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关注〗大国养老（长篇纪实连载）

应对史无前例的人口老龄化，是我们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实践。

——题记

引言中国与世界的共同考题

我穿行在老人之间。

老龄，老年，老迈，老态……如一枚枚锈迹斑驳的铁钉，刺入我的神经末梢，钉在我的思维深处，令我焦虑，令我心痛。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世界被如此众多的“老”占领？

小区、公园、广场、公交、医院、学校门口、超市、菜市场……放眼望去，几乎是同一色系，花白、斑白、灰白、霜白、银白……挨肩叠背，令人唏嘘。

在这“白”与“白”之间，是一个个步履蹒跚，盼望着有人搀扶的身躯;是徘徊在几近荒弃的老屋前，向远方张望的孤独背影;是夫妻同时住进医院，躺在同一间病房，泪眼婆娑，相视无言的无助;是一声“真不该把孩子培养得那么优秀”的叹息;是只有一个人的遗体告别;是一碗饭的满足，一口水的尊严;是一声声孤苦的长叹，一次次长情的哭诉……

他们，老了。

“老”是他们共同的名字。人都会老，但没有老的时候，谁能想到，老，有多可怕？

走过老龄的万水千山，走进蹒跚的银色世界。在沉重的行走之间，我看到各种“老”的无奈与不堪、“老”的困惑与艰难、“老”的呼喊与企盼、“老”的失望与遗憾、“老”的昭示与启迪、“老”的感动与感怀——

一位城市里的独居老人说：“没个说话的人，感觉嘴都沤臭了。只想下楼去看看路上的行人，说不定还有人跟我说说话呢！”

一位独居农村的老大爷，某天早上沐浴更衣，在堂屋的火炉边给自己烧过纸钱，然后喝下半瓶农药……

一位72岁的独居老母亲病倒了，奄奄一息之时，艰难地在日记本上写下：“没什么事，我就先死了”……

一位村干部说，他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村头走到村尾，一家家敲开空巢老人的门，生怕这一夜又有谁不再醒来……

一位未能如愿入住养老院的老人沮丧地说：“床位早就满了，还有好多人排队，据说已经排到一百年之后了。谁等得起啊？”

一位小有成就的老板，年迈的父母同时住进医院。他哀叹：“一直以为自己算个成功人士，父母的一场重病，把我的所谓成功梦打了个粉碎。这时才真正明白，之前唱过无数次的‘当你老了，简直是痴人说梦，可耻得让人脸红！”

……

老，比我们想象的更可怕。

2000年，千禧之年。

人们还沉浸在新世纪钟声的喜悅里，一个极其沉重的社会现象悄然而至。根据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确定的标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严重老龄化社会。而据2000年联合国人口司的报告，全世界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609亿，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

全球就此步入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的进程并不是刚刚开始。世界上第一个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是法国。1865年，法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10%。紧接着，1885年挪威，1887年瑞典，1927年意大利，1929年英国，1930年德国，1940年瑞士、荷兰、新西兰、奥地利、比利时，1970年日本，相继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7年，全球进入老龄化的国家达94个，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962亿，约占总人口的13%，其中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有五个：日本（33%）、意大利（29%）、葡萄牙（28%）、保加利亚（28%）和芬兰（28%）。

预计到2050年，老龄化国家将增至157个，老年人口将达到21亿;2100年，世界所有国家均进入老龄化，老年人口达到31亿。今天，全世界每8个人中就有1个是老人;到2050年，每5个人中有1个是老人;2100年，每3个人中就有1个是老人！

难怪2000年5月25日联合国人口司向联合国大会递交的报告中这样说——

“人口老龄化现象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类似情况。”

“人口老龄化是普遍性的，是影响每个人，男人、妇女和儿童的一种全球现象。”

“人口老龄化是深刻的，对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重大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大体上是不可逆转的。”

……

老龄化敲开中国的大门是1979年。这一年，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率先全国进入老龄化。

中国整体进入老龄化社会是1999年。1999年10月1日，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126亿，占总人口10%;65岁及以上人口8687万人，占总人口69%，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0%，达1200万人。至2017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1亿人，占总人口173%，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58亿人，占总人口114%。换句话说，每556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

我国老年人口占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3个百分点，世界上每4个老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中国。预计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349%，每287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

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中国不但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形势十分严峻。更令人忧虑的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很多方面的表现颠覆了以往的规律。

在发达国家，城镇人口老龄化程度均高于农村，而中国却是农村高于城镇。早在2009年，中央农村工作办就对农村老龄化问题进行过调查，其时，中国农村老年人口总数达到了105亿，是城市的169倍;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183%，是城市的23倍;农村老年抚养比高达34%，是城市的28倍。2015年1%人口普查数据也显示，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比城镇高414个百分点。

在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如法国115年，瑞典85年，美國66年，英国45年，而中国只用了25年。从2000年到2017年的17年间，全球老龄化率只上升了3个多百分点，而中国则上升了7个多百分点;预计从2017年到2050年，全球老龄化率将上升9个百分点，而中国则将上升17个百分点，均是全球的两倍多。

在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NP（即国民生产总值，上世纪90年代后，国际上渐以GNI和GDP取代了GNP数据）已达1至3万美元，而中国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NP仅844美元，不到某些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在同时期进入老龄化的74个国家中，只有格鲁吉亚（860美元）、亚美尼亚（560美元）、摩尔多瓦（460美元）等少数几个国家比中国还少。

中国的老龄化与“高龄”、“失能”、“空巢”相伴相生。据2016年由全国老龄办、民政部、财政部三部门联合发布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显示：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3349万，占老年人口的139%，预计到2050年，将超过1亿;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4063万，占老年人口的183%，预计到2050年，将增加到9750万;全国空巢老年人口124亿，占老年人口的513%，预计到2050年，将超过28亿……

