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关注〗“重金求子”诈骗村透视

引子

从江西省省会南昌市最东边出来，沿着德昌高速公路向东开车行驶五十多公里就进入了一个美丽的县城，它就是隶属江西省上饶市的余干县。据记载，余干县建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迄今已有2238年历史。从余干县向北一百公里左右，即是著名的瓷都景德镇，而向南不足七十公里，则是有“中国铜都”之称的华东重要交通枢纽鹰潭市。发源于浙赣交界的信江，从东南向西北缓缓流经余干县全境，最后分为东西两条支流注入鄱阳湖。由于境内水域众多，加之处于从丘陵向滨湖平原过渡的地带，因此余干县素有“四水三山二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说法。余干县是典型的亚热带气候，四季分明，农业和渔业发达，在2014年人口超过一百一十万人，是一个典型南方农业县。由于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余干县在历史上曾吸引了众多文化名人，唐代大诗人刘长卿、韦庄，宋代大词人黄庭坚、辛弃疾，明代理学家朱熹都曾在这里长居。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昌隆的地方，却在近年发生了轰动全国的“重金求子”诈骗案件。仅2010年以来，余干县就有将近四百人因为“重金求子”诈骗被抓，诈骗受害者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其中更加令人值得关注的是，在被抓的四百余名犯罪嫌疑人中，有二百多名都来自于两个普通的渔民村庄——江埠乡石溪村和洪家嘴乡团林李家村，这两个村也因此得名“诈骗村”。

“诈骗村”现象的出现令人深思。诈骗行为古已有之，即便是在现代，世界各地都还存在着诈骗行为。但是，当行骗行为从个体的生存方式演变为一个村庄绝大部分村民的主要营生，当行骗方式从“单兵作战”演变为有组织、有分工甚至是有宗族势力参与的、有抗法迹象的集体行为，当依靠行骗致富成为一种正大光明的理念和实践，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2015年11月29日，天还未亮，江西上饶余干县的街头行人寥寥无几，只有路灯还惺忪地眨着眼睛。尽管这天的温度比前两天有所回升，但时近深秋，仍能感到空气中的丝丝寒意。位于永安东路的余干县公安局内人头攒动，不停有穿着各种制服的人进入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中，坐在环形会议桌边的县公安局局长陈关华习惯性地抬腕看了一下手表，扭头问边上的刑侦队队长：“都到齐了吗？”

“齐了。”刑侦队队长说道，“三十名特警和五十名武警都到了。”

“好！按计划实施。”陈关华把手中的烟头在烟灰缸中掐灭了，起身边说边往外走。

两分钟后，浩浩荡荡的警车车队驶出大门，一路向西，疾驰而去。

出动三百多名警力，外加几十名特警和武警，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如此声势浩大的阵容，在江西余干县还是头一次。他们是去执行怎样的任务，他们的目的地又在哪里？这一切还得从一起银行报警说起。

一、银行报警牵扯出“重金求子”案

2015年10月14日下午，余干县公安局黄金埠派出所接到一起报警，报案人是农业银行黄金埠分理处的工作人员。据报案人称，当天下午有一对男女拿着他人的身份证和银行卡要求解锁，由于他们的行为不符合银行规定，银行工作人员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然而，遭到拒绝的两个人非但没有离开，还在银行里闹了起来。纷乱之中，工作人员报了警。接到报警后，黄金埠派出所的民警迅速赶往事发银行，令人疑惑的是，当民警到达现场后，原本对银行工作人员不依不饶的两人一看见警察拔腿就跑。

感到事情蹊跷，民警将在银行闹事的这对男女带回派出所进行询问。然而，面对民警，两人始终不肯透露自己真实的身份信息，就连说话也是漏洞百出。两人的表现更加深了民警的怀疑，之后，民警通过男子随身携带的车钥匙，在银行附近找到了一辆黑色比亚迪小汽车。在车里，民警发现了一本驾驶证，驾驶证上显示这名男子名叫汪勇。根据这一信息，民警调查发现跟他一起的这名女子叫张晓丽，两人是一对夫妻。得知警方掌握了自己的身份信息后，两人的表现更让人疑惑，他们神情沮丧，声称做了很多对不起家人对不起朋友的事。而当民警进一步询问时，他们却又避重就轻，闪烁其词。

两人到底做了什么事？他们去银行解锁他人银行卡，这一举动又是否和他们所说的对不起家人有关联呢？

随即，民警决定对二人拿去银行的那张银行卡进行调查。经查发现，这张银行卡与张晓丽提供的身份证，都非张晓丽本人的身份信息。通过调取这张银行卡的流水账单，民警发现，这张银行卡经常收到全国各地的汇款，少则一百至五百元不等，而最大的一笔汇款则达到两万九千八百元。而经过进一步调查，查实张晓丽是余干县江埠乡石溪村人，没有固定工作，平时在家里带小孩儿。她既没有参与投资也没有做生意，为什么会频繁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汇款呢？对此，民警再次对张晓丽进行了讯问，在各种证据面前，张晓丽终于卸下心理防线，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原来，银行卡收到的这些汇款都是诈骗得来的，诈骗的方式则是通过“重金求子”这一骗局。“重金求子”诈骗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电信诈骗，在当前中国各地城乡均有发案。其常见的情况是，犯罪分子谎称自己为妙龄少妇，因为自己的先生失去生育能力，因此愿意出重金请健康男性代行周公之礼，以求怀孕生子。一旦有受害人上钩，犯罪分子则开始向受害人索要各种名目的费用，常见的有诚意金、路费、见面礼、律师费、保证金以及各种手续费，等等。犯罪分子通常将标题为“重金求子”或“真情求缘”的信息通过有“牛皮癣”之称的小广告贴在电线杆或其他城市公共场所，有的甚至将广告刊登在报纸上，诱使被害人与犯罪分子电话联系，进而实施诈骗。有的犯罪分子为了骗得受害人信任，还特意在广告中加入一些所谓的“公证”信息和“律师事务所”信息，并加盖非法刻印的图章。

二、“重金求子”诈骗的一般手法

张晓丽银行卡上最后汇入的一笔钱是2750元，汇款人显示为姚骏。这笔钱是怎么入的张晓丽的账呢？警方通过技术手段，找到了张晓丽和姚骏的通话记录。

姚骏说：“喂，你好。你是那个重金求子的吗？”

