以，陶祖远所食的团子的来源只能锁定车家耀了。

其二，车家耀当初被捕后，不肯承认自己参与了彭宗义被害案件，要求承办员出示证据。承办员便把检举人陶裕民叫去，当面对质。陶裕民说那天晚上他看见蹲守者所穿的黑色棉大衣的一个袖口上有一个长方形的浅色补丁，承办员问车家耀是否有这样一件棉大衣？车家耀恰恰有这样一件袖口上补着长方形灰色补丁的棉大衣，已经落在警方手里，这也是警方抓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下，他给问住了，错案由此产生。车家耀被平反释放后，对陶裕民恨之入骨，但凡跟人说到自己蒙冤入狱之事，对陶裕民总是骂声不绝，诅咒陶家断子绝孙。

其三，据向车家耀供职的木材公司以及邻居调查，陶祖远被害那天车家耀未曾上班，在家待着，有作案时间。

鉴于上述情况，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传讯车家耀。

2月10日深夜，刑警应参道、吴玉鼎、谢云前往车家耀住处。开门见是刑警，车家耀倒也不是特别吃惊，说：“你们来啦？我承认，事儿是我干的！”

未讯先认，刑警自是一阵轻松。把人带到分局。车家耀对自己下手毒死陶祖远之事供认不讳——

车家耀自被陶裕民检举后，对陶恨之入骨。不久冤案被厘清后，如果家里和单位的情况还跟被捕前一样，估计他还不至于把这种仇恨延续下去，跟陶裕民说不定会“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是，他出狱后的境遇跟入狱前实在是过于悬殊了。于是，他就把一股火气全部集中到陶裕民身上，每当干了一天装卸工作周身疲惫回到空空荡荡的家里时，他就越发对陶裕民恨得牙根发痒，有一种想杀死陶氏全家的冲动。

到了一个月之前，这种情绪稍稍得到了缓解。车家耀接到常州老家亲戚的信件，说替他张罗了一门亲事，女方是个农村丧偶妇女，愿意嫁给他后赴津定居，让他回家相亲。车家耀拿着信件去向单位领导请假，领导自然立刻准假，还说这是探亲假，不扣工资奖金，也不会影响年终奖发放。车家耀便兴冲冲去了常州，一路上沉浸在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中。可是，这趟相亲却不顺利。女方跟他见过面后，没有表态，事后让媒人捎来的话是“人长得太老相”。实际情况却是，女方相亲后特地跑到常州城里请人算了一卦，结论是车家耀不久恐有血光之灾，这门亲事就这样吹了。

可以想象，车家耀返回天津时的心情是何等恶劣。偏偏单位还有事儿等着他，那个批准他请探亲假的领导上任伊始，对劳资政策生疏，并不知道回家探望兄弟姐妹不在享受探亲待遇之内。所以，领导批的探亲假作废了，只能算是事假，那就要扣工资奖金，年终奖也会大受影响。车家耀孤身一人自己养自己，经济算是比较宽裕的，不缺这几张钞票，但心情方面纯属雪上加霜。他屈指一算，寻思一个月假期还差几天，一样要扣工资奖金，那就干脆休满一个月后再上班算了。

车家耀入狱后对于自己的犯罪客观原因作过回顾，认为他如果直接去单位上班，很有可能就没有这桩事儿了。返津后的第二天，他听说了一个消息——他的仇人陶家的大女儿被人毒死了！车家耀顿时一阵欣喜，暗说“老天有眼”，总算给陶家报应了。他不上班，在家闲着无事可做，早晚两餐就喝点儿小酒解解闷儿。喝酒时当然要想到这件事，寻思不知是谁对陶家下的手，反正已下手，怎么就只毒死了大女儿，若把另外两个也一并毒死不是更好吗？至少该把儿子干掉，让陶裕民那厮断子绝孙！随即又想，我何不趁机下手，能干掉一个算一个，当然最好是干掉那个男孩儿！车家耀被捕后对刑警说，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自己也吓了一跳，寻思这不是要犯杀人大罪吗？这可不敢啊！不过转念又想，人家不是也杀了人吗，公安局折腾了个把儿礼拜也没发现什么线索，这说明即便是杀人大罪，只要做得巧妙，也是可以瞒得过去的。这样想着，他脑子里又冒出一个念头——如若这几天下手，人们就怀疑不到他头上来，肯定认为还是那个毒死陶家大女儿的凶手作的案。这件事再怎么查也查不到他头上来，因为谁都知道陶家大女儿死的时候他在常州老家探亲。