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们——

中国，是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

中国，是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中国，是老龄国情最复杂的国家！

中国，未富先老，未备先老！

第一章家庭已告急

有一种孤独叫独生子女，有一种沉重叫家庭养老。“后独生子女”时代，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功能削弱，家庭养老告急！

——采访札记

家庭，还能承受养老之重吗？

“家”，英文是“family”。

有人拆分了“family”这个词，“f”代表father，“a”代表and，“m”代表mother，“i”就是我，“l”指love，“y”是you，连起来就是“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这是西方文化对“家”的诠释。家，在世界语境中，是用来爱爸妈，用来敬老、爱老、孝老的。然而，当今中国正逢一场史无前例的“家庭变革”浪潮，小型化、空巢化、单亲化、未婚同居、丁克家庭、独身主义、同性恋，等等，使传统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规模小型化是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在中国尤甚。根据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上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家庭户平均人数基本上保持在53人，此后日益缩减。1990年缩减到396人，2010年缩减到310人，2014年减少到297人。

单亲家庭日益增多。据民政部统计，自2003年开始，中国的离婚率已连续16年持续上升。2007至2017年的11年间，中国离婚人数累计达35002万对，累计增长率981%。其中，2017年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共依法办理离婚手续4374万对，比上年增长52%。

未婚同居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60后”受观念影响，婚前同居比例仅为137%，“70后”为44%，“80后”为59 6%，“85后”到“90后”也有57%。他们中，有的还订立了“同居合同”，有的过起了“周末夫妻”。正过着同居生活的26岁女白领秦欢说：“婚姻可以没有，但绝对不能没有性爱，签一份合同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28岁的林海与女友是一对“周末夫妻”，他说：“同居是双方的快乐，不存在一方为另一方牺牲和付出。我的女友从不要求我承担什么责任，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选择。”

丁克家庭随处可见。“丁克”（DINK）这一概念传入中国，是上世纪80年代，意思是家庭中有两份收入（Double Income），但没有孩子（No Kids）。这一概念受到很多高学历高收入家庭的热捧，一度被视为潮流。根据零点调查公司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目前中国的大中城市已出现近百万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近七成被调查者认为“丁克家庭”将会增多。上海市妇联一项针对全市家庭状况所作的调查显示，结了婚却没有孩子的“丁克家庭”已经占到上海家庭总数的124%。“丁克”了15年的陈一强说：“先别‘丁克丁克地称呼我，这词儿在我结婚那阵儿还比较时髦，现在哪还有人提？你看，现在的小青年根本连‘丁克都不是了，人家玩的是‘不婚……后悔？怎么可能！我们还为当初的英明决策庆幸呢！按现在的行情，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是多少？有人统计是47万，有人统计是100万，上海达到270多万。生养孩子绝对是无意义、无回报的失败投资！”

独身主义日渐流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我国30至39岁男性中有11959万人处于非婚状态，同年龄段女性中有582万人处于非婚状态。2013年3月，中国最大的婚恋交友平台世纪佳缘和国家卫计委培训交流中心联合发布的《2012～2013中国男女婚恋观调查报告》显示，中国18岁以上非婚人口已达249亿。2015年12月，民政部更是发布了一个权威的调查数据，我国单身成年人已超过2亿。34岁的宋一兴是一个坚定的“不婚者”，他对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结婚，所有的理由都无法说服我。人不吃饭要饿死，人不喝水要渴死，人不睡觉要累死，不结婚会死人吗？所以婚姻不是必需品。”

同性恋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并接受。我曾问一个同性恋者，当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时，有没有试图矫正？他回答：“为什么要矫正？除了性取向不一样，我们和其他人并没有不同，都是守法公民，一样在为社会做贡献。”

……

如此多元的非传统家庭的出现，从根本上动摇了延续几千年的传统家庭的功能：经济功能空前弱化，社会功能今非昔比，养老功能危机重重……如此状况，家，还能承受其养老之重吗？

一张沉重的全家福

走进江苏，走进如东，完全是因为一张照片的诱惑。

照片是新华社一位记者拍的一张全家福，前排正中是20岁的大学生刘心雨，后排左起依次为：45岁的母亲、91岁的曾祖母、68岁的奶奶、66岁的外公、47岁的父亲、90岁的曾祖父、69岁的爷爷，一家8口四世同堂。

我被这張照片震撼了。我查了如东县《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上说，该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393万，超过总人口的3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一倍！如东，毫无疑问是全国“最老”的农村地区。于是，我走进这片土地，走进位于长江三角洲北翼的如东县。

在县城南郊的掘港镇余荡村村口，我看到了这样一番情景：路上行走的是摇摇晃晃的老人;跑车接客的是白发苍苍的老人;田里劳作的是弯腰驼背的老人;村口唠嗑的是倚墙扶杖的老人……村支书管建兵告诉我，余荡村由四个村合并而成，共有48个村民小组，属农业大村。全村5400多人，老人占了近一半。

正说着，一位穿着十分时尚的女子朝我们这边走来。管支书招呼：“媛媛，你来得正好。”

媛媛是独生女，她上面有好多位老人，到她这一代就她一个。本来在深圳打工，因为母亲生病没人照顾，她不得不请假回来。她落落大方地坐到我的对面：“我也是没办法，家里有80岁的奶奶，父母也已经60多岁。爷爷那一辈还好，有我父亲、叔叔兄弟三人，到我这一代，就只有我一个了。现在母亲病了，我不回来怎么办？”

谈到老人的养老问题，媛媛有些激动：“我家这么多老人，就我一个小的，你叫我怎么养？现在家家户户基本都是一个孩子，面临的情况都差不多。好在我爸身体还凑合，很多服侍我妈的事都是我爸在做，我只是打打下手。如果我爸也倒了，就我一个人，我该怎么办？想都不敢想……”

