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关注〗中国人口安全调查

我们有必要了解关于人口问题更多的真相，因为它不仅事关我们的今天，事关我们的明天，更事关家与国的未来……

——代题记

引子从二孩出发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读着梁启超大师这些立论纵横、气势磅礴、慷慨激昂的文字，作为华夏子孙，我们无不有一种民族自信、人口自信、文化自信的满足感。

公元2年，我国人口就达6000万，清道光时更突破了4.3亿，而且成为屹立世界东方的文明古国。正如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写《全球通史》时赞叹的那样：“这些地区孕育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这些文明使这些地区成为起重大作用的世界历史中心。”

然而，曾几何时，与中华文明相伴而生，一度为华夏民族所骄傲的“中国人口”，突然之间成了我们的一个“痛点”。先是数量，再是结构，继而数量结构均“告急”，直接影响中国当代甚或后世的人口安全，影响人类的进一步发展。

据国家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平均每个妇女生育五至六个孩子，人口飞速增长，给当时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共和国领袖们毅然决定：实行计划生育。而后，又于八十年代初实行更加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几十年过去，中国人口在继上世纪中后期出现人口过快增长的“数量问题”后，更出现了少子化、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衡、出生缺陷发生率高、失独家庭增多（详见本刊2015年第11期《中国“失独”家庭调查》一文）等许多新问题，人口风险、人口亏损等问题纷至沓来，使中国日渐进入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不但严重影响了人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事关人口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事关中国大国地位。于是，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百姓均大声疾呼：放开二孩生育。

这一天，终于来到，201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一时，国人欢庆，神州喧哗，世界热炒。

诚然，二孩问题作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节点，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关键性的作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一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来回眸前路，展望未来……

第一章走近中国人口

老龄化：中国人口最沉重的包袱

他，名叫李智，来自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一个盛产八角的地方。对于生二孩，他感觉压力很大，因为他和妻子要供养六位老人和一个孩子——父亲、母亲、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和刚满四岁的孩子。

据李智说，父母和爷爷奶奶生活在家乡的小镇上，以前每逢圩日就做点儿小生意，基本可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他和妻子则带着孩子在市里生活，他在一家企业做业务主管，月收入6000元左右；妻子开个小商店，每月可以赚3000多元。这样的日子过得也算稳定，虽然还没有买房子，但是应付各种开销绰绰有余。可自从去年父亲因爬树采摘八角，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光治疗费用前前后后花了五六万元。虽然“新农合”报销了一部分医药费，但也花了他们不少积蓄。父亲暂时做不了重活了，生意只能暂停，母亲则在家照顾爷爷奶奶。老人家一下子断了收入，李智夫妻每个月必须寄2000元生活费回去。好在是在农村，生活开支还不是很大。

岳父岳母那边情况稍好些。他们原来开有一个早餐点，基本可以丰衣足食。不过，去年该早餐点面临拆迁，好不容易找了个新铺面，光转让费、装修钱加起来就花了五六万。因为资金不够，妻子从家里拿了一万元去解燃眉之急。现在新铺开业半年了，生意却是冷冷清清，连基本的生活费都赚不回来。一个多月前，岳母不小心被油烫伤小腿，因为没有医疗保险，不能报销，同样需要他们负担。另外，孩子生病、奶奶住院七七八八的，花光积蓄不说，还欠了不少外债。也因为状况不断，李智不得不经常请假，以致销售总监每天给他脸色看。他知道，再这样下去，肯定连工作都没有了。也因为经济问题，夫妻俩经常吵架。现在“放开二孩”了，他们却不敢生了，再生一个真不知怎么应付。

不仅农村孩子的压力大，城里的独生子女面临同样的养老难题。他，网名叫“花样男子”，是网络热帖《独生子女的沉重未来》的作者。他在文中这样写道：

与其他独生子女一样，我有过世界上最幸福、最甜蜜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被家里所有的大人无微不至地围绕着，当着一切以我为中心的“小太阳”。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过去所有的幸福只是预支的消费。从现在开始，今后一生都要为那庞大得超出个人承受极限的账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初，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四个人照顾我一个，以后，我要一个人照顾四个，甚至更多。

单位里一个老同事的父亲病了，瘫痪在床。为此，他忙得焦头烂额。他很沉重地对我说：“你们独生子女以后真可怜啊。我有兄弟姐妹六个，现在老父亲病了，一人只陪一天已经难以招架。如果换成你，怎么应付？”看着他怜悯的目光，我的心如同被人紧紧地揪住。一个同为独生子的老同学一直梦想着出国深造，努力了好些年，终于拿到了签证，但最后他却选择放弃，因为父母年事已高，近年来身体又不太好，他无法安然撇下家中一切。他很沉重地对我说：“如果有个兄弟姐妹就好了。”看着他失落的目光，我的心如同被人紧紧地揪住。一个同为独生子的朋友是位白领，收入不菲，但他还是拼命地想着赚钱。他很沉重地对我说：“家里的负担实在太重了。爸妈所在的单位是亏损企业，他们的生活要靠我来补贴。我爸也是独生子，爷爷、奶奶在农村，现在干不了农活了，也要靠我供养。一份工资怎么应付得了四个老人？幸好现在他们还身体健康、无病无痛。”看着他疲惫的目光，我的心如同被人紧紧地揪住。我的一个亲戚，只有一个独生女。他常说，女儿以后找丈夫，他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要找独生子。他很沉重地对我说：“夫妻两个都是独生子女，以后家庭负担实在太重了，我不忍心女儿吃苦。”看着他凝重的目光，我的心如同被人紧紧地揪住。

……

对独生子女来说，他们通常与父母年龄差较小，当父母老到生活无法自理时，他们也往往已近不惑甚至花甲。要赡养那么多老人，就算金钱上能应付，精力上也难以支撑。家庭的重负，就如同一座大山，死死地压在每个独生子女的身上。他们曾是最享福的孩子，但也注定将是最受苦的大人。

资料显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4.9%；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就上升到了5.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再次上升，达到6.96%；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更是上升到8.87%；到2014年突破10%，达10.1%，65岁及以上绝对人口数达1.38亿。按国际惯例，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进入老龄化。根据数据推算，中国于本世纪初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另外，据联合国预测，1990年至2020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为2.5%，同期我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3.3%；世界老龄人口中总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6.6%上升至2020年的9.3%，同期我国由6.1%上升至11.5%；无论增长速度还是比重我们都远远地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到2020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1.67亿人，约占全世界老龄人口的24%，即全世界四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人口最沉重的包袱。

男女比例失衡：给我一个有女人的家

沅陵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境内武陵、雪峰两大山系逶迤延伸，山峦重叠，溪河纵横，地形复杂，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30余座。由于山多田少、边远偏僻，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是国家重点扶贫县。至2015年初，全县仍有170个贫困村和10.63万贫困人口。

离县城大约30多公里的邓家界是沅陵有名的光棍村。进邓家界没有专门的路，一条蜿蜒在山脊上经山洪长年累月冲洗而成的水沟，就是进村的路。水沟越冲越深，两边的荆棘也越长越密，许多地方“路面”陷于地下一人多深，荆棘伸过“路面”把“路”完全掩埋。这里原来是一片大山，只因几百年前，以打猎为生的老祖宗看到这里山高林密，野味众多，便拖儿带女住到了山上。几百年过去，人口不断增加，逐渐形成了一个自然村落。后来野味少了，人们就在山中开荒种地，但地也很有限，而且产量极低，使得他们连糊口都成问题，从而变成了贫困村。全村32户，118口人。就是这么100多口人中，22岁以上的光棍就有55人，几乎占到总人口的一半，其中最大的82岁，最小的22岁。

据村民说，没结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贫穷，二是女人少。因为贫困，本地女子留不住，只想往外嫁，外地女子又娶不来。还有就是女的少，方圆几十里都缺女人，这样就迫使他们中很多人找不到老婆，哪怕是再优秀的男人。

82岁的邓长友是村里年龄最大的光棍汉。邓长友家住在村子的山坡上，房子为三扇两间木房，木房的门柱早已霉烂，让人担心它到底还能支撑多久。说起婚姻，老人那布满深皱的眼角顿时有了泪花。他说，没结过婚，是他这一生最大的痛。

“怪我人长得差吗？不是，我不是自吹，当时在村里我还算长得可以的。是穷吗？穷当然是个原因，但比我更穷的也还有啊。那是什么呢？一句话，是我们这里女的实在太少。”他曾尝试过到外面去找女人，也曾打算过到别人家去当上门女婿，但都没成功。当一切努力失败后，他十分苦闷，曾想到自杀，他认为这样活着已没什么意义，可是没死成，他拿绳子上吊，被母亲发现了，母亲哭得死去活来，说：“把你养大，你就忍心这样把妈丢在这个世上？”母亲哭他也哭，最后他醒悟了，为了尽孝，也要活下去。自此，他打消了轻生的念头。慢慢地，时间一日日过去，年龄越来越大，也就没再去想那事儿了。

沉默了一会儿，老人又说：“我现在已经是快死的人了，有什么话不敢说？我是一个正常人，年轻时身体也蛮好，一到夜晚，还真的就想那事，也曾想过去犯法。有一次，见一年轻媳妇从山那边走来，就打上了她的主意。我躲到路边的大石头后边，等那媳妇走到眼前，出其不意，跑上去，抱起那媳妇就往山上奔，怎奈那媳妇力气特大，抱不多远，就让她挣脱了。这次没成功，反而被抓到乡政府关了几日。唉——”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们是有女人的人，当然不知道我们没有女人的苦楚，有一句话叫做‘饱汉不知饿汉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听着老人一字一句的倾诉，心情不觉一点一点地沉重起来。他虽是低声倾诉，可对灵魂的冲击不亚于痛心疾首的呐喊。

年轻的李伢仔可算是光棍中的新一代了。本来，他不应该算光棍，他结过婚，有过老婆，只是老婆跟他生活了不到两年就出走了，使他又回到了光棍队伍里。

李伢仔初中毕业后就去了广州打工，在工厂里认识了一个四川妹子，人长得漂亮，也很能干，两人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通过几年的交往，双方均认为条件成熟，便结为伉俪。生下孩子后，女人把孩子留下，自己一个人走了。走时，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说不要找她，就是找也找不到。她不是嫌他人，而是嫌他生活的地方，她没有能在这地方生活下去的勇气。后来他还是去找她了，准备向她说，如果只是嫌这地方，他们可以离开，永不回来。但去了许多地方都没有找着。自此，李伢仔连工也没心思再打，就待在家里过这种没有女人的日子……

在这里，更是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家中只有一个女人，却有三个男人。

女人本是个寡妇，三个男人中，两个是前夫的兄弟，一个是本村的单身汉。许多年前，女人的丈夫在外打工遇车祸死亡，媒人们闻讯而来，可她谁也没答应，因为她与丈夫不但有小孩，而且丈夫的父母都老了，需要人照顾。再说，丈夫死后，伤心的公婆也希望她不要外嫁，就在两个未结婚的兄弟中挑一个。而两兄弟对她都好，对她都有那种意思，她无法在他们中选择任何一个，选择谁都会伤害另一方。于是，她干脆决定不嫁了。后来，公婆相继过世，她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主心骨，两个兄弟也跟着她过日子。突然有一天，同村里的另一个男人也搬过来住了。她对两兄弟说，看着他一个人过，实在太苦，大家都是命不好的人，就互相照顾吧。兄弟俩心里当然不悦，但又怕嫂子不高兴，也就默认了。从此，一个女人三个男人住到了一个屋檐下。三个男人出外做工，女人在家操持家务，倒也和谐。

采访时，我分别问三个男人：“为什么会听她的？”

他们都说：“她人好，会管家；有了她，我们什么事都不用操心。”

又问：“你们之间闹不闹矛盾？”