许多人都曾有过一念之差，车家耀此刻也不例外，问题是他这个“一念”差得实在太离谱了，他竟然把脑子里产生的这个念头真的作为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来实施了。听说陶家大女儿是吃了掺了不知什么毒药的芝麻糕被毒死的，他就想仿效那个凶手。次日，车家耀去百货公司买东西返回时，路遇一个打着竹板叫卖老鼠药的外地小贩，便买了两包，还顺便去西药店买了一支注射针筒。诱饵是现成的，他探亲带回的黑芝麻馅儿的糯米团子就可以了。至于具体如何下手作案，那再考虑吧。

车家耀把一包老鼠药加些许清水溶解，用针筒注射进了糯米团子里。当晚，他几乎一夜未眠，不是害怕，而是在考虑怎样物色下手机会。他跟陶家人见面连点头礼都没有，更别说搭腔说话了。找不到跟孩子直接接触的机会，这倒是一个伤脑筋的难题。

次日，2月4日，车家耀睡了个懒觉，一直到十点过后才起床。午前，他站在家门口闲望。邻家一个叫小虎子的三岁男孩儿在门前玩耍，车家耀便从蒸锅上拿了一个蒸得温热的糯米团子，掰了半个给孩子，另外半个自己吃。正吃着，忽见过来一个背着书包的男孩儿，手里拿着一张印花纸。忽然闻到团子散发出的那股浓浓的芝麻香味儿，男孩儿不由自主地放慢了步子。车家耀定睛一看，还真巧——竟然就是陶家的儿子！他立刻朝陶祖远招手将其引进家门，把那个已经下了毒药的团子递给孩子，说饿了吧？吃吧。陶祖远确实是饿了，当下接过，说声“谢谢伯伯”后立刻咬了一口，脱口而出：“好吃！”车家耀原本是想让孩子吃光了团子再走的，可陶祖远急着回家，说声“伯伯再见”拔腿就往外走。车家耀不便阻拦，唤住陶祖远关照说，不要告诉任何人在伯伯这里吃了东西，否则别人都来向伯伯讨吃的，他可没那么多东西给人家。陶祖远连连点头，嘴里嚼着团子出门而去。

很快，就传来了陶家儿子中毒身亡的消息。车家耀这下似乎清醒了，禁不住一阵后怕。接下来的日子，车家耀是在极度的忐忑不安中度过的。他上过初中，干过会计，在那年月算是有点儿头脑的。因为有点儿头脑，他作案后就要考虑警方是否会怀疑到自己这边来。这时候考虑的内容，就不能一厢情愿，而是要从刑警调查案件的路数来考虑了。车家耀没有干过警察，不过他以前曾是侦探小说迷，看过大量中外侦探小说；又结交过几个旧警察朋友，平时喝酒闲聊时经常谈及破案之事。因此，他这时候的分析还是比较客观的。越客观就越发现自己的策划是有漏洞的，最大的漏洞就是黑芝麻馅儿的糯米团子。法医解剖肯定会发现陶祖远生前吃过团子，而他恰恰就在之前给四邻送过团子。如果刑警广泛访查，那自己肯定难逃嫌疑。车家耀越想越绝望，预料到自己此番在劫难逃了。当刑警出现在他眼前时，他干脆就承认是自己作的案。

专案组将从车家耀住所搜查出的另一包未启封的毒药送往市局检验，法医证实该毒药的成分与在死者陶祖远胃脏发现的致命毒药成分完全相同。又与致陶祖娟死亡的毒药成分进行比对，与之前的结论一致——姐弟俩的死亡系同一种毒药造成的。

这天下午，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给专案组发来回电，他们对车家耀回乡探亲时间以及活动情况进行了调查，证明车家耀所言属实，也就是说，他没有对陶祖娟下毒的作案时间。

