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关注〗盲区毒瘤

一、警钟为谁而鸣

这几年，我到不少地方宣传禁毒，遇到的两件事让我印象十分深刻。

第一件事是前年冬天，我应邀去某县讲课，正好遇上寒潮袭来，下火车的时候感觉一下子从秋天直接到了隆冬。出发的时候我只带了一件薄外套，穿在身上还止不住哆嗦。当地接我的同事直接拉我到公安局，在公安局门口，我看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穿得很单薄，无助地跪在地上嚎啕大哭，样子甚为凄惨，却无人理会。

我问公安局的同志，这么冷的天，人家跪在门口，你们怎么没人出面问问情况，哪怕安顿在传达室里也好啊。听我这么说，当地禁毒办的廖主任眉头深锁，一个劲儿叹气，说这事怕是谁都处理不了。这个妇女的丈夫吸毒多年，还感染了艾滋病。妇女早已伤透了心，但因为孩子还小，没有下决心跟他离婚。吸毒的丈夫动不动就对妻子拳脚相加，尤其是吸毒之后，更是变本加厉。昨晚，丈夫又对她施暴，她忍无可忍，今天早上来到公安局，要求公安机关把她丈夫抓起来。

民警对她解释，她丈夫常年吸毒贩毒，警方不知道抓过多少次了，可他身患艾滋病，戒毒所、看守所都不敢收，收了也没条件治疗，还有传染其他人的危险。县领导曾经协调过有关部门，判了他有期徒刑，但监狱按照规定也是不接收的，只能是监外执行。听了民警的话，妇女更加绝望，在凄风冷雨中跪地嚎哭，让人看了既同情，又无奈。

不久天气转暖，我应邀到另外一个县讲课。正好碰上当地公安局禁毒大队晚上行动，我就跟着去看看热闹。这一晚收获不小，警方抓获了一批吸毒人员，缴获了毒品和吸毒工具，查封了一个娱乐场所。这些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检查私人出租房的时候，警方在两个房间里抓了几个吸毒鬼混的小青年的现行，第一个房间里有四男两女，第二个房间里是三男一女，都是十五到二十岁之间。警方沖进去的时候，他们都赤身裸体，场面不堪入目，几个男女神情亢奋，而桌子上摆着的“冰壶”说明了一切。

因为其中的三个女孩儿是未成年人，禁毒大队通知了她们的家长。几个家长匆匆赶到，父母看见孩子这般模样，心情可想而知。

这么小的年纪就吸毒，而且看上去还不是个别现象，让我非常吃惊。禁毒大队的覃大队长却是见怪不怪，他对我说，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那会儿不一样了，性观念非常开放。你知道县里的旅社什么时候爆满吗？不是旅游旺季，不是过年过节，而是中学每年寒暑假的头两天，好多学生手上有钱，就去开房。今天晚上抓到的这三个女孩儿，初中毕业后没考上好学校，家长把她们送到南宁上职业学校，希望她们至少学个谋生技能。但她们根本无心学习，跟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小青年打得火热。这些人诱使她们吸毒成瘾，把毒品当作助兴的药物，一伙人开房彻夜鬼混。

这三个女孩儿都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抓现行了，因为她们还是未成年人，民警手下留情，没有把她们的资料录入全国吸毒人员动态管控系统，而是和家长一起加强教育引导，给她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前两天，家长还带着她们回到学校，向老师作了深刻检讨，希望老师今后对她们严格管理。没想到，千叮咛万嘱咐，家长前脚刚离开，三个女孩儿后脚就溜出来了，当晚就迫不及待地联系了这几个男青年鬼混。

覃大队长还告诉我，前几天当地还出了一件事情，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儿在农家乐里吸毒过量，走出包厢后，一头栽倒在地上死了。这件事引起了县领导的高度重视，所以这一段时间查得很紧。即便如此，有些人还是不能收敛一下。

覃大队长说的这些情况让我瞠目结舌。本来我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好撞上了计划生育，尤其是我们这些公务员，那是一条高压线，绝对碰不得。我和妻子经常说，我们有一个儿子了，要是再有一个女儿该多好啊！这两年，二孩政策放开了，可我们也过了生育年龄，都成为等着做爷爷奶奶的人了，只能叹息说这就是自己的命了。

平时看着有女儿的家庭，我们夫妻都十分羡慕。但是今天晚上看到这三个女孩儿的所作所为，我突然觉得我是幸运的。将心比心，哪个父母要是摊上了这么一个女儿，说伤心还是轻的，应该算是割心了。联想到前几天遇到的那个可怜的妇女，更是让人唯有一声叹息。

由于冰毒可以“助性”，吸食冰毒的人性欲旺盛，需要通过性行为“散冰”。为了迎合这样的市场，不少娱乐场所暗地里提供一种特殊的“服务”，让一些年轻女子陪客人吸食毒品，被称为“陪溜妹”。“陪溜妹”为了留住客人，更是使出各种手段。这个所谓“散冰”的过程不但对身体伤害极大，而且非常容易感染性病。

说起来真是有些丢脸，我是二十一岁才初恋的，按现在年轻人的说法，那是太浪费青春了。但是对比起来，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也未免过于开放，甚至过于放纵了。任何放纵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尤其是年轻人的放纵，不但对个人，对社会，甚至对国家都有着极大的危害。有一个边远的小县城，前两年征兵体检的时候，在报名应征的青年中，竟然有18%的人因为感染性病或因吸毒尿检呈阳性而被淘汰……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对性，尤其是性放纵，一直是持批判态度的。但现在的年轻人一是不相信所谓的传统，二是外界的诱惑太强烈，充斥于电视、网络、游戏、手机等媒介中的色情信息，让他们很难把持心性，在毒品的“助燃”下，更是走到了人生的危险边缘。就像前文提到的那三个女孩儿，经过警方和家长那么多次苦口婆心的教育，她们不是不懂得其中的道理，但她们的行为已经完全失控了。

年轻人逆反、冲动，面对诱惑往往又缺乏真正的抵抗力。去年广西D市破获了一起毒品案件，抓获了五名贩毒的大学生。经过讯问得知，其中的一个孩子高考后觉得考得不错，就请朋友上KTV犒劳自己去了，结果被毒贩引诱吸食了毒品，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上了大学后继续吸食，很快就没钱了，于是绞尽脑汁引诱其他同学吸食，将毒品贩卖给这些同学，这些同学吸毒成瘾后也开始以贩养吸，结果全部落入了法网，在毁掉了自己大好前程的同时，也给五个家庭带来了莫大的痛苦。

如此振聋发聩的警示，所有的家长都应当引以为戒。

二、可怕的“死老鼠”

按照单位的安排，去年我到毒情严重的C县蹲点，督导检查禁毒重点整治工作。在调研时我们发现，这个县的社会治安情况之所以如此复杂，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较低，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C县有六百多名吸毒多年、身患艾滋病等多种恶性传染性疾病的吸毒人员，这些人索性破罐子破摔，公开在社会上作案，对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危害，当地人把他们叫作“死老鼠”。

尽管是老禁毒了，乍一听这个数字我还是非常吃惊。这些年走南闯北，和很多地方的禁毒工作者进行交流，大家普遍反映这是一个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的老问题，是法律法规的盲区，更是全社会治疗难度极大的“毒瘤”，极大挫伤了民警办案的积极性。

很多年前我在广西A市某区工作的时候，当地出现了几个这样的“死老鼠”，就已经闹得鸡犬不宁了。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吸毒人员覃某，他的相貌至今想起来仍然让我感觉肉紧。这个人当时也就三十来岁的年纪，脸色黑沉沉的，一颗颗凹凸不平的毒疮让人不寒而栗，他的眼球已经不怎么会转动了，经常木木地盯着人半天，叫人头皮直发麻，他的头发乱糟糟黏乎乎的，像沼泽地，这里秃一片那里光一圈，头皮溃烂严重，整个儿人走路摇摇晃晃，似乎随时都有可能一头栽倒在地。