张晓丽答：“对啊。”

姚骏问道：“这个事儿你怎么付款啊？”

张晓丽说：“我过去你那儿的当天，会先付八十万订金;如果我怀孕成功，会再付你二百万。”

姚骏问：“那你啥时候有空？”

张晓丽说：“我明天过去，行吗？”

姚骏说：“好，明天我等你。”

到了第二天，姚骏预定了汉庭酒店，并和张晓丽联系。张晓丽满口答应去找姚骏，同时要求他给自己的律师打电话。

姚骏说：“我在宝安区中环一路这里的汉庭酒店等你。”

张晓丽说：“好，我现在就过去。我把律师的电话号码发给你，你等一下先给他联系一下，他负责给你打钱。”

“行。”姚骏随即给这个所谓的黄律师打了电话。

“喂，是黄律师吗？”

黄律师说：“是的，把你的名字和身份证号发给我吧，还有你的银行卡号，我现在拿到司法局公证处公证一下，好吧。”

姚骏问：“你啥时候把钱打给我？”

黄律师回答说：“没公证我怎么给你打钱啊？还有公证费呢，总共是2750块钱。这个钱得你出。”

姚骏爽快地答道：“哦，没问题。”

当姚骏将2750元打到指定账户上后，就再也联系不上张晓丽和黄律师了。

在张晓丽这次的骗局中，律师扮演了一个十分关键的角色。因为，在公众心目中，律师意味着公正可靠的第三方，有律师出面，一切都有了法律的保障。张晓丽向办案民警坦白道：“律师是很重要的角色，不是谁都能搞的，脑子要反应比较快，起桥梁作用。”

在另一起同类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王梅在面对警察的讯问时，交代了她通常使用的诈骗伎俩。

警察问王梅：“你是怎么跟被骗人讲的？”

王梅回答道：“我就是说你要跟我交往的话，得拿出你的诚意。”

“让他打钱是以什么理由呢？”

“叫他买东西，带见面礼，跟我第一次见面不能两手空空，你得意思一下，一般都是一千多块钱。”

“后面又以什么理由问他要钱？”

“就是买保险之类的，还有那个买床单，也没什么一定之规，就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有人会质疑你吗？”

“质疑肯定有，就是交了钱，见不到人，有些人醒也醒了，没醒的那些人是花了钱不甘心，就相信有这么回事，心里又不是很相信。他醒了我就不联系了。”

那么，在“重金求子”诈骗中，诈骗者是如何找到潜在的受骗者呢？犯罪嫌疑人交代，选择被骗对象是很有讲究的。一般来说，扮演富婆的人负责聊“感情”，聊完了“感情”之后就询问对方的地址。在这个过程中，“富婆”就得考虑谁可以骗，谁不能轻易去骗，必须对潜在的风险进行评估。“要到那种穷一点儿的县级市去做，因为大城市，比如沪浙一带，骗的话一般都会被逮住，他们那边派的警察也多，就要到那种很穷的县级城市去。”

那么，“重金求子”诈骗是如何顺利得逞的呢？警察通过对“重金求子”诈骗案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总结了该类诈骗的一般过程。

第一步，发布虚假信息，包装自己。犯罪嫌疑人通常会给自己取一个好听、易记的名字，姓氏一般会选择张、王、李、刘等常见姓氏，名则选取玲、静、冰、雯等女性常用名。在取名的同时从网络或其他地方取得一张年轻漂亮的女性图片作为广告上的图片。比如说，在前面银行报警牵扯出来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张晓丽就给自己取名陈玲。同时，犯罪嫌疑人使用专门的模板来写作广告语。通常，最常见的广告标题为“重金求子”，有的也使用“真心求缘”或者“真心求援”等标题，在标题的下面紧跟着电话号码。在正文里面，通常是写：某某某，××岁，身高××米，丰满迷人/肤白靓丽/貌美如花/气质佳，夫富商/台商/港商，因意外致残/年迈丧失生育能力，为继承家业，经协商，特寻找异地（内地）健康男士，圆母亲梦。通话满意，则速汇定金××万，飞你处见面，有孕后重酬×××万。本人亲谈，非诚勿扰。”有的广告在正文后面还会附上“本广告由某某律师事务所代理，该女士已交××万保证金，如有违约，由律师事务所承担法律责任。”

如果撇开诈骗这一刑事案件的性质不谈，单从广告的角度来说，上述广告词可算是经典，基本上没有一句废话，且句句抓人要害。你看，广告开始的内容，描述了一个对男性十分有生理吸引力的形象，配上靓丽女性的照片，足以让不少男性浮想联翩。接下来的广告词中则进一步点出诈骗者自身的“富婆”身份，有“庞大家业”需要继承，并且这一“求子”行为是经过和夫君“协商”的，不会引发后续纠纷。接下来的内容就直奔主题了，通话满意就会“汇定金××万”，且会“飞你处见面”，应征者连交通费都不用出，“有孕重酬×××万。”在这样的广告刺激下，不少梦想发财的人难免产生试一试的想法，去拨打电话询问情况，但殊不知，这一试，就踏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第二步：在发布信息、包装自己的同时，诈骗者还要准备相应的诈骗道具，主要是购买电话号码、以他人身份办理的银行卡，以及具有变声等特殊功能的手机，有的还会注册QQ号。有了这些道具，行骗就可以开始了。

第三步：实施诈骗。当有人看到广告，打来电话询问“重金求子”的相关情况时，诈骗就正式开始了。在刚开始的时候，诈骗者会和被骗者闲聊，进行所谓的“培养感情”，其实是逐渐打消受害者的疑心，使其相信“求子”是真实的。在这个时候，诈骗者通常会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在一开始的时候不会向被骗者提出经济要求。按照诈骗者自身的说法，一定要到被骗者跃跃欲试、希望和诈骗者发生肉体关系的时候，才能向被骗者提出经济要求。最初的经济要求往往是诚意金，所谓诚意金就是诈骗者要求被骗者表现出应征“重金生子”的诚意，这个时候要的钱并不多，通常是五百到一千元，其理由是要买“见面礼”。