七、真相大白

2月11日晚上，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案件侦查至此，对于专案组来说实在是一个大大的意外，一干刑警面对着这个罕见的意外情况，一时不知该如何走下一步棋。议了一会儿，大伙儿的注意力又回到了之前已经盯上的另一嫌疑人郑世渭身上。在车家耀的线索未暴露之前，郑世渭是被作为重点犯罪嫌疑人来调查的。如果不是这家伙不知所踪，肯定在车家耀暴露之前就已经折进局子了。刑警钟跃渊、呼知义、张志达、姜开山四人受命调查郑世渭的下落，前一天对其“失踪”情况已经查摸得八九不离十，正要向领导请示是否对其采取行动。

前面说过，郑世渭朋友多，天南地北跑来跑去日子过得很潇洒。他潇洒，刑警可就吃苦了，这几天跑东跑西天津各区连同郊县全部转遍，最后获得的信息是，目标跑到河南项城去了。

现在，既然疑上了这主儿，钟跃渊等人就向应参道请示，是否有必要出一趟差，去河南项城将这主儿提溜回来？

专案组正说到这当儿时，接到郑世渭住所管段派出所的电话，说他们布控的目标半小时前已经回到家里了。应参道闻讯大喜，说赶紧把他提溜到分局！

郑世渭在刑警面前保持着他一贯从容活泼的特点，可是刑警因早已耳闻此人是津门小有名气的票友，且精通舞台表演，脑子里便有些先入为主，认为他这是装腔。于是，刑警摆出一副秋风黑脸开始讯问，先问他是否知道储占美的大女儿陶祖娟被害。郑世渭点头说当然知道，他还去陶家吊唁过。刑警问他之后有没有去过陶家，你跟陶家关系不是很好吗？郑世渭说关系确实不错，不过并不等于因为这样他就必须放下一切事情留在陶家帮他们料理丧事。他有自己的事儿要做，再说陶家根本不缺人手。

郑世渭所说的“自己的事儿”是什么呢？他说是受宁河县文化馆的邀请，去宁河帮忙搞一台在全县循环演出的文艺节目。他于陶祖娟死后的第二天下午出发，次日上午抵达，两天后离开，然后就去了河南项城。去项城同样是受邀前往相帮策划节目，在那里待了几天，然后就回天津了。

刑警要郑世渭把这些日子的活动情况一五一十排个清楚，却不料这主儿已经准备好了，拿出两张纸说在这儿呢。这一招儿弄得刑警吃惊不小。郑世渭倒是照样笑嘻嘻的，说：“你们既然来找我，那肯定是已经怀疑上我了，那我跟储占美的事儿你们肯定也知晓了。我也确实对储占美说过一些威胁的话。不过，这当不得真的，那是我在她突然翻脸之后一时激愤的反应。人嘛，都是这样的。谁没说过几句过头话呢？人命关天，你们肯定要好好查一查的，我这样排出一张表来，你们就省事儿了，上面有证明人，而且都有两三个，你们只要一查就知道了，我没有作案时间。”

讯问到这里，刑警反倒觉得似乎没啥可问的了。大伙儿交换了意见，最后定下两条措施：一是对郑世渭在陶祖娟被害之前七十二小时的情况进行详细调查，二是对其住所进行搜查。

整个专案组七名刑警全部出动，整整调查了一天半，其结果令人失望，郑世渭确实没有作案时间，在他家里也没查到毒药。而审阅其日记，可以看出他对储占美倒是一往情深，并无实施报复的念头。

如此，这条原本寄予很大希望的线索就到此为止了，专案组排除了郑世渭的疑点。众刑警聚在一起重新研究该从哪个方向去寻找新的线索，大家都觉得这两起已经可以认定为由不同案犯作下的命案存在着巧合——致命原因都是中毒身亡，毒药是同一种老鼠药，毒药载体都是黑芝麻制作的食品。如果不是已经确认杀害陶祖远的真凶是车家耀，恐怕很难使人相信姐弟俩是被不同的凶手杀害的。这是刑事侦查实践中罕见的连环命案，专案组这些经验丰富的刑警也从未遇到过。大伙儿反复讨论，最后找到了一个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不一定有把握的方向——寻找毒药来源。

2月14日，一干刑警一上班就分头上街走访叫卖老鼠药的小贩。中午，众人在分局会合，汇总调查情况。以前谁都没有跟这种小贩打过交道，这回接触下来，才知道原来卖老鼠药也是有帮伙的。天津地面上当时有三个帮伙——安徽帮、河南帮和江西帮。其中以河南帮最牛，因为他们出售的老鼠药是自己研制的，毒性最强，别说老鼠了，就是牛马驴那样的牲口也毒得死。刑警把三种老鼠药送交市局化验，结果表明毒死陶氏姐弟的老鼠药还真是河南小贩的“科研成果”。