“矛盾肯定有，但再大的矛盾，到她那里就化解了。”

无须多问，有这一句话就够了。这就是女人的力量。

村干部告诉我，因为村里光棍多，村里的治安很成问题。大家脾气都很烈，说不上三句话就骂娘，就打，就动刀子。有个小组的组长就是用刀子换来的。那家兄弟两个都是光棍，为了当这个组长，除夕夜兄弟俩拿着刀跑到前任组长家里，逼他交出了组长的职务。还有，这里的女子晚上不敢单独出门，村里发生过多起强奸案，有几个人还因此蹲过监狱……

村干部给我讲这一切时，语气轻松，仿佛讲的不是他们村子里的事情，而是别人的故事。从这份轻松中，我看出了村里人对这些现象已司空见惯。

在中国，何止一个邓家界？2010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所对全国28个省共计369个行政村调查后得出结论，平均每个行政村至少有九个光棍，平均年龄达41.4岁。《海南特区报》曾作过相关报道：海南省琼中县吊罗山乡幸福村（化名），全村51户243人。男性人口149人，其中22岁以上的有108人。这108位男性人口中，未婚的占59人。整个琼中县人口约12万，22岁至49岁的未婚男性有13511人之多。屯昌县屯郊乡水岭村村支书介绍，本村已经整整七年没有娶进新媳妇了。《成都晚报》也曾报道：崇州市西山乡晴霞村，全村200余名适婚男子中竟有115个光棍，其中35岁至72岁的光棍有86个，另外29个22岁至35岁的青壮男子至今没有交过女朋友。《温州日报》亦报道：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467名成年男子中仍有168名光棍。

……

“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没有大姑娘。”这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年代流行于北大荒的一句顺口溜。这句顺口溜，描写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大环境下，北大荒里男女性别比失衡的现状，表现的是男性缺少性伴侣的孤寂和自嘲。当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数据公布后，这句当年流行于北大荒的顺口溜，一夜之间，又开始在城市的上空流行，并被多家新闻媒体引用。诸多媒体在引用了顺口溜之后说，再过10至20年，“没有大姑娘”的现象将在我们周围愈演愈烈，中国将出现3000万至5000万光棍。

我们透过历年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出，自1982年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超出正常值107，达到108.47，此后连年升高，最高时的1999年达到122.65。也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孩，与之相对应的男孩出生了122.65人，如按一比一配对的话，与每100名女孩相对应的男孩多出了22.65个。此后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在120上下徘徊。就算从2009年开始，连续六年下降，但2014年仍然还有115.88，高出正常值范围8.88个点。

著名人口学家、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在他的新著《人口生态重建》中预测：“从1983年到2020年之间，中国的新生男婴将超过女婴5100万人，而在事实上，1983年到2010年，中国已经出生的男婴比女婴多出了4100万。以22岁至60岁男性人口对应20岁至58岁女性人口，姑且定义超出的部分为光棍的话，2010年之后中国光棍数量快速攀升，2022年超过2000万，2028年超过3000万，到2024年超过4000万。”

光棍！光棍！一个个带着惊叹号的字眼，不断刺激着我们的神经。可是，那一切的一切，又何止是一个简单的光棍问题？

少子化：学生都去哪儿了？

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乡向阳小学，已经42岁、头发有些花白的班主任王永贵老师正坐在办公桌前。桌上摆着一把木制三角板、半盒粉笔和一红一黑两瓶墨水，红墨水瓶里插着一支蘸水笔。桌上本该再有一摞学生作业本，但是没有——一本也没有。

他抬头看看窑洞壁上挂在一块小黑板上方的石英钟，喊了一声：“毛小！该上课了！”却没人回应。王老师走出窑洞，又喊了一嗓子。稍许，铁栅门外闪出一个瘦小的男孩，小男孩一边走一边把玩耍着的几粒石子丢到地上。

转身进了屋的王老师坐回到办公桌前。男孩跟在后面，在桌旁的一条长椅上侧身坐下，从布书包里取出语文练习册，翻开，拿笔写起来。唯一的学生惠毛小，就这样开始上课了。

王永贵无奈地指着墙上一张表说：“这张《学生基本情况表》只列了两个年级：一年级，三名学生；学前班，两名学生；合计五人。开学没几天，两个学生转走了；一天前，学前班两个孩子放了假。现在，学校里就只剩下了读一年级的惠毛小。”

在老师的记忆中，以前学校不是这个样子。离清涧县城10多公里、位于公路边上的向阳学校过去甚至有高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隔壁绥德县的学生都来这里上学，学生多得挤满了27眼窑洞。如今，原先作为高中教室的那排窑洞闲置多年，大都变卖了，剩下的三五眼也已堆满杂物。

向阳学校从高中、初中一步步“萎缩”成一所小学，这是谁也想不到的。而现在，它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小学也算不上了，因为只有唯一的一个学生了。不过，即便只有一个学生，该上的课还得上，一节也不能落下。这不，再过几天就放暑假了，王永贵正给毛小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乡上的教育专干曾来说过，一个娃娃也照样要好好教。王永贵记得，专干当时还开玩笑说：“好好教吧，教完这个也许就没得教了。”

教完这个也许就没得教了，多么心酸的一句叮咛。向阳小学的窘状，在榆林、在陕西、在中国都不只是个案。安康市宁陕县从1999年的83所中小学、122个教学点，撤并到2014年底只有26所；吴起县2005年时农村还有185所小学，到当年下半年时就剩下10所；延川县更是少之又少，全县辖八镇九乡，只在县城和永坪镇设有中学……

坐落在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花桥镇的三洞溪村小学，座落在村中心十分开阔的突起地带，四周田野包裹，绿色葱郁，一条小溪从校门口潺潺流过。呈一字排开的三栋砖房在十几棵古树的掩映下，显得幽静而典雅。东南西北四条小路从学校操坪伸向远方，仿佛一个心脏泵出的四条动脉，把四周的田野、山涧、农舍维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远远望去，就觉得这是一块教书育人的风水宝地。

村支书告诉我，过去这里可热闹了，别看它只是一所村小，鼎盛时有学生200多人，教师20多位。一到开学，讲课声、读书声、歌唱声、追逐声、打闹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热闹非凡。这里的教学质量也是上乘，在每年学区的统考中，不拿第一，就拿第二，早已声名远播。除了本村的学生，附近很多村的孩子也都以能来这里读书为荣，许多邻县的家长甚至不惜代价将孩子送来这里，使得这里声名远播，愈加繁荣。

然而现在，这里既听不到半个字的读书声，更看不到一个学生的身影。学校的牌子已经换成了“三洞溪村党支部委员会”、“三洞溪村村民委员会”、“三洞溪村调解委员会”、“三洞溪村计划生育办公室”等各色牌匾，学生上课的教室也已经变成了“计生学校”、“党员活动室”、“村务公开室”、“村级图书室”等等。还有几间空的，堆满了各种杂物和垃圾，叫人不禁打起寒战。教室后面的教师宿舍，有的被人破门而入，有的门楣上吊着半边门牌在蜘蛛网的牵绊中摇曳……

近年来，这里的乡村小学基本上都废弃了。全镇23个村，过去每个村都有一所学校，现在都没有了，只在三个中心村还办了教学点，其中一个教学点才五名学生，却安排了三位老师，平均每个老师教1.7个学生。就是这样的教学点，也面临着能办一天是一天的命运。

为什么会这样呢？学生都上哪儿去了？

“一是计划生育，二是外出打工。过去农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每个家庭至少也有两三个孩子，有的甚至六七个孩子。实施计划生育后，农村的家庭也大多生一个，所以人少了，学生自然也少！再加上近几年打工热的兴起，本来就少的孩子都跟着打工的父母去了城里，有的寄居到了镇上的亲戚家，使乡里村里几乎难见到孩子了。”说着，他深深叹一口长气，“如今的乡里村里，真没搞头。”村支书感叹道。

如今的乡里村里，真没搞头。简单的话语里糅进了无限酸楚。是啊，在中国广大乡村，在我们难以忘怀的那一片热土上，不知道有多少像向阳、三洞溪那样的学校，因为生源奇缺，正一日日走向“集体衰亡”。据国家教育部每年公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1995年，全国尚有小学66.87万所，招生2531.81万人，在校生13195.15万人；有初中学校6.86万所，招生1782.49万人。可是到了2015年，全国仅有小学19.05万所，减少了47.82万所，减少71.51%；招生1729.04万人，减少了802.77万人，减少31.79%；在校生9926.37万人，减少了3268.78万人，减少24.77%。初中5.24万所，减少1.62万所，减少23.62；招生1411.02万人，减少了371.47万人，减少20.84%。

而且，这种减少还在继续，不知要减到何年何月？古人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中国历来重视教育，讲求耕读为本，诗礼传家。可是，到了今天，耕读无人，诗礼何以传承？

这，恐怕是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每一个中国父母、每一个中国人都始料未及的。

失独者泣诉：余生如何安放？

“孩子没了，一切都破灭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是一位失独母亲在“同命人”群里的最后留言。

这位母亲名叫大胖，因为体型偏胖，大家就给她取了这个网名。

大胖是一个要强、自信的女人，过去她在北京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赚了不少钱，日子过得也算幸福。然而，2013年6月，一场疾病夺去了她唯一的孩子，从此她一蹶不振。不久后，她主动与丈夫离婚，让丈夫去与别的女人结婚生子。而她自己，停止了一切生意，把剩下的货物低价转卖，房子也廉价出让，共得现金607万元。她将这些钱一分不剩地分给亲朋好友，多的分到上百万，少的也有十几万。

2015年12月4日晚上9点，群里的好友突然发现大胖退群了，感觉不是个好兆头。他们纷纷给她发短信，没有收到回复；随后打电话，也无人接听。

第二天早上，群里传来消息：大胖自杀了。

一个生活富裕、有房有车、有巨额财产的成功女商人，就这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这，就是部分失独者的余生。

失独，即独生子女死亡。据有关资料统计，失独现象出现在本世纪初，随着时间推移，日益增多，目前我国有失独家庭100万左右，且以每年7.6万的数量在增加。这些失去独生子女的老人，面临生活照料、养老保障、精神慰藉、后嗣传承、丧葬善后等各种困难。他们有的为排遣痛苦，在夜深人静的夜晚，流着悲伤的眼泪，为亡儿不断地写着寄往天堂的信；有的每天从凌晨到深夜，靠着两个QQ，活在“母”“子”的世界里；有的养一只小狗，相互之间称呼“爸爸”、“妈妈”和“儿子”，以此来麻痹灵魂，寻得“家”的温馨；有的每逢春节、元宵、中秋等传统节日，为躲开喜庆的氛围，在澡堂里一待就是一整夜；更有甚者，为了挽救病中孩子的生命，不惜一切代价为孩子治病，最后，孩子走了，巨债来了；还有的在失去孩子的痛里疯掉，在别人对“妈妈”的呼唤中垮掉，在反复进行的试管婴儿手术的痛苦里毁掉……

是的，唯一的孩子死了，如何养老成了老人们最大的心病。

清华大学潘教授夫妇在儿子死后用了大量的时间为养老奔波，但咨询了多家养老机构后，都被拒之门外。唯一的理由就是：养老院接收老人，需要子女签字。没有子女的潘教授夫妇甚至想到了用“出家”的方式来度过余生，可寺庙的方丈说：“我们只接收60岁以下的施主。”

他们泪流满面，仰天长问：“没了儿子，哪里才是我们的去处啊？！”

2007年，在安葬儿子的时候，潘教授给自己和老伴儿也买好了墓地，就在儿子的旁边，他们希望自己去世后能够离儿子近一些。他去和墓地的工作人员商量：“我们现在给你们一笔钱，等我们死后，麻烦你们把我们的骨灰送进这墓地。”

墓地工作人员回了一句：“我们还没有开展这项业务。”