覃某吸食海洛因有一定的年头了，已经到了非要注射毒品才过瘾的地步。那时候要找到一支注射器还真不容易，所以吸毒圈子中一旦有人找到注射器，其他人就会抢着蹭一蹭，根本没有任何消毒措施，有的甚至迫不及待地抽自来水来注射。没有见过吸毒人员注射毒品的人是无法想象那种情形的，他们注射并不是一针下去就好了，而是把海洛因注射下去，然后用针筒把自己的血抽上来，差不多抽满了一管，再慢慢压回去，再抽上来，再压进去，如此反复，使得吸毒人员好像在巅峰与谷底之间，找到类似蹦极般强烈的生理快感，让他们欲罢不能，他们管这叫作“回血”。

再往后，覃某手臂上的血管都因为过度注射而硬化结痂，用针很难扎进去，他只能找大腿根部一根比较大的动脉来注射。这样注射更为危险，稍一过量就可能致命，他也曾亲眼见到很多吸毒人员就是这样倒下去的，但这个时候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只要一天不吸毒，毒瘾发作起来，就像亿万只蚂蚁在骨头和血管里面爬行啮咬，却无法抓到无法挣脱，而且会出现可怕的幻觉，痛苦得死去活来。这个时候，只要给他注射一针，那些蚂蚁就撤退了，幻象也消失了，整个儿人逐渐平静下来，好像大病一场，全身虚脱一般。

警方行动时经常会遇上像覃某这样的资深吸毒人员，有经验的老警察头脑是很清醒的，一般都是等他们注射过瘾后再上去抓人，以免对方狗急跳墙，在挣扎时咬伤或者用针头扎伤民警。

记得有一次，我们局里组织清查行动，一名新入警的年轻人缺少实战经验，破门而入后，看见吸毒人员正在“回血”，以为抓现行的机会到了，冲上去就要制止，结果，被激怒的吸毒人员跳了起来，一针扎到他的胳膊上。幸好有经验的老民警赶紧冲上去，一脚踢翻那名吸毒人员，快速帮年轻民警拔出针头，马上挤出血，用开水清洗伤口，然后送到医院采取措施紧急治疗。小伙子听说对方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吓得脸都绿了，顿时浑身瘫软。好在，经过医院反复检查，没发现他被感染，但这个煎熬的过程持续了半年之久，把他弄得心力交瘁。从此，小伙子有了心理障碍，抓捕吸毒人员的时候，他比那些吸毒人员还要紧张。

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也实在是没法解释。像覃某这样的吸毒人员，看上去已经病入膏肓，周围的人都觉得他活不了多长时间了，甚至医生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一年一年下来，尽管情况越来越糟糕，他的手上脚上甚至都长满了脓疮，隔着老远就能闻见他身上腐烂的味道，但他依然顽强地活着，依然每天挣扎着出现在街头巷尾。他曾经因为抢劫和盗窃被判过有期徒刑，但因为身患多种恶性传染性疾病，被监外执行，得以继续在街头浪荡。后来，也许是尝到了艾滋病的“甜头”，他索性弄了一张卫生防疫部门的证明，随时带在身上，意在告诉别人他得了艾滋病。如果对方还不相信，他就干脆撸起袖子，让人看他胳膊上的毒疮……

他就这样像一只惹人厭的老鼠那样活着，走到哪儿臭到哪儿，看上哪个商店的东西，他就伸手白拿。商店老板们远远看到他走过来就会忙不迭关门，来不及关门的就丢个几十块钱给他，或者扔一包食品之类打发了事。有些毒贩看到这个情形突然来了灵感，找到覃某商量合作，把毒品交给他来卖，利润各分一半。于是，覃某就在街头大肆贩卖毒品零包。

公安机关多次将其抓获，都是因患病无法批捕，只能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覃某一出来，又继续在社会上贩毒。这种情况，甚至遭到了社会公众的误解——老百姓眼看着公安机关抓了他，结果进去不久就出来了，照常在街头大肆贩毒。很多群众不了解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都以为是公安机关收了这个家伙的黑钱，表面上抓他，一转身又把他给放了。经常有产生误解的群众向相关部门举报公安机关不作为，甚至和毒贩勾结。而公安机关呢，却是有苦说不出。民警们也知道这样抓了放，放了抓，根本不起任何作用，但是，又找不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当时吸毒人员吸食的毒品主要是海洛因，因为吸毒共用针头导致感染艾滋病的情况相当严重，有的吸毒人员还合并感染了重度肺结核、肝病和其他恶性传染病。这些吸毒人员感染艾滋病等恶性传染性疾病后，大部分是沉浸在恐惧、痛苦和自责之中，但也有少数破罐子破摔，仗着艾滋病这块暂时的“免死金牌”有恃无恐，大肆从事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有的甚至主动感染艾滋病以逃避打击。

当年在A市工作的时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美女木乃伊”的故事。这是当年A市一个最典型的吸毒人员家庭，家庭成员个个参与贩毒，一度发了毒品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起了一栋五层楼房，买了好几辆车，开了家大饭店，俨然成功人士。但是，毒品很快让这个家庭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个家庭中的十一个成员全部染上毒瘾，五人因贩毒被判刑，其他人多次被强制戒毒，两人精神失常上吊自杀，两人吸毒过量死亡……

这个家庭原本聪明漂亮的小女儿变成了“和毒品睡觉的女人”，吸毒、性行为混乱，结果很快就感染了艾滋病，大腿上长了一颗动脉瘤。后来跟另外一个女人争风吃醋打架，导致动脉瘤破裂，无钱做手术，一条腿溃烂枯萎，就好像一条木乃伊的腿。一个庞大的家族彻底毁灭，一个美丽的少女最终变成了可怕的木乃伊，教训何等惨痛和深刻！

我曾经采访过这个家庭，在当地公安分局禁毒大队长的介绍之下，她让我拍了一张照片，这是家庭变故之后她让别人拍的唯一的照片，以后再也不让拍了。当时广西作家协会的一个副主席正好在A市，听了这个情况，叫我带他去采访，结果进去一看，他吓得脸都青了，而且房间里的恶臭让他无法忍受。出来的时候，他两腿发软，跟我说他走不动了，我只好把他背出来，他在垃圾桶边吐得死去活来。吐完之后说，这是他这辈子最难忘的记忆了，没有想到，在如此明媚的阳光下，居然有人生活在这种生不如此的状态里，太可怕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A市成为全国第一批免费交换针具试点，这件事情曾经引起轩然大波。不要说是群众了，就是我们这些执法人员都想不通，明明吸毒违法，吸毒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为什么政府还要采取这样的行为，免费为这些吸毒人员提供洁净的注射工具，这不是鼓励他们吸毒吗？

多年后回想起来，才明白政府的苦心。毒品犯罪的治理是一个长期过程，短时间内，这些吸毒人员的毒瘾是难以根治的，与其让他们为了找一根针具在肮脏的垃圾里翻来翻去，一大帮人共用一根被丢弃的针头，还不如为他们提供洁净的针具，虽然吸毒还是吸了，但至少可以大大减少艾滋病和其他恶性传染病传播的几率，减少对社会的危害。事实证明，采取这样的方式是有效果的，经过多年的努力，A市吸毒人员感染艾滋病的比例逐渐降了下来。

后来我调到省城工作，就没有再继续追踪这些吸毒人员的情况了，听说前几年覃某终于死了，死得非常痛苦，那情形让很多吸毒人员都心惊胆战。还听说A市政府投资新建了一所特殊医院，专门收治这些感染艾滋病或其他恶性传染病的吸毒人员。

在A市的那个城区里，也就那么几个类似于覃某的吸毒人员，已经闹得民怨沸腾，公安机关束手无策，更何况我去年蹲点的C县，居然有六百个这样的“死老鼠”，那里的社会治安状况可想而知。

