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父亲的钢枪、肠胃及其他

钢枪

那杆钢枪，一直矗立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堂屋门后墙角，是它藏身的所在。黑的钢，褐的木，组合成比我高出一截的杀人之物。它能杀人，是父亲告诉我的。“遇上坏人，一枪打他个死死的。”不知他是向孩子科普，还是向看不见的坏人示威。我和弟弟多次讨论过，要是家里来个坏人就好了，那样的话，看咱大大怎么打他。遗憾的是，我们家始终没来过坏人，我见这枪发威，是看电影的时候。在电影队来村里放映的战斗片上，当兵的扛着这种钢枪，一下下射击，打死一个个敌人。旁边有人说，这种枪是“土压五”，我父亲听了立即更正：不是“土压五”，是“汉阳造”！父亲觉得自己受到蔑视，因为“土压五”是照着“汉阳造”仿造的，不上档次。

父亲对他那支“汉阳造”极其爱护，雨天不下地干活儿，他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保护枪支：将枪管下面插着的捅条抽出，取过一瓶机油，浇在捅条末梢的布条上，而后将捅条插进枪管，来回抽拉。一会儿，他觉得可以了，就让捅条归位，将枪栓拉动，对着门外举起，瞄准一个目标扣动扳机，“叭！”声音虽小，却足以扣动我和弟弟妹妹的心弦。

父亲不在家时，这枪常常成为我们的玩具。我和弟弟将它拖离墙角，架在门槛上，趴到地上学打枪。我们瞄准院里的鸡、树上的鸟，一下下拉动枪栓，扣动扳机。撞针弄出的动静太小，我们就用嘴唇爆发出声音以作弥补。有一次我正瞄准，准星缺口处除了鸡，还突然出现了父亲。刚踏进家门的父亲发现了情况，直扑枪口而来，将我从地上拎起，大声呵斥。父亲告诉我们，这是上级发给他的武器，除了他，谁也不能摸！

那个年代，农村里有资格拥有枪支的，一是大队民兵连长，二是农村信用社人员。枪是上级发的，有“汉阳造”，有“土压五”，还有“三八大盖”。民兵连长捍卫的是中共基层政权，信用社人员捍卫的是国家资金。在结庄公社（这时的公社，相当于后来的乡镇），信用社人员有两个，一个是主任老王，另一个是业务员小赵，小赵即我父亲赵洪都。他们负责八个大队的金融业务，但仍然是人民公社社员，大部分时间要在生产队里干活儿，兼职做金融业务，信用社每月发给他们一点儿补贴款。

老王是大结庄的人，身高不足一米六，又矮又瘦而且驼背。他给财主家当长工，娶不上老婆，“土改复查”运动中分配“胜利果实”，他分到富农家的一个闺女做老婆。那姑娘很漂亮，本来已经许配婆家，却被迫嫁给老王，过门时两手扒住门框，死活不进。老王的穷哥们儿集体发力，硬是把她拉进院里塞进新房。老王对共产党无比忠诚，便被委任为信用分社主任。他不识字，记账算账靠我父亲。父亲算好了，找到他念一念，他就掏出刻有他大名的章子，往账本上庄重一摁，表示负责。

我父亲也没上过学，只上过一段时间的“速成识字班”，学会了一些字和数码，还学会了打算盘。但他脑子好使，十八岁被选为信用社业务员，很快胜任。我能记事的时候，他已经是业内老手了。父亲虽然干农村金融，却没有多少业务，因为那时家家户户都穷，很少有人存款。贷款的倒不少，多数是救济性的，经区社批准，贷给一些贫下中农救急。这些钱，大多收不回来。尽管业务不多，家里还是有些现金的，都被父亲严严实实地锁在抽屉里，与黄灿灿的子弹放在一起。

我家有钱，却依旧贫穷。因为一家七口，花销实在太大。我记得，有许多回门外来了卖油条的、卖豆腐的，我们兄妹馋得要命，父母却对叫卖声充耳不闻。有一次，我们家族有人结婚，新媳妇将要上门磕头，母亲连五毛赏钱也拿不出来，只好到别人家借。别人说，你家是信用社，怎会没有钱呀？母亲说，那是公家的，谁敢使呀？再说，俺也没有钥匙。