接下来，诈骗者往往会提出要到被骗者所在城市去实施“受孕”，这个时候就要求被骗者提供交通费。不少被骗者在这个时候会警觉过来，但也许相当一部分被骗者出于各种动机答应诈骗人的要求。在得到所谓的“交通费”之后，诈骗人并没有动身出发，而是使用手机发送虚假定位信息，使被骗者相信诈骗人已经到了自己所在的城市。这时候，被骗者的心彻底被吊起来了——人都到跟前了，眼看重金就要得手了。但这个时候，诈骗者又会提出新的要求，通常是要求被骗者去医院体检，然后去“律师处”公证，而“律师”则是诈骗者指定的。“律师”通常会向被骗者收取几千块的“律师费用”，在完成了这一切之后，被骗者认为自己总算可以见到“富婆”的时候，有的诈骗者还会提出要收取所谓的“床单费”。

诈骗者把成功诈骗到一次汇款称为“砍一刀”，如果第一刀得逞，则马上会取出汇款，继续砍第二刀，一直到被骗者觉察为止。一旦被被骗者觉察，诈骗者则马上消失，直接扔掉电话卡，换上新的电话号码和名字继续行骗。到这个时候，被骗者如梦方醒，但一切已经为时已晚。

三、“重金求子”诈骗：从个体到产业

通常来说，诈骗只是个体犯罪行为，有时候也会形成团伙诈骗，即多个诈骗犯罪嫌疑人构成团伙，扮演不同角色，联合布局，对当事人进行诈骗。但不论是个体诈骗行为，还是团伙诈骗行为，从其社会基础看，仍然属于单独的个体性事件。而余干县的这两个村之所以成为全国“重金求子”诈骗犯罪的重点村，是因为在这两个村中，诈骗已经成为一个分工明确的产业，并且侵蚀了整个村庄的肌体。

江埠乡石溪村和洪家嘴乡的团林李家村是余干县的两个普通渔村，远处看两个村庄中间只隔着一条信江。在进村路两边，大都是三四层高的小别墅，外立面贴着漂亮的瓷砖。村里面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小轿车，村庄里面还有自建的加油站。附近村民说，以前这两个村算是余干县的贫困村，他们大多都以打渔为生，上世纪80年代，他们发明了丢假戒指这种诈骗的手法，许多人从此走上了“快速致富”之路。从2003年开始，村里人又开始从事“重金求子”诈骗活动，一传十，十传百，迅速形成规模。

有知情人说，村里面的人基本上全部都是诈骗的，大家的分工明确，有的人扮演“富婆”，有的扮演“律师”等相关角色，还有的则负责提供作案所需的工具，如银行卡、电话卡，甚至还有人专门负责到银行取钱。

在石溪村内的电线杆上以及房屋的外墙上，贴满了随处可见的小广告，上面写着：“提供推广利器！”“让您的电话响不停！”一类的广告语。村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只要会说话，就能干“重金求子”。想“入行”的村民不用担心操作问题，有专门的人一条龙服务，诈骗人唯一要做的就是多说话，聊情感。据犯罪嫌疑人张晓丽交代，在整个诈骗活动中，她只需要在家中等电话即可，从发布虚假诈骗信息到办理接收诈骗账款的银行卡，足不出村便可以由他人全部搞定。

张晓丽说：“给几百块钱，就有人帮你发布重金求子的信息。随便发到哪里，具体的不需要多问，反正就在家里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

收到受害人汇款之后，嫌疑人担心行踪暴露，一般都不会亲自前往银行取钱。而这个时候，这两个村内又滋生了另外一种特殊的职业。余干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卢剑云介绍情况时说：“有专人帮诈骗者把这个钱取出来，从中抽一些利，得一些好处费，明知是诈骗所得的赃款，但为了从中获利，就专干帮人取赃款的营生，这些人也是诈骗的共犯。”

骗术是骗子的独门伎俩，通常来说是秘不示人的，因为骗人的招数一旦被公众所知晓，骗子就难以得逞。但诈骗这类违法犯罪行为，竟然在石溪村和团林村这两个地方，变身成一种“职业”，最终形成一条以违法犯罪获利为目的的产业链。原因是早在很久之前，村里就已经有人因诈骗搞了好多钱，有的资产都上了千万，这些人轻易发财致富的经历对其他村民形成了很大的诱惑。慢慢地，村民们都开始向这些“先行者”学习。

早在十多年以前，“重金求子”就已经存在了，最早是在余干县的石溪村开始的，后面团林村的跟着学，都是自己人带自己人，亲戚带亲戚，一般人是不会有人教你的。一位当地村民透露，“重金求子”诈骗中，最重要的是“话术”，也就是说如何用话来骗住潜在的受害者。对于在诈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都有固定的套路进行应对，而这些套路则是先前的行骗者在行骗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然后就像老师教学生一样，教你怎么说话一句套一句。

经过十余年的“传帮带”，“重金求子”行骗最终成为了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的“产业”。在越来越多的村民走上这条生财之路的同时，人们的观念也开始了悄然嬗变。村民们开始认为“骗不到钱是无能的、可耻的”。而通过诈骗得来的钱财则让人们开始过上了奢华的日子。一些村民被问及是否曾考虑过放弃诈骗这一违法营生时，有人回答得直截了当，“难啊，过惯了有钱的日子，谁会再去过穷日子呢？”

既然这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十多年前就开始采用“重金求子”的骗术行骗，为何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得到治理呢？这就得从本文开始的那一幕说起。

2015年11月29日，针对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两个自然村，余干县警方共出动了三百多名警力，上饶市则派出三十名特警和五十名武警协助配合。仅仅是对一些诈骗犯罪分子进行抓捕，怎么会出动这么强大的警力呢？难道这中间还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吗？

余干县公安局局长陈关华解释道：“违法犯罪分子在从事‘重金求子这种诈骗活动一段时间以后，就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就会自我膨胀，当地宗族势力活动变得十分猖獗，严重影响当地的治安和社会稳定。我们选中的这两个重点村，在地域上有一个特点，就是易守难攻。村庄呈长条形，依河堤而建，在过去的执法过程当中，往往我们刚进村头，村尾就知道消息了，犯罪嫌疑人随即逃跑，后来发展到组织暴力妨碍执行公务。因此，在此次抓捕行动之前，警方对这两个村的重点人员进行了摸底调查，首先进行治安管制，在天空中使用无人机进行跟踪，地面有武警部队和特警力量进行巡逻，县里的警力到村庄里面实行抓捕清查。”