很多人不了解这个县的真实情况，认为这个县就是外流贩毒的问题，因为C县外流贩毒在全国始终处于前三名的位置，国家禁毒委给C县挂牌也是因为这个问题。而我们在这里蹲点一年后才知道，外流贩毒只是C县毒品问题的冰山一角，就像一个人，大家只看到他的皮肤溃烂了，却看不到他的内脏已经全部烂掉了，皮肤只是外在的一处体现而已。

C县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超过一万人，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毒品地下消费市场，各种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十分活跃，诱发了各种违法犯罪案件甚至是恶性案件。根据政法部门的统计，C县95%的侵财案件是吸毒人员所为，毒驾等肇事肇祸事件时有发生。C县是外出务工县，约有三十万人在外务工，其中有一部分不法分子走上制毒贩毒的犯罪道路。他们不断扩大地下毒品消费市场，造成毒品在外省（自治区、直辖市）扩散，也对C县形成回流的恶性循环。外流贩毒犯罪活动对全国多地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危害。

更为可怕的是，C县累计报告HIV/AIDS病例超过七千例，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吸毒感染。感染者中的一部分人破罐破摔，在社会上疯狂作案，甚至以自己感染恶性疾病公开敲诈勒索，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2013年11月29日，C县某镇吸毒人员陈某吸毒后行为失去控制，用柴刀将其父母及两个侄子杀害;2014年6月23日，C县某镇吸毒人员蔡某吸毒后产生迫害妄想，暴怒之下，将其女友杀死……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C县的毒品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蔓延，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如果再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C县的问题引起了自治区甚至中央的关注，给予了大力指导、支持和帮助。新一届县党委、政府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开展了重拳整治，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我们衷心希望，这些措施都能落到实处，并且形成常态，常抓不懈，真正遏制毒品的蔓延，為全县人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三、危险而无奈的执法

按常理来说，那些不幸身患艾滋病、重度肝炎、重度肺结核和其他性病等恶性传染性疾病的患者，还有残疾人、孕妇、哺乳期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有别于其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群，他们在社会上属于弱势群体，应当受到社会的保护。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特殊人群中的一些成员，却利用其特殊身份参与毒品犯罪活动，给公安机关的执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2010年5月，公安部出台《关于规范看守所管理确保在押人员身体健康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看守所收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由医生进行健康检查;看守所发现以下情形的，可以不予收押：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在羁押中可能发生生命危险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

涉毒违法犯罪人员大多疾病缠身，在羁押过程中有可能死亡，相关风险承担和善后处置问题缺乏明确的政策和法律规定支持，加之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集中整治执法过程中非正常死亡问题期间，一旦发生在押人员死亡事件，其家属动辄开口索赔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且上级会追究办案民警责任，导致民警办案压力大、风险高。基于降低执法风险的考虑，公安机关的羁押场所对特殊涉毒人员基本上是拒收，而这种不予收押或是收押后又释放，致使这类特殊人群态度十分嚣张，带来了十分恶劣的负面效应。

吸毒人员的畸形儿子

对于患艾滋病、肺结核等重症的特殊涉毒犯罪嫌疑人，关押他们需要设立专门的场所，并要投入专项医疗救治和监管经费;对于吞食异物的特殊贩毒犯罪嫌疑人，收治前强制隔离戒毒所都要求先交纳手术押金并且需要其家属签字，这些费用涉毒犯罪嫌疑人及家属一般无力支付或不愿支付，拒绝签字，办案单位也无法垫付，医院依照规定不会为之动手术。上述患有严重疾病的特殊人员，光是每人每年的治疗费用均在十万甚至数十万以上，还不算监管经费，这笔巨额的经费开支需要列入财政予以保障，但目前受各地财力状况的限制，这笔经费往往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只能对这些人员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措施。

由于大部分检察院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嫌疑人案件不受理，使得公安机关在案件侦查终结后却不能移送起诉。而特殊人群贩毒案件在法院判决后无法执行，法院为了提高执行率同时也为了维护判决的严肃性，对于涉及这些特殊人员的案件，大多不予受理。

特殊人群身患严重疾病，生命极其脆弱，一旦在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出现死亡的情况，不但要支付高额赔偿金，还要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高昂的执法风险也让办案单位望而却步。而在看守所不收押或者收押后又释放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的有效监控就成为棘手的问题。受人力、物力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公安机关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人员的监管和教育力度十分有限，街道社区对他们更是无可奈何，甚至有些地方干脆放任自流。

疾病逐渐成为这类人继续违法犯罪的保护伞，使得他们的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气焰日益嚣张。由于身患恶性传染性疾病的特殊人群无法打击也无法关押，他们流散在社会上，必然使接触他们的人员受到感染，造成艾滋病等严重疾病向普通人员不断扩散。如A市特殊贩毒犯罪嫌疑人麦某，同时感染了艾滋病、重度肝炎、重度肺结核，其家人将其赶出家门，任其自生自灭。她妹妹于心不忍，偷偷送饭给她，结果不慎感染艾滋病和肺结核。最后麦某病死，她妹妹离家出走，不久后也在旅馆里死亡。

综合上述原因，执法部门对这些人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打击处理，是一项十分危险、效率极低而又很无奈的工作。

首先，这种执法活动效率十分低下，吃力不讨好。执法部门抓获特殊人群违法犯罪人员，如果是艾滋病患者，各地的措施基本上都是将他们送到一些可以收治的特殊医院，如广西基本上都是送南宁市新康医院或是茅桥医院，这两家医院是由司法厅下属的强制戒毒所改建的，有一些收治此类人员的经验，设有一些床位，但现在面对各地不断送来的特殊涉毒人员，这两家医院已经是人满为患，床位难求。

对一般零包案件的特殊人群犯罪嫌疑人，基本上是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但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后，并没有多大成效，更多的是检察院不予起诉或法院判处监外执行，最后只能一放了之。公安机关对这些特殊群体犯罪人员抓了放、放了抓、抓了再放，大大增加了办案机关的打击成本，严重挫伤了民警办案的积极性。

2013年5月，D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件，抓获杨某、陆某两名缅甸籍怀孕女毒贩。由于她们在怀孕期间，无法进行关押，只能对她们采取监视居住措施。从怀孕期间至2015年3月哺乳期满，D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不仅要租房子给她们居住，安排她们的生活，送她们去医院分娩，支付医疗费，还安排四名民警（后又聘请了四名女保安）每天分班轮流看守。在近两年时间里，办理这个贩毒案共支付各种费用四十多万元，最后终于通过外交途径找到了她们在缅甸的亲人，把她们接了回去。这个案件把所有的办案民警折腾得心力交瘁，结果却变成了“杨白劳”。

A市公安局抓获特殊人群贩毒人员刘某后，因其合并感染艾滋病、重度肝炎、重度肺结核，监所无法关押，强制戒毒所无法收戒，而刘某仗着自己艾滋病患者的特殊“护身符”继续作案，在当地影响十分恶劣。为了打击其嚣张气焰，在当地政法委领导协调下，法院和检察院同意审判刘某，审判地点定在他家里。开庭那天，法官和检察官都穿着防护隔离服，戴着口罩，座位上垫着塑料袋。最后，法院判处刘某有期徒刑四年，问他是否要上诉，刘某说：“判多少年都无所谓，反正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年。”

结果因为刘某身患恶性传染病，有期徒刑只能监外执行，跟没判刑没什么区别。第二天，刘某又开始了贩毒活动。民警们看到这个情况，真是没有动力再去抓他了，反正抓了也要放人。

其次，办理此类案件使办案人员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在办理毒品案件时，民警所承受的风险和压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吸毒人员绝大部分是以贩养吸，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感染了传染性疾病。基层民警在抓捕这些贩毒特殊人群时，缺少必要的防护装备，缺少防范的基本知识，已经发生了不少民警和协警被伤害的事件。

2015年我随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到基层检查时了解到，有一个县公安局在办理一起涉毒案件时，共有三个民警被身患艾滋病的涉毒人员咬伤，虽然最后确认没有感染上艾滋病毒，但是给民警造成的心理伤害极大，其中两个民警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改了行，另外一个虽然还在公安局工作，但也更换了科室，坚决不去禁毒部门工作了。