每年秋风刮过几场，社员们把庄稼收拾干净，父亲的神色便开始紧张。他一次次擦拭枪支，旨在备战。终于有一天，他庄重地背上枪支、挎包，出门去了。下午回来，他坐在家里一遍遍催着母亲做饭、端饭，吃过之后，便携枪背包离家而去。

父亲去办什么事情？放款。一年一度的“秋后分配”来临，八个村庄的几十个生产队都要“分钱”，他要把生产队在信用社的存款送去。哪個生产队哪天分钱，要早早与信用社定好，我父亲到区上提来，晚上送去。八个大队，四处分布，要过河越岭，穿过一片片树林。父亲独自一人走夜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要高度警惕，保证身边的钱不被坏人抢去。

父亲去放款，会带多少钱？不多，至多几百块。那时最大的票子为十元，用不了几张，多数是几元的、几毛的。虽然一个生产队有几十户，劳力众多，但每日工值只有几毛钱。全年统算，扣除口粮款，大部分人家所剩无几，有的户还“倒找”。所谓“倒找”，就是工分总值抵不上口粮款，必须向队里交钱，好多人没钱交，只好欠账。因为“倒找户”多，在账面上应该分钱的分不到，生产队只好欠着他们。所以，那个晚上用的现金少之又少。

现金虽少，也必须保证运输上的安全。我父亲说，他带着钱走夜路，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有动静就蹲下，观察清楚，确认没有“敌情”再走。走到中途，会遇到前来接应的老王。老王因为矮，背枪不方便，就扛在肩头。这么一来，他的背就更驼，人也更矮。他们二人走到目的地，又有队长、会计等人在村头接应。父亲形容那个场面说：“跟接天神一样。”

二位“天神”到了那里，把款交给他们，而后坐在一边抽烟，看他们报账分钱。黑压压的一片社员，几家欢喜几家愁。把钱分完，收回余款，老王和我父亲起身离开，各自回家。第二天，我父亲再背上枪，去区里提款，去某村送款。

一个秋后，再一个秋后，他们俩的枪始终没有打响。可能是威慑力十足，没人敢轻举妄动。那时我父亲二十多岁，背一杆钢枪，年轻而英武。这个形象，至今在我心中活灵活现。

他二十九岁的时候，却把这杆钢枪交给了别人，因为他得到了重用。1963年年底，中共莒南县委召开社会主义教育动员大会，将县、区、公社、大队四级干部集合到县城，要求他们“洗手洗澡”，即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宋家沟二村党支部书记也去了，但会后没有回来，不知所踪。人们猜测，他是被吓跑了，因为他手脚不干净，有打骂贫下中农的行为。后来才知道，他跑到苏北隐姓埋名当了石匠，走村串户给人家錾磨。区委找不到这人下落，只好任命我父亲接任。父亲党性很强，立即服从组织安排，当起了大队支书。接替我父亲担任信用社业务员的，是小结庄的刘彦世，比我父亲大两岁。二人分住东西两庄，早就认识。

父亲当上书记，成为一村之长，尽职尽责，带头劳动。他平时像普通社员一样，到我们家所在的生产队，根据队长的安排该干啥干啥。每次他到区里开会，散会后如果天还不黑，必定再到地里，和社员们一起干到收工。大伙儿很快认可了这位年轻的书记，让他很有优越感。

然而到了年底，父亲的优越感大打折扣。因为上级作出决定：农村信用社人员全部转为国家干部。刘彦世年初接任，年底就遇上这件好事，吃上了国库粮，每月能领二十七块钱。父亲觉得吃了大亏，心理很不平衡，每逢见面就开玩笑说，把自己端的金饭碗让给他了。久而久之，老刘也似乎觉得欠了人情，经常请我父亲喝酒，七年后还把妻侄女介绍给我父亲当儿媳妇。这样，只有十八岁的我就早早定了亲，让他俩成为重要亲戚。

虽说成为重要亲戚，身份与收入上的巨大差距依然存在。信用社人员每月领工资，我父亲却要出大力挣工分，每年要向生产队里“倒找”。看到家里的贫困，我只读了四个月初中就主动辍学，帮父亲分担家庭重担。村干部原先是没有任何补助的，真到实行“大包干”，才开始领误工补贴，书记一年可领五百。但这时我父亲已经因为年龄原因光荣退休，一年只领三百。这项补贴后来有所增长，到他去世时，一年领一千一。说到自己的待遇，再说到老刘退休后一月拿好几千，儿子接班后当了乡里的信用社主任，父亲躺在病床上连声叹气：“唉，都是命呀！”