老人听后，顿时瘫坐在地，号啕大哭：“这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自己掏钱，找一个能把我们骨灰送进墓地的人都找不到……”

因为没有子女陪伴，失独老人死在家里没人发觉的事件时有发生。2014年11月21日，重庆北碚区石马河街道一位叫赵国华的老人，死了几天无人知晓，后来是邻居闻到了臭味遂报了警。当警察把房门打来，房间里的电视机还开着，而老人的尸体都已经腐烂了。同样是2014年11月，长沙市河西区溁湾镇一位62岁的失独母亲，死在租住的房屋里，也是直到尸体发臭才被人发现。

“没有孩子的我们，余生该怎么安放？”

“多荒”并发：拷问中国人口安全

2011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军区原司令员谈文虎少将联合济南军区、南京军区的军队人大代表共同向全国人大提案组提交了一份特别提案：如何应对中国军队“征兵难”问题。此提案开门见山地指出，原本兵源充沛的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征兵工作由“百里挑一”向“兵源紧张”逆转。

就此，“兵源荒”问题第一次在全国“两会”上被公开提出，并进入公众视野。

谈文虎代表说，山东历来是我国的兵源大省，全省每年录取新兵的数量约占全国总数的1/10。但是与往年相比，2010年底山东省的报名应征人数有所减少。针对一些地区征兵中“意外”地出现了报名人数走低的情况，有的县市还进行了“二次动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很多，既有现在青年就业、上学渠道增多的影响，也有部分群众国防观念淡化的因素，还有一些地区优待优惠政策不到位、优抚待遇不平衡等，但最主要的还是人口出生基数降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山东省严格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每年人口出生率以25%到30%的幅度下降。从那时至今三十多年时间，正好这一代的青年成为适龄入伍青年，因此，适龄青年人数减少，报名参军的青年人基数相应减少。

山东所遭遇的情况在全国几乎普遍存在，根据征兵部门提供的数据，1993年我国适龄入伍男青年约5000多万，到2010年降至约4300万，到2015年再降至3300万。专家们预测，到2020年还将降至2700万，2030年更是降至2000万。

而另一方面，这些应征入伍的青年，80%以上是独生子女。一支由独生子女构成的部队还能够英勇无畏、冲锋陷阵打胜仗吗？很多眼看着这一代独生子女长大的人，无不为此担忧。美国华盛顿尼克松中心分析，中国征兵情况不容乐观，且作战部队独生子女构成比例过大。并据此认为，中国军队已经不再可怕。美国的战略智囊机构更是作出“研究结论”称：中国独生子女一代会削弱军力，解放军没有实力挑战美军。

虽然，美国人的这些分析难免偏颇，中国军队的独生子女化并不像西方分析家想象的那么负面，但更多的基层部队确实存在80后、90后独生子女新兵的管理、训练难题。解放军某部一份有关军营独生子女兵的调查报告显示，独生子女初到部队时普遍怕吃苦，有26%的独生子女士兵在新兵训练期间曾找各种借口逃避训练，甚至私自离队跑回家。这无不为我们的国防、军事、军力敲响了警钟。

“兵之胜在于篡卒”——风云战国，诸侯争雄，一代名将孙膑献出成就霸业之策；“兵民是胜利之本”——白色恐怖，武装割据，一代伟人毛泽东指出强军之基。一个是古代杰出的军事家，一位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跨越两千多年的历史时空，他们不约而同地揭示了一个真理——兵员是国防的基石，是战斗力生成最基本的要素。

“兵者，国之大事也。”为人民军队输送优秀兵员，到人民军队中去当一名合格的子弟兵，历来是各级政府的光荣职责和适龄青年的神圣义务。从战争年代老区群众踊跃参军支前、“一口饭，做军粮；一块布，做军装；一个儿子，送战场”的悲壮场面，到和平时期人民群众争相送优秀儿女当兵、“十里挑一、百里挑一”的热烈景象，“参军热”始终涌动在神州大地。可是，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二十一世纪，当伟大的国防需要更多、更优秀、更睿智、更强悍的英雄战士时，如此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却悄然浮现，这确实让人感到意外。

与“兵源荒”相叠加的还有企业的“用工荒”、大学的“生源荒”，“三荒”并发，挑战国力，拷问中国。

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用工荒”最先出现在东南沿海地区。2008年年底，全球金融危机使“用工荒”暂时变成“就业难”，大量农民工从东南沿海地区提前返乡。但到了2009年下半年，“民工荒”以更大规模再现，而且持续到现在，并将进一步持续下去，其地域也不再局限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波及全国。

2015年12月18日，由“58同城”集团组织召开的“首届蓝领互联网招聘行业研讨会”发布了这样一组数据：全国54%的企业面临“招工难”，光蓝领职位总缺口就达3550万，其中普工和技工高达2000万，普工总计需求1688万，文员153万，操作工129万。除普工等蓝领外，低端白领的缺口也较大。

在珠三角最大的制造业人才招聘基地汇安，过去，高峰时每一场招聘会都会有5000多人来应聘，而现在每场只有不足3000人。

“哈一代”玩具厂的老板肖森林表示，从5月到7月，订单数量明显增加，但工厂里却有三分之一的机器因为没有招到足够多的工人而无法运转。

2015年2月24日，湖北省麻城市飘下绵绵春雨。上午9时，“春风行动”大型人力资源招聘会在市会展中心广场开幕。50家外地企业和77家本地企业早已排兵布阵，把广场围了满满一圈。浙江省台州市欣鑫电动车公司计划招普工等共100人，人力资源主管杨冕一脸疲惫地说：“我们23日在洪湖赶了一场招聘会，仅招到40人，远远不够，今天又赶来麻城，还不知道能招到多少。”

在新近一次人才招聘会上，台州市椒江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局长徐玲荣深有感触地说：“目前，椒江区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遭遇用工荒。台州民营企业发育早，数量多，过去一直是稳定的劳务接收大户，本地企业一般不愁用工。今年坐在家里等不行了，我们组织了31家企业，带着3900多个岗位到劳务大县招人。像这样大规模组团走出来‘抢工人，十多年来还是头一次！”

在“招工难”的尴尬下，各大企业不得不各出奇招，希望招到更多的工人以保证生产顺利进行。比如设立年终奖、改善福利、员工培训、拓宽招工渠道等，希望通过现有的努力，能招聘到足量的工人。沿海不少城市的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农民工的政策，不仅要求企业按时发放工资，而且督促企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社保、医保等。

但，工还是难招。很多企业老板不住地发问，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到底是怎么了？到底是谁在操纵这个令企业头疼的怪圈？

古人说，问君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12年开始，中国15岁至59岁劳动力人口四年四连降：2012年比上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比上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比上年减少371万人；2015年比上年减少487万人。提供人力资源的源头——劳动年龄人口在萎缩和枯竭，民工从何而来？

至于大专院校的“生源荒”更是愈演愈烈。2011年8月22日，《厦门日报》上一篇《高考每门考19分就可能上大学》的报道引发网络热议。报道说，福建省在2011年的高考录取中，首次试行“注册入学”，只要理工类在140分以上，文史类在245分以上均可报名。从理论上看，以理工类为例，140分便有望被大学录取，以现今普通高考满分750分计，140分的资格线仅占总分的19%。换句话说，100分的试卷，只要每门成绩在19分以上，就有望成为一名大学生。

有关人士说，这都是“生源欠缺”惹的祸。据教育部门公布的结果显示，我国高考生源减少始于2009年。在2008年我国高考报考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峰1050万人后，2009年急剧下降到1020万，此后逐年下降，至2013年降到912万；2014年在连续下降五年后第一次出现反弹，增长27万人，但有11个省仍然在减少。2015年再次回升，但仍然有15个省市区在减少，减少最多的是江苏省达3.28万。2016年再次减少，只有940万人。北京连续第10年减少，10年间缩减了一半。

由于生源减少，为了完成招生计划，各省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分数和门槛，在一些地方干脆实行专科学校注册制，或是录取分数低至150分。即便如此，许多高校仍然招不满。山东省2011年专科二批一志愿投档后，尚有文科501所院校、理科572所院校生源不满，有100余所院校的投档线直降到200分以下。此后全省连续三年都未能完成招生计划，2013年有6.3万个招生计划没有完成，占整个计划的12%。考生大省河南省2012年计划录取69.3万人，实际录取55.18万人，超过14万的招生计划没有完成，其中专科录取只完成了招生计划的75.4%。

纵观中国当代人口，“荒”的不止这些，还有“孩子荒”、“少年荒”、“青年荒”、“壮年荒”、“女人荒”……这一“荒”叠着一“荒”的背后，写满严峻的人口形势。它，不可回避地拷问着人口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一针见血地拷问着昨天，拷问着今天，更拷问着明天。

第二章时代呼唤二孩

来自各界的呼吁呐喊

面对如此严峻的人口安全形势，“多生一个”已经成为全民族的期盼和守望。就在这种期盼和守望里，人口学者、民间人士、政府官员三股力量共同发力，推动政策调整。

学者中的内部推动，又先后经历了三代人的努力。

第一代学者中的代表人物，应数原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现上海社科院教授梁中堂。他于1979年12月就曾对正欲向全国推行的“一胎化”政策提出反对意见。1984年，他以一个人口学者的名义给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写了一封长信《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1985年春节，他再次上书中央，提出一系列建议，并请求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进行试验。1985年7月，山西省委、省政府同意他在山西省翼城县开展试点，这一试就是30年。30年来，该县各个时期的人口指标均优于全省、全国，试验取得巨大成功。

从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人口学博士毕业回国的曾毅，应该是第二代学者中的佼佼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出版《中国人口发展态势与对策探讨》，建议在婚育的基础上逐渐放开二孩。他先后于2005年12月、2008年12月、2012年6月三次牵头举办了“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出版《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发展》一书，成为少有的深入浅出解读政策的书籍。

作为曾毅的学生——李建新继承了老师的衣钵，成为第三代年轻人口学者中呼吁政策调整的一员难得猛将。1995年，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就论证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主张2000年始实行二孩政策。此后，李建新一直不断地从多方面论证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与不同学者进行学术观点争论。2009年2月，他发表的《开放生育政策，天塌不下来！》，文章获得112759的点击量。2012年4月，他又与梁建章（携程旅行网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著有《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国人太多了吗？》等）合作出版了《中国人可以多生》一书。还先后于2012年7月、2013年3月、2015年3月联合北大法学院教授湛中乐等有关学者召开研讨会，并形成建议书致全国人大，呼吁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行全面修改。

与李建新一样关注中国人口、呼吁遵循科学规律的人口学家还有很多。比如，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工作的乔晓春、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等，他们对中国的生育率下降、老龄化、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等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并极力呼吁生育政策的调整和人口生态的重建，影响十分深远。

而更令人感动的是，从2000年至今，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复旦大学教授彭希哲、王丰等人牵头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建言行动。特别是2015年1月的第三次建言，由21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39位学者共同签名，呈送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他们郑重地再次向中央建议：“尽快在全国放开二孩生育，不再争议、不再拖延，并及时修改《人口和计划生育法》。”

体制内学者的建言，承载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体制外学者的呐喊，更寄托了全国人民的愿望与梦想。这些体制外的学者中，尤以梁建章、黄文政等比较突出。梁建章善于就从经济的角度切入中国人口问题，见解十分独特，其博客、微信拥有64万粉丝；黄文政与梁建章组织全国性的各类人口研讨活动，发表各类演讲几十次，合作发表文章120多篇，近80万字，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英国BBC、美联社等国内外数十家媒体上都曾发声。