D市公安局曾经有一个协警在协助民警抓捕涉毒人员时被身患艾滋病的吸毒人员咬伤，很不幸，医院确认他感染了艾滋病毒。后来公安局也给了他一定的经济补偿，但任何经济补偿也无法挽回一个人如此悲惨的命运。有了这个先例，公安局民警在其后抓捕涉毒人员的行动中，要承受更为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还要面对家庭的压力——家人为他们的安全担心，这是无可厚非的。萬一他们感染上艾滋病毒，那这个家就毁了……

2017年3月7日，中越边境E县一个派出所副所长罗某在办理毒品案件时，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不幸因败血症引发全身器官衰竭去世，年仅三十九岁。公安厅组织媒体记者对他的事迹进行采访报道，局里介绍，他是个办理毒品案件的能手，当地的吸毒人员感染艾滋病的比例很高，出警面临着很大的危险，每次出警罗某都是这么一句：“你们让开，我来！”

但即使他经验老到，2013年3月，他还是被一名狂性大发的“死老鼠”咬伤。虽然到医院打了预防针，进行了一年的艾滋病抗体监测，最后确认没有感染上艾滋病毒，但是给他的心理留下了很深的阴影。他是2013年1月结的婚，就是因为怕感染艾滋病，他和妻子没有要孩子，一直拖到他去世，给他的妻子和家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四、面对诱惑，赌的就是命

作为一个禁毒战线上的老警察，我也算见证了不少地方毒情发展蔓延的历程。早在二十多年前，广西A市查获第一批吸毒人员，一共有十三人。信息报到当地的地委、行署，地委、行署的主要领导如临大敌，马上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如何解决这个新问题，与会人员级别之高，保密措施之严格，态度之严肃前所未有。

而如今我们却不难发现，有的地方基层领导面对下级汇报的本地毒情，哪怕有几百上千的吸毒人员，都已经是见惯不怪，难以引起他们的重视。甚至有一些地方，对外发布本地有多少吸毒人员，不是以实际数量为准，而是由领导来发话定调，例如上级对地方重点整治的标准是在册吸毒人员一千名以上，那么地方领导的命令就是一定不能超过一千人，而且要留有一定的余地，确保不被列入重点整治名单。正是由于这些统计上的数字游戏，导致了一些地方的毒品问题迅速蔓延，得不到有效治理，有的甚至已经到了积重难返、难以控制的地步。

我曾到某个乡镇开展禁毒工作调研，乡镇工作人员向我们反映，十多年前，整个儿镇只有三名吸毒人员，当时群众也向派出所举报了，但是乡镇领导却没有重视，认为这只不过是从外面带回来的萌芽问题，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既然领导是这个态度，派出所抓获这类吸毒人员也只是罚款了事，没有其他的措施。转眼十多年过去，如今这个乡镇的吸毒人员发展到了一千多人，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毒化了社会风气。吸毒人员为了获取毒资四处作案，对当地的社会治安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已经成了影响社会治安的头等大事，很多家庭因为出现吸毒人员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沉浸在巨大的痛苦之中。

2008年6月，国家正式实施《禁毒法》之后，禁毒部门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和各相关部门的支持，在如何开展社会戒毒、社区康复和“启航工程”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但在有些地方，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我们到某县蹲点的时候，县里的领导介绍经验，说是因为派出所警力少、任务繁重，通过县领导协调，把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和“启航工程”的任务交给各乡镇司法所了，乡镇司法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和“启航工程”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有效地对吸毒人员实施了管控。但是我们下到乡镇去调研的时候，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开会的时候，乡镇司法所所长来了，满面愁容，疲惫不堪。说起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和“启航工程”，他一个劲儿摇头。他告诉我们，县里没有考虑他们的实际情况，司法所刚刚成立，只有两个正式民警，两名协警，连一辆车都没有，日常协调群众纠纷的任务就相当重。这个乡镇每年刑满释放回来的人员有一百多人，管教的任务也很重，几个人累得够戗。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有时间和精力去管理吸毒人员？况且那些吸毒人员到处东游西荡的，谁会听你的指令来这里社区戒毒？乡镇社区戒毒康复中心是在这里挂了个牌子，但是这个中心无人员编制，无专门经费，只有上面发的一些尿检设备。派谁去找那些吸毒人员做思想工作，派谁去通知他们按时尿检？没有人啊。能做到的就是每次上级要下来检查的时候，乡镇领导怕检查出问题，专门抽人来做台账，在电脑里录入一些资料备检而已。

我问他实际上管控了多少吸毒人员，他说真正管到的就是两个人。这两个人比较老实，毒瘾不深，自己本身也想戒毒，经常来所里尿检。这个乡镇共有1106名吸毒人员，除了这两个之外，基本就没有人去管了。

这就是我在基层调研时感触很深的见闻之一。蹲点一年时间，我个人认为，毒品之所以蔓延如此迅猛，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基层组织对禁毒工作的应付态度和浮夸作风，这些不负责任的做法与毒贩为了谋取巨额利益不断研究对策，绞尽脑汁想方设法甚至不惜以命相搏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用这段经典论述来形容毒贩，实在是太精辟了。很多毒贩不但听过很多禁毒宣传，而且自己还研究毒品的专业知识，有关禁毒的法律法规，公安搞禁毒工作的做法。为了谋取巨额利润，他们绞尽脑汁，千方百计进行各种各样的毒品犯罪活动。其中有几件事值得深思。

第一件事说的是某市城郊接合部的一个乡镇，某毒贩注意到，由于吸毒人员暴增，市场在不断扩大，同时，这些吸毒人员为了维持吸毒疯狂作案，偷电动车的很多，但他们不知道该卖给谁。这个毒贩就想出了一个自认为绝妙的主意，他跟吸毒人员说，由他来收购他们偷来的电动车，每辆四百元。但他并不是直接付四百元现金，而是给他们大约价值三百元的毒品，满足他们的吸食要求，另外再给一百元现金。如此“一举两得”的刺激，可想而知那些吸毒人员盗窃电动车的积极性有多高了。

第二件事情是，现在城市里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越来越大了，尤其对娱乐场所的检查相当严格，很多吸毒人员为找到一个合适的吸毒环境十分头疼。应运而生的是，一些毒贩又有了新的投资点，他们在比较偏僻的城郊接合部租下一些二手房，内部改造成KTV包厢的样式，但提供的并不是一般KTV的服务，而是专门针对那些有需求的吸毒人员。这些吸毒人员来到包厢里，服务生给他们提供毒品，外面有人放哨，每个包厢每小時的收费在千元以上，有的近两千元，居然还供不应求。甚至有吸毒人员在外面排队等着，一个包厢刚腾出来，服务生七手八脚一收拾，马上又进来下一批客人。如此的“配套服务”，导致了吸毒在乡镇和农村的快速蔓延。

现在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城市的吸毒人员增长放缓，而乡镇和农村由于管理不到位，吸毒人员呈现快速增长蔓延的趋势，给当地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些相当专业的犯罪团伙，专门研究那些拿到不菲的征地拆迁补偿款的农民，非常详细地分析他们的生活习惯、爱好和性格弱点，制定周密的行动计划，千方百计引诱这些人走上赌博、嫖娼、吸毒的道路，一步步把他们手上的钱全部骗光。

事实上，很多农民一下子拿到几十甚至上百万的征地补偿款，的确一下子缓不过神来。一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钱，以为怎么用都用不完，在那些别有用心的诱惑面前，很容易就迷失了方向，沉浸在黄赌毒的泥潭里，结果没有多久就把钱花得一干二净，其中有一些人，干脆就在毒贩的拉拢下走上了不归之路。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把毒品当作过街老鼠，严厉打击查处，但是一年年过去，毒品的危害却日趋严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除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还有更加深层的内在原因。