与媛媛告别，我走进村民王美华家。王美华家已是五世同堂，一共18口人，90岁以上的1人，70多岁的2人，50至60岁的10人，20多岁的4人，10岁以下的1人。最老的老祖宗92岁，常年卧床，照顾老祖宗的则是另外两位老人——她的两个女儿，而照顾这两位老人的那几位也已经走向老年。说到这儿，王美华呵呵笑了：“人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家‘宝贝也太多了。”

王美华算了算，光她和丈夫家应该负担的直系老人就有8个。“还好，我们家是一个传统的大家族，老人们不让分家，10多位老人吃住在一起，能互相照顾，否则，我们这些年轻点儿的真是没法儿过了。”

如东是“中国长寿之乡”，五世同堂并不少见。王美华同村的陈爱民家，也是五世同堂。48岁的陈爱民说起未来，不无忧虑：“家里压力最大的，还是老人问题。奶奶88岁，我父母也都70岁了，父亲兄妹6个，家里的老人加在一起也有10多个。到我这一代，就一个孩子，一个孩子要管我们和我们上一辈的这么多老人，管得过来吗？”

离开余荡村，我辗转来到那张四世同堂照片的拍摄地——双甸镇星光居委会19组。就在拍照的那栋老屋前，刘心雨的爸爸刘爱国告诉我，刘心雨如今已经大学毕业。

说到照片，刘爱国说：“当时给我们一家拍照，说是为了拍一个农村典型的孝顺家庭，没想到被网上炒作成‘恐怖的全家福，我觉得有点儿夸张了。不过，家里的养老问题确实存在。我现在刚过50岁，干活儿不成问题，老人们的身体也都还好，没生过什么大病，这也是我们的福分。等我们这一辈老了，肯定是问题，全是老人，孩子压力太大，一个起码要照顾四个，甚至更多……”

村里人告诉我，当年如东县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时，比全国整整领先10年。1986年，如东被国务院授予“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县”称号。此后，每次计生委一把手交接，都要把这面旗帜交到下一任手里。后来经济发展了，群众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大家都不愿意多生小孩儿，导致村里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

如今，“计生红旗县”早就没人提了，县城国道上立了多年的“计生红旗县”宣传牌也被撤下，计生宣传内容悄然发生变化。2014年3月，“单独二孩”政策施行，县里马上挂起标语：“鼓励符合条件的夫妻生二孩，促进如东人口的长期平衡发展”。县电视台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为自己的家庭幸福、为我县的人口长期均衡增长，不轻易放弃生育计划。”

但宣传归宣传，人口出生率还是很低。二孩政策出台后，县计生委对全县符合生育政策的28万多对夫妇进行调查，有生育意愿的仅占116%。

年轻人不肯生，导致人口出现负增长，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县还有10555万人口，到2017年末，短短17年时间，减少至9803万人，其中老年人口占了三分之一。怪不得，走进如东，目之所及，尽是老人。

“小皇帝”的今天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布，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此，中国走进独生子女时代。

从1980年《公开信》发布到2015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了35年。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专家王广州测算，35年来生育的独生子女约176亿。

当年，这些独生子女被称为中国“小皇帝”，是最幸福的一代。可是，到如今，面对日益年迈的父母，面对许许多多现实问题，他们说，他们成了中国最“悲催”的一代。

浩子就是这“悲催”中的一员。浩子是我朋友，在我的记忆中，他有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可如今见到他，却已是“白发苍苍”。如果不是他先认出我，我是怎么也不敢相认的。浩子1985年出生，如今才30多岁，怎么会变成这般模样？

他长叹一声，说起了“一夜白头”的痛苦经历。

半年前，他妈妈查出了胃癌。医生告诉他，已经到了中晚期。他几乎是一边流着泪，一边办理住院手续的。他总觉得妈妈还没有老，还没有到该去的年龄，她应该有更好的退休生活，应该有更好的老年人生。

医院给他妈妈做了胃切除手术，又进行了系统的化疗，妈妈受了很多罪。和大多数“80后”一样，浩子是独生子女。陪在妈妈病床前的，除了爸爸，就只有他了。手术后的几十天里，妈妈吃不了东西，就靠每天挂水;身体动不了，就靠浩子与父亲轮换着给她翻身，24小时守护。

祸不单行，父子俩手忙脚乱的时候，爷爷中风瘫痪，也住进了同一家医院，但在不同的楼层。浩子爸还有两个姐妹，都远嫁外地，根本帮不上忙，所有担子都落在浩子和爸爸身上，父子俩楼上楼下来回跑。过去，父子俩照顾一个病人，还可以轮换一下，现在有两个病人，只好一人守一个。当然也轮换，不过是从楼上轮换到楼下而已。

尽管他们费尽了心力，体弱的爷爷还是走了。这事没有告诉妈妈。爸爸回去料理爷爷的后事，浩子继续陪护妈妈。爷爷葬礼那天，浩子没能去参加，一个人躲在卫生间哭了好久。哭够了，擦干泪痕，坐到妈妈的病床边，装着没事人一样，还和妈妈用手机看了部喜剧电影。

也许是劳累过度，为爷爷办完丧事后，爸爸突然病倒，也住进了医院。妈妈在12楼，爸爸在15楼，浩子更得一天24小时守在医院，上楼下楼，下楼上楼，几近崩溃。这时候他突然觉得，要是有个兄弟姐妹该多好，至少可以搭把手、换个班，有个可以商量的人。然而，没有，谁也帮不了他，他只能靠自己。