而这一次针对两个村的整治行动事实上也表明了，诈骗村的情况的确十分复杂。两个村里不仅仅是集体从事诈骗，更有赌博和私藏管制器具的情况。警方对两个村庄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发现了大量诈骗作案工具，同时搜出了大量管制器具。

经过了三天的集中整治，警方集中抓捕了一批违法犯罪嫌疑人，其中刑拘九人，行政拘留六人，教育训诫六人。在这次行动过后，警方发现，一些违法犯罪嫌疑人闻风而逃。针对这种情况，民警首先对当地涉嫌“重金求子”类诈骗，以及涉嫌宗族房股势力聚众斗殴的网上在逃人员进行了公开追捕。2015年12月4日晚上七点半左右，民警发现公开追捕的第48号对象——犯罪嫌疑人李某准备乘车出逃。经过部署之后，警方决定在德昌高速余干收费站对李某所乘车辆进行拦截。晚上八点左右，一辆车辆进入收费站，车辆特征和警方事先获悉的情况完全相符，警方拦下了这辆车，结果发现车上的其中一名男子正是网上在逃嫌疑人李某。李某因涉嫌“重金求子”诈骗犯罪，已被江西、山东、湖北三省份公安机关通缉。

通过这次行动，警方共抓获三十六名犯罪嫌疑人，收缴手机、电脑、信号发射器、短信群发器等作案工具七百五十余部。犯罪嫌疑人张晓丽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其他犯罪嫌疑人分别因诈骗罪、聚众斗殴罪、窝藏包庇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在这次行动之后，为了全面阻断作案链条，三家电信运营商进村开展手机、网络实名制认证工作，取缔“伪基站”等非法通信设备。同时，余干本地各大银行启动即时查询、紧急止付、快速冻结工作机制，阻断此类诈骗犯罪的作案“信息流”、“资金流”链条。

此外，警方为了加强对诈骗行动的监控，还进行了基础资料的调查，对所有十六周岁以上的成年人的信息逐步进行完善，对他们的职业、住址、历史情况、目前的工作所在地、家庭的合法资产等信息逐一进行登记。同时，警方还引导村民人人签订承诺书，承诺不参与诈骗活动。至此，轰动全国的“重金求子”诈骗村整治告一段落。

四、诈骗横行：偶然还是必然？

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的人为何会走上行骗的道路？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这两个村是传统的渔民经济村，常年来经济一直不是十分发达。而整个余干县实际上也是江西省的贫困县，查阅上饶市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余干县2014年1月至9月的农民纯收入仅为4245.19元，在上饶市十二个区县中排名倒数第二。如果按照这个收入水平推算全年的收入，可以发现余干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那么，贫穷是否就是导致这些村民走上行骗之路的主要原因呢？

事实表明，仅用贫穷，恐怕难以解释这一问题。和石溪村仅十五公里之隔的另外几个村庄在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状况方面和石溪村相差无几，但这几个村并没有出现类似“重金求子”诈骗犯罪的情况。

在调查中，余干县警方提到，在上世纪80年代，石溪村就出现过“丢假戒指”的诈骗手法，当时也有不少人从事这种诈骗活动。所谓“丢假戒指”，就是诈骗者故意将假金戒指丢在地上，诱使受害人捡起，然后由其同伙或者自身以“见者有份”的理由向受害人提出“平分”，戒指归受害人所有，而受害人给其一笔钱，数目是戒指标价牌上数目的一半。由于一般人身上不会带那么多钱，诈骗者就会提出以明显低于标价一半的金额完成“平分”。受害人往往被贪念蒙蔽，将身上的钱交给诈骗者。等到醒悟过来，验明戒指是假的之后，才发现受骗。

从上述情况看，“重金求子”诈骗犯罪出现在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过，这种偶然性在全国范围内看起来又有其必然。笔者认为，这种必然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失范”。

失范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来的一个概念。顾名思义，失范指的是在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旧的社会规范处于消亡之中，而新的社会规范又没有得到有效确立。在这一过程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处于缺乏规范约束的状态。“重金求子”诈骗恰恰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产生出来的。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进程。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力有了显著提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改善。但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从整个社会层面看，贫富分化加大、社会信任缺失、社会道德滑坡、全社会的信仰缺失以及社会冷漠出现，这是在改革之初所始料未及的。

自80年代开始，拜金主义开始流行，“一切向钱看”左右了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到了90年代，一句“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表达了人们对金钱的复杂态度，一方面承认金钱的局限性，但另一方面则更多地肯定了金钱在现实中的效用。进入21世纪之后，在著名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中，年轻女子马诺讲出了“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的惊世之言，此言一出，举世哗然，但是除了一部分学者和社会人士表示对这种观念进行谴责之外，更多的人则是选择了沉默、理解甚至是支持。由上述事实，我们不难看出，拜金主义对当前人们的价值观有着巨大的影响。“只要能够来钱，怎么干都可以”成为了很多人为人处世的信条。

在拜金主义横行的同时，既有的道德规范则不断式微。纵观中国当代的道德体系，有三种基本的道德取向，一个是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的道德规范，诸如仁义礼智信，等等;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的道德规范，这主要是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基础的理念;三是以80年代以后传入的以西方价值体系为基础的道德规范，典型的表现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等。

上述的这三种体系糅杂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及进程中，相互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其结果是，传统的道德规范由于1949年以后对社会主义道德的强调而逐渐式微;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尽管是主流社会所倡导的，但却面临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拷问，同时还要面临西方价值体系的冲击;而以西方价值体系为基础的道德观的传入本来就是片面和残缺的，同时又不被主流社会价值体系所接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理念体系就出现了真空地带，反映到现实中，就表现为社会行为缺乏道德约束。说好听一点儿，这是一种道德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说难听一点儿，实际上是主流价值观缺位带来的混乱后果。