如今，中国的人口实在是太多了，做什么都难，都要面对很多的竞争，其中有正当的竞争，也有不正当的竞争。就业难，买房难，养老难，上学难……人心的失落无助，基层管理的软弱涣散，家庭疲于挣扎，让生存变得更加艰难。而高消费的诱惑，奢靡生活的吸引，又时时刻刻在试探着人们的底线。一些急于求成的年轻人不愿意奋斗拼搏，消极的选择很容易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颓废、逃避的，在吸毒的幻觉中逃避现实世界，麻醉自我;而另外一种是完全放弃做人的最基本原则，冒险去制毒、贩毒、运输毒品，在人生舞台上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作为赌博的筹码。

大山深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仅有六百多人，公路修通之后，很多青壮年农民常年外出打工。但是，靠出卖体力获得的收入并不高，节衣缩食过得很不易。每年春节回家的时候，大家掂量着买些自认为过得去的年货回家团聚，却看到同样外出务工的某人不但开着豪车载着美女回家，而且家里推倒旧房盖起了新楼，隔三差五就请亲朋好友聚餐，出手十分阔绰。大家羡慕地问他在哪儿发的财，这人淡淡一笑，说是买彩票中了大奖。但是有人知道他应该是走了偏门，沾亲带故的纷纷找上门，求他领着大家也挣点儿钱花。软磨硬泡之下，这个人终于答应带着一些亲戚外出挣钱，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他是做起了人体带毒的“骡子”。

由于他“快速致富”的示范作用，村里的那些“红薯藤亲戚”不断找他说情，相互拉扯着外出带毒，这支队伍在两年的时间里竟然发展到二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在校学生。为什么要选择学生呢？因为毒贩在多次带毒时发现，如果几个成年男子一起坐在候车室等车，很容易引起警察怀疑，最好就是有男有女还有孩子，就像一家人假期外出旅游一样，不会引人注意。再者，人体带毒极易损伤肠胃，而孩子的肠胃受损比较易于恢复，要价不高，还很听话，性价比非常高。

当然，这种大规模的运毒活动早晚会引起警方的注意。这个村子里前后有三十多人被警方抓获，然而在暴利诱惑下，马上又有胆大的村民前赴后继，为他们的发财梦拿生命去赌博，甚至有的家庭里，哥哥刚刚被抓，弟弟又继承他的“事业”。

在毒品暴利的诱惑下，原本淳朴善良的小山村完全变了样，在一些胆大妄为的贩毒分子的负面榜样作用下，整个儿村子的人完全把法律和道德扔到一边，飞蛾扑火般投入疯狂的贩毒犯罪活动之中，还把很多在校学生拖入了这个大泥潭。由于受金钱至上的错误观念影响，村里不少学生无心学习，认为读书没有啥用，还不如赶紧到社会上挣钱养家来得实在，只要给钱，干什么他们都无所顾忌。

2013年12月29日，在公安部指挥下，多地警方联合行动，清剿涉毒严重的广东陆丰市博社村，一举摧毁十八个特大制贩毒犯罪团伙，抓捕犯罪嫌疑人一百八十二名，缴获冰毒近三吨、制毒原料二十三吨，震驚海内外。此后，一大批曾经在博社村学得制造毒品技术的所谓技师逃散各地，不但不吸取教训悬崖勒马，而且与当地的一些不法分子相互勾结，想方设法寻找场所和原料，继续疯狂制造毒品，甚至把毒品卖到了境外。广西南宁警方破获的“2016·10·28”制毒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就是上述漏网之鱼，警方在南宁市大王滩水库库区的制毒现场查获毒品甲卡西酮及易制毒化学品麻黄素成品215吨，半成品约38吨。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许，我们真的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多一点儿豁达与宽容，多一点儿靠奋斗改变自己命运的信心和勇气。

五、一个令人震惊的村庄

去年跟基层的同志聊天，了解到F村毒情严重，造成的后果恶劣，留下的社会问题也很突出，我提出要去采访。基层的同志马上紧张起来，支支吾吾说了很多原因，意思就是不想让我去。我理解他的想法，现在很多基层领导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有问题藏着掖着，以免曝光出来被上级挂牌整治，影响他们的职务提升。后来几经争取，我终于得到了去该村调研的机会，也得到了基层同志的支持与配合。

这个村位于几个大县的接合部，土地肥沃，盛产高品质的荔枝，农民的人均收入不低。但是，村里的计划生育执行不力，绝大多数村民家里都是好几个孩子，这个结果导致原来比较充裕的土地资源很快就不能满足需求了，当地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挣钱，再到后来，村子里基本上只剩下老年人和妇女儿童了。

每到荔枝收获的季节，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就回家帮忙，全国各地也都有生意人到村里来做荔枝生意。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地优质荔枝的价格曾经高达每斤八至十二元，村民因此致富。这个时候，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和外来人员带来了毒品（当时主要是海洛因），以增强性能力、抵抗力、感冒特效药等各种各样的噱头，千方百计诱惑村里这些好奇心强、手上有钱、精神世界又极度空虚的年轻人吸毒，毒品逐渐在这个偏远村庄泛滥。据2016年的统计，F村共有在册吸毒人员一百一十名，绝大多数吸食海洛因。这些吸毒者普遍缺乏基本的生理和医学常识，以注射为主要吸毒方式，而且长期混用针头，导致F村吸毒人员感染艾滋病等恶性传染性疾病的比例高达89%。

我们赶到镇派出所，跟派出所长说明了来意。派出所的农所长对本地情况十分熟悉，他告诉我，就在附近两公里远的地方，有一户受毒品侵害非常典型的家庭，可以先带我们去那里看一看。

从地理位置来看，这家选择的地方其实还不错，占地也很大，房子前有一个相当大的庭院，下面还有一个鱼塘。但此时，院子里已是荒草萋萋，房檐严重损坏，屋顶的瓦片也落了不少，屋里已经四处漏雨了。当我们走进前门的时候，几乎怀疑这是被人遗弃的房屋，估计水电早就被停了，堂屋里潮湿、阴暗、残破，到处长满青苔，硕大的老鼠在这里窜来窜去，似乎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这里有人。”陪同我们下去的老乔说。

在其中的一间厢房里，我们找到了男主人。男主人下身瘫痪，瘦弱不堪的他坐在肮脏凌乱的床上，瞪着一双诧异的眼睛。我注意到，他的下身有一根导尿管引到地上的一个便桶里，房间里弥漫着浓烈的臭味。也许是很久没有见到外面的人了，男主人倒是显得有些兴奋。他清楚地记得，这房子是1981年7月建起来的，当时在村子里算是相当不错的。他有三个儿子，读书都不怎么样，到外地打工后先后都染上了毒瘾。最早是老大吸毒，后来影响了另外两个儿子。他们几个吸毒后就不再劳动，而是在村子周边四处活动，以贩养吸。他们夫妻俩发现后苦口婆心地劝，甚至双双跪在儿子面前苦苦哀求都没有用。

多年吸毒之后，三个儿子都感染了艾滋病。七年前，老大死于艾滋病的并发症，五年前，小儿子因同样原因死去，二儿子也在前年死了。三个儿子死去的时候都没有孩子，而且他们长期在村子里贩毒吸毒，名声很臭，死的时候也没有谁来问候。前几年，男主人得了脑溢血，从此瘫痪在床煎熬度日。他的老伴我们当天没有见到，据农所长说，为了生存，她经常在村子里偷菜，也经常因此被村民追打谩骂。

从这户人家出来，我们的心情相当沉重。按说三十多年前就能起这么大房子的人，肯定是有些本事的，如果他的三个儿子不吸毒，老老实实外出打工，娶妻生子，那么到现在这个家庭肯定应该是儿孙满堂、生机勃勃。但是因为毒品，这个家庭彻底毁了，三个儿子都走上黄泉路，老人的晚景更是凄惨，这个教训也实在是太惨痛了。