在学者们积极呼吁、呐喊的同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言献策也此起彼伏。时任中国社科院北欧文学室主任、研究员叶廷芳，于2007年3月率先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了《计生政策中有关独生子女条例应尽快停止执行》的提案，并征集到28名委员签名，成为“两会”史上第一份“废除独生子女政策”的提案。一石激起千层浪，从那之后，主流媒体上有关独生子女的弊端不断被提及，“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成为每年“两会”的热点。比如，全国政协委员王名、刘大钧，从“放开二胎”到“取消限制、鼓励生育”，连续提了六年。再如2015年3月的“两会”上，就有超过17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了“全面开放生育或二胎”的提案。

来自广东省的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2014年参加全国“两会”时，一人就提交了十多份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改革的提案。

位卑未敢忘忧国，何况他们都是各自业内响当当的人物。他们不图名，不为利，之所以如此执著，是因为他们都是爱国的华夏儿女，都觉得自己肩上有一份作为国人的责任与担当。

卫计委官员：这两年可是忙翻了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计委）一名公务员说：“这两年我们可是忙翻了。”

自2015年初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根据中央领导指示，国家卫计委也马上行动，组成10个调研督察组，分别由委领导带队，于2015年6月中旬至8月初，历时一个半月，分赴22个省（区、市）开展综合调研。先后在不同地方的不同场合召开了近百场会议，并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研究机构进行了第三方评估。

实际上，对于人口发展与政策调整的调研，国家有关部门一直在做。早在2004年初，国家就组织“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课题组”，历时三年，形成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14年4月，国家发改委将《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25个重大课题之一；2014年底到2015年初，多家人口智库也对“十三五”人口发展规划提出了各自的方案，基本认为“十三五”期间应该全面放开二孩。

2015年9月9日，国家卫计委举行“闭门会议”。会议听取了综合调研和第三方评估总体情况的说明，各调研组分别汇报了有关调研情况，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汇报了第三方评估情况。会议要求加强对全国人口计生形势的研判，认真负责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和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会后，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中国人大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分别提出《中国未来人口发展战略报告》。该报告指出：尽管中国依然顶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帽子，但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严重扭曲，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态。

“闭门会议”达成共识：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不宜再作迟疑。

总书记说：这项政策可行

2015年10月26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十三五规划建议”向全会作说明。在说到“全面二孩”问题时，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特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现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90后，他们的生育观念变化了，养育孩子的成本也增加了，同时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了，养儿防老的社会观念明显弱化，少生优生已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一方面，据调查，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以来，全国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有1100多万对。截至今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只有169万对，占比为15.4%。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明显，2014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15%，老年人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4岁以下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这种趋势还在继续。这些都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可以通过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这是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国家卫计委等部门经过认真测算，认为实施这项政策是可行的。”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朴实无华，既有数据展示，又有理性分析，为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持。

会上，中共中央果断决策，旗帜鲜明地作出决定：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2015年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并确定新法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自此，一项实施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结束，一个全新的、全国人民欢呼雀跃的“全面二孩”新时代开启。

第三章政策出台前后的悲欢离合

听到消息，她们喜极而泣

2015年12月3日，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内，由财新智库、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北大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人口与未来”研讨会正在召开。个子并不高大的她，敏捷而干练地走上讲台，一篇《百姓的呼声》的讲演，语惊四座。

她，网名凤凰，70后，一个女孩的母亲。大家叫得多了，倒忘记了她的真名——曹娟辉。她说，当她第一次看到腾讯上有关失独家庭的视频时，触发了她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忧虑。当时，她就觉得这个政策有不适宜处，必须呼吁尽快放开二孩，让更多家庭远离失独。于是，她在网上建立了QQ群，团结一大帮想生二孩的70后妈妈，共同呼吁。

最初，她们找不到发声的平台，没人关注她们的诉求。后来，经朋友建议，她们去了“两会”期间新华网推出的“我向总理报民生”网页发诉求，很快，留言就多达16万多条。这给她们继续呼吁带来了无限动力，之后又开展了一系列呼吁活动。比如，2014年4月，她和姐妹们将获得了5000人签名支持的呼吁信分别寄往国务院法制办、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国家卫计委；2015年4月，又开展了“一人一照”签名征照活动，将来自全国26个省的275位母亲的照片和签名的呼吁书寄往国家有关部门；2015年6月10日和7月6日，她们先后两次去国家卫计委，当面向官方递交了要求立即“全面二孩”的书面诉求；2015年10月2日至6日，组织“70后非独”群体，举行了从山西运城徒步120公里到“全面二孩”实验地翼城的活动，一路行走，一路宣传，产生了极大影响……

然而，政策还是迟迟未能放开。群里的姐妹开始焦虑。要知道，这些盼望生二孩的人大多年龄在35岁以上，有的超过了40岁，一天天衰老的身体留给她们的机会越来越少。

左等右盼，总算等到了2015年10月26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因为早听人说，这次会议将研究出台二孩政策。全会开幕的当天，她们就“蹲守”在电脑或电视旁等待消息。可是，在煎熬中度过了第一天，没有任何动静。群里的姐妹们急了，纷纷给她留言：“怎么一点儿消息都没有？”她只得安抚大家：“别急，再等等。”其实，她自己心里又何尝不是焦急万分？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有亮，很多人就又“蹲守”上了。大清早，她就收到了大家接二连三发来的信息，从这些信息里，她读到了一颗颗更加焦急难耐的心。一天时间又过去了，仍然没有任何消息。第三天还是没有消息。备受煎熬的姐妹们开始失望起来：“这次肯定又没希望了。”她们有些按捺不住，整个群里一派低迷、伤感、沉重的气氛。实际上，曹娟辉早已通过别的渠道知晓，这次“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基本没有问题，但这话又不敢在群里说，因为她害怕万一不成会让大家更失望。

总算煎熬到29日晚上7点，央视《新闻联播》里全会公报发布的那一刻。大家屏声静气地听，生怕漏掉一个字。当听到“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一句时，曹娟辉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她再也忍不住涌流的泪水：“天啊，总算等到了这一天……”

群里更是激情澎湃。仿佛只在刹那间，整个朋友圈就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大家喜极而泣，相互“拥抱”，相互祝福，各尽所能，通过各种形式庆祝。献“花”、放“炮”、唱“歌”、喝“酒”……虽是在虚拟的世界里，但大家乐此不疲。更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发红包，不吝发出百元甚至千元让大家分享……

曹娟辉说，那一刻，大家都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性别，忘记了曾经的伤痛和泪水，只有狂欢，只有被甜蜜包裹得实实在在的幸福。

走出“离婚”、“结婚”的梦魇

“全面二孩”政策公布的那一夜，80后的她也自始至终收看了新闻，后来又上网反复地查。“直到确定是真的，才彻底地松了一口气。”她说，“回想起为二孩拼搏的日日夜夜，所有吃过的苦、熬过的痛、受过的委屈，全一股脑儿地涌来。那一刻我真的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号啕大哭。”

她不愿透露姓名，为了生育第二个孩子，她忍受了一般女人没有忍受过的痛苦与委屈。三年前的一天，她意外怀上了第二胎。怀孕后的她，既喜又忧，喜的是，她又“有”了，忧的是到底“留”还是“流”？纠结了好久，最终，她对丈夫说：“我想生下这个孩子。”

丈夫是银行的高管，事业正处于上升期，如果生下二孩，肯定会丢掉工作。听妻子这样说，他很为难。虽然他内心里也想再生，但又舍不得丢了这份工作。

她接着说：“你不用怕，我打听过了，很多人都通过假离婚生育了二胎。要不我们也来个假离婚？”

丈夫听后坚决不同意。

她给丈夫做起了工作：“又不是真离，我们只是办个离婚手续，然后我去找一个没生过孩子的单身男人假结婚，办理‘合法的生育证，‘合法生下孩子。但我们约定，不同居，不发生任何关系，事成后给那人一笔钱作为补偿。”

听妻子说得有些道理，丈夫开始动心，但同时又担心起来：“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个他愿意、我们又信得过的男人？”

她想了很久，说：“我的一个同学，至今没有结婚。如果他愿意，最好不过。”

但她的想法遭到了同学的严词拒绝。她只得悻悻而归，在十分不舍中将孩子流掉。

由于生活条件和身体素质俱佳，几个月后，她又怀上了。这回，她下定决心一定要生下来。他们仍然想按“既定”的路线走。经多方了解，丈夫一远房表舅，已经有四十多岁了，至今未娶。他们找到他，想让他“帮忙”，表舅答应了。她和丈夫马上办理了离婚手续，第二天就跟这位远房单身表舅领了结婚证，准备过两天再去领“准生证”。谁知，远房亲戚觉得这样的假结婚会存在很多后续问题，揣摩来揣摩去，总觉得不好，第三天就后悔了。为了不扩大影响，她只得答应，两人又悄悄办理了离婚手续。

肚子一日日大起来，必须马上找到一位能接纳她和孩子的“丈夫”，可周围除了那位单身同学外，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没有办法，她只得厚着脸皮，再次找到那位单身同学，给了对方五万元。最后两人领了结婚证，办了准生证。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月后，胎停了。

犹如晴天霹雳，她几乎被这突来的灾难击倒。哭干了泪水，哭坏了嗓子。但这更坚定了她要生下二孩的决心。幸运的是，2015年8月，她又怀上了，她打算就用之前办理的“准生证”生小孩。为以防被告发，她决定离家去外地养胎。她把之后的每个环节都想得一清二楚，做好了打算，决定10月底就向单位请假移交工作。

就在这时，“全面二孩”放开了。看过新闻后，她哭了，为自己走过的艰难曲折的二孩之路，更为已经“合法”的孩子。

我要解密：我有两个孩子

“新华社消息：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全面放开二孩。”2015年10月29日18点34分，某网络专栏作者、资深媒体人、某杂志编委成员吴元手机上突然弹出一条这样的信息。

作为媒体人，他相信这是真的，立刻给妻子打电话，将好消息告诉妻子。

妻子认为是丈夫哄她开心，反复问：“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他说：“我确定没有任何问题。”

当时正在下班的地铁里，信号不好，两人没说两句，电话断了。

他火急火燎地赶回家，对妻子说：“我要马上在朋友圈解密，我有两个孩子。”

妻子忙说：“要不再想想？”

“我不想了，管他的。憋了四年，真的憋坏了。”

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迅即发了三组兄弟俩的照片。歇了口气，感到有点儿难过，又发了一张父子俩的照片，说了这样一句话：“宝贝儿子，爸爸终于可以把你正大光明地带出去玩了。”

五年前，妻子意外怀孕，他们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生下来？因为妻子是公职人员，生下来会被开除。他们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生下来。下决断的是妻子，她很坚决。妻子的理由很简单，她绝不会堕胎，因为这必将成为她一辈子都躲不掉的心理阴影。妻子的顶头上司帮了他们大忙，给妻子放了大半年假，对外就说病了，回老家养病去了。

生完孩子，妻子的肚子“瘪”了，可以去上班了。要藏起来的人，由妻子变成了孩子。他们租住的地点，就在妻子单位旁边，进出很容易碰到同事。出门的时候都得左右观望，看有没有熟人，即便没有，谁知道会不会突然冒出一个来呢？这不算最难的，最难的是家里还有一个童言无忌的哥哥。他们不能跟他说，“不要告诉别人你有一个弟弟”，因为没法解释。还有朋友，这几年他们一直闭门谢客。实在避不了，就得早早让岳母把弟弟带开，再让客人来家。

他深深地厌恶这样遮遮掩掩地过日子。有一次，妻子和她的几个闺蜜聚会，大家都带上了孩子，吸取了之前的教训，他们把两个孩子都带上了。妻子的一位闺蜜知道后难过得哭了，大家手足无措地安慰她——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可能做错了，不该隐瞒这么久。

他说，他希望大家理解，因为需要一个时机来告诉所有人。如今，这个时机终于来了。中央全会决定：实施“全面二孩”。他再也不需要隐瞒，他必须在第一时间将这个保存了四年的秘密公之于众。