说罢这话，他去瞅门后那空空荡荡的墙角。我知道，当年的那杆钢枪，又矗立在他的眼前了。

肠胃

那一年，宋家沟二村办公室门前多次出现这样的场景：一张破桌子摆在那里，上面放着半碗剩菜，里面有几片猪肉，旁边还放着半碗面条或半块油饼之类。饭菜下面则压着一张纸，上面有“剩菜两毛”、“剩饭一毛”之类的文字。那几个字用毛笔写成，极其端庄。

这是干吗呢？是大队卖剩饭。谁剩下的？公社干部（这时的区，已经改为公社）。他们有时会下来驻点或检查工作，村里就安排人给他们做饭吃。在我们村，做饭的一般是大队会计。他是个老头儿，毛笔字写得好，饭菜也做得好。饭菜做好了，就端给公社干部。

我父亲那时任大队党支书，无论是正在向公社干部汇报工作，还是陪他们闲聊，等到会计端来饭菜，他立即起身回家。以前公社来人，父亲是和会计一起殷勤作陪的，可是1971年搞起了整党运动，父亲立下新规，不再陪吃。他不陪，也不让会计陪。干部的肚子有大有小，难以估量，会计往往多做，这样就会剩下一点儿。剩下的怎么办？父亲指示会计：标价卖掉。

我至今记得村里卖剩饭的情景：一大群人围着那张破桌子，眼巴巴地盯着剩饭剩菜。庄户人长年不见荤腥，看着好饭好菜馋涎欲滴，但他们囊中羞涩，只能过过眼瘾。大家嗅着饭菜的味道，咽下一口口唾沫，议论一番价格的高低，然后看谁来买。好大一会儿没出现买者，有人就发言了：这么便宜，怎么没人来买呢？再等一会儿，终于有人掏出钱来交给会计。在他端起饭菜往家走时，有人却瞅着他的背影小声议论：人家吃剩的他也花钱买，真不会过日子。

但是，看到剩饭剩菜如此处理，大伙儿心里还是很舒坦的，对我父亲也多了几分尊敬。

其实，父亲不陪干部吃饭，内心备受煎熬。因为我父亲嘴馋，特爱吃肉。逢年过节，家里偶尔吃点儿肉，他都是当仁不让，吃得最多。我和弟弟妹妹不敢跟他抢，因为那样等于虎口夺食，会挨骂的。以前公社有人来，父亲陪吃，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们吃饭的情景，但从父亲回家后的神态可以看出来，他肚子里装了好东西，那是相当愉快的。他点上旱烟，美美地抽上一口，往床上一躺便哼唱歌曲：“东方升起了红太阳，哎咳升起了红太阳。”他只唱这两句，再往下唱就不会了。他也不愿多学，有这两句抒发抒发心情就够了。来了运动，不能陪了，在家就着咸菜吃地瓜干煎饼，他闷闷不乐，神色黯淡。

等到整党运动结束，公社干部再来，父亲故态复萌，又和会计一起陪他们吃饭。大概他们肚大能容，剩不下饭菜，办公室门口再没有摆出那张破桌子。但是，除了驻点，公社来人的情况并不常见，一年难得有几次。

父亲担任支部书记二十年，没有多少突出的业绩，也没有多少腐败行为。最腐败的一条，就是陪上级来人吃饭。

那时，最能体现村干部腐败的事情，就是送子女去城里当工人。我们村先后分到几个名额，父亲都是让别人的孩子去。我和弟弟妹妹當然有怨言，但他说：“我当书记，怎么好意思叫自己的孩子出去？”后来，我和二弟、二妹都是凭自己的努力“出去”的。大妹没上过学，三弟成年后上级不从农村招工了，所以他俩一直务农。