我对老乔说，虽说这家的三个儿子吸毒贩毒，但是错不在两个老人。他们的生活这么艰难，还是跟民政部门反映一下，想方设法给他们办个低保，至少解决个吃饭的问题呀。而且现在眼看就要过年了，天气这么冷，他那房间那么潮湿，又难得有人上门，万一出点儿意外怕是都没人知道。老乔连连点头，说他也是这么想的，这事他会尽快张罗。

这还只是我们采访的开始。而这种沉重的心情，一直延续到采访结束。毒品给这个村留下的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青壮劳动力因吸毒患病死亡，白发人送黑发人，家庭强壮劳动力缺失，老无所依、幼无所养。2003年，F村吸毒人员归某因找不到毒品吸食，毒瘾发作，用菜刀割颈自杀，这是该村第一个因吸毒死亡的人员，年仅二十三岁。至今，F村已经有六十人因吸毒患艾滋病或其他恶性传染性疾病死亡，绝大多数是二十至三十五岁的青壮年，平均死亡年龄二十八岁。在死亡的六十名吸毒人员中，有的已经结婚生儿育女。这些家庭被吸毒人员吸光了家产，他们的妻子离家出走，把未成年的子女留给老人。全村共有三十一个孤儿，三户孤寡老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七十岁的村民老黄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因吸毒患艾滋病于2008年死亡，留下三个儿女，小儿子因同样的原因于2016年10月死亡，又留下三个儿女，而老黄的父母仍健在，如今老黄夫妇和一个儿媳妇要抚养六个孩子和两个九十多岁的老人，生活极度困难。有的家庭，夫妻都染上毒瘾，生下的是残疾的孩子，没有自理能力。而且，这些孤儿因为是吸毒者的孩子，极易产生自卑心理，很容易受到他人歧视，这对于他们的健康成长极为不利。

看着村支书邀请来座谈的几个老人，大多是背着一个孩子拉着一个孩子，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老人辛苦了一辈子，本来应该把持家的接力棒交给年轻一辈，自己享享清福了，谁想到儿子竟然吸毒患病死了，儿媳妇跑了，留下这么多儿女需要撫养，他们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个老太太说起三个儿子因吸毒患病而死，老泪纵横地说：“你们看到那些贩毒的一定要抓啊，我们的儿子虽然不怎么样，但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养这么大死了我们多伤心呀！但是我们还得想方设法养大孙子呀。”说得我们大家鼻子都酸酸的。

这个村子里的吸毒人员到底有多疯狂，为什么一幕幕惨痛的教训没能震慑住他们，为什么老一辈的谆谆教诲没能劝住他们呢？说两个故事大家就明白了。

收费站擒毒贩

故事之一是村民老贺的儿子外出务工染上毒瘾后，好吃懒做，终日沉浸在毒品的幻觉之中，将家产变卖吸光不算，还让弟弟也染上了毒瘾，导致家庭矛盾不断。他不断勒索二老要钱吸毒，得不到钱，就用斧头把家里的衣柜劈碎，恼羞成怒之下，还咆哮着要把全家人都毒死。家里人以为他是说气话，没想到，晚上喂狗的时候，狗突然连声惨叫，抽搐一阵就死了。家人这才知道他竟然真的将农药放进了水缸，顿时吓得手脚冰凉。现在，两个儿子患艾滋病先后死去，留下四个子女由七十多岁的二老抚养，家里的荔枝林因多年无人护理没有收成，只能在小院里养鸡养鸭，换些钱艰难度日。

故事之二是村民老何的三个儿子先后染毒，将家里的东西变卖一空，而且多次殴打老人勒索毒资。有一次，老大毒瘾发作找不到钱，情急之下，竟然抱起亲生儿子，说是要出去卖掉。二老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掏出身上仅有的一点儿钱给他去买毒品，这才把孙子抢了回来。如今，两个儿子患艾滋病死去，另一个外出流浪下落不明。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本来就一身病，还要照顾儿子们留下的五个子女，生活十分艰难。

当地一些吸毒人员跟家里闹翻之后，离家出走，聚集在镇里的粮仓附近，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扒窃，主要盗窃摩托车、电动车、家禽、稻谷等，严重危害当地社会治安。这些吸毒人员患病死亡后，其他吸毒人员就草草将他们掩埋了事。

F村宗族观念极重，在村里刚刚出现吸毒人员的时候，村民对于进村开展禁毒工作的民警十分抗拒，不仅向涉毒人员通风报信，还经常阻挠民警执法，民警难以开展工作。但随着吸毒危害逐渐严重，一些村民因此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尤其是大量青壮年男子身患艾滋病痛苦地死去，留下一批孤儿和老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残酷的现实使村民受到非常强烈的震撼，他们终于认识到，再这样下去，整个儿村庄就会彻底给毁了，毒品才是大家的公敌，于是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抗拒转变为主动支持禁毒工作。

2008年，村民李卫东参加村主任的竞选，他的竞选口号是“奋起冲天志，横扫瘾君子”，喊出了全体村民最迫切的心声，得到了全村人的拥护。当选后，李卫东真抓实干，带领党支部组织了十二个群防队、八个妇女护村队，全部由吸毒人员的家属组成，全村每家每户参与集资，给群防队和妇女护村队购买统一制服、棍棒及安装监控设备，加强全村的巡防，配合公安机关打击整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对于家中有吸毒人员的困难家庭，村党支部帮忙全部办理了低保，而且申请为吸毒家庭的孤儿上学免除学费，使这些困难家庭得到了一定的救助。此外，在每年的“6·26国际禁毒日”期间，村里组织各种活动，通过正反两个方面人物现身说法等方式开展禁毒宣传教育，增强村民的拒毒抗毒意识。

李卫东对我们说，尽管采取了不少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他们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至今仍有几个“死老鼠”长期在村里贩毒，没法处理，群众对此意见很大。村党支部只有三个支委，年龄偏大，工作任务又很重，经常感到力不从心。再加上经费欠缺，十二个群防队和八个妇女护村队很难正常开展工作，村里安装的五个监控摄像头也年久失修，如今只有两个还能正常工作。

李卫东是一个在村里德高望重的基层干部，他对村里的情况了如指掌，而村民对他也是十分拥戴，不管进到哪个吸毒人员家庭，大家都很配合他的工作。走在街上，他跟我们介绍，坐在那里发呆的那个妇女的儿子患艾滋病，昨天刚死，她还在独自伤心;对面走过来的那个是吸毒人员，手脚不干净，经常偷东西;围观打扑克的人里有个是吸毒人员，脸色黑黑的，一看就知道了;那个女的老公感染艾滋病刚死不久，不知道她是否也感染了;那家的儿子也是患艾滋病的，已经没有几天日子了……

我当时就问他，怎么能看出吸毒人员没有多少日子了呢？他说村里已经死了那么多人，大家都有经验了，那些脸色暗黑、神情呆滞、眼珠不会转动，走路摔个跟头也不感觉疼的吸毒者，很快就会走向末路了。果然，第二次我到这个村庄的时候，李卫东说的那个年轻人已经死了。

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吸毒人员和他们的家庭，使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让我们稍稍安慰的是，虽然这个村子是受毒品危害最严重的一个村，但他们终于觉醒了，为遏制毒品的蔓延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经过我们的反映，F村的毒品问题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我衷心祝愿，这个曾经受毒害严重的村庄，能够彻底破除毒霾，走向美好的明天。

六、给特殊人群戴上“紧箍咒”

近年来，毒品问题日益严重，涉毒特殊人群数量不断增长，尤其是老一代吸食海洛因的吸毒人员，在毒品多年的侵害下，感染艾滋病等恶性传染性疾病的几率进一步增加，死亡的比例也越来越高。涉毒特殊人群已经逐渐从个人贩毒向团伙贩毒发展，而且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不断扩大，一些犯罪团伙更是利用残疾人、怀孕妇女、艾滋病患者进行毒品犯罪活动，以逃避打击。目前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于贩毒特殊人群都明显存在打击不力的问题。