这段时间，他不知道每天的天是怎么亮的，又是怎么黑的，每天都在担忧、紧张、奔忙中度过，心力交瘁。爸爸的身体渐渐恢复，而妈妈最终还是没能挺过来。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她如一盏灯，燃尽了最后一滴灯油……

给妈妈治病，前前后后花了近60万，浩子不得不卖掉了家里的一套房子，这些钱，让妈妈多活了52天。但浩子还是无比悔恨和自责，他认为自己没有想尽一切办法挽救妈妈。浩子说，医生跟他提过一个比较激进的治疗方案，据说有成功案例，但需要再准备30万。那意味着要把家里唯一一套房子也卖掉，可毕竟还有老婆孩子啊……

“我对不起我妈，我太自私了……”浩子哭了。

短短几个月时间，遭遇这么多的事，只有他一个人扛，怪不得一夜白头。

我的一个小同事，也是“80后”，上有90多岁的奶奶、60多岁的父母、岳父母，下有一个儿子。夫妻俩面临抚养一个小孩儿、赡养5个老人的空前压力。

最令他苦不堪言的是，家中经常接二连三发生状况。比如，小孩儿刚出生不久，年近七旬的岳父不慎摔伤，导致脑梗死。岳父住院期间，每天忙完工作，他就匆匆回家做饭洗衣服，然后赶往医院送饭，给岳父按摩、擦澡，忙得脚不沾地，連好好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还要照顾月子里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

屋漏偏逢连夜雨。岳父的病刚见好转，还没出院，他母亲腰椎间盘突出复发，一夜之间双腿不能动弹。他只得让岳母一人陪护岳父，妻子一人带孩子，他和父亲陪伴母亲前往外地治疗。母亲刚在外地的医院安顿下来，妻子打来电话，焦急地说孩子高烧40度。那一刻，他的心碎了一地。他强忍着心酸安慰妻子不要担心，他马上找朋友帮忙，陪她送孩子去看病。

安排好这些事，他心里像刀割一样。母亲需要长期住院治疗，必须有人陪护，而年迈的父亲一个人绝对难以支撑;岳父的脑梗也不是一两天就能恢复好的，岳母本来体弱多病，长此以往，肯定会积劳成疾;家中还有刚出生的孩子嗷嗷待哺……三个地方都需要他，可他没有三头六臂，分身乏术呀！自己既不是个好儿子，也不是个好父亲，更不是个好丈夫。夜阑人静，父母已经沉睡，他一个人跑到医院走廊里痛哭了一场。

更严峻的是经济问题。岳父母没什么积蓄，治疗脑梗已经花费一空，后续的治疗还需要钱;母亲的治疗费用，以及在外地的吃住，都是不小的负担，估计用不了多久，父母的积蓄也会被掏空;还有小孩儿的花销……想到这些，怎不叫他悲从中来。

而这，就是每一个独生子女都可能面临的困境。

独生子女时代，产生了全新的家庭模式——“421”家庭，即一对独生子女夫妻，上有4个父母长辈，下有1个孩子。有的地方还出现了“8421”家庭，比“421”家庭多出8个更老的老人。如今，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又出现了“422”、“8422”的家庭模式。但不论是哪种模式，承受压力最重的中间的“2”，永远无法改变。

这些家庭模式的出现，不但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孩子多老人少”的金字塔型家庭结构，而且掉了个个儿，成了“孩子少老人多”的倒金字塔。这一家庭结构导致家庭功能式微、嫡亲数量减少，直接危及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亲族网络及社会伦理文化。若干年后，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叔叔婶子、侄子侄女以至姐夫小姨子等亲属称谓及其形成的社会网络将成为词典中的概念。

亲族关系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建立的最基本的社会网络，血缘基础上的亲情以及稳固的交往关系，充分体现了人类的社会性。依靠根深叶茂的亲属网络，人类得以征服自然、对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亲属网络的作用不可替代。而今，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亲属网络日趋萎缩，亲属关系的功能日渐削弱，过去由多位兄弟姐妹共同承担、大家庭亲属相互帮衬的养老、哺幼等责任，全集中在了独生子女身上。

早在十多年前，北京大学教授、著名人口学者穆光宗就指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属于高风险家庭，风险就在于其唯一性。”他说，这种风险表现在家庭层面，首先是独生子女的死亡风险，其次是病残风险，其三是教育风险，其四是养老风险。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养老风险。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不仅包括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也包括独生子女本身的养老问题。就独生子女的父母来说，只有一个孩子，意味着有可能更早“空巢”。一旦出现伤病，一个孩子所能提供的资金和照料都相对有限。“421”的家庭结构将使年少时备受宠爱的独生子女在中年之后背负巨大的养老压力。就独生子女本人来说，一旦父母终老，没有兄弟姐妹可以扶持，万一婚姻再遭遇不幸，那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人到中年的独生子女最怕听到父母生病的消息，父母生病就像个定时炸弹，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摧毁一个家庭多年的积累。

2017年11月1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第26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入选作品公示，一张单幅照《独生子》，记录了独生子女时代中国的养老现状，迅即被围观。画面上，年迈的父母双双住院卧床，独生子孤独地坐在两床之间的小板凳上，守护着自己的父母，左手是爸，右手是妈，他的两臂分别支撑在老爸、老妈的病床上，仿佛快要支撑不住的样子……

有网友留言说：“这个孤寂无助的背影，是你，是我，是他，是一整代人的痛与无措。”

“非常抱歉，没能给你一个弟弟”

初识人口学者黄文政，是在2015年12月初北京大学举行的一次“人口与未来”研讨会上。不论是台上还是台下，谈起人口问题，他便一脸的忧虑与关切，让我印象深刻。

再次见面是2016年6月，我因写作报告文学《中国人口安全调查》，朋友推荐我去采访他，说在他那里定能听到不一样的真知灼见。于是我发出邀约，他爽快答应。在北京三环边上的一家茶馆里，我听他说起自己的故事，才知道他原来也是个独生子。