父亲从书记上的位子退下来，没有机会陪上级干部了，很有失落感。尤其是看到农村干部的公款吃喝现象愈演愈烈，他十分气愤，经常嘟哝：“这是共产党的法子吗？”好在家里收入多了起来，我们兄妹几个也时常奉献，他每天都可以喝上几两。先是一天一回，放在晚上，后来早上也喝，中午也喝。晨午两顿，酒肴可以简单，他买来一包虾皮，放进菜橱，不许别人染指，每次捏出一些下酒。晚上这一顿，一定要郑重其事，一定要让我母亲“炒肴”。母亲便想办法给他炒上一盘，或蛋或肉，小心翼翼捧到桌上。久而久之，傍晚给父亲炒肴，成为母亲的一项重要任务，任何情况下都忘不了。尽管她被父亲吵过骂过，哭上一通，时辰到了照样向我父亲奉上酒肴。以至于她晚年卧病在床，由我们伺候二老了，每到下午四五点钟时她必定大声吩咐：“该给恁大大炒肴了！”我们应声而动，继续着她未竟的事业。

惭愧的是，这项事业，我们往往做得不那么耐烦，因为父亲喝酒不再守时。早上，他在饭前喝上一盅，到十点多钟就发令了：“弄点儿肴，我喝酒！”我说：“到中午一块儿行不？”他说：“不行，一心想喝，怎么办？”怎么办？我们只好动手去炒。喝了酒，他表情欣然，看一会儿电视，中午和我们一起吃饭。下午四点来钟，他又要喝酒了，我们再忙活一通。这样，从早到晚，要动五次锅灶。

前面说过，父亲特别喜欢吃肉，晚年有吃肉的资本了，那就放开了肚皮，有了肉可以不吃青菜不吃主食。我回家值班，路过县城时常常提羊肉汤回去，住下后，又常买猪排骨煮给他吃。他特别嘱咐，不要加菜煮，那样会把肉味争去。然而那是什么样的肉味呀，用混合饲料喂起来的猪，身上不知积淀了多少激素，用高压锅一煮，氨水味四溢。我很少吃它，父亲却总是吃不够，连续吃几天都可以。我说：“你这个吃法怎么能行？”他不无自豪地道：“我就有这个本事。”他多次向我讲，他从小爱吃肉，肚子也享得了。三岁那年，村里有人开汤锅卖熟猪肉，爷爷带他去买了一碗猪大肠，竟然全被他吃掉，事后肚子一点儿事也没有。此时，我想起了小时候过年生产队杀猪，邻居分肉之后的悲催：他们马上煮熟去吃，却因为长年不吃肥腻之物，肠胃不认，加上吃得过多，一家人上吐下泻。父亲听了墙那边的吐泻声，耻笑他们：只能装糠揎菜，长了个什么肚子！

父亲真是有本事，吃那么多肥肉，到老也没出现“三高”症状，血压、血脂、血糖统统正常。他牙口也好，吃东西时的咀嚼动作特别快，我在一边偷偷试过，无论怎样紧张地调动咬肌张合牙齿，也远远赶不上他的频率。我知道，他的快捷进食习惯，是小时候被穷逼出来的。他三岁时吃下一碗猪大肠，那是极其稀罕的事情，随着弟弟妹妹的接连出世，家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我奶奶先后生下十胎，八个成活，在那个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如何填饱十口人的肚子，现在想一想都感到恐惧。我父亲说过：“吃饭就得抢，不抢就得挨饿。”爷爷奶奶致力于全家人不被饿死，没有能力给成年的儿子好好筹办婚事，我父亲结婚时穿的褂子，是借了人家的，只穿三天就还了回去。

盖新房，爷爷更是无力承担。我父母结婚后，只好借住别人的一间看场小屋。屋外没院墙，村外有野狼，我母亲多次对我说，住场屋的时候，你没叫毛猴子（家乡对狼的叫法）叼去，就谢天谢地了。那时我父亲虽然当了信用社业务员，每月有点儿补贴，但他省吃俭用，在我三岁时建起了新房。此后一边还欠账，一边拉扯我们兄妹五个长大。父母努力操持，在我十九岁那年建起新房，准备娶儿媳妇，几年后又给我二弟建起一座。这样，除了逢年过节，家里是不买肉的。十几年前，我为了写佛教题材小说去寺院参访，经常要吃斋饭，和尚问我是否吃得惯，我说：吃得惯，我基本上是吃素长大的。