照片和消息发出之后他才知道，其实有几个朋友早知道了。

一位朋友留言说：“你知道谁最憋坏了吗？”原来他曾在路边碰到过他们带着老二，“所以说保守秘密好辛苦。”

还有朋友说：“那可真是憋坏了，得好好释放一下。”

是啊，这一夜等得太久，是得好好释放一下，而且，全中国都得好好释放一下。

第四章政策“落地”的困惑与尴尬

催生，另一道生命的“风景”

这天，家住湖南浏阳的小郑突然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信，信是公公婆婆写来的，长达七页。原来，这是公婆的一封催生信。全信措辞犀利，字字焦急，句句沉重，大有兴师问罪之势。读完信，小郑失声痛哭：“爸爸妈妈，求你们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小郑与丈夫小黎五年前结婚，婚后育有一女，已经四岁。自结婚后，公婆总是喜欢干涉他们的生活，特别是在生小孩的问题上，他们总爱唠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老人们看到他们还没有“生”意，开始急了，几乎每天电话絮叨“再生一个吧”。其实，他们并不是不想生，只是觉得女儿还小，想过两年再生。到那时，孩子大一点儿，牵扯的精力少一些，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生养二孩。可他们没想到老人们如此心急，竟然写起了催生长信。

在全国，类似小郑、小黎一样被父母“逼生”的例子不少。特别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不少家庭父母长辈心中压抑了很久的希望就像放闸泄洪一样喷涌而出。

生活在海滨城市大连的姜丽，对公婆的催生十分头痛。她说，公婆的过度热情让她几乎窒息。政策一出台，公婆马上找到她商量：“再生一个吧，我们现在身体还硬朗，孩子出生后完全可以交给我们带。”本来，姜丽和老公也觉得一个孩子比较孤单，就答应了。但自从答应生二孩后，姜丽就感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这压力来自公婆对她的过度热情。公婆每天天刚亮就在厨房里忙碌，煲汤炖鸡给姜丽和老公吃，让他们补身体，以备怀孕。除了大包大揽家务事，姜丽的公婆还未雨绸缪，抽空儿去几家楼盘看房，计划为孙女和未来的孙子各准备一套住房。考虑到第二个孩子出生要用的东西多，老两口没事就往超市跑，买婴儿车、婴儿衣服……更让姜丽受不了的是，婆婆晚上还偷偷跑到她和老公的卧室门口听动静。有时两口子刚来了情绪，被门外偷听者的脚步声一弄，顿时寡然无味。姜丽气极了，丈夫对自己母亲的行为也很无语：“妈，生不生孩子是我们的事情，你这样就不对了。”见儿子指责自己，老太太委屈得哭了：“我这还不是为了你们，好心没得好报！”公公也忙帮腔：“你妈这做法是欠妥，但你们两口子也不要不知好歹，我们平时是怎么对你们的？”原本和睦的一家子，就这样出现了矛盾。

有媒体在重庆南坪街道、上海天平街道对100对年龄在35岁以下的年轻夫妇进行调查，他们中有82对夫妻受到父母催生的压力，占比达82%。新浪网也进行过一项调查，调查的数据显示，56.2%的一孩夫妇被父母催生二孩。

催生，成了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波澜壮阔的另一道风景。

唤醒“沉睡”的胚胎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妇产科，人头攒动。一群大人、小孩焦急地等在产科门外，凝神静气，倾听产房里的动静。下午2时整，随着一声尖厉的婴儿啼哭声从产房传出，大家悬着的心总算放下。原来，这一声啼哭，标志着12年前在医院冷冻保存的胚胎、经过解冻复苏后成功孕育的男婴顺利降生。他的诞生，创造了中国冷冻“保存时间最长”出生的冻融胚胎试管婴儿之最。

这一天是2016年2月24日。看着粉嘟嘟、紧握着两只小拳头、一个劲儿啼哭的小子，孩子的母亲李女士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李女士，40岁，上世纪末结婚，婚后多年未孕。经查患输卵管阻塞和多囊卵巢综合征，于是，夫妇俩来到唐都医院，进行试管婴儿技术助孕治疗。2003年8月，通过一系列的调理和治疗，从她体内成功取卵12枚，并形成12枚胚胎，移植两枚，冷冻七枚。当月助孕成功，2004年产下一名体重2900克的健康男婴。剩下的七枚胚胎利用当时常用的程序化冷冻胚胎技术进行冻存保存。

胚胎冷冻技术是辅助生殖技术重要的衍生技术之一，是在试管婴儿新鲜取卵治疗周期中，将胚胎移植后剩余的可利用胚胎进行冷冻保存，并在适当的时机进行胚胎解冻，再将冻融胚胎移植使患者受孕的一项技术。

李女士决定将剩下的七枚胚胎进行冷冻，为的就是想有朝一日放开二孩时，再派上用场。2015年5月，随着二孩政策呼声的传出，李女士想到了冷冻在医院的胚胎，她想提前迎接二孩的到来。医院受理了她的请求。为使胚胎成功复苏，医生为李女士的胚胎专门订制了适合程序化冷冻技术的特殊培养液，经该培养液培育后，七枚胚胎中有三枚存活，从中选择了两枚移植，当月就助孕成功。时隔12年，李女士再次剖宫产下一名重达3440克的健康男婴。

和西安李女士一样，青岛市47岁的马女士、广州43岁的叶女士、成都31岁的李女士等等，也都激活了多年前保存在医院里的冷冻胚胎，利用试管婴儿技术，顺利怀上“试管老二”。她们都对突来的幸福有些不知所措：“没想到冻存这么多年的宝宝存活了！这一切顺利得就像一场梦。”

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我们从医院提供的一些数据就可以窥其队伍之庞大。据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王晓红介绍，目前该医院共为23000多对不孕不育患者的近10万枚胚胎进行冷冻，共计解冻胚胎27000余个，解冻复苏率存活率高达95%，已经成功移植了13000余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来医院复苏胚胎的人越来越多。成都西囡妇科医院还专门设立了冷冻胚胎复苏门诊。其生殖中心李莹星医生介绍，仅2016年3月份，每天就有100多人次来挂复苏门诊号。

自1978年7月25日23时47分，在英国奥尔德姆总医院降生世界首位试管婴儿后，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经降生的试管婴儿超过了600万例。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于1988年3月10日8时56分在北京北医三院呱呱坠地。经过近30年的努力，目前这一技术在我国日臻成熟。这无疑给怀有二孩梦想的高龄、不孕人群带来又一福音。

美丽婚姻在“不能生”的泥淖里搁浅

2016年2月，温州永嘉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纠纷案，导致夫妻双方闹起离婚的直接原因是“全面二孩”政策。

因为女方不愿再生育，男方将女方告上法庭要求离婚。

这起离婚案的主角阿李和琳子通过自由恋爱于2007年结婚，婚后生下一个女儿。女儿乖巧懂事，一家人生活幸福美满。但是，阿李的家人总是在两人耳边“吹风”：再生个孩子吧。琳子心里清楚，他们只想要她再生一个儿子。那时两人都有公职，政策上不允许，阿李的家人也拿他们没辙。

“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阿李家人高兴坏了，急忙筹划着做思想工作让琳子实现他们的愿望。可是对于再生育，琳子却有自己的想法，她认为目前的家庭收入难以支撑两个孩子的抚养费，再要一个不仅生活质量会有所下降，而且，如果第二个孩子还是女孩，阿李家人也不会满意。为此，琳子坚决不想再生育。

这个时候，阿李却难以抗拒家人的压力，他也一门心思希望琳子再生一个。在苦口婆心劝说妻子无效后，阿李和琳子间的矛盾骤然升级，最终上升到肢体冲突。发生肢体冲突后，琳子索性住到了娘家，两人开始分居生活。这一“分居”，让阿李希望与琳子生育二孩的念想彻底没了实现的可能。

在双方分居一个来月后，阿李一纸诉状将琳子告上了法院，直接提出离婚诉求。

审理此案的法官感叹说：“离婚的理由各种各样，但我们还是第一次受理因为生育二孩问题导致离婚的案件。”考虑到夫妻感情不存在根本性问题，法官做起了和事佬。法官一边做阿李的工作：“是否生育二孩，女方有自由选择权。”但阿李还是坚持，不过他补充说，只要琳子肯生，无论生男生女都没有关系。另一边，法官又做琳子的工作。因为之前的顾虑，现在的窘状使琳子的态度更坚决，她不同意再生。

近十年的夫妻感情，敌不过“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的几个月时间的考验。双方最终以离婚收场。

因这种“奇葩”理由而离婚的不止他们。通过“百度”搜索，输入“不生二孩就离婚”字样后可以找到66800多条结果。据民政部门统计，中国离婚率自2003年来连续12年递增，2014年全国共依法办理离婚登记363.7万对，比上年增长3.9%。以四川省为例，2014年全省共办理离婚22.96万对，离婚人数是12年前的六倍，每分钟就有两对夫妻“拉豁”。据苏州市民政局统计，2015年苏州市离婚人数为16884对，平均每天有46对夫妻劳燕分飞，创下了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

据民政系统有关人员说，这些高居不下的离婚案中，有很多就是因为夫妻单方为谋求二孩而导致的“二孩式离婚”。

“二孩式离婚”，貌似一个崭新的名字，其实是“二孩”政策实施前后一道家庭和社会的“新伤”与“旧痛”。

二孩是个“奢侈品”

就在“全面二孩”政策公布的当夜，一份“中国十大城市养育孩子成本排行榜”挂到了网上。大家对此褒贬不一，但很多人承认，“养育孩子在经济上的压力是巨大的，是不容回避的。”

在北京，有一位市民根据自己的实际开支计算了一个“二孩账本”：出生前产检、营养费就要2至3万；0至3岁，需要9至27万；3至6岁，包括兴趣班费用等，需要10至20万；7至12岁上小学了，公办学校赞助费需6万，民办学校需要15万；13至18岁，包括学费、择校费等，需要8至45万；如果算上大学的学费、伙食费等费用15至35万的话，一个孩子培养的成本从50万到150万。也就是说，从怀孕到出生再到成人，养育一个二孩至少需要50万。

在上海，有人也粗略计算过，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连吃带用加上读书、找工作、结婚，要花100多万元。

在广州，多生一个的成本至少在53万左右。如果加上二孩带来的住房上升成本，将超过200万。

……

面对如此高额的“成本”，想生二孩的父母们的选择注定不能是一时冲动，而必须经过深思熟虑。生活在广州的刘慧就是如此。她一边想到自己和家人对二孩的渴望，一边要考虑自己生育力、大女儿心理接受程度、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家庭规划变化、自己职业规划等种种因素。

刘慧至今仍记得政策放开的那天晚上，她回家一推开门，首先跃入眼帘的就是餐桌上的红色玫瑰花。在她的记忆里，已经搜不到丈夫上次送她花是什么时候了。她还没放下包，丈夫就从厨房里出来，端着热气腾腾的菜，满脸的笑容，声音里透着兴奋和激动：“老婆，我们可以生个儿子啦！”一个小时后，婆婆打来了电话。两个平时并不亲密的女人，心照不宣地热络了许多。最后，婆婆说：“你一定要生哦。”刘慧回答：“一定生！一定生！”

刘慧说，她是真的想生。对她而言，养育女儿的过程十分美好。今年14岁的女儿，乖巧可爱，长得漂亮，还是一个小学霸。可是，许多天过去后，兴奋的刘慧终于冷静下来，因为她想到了再生一个的成本。她粗略地算了一下，如果再生一个孩子，从0岁到14岁，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等支出大概需要50万。而且，养第二个孩子还要请月嫂和保姆。加上大学的费用，没有120万下不来。作为工薪阶层，哪儿有那么多钱？认真计算后，她选择了放弃。