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其中提出了二十四字的价值观内容，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二十四字价值观中，前面四项是讲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求，中间四项是讲社会层面的价值追求，最后四项是对个体道德的要求。和现实对照，不难发现，在关于社会和个体的后面八项上，现实和所提倡的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此外，尽管我国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高，但目前仍有将近八亿农民。由于农村地区教育相对落后，人们的法治观念淡薄。尽管国家到目前为止已经制订了第七个普法五年规划，但近年农村的空心化和大量村民外出务工却使得普法活动效果受到很大影响，不少农民既不会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也对什么是违法以及违法的危害性知之甚少。

回看余干县“重金求子”案，在2015年11月底警方的打击活动中，被捕的犯罪嫌疑人在选择从事“重金求子”这种诈骗活动时，其实没有遭遇到丝毫的道德价值观约束，更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违反法律。

犯罪嫌疑人张晓丽1989年出生，基本上可以称得上是一名“90后”，如今的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前几年，张晓丽一直在外地打工，2014年年底怀孕之后，她便回到了石溪村的家中待产。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年轻的妈妈，在回到村里面之后，听说了“重金求子”诈骗可以骗得到钱，马上就和老公汪勇商量，开始了联合作案，短短两个月就骗取了十万元。

按照她自己的交代，“一个妇女，在家里没什么事，看见别人搞一下，自己就想搞一下。”在整个过程中，张晓丽和其先生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从来没有考虑过诈骗是违法行为。即便是被警方查获之后，还认为自己只是“对不起家人和亲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严重触犯了刑法，而道德的约束在整个过程中也付诸阙如。

按照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人生需行善积德以庇佑子孙，《司马温公家训》云：“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间，为子孙长久之计。”而张晓丽在身怀六甲之时，竟然明目张胆地行骗，传统道德在石溪村的式微由此可见一斑。

五、“诈骗村”：农村基层空心化的恶果

如果说，个人行骗是个体贪图钱财、缺乏法治理念、缺乏道德约束的结果，那么，一个村的集体行骗则反映了更为令人痛心的社会现实。这个社会现实就是，在当前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村地区出现了“空心化”。同时，以村为单位形成骗子集团还反映了农村地区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以及宗族制度对人们社会活动的极大影响和乡规民约的溃散。

什么是农村“空心化”？农村“空心化”指的是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中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工作，造成农村人口在年龄结构上分布极不合理;同时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及村庄建设规划的不合理，导致村庄外延的异常膨胀和村庄内部的急剧荒芜，形成了村庄空间形态上空心分布的状况。

毫无疑问，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分流农村人口，加速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都有巨大作用。然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是依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农业自身的承受能力来决定的，转移过度或不足，都会对农业生产造成消极影响，形成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的隐患。同时，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农村地区由人口空心化逐渐演化为人口、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整体空心化，这给农村地区的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1954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治理格局。三级分别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以及生产队，所谓“三级所有”是指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指明生产资料分别归属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队为基础”指的就是以生产队为基础。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我国政府完成了对农村地区生产秩序的建立和管理，同时也在农村地区建立了经济管理、政治管理和社会管理三者高度重合的管理模式。

然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管理模式在农村生产联产承包责任改革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消亡了。随着农村经济活动单位重归家庭，大部分农村地区的集体经济逐渐式微。而从农村管理的角度来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人民公社的消亡，自然村得以恢复，取代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队”的位置，行政村取代了“大队”的位置，人民公社则演变为乡（镇）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此后在2010年予以了修订。

随着农村村民自治架构的确立，中国农村治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在历史的惯性下，尽管村委会是一个自治组织，但由于许多资源仍然在基层政府掌握之中，村委会在很多时候更像是乡政府的下级而不是一个自治组织，即村委会在很多时候仍然是农村基层政府的“腿”。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和农村青壮年人口的外出，村委会的性质正在发生嬗变，传统的农村基层治理精英，如退伍士兵、致富能手，纷纷外出务工，留下的多是老弱病残，难以担当村级自治组织的带头人，这种情况导致了非常复杂的农村基层治理局面。典型的情况是，在一些地方，村级自治由于“空心化”而完全缺失;而在另一些地方，村级自治却又由于自治组织被黑恶势力或宗族势力把握变得“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此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涣散也加剧了这一格局。近年来，出现在广东陆丰的“制毒村”和河南的香烟“制假村”、文物“制假村”中都可以观察到这一现象。

“重金求子”案件中的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堪称这方面的两个典型。在“重金求子”诈骗盛行的十余年间，没有看到村委会出面阻止;在整个扫除“诈骗村”的行动中，看不到村委会的丝毫作用。倒是在警方的行动方案中，把铲除宗族势力列为了重要目标，民警所追捕的48号通缉犯也正是涉嫌宗族势力人员。由此可以看出，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的村民自治组织已经瘫痪到何种程度！

六、“诈骗村”与“致富村”：乡民帮带的双刃剑

如果说，村级自治组织的瘫痪这种外部制约机制是导致“诈骗村”出现的首要原因的话，那么，农村地区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以及宗族制度对人们社会活动的影响则是导致“诈骗村”出现的重要内在机制。这种老乡带老乡、亲戚带亲戚的从业模式在中国非常典型。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机制如果用在好的方面，则会产生具有品牌意义的特色县乡;如果用到坏的方面，则会形成像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这样辱及乡民的“诈骗村”。

中国政法大学的冯军旗副教授于2006年到2007年，抽取了北京地区八所高校校内和周边的复印店进行调查，并对数十位来自湖南新化县的从业者、产业代表人物进行访谈，结果发现有近二十万新化人在全国各地从事复印相关工作，来自新化县的打印复印“军团”占据了全中国打印复印市场份额的85%。新化复印产业从四十年前开始发展，两个新化人在外偶然获得了机械打字机维修技术。以此为开端，在历史潮流和各种偶然间，新化人把日本和美国的二手复印设备通过国际贸易扩散到国内，通过专业市场销售到专业复印店，从而形成了一条完整产业链，构建了遍布全国的经营网络。