我现在想，父亲过了大半生穷日子，没有享用多少好东西，真是委屈了他那副特殊肠胃、上等牙口。他当大队干部，偶尔有几次陪吃陪喝的机会，可是来了整党运动，他不但不陪，还将剩饭剩菜公开拍卖，这需要多大的外力制约，需要多强的内在意志。

父亲2013年年初病过一场，从此不再走路，除了卧床就是坐沙发。电视还是要看的，但他对国家大事不像过去那么关心，每天关心的主要是下一顿吃什么。从这时起，我们兄妹几个轮班伺候，每天都要汇报食谱，征得他的同意，并根据他的意见作出调整。我们带来的、买来的食品，多是放在有炉灶和冰箱的西屋，他一年多没去过，但对西屋里放了什么，冰箱里存了什么，了如指掌，让我们暗暗称奇。有一回，他对值班的二妹说，冰箱里还有鸽子。可是二妹没有找到。父亲立马火了：好好的鸽子，怎么就不见了？母亲在一边说：飞了呀！母亲那时脑子已经有些迷糊，所以才有这颇具诗意的想象。父亲持现实主义立场，不理会母亲，继续追查鸽子的下落。他甚至猜想，是让三弟的大女儿拿去吃了，非要打电话问问不可。二妹费了好半天唇舌，才制止住父亲的追查行动。

父亲的酒瘾，是被自身疾病遏止的。辞世前的一段时间，他全身皮肤发痒，白天痒，夜间更痒。吃了药稍好一点儿，但不能根治。二姑来看他，让他把酒戒了。他不听，照喝不误。实在痒得受不了，只好忍住不喝，这么一来果然见效。但他戒了几天，又向我们要酒，喝上一点儿痒症又发。反复了几次，他才忍痛割爱，与杜康君告别。

2015年春节前，父亲身体再次出现问题：他皮肤与眼球发黄，大便灰白且稀，一天拉许多次，经常拉在裤子里，拉到床上。我擦净他的身体，洗着他的衣服，心想，父亲的消化系统有如此剧变，肯定是不祥之兆，遂决定正月初三带他去医院。走之前父亲嘱咐我，要是查出绝症，坚决不住院，一定要死在家里。他两年前曾住过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体验过里面的待遇。他说：“把我绑在床上，要一口水喝都不给，这是共产党的法子吗？”我们家乡还有一项风俗：死在家里，占到房子，才算善终。我理解父亲，含泪答应。

我和三弟、妹夫、表弟陪他到了县医院，我连襟在那里工作，急忙陪同检查。我在这边正开单子，父亲在那边又拉了一裤裆。做过胸腹彩超，医生说我父亲患胆管癌，已到晚期，且广泛转移。医生悄悄对我说，回家吧，不必住院了。我心如刀绞，对父亲撒谎：查清楚了，胆囊炎，没事。兄妹几个把他拉回家去，忍住悲痛轮班伺候。这期间，他虽然还是时常拉稀，但身体不疼，食欲不减。正月十二，父亲想看看西屋里存的食品，二妹扶着他半天一步半天一步，好不容易来到西屋门口，却因他长期不走路肌肉萎缩，抬了几次腿，终于没能迈进门槛，只好倚墙长叹，放弃了对冰箱的视察。

正月十六，我正在日照忙着别的事情，三弟来电话说，父亲开始吐血，情况不好，我就和二弟急忙往回赶。二妹来电话说，咱大大想喝羊肉汤，你走县城提上。我说，知道了。下了火车，到站前一家羊肉馆买上，叫上出租车，一路催促师傅快走，用十七分钟跑完四十里路，把羊肉汤端到了父亲床前。此时父亲刚吐完血，神志清醒，喂他两口汤，他能喝下。再给他一块肉，他嚼了两口却吐了出来，有气无力道：“不吃了，嚼不动。”

这是父亲平生第一次放弃进食，让他的消化系统停止了工作。看来，再怎么强悍的肠胃与牙口，也抵不过死神的力量。打量着父亲那消瘦变形的脸，我双泪长流。

此后，父亲再没进食，于次日上午谢世，享年八十一岁。

矛盾

现在的年轻人，在网上喜欢说“求心理阴影面积”。我要是求童年時的心理阴影面积，有一块可以说无穷大。

这块阴影，是父母不和造成的。在最初的记忆里，父母吵架是家常便饭。常见的情景是，一家人正吃着饭，父亲的筷子就指向了母亲，嘴里不干不净。母亲如果顶撞几句，父亲的筷子就像飞镖一样奔向了她。他还腾地站起，举起本来在他屁股下的板凳作威吓状。仰望着父亲凶神恶煞的形象，我们兄妹魂飞天外，急忙逃到院里集体哭泣。还有，我从外面玩耍回来，或者放学回来，常常看见母亲在院里号啕大哭，父亲在屋里嗷嗷不休。