黄文政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的独生子女还不多见，父母将所有的爱都给了他，使他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大学时，黄文政读的是数学系，研究生读的是系统工程，曾在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任教。1992年，获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奖学金，去该校生物统计系读博士，毕业后在哈佛大学任助理教授。2003年加盟华尔街千禧年对冲基金，任该基金策划师兼副总。2009年，他与同事在华尔街成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2010年將公司迁到北京和香港，他就任董事、总经理。

为了能够照顾父母，在美国期间，黄文政把父母接了过去，但父母不适应国外的生活，没多久就回国了。2009年，黄文政的母亲去世，在生命的最后4年里，她患有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每周必须去医院做三次血透或血滤。“那时候，巨大的精神压力让我难以承受，多希望有个兄弟姐妹可以分担一点儿。”

他永远也无法忘记母亲临终时的情景。那天，他守在母亲床前，母亲突然伸出手来要他握住，颤动着干枯的双唇，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声音微弱地说：“非……非常……抱歉，妈……没能给你……留下一个兄弟……或姐妹，这是妈……一生的遗憾……”

黄文政泪流满面：“妈……我也没能让你享受到儿女承欢的幸福！”

因为还有年迈的父亲需要照料，2010年，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黄文政带着太太和女儿回中国生活。在国内，他注意到行走在小区、公园、街道上的老人越来越多，而身边玩耍的小孩儿越来越少，回想起母亲病重期间一家人手忙脚乱的情景，回想起母亲临终时的话，引发了他对中国人口政策的进一步思考。

当然，促使他深入思考中国人口政策的，还有在美国读书时看到的一些相关文章。他说：“念书时，只是偶尔接触人口学方面的知识，并未细想人口政策的问题。直到2000年初，我在网上看到一份世界各地生育率的统计，东亚全球垫底，这些数据让我感到震惊。此前我一直觉得，东亚尤其是中国人很喜欢生孩子，这些数字让我认识到，自己这个想法太过想当然。之后，我才开始分析相关数据，并对人口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母亲的去世，让黄文政更加坚定了研究人口问题的决心，在繁忙的工作之外，又开辟了一条耗时、耗力还耗财的人生之路。

仅近几年，他与同为人口专家的梁建章等人组织各类人口研讨活动四五次，发表各类演讲几十次;2012年至2016年，他与梁建章等人合作发表人口方面的文章120多篇，近80万字;还多次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新、澎湃、BBC、美联社等国内外媒体上发声。

“其实，我真正喜欢的是认知科学、经济理论乃至文明起源之类的问题，关注人口问题并不是兴趣使然，而是看到了未来的危机，想尽一份力。这种努力也让我有机会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心怀家国的朋友，这也许是我个人方面最大的收获。”

“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前夕，黄文政联合了三十多位主流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共同签署了一份建议书，呼吁尽快进行生育政策改革。2013年，中央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这是中国人口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不久，“全面二孩”随之启动。对此，黄文政感到非常欣慰。他希望国家能认识到“孩子是最珍贵的资源”，也希望这项改革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一个新起点。

愿天下的妈妈不再有遗憾！

只有一个亲人的遗体告别

没有挽联，没有花圈，没有哀乐，甚至连一个多余的人也没有。唯一的亲人——头发花白的妻子，守护在老伴儿的遗体旁，目光呆滞，表情麻木，一手撑着额头，一手压着腹胸。一眼看去，便能感觉到她的孤单、痛苦和无助。

2018年1月25日，失独母亲张仙花打来电话：“老李走了。我已经把他弄到了殡仪馆，就等火化了。”

老李是张仙花的丈夫，夫妻俩是失独父母。前几年因为写作报告文学《中国失独家庭调查》，我走进过他们家中，结识了这对夫妻，并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他们遇到什么事，都会给我打个电话，有时张大姐也来我办公室坐坐，说说家里的情况，反映一些问题。

2017年冬天，我还去看望过他们。夫妻俩租住在某单位已经废弃的一套老平房里，房屋外墙墙皮剥落，爬满青藤，内墙也斑驳不堪，天花板上多处有漏水的印记。住如此破烂的房子，只为节省几个钱，此房的租金每月只要200多元。

当时老李已经卧病在床，他告诉我，得的是癌症，住了好长一段时间的院，用光了家里的积蓄，他只得出院。他有些解脱般地说：“我现在只等着与儿子团聚了……”

他们曾经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独生儿子，叫李明阳，23岁那年突发心脏病离开人世。儿子本来有比较好的前程，大学一毕业就考进了市机关，工资虽不是很高，但工作体面、稳定。工作没两年，就处上了女朋友，很快办了结婚登记手续。为了给儿子准备婚房，他们卖了自己住的旧房，为儿子在一个新建小区交了首付，他俩则租住在旧平房里。

悲剧发生后，两口子终日以泪洗面，大门不出，不与人交往。老李的身体就是在那段时间垮下来的。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他们难以接受。

儿子去世不久，儿媳妇就提出将新房的产权过户到她名下。两位老人二话没说，同意了。可谁知，房子过完户，媳妇便一个电话也没来过。张仙花说：“当时也不知是怎么想的，好像留住了她，就能留住自己的孩子。我原来觉得，我爱儿子，她也爱我儿子，是不是这个道理？起码她给我儿子快乐了，我想那就把房子给她吧。谁知结果会是这样。”

