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碎银般散落一地,白晃晃的,晃得醉醺醺的我脚步踉跄。
我和舍友一起在外面露天排档吃烧烤喝啤酒,舍友进宿舍了,而我拨通了一个号码。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的声音:“是小钟吗?这么晚了,是不是病了?还是没钱了?”
“都不是。我想告诉你,今年暑假我不回去了,我去寻找张大雷。”
母亲在电话里沉默片刻,说:“这孩子,说什么呢?这么晚了,早点儿回去睡觉。”
张大雷是我的继父,他在三年前的那个夏天送母亲回家后,一走就是三年,再也没有回来。我问母亲他的去向,母亲总是沉默,然后转身偷偷抹一把眼泪。
我去了苏州。三年前张大雷和母亲一直在苏州。他开的是一辆卡车,专替工地拖砖头。我奔跑于苏州的各个建筑工地,没有见到张大雷。
家在无锡乡镇的舍友说,有一个叫张二雷的人在附近厂里上班。二叔的名字是张二雷。二叔一家常年在外打工,我和他只见过几次面,他和他哥长得很像。
在舍友的帮助下,我在一家纱厂的工资单上看到了张二雷的名字。
第二天,我在纱厂对面一家小卖部门前,注视着进出厂的每一个人。没有风,太阳发出炽热的光芒,知了在树上使命地叫。太阳偏西,工人走了一批批,又来了一批批,我始终没有看到张二雷的身影。
舍友来了,他和门卫说了一些无锡本地话,然后转身对我说,张二雷在装运部,上的是夜班,于是我们打算到他车间看一下。
来到装运部,舍友对一位主任说,我们是来找张二雷的。主任说,他昨天夜里没来上班,说家里有急事,请假五天。他人蛮不错,老实,能干,就是不爱说话。
他怎么就突然请假了呢?我皱着眉想。
一周后的一天夜里两点,我守在纱厂大门旁。此时,陆陆续续有工人骑着车从厂门出来。
我看见张二雷骑着一辆电瓶车出了厂门。我快速地奔过去,喊了一声:“二叔。”
他一怔,随即说:“小钟啊,先上车再说。”
我坐在他的车上,才觉得他的声音有点儿异常。我们彼此不说话。空气火烧般热,沉闷,远处不时传来一两声闷雷。
他的车停在一栋小楼前。他轻手轻脚地开门,指了指楼上,示意我不要大声说话。
“你饿了吧?待我下面条给你吃。”他说。
“我不饿……你不是二叔。”我说。我打量面前的男人,瘦小的脸上、嘴唇上留着浓密的胡子,下巴也留着山羊胡子。他是张大雷。
他朝我笑,两眼明亮地望着我。
“你怎么用二叔的名字?”我问。
“我的身份证丢了,当时着急,就拿了你二叔的身份证。”他眼望着别处说。
你怎么就忍心抛妻弃子呢?我想问,还是忍住了,只是问:“过年怎么不回去呢?”
“厂里加班。每月我都会按时把钱打到你妈卡里,再由她打给你。儿子,钱够用吗?”他温和地问。
“够用。”接着我问,“你这几天请假回去了?”
他打开立在床边的电风扇,眼睛望着转着头的扇页,说:“请假是请假了,没有回去。”
我望着眼前这个男人,欲言又止。
“累了吧,休息一会儿吧。”他说。
我挨着他睡,房间里一片漆黑,远处传来的一声声闷雷打破了夜的宁静。
睡意蒙眬中,一个响雷把我惊醒。我坐了起来,他拉亮了日光灯,点燃一支烟,出神地望着我说:“你妈最怕打雷了。”说完,他突然不言语了,怔怔地望向窗外。又一个闪电,把外面照得如白昼一般亮,接着一声响雷“咔嚓”一声,好像打在一棵大树上。顷刻,外面响起“噼里啪啦”的雨声。
“再闭一会儿眼吧。”他说着拉灭了灯。
我仰躺着,听外面的雨声。他侧卧着,弓起腿,背对着我,轻轻地打鼾。几分钟后,又仰躺着。他辗转反侧,最后索性坐了起来。
“那天会计说有人在查你二叔的名字,我就知道……我才请了假。”他接着说,“我也没办法啊,小钟,你要理解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我在苏州撞了人,到了交警队,我和伤者家属协商看病赔钱,我借着回家拿钱就跑了,我没有钱啊。我得挣钱啊,我不敢用自己的身份证找工作……”
“你……你得面对现实。”我说。
“我打算等你大学毕业,我就去自首。”他说。
“一天都不能等。”我说。
他不再言语,木雕似的坐着。
恍惚中,我听到一位大婶问:“张老弟怎么舍得刮掉胡子啊?”
“我得回去了。屋里是我儿子,他是研究生。”张大雷嗓门特别大。
外面雨停了,阳光照亮了屋里的每一个角落。
分类:优秀作品选登 作者:薛长登 期刊:《啄木鸟》2016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