他俩最严重的几次冲突，我们兄妹至今记得：

有一年，端午节的头一天，母亲好不容易弄了一点儿黍子米，要包粽子。中午，她给父亲端去饭菜，回到锅屋淘米。父亲吃完一盘炒眉豆，嫌母亲没有及时添加，提起板凳蹿到锅屋，一下子将米盆砸碎。母亲一边收拾地上的米一边哭：“我不是为了孩子吗？不是为了叫他们明天吃上粽子吗？”

那个年代，如果农活儿紧张，社员们中午都在地里吃饭，饭由各家妇女送去。有一天中午，我母亲要下地送饭，不懂事的二妹和三弟非要跟着，母子三个路上走得慢，到地头时比别人稍晚一点儿，父亲就当着全生产队的人，把我母亲提去的糊粥罐子摔了个粉碎。

有一年春节前，父亲去赶年集，将买来的东西放在本村一人的拖拉机上，而后步行回村。回来看看拖拉机，只有他买的那件东西在上面，一回家就责怪母亲不去拿。母亲正在做豆腐，说：“我不知道呀！”父亲就将一锅豆腐端起，扔出锅屋，结果豆腐脑洒了半院子，引得家鸡和野鸟纷纷上前啄食。

还有一回，母亲正在锅屋里烙煎饼，父亲不知为何又发起火来，抄起一把镢头，冲进去高高抡起，咚的一声砸在母亲面前的铁鏊子上，让鏊子有了一条璺，缺了一条腿。父亲次日又买来一盘，母亲就用那个破鏊子盖咸菜缸。至今，它还站在我家锅屋墙边，无言地诉说着父亲的残暴。

父母关系如此，我们兄妹的小心脏难以承受。我们觉得，家里整天乌云密布，随时随地就会响起霹雳，下起冰雹。父亲不在家时，家里还有欢声笑语，一旦父亲的咳嗽声、脚步声在墙外响起，我们立即面色惊惶，噤若寒蝉。父亲进家后，我们连大气也不敢喘，只是怯怯地瞅他一眼，再瞅他一眼，观察他脸上是什么气候。有一回，父亲不知在外面遇到什么高兴的事情，回到家后把只有四岁的三弟猛地抱起，三弟竟然吓得大叫一声晕厥过去，母亲将他又掐又拍，才让他苏醒过来。

再怎么担心，冲突还是不可避免。一旦父母开口吵架，家里立即爆发一片哭声。我们劝不了架，也拉不开他们，只好求助住在西邻的二姑。因为跑到二姑家已经来不及，二弟常常像猴子似的爬上院中间的石磨，站在磨顶向西边哭喊：“二姑二姑！又打仗喽！又打仗喽！”那样子，比遇难的佛教徒求观音菩萨还要急切。二姑急火火跑来，冒着受伤的危险把哥嫂拉开，苦口婆心劝说半天，看看没事了，才摇头叹息而去。

更可怕的是，我母亲受多了委屈，便产生了寻死的念头。那个时代农村妇女自杀，首选方式是喝卤，因为家家都有卤坛子，里面长年装着做豆腐用的卤水，用来自杀方便。我家的卤坛子放在父母床底，有好几回，母亲被父亲打了之后，去床底摸卤坛子，被二姑和我们强行夺下。于是，母亲再受委屈时，我们兄妹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将那卤坛子搬出来，放到别的地方藏下。有一回，母亲要做豆腐了却找不到它，我们从草垛里扒出来给她，她抱着我们哭：“要不是怕你们没有娘，我早就不活了……”