福建省总工会于2016年3月在福州、泉州、三明、莆田、南平等地188家不同所有制企业中，针对1249名女职工开展“二孩政策与女职工权益保障情况”的调研。结果显示，有79.02%的受访女职工因为“育儿成本高，经济负担重”而不生二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石智雷团队以湖北宜昌市为调研对象，从处于25至60岁年龄段的女性中随机筛选出40万个样本进行生育模式和生育水平调查。调查结果也印证了因经济压力望“儿”却步的结果：育龄妇女因经济压力放弃生二孩者达75.6%。

“不是不想生，而是不敢生。”这是不少坚持“一胎论”的妈妈们的心声。

竞争职场，望儿兴叹

张雪，32岁，某外企女白领，最近正酝酿跳槽，因此来到人才市场寻找更中意的工作。她首先看中了十分适合自己的一外企经理助理岗位，本以为凭自己的研究生学历、不俗的身高与长相，以及“外企白领”的经历，一定会得到这份工作。可当她说到自己有个五岁的儿子时，招聘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马上问她：“你打算要二胎不？”她如实回答：“国家政策允许了，我肯定会要。”“什么时候生呢？”经理又问。具体什么时候生，她还真没有规划好，因此一时答不上来，有些犹豫。经理见她这样，收下简历后没了下文。

曾琳，28岁，生第一个孩子时她放弃了工作，在家做了三年的全职妈妈。如今，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她打算重返职场。到人才市场面试了两家企业，无一例外地被问到是否准备生二孩。她告诉他们：“二孩肯定会生，但不是现在。因为第一个孩子才三岁，想等他长大一点儿。”招聘人员说：“能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吗？”她说：“三年以后吧，也不想太迟。”“那你能给我们签一份暂时不会生孩子的保证书吗？”她对这一苛刻的附加条件很是不满，但为了重返职场，重新得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加上自己在近期也确实没有生二孩的规划，就答应下来：“行吧。”最后，她如愿得到了这份工作。从人才市场出来的她说：“好险啊，差一点儿就没有单位要我了。如果想马上生二孩，没戏！”

关于职场招聘对“二孩母亲”的歧视，国内规模最大、招聘效果最明显的分地区招聘站群——伍亿人才网进行了一次调查。数据显示，有57%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在求职过程中就曾遇到过被问及是否再生育的问题。而每天350万个高端职位在线、1亿白领用户、300万企业注册用户选择的职业发展平台——智联招聘网新近发布的《2016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有38%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在求职或职场中遭遇过性别歧视。智联招聘相关负责人在电话中告诉笔者：“‘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一些企业考虑到要给育龄女职工两次产假和更多津贴，就对女性应聘者更加谨慎。”

面对如此众多的职场女性生二孩的尴尬，我们该如何面对？这完全是用人单位的苛刻吗？某旅行社经理李女士说：“单位需要员工经常外出跑业务，女员工怀孕后肯定不方便。另外，生育绝非几个月的产假那么简单，所以，我们招聘一般都考虑男性或者没有生育意愿的女性。”一位企业老板更加直白：“企业也要生存，必然会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员工。女性员工除了休产假外，怀孕、带小孩至少两年时间。这单完全由企业来埋，肯定不合理。”

似乎，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怀孕排号”，谁的错

“全面二孩”政策公布后，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第一高级中学想生二孩的女教师们被学校的一份“内部规定”弄得欲哭无泪。

原来，学校领导为了防止女教师不按照规定怀孕，每三月进行一次孕检，任何人都不得漏过。还不断放出口风，违规怀孕者，重新安排工作，甚至辞退。面对这一规定，学校女教师均是义愤填膺。等待怀孕的张老师愤愤不平地说：“学校这样强制我们去做，让我们心里觉得特别不舒服。而且更可笑的是，学校竟然规定，让我们在特定时间内怀孕，如果怀不上，这个名额就被取消了。”

作为学校一方，他们表示，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何尝不知道，学校规定不能与法律相抵触。但他们说：“作为学校，如果大家都扎堆去生，工作还开不开展？书还教不教？作为学校，你说咋办？”

实际上，不知道咋办的何止一个中牟？据有关部门调查，“全面二孩”政策公布后，与喜迎二孩的广大民众不同，各地的中小学校长都有些郁闷。由于中小学教师以女性为主，这些校长担心，“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女教师的生育问题可能会影响正常教学。河北省一所重点中学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感叹：“我都快愁死了！”这位校长认为，每个教师的业务成长都有个过程。在她执掌的中学，年轻教师进入工作岗位三年才培养成熟，而这时女教师一般就开始准备结婚生子了。两个孩子都生下来后，她们一般已经三十多岁了，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段，很难安心工作。“我也考虑在教师招聘的时候控制一下女教师的数量，我们学校的女老师太多了，这样下去根本没办法进行正常教学。”

广州越秀区某重点小学校长诉苦称，学校有165位教师，90%以上是女教师，其中40岁以下女教师95人，40岁以下的女教师都表达过生育二孩的意愿。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出台以来，学校已经出现了“产假式”缺编。现在他们学校正在保胎或者正在休产假的女教师有12个。

实际上，面临这一难题的又何止是学校？在女职员比较集中的医院、美容院、商场等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一位医院院长在谈到员工生育二孩的问题时就表达了她的无奈。她笑言：“只能用抓阄的方式决定生二孩的先后顺序，以保证不影响工作运转。”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都规定，对生育两个以内（含两个）孩子的不实行审批，由家庭自主安排生育。也就是说，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包括女教师在内的职工不要生二孩或在规定时间内怀孕生育。“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后，生育二孩成了法律赋予每位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女员工扎推生育确实可能会为工作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这就需要我们科学配置，提前谋划。

“我不想妈妈有二孩”

2016年2月22日，重庆市人民小学一名叫“无忧”的四年级男生的作文，在妈妈的朋友圈里引起了轰动。

今天妈妈问我：“假如妈妈再生个弟弟或妹妹，你怎么看？”我说：“我不想妈妈生。”妈妈说：“那你写一篇作文，写出不想妈妈生的原因，如果能说服我，我就不生。”

于是，我就写下了这篇作文。

假如妈妈再生个弟弟或妹妹，那我们家就多了一个人，本来只用买一个苹果，这回要买两个；或者买一个苹果分成两半。但是分成两半又吃不饱，所以只得又买一个浪费钱。最好不生。

假如妈妈再生个弟弟或妹妹，那就要多买衣服、裤子和鞋子，要多花钱，不好。

假如妈妈再生个弟弟或妹妹，本来爷爷和姥姥就很累了，假如妈妈再生一个，那爷爷和姥姥就更累了，要换尿布、买菜、煮饭、做家务、喂小朋友吃饭……要做很多事情，所以不生好。

假如妈妈再生个弟弟或妹妹，万一生了个容易得病、很笨、贪玩、成绩差、不爱学习、不听话的，那怎么办？那就白生了，还不如不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反正不生最好。

希望我能说服妈妈不再生弟弟或妹妹，等我长大了我会对妈妈好，孝敬妈妈，妈妈有我一个就顶两个。

确实，仔细阅读作文，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小学生为了说服妈妈不生二孩，在短短的四百字的作文里，通过举例子、作假设、用反证、旁证法等修饰手法，言简意赅、目标明确地表达了一个小学生不想妈妈生二孩的观点。特别是结尾处提出全文核心观点，人不在多，关键是质量！进而信誓旦旦向父母作出保证：有我一个就顶两个！

有人说，这不愧为“老大”反对妈妈生“老二”的最佳“檄文”！

除了用作文表达反对妈妈生二孩外，还有更多的孩子用更为“极端”的手段阻止妈妈生二孩。2015年10月，政策一出，广东的文华和丈夫商量着再生一个，没想到，得知父母想法的七岁女儿冬冬反应十分激烈，她说：“我不喜欢弟弟妹妹，如果你生了，我就离家出走，死给你看。”说完她就跑进自己的小卧室里，伤心地哭了老半天。妈妈被女儿的抢白惊呆了，站在原地，好久都没有回过神来。后来，他们只得放弃再生的想法。

2015年11月，湖南邵阳市民黄先生为生不生二孩征求女儿意见，女儿竟说：“如果你们给我生个弟弟，那我就给你们添个外孙。”女儿今年读高一，学习成绩也不错。听女儿这么一说，黄先生夫妇吓了一跳，只好放弃生二孩的念头。黄先生担心女儿受刺激，在学校早恋，会影响学习，害了女儿一辈子。

2016年1月，湖北一初二男孩直接向父母叫板：“如果妈妈不打掉肚里的孩子就不参加中考。”男孩的妈妈刘女士今年36岁，国家放开生二孩的政策后，她和老公商量准备再生一个，于是在2015年10月取下了节育环，年底成功受孕。起初，他们没告诉儿子，只是询问了下他的意见，可是儿子想也没想就坚决抵制。现在儿子得知妈妈怀孕了，用不参加中考相要挟，妈妈最后只得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手机腾讯网对10024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4.9%的受访者认为生二孩需考虑老大意见，其中15.2%的受访者认为要完全考虑，39.7%的受访者觉得应适当考虑。另一项调查则显示，19.6%的受访者担心第一个孩子会不同意，16.8%的受访者认为家庭结构改变会影响孩子。

大孩，确实是很多想生二孩的父母需要认真考虑的难题。

产科诊室“一号难求”

“如今孕妇做个常规彩超检查，怎么这么难？”来自湖北武昌的程先生说，“我妻子怀孕六个月了，需要做彩超检查。上周，我和妻子连续三天天不亮就赶到医院产科排队，没想到许多人比我们到得更早。今天，我们凌晨两点就到医院等候，上午8点才拿到当天的号。”

三月的武昌还略有几分寒意，凌晨的温度更是降至五摄氏度左右。浓浓夜色里，超声诊室门口的候诊座位上坐满了人，有孕妇，也有陪同人员。有的身裹棉衣，蜷缩着身子；有的斜倚着坐凳，微闭眼睛打着盹儿；有的站在座位旁，不住地跺着脚驱赶寒意；有的一手撑着下巴，一手扶着靠椅强打精神；还有的躺在自带的折叠椅上，盖着自带的铺盖儿，数着一分一秒……

时间一点点往下走，人员一个个往上加，天刚亮，整个诊室门口已经人满为患。来自湖北广水的戈先生的女儿已经怀孕24周，而当地医院没有检查孕中期胎儿畸形（俗称“大排畸”）的彩超设备，于是便带着女儿来到该院，不料连续三天都没排到号。13日晚，他和女儿索性带着铺盖，在诊室门口打地铺通宵排队。清晨7时30分许，超声诊断科大门打开，排队者依次到窗口挂号。不到半小时，科室内的大屏幕显示，当天的妇科彩超号已全部放完。

2016年2月以来，武汉开展了产前彩超诊断服务的三甲医院，均出现“一号难求”的情况。到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武汉市妇幼保健院进行“大排畸”彩超检查的孕妇比往年同期增加近三成。同济医院、中南医院等产科彩超号也同样非常紧张，每天从开始挂号起，通常半小时内，当天的彩超号就会放完。

一方面，孕妇和家属因排不上号着急上火；另一方面，不少医院的彩超室满负荷运转，医生也有些吃不消。以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为例，该院拥有30台产科彩超设备，居全省各大医院之首，2016年从2月起，包括科室主任在内的全部37名医生放弃轮休，仍满足不了检查需求。

在北京，3月18日，刚刚到上班时间，朝阳区妇幼保健院一层的挂号、采血区已排起了长队，四楼妇产科门外挤满了等候的家属，门内为准妈妈们准备的休息椅早已座无虚席。妇产科主任乔晓林一进诊室门就被排号候诊的孕妇们围上。看着排着长龙的队伍，她在心里默念，今天又不得消停。“2014年马年也是生育高峰年，我一个星期出一次门诊，最多接诊70名孕产妇。但今年的猴年春节刚过，2月16日我一天的门诊量已经达到102个。”乔晓林说。