刑警在调查中还了解到，三个帮伙卖老鼠药虽然没有划分地段，任何一帮在全天津都可以叫卖，但帮伙内部却是有规矩的，就像丐帮讨饭一样，每个人的叫卖区域都有规定，没有特殊情况不得越界。当天下午，刑警就着眼于调查河南帮在河西区叫卖的是哪几个小贩。很快得知，那是一对堂兄弟——大龙、小龙。刑警找到这两人，把他们请到派出所喝茶。他们承认确实是在这一带叫卖老鼠药，可是，哥儿俩谁也回答不了曾把老鼠药卖给哪位主顾，因为他们既没有那么好的记性，也没有必要对每一个主顾刻意留下记忆。刑警对此表示理解。

怎么办呢？专案组报请领导批准，向本区各派出所发了一份《协查通报》，要求各所指派户籍警下到各人负责的管段，通过居委会向居民广泛征集需要调查的信息。

2月16日中午，刑警在各派出所报上来的信息中发现了一条似与本案有关的线索——一个名叫柏峰的居民向居委会报告称，他在元月24日下午，亲眼看见陶家大闺女向沿街叫卖的小贩买了一包老鼠药。

专案组诸刑警闻之个个吃惊：是陶祖娟自己买的老鼠药？难道不是他杀，而是自杀？

专案组立刻约见柏峰。那是一个年过六旬的老者，现已退休。他身体虚弱，瘦削的脸上有着一个高高的鼻梁，上面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柏老头儿说，前一阵家里闹耗子，夜夜不得安宁。那天下午，他正在大街上闲逛时，遇见小贩叫卖老鼠药，于是就买了一包。付了钱离开时，看见陶家大闺女背着书包走来，唤住正要离开的小贩，掏钱买了一包。

刑警看着老头儿鼻梁上的那副深度近视眼镜，半信半疑地问道：“老先生，您没认错人吧？”

柏峰笑道：“都是老街坊了，从小看着那闺女长大的。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一双眼睛还管用呢，离得这么近，哪会看错人呢？”

刑警接着问：“您听说陶祖娟死后，是否把她的死跟她买老鼠药的事联系起来想过？”

柏峰摇头说道：“我又不知道那闺女是吃了老鼠药死的，怎么会那样去想呢？再说，老百姓嘛，就该一切听政府的，在这个案子上政府没让群众说什么，我即使想到什么也不会对别人说，否则人家说我造谣那怎么办？”

当天下午，应参道叫上钟跃渊、张志达去了陶裕民供职的疏浚公司；同时安排呼知义、吴玉鼎、姜开山三人在分局约见储占美。两路刑警的调查内容是一致的——向陶氏夫妇了解陶祖娟是否有自杀倾向。陶裕民夫妇对此都是不假思索地矢口否定。刑警又分三路分别走访了陶祖娟的班主任和几个跟她关系很好的女生，了解下来，没有人认为陶祖娟有自杀倾向。

当晚，专案组对此专门进行了讨论。关于陶祖娟生前的精神状况是否正常这一点，其实早在其死亡伊始刑警就进行过调查，并没有发现陶祖娟有这方面的倾向，现在的调查也是这样。专案组制订了调查提纲，大致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家庭，二是学校，三是社会。重点着眼于陶祖娟是否遭受过重大压力和挫折，身心是否受到过足以产生自杀念头的严重伤害。那年月，由于政治运动频繁，成年人的压力比较大；但未成年人（当时均以十八周岁或者高中毕业为界）的压力反倒没有如今这样重，学业比较轻松，老师也不会体罚或殴打学生，更没听说过因为忧郁症自杀的青少年。刑警针对上述三方面的调查都未发现异常情况，所以对于陶祖娟是否自杀这个问题难以确定。

可是，柏峰说得言辞凿凿，他明明亲眼看见陶祖娟向小贩买了一包老鼠药的。他的住所距陶家不远，两家属于一个居民小组，平时跟陶祖娟经常打照面，应该不会认错人。陶祖娟瞒着家人买老鼠药准备干什么呢？