我小时候想破脑壳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母亲。论相貌，母亲是全村少有的漂亮女人之一；论做家务，母亲的水平也属于上等。我家盖新房时，一位去帮忙的长辈跟别人说：“别人家盖屋，女人累得没有人样。洪都盖屋，他家里穿得板板正正，早早把饭送去……”我们那里，煎饼是主食，烙煎饼手艺是衡量女人是否是合格主妇的一个重要标准。我母亲烙的煎饼，厚薄均匀，普遍熟透，不焦不湿，谁吃了谁夸奖；论贤惠，母亲在村里更是有口皆碑。她除了实在受不了父亲的打骂，与他对吵几句，一直到死，从没和别人闹过矛盾。我父亲兄弟五个，除了二叔在县城工作，很有教养，其他四个都是脾气暴躁，相互间说吵就吵。有的女人，往往参与丈夫与兄弟间的矛盾，甚至推波助澜，可我母亲的态度是，你兄弟再怎么闹，我决不插言。有时候弟兄们在一起喝酒，喝着喝着吵了起来，我母亲还是继续给他们炒菜做饭，提茶倒水。在她的影响下，五妯娌之间从没有过争执，一直和和睦睦。今年春节，在日照的赵家人聚餐上，五叔说起我母亲的贤惠，还是哽咽流泪。

那么，父亲虐待母亲，到底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才彻底明白：父亲脾气差，是一条原因；更重要的一条，是父亲嫌我母亲出身不好。他俩的不和，阶级矛盾起了主导作用。

那时，我家建在村边，门前是几块庄稼地和坟地。在我家西南方向，二百米之外，是我姥爷家的几个坟堆。有一天中午，我们一家正在吃饭，突然听见外面有许多人喊口号，便出门观望。我看见有一群人打着红旗站在坟堆旁边，举拳高喊打倒宋某某。有几个人用镢头将一座坟刨开，还抡起镢头狠狠地往里面砸，大概是砸死人头壳。我知道，他们挖的那座坟，埋着我的老姥爷。我扭头看看父母，他俩脸色大变，转身回家，接着就从院里传出父亲的叫骂声。我急忙跑去拉架，就见父亲跺脚咬牙，指着母亲骂：“你个富家羔子！你个富家羔子！”母亲一声不吭，只是站在那里流泪。十一岁的我，胸中升腾起不平之气，就瞪眼反驳父亲：“她是烈士子女！”父亲说：“烈士子女也不行，人家砸的是什么？是砸我赵洪都的脸！”听了这话，我才明白父亲为什么发火。

母亲的确出身富农。她爷爷曾是民国时期的庄长，家中雇有长工。1947年土改复查，这位庄长被贫雇农活活砸死。光砸死老的还不罢休，他们还向上级提出要求，将庄长的大儿子宋家栋弄回来砸死。宋家栋毕业于临沂乡村师范，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担任过乡长、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教员等职，曾在战斗中负伤。听说村里要把他弄回来杀掉，他从此不敢回家，1947年年底报名南下，第二年牺牲在河南省洛宁县。宋家栋虽然成为中共烈士，但改变不了家庭是富农的事实，他的遗属还是免不了遭受歧视。他妻子想改变命运，就将大女儿嫁给了出身下中农的赵洪都，生下三男两女，我是老大。

在那個特别讲究阶级观念的时代，我父亲满耳朵听的都是“亲不亲、阶级分”这类宣传，觉得娶了我母亲，对不起共产党，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文革”中，红卫兵开大会将他“罢官”，给他戴高帽子，批斗时给他列出的第一条罪状就是娶了富农家闺女，阶级路线不清。有了这种政治待遇、奇耻大辱，父亲心中就积聚了炸药，一次次引爆，一次次让母亲痛不欲生，让我们兄妹几个担惊受怕。听着父亲骂母亲“富农羔子”，我们恍惚间也觉得自己成了“富农羔子”，自卑得很。

日月如梭，诸行无常。二十年下去，坚如磐石的阶级斗争理念，在人们头脑中像云朵一样变淡变轻。党中央下文给地主富农摘帽之后，父亲对母亲的责骂明显减少。缘于性格的冲突还会发生，但也多是昙花一现。让我们兄妹觉得吃惊的是，大约在七十岁之后，父亲竟然每天早早起床，烧开水，煮熟两个鸡蛋。但他不吃，理由是身体胖，不缺营养，就把鸡蛋盛在碗里端给母亲，自己坐到桌边喝茶。母亲披衣起坐，吃下两个荷包蛋，躺下睡上一会儿再起来做早饭。午饭、晚饭，当然也是她做，因为父亲除了会煮鸡蛋，做饭、炒菜一概不懂。我问父亲，为什么早上起来煮鸡蛋，父亲面现赧颜，羞笑一下：“恁妈妈伺候了我一辈子，我也伺候伺候她。”