老李说：“儿子走的时候，媳妇刚刚怀孕50天。就在儿子的灵堂，我老婆子给亲家跪在那儿，说一定让他们家女儿把这孩子生下来，他们一口答应。我们也不会亏了她们娘儿俩，将来我们死了，什么都是孙子的。我想，当时他们答应，应该是真心的。可是，儿子下葬不到三天，媳妇去把孩子做了，不到一年，谈上新对象了。”

张仙花接着说：“我和媳妇加了QQ好友，可以看她的空间。过去她的空间里放着她和我儿子在上海世博会照的相，儿子走后，她全都删了……儿子以前每个月给我500块钱，出事后媳妇说，妈，以后我给你生活费，还像以前一样，每月500，他怎么做我也怎么做。可后来根本没给过。网上姐妹们问，你媳妇还给你发短信吗？我说偶尔还发。人家就说，哎呀，你们家媳妇真不错。我也只能这样骗骗自己……”

老李沉浸在对儿子的回忆里：“孩子小时候，我骑自行车驮着他上幼儿园，他在后面不停巴结我，说爸爸，等我长大了给你买个大摩托。遇上下雨下雪，我们就坐公交车去幼儿园。他说爸爸，等我长大了，给你买个最大最大的花圈。车上人那个乐啊，说这小子不知道怎么讨好他爸爸了。他觉得送最大的花圈就是最孝顺的。现在呢，我真快到那一天了，真想他能给我买个花圈啊！”

我的心早已浸润在泪水里。一个完整、幸福、温暖的家，就这样四分五裂，奄奄一息。如今，才几个月过去，老李又走了……

对于他，这也许是一种解脱，但对于这个本来已经体无完肤的家，又是何等残酷？对于还要继续生活下去的苦命的张大姐，又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失去儿子，失去孙子，失去儿媳妇，如今又失去丈夫，她该如何面对？

更令我想不到的是，李大哥的灵堂竟如此空空荡荡。如果我不来，就只有一个张大姐为他守灵。面对李大哥的遗体，我深深鞠躬……

张大姐告诉我：“老李死得很不心甘，就因为身边没个送终的人。我就跟他说，你比我强，你还有我守在你身边，为你烧最后一撮落气纸，我死时，真的一个人也没有了……”

老李咽下最后一口气，她默默地为他洗了最后一个澡，换上很早以前就买好的寿衣，打点停当，打电话给殡仪馆。一切就这么简单。

终于到了火化时间，最后诀别的时刻，张大姐伸出颤抖的双手，从丈夫的额头抚摸到下巴：“老李，去吧，到那边等我……”

这就是只有一个亲人的遗体告别！

这就是只有一个亲人的最后送行！

据《2010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及其他有关资料提供的数据，目前，我国有失独家庭100万，并且以每年76万的数量持续增长。这些失去独生子女的老人，面临生活照料、大病医治、养老保障、精神慰藉、后嗣传承、丧葬善后等各种困难，虽然政府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关怀、关爱政策和措施，但离他们的现实需求还差得很远。

“老养小”，家庭养老的“畸胎”

有一则顺口溜这样说：“一直无业，二老啃光，三餐饱食，四肢无力，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分任性，八方逍遥，九（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这就是“啃老族”的写照。

“啃老族”即“老养小”。有社会学者认为，随着就业压力增大，以及独生子女逐渐成年，“啃老族”的队伍还将扩大。他们担心，未来“啃老族”很可能成為影响中国家庭生活的“第一杀手”。在走访中，我接触了多个“啃老族”，对于“啃老”，他们大多不以为然，心安理得。

“啃老族”之一：戴小兰，女，30岁，新加坡大学预科肄业，已啃老8年。她说——

“啃老族”不是个好词，不过我觉得我和一般的“啃老族”有区别。“啃”，我认为，是本来就没多少肉，还要把仅有的肉渣吃了，说不定骨头也要嚼一嚼。我虽然也是吃父母的，但我要求的肉很少，因为我对生活要求不高——只要有网上，我就满足了。

之所以“啃老”，主要是我不喜欢上班，不想看上司脸色，不想每天朝九晚五浪费生命。我曾在某证劵公司接受营销培训，一个正式职员理直气壮地让我们加班干本应该由他干的工作！在多数人看来，这不算什么事，到处都这样，可我就是不想平白无故受别人的气！不高兴的时候，还得逼着自己笑，我有那么贱吗？有人说我的想法不现实，身在这个社会中，真空是不存在的。但我能躲一点儿是一点儿。有伞遮雨，为何不用？

当然，这样的日子肯定手头紧，但是两相比较，我还是更愿意过我的宅女生活。在家里自由，只要有网络，我就不会觉得无聊。什么都不操心，多好啊！

“啃老族”之二：徐雨，男，29岁，大学毕业，啃老7年。他说——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待在家里没有做事，被狠心的父母从家里赶了出来，如今流落街头，无家可归。

我爸和我妈是1980年结婚的，听他们说，5年后才得的我。可能是来之不易吧，小时候，我爸我妈还是非常疼我的，不论我要什么，他们都会满足我。大学毕业之初，我也去外面工作过，可实在没意思，不想干。就这样闲在家里，每天上上网，睡睡觉。

2013年，我认识了一个女网友，我们一见钟情。交往一段时间，她就住到了我家里。起初爸妈也没说什么，可时间一长，他们就生事了，总是看我和我女网友不顺眼，总在一些小事上找我们的茬儿，比如我们睡个懒觉，在房间里多玩了会儿电脑，出来吃饭迟了那么一点儿，也必定遭他们一通数落，说我不但自己不工作，吃现成的，还带个陌生女人回家白吃。我没好气地回敬他们：“没工作也有恋爱的权利，这是谁也剥夺不了的。”结果他们说让我自己出去找吃的穿的。他们是父母啊，他们有养育我的义务！可是，他们竟然要把我赶出家门，自谋生路。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死也要死在这个家里。