从2011年开始，北京市卫生局为孕妇免费建立《北京市母子健康档案》。2016年来，建档人数骤增，月建档量超过三万，各大医院在3月份就挂出了“已满”的“谢客牌”。走进朝阳区妇幼保健院，在院内的显要位置公告：预产期在2016年11月以前的档案已满；北京妇产医院电子显示屏上也显示：2016年8月以前含8月建档名额已满！

不仅医院产科“一号难求”、“一床难求”，妇产科医生也非常紧缺。北京妇幼保健医院的妇产科医生缺口50%；北京妇产医院医生、护士人手缺口约1/3。

在天津，春节假期间，市第三中心医院55岁的妇产科主任宋淑荣和她的同事们，仅除夕至初六七天就接生了98名猴宝宝。那几天，产科每天入院20名产妇，每天总分娩量为10至25人。宋淑荣和她的同事们每天穿梭在医院的产房、手术室、病房里，用双手迎接一个又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仅大年初三一天，就收住21名产妇，做了14台手术，很多医护人员都是24小时连轴转，连喝水、上厕所都得挤时间去。”宋淑荣说，“走出手术室时，两条腿都不会打弯儿了，只能勉强拖着走。”

在江苏，2016年新生儿数量在现有80万的基础上预计将再增加10万，全省产科床位仅三万张，尚有至少5000张缺口，而产科医生更缺，缺口在一万人左右。

……

门诊号告急，住院床位告急，产科医生告急。这就是“全面二孩”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儿科门诊堪比“春运”

“今天急诊当值，被家属吼了一句‘你没吃饭关我屁事。开始没什么，后来写着写着病史，发现有水滴到本子上，我才知道是自己在流泪……”这是上海一儿科医生在朋友圈里发的微信。读着这条微信，我的心被深深触动，不自觉眼圈潮湿。

这，就是目前中国儿科医生面临的尴尬境地。

2016年2月24日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字显示，在中国，目前儿童专科医院仅有99家，占医疗卫生机构总数的0.01%。2014年，每1000人拥有执业医师为2.12人，而每1000名儿童仅拥有0.53名儿科医生，目前儿科医师有11.8万人，中国儿科医生的缺口达20万人。各省情况又不一样，有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很多。在江苏，每1000名儿童仅配有0.2名儿科医生；内蒙古，每1000名儿童拥有的儿科医生仅为0.17名；河南，每4870名儿童才拥有1名儿科医生……

与人数短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繁重的诊疗任务。据统计，我国儿科门急诊量年诊疗4.71亿人次，占全国急诊门诊总量的9.84%；出院近2162万人次，占医疗机构总出院人次数的10.3%。医疗机构每个儿科执业医师日均承担的门诊人次数约为17人次，是医疗机构其他执业医师工作量的2.4倍；年均承担的出院人次数近200人次，是其他执业医师的2.6倍。

“全面二孩”放开后，各地更是传出令人嘘唏的消息。

在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系统瘫痪，现场人满为患！北京朝阳医院西院也加入夜诊停诊大军：“由于本院儿科医务人员紧缺，自2015年11月5日起，晚上9点之后不再安排接诊。”

在南京，“限诊令”升级，市区内一家三级医院因唯一的儿科医生（还是退休返聘人员）病了，医院儿科关门！

在广州，由于儿科医生严重短缺，儿科告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从2015年12月14日凌晨起被迫暂停急诊儿科服务，仅收治危重症患儿。

在上海，九院、新华等各大医院儿科告急！

……

医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金眼科、银外科，千万不做小儿科。”忙，累，穷，险，是每一个儿科医生的生活常态。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刘晓雁，退休后被返聘。她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才能完成100多个患儿的诊治。2016年3月5日，她如往常一样，早上7点多就走进诊室，一进诊室就得不到停歇。工作了将近四小时后，她才第一次起身，而这次起身还是要为十几个患儿做激光治疗。

“孩子一会儿还上课呢！”“孩子要验血还没吃饭。”“你们为什么要加这么多号？”见她起身离开，焦灼等待的家长们开始抱怨。

已经是下午1点，还有几个家长抱着孩子挤在她的诊室里。13点40分，护士走进诊室，拦住还在排队的患者说：“主任要吃饭了。”但20分钟后，刘晓雁才结束了上午的看诊。她坐进隔壁不到10平方米的休息室里，和八个医护人员挤在一起，往嘴里塞了一口方便面，此时面条已经提不起来，这是护士一小时前为她泡好的，也是她多年来一直不变的午饭。

在医院工作，意味着没有八小时工作的概念。一些医院的儿科规定，24小时值班的医生，第二天上午还需要出门诊，连续工作会超过28小时。而对于家长来说，带孩子去儿科就诊更是一个备受煎熬的过程。一位带着孩子从安徽赶来北京看病的家长，为了挂上刘晓雁的特需号，排了三天队都没有号，最后不得不交给号贩子500元才得到了号。另一位家长为了挂号，前一天晚上12点就来到医院。可是排了一夜加一上午的队，仍然没有轮到她，她急了，开始喊：“你们怎么排的队？病历本儿都不动，是不是按照号走的？”她不知，在她之前，还有早就预约好的复诊加号。

医生忙，家长怨，问题出在哪儿？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认为，儿科具有职业风险高、薪酬待遇低、医患矛盾多、工作时间长、负荷重等特点，长期以来儿科医疗服务价格和薪酬待遇与其职业特点不相符，造成儿科医务人员流失较多。2014年，大连市儿童医院一年内共有40多名儿科医护人员辞职。西安市中心医院儿科护士李佩说：“这几年医院儿科护士有十人离职。天天有家长冲护士发脾气。一针没扎好，家长就喊‘你会不会扎针，拿我娃练手呢？心急的说话就更难听了。”

一方面儿科医生流失严重，另一方面儿科又招不到人。据医药英才招聘网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月底，儿科医生的招聘需求较去年同比上涨18%。其中，北京、上海、广东同比分别上涨19%、23%、18%；二线地区的四川、江苏则分别同比上涨22%、21%。还有，从1999年起，全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停止了儿科专业本科招生，至今没有恢复。有专家说，这也是造成儿科医生人才梯队断层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的幼儿园在哪里

2015年5月18日凌晨4点，北京市丰台区西马金润小区内。天还没有亮，住在该小区的老人刘桂槐就从位于小区10号楼的家中出来，习惯性地径直向建在小区内的“布朗幼儿园”走去。

幼儿园门口已经有两三个老人在商量：“是否要开始排队？”见状，她顿时急了，十分担心别人排在了前头。一咬牙，70岁的老太太做起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她率先站在了幼儿园门口，并向众人宣布，自己开始排队了。议论的两三人马上排到了她后面。

原来，2015年4月下旬，丰台区西马金润小区内的布朗幼儿园贴出当年招生报名登记的公告，报名时间是2015年5月23日上午9点，名额100个。自从贴出此公告后，家中有适龄入园儿童的居民心中就再没安生过。每天到幼儿园门口看看是否有人排队，成为家长们的必修课。有家长称，早在半年前他们就给幼儿园打电话了解到了报名时间，甚至有家长在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开始了解幼儿园的招生事宜。随着5月23日的逼近，刘桂槐一家人到幼儿园门口观察的频率越来越高。幼儿园门前也时常会聚集起一些谈论报名事宜的家长。并非这家私立幼儿园出类拔萃，但对于这个有6000余户居民的小区来说，这是最近最便利的幼儿园。往年，最长的报名排队纪录是三天三夜。

18日清晨，离正式报名时间还有整整五天。刘桂槐老人这一宣布，其他人不得不尾随。至早上6点，排队的人数已超过100人，但队尾仍不断有人加入。虽然只有100个号，根据往年经验，最初排上队的不少人都会因为家里人手不够，坚持不到两天就放弃了。后来者称，他们就等捡个“漏”。但排队并不是件容易事，家长们不得不全家总动员。为防止排上的位置被占，需要24小时有人守候。为此，他们带来了帐篷、折叠床等物品，吃住在“前线”。

刘桂槐家也来了个全家总动员。儿子和儿媳要正常上班，老两口与儿子的舅舅、舅妈，共四位老人轮换排队。他们还不是动员人数最多的家庭，排在队伍第2号的家里前后出动了十几位亲戚支援，“家里的四个老人，加上我儿子表哥弟妹和表嫂子，总共十来位，谁有时间谁来替换我们一会儿。”排队的老人说。

为防止像往年一样的混乱，今年他们在幼儿园的协助下，选出五位代表，专门负责维护秩序，并将排队人员按20人一组分成五组，每天上下午两次点名，两次点名都在，才证明你的排队有效。

终于熬过了五天五夜，23日早上八点多，五位代表开始了最后一次的点名。上午9点，幼儿园正式报名。在小组代表协助下，排队家长五个一组进入园内填写报名表。一个半小时后，最后10名家长进入园内后，成功报上名的人群中爆发出高亢的欢呼声：“我们胜利了。”他们说，只要能为孩子赢得报名指标，虽然经历了难熬的五天五夜，但还是值得。

北京丰台区西马金润小区的这一幕，在全国各地也都屡见不鲜。

是啊，如今的娃上个幼儿园咋就这么难？

2016年“两会”期间，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经过“部长通道”时表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有关方面预计每年会新增300万名儿童，按照现在的学制，三年后会有900万儿童在幼儿园读书，学前教育压力很大。”

压力确实很大。三年新增900万儿童入园，如果按照《幼儿园工作规程》，需新增幼儿园2.5万所，新开幼儿班36万个，需新增专任教师和保育员108万名。

这一切都在哪里？

第五章多措并举，任重道远

总理叮嘱：把好事办好

2016年1月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落实“全面二孩”政策作出重要批示：新形势下，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是促进人口均衡发展、顺应群众意愿的重大举措。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以人民利益为重，扎实推进相关工作，加强妇幼保健能力建设，完善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配套政策，并加大对计划生育家庭的扶助力度，依法行政，切实把这件惠民生、利长远的好事办好，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李克强总理的批示，高屋建瓴，语重心长，字字千钧。既阐明了要义，又指明了方向，还提出了要求。特别是“切实把这件惠民心、利长远的好事办好”一嘱，极尽爱民之心。

2016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指出：“为政之道，民生为本。我们要念之再三、铭之肺腑，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谈到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时，他强调指出，要“完善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配套政策”，“加快培养全科医生、儿科医生”，“支持普惠性幼儿园发展”。

总理的叮嘱尚在人民大会堂上空萦绕，共和国的部长们更是向中国承诺：让每一个孩子生得出，养育得好。

2016年3月5日上午，距离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还有一些时间，位于大会堂北大厅通道东侧的“部长通道”早已聚集了闻风而来的几十名记者。临时搭起的发言台上密密麻麻摆满了话筒和录音笔，十几台摄像机高高架起、一字排开，摄影记者们各自寻找有利位置，文字记者或席地而坐，或见缝而立，等候部长们进场。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来到“部长通道”的发言台上，记者就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教育部如何应对“入园难”、“入学难”提问时，他说：“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后，对于教育，首先对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几年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学前教育发展，先后实施了第一期、第二期两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15年，学前教育毛入学率达到75%。这个数比五年前提高了24个百分点，比‘十二五的规划目标60%提高了15个百分点。应当说，这几年学前教育成绩很大，但是广大群众的期盼也很大。特别是现在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以后，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压力。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全面应对。

“第一件事情，我想，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在我们推进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现代化、新型城市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把人口变化和教育结合起来。做好学前教育规划，合理布局学前教育机构。

“第二，就是多种形式扩大资源，首先是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支持企事业单位举办幼儿园。采用政府购买的措施来扶持民办幼儿园。我们还可以再根据学龄人口的变化，在有条件的小学附属办学前班。