有一年春节，我在家陪父母，正遇上宋姓族谱续修完毕，在村子中央的老年活动中心隆重举行“出谱”仪式。父亲听说后，找出一刀纸，拄着拐杖，和我一起去拜谱。我们走进小楼，看见正面墙上挂着四幅白布，上面的人名密密麻麻，都是一辈辈去世的人。我仔细去瞅，发现当年杀人者在上面，被杀者也在上面。父親毕恭毕敬，向他们郑重叩首。我随他跪拜时心想：这是否意味着父亲在历史观上的拨乱反正，意味着与“阶级敌人”的和解呢？

2013年正月，灾难降临我家。先是母亲住进县医院，五天后父亲也发病去了那里。二老分住病房楼的七层和四层，我们兄妹蹿上蹿下，疲于奔命。父亲住了两天稍稍清醒，一再说要见见母亲，好在母亲已经过了危险期，我们就用轮椅将她推到了父亲病房。父亲鼻子里插着氧气管，两眼瞅着母亲，艰难而认真地说：“我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你多担待点儿。”原来他是担心自己马上死去，要当着儿女的面向母亲道歉！母亲听罢此言，泪如泉涌……

翌年正月二十七，母亲仙逝。看着安放母亲骨灰的棺材，父亲对我说：“过不了五七，我也跟恁妈妈走呀。”然而，他的预言并不准确。三十五天过去，他身体尚无大碍，只是不能走路，一天到晚坐着发呆。他这时的主要病症，是双膝退行性病变，难以站立行走。但我知道，如果吃药，并加强锻炼，父亲还是能走路的，就鼓励他走。他答应了，摸过拐棍，在我们的扶持下站起来，沿着院中间用砖铺出的通道走了两个来回。但他是走给别人看的，就像模特在T型台上表演，之后还是不愿动弹，如果不要求他走，他决不迈出一步。他说：“将死的人了，走什么走？”还说，“要不是怕给恁几个孩子丢脸，我早就一头扎进水缸里去了。”我明白，父亲的心，这时已经死了，去母亲那里了。见他这样，我们再没强求父亲锻炼，只是用轮椅推着他，上街，赶集，让他多见见亲人和熟人。

这个阶段，父亲经常向别人讲母亲生前的种种好处。讲她饭做得好吃，煎饼烙得好吃，怎么样疼爱孩子，怎么样团结妯娌。有一回他跟我老婆说：“我当年经常出去开会，哪一回出门，都能穿一身干干净净的衣裳。夏天穿的白褂子，恁妈妈给我洗得煞白，谁见了谁夸……”我老婆揭他的短：“那你怎么还打她骂她？”父亲不好意思地咧咧嘴：“那时候，整天讲阶级斗争，人家说我社会关系不纯，我心里能不窝火吗？”

2015年春节，我陪父亲过年。初一早晨，我煮好饺子，先盛一碗放到母亲的遗像前，说：“妈妈，过年了，吃饺子吧。”话音未落，便听见身后迸发哭声。回头看看，他正抬头望着母亲，老泪纵横。

父亲去世后，我将产权属于我的那座老宅赠予在家务农的三弟，很少回去，回去便是给父母上坟。站在芳草萋萋的坟前，追忆父母的恩恩怨怨，每一回都是感慨万端。

上坟次数毕竟有限，一年只有三五回。现在我常用另一种方式看望父母：借助天眼。我在电脑上打开卫星地图，点一下山东省日照市，而后一点点搓动鼠标转轮，让地图放大。我的目光沿着回家的公路前行，前行。到了我的村子，将地图放大到极限，而后沿着村东的路到达父母的墓地。

那个坟堆，圆圆的，很刺眼，就在一片绿油油的庄稼地里。我望着那个圆点儿心想，父母会不会感知到儿子借助卫星投去的目光？

恍惚间看见，二老走出坟墓，手拉手站在庄稼地里，向我展颜一笑。

分类：散文随笔 作者：赵德发 期刊：《啄木鸟》201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