谁知他们来真的，将我诉至法院，要我限期腾房。我不搬，他们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哪有亲生父母这样对儿子的？他们这是想逼死我啊！哼，走就走，他们不要我，我就让他们断子绝孙！

“啃老族”之三：叶红专，女，27岁，大学毕业，啃老4年。她说——

我不是那种好吃懒做的人，虽然大学毕业4年来一直住在家里，靠父母过活，但我也努力过。刚毕业时，我也到处投简历，应聘过多个单位，但总是不满意。

有人说我好高骛远，很多亲戚朋友看到我毕业这么久还不出去工作，好像是什么大事似的，都来劝我。我说他们是空操心，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与其勉强干不喜欢的工作，不如嫁个好丈夫。

目前我的开销确实全靠父母，要吃他们的，住他们的，穿他们的，零用也问他们要，有时出去见个男朋友、谈个恋爱的开销也要他们资助。好在我的父母非常爱我，我妈妈常说：“啃老也无所谓，只怕到时求他们来啃他们都不来。”

当然，我家里经济条件还过得去，母亲退休，父亲在经商，养我一个女儿绰绰有余，不算负担。我爸说，就我这么一个女儿，随便我啃到什么时候他都乐意。

“啃老族”之四：张健，33岁，大学本科，啃老10年。他说——

我2008年就大学毕业了，至今已经10年。10年中，我干过不少工作，可是干没多久就下岗了。你听清楚了，不是我不肯干，是别人不让干。总是碰到下岗，我灰心了，干脆不找工作了。没工作，多少有点儿无聊。去找同学和朋友们玩，可他们白天都要上班，我就昼伏夜出。他们上班时，我就在家睡觉、上网、打游戏，等到了晚上，我再约他们吃饭、唱歌、蹦迪。

爸妈也犯愁，但我不想找工作，他们也不勉强我。为了保障我的未来，他们就定期给我交养老保险。我爸对我说：“你现在没工作，保险费我们交，等到将来找到工作了，单位给交的话更好，如果单位不给交，那我们就一直给你交。有什么办法呢？谁叫你是我儿子？”

我爸妈可真好！

……

有研究者把“啃老族”归类为六大人群：第一类，高校毕业生，对就业过于挑剔，总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这一类约占20%。第二类，以工作太累、太紧张、不适应为由离岗离职，占10%左右。第三类，“创业幻想型”年轻人，他们虽有强烈的创业愿望，但没有目标，缺乏真才实学，又不愿寄人篱下当个普通打工者，这一类约占20%。第四类，频频跳槽者，跳来跳去最后无事可做，这一类占10%。第五类，单位里下岗的年轻人，习惯用过去轻松的工作与如今的紧张繁忙相比较，越比越不如意，干脆不就业，这一类占10%左右。第六类，文化低、技能差，只能在中低端劳动力市场找苦、脏、累的工作，但又怕苦怕累，索性在家中“啃”父母，这一类占30%。

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在“啃老”？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显示，我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的“啃老”现象，有30%左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供养。特别是失业青年，靠父母抚养的达七成。这些家庭中，平均每个家庭负担了12个失业人员。

“啃老”一族正在成为寄生现代家庭的“怪胎”，他们的存在，使本来问题多多的中国家庭养老变得更加脆弱。

第二章城市在叹息

在中国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城市的家更像一座孤岛，在这座岛上，老人无处可去，只有在等待中消磨余生。

——采访札记

就缺一个说说话的人

“叮咚——”随着门铃声响，紧闭的房门里传来苍老的声音：“侬撒咛（你是谁）？啥事体啊？”

“老奶奶，我给您送水来了。”和我一起上楼的送水工小张大声说。

门缓缓打开，一张布满皱纹的老妇人的脸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里是上海市徐汇区。上海是我国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而且老龄化程度逐年上升，领跑全国。到2017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332%，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18%，老龄化程度比“世界第一老”日本还高。于是，我将上海列为此次采访的第一站。

年轻的送水工小张有着一张略带倦意的笑脸。他正准备给某小区一户老人送水，听了我的来意，看了我的证件，痛快地答应了：“跟着我吧。”

小张告诉我，这位老奶奶姓王，81岁了，老上海，从一家大型棉纺厂退休。他平均每十天给老人送一次水。老人有三个儿女，住得很远，一个月只能回来看一两次，平时都是老人一个人住在家里。因为常年往这里送水，熟悉了，老人不时会让小张帮忙做点儿小事，比如挪一挪沙发，搬一搬桌子，下楼时替她把生活垃圾带下去。但更多的时候，是留小张坐一会儿，陪她说说话。

屋门打开的刹那，也许是看到陌生的我的缘故，老人愣了一下。小张解释：“奶奶，这是我朋友，作家，正在写一本关于老年人的书，想采访一下上海的老人。”

她顿时露出笑臉，用普通话说：“欢迎！请进！”

她住的是一套两居室的老房子，墙面斑剥，陈旧的家具在窗外斜射进来的阳光照耀下，泛出清冷的光。屋子里有一种奇怪的味道，说不出是什么，似乎是霉，但又不全是，好像是久不开窗通气，抑或房间许久没打扫散发出来的味道，这种味道在很多独居老人的住所我都闻到过，有人管它叫“老人味儿”。

“别那么急。”就在小张换水的当儿，老人拿出糖果。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出了她想留小张多待会儿的愿望。

小张会意地笑笑：“奶奶，今天不急。”

老人去厨房烧水沏茶，小张轻声告诉我：“我每次来，她总是想方设法让我多待一会儿。我感觉，她生活上并不缺什么，就缺个能说说话的人。”

