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心有所信，才能行远

一

我終于能静下心写这篇文章了。以我的年纪，不少师友在这几年先后凋谢，代撰悼文和写纪念文章已成常事，不管时间如何紧逼，总可以不假思索，一挥而成。但胡小伟先生和于洪笙教授两位逝世后，看着时日在悬浮键盘上的手指间一天天消失，一直无法写下第一个字。

交朋结友，我觉得应以人品、学问为先，不管年纪大小，只要有一点足以为我师的，我总尊之为“先生”。

但我所以一直尊称洪笙先生为教授，不但因为她的专业是研究外国文学，而是第一次见面时，我们谈起世界侦探推理小说史上的作家和作品，她对古今中外作品如数家珍，分析透彻。让我震撼的是，她谈及我的小说时那一句话：“你的特点是放得开。”

那时候，这句话真的让我眼前一亮。一位不是写小说的学者，竟然能如此敏锐，抓住了写作的最重要诀窍，看到大多数作家和专家终生无法解开的症结，这是何等见识！

我年轻时，听过从没写过小说的青年导师，或者只写过一本长篇小说的作家演讲“解构小说”和“小说创作”这类课程，总感到如隔靴搔痒。后来，要到自己从事写作，才体悟到所有的艺术创作者，包括作家、诗人、散文家、剧作家、导演、编剧、作曲家、画家、舞蹈家，甚至设计师、建筑师……撇开文字造诣、学养这些条件和天赋气质不论，作者能否把所想、所思意念，完整地表达到作品中，成败都是决定于创作时心态是否“放得开”。

你看那些太极拳宗师，再三敦促、提醒徒弟的不外是翻来覆去一个字“松、松、松……”。因为只有能体会、理解何谓“松”（即“放得开”）的境界时，他才有机会进入高一层的阶段。

我认为，知识分子如果为享受生命，为活而活，没有创作、建设、研究或发明的生存，只是一副“制粪机器”。但是，企图挣脱人类这种命定轨道的艺术家一生是否有成？成就多少？“放得开”是关键所在。

所以说，洪笙教授才是一位真真正正的学者，能够成为她的学生是多么幸运的一回事！

洪笙教授的另一句话更有意思。我在小说中，假借角色身份这样表达她的意思，“一个有用的人的意思，是你的一生会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是你活着的时候，能否让下一代接近幸福？你是不是一个在帮助人性走向完美的人？”

那是他们夫妇来香港讲学时，依法律程序，洪笙教授的护照必须再经一次出入境手续才能延期。我们一起经搭乘穿梭巴士到达落马洲管制站，在深圳桥上来回多走一次，完成在护照上的另一次出入境盖印过程。

接近三小时的来回车程中，聊及有人认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是否“善于高谈阔论而疏于身体力行？重视宏大叙事而漠视点滴小事？为遥远的苦难和天边的幻想而激动，却又无力面对任何实际的问题？”

我说中国人所以对天堂描述不感兴趣，不根究“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些永没答案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能直视人生。如唐寅所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中间只有五十年，一半在夜里过了，算来只有廿五年。廿五年里，是奔波烦恼多过快乐、舒服。所以，中国人的理想非常实际，大多数人把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希望下一代能活得更好，期望出现一个平等和均富的现实世界。所以，中华民族才能绵绵不断，永世不绝。

洪笙教授的表述直指问题中心，她简洁地说：我们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在于是否从事对人类有益的工作，是否是提升人素质的事业。并且坚信哪怕现在无人理解，终会有被人理解的一天。她说，生活总要有一点儿理想，心有所信，才能行远，不会迷惘。

二

我想任谁读了胡小伟先生二百五十万字五卷巨著《关公信仰研究系列》，必定感到非大手笔不能写出这本书，这就像巴赫演奏乐曲G弦上的咏叹调──没有相当的自信是不可能的。

郝一川先生在文章中说“小伟学问无盲点。”这点我深有体会。

2004年，有幸参与《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国际研讨会》，从上海到苏州大学时，胡先生和当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先生站在石阶上等候，略为寒暄后，我在接近一个多小时车程里，请教想到的一个中国文化历史中的问题。先生不假思索，旁征博引，不但一一解决了我的疑问，对紧跟着延伸的话题，也是说理通透，游刃有余。顿时间，让我佩服得瞠目结舌，深感先生学养和识见非常人所能企及。

先生曾经师从陈毓罴先生和钱钟书先生。我学养有限，读不了《管锥编》和《谈艺录》，能理解的只有小说《围城》、《人兽鬼》和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这程度，也略知钟书先生涉猎广泛、博闻强记、思维敏捷，许多聪明睿智、能言善辩轶事人所共知，公认是那个时代大家。