如何界定“特殊人群”，我国现有法律中并没有明文的规定，针对这类人群贩毒也没有具体的措施。在调查取证困难，又无法采取有效的逮捕措施的前提下，公安机关不可能无限期地拘留犯罪嫌疑人，并且按《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很多特殊人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适用拘留、逮捕的羁押措施，只能适用羁押替代措施，如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七十二条第五项就规定了对于那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可以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

然而在实践中，犯罪地公安机关如果对于外来特殊人群采用监视居住措施还相对较好，如果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其实质结果就是“放人”。即便可以依据法律规定“查获地公安机关认为移交其居住地管辖更有利于采取未决羁押措施和查清犯罪事实的，可以报请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批准，移送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办理”，但也同样存在着无论采用监视居住还是取保候审，基本上都等于没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任何措施的问题。

由于目前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的婴儿的妇女”等特殊人群规定一律不予收押，致使这些特殊人群利用我国现行法律上的空白和管理上的漏洞，有的甚至不断怀孕和哺乳，高頻率地大肆从事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办案单位采取变更强制措施后，很难继续对其进行有效侦查、起诉和审理，导致特殊人群涉毒问题呈现恶性循环趋势。

在严峻的形势下，各地执法部门积极努力，不等不靠，在实践中探索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治理办法，其中一条共同的经验，就是依靠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当地建立专门收治、关押涉毒特殊人群的场所，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广西G市城区所在地是一个特殊人群比较多，危害比较严重的城区，为了解决特殊人群，尤其是感染艾滋病吸毒人员危害大、收治难的问题，G市禁毒部门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认真研究了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实际，提出了刚柔并济，综合治理特殊人群问题的措施。

“刚”，就是在当地新建的医院旁边，由政府拨款新建一所特殊医院，对抓获的涉毒特殊人员实行集中收治、集中监管。这所医院效仿监狱的设置，有非常严格的监控、隔离措施，实行三道门禁卡制度，平常管理和治疗工作由医院进行，公安机关派出工作组指导安全管理。将收治场所建成医院，在法律上避免了万一出现本来就奄奄一息的艾滋病吸毒人员在监管场所死亡后，家属趁机提出巨额赔偿的情况。

为了解决特殊医院医生和护士人员人手紧缺的问题，该市专门作了一条规定，只要在该院工作两年以上的医生和护士，可以调进城里的其他医院工作。如此一来，一些本来两地分居或者千方百计想进城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愿意进入特殊医院工作。另外，为了解决医院的收入问题，公安机关把对违法犯罪人员的体检定点在该医院，使医院在收入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实现了“双赢”。

建起了特殊收治医院后，该城区公检法等执法部门达成共识，对这些危害极大的涉毒特殊人员开展清理打击行动，及时将其关押收治，依法进行有效的打击，摆脱“抓了放、放了又抓”的怪圈，震慑违法犯罪分子，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公安机关对那些“死老鼠”大胆抓捕，将他们送到特殊医院收治。

当地有一个身患艾滋病多年的吸毒人员，一身都是恶性传染性疾病，双脚溃烂流脓，隔着几十米都恶臭不堪，行人避之唯恐不及。这个人多年来猖狂进行贩毒犯罪活动，而且仗着艾滋病到处敲诈勒索。这一次，公安机关组织优势警力，制定安全防范措施，在他贩毒时将其抓获，收进了特殊医院中进行戒毒治疗。街面上不见了这个大“毒瘤”，老百姓拍手称快：“连这样的人都进去了，公安还有什么人不敢收呢！”

这对于其他涉毒特殊人员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震慑，让他们明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虽然情况特殊，但并不拥有法外特权，疾病不是他们逃避打击的“护身符”，只要他们胆敢违法犯罪，执法部门就会依法对其进行惩处。

“柔”，就是执法部门与有关部门联合，进一步完善对涉毒特殊人群的救济措施。特殊人群本身就是社会中处于弱势的群体，应当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保护。G市有关部门从保障他们合法人身权的角度出发，建立相应的救济制度，与民政等部门协调，尽量帮助这些家庭申请低保，使其在无法获得社会支持时，能自我救济。当地民政、劳动保障、社区等相关职能部门，完善“家庭、政府、社会”三位一体的帮教机制，积极帮助患严重疾病的吸毒人员戒除毒瘾，为他们回归社会、重拾信心打下基础。社区干部和禁毒志愿者通过开展帮教活动，教育和鼓励他们自尊自强，对有条件创业的，通过有关部门予以大力支持，给予各项优惠，使他们能够自给自足，不至于因为生活所迫重新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G市“死老鼠”危害严重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治理，不但涉毒违法犯罪案件大幅度下降，而且其他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也随之大幅度下降，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幅度上升。

相对而言，中越边境的E县在这方面的做法更激进一些。E县是边境大县，吸毒人员多，感染艾滋病等恶性传染性疾病的“死老鼠”比例偏高，吸毒人员作案情况突出，尤其是“两抢一盗”等侵财案件多为这些吸毒人员所为。为了迅速扭转局面，E县公安局在党委、政府支持下，对看守所进行改造，在其中新建一个特殊人群羁押场所，由公安机关和医院按照监狱的模式配备相关工作人员，统一进行管理，对涉毒特殊人群实行集中收治、集中监管。

为了防止这些吸毒人员在场所中突然发病死亡，在抓获吸毒人员后，公安机关都对其进行体检，如家属愿意交给场所监管的，公安机关与其签订协议，同意对吸毒人员采取收治措施，同时对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协商解决。如家属不同意将其收治，那么家属也要签订协议，落实责任，将吸毒人员接回家中严加管教，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防止危害社会治安的情况出现。

事实证明，所有的家属都支持公安机关采取这一措施，即使有吸毒人员在收治期间死亡的情况出现，也没有家属前来闹事、索取赔偿。通过采取以上措施，收治大批“死老鼠”之后，当地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得到改善，发案率大幅度下降，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直线上升。目前，广西正在大力推广G市和E县在收治特殊涉毒人群方面的成功经验，部署在全区各市和毒情特别严重的县（市、区），在国家、自治区以及本级财政的大力支持下，新建一批收治此类涉毒人员的特殊医院，综合治理社会“毒瘤”。

七、以人民的名义群防群治

涉毒特殊人员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渐渐引起各界的重视。每年的“两会”，都有代表就此问题提出议案，建议有关部门加强立法研究，查漏补缺，进一步修订完善有关规定，使之既能够体现人道关怀，又不至于“网眼”太大。

在现有的情况下，执法部门也不能无所作为，而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武器，对那些寻找法律缺口、故意犯罪、屡教不改的涉毒特殊人员，要加大惩处力度，使其消除侥幸心理，安分守法。特别是对于那些顽固不化，公然暴力对抗，对执法人员和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涉毒犯罪人员，要坚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对于教唆、胁迫、诱骗涉毒特殊人员进行贩毒活动的犯罪分子或犯罪集团，要予以严厉打击。

2016年2月15日，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广西钦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秘密调动几辆地方牌照的车辆，在该市钦北区贵台镇屯首村路段布下了口袋，准备拦截从中越边境的崇左市绕道二级公路回来的涉毒车辆。黄昏时分，目标终于出现在设伏路段。专案指挥部一声令下，在路边待命的一辆大型货车横在公路上，堵住去路。犯罪嫌疑人一看情况不对，立即掉头，但此时警方的车辆已经将其合围，一名协警举起了停车牌，示意其停車。

犯罪嫌疑人狗急跳墙，不但不停车，反倒向这位协警撞去，协警急忙闪到路边。民警小陈鸣枪示警，但犯罪嫌疑人依然轰着油门，向拦截的民警直冲过来。不得已，民警开枪射击，犯罪嫌疑人当场毙命。

这是一场准备了几个月的伏击战。犯罪嫌疑人方某，四十五岁，是一个已经与禁毒民警斗了十几年的吸贩毒人员，也是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的“死老鼠”。方某是钦州市钦北区小董镇人，很早就染上了毒瘾，他的弟弟和弟媳也在他的影响下成了瘾君子，患上了艾滋病。多年来，方某在小董镇引诱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跟着他吸毒，弄得整个儿小董镇乌烟瘴气，小偷小摸十分猖獗，很多家庭因为家人吸毒倾家荡产、妻离子散，镇里的群众对他十分憎恨。