专案组讨论许久，始终不得要领。于是，大伙儿定了两个新的调查方向——一是仔细阅读陶祖娟生前留下的日记，二是继续向学校方面进行调查。

调查只进行了半天，竟然就有了重要发现，而且是两路人马都有发现！

这回，组长应参道没有亲自出马，专案组其他六名刑警一分为二，各负责一路调查——

钟跃渊、吴玉鼎、谢云三位负责阅读陶祖娟生前的日记。陶裕民夫妇都是知识分子，对子女的文化教育抓得比较紧，规定子女从三年级开始就须记日记。陶祖娟记到初一已有四年，日记本用掉了三本半。这些日记本早在陶祖娟出事伊始就已到了专案组手里，诸刑警都浏览过，没有发现什么值得引起重视的内容。不知是否因为父母曾有过关照，反正陶祖娟的日记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关政治方面的内容，对家庭生活、与家庭其他成员的接触、玩耍什么的倒是记得很多也很详细。还有，跟同学的交往记得也比较多，但都只叙不评。总之，这个十四岁的少女，并不像大多数同龄人记日记那样，乐意敞开心扉。

三刑警商量下来，决定先读这四本日记中的最后一本。最后一本只记了半本其主人就死了，时间是从初一上学期开学第一天开始的，记到其被害前几日。刑警选择先读这本日记的理由是，不论陶祖娟是自杀还是他杀，其原因一般说来都应该是在初一上学期这将近半年时间里产生的。如果把这段时间里所记的半本日记研读完还不得要领的话，那就只好再研读前三本了。

三刑警中文化程度最高的是谢云，这个二十六岁的小伙子是读到大学二年级才辍学的，读的还是中文专业，所以在文字功夫上肯定是技高一筹。钟跃渊、吴玉鼎都把希望寄托在小谢身上，接受任务的当天晚上就把日记本交给他，让他“多辛苦些”。谢云自己也确实想有所发现，当晚一口气就把日记看完，却没有发现什么疑点。

次日，谢云再看。一直看到上午十时许，突然拍案惊呼：“这里的用词怎么跟之前不同呢？”

这一说，正在一旁捧着另外三本日记胡乱翻阅着的钟跃渊、吴玉鼎一惊而起，异口同声问：“发现了什么内容？”

谢云的发现说来很简单。陶祖娟在1957年12月1日（星期日）的日记里有一句话：“下午陪秀妹去公园。”同样的话，在之前的日记中也曾出现过数次，都是跟游公园有关的，但每次都是“和父母（或父亲、母亲、秀妹、远弟）去公园”，从来没有用过“陪”这个动词。

这个发现引起了刑警的警觉。陶祖娟的各科学习成绩都很优秀，语文更是出类拔萃，这也可以从她的日记中得到印证。她的用词一向都很讲究，写作态度也认真，在同样是去公园这件事上，之前一直用“和”，为什么偏偏在那天的日记里用了“陪”呢？“和”与“陪”虽然不过是一字之差，但意思却是不同的，前者表示“主动”，后者则有“被动”的含义。也就是说，那天姐姐并不是“去公园”之举的主动倡议人，或者即使是她提出来的，也是因为其妹妹的原因。12月1日是一个什么日子？或者那天之前陶家发生了什么情况？

这天之前的情况，陶祖娟在日记里是有记录的，就是本文开始时说到过的其堂伯父陶裕国从香港来天津，跟陶裕民夫妇商谈过继陶祖娟之事的那段时间。这就是说，关于这件事，姐妹俩因为境遇不同，各自是有各自的想法的。陶祖娟自是高兴，但陶祖秀呢，陶祖娟的日记里没有写过高兴还是不高兴，但从这个“陪”字来分析，肯定是不开心的。而且这种不开心很有可能已经被姐姐发现，姐姐为了安慰妹妹，星期天就陪她去公园散心。姐妹俩可能有话要说，因为陶祖娟在那天的日记里还写到弟弟意欲同往，遭到拒绝，为此她还从自己积攒的零花钱里拿出一角钱送给弟弟让他买零食，姐妹俩这才得以脱身。