无独有偶，湖北省监利县毛市镇群力村的刘义清，1978年随家人由农村搬到毛市街上落居，没什么事做，就学了白案手艺，开包子铺，带了不少徒弟。1985年，刘义清决心到武汉闯一闯。他来到汉正街，“搭”别人的门面经营包子馒头，一年下来，竟赚了一万多元，成了毛市最早的万元户。亲帮亲、邻帮邻，一带十、十带百，在刘义清的影响和带领下，毛市及周边乡镇的农民纷纷走出家门，在全国各地开包子铺。由于包子铺投资少、风险小、收益稳定，非常适宜农民创业，县、镇政府大力支持农民走出去从事面点生意。为提升职业荣誉感，政府给做包子的农民颁发面点师资格证，申报“监利面点师”为省级劳务品牌。毛市镇还成功申报了“中国面点师之乡”。截至2014年，监利全县共有面点从业人口十三万人，每年可赚回三十多亿元的劳务、经营收入。

上世纪80年代末，重庆市铜梁县的虎峰、福果、大庙等乡镇的部分农民，每年收割完稻谷之后便成群结队赶赴云南的大理、楚雄等地收购核桃，再以自收自卖的方式贩运到全国各地，在街头巷尾中建立自己的终端销售市场。因为每年贩卖核桃的收入较为乐观，参与的农民也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季节性、定向性的民工流，当地人习惯称他们为“核桃帮”。经过近二十年的辛勤经营，特别是2006年以后，随着进货渠道和销售网络的不断拓宽，“核桃帮”的经营规模、资金实力不断增强，一部分核桃贩运户开始从终端销售转向核桃批发，凭借原有的终端销售网络优势，迅速占据了各地的农贸市场核桃批发份额，其中一部分核桃经营户已拥有自己的商铺和门面，有的批发商已经涉足核桃初加工产业。到如今，铜梁县“核桃帮”已建立起遍及全国各地多达三万人的终端销售市场及网络渠道，形成了以大理、楚雄等地为中心的供货基地，批发商多达三百余户，批发市场份额约占全国农贸市场核桃批发的50%以上。在2012年，铜梁县的核桃经营户开始自发组织形成核桃商会。

像这种亲带亲、邻带邻的案例在全国还有很多，比如说，重庆市云阳县的鲜面供应占据全国半壁江山、早年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博得中国纽扣之乡的美誉。这些案例都表明了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乡邻关系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了组织和结构作用。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格局，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农民涌入城市的过程的初期，缺乏为之服务的现代社会组织，尤其是缺乏职业介绍、劳工权利维护等方面的组织，这使得进城务工的农民不得不求助于基于血缘、亲缘的亲属关系网络或者是基于地缘关系形成的乡亲网络;第二个原因则在于，即便是在农民外出规模快速扩大、第三方社会服务组织开始出现的情况下，由于现代社会的信任规则没有得到充分确立，农民难以和陌生人或者社会组织之间建立足够的信任来维持经济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往往会选择退回到乡土关系，仍然从基于血缘、亲缘的亲属关系网络中寻找谋生和就业的机会，在讨薪或维权的时候，也会求助于既有的亲属和乡土关系网络，这实际上也是许多群体性事件得以发生的重要社会原因。

现在，让我们回到“重金求子”诈骗这一案例。在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机制。在一开始的时候，个别人发明了“重金求子”的骗局并行骗成功，从而发家致富，盖起了别墅，开上了汽车。这对于石溪村这个传统的渔民经济村来说，无疑是一个强烈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则成为人们争相从事“重金求子”骗局的重要动因。由于“重金求子”骗局对诈骗人的文化素质要求不高，“只要会聊天就行”，这更加使得人们愿意从事这种不劳而获却又收益颇丰的“职业”。

那么，为什么这些“先行者”愿意将骗术传授给村民呢？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足够两个村的村民去瓜分地盘，分头行骗。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犯罪嫌疑人交代说，她们被告知只需要打电话，至于广告发到哪里什么的都不用管。但是，长期从事“重金求子”骗局的“师傅”们深知其中的风险，因此，从维护自身安全的角度考虑，并不愿意让“重金求子”骗局的真相被“局外人”知道，因此才出现亲戚带亲戚的情况。这个时候，乡土关系已经很难起到信任纽带的作用，唯有亲属关系才能保证恪守秘密，形成可靠的同盟。

已故的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用“差序格局”来描述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其大意是，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儿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这其中最近的是家人，其次是亲戚，此外才是朋友、同乡、同事等。在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的案例中，以亲带亲传授诈骗技能验证了费孝通先生的这一论断。但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这种传授过程在无形中凸显了传统宗亲关系的作用，强化了宗法制度，从而导致了这两个村中宗法势力的复兴。当一个自然村中存在着强大的宗法势力时，现代法治意义上的村民自治自然成了一句空话，村民自治组织作为农村基层政府的“腿”的作用也就难以发挥出来，并且，这种情况给执法部门彻底清查诈骗网络带来非常大的阻力。

从上面正反两方面的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到，传统的农村地区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以及宗族制度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它具有典型的双刃剑特征，是农村基层治理中值得重点考量的因素。

七、“诈骗村”：乡规民约的时代挽歌

乡规民约是中国基层社会组织中社会成员共同制订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又称乡约。通常，乡规民约包含了对生产、生活、行为、道德约束的规章制度，是村民的道德、伦理准则，体现了一种来自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在城市中，乡规民约又称街规民约。最早记载中国礼仪规范的《周礼》中就有乡里敬老、睦邻的约定性习俗;明、清两朝在地方上正式推行“乡规”、“社约”。乡规民约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传统的社会美德，在乡土社会有较强的生命力，在符合国家法律精神的情况下，可以起到遏制社会不良风气、改善邻里关系、使乡村内部更加和谐的作用。

在中国民间有一句老话，只要不想讨巧，就不会上当

从历史上看，乡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乡规民俗和士绅阶层一起，构成了乡土社会中社会治理的两个重要的观察要点。前者反映了基层不成文法的力量，而后者则是人格化道德秩序的代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两者的配合完成了农村基层的自我管理。

从根本上来说，乡规民俗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它通过村民的一致认可，从而取得了道德建设指导地位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给每一位村民施加了类似于法律的外在约束力量，从而能够规范人们的行为;而士绅能够发挥作用则在于其得到了国家政权认可的社会地位，如举人、秀才、员外等身份，以及自身的道德楷模作用。然而，这两者的作用机制在当下的农村社会中面临巨大的挑战。