派出所多次将其抓获，在检测中发现他感染了艾滋病，只得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这下方某更加有恃无恐，天天在家里聚众吸毒贩毒，俨然毒品专业户。小董派出所为了震慑其犯罪的嚣张气焰，专门在他家门口安装了一个摄像头和一个警灯，而且经常把派出所的警车停在他家门口，以示警告。但方某依然不肯收敛，看到有民警监控，他就在家里阳台上开了一个洞，把绳索系在篮子上放下去，谁要买毒品就把钱放在篮子里，他则把毒品从阳台上扔下来。看到停在门口的警车一走，他索性打开房门公开买卖毒品。

在吸毒贩毒的过程中，方某结识了一个臭味相投的女子黄某。黄某是钦北区长滩乡人，离婚后染上毒瘾。这两个毒友一见如故，很快就住在了一起，结果黄某也感染了艾滋病毒。方某性格多疑凶残，跟公安打交道很有经验，黄某性格泼辣蛮横，两人正是一对绝配。曾经有一段时间，两人公开在家里贩毒，面对上门检查的民警，黄某经常骂骂咧咧，甚至撒泼耍赖。后来，因为不交电费，他们的房子被供电局停了电，屋里只能点蜡烛照明。方某嫁到外地的姐姐回来看到这凄凉的情景，估计他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摇着头叹着气把电费给交了，离开的时候，把黄某那个根本没人照管的女儿也带走了。

女儿被带走后，方某和黄某更加疯狂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小董镇这个地方越来越难混了，派出所近年来不断加大打击毒品违法犯罪的力度，经常来他这里吸毒贩毒的人员都被公安机关抓了，有的被判刑，有的被送强制戒毒，弄得后来再也没有人敢过来了。不得已，两人决定换个地方重新开张。黄某多年贩毒，有一些毒道上的老关系户，很快，他就找到了中越边境的上家，那人帮他介绍好了下家，只要他来边境交易就成。为了贩毒，方某买了一辆小轿车，在中越边境做起了毒品买卖，有时候，也携带少部分毒品回小董镇零售。几年下来，竟然收入暴增，两人终于过上了人模狗样的“土豪”生活，甚至还抱养了一个女儿。

2015年10月9日，小董镇派出所民警在方某贩毒时对其进行围捕，方某开车逃跑，途中撞伤一名路过的妇女。同年12月25日，钦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在钦州市万国酒店附近的加油站对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方某进行伏击，方某在逃跑过程中，又撞伤一名民警。

经历了两次险情，方某心惊胆战地到外地躲藏了一段时间。但他并没有吸取教训悬崖勒马，春节期间，他认为民警们肯定也在过年，这个时候没有人办案，是贩毒的黄金时间。这一次，他带着黄某还有领养的孩子，说是要陪老婆孩子回娘家，其实是到了中越边境的凭祥市购买毒品，准备带到钦州的上思县贩卖。他哪里会想到，即使是在春节期间，禁毒支队的民警依然死死盯住了他，将他所有的活动全部纳入视线。警方决定在他买到毒品后前往上思县的必经之路上进行拦截。

行动这一天，禁毒支队全体出动，分成几个行动组前后接力，紧紧咬住了方某，按照方案在路上拦截。鉴于方某已经连续两次暴力抗法，每次都造成人员受伤，而且两夫妻都是艾滋病患者，具有很大的危险性，行动指挥部下令，如果方某胆敢暴力抗法威胁民警生命安全，民警可以使用武器阻止其犯罪行为。结果，在双方电光石火的较量中，民警果断开枪，方某饮弹毙命。

擊毙了方某后，三个民警立即对副驾驶座位上的黄某实施抓捕。黄某此刻就像一只疯狂的野兽，张开大口扑了上来，狠狠咬在民警小唐的胳膊上。好在这是冬天，小唐穿着棉服，胳膊没有被咬破。另外两个民警急忙将黄某扭住，黄某依然张着嘴吐着舌头，像一条狰狞的蟒蛇，嘶嘶吐着信子，肮脏的口水流了一地。民警急忙用毛巾把她的嘴堵上，又给她戴上口罩，防止她疯狂咬人。

方某负隅顽抗被公安机关当场击毙的消息传到小董镇，群众拍手称快，自发在街上燃起了鞭炮，好像过年一般热闹。钦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将黄某送到南宁市茅桥医院进行戒毒治疗，同时抓紧办理依法打击处理她的各种手续。2016年11月，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黄某有期徒刑十二年。案件审理期间，黄某一直被收治在茅桥医院，钦州市公安局为此花费了十五万余元。但是，民警们都认为这钱花得非常值得。这个案件的圆满侦破，震慑了犯罪分子，看到方某和黄某的下场，那些“死老鼠”再也不敢公开跟公安机关作对，以身试法了。

在为钦州同行侦破此案拍手称快的同时，我想起了2006年发生在E县的一起非常惊险的案件。那年中秋节前的一天早上，一个预感到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的吸毒人员带着十几枚自制的手雷，然后用几根针筒抽了自己身上的血，杀气腾腾地朝着县里的一所小学而去，他要把他的血注射到小学生身上，还要制造爆炸，临死也要多找几个垫背的。幸好在这个特别的早晨，一个送孩子上学的民警发现了这个危险人物，及时向局里报了警，并且在校门口疏散了师生，自己拿起一根木棍和这个丧心病狂的吸毒人员周旋。气急败坏的吸毒人员向他连续飞了两根针头，都被他闪开了，又从包里摸出手雷扔了过去，把民警炸伤。正当他还想再扔手雷的时候，被赶到现场的民警开枪击毙。

回想起这个案件，到现在我还是捏着一把汗。假如不是那个警惕性非常高的民警及时发现，果断处理，还冒着生命危险拖延时间，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经历了那么多年的实践，我深深体会到，要扫清这个困扰很多地方的执法盲区，清除社会毒瘤，必须依靠打禁毒人民战争，以人民的名义群防群治。

首先，依靠党委、政府的支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齐抓共管，尤其是将吸毒人员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格化管理。对于涉毒特殊人群，建议公安机关建立吸毒人员动态管控红色报警系统，这些人走到哪里，系统报警就响在哪里，当地的派出所、综治办、司法所、妇联、工会、网格员、社区干部、禁毒志愿者一起对这些吸毒人员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同时，对于他们生活上、心理上的需求给予帮助。而对于涉毒特殊人群中的那些“死老鼠”，要坚决依法进行打击处理，绝不能让其有恃无恐地进行危害社会治安的活动。尤其是对那些引诱青少年吸毒，或是恶意传播艾滋病等恶性传染性疾病者，更是要坚决依法从严从重从快给予打击处理，以儆效尤。

其次，各级执法部门要经常把涉毒特殊人群对社会治安的严重危害向党委、政府领导报告，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最大限度争取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尤其是在建设收治和约束管理特殊涉毒人员的场所方面，要争取政府立项，在经费上给予支持和保障，同时要与卫生防疫、医院、民政等有关部门密切合作，切实将这些特殊人员收治好、管理好，关怀到位，引导到位。

再次，有关部门在多年开展毒品预防教育宣传的基础上，要不断根据受众的特点和形势的发展，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更新教育宣传方式，全面加强禁毒宣传教育工作，让“珍爱生命，拒绝毒品”的观念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使制毒、贩毒、运输毒品、吸毒等丑恶现象在公众面前完全现形，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真正形成禁毒人民战争的氛围。另外，要在全社会加强传统道德教育，使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美丑观，珍惜人生，爱惜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守人生和社会的道德底线。这才是治理盲区毒瘤的源头措施。（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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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伟

分类：非常关注 作者：李荣军 期刊：《啄木鸟》2017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