在那一刻，许多念头掠过心里：五十年前有学者告诉我，一流人才都在内地。我生虽晚，近十多年选读了一些文化学术界著作，加上所闻、所听，及接触到若干海外文化界人物，听到、读到的不少专家的演讲和著作，觉得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史和历史常识一知半解，不是半通半透，投机取巧，就是东拉西扯，强词夺理，却因为凑合时运冒出头来的比比皆是。因此体会到，内地在中国文化艺术传统的承传上，已非海外可以比拟的了。如今亲身见证、体验，顿时醒悟到身边这位学者，就是才华横溢、贯通中外的时代人物。

在合肥那天晚上，我们从金庸谈到创作，从文学聊到历史，先生像老师一样，不厌其烦，循循善诱地解答和启发我一直深藏心中的不少问题。当时，我面对这位大师，曾经大胆地表示惋惜每个时代的最聪明脑袋，那些穷一生之力钻研、积聚的学问大师，其深邃思想，通常只有一二能够编纂成书出版，留传下来为人所知，其余的都随肉身消失而湮没。要说浪费，这才是人类的最大浪费。

小伟先生受邀来香港作学术讲座时告诉我，他进香港时，海关关员在证件上盖印后，把护照从窗口扔出来掉在地上。他要求关员走出来拾起，对方野蛮地拒绝。

“我双手从窗口递到你手里，你怎能这样扔出来？”

先生的洪亮声音引来关员的上司，后来，他不得不走出来捡回证件，依程序交到先生手中。

壯哉！我说，人无血性，虽生犹死！

先生身材魁伟，长髯飘然，秉性“洒脱耿介，急公好义，不畏强势，敢言敢做，爱恨决绝”，仿如关云长再世。肖小之辈面对先生，自卑、嫉妒交集下，以为又可以用手中那丁点儿权力，随便欺负、挫伤蚁民般泄妒。那一次撞上小伟先生，算他倒霉。

我看凤凰卫视节目《一虎一席谈》中，先生与一位所谓“教授”辩论中国文化。稍有常识的都知道，“教授”捡拾的那些诬诋“中华民族一无是处，中华文化只有糟粕，中国历史充满虚构、封建、狭隘、落后、奴性”的帽子，全来自西方洗脑教科书中的破罐破摔。作为电视观众之一，不由不叹息其浅薄无知，为先生的痛快淋漓、酣畅驳斥鼓掌。

我在给先生的电邮中说，“教授”任职的学院，培训的都是国家栋梁。如果是这种人教出来的官员，怎会具民族自信和家国荣誉感？不贪赃枉法才怪。

先生回邮说，所有口口声声追求与国际接轨的人物，根源都在对国家民族文化缺乏自信。

三

年轻时候，不知生死为何物，就算身边有朋友不幸夭折也似乎无知无觉。那个年纪，生者死者彼此都是混混沌沌，无知无觉的。

小伟先生离世消息，对我直如同胸口一棰，战栗久久无法平息，到今天还不能确信活力、学问比我强百倍的先生会突然阴阳相隔。命运安排的诡谲，真是无法鉴破。难道冥冥中真的是有天妒英才这回事？

2016年，第六届全国侦探小说大赛宣布把“终身成就奖”颁给了“对中国侦探推理文学的倡导者、组织者和理论实践者的于洪笙先生。她积极组织创建了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并排除万难致力于其成长壮大，搭建起了侦探推理文学交流的桥梁，为中国侦探推理文学的发展及在海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记得与洪笙教授谈及全国侦探小说大赛影响力，她是这样说：历届大赛的召开，成功鼓励、培养、发掘了的全国人才，这就是大赛的“历史定位”。

在侦探小说世界中，永远就是无穷无尽的正邪对抗和纠结。所以，有人说，在正义得胜的社会中，没有邪恶在旁觊觎，无时无刻伺机反扑，人类便不懂得珍惜已有果实。在邪恶主宰的时代中，只有那些追求公义的志向和勇气，才能为人类留下奋斗目标和一点希望。

时间为在生的人脑里，留下洪笙教授的优雅、认真、高贵气质和识见，以及小伟先生的通达、诚恳、博学的巍巍学者风范。我感到在他们的一生中，从未有失望和懈怠，总是奋力前行。后来的人应该记得的，他们的尊严和价值代表了我们这一代，这就是历史定位。

分类：散文随笔 作者：郑炳南 期刊：《啄木鸟》201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