在中国民间有一句老话，只要不想讨巧，就不会上当

中国近代以来制订的乡规民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比如说，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现了一些适合当时需要的乡规民约，如抗日爱国公约、防奸公约、支前公约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乡规民约在城镇和农村得到了进一步发展。2004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则提出：“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建设良好的乡规民约其实是党和国家关于社会治理方略中的重要内容。

而维持农村基层自治的另一重要力量——士绅阶层，在这里主要是作为基层社会中的文化精英出现的，当然，他们有可能同时也是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但是，在当前，无论是乡规民约的建设，还是农村基层精英的培育都面临不容忽视的挑战。

一方面来说，乡规民约的建设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而不仅仅是文字和理念的提炼。再好的乡规民约，如果没有人去实践，也会流于形式，成为一纸空文。而目前，由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不少劳务输出集中的农村地区基本上只有老人和小孩儿，从而使得乡规民约中的许多内容难以实施。而在一些村庄，乡规民约又出现另一种极端的情况，那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也就是说，尽管制订了完善的乡规民约，但这些乡规民约仅仅停留在纸面和标语上，并没有落实到实践中，形成典型的“两张皮”现象。在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的村官方网页上，“公德在我心，法治伴我行”的宣传口号掷地有声，但这里却成为了全国有名的“诈骗村”。这一事实提醒我们，要想把纸面上的乡规民约真正变成农村居民心中的乡规民约需要走过一条不短的路程。

另一方面来说，农村精英的嬗变是影响乡规民约建设实践和基层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早年，以退伍军人、老共产党员为代表的基层农村干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农村居民的道德楷模，他们带头践行乡规民约，实现基层的公序良俗。然而，这一点在当前的农村中却已经有所变化。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基层干部更多的是基层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那么，改革开放后期的农村基层干部则更多的是经济精英。相比之下，前者比后者更有文化和精神层面的感召力。

上个世纪80年代的著名电影《老井》中的村长形象代表了人们对基层村干部的道德预期——为了打井，他倾家荡产，连儿子也死在了打井工地;并且为了村民的利益，不惜违反党纪国法，带领村民和邻村村民械斗。而新时代中，村长的典型形象更多的是带领大家共同致富，这代表了村民对基层领头干部的心理预期。但是，基于经济精英地位形成的基层精英并不必然会成为基层的政治精英，更不必然会成为文化精英，这就给基层的治理带来一个深远的问题：“士绅”不在了，谁来领头践行乡规民约？

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新旧精英机制转换的历史过程中，地处贫穷落后地区的农村基层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一无自然资源、二无人才、三无资金，本地经济难以得到快速发展，基层自治组织的领导人如何取得村民的认同？在优秀的青壮年都外出务工的情况下，谁能成为带领村民致富的领头人？在这种情况下，谁最容易成为这些村庄的实际控制者？

就这三个问题来说，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成为“诈骗村”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很好的例证。这两个村落由于地处余干这一贫困县中，长时间没有涌现出经济致富能手。当“重金求子”骗术出现之后，由于以亲带亲，最终导致宗族恶势力成为了基层自治组织的控制人。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建设良好的乡规民约只能是流于形式的空话。从这一点来说，“诈骗村”的出现是乡规民约的一曲时代挽歌。

八、民智未启：骗术生存的空间

以上分析的都是着眼于“诈骗村”是如何形成的。不过，“重金求子”骗局能够大行其道，并不仅仅是诈骗实施者单方面的原因。分析完诈骗实施者，我们还得回头说说被骗者。

诈骗是一种古老而又年轻的社会现象。说其古老，是因为古今中外，均有关于诈骗的社会现象记载。行骗者要么利用人们的知识盲点，要么利用人们的同情心、贪财心等各种心理，促使被骗者做出不理性的决定和行为，从而获得不义之财。在中国民间有一句老话，“只要不想讨巧，就不会上当。”用这句话来分析“重金求子”诈骗受害人是再恰当不过了。

笔者曾经和一位朋友聊天，感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相信这样荒唐的骗局时，朋友笑了，他说了句“中国人多”。对这位朋友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回答，笔者无法反驳——的确，以中国的人口数量来说，受骗人士的比例未必很高。尽管如此，笔者却认为民智未启才是骗术生存的终极空间。

所谓民智未启，笔者认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被骗者缺乏知识，从而被骗;二是被骗者缺乏理性，无法理智地对骗局进行识别和判断;第三则是被骗者自身的价值观本身就存在问题，从而被骗子抓住了心理弱点，最终被骗。

在2000年前后，在中国四、五线城市曾经掀起一股狂热的钯金首饰潮。一些商业机构组织人力，到不太发达的地、县级城市，大肆宣传钯金是一种比黄金更为贵重的贵金属，号召大家用1.5至2倍的黄金去兑换相同质量的钯金。结果，不少人最初将信将疑，不知其真伪，但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兑换，便也加入了兑换大潮，结果没过多久，权威机构发布的消息表明，钯金的价格实际上比黄金还要便宜，许多人追悔莫及。

“重金求子”诈骗案中的被骗者也存在类似情况。尽管有互联网，但大多数被骗者是中老年男性，他们并不知道，对于“港台富婆”提出的“求子”问题实际上完全可以通过国内或者国外的“精子银行”进行解决，其费用一般来说只有几万块人民币，并且安全可靠，不会有任何法律问题，完全用不着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求子”。因此，花费几百万人民币“重金求子”肯定是骗局无疑。

此外，一些被害人对电信知识缺乏了解，也是导致他们上当的原因之一。比如说，一名受害人谈到了自己为什么相信对方，是因为“她说她到了宾馆”，并且用宾馆的电话打给自己，而他并不知道利用伪基站和电信改号软件就可以伪造来电显示。既然这位妙龄少妇都已经到了宾馆，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

其次，再说被骗者缺乏理性的情况。理性是指个体能够根据常识对是事情作出合理判断，从而避免上当。比如说，在统计学中有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小概率事件不可能发生。这句话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都是大概率事件，像中彩票大奖这种事情不可能每个人都能碰上。更直白地讲，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