这样看来，姐妹俩在去香港定居这件事上是有矛盾的，妹妹对此事似乎“想不通”，可能还对姐姐使过小性子借以发泄。这个矛盾，是不是跟本案有关呢？

钟跃渊三人在对此进行讨论的时候，第二路刑警呼知义三人也有了意外发现——

呼知义三人去学校的日子正好是返校日，学生都在学校。刑警请老师把平时跟陶祖娟关系比较好的七名女生请出来，在一间空教室里开座谈会。刑警先是问了些她们平时跟陶祖娟交往的情况，主要是想从侧面了解陶祖娟最近这段时间是否有类似忧郁的情绪表露出来。聊下来，七个女生都说陶祖娟平时一向就很阳光，自从其伯父要将其过继为女儿携往香港定居后，这种阳光可以说上升到灿烂的境界。倒是在同年级另一班级的其妹陶祖秀明显显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在一起生活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同胞姐妹要分离了嘛。

然后，进入了第二个话题：陶祖娟上学放学是否喜欢跟你们几位一起走？她在途中是否喜欢买东西？那七位女生的回答是：基本上都是一起走的，倒是她妹妹陶祖秀因为不同班、老师又喜欢拖堂，跟她们班级的放学时间有迟早，所以姐妹俩很少一起回家。至于买东西，陶祖娟很少买，倒是陶祖秀喜欢，她们经常看见她在校外的小摊头或者沿街叫卖的小贩那里买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她们曾听与其同班的女生说过，陶祖秀透露说，她的零花钱用光后，有时会偷偷从父母口袋里顺几毛钱花。

刑警觉得有些跑题了，赶紧往回引，问女生们是否看见陶祖娟买过老鼠药？女生中有一个姓丁的，是七人中最冷静的一位，她问刑警说的是哪一天、哪个时段的事儿。刑警说是元月24日，下午三点钟左右吧。小丁和其他女生交头接耳，互相问那天是星期几，有个女生随身带着的皮夹里放着一张名片大小的彩色年历卡片，当下一查，说那天是星期五，她们在学校上学。小丁的记性好，马上说她想起来了，那天轮到她们小组做值日，她和陶祖娟一直忙到四点钟过后才离校回家，其间陶祖娟一直跟他们在一起，没有离开过。在场七位女生中只有小丁与陶祖娟同一小组，为证实其说法是否准确，刑警随即请老师把小组的其余六名学生叫来，了解下来，证实小丁所言不谬。

中午，两路刑警在分局会合，向组长汇报了调查情况，应参道马上意识到之前那个高度近视加老眼昏花的柏峰认错了人，他所看到的那个买老鼠药的女孩儿，应该是陶祖秀！

专案组刑警顾不上吃午餐，立刻对此情况进行了讨论，很快得出结论：下毒的是陶祖秀，其作案动机是出于对姐姐被伯父选中移民香港的忌妒；还可能是想通过下毒使姐姐患病（不一定是想把姐姐毒死），从而让其伯父改变选择，这样她就可以去香港定居了。

下午一时，刑警前往陶家传讯陶祖秀。进门便闻到一股烟味儿，原来陶祖秀返校时见三个刑警出现在校园里，认出正是侦查两起命案的专案组成员，当下知道情况不妙，回家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自己的日记付之一炬。不过，如果刑警连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都对付不过来，那就该改行了。陶祖秀进分局后，也就几个回合便败下阵来，哭着对自己的罪行作了交代。

诚如专案组所分析的，陶祖秀是因忌妒而冲陶祖娟下了手。作案过程很简单：她买了姐姐喜欢吃的芝麻糕，把老鼠药用擀面杖碾成粉末后溶于水中，把芝麻糕放入毒液中浸泡片刻，晾干后又在外面滚了一层糖粉。那天夜里，姐妹俩在灯下复习功课时，她把有毒的芝麻糕拿给姐姐。当时，陶祖娟正在解数学难题，随手用纸包了包放进书包，说一会儿再吃。姐姐具体是什么时候吃的那就不清楚了。陶祖秀交代，她真的不想害死姐姐，只不过是想让姐姐大病一场，最好留下后遗症，这样，就会迫使伯父改变主意，让她移民去香港了。

连环命案至此终于圆满侦破，这天，正是除夕。

五个月后的1958年6月20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宣判：车家耀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陶祖秀犯故意伤害致死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押送少管所羁押改造，待满十八岁后移押监狱继续服刑。

分类：尘封档案 作者：易明佳 期刊：《啄木鸟》2016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