“第三，就是多种形式加强教育队伍建设。首先是要加大学前教育教师的人才培养；加速在职的学前教育人员的培训；推行学前教育特岗计划和志愿计划。在沙漠、林区、山区、水区、牧区等地方也可以实行教师走教。

“最后一个就是要加强办园规范管理，确保孩子的健康安全。我们已经努力实施好新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不断提高幼儿教育的水平和幼儿学校的治理能力。”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最直接的还是主管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国家卫计委。

3月8日，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走进了2016年两会“新闻中心”，回答记者的提问。

有记者问：“现在中国很多家庭选择不生二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不想生，而是生不起。请问政府未来是否会出台一些相关政策，来缓解中国家庭生育二胎所要面临的经济压力？”

李斌回答说：“最近我们做了一些调查，发现一些家庭存在一些顾虑，这些顾虑主要是集中在影响妇女的就业方面、孩子的照料问题，怎么解决入托和入学的问题，还有养育孩子的成本问题等。党和国家是高度重视的，对这些问题我们相关部门正在认真研究，要着力解决。大体要从这么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依法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保障妇女的就业、休假的权利，要支持女职工生育以后能重返工作岗位。二是增加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合理配置幼儿照料、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满足新增加的公共服务的需求。各地要推进三岁以下婴幼儿托幼机构的建设，鼓励以社区为依托，兴办托儿所，也鼓励女职工集中的单位恢复托儿所。同时，加强月嫂、婴幼儿看护人员的培训，增加社会这方面人力的供给，推动在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设置母婴室，方便妈妈们母乳喂养。三是要完善家庭的支持发展政策，研究完善生育保障、住房、税收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和家庭发展政策，为生育、幼儿养育、青少年的发展提供支持。四是要加强妇幼保健的服务能力，健全服务网络，增加妇产科和儿科的床位，特别是完善职责分工。加强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保证母婴的安全。总而言之，我们要采取配套措施，要使得我们的家庭生二胎能够生得好、养育得好。”

为此，国家卫计委发出通知，要求自2016年1月1日起，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对生育两个以内（含两个）孩子的，不实行审批，由家庭自主安排生育。改进再婚等情形再生育管理，优化办事流程，简化办理手续，全面推行网上办事，进一步简政便民。合理配置妇幼保健、儿童照料、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社会保障等资源，满足新增公共服务需求。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妇女儿童医院、普惠性托儿所和幼儿园等服务机构。推进优生优育全程服务，落实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加强孕产期保健服务和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向不孕不育等生育困难人员提供必要的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推进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加强孕产妇与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能力建设。加快产科和儿科医师、助产士及护士人才培养，合理确定服务价格，在薪酬分配等方面加大政策倾斜力度。

为使各地工作真正落到实处，3月22日，国家卫计委又发出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专项督察，严厉查处在“全面二孩”政策推行过程中的“乱作为”和“不作为”行为，使“全面二孩”这一民生实事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2016年5月18日，国家卫计委与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委共同制定了《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该《意见》提出，到2020年，建立健全功能明确、布局合理、规模适当、富有效率的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每千名儿童床位数增加到2.2张。加强儿科医务人员队伍建设，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0.69名，每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至少有1名全科医生提供规范的儿童基本医疗服务，基本满足儿童医疗卫生需求。为使工作落实，5月31日，六部委又联合在京召开视频会议，要求地方各相关部门严格落实《意见》的各项任务。

而针对“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教育部更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和安排。继续实施好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意见》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学前教育一、二、三年毛入园率要分别达到95%、80%和70%。”“切实加强幼儿教师培养培训，提高幼儿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依法落实幼儿教师地位和待遇。”

……

总理的叮嘱，体恤民情且语重心长；部长们的承诺，富有底气且鼓舞人心；国家的文件规定，情理兼备亦民心所向。但是，这一切要真正全面落实到基层，落实到育龄群众中，让群众真正满意，可能还需要一些时日。经常有人会问，什么时候生孩子什么手续都不用办就好了。如今虽然只是“登记”而非“审批”，但为了登记上，还是得村里、镇里来回跑，签字盖章得齐全，所有手续得到位，这与过去相比换汤不换药。有时跑得累了，真想赌气不跑了。可是，如果不跑，不给发那个证，上医院不能生孩子，“新农合”不给报销医药费……

让所有生二孩的家庭，不但生得出，而且养育得好。看来，一切并不都是理论上那么简单。

他山之石：别国的奖生政策

2010年，联合国对全球223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进行了一个排序，生育率低于2.0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有95个，亚洲的中国、新加坡、日本、韩国均在其列。

少子，正如一股汹涌而来的飓风，席卷人类赖以生存的蔚蓝色星球。为了鼓励民众生子，各国政府拼尽全力。

首先看日本。日本“二战”后开始推广计划生育政策，试图降低生育率。然而1970年后，日本的少子化和高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日本政府为此采取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如“父母休假法”、“新天使计划”等。但2006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还是只有1.3，到2010年更是跌到了1.20，属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为此，他们又推行“育儿减税”和“上班减时间”等制度。职业妇女如果在家照顾幼儿，则有“留职有薪”方案，妇女可领工作时40%的薪水在家专心育儿。另外，日本政府也鼓励幼儿园延长托儿时间，减轻双薪家庭的育儿压力。为了让2030年女性生育率达到1.8，特地将三岁以下孩子的父母每日的日上班时间减少到了六小时。

再看韩国。韩国在1960年初开始控制人口，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生育率随之下降到1995年的1.65。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了控制人口出生的政策，并针对结婚、生育、子女养育等环节制定了奖励政策：政府面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五万套保障性住房、为怀孕女性提供一定的产前诊查费用等。韩国女性可以有一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每月可领取40万至50万韩元的底薪，并保留职位等。韩国最近还打算实施“单身税”，试图让年轻人早日脱单。

新加坡在1960年开始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年的5.01下降到1977年的1.82。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对原先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认真检讨，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其强制性的产假有八周，产假期间员工领全薪，非强制产假则有16周，假期长短由雇主与劳方协议，员工在非强制产假期间领半薪，工资成本由政府负担。每个新加坡孩子的育儿津贴折合人民币约每月1600元，两个小孩以上的家庭给予高免税额及特别扣除额，生到第三个小孩，还可分配到国宅。另外还有“婴儿红利”计划，政府会在一对夫妇生第二个或第三个小孩时，将钱存入夫妇的户头，供应其支付托儿所或幼儿园的费用。除了产假与津贴的发放外，政府也积极设置婴儿托管服务，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将婴儿托管中心增加至3000个。据说从2012年9月开始，新加坡政府还与曼妥思合作，推出“全国之夜”，鼓励新加坡夫妇，用生孩子的方式表达爱国之情……

俄罗斯是世界上人口减少速度最快的国家，总人口现已降到1.42亿左右，每年净减少人口几十万。为了鼓励国民生育，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将每年9月12日设为“怀孕日”，这天所有已婚夫妇可以不用上班，在家专心“造人”。在俄罗斯，如果你生得多，总统会亲自接见，并且颁发“英雄父母勋章”。女性生孩子可休四年半产假，产假计入工龄。除此，如果是刚生了孩子的妇女，在“怀孕日”前后还有机会获得冰箱、彩电等奖励。

法国是欧洲生育率下降最早的国家，也是较早试图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的国家。1939年，法国认识到生育率下降对未来人口的影响，出台了家庭方面的鼓励生育政策，并将这些政策提高到政治议事日程。法国丰厚的鼓励生育政策，让大家生孩子的意愿大大提升。法国的有薪产假长达四个月，而且不管是自己生或是领养小孩一样都有津贴的补助，每生一个或领养一个小孩，可马上领折合人民币三万元的奖励生育津贴。小孩三岁前，每个月可再领折合人民币约1200元的津贴，如果妈妈决定专职在家带小孩，每个月补助的金额再提高至万元以上，而且妇女可留职休假三年专职带小孩。此外，每多生一个小孩，缴的税就更少，而且搭乘交通工具也有优待，三个小孩可享票价七折，四个小孩可享六折，七个小孩可享三折。如今，法国生育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05年至2010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在2.0左右。

……

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但愿这些国家的经验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

结语放开二孩，够了吗

有消息称，“全面二孩”政策发布当天，三次发起写建议书的人口学家顾宝昌正在浙江做计划生育服务转型的调研，当听到中央作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决定时，他没有流露出太多喜悦。他说，当前人口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扭转人们对人口形势和工作方向的认识依旧任重道远，“全面二孩”远非终点。

真正走进中国人口，才意识到这确实是一块流失严重、结构紊乱、肥瘦不均、急需改良的土壤。它，虽然有着灿烂文明的滋润，有着数千年不衰的生育文化滋养，有着子嗣传承的民族生育追求动力，有着最适合人类繁衍的纬度地理环境，有着拨乱反正后国家安定的政治后盾，有着改革开放后国强民富的经济基础保障，但是，在近40年强大“一胎化”政策的外力作用下，人的婚育观念、家庭模式、人际关系、生产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生育文化正在淡去，古老生育方式已经终结，新的婚育观念逐步形成，“少生”或“不生”已经成为新一代公民的价值取向和必然选择。这种取向和选择，使得低生育陷阱愈来愈深，人口萎缩日益加重，人口风险变本加厉，人口安全隐患重重。

好在，在实行了“双独二孩”、“单独二孩”之后，又马上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在党的最高会议上系统阐述实施二孩政策的必要性；国务院总理反复叮嘱，把好事办好；共和国部长一再承诺，让所有的孩子生得出，养育得好；各地积极行动，为二孩生育创造条件……

然而，这一切，对于已经出现严重问题的这片土壤，只能说才是一个开始，要使它回归到原生态的模样，成为自然的、生态的、富饶的、肥沃的、顶级的沃土，还需要更大胆地放开手脚，更大胆地激发蕴藏在这片土壤深处的内能，更大胆地动员根植于这片土壤之上的一切人的和文化的力量。通过不懈努力，使生育成为常态，使二孩成为责任，使人口不再枯竭，使风险化整为零，使人口安全得到保障。

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不久的2016年全国“两会”上，有超过50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向共和国政府递交了相关的提案和议案。除了在“政策配套”、“奖励生育”、“延长假期”、“强化产科”、“建设儿科”、“发展教育”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设性意见建议外，更有李崴委员提出了《最迟2017年底应全面放开生育》，王名、刘大钧委员提出了《复兴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中华生育文化》的提案。

在代表、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的同时，学界也在极力推动。

人口学家穆光宗适时推出了他的新著《人口生态重建》，旗帜鲜明地提出：“各种人口风险、人口亏损现象和事件纷至沓来，内忧外患困扰中国未来，中国将进入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和痛苦社会，人口萎缩、人口弱化的趋势和惯性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将在可预见的将来沦落为又‘小又‘老的国家，大国地位今后将受到严峻挑战。”因此，他疾呼，“全面放开二孩是对单独二孩政策的改革深化，但离全面放开生育仍有一步之遥……在中国低生育率问题积累多年之后，正确的选择是在全面放开生育背景下及时大力鼓励生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属下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也于早前集纳了20多位顶尖人口学者进行为期两年的专题研究，并发布了《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并提出了“分为三个阶段”的构想：近期（2015年）放开二孩，中期（2020年）实现生育自主目标，远期（从2026年起）鼓励生育。

这份被人口学界普遍看好的报告，其第一步“近期”目标已经完成，虽然中期的“完全放开”和远期的“鼓励生育”不是人们所希望的“2017”或“2018”，但，我们坚信，有了这些铺垫和铺陈，这一天，离我们已不遥远。

对于中国人口，二孩远非终点。

分类：非常关注 作者：韩生学 期刊：《啄木鸟》2016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