对于像“重金求子”诈骗案件来说，很多受害人没有去思考一个问题——既然“求子”者如此美貌、年轻、富有，且电话号码公布在电线杆上，就算是真有其事，怎么碰巧自己就是那个符合条件的应征者呢？难道自己是第一个应征？或者此前的应征者都“不合格”？

此外，一个基本的常识是，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保护个人隐私已经成为一个基本规则，富人尤其注重这一点，如此“有图有真相”，岂非当事人的隐私全无？仅凭这一点即可断定“重金求子”肯定是诈骗。然而，很遗憾，不少人仍然抱着侥幸的心理，期望能碰上好“运气”，结果无一例外上了当。

最后，说说被骗者自身价值观的问题。前文已经说过，诈骗实施者行骗是受到了拜金主义的影响，贪图不劳而获，期望一夜暴富;对于被骗人来说，这种情况其实同样存在。“重金求子”案中的受害者中，大部分属于此类型。

通常来说，诈骗实施者提出的“重金求子”报酬都在百万元以上，这对很多低收入者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在张晓丽化名“陈婷”实施的诈骗中，有一位被害人胡天明这样介绍了自己被骗的原因：“我一个月工资也就三千多一点儿吧，一个人能干多少年，一百万估计干一辈子撑死也就这么多了。”正是在对一百万元的向往之下，胡天明对“陈婷”提出的先打五百元诚意金以及先付一千元从香港到当地的路费毫不怀疑，并且，在付完路费过后的两个月内，“陈婷”以各种借口让胡天明先后汇款五万八千多元，而一次次的汇款并没有让胡天明提高警惕，此时的他还沉浸在美好的幻想中，直到“陈婷”的手机打不通了，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其实，如果不是被一百万的诱惑搞得利令智昏，冷静思考一下就可以作出判断——既然有能力为“求子”付出一百万，怎么会向自己索求区区几千块的所谓诚意金和路费呢？

一位办案民警一语道破天机，“前面的钱已经交了，交了之后就想看看再交下一笔会怎么样，但是到了后面，受害人越这么想，就陷得越深，一步步走进圈套里。”

九、“重金求子”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

笔者了解到，余干县“诈骗村”的村民有写剧本的，有演律师的，有办卡的，也有取款的，这样的诈骗一条龙服务也使得余干县成为了全国“重金求子”重点诈骗县。从2015年11月开始，南昌市、上饶市和余干县警方加大了对“重金求子”诈骗犯罪活动的整治力度，冻结重点诈骗村的银行存款两亿多元，抓获“重金求子”犯罪嫌疑人六百多名。但是，这就能保证“重金求子”诈骗案件不会死灰复燃吗？或者说，这就能保证不发生类似的诈骗案件吗？笔者对此仅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从余干县警方的介绍来看，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这两个村的村民其实从80年代开始就在从事诈骗活动，且诈骗的手法不断更新，从最早的靠“扔假金戒指”手法实施诈骗，又先后演变为“脑溢血”疾病、“酒店招工”等多种诈骗手法，在受到公安机关打击之后，近些年演变为“重金求子”的方式来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有关细节，就可以发现，“重金求子”诈骗不是仅仅因为一些村民有了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想法，然后就发生了，它的发生需要一系列的社会条件。如果我们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观察，可能会对“重金求子”“诈骗村”现象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

在查处王梅诈骗案的过程中，知情人介绍了如何取得他人身份证并用什么去办理电话卡和银行卡，“小偷偷身份证，再拿身份证去办登记，都一样的，都有法律漏洞，银行卡也一样可以弄得到。”而王梅本人则交代，自己所用的魔音手机就是在余干县阳水沟街买的，二百多块钱。从这里可以看出，不管是在电信通讯卡的管理方面，还是银行卡的制发方面，还是通讯器材、通讯软件的市场监管方面都有很多漏洞可钻。也正是因为有这些漏洞存在，才使得“重金求子”诈骗得以顺利进行。

另外，既然“重金求子”诈骗已经流行十多年了，为什么当地警方未能早点儿采取这样的雷霆行动对“诈骗村”进行整治呢？当地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公安机关从未停止过对这类诈骗活动的打击，只是近些年来，有一股非法势力，一直在干扰警方的办案。其实，通过之前的分析我们不难理解，“重金求子”“诈骗村”的问题远非一次警方的重拳出击就能解决的。笔者认为，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解决类似“重金求子”“诈骗村”的问题恐怕要从多方面入手，把短期打击和长期治理结合起来，把单一领域的打击活动和多个领域的管理水平提高结合起来，标本兼治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首先，短期的打击肯定是必要的，鉴于诈骗村已经形成恶劣影响，用最快的速度对其进行打击，维持治安高压，及时制止其继续从事诈骗活动是必要的。这正如持续高烧的病人入院后，医生会先让病人退烧以免引起更大的问题。

其次，短期的打击不足以解决问题，正如快速退烧不等于治好了病人的病。应该看到，在余干县这样的贫困地区出现“诈骗村”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有其经济上的动因。从全国来看，凡出现“制毒村”、“制假村”、“乞讨村”等现象的地方基本上都是经济欠发达、人均生活水平较低的地方，而在较为发达富裕的农村地区，该类现象相对要少得多。这说明，经济问题仍然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为这些贫困地区提供扶贫支持，努力培育当地的“造血”机制，逐步推进劳动力的正常就业或转移是能够减小发生各种案件的外在动因。

再次，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重金求子”诈骗案的发生也受到村民法治观念淡薄、农村基层组织溃散、乡规民约约束降低等因素的影响。这些方面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正如一个体弱多病的人要想少生病最终要靠持续的强身健体、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样，当前农村基层治理困局的出现是多年问题累积的结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解决起来也不能指望立竿见影，所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也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对一些问题长期存在的可能性要有必要的思想准备。

最后，农村基层社会并非独立自成体系，它是和整个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许多不健康的观念和行为并不仅仅存在于农村基层社会，而是存在于全社会，甚至有时候是从城市向农村传播的，比如炫富、奢靡、享乐，等等。在思考农村基层治理如何良性发展的时候，有必要把整个时代的因素以及整个社会变迁的总体性因素纳入考量，这样给出的解决方案可能更为合理，也更符合实际。

责任编辑张璟瑜

分类：非常关注 作者：熊方 赵联飞 期刊：《啄木鸟》201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