听着小张的介绍，再看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时自言自语的老人，我心里不由一颤。老人虽然生活在繁华的大都市，窗外就是车水马龙的世界，有退休工资，有儿有女，更不缺吃不缺穿，唯一缺少的，就是陪伴。

“你送水的那些住户里，像她这样的老人多吗？”我问小张。

“可多啦！有时候同时给一个小区里的几户人家送水，每户人家都只有老人，根本看不到年轻人，真搞不懂年轻人都去哪儿了。”

老人沏好茶，抓一把糖果放到我和小张面前，然后开始了她的诉说：“儿女不在身边，整天一个人，唉……”

过去她确实幸福，有心爱的工作，有爱她的丈夫，有三个听话的孩子。可是，自从孩子有了自己的家，自从几年前丈夫去世，屋子里一下子空了，而且安静得让人害怕。为了弄出点儿声响，有时候她甚至故意摔碎个碗碟，“哐当——”“哗啦——”可声响过后，复又归于沉寂。

老人给远方的儿女发短信，身边只有小狗陪伴

“经常是连着好几天没人说话，感觉自己的嘴巴都快沤臭了。”她说。

为了排遣寂寞，老人买来一只母鸡养着，不是为下蛋，只为有个伴儿，有个能对它说说话的伴儿。那时她的身体还勉强，每天天一亮，她就抱着母鸡下楼，到院内的小草坪里，看着母鸡翻草皮刨土找虫子吃。就这样消磨时光，很快就混到了天黑。

那年春天禽流感流行，城区拉网式开展家养禽、兽清理，连天上飞的鸽子都不放过。小区保安逮住了她的母鸡，说什么也要处理掉。老人声泪俱下，说母鸡是她的伴儿，一个劲儿央求保安，如果母鸡没了，她也活不下去了。保安心软了，放过了那只母鸡，还一个劲儿叮嘱，关好了，别再放出来。物业管理人员听说了这件事，认定老人是精神出毛病了，不住摇头：“养一只臭不拉叽的鸡做伴儿？不会晚上抱到床上睡觉吧？”

老人感慨地说：“还真抱到床上一起睡过……”

感谢那只鸡的陪伴，让她挨过了一段孤独的日子。可陪得了一时，陪不得一世。最后鸡还是死了，她伤心了好久，感觉像是又一次失去了亲人那样难过。以后，就再也不养什么活物了。

现在，老人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整天一个人待在家里，每天晚上看两集电视剧，这是她全部的娱乐。可那些电视剧大多是给年轻人看的，老年人的节目很少。时间怎么打发啊？她像院子里的其他老人一样，买了本佛经放在床头，无聊的时候就读几行。老人眼睛不好，很多字看不清，更不明白意思，但她也“读”。她说：“看不清没关系，读不懂也没关系，只要我在念，就证明我还活着。”

告别老人，走出小区，天空和我的心情一样，布满阴云。路过小区警务室，小张建议我进去了解一下。警务室是派出所设在小区的警务点，每天派民警值班，经常深入各家各户走访，对小区的情况了如指掌。

果然，一位姓谢的民警听了我的来意，给我讲了他的一件亲身经历。

那是一个冬夜，他当值时接到报警，说小区里有老人晕倒了。跑去一看，认识，是一位姓张的老大爷。老人早年丧妻，有三个儿子，个顶个优秀。大儿子清华毕业，二儿子复旦毕业后去美国读硕士，小儿子更厉害，在剑桥读博士。2001年，张大爷光荣退休。也是在这一年，大儿子在北京的公司准备上市;二儿子拿到了绿卡，在硅谷做软件工程师;小儿子接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邀请，前往新加坡任教。一门三杰，张大爷家成了远近闻名的“状元府”，人人羡慕。

可张大爷退休后患上了眩晕症，一个人出门遛弯很危险，经常晕倒在小区里。每次都是警务室的民警叫120，护送老人到医院。有一次谢警官把老人送到医院，老人恢复神志后，拉着他的手，求他帮个忙。谢警官问啥事啊？老人支吾了半天：“麻烦你给我儿子打个电话，就说……就说公安局命令他们回来陪我，不然就把他们都抓起来……”

谢警官啼笑皆非。但不管怎样，老人确实需要陪伴、照顾。回到警务室，谢警官依次跟老人的三个儿子通了电话，说了老人目前的情况，建议他们回来多陪陪老人。当然，他没有说“不回来就把你们抓起来”。三兄弟一再致谢，都表示“一定抽时间回家看看”。

可最终老人还是失望了，兄弟三人一个都没回来。老人气愤地说：“他们忙，就真忙到腾不出回家一趟的时间？他们老爹的命就不值得他们回来待一天？”

不得已，谢警官再次给他的儿子们打电话，谁知有一个儿子在电话里说：“要不这样，警官，您辛苦一下，平时帮我多照顾一下老爷子，我每月付您劳务费，要多少，您说。”

谢警官对我说：“我从警几十年，遇到的古怪事多了去了，可还从没遇见过雇警察养爹的！”

随后，我拜访了这位张大爷。他独居在一套三居室里，屋子里乱七八糟，一看就知道许久没打理了。他说自己一个人生活，也就这样了，打理有什么用？提起三个儿子，他沉下脸一言不发。半晌，他拿出手机，给我看他保存在手机上的新闻。

第一条：“我于昨晚走了，走时心如止水”

“我于昨晚（農历八月十五）走了，走时心如止水……你接到通知回来办丧事的时候，先开窗通风，这样才不会染病……橱柜的钥匙就在床头柜里……遗体速火化，一切从俭。”

2017年12月21日，南京市某小区一位81岁的独居老人在家中去世两个多月后被发现，老人的身边还留有这样一封遗书。

邻居反映，老人搬到这里居住已经七年多了。过去经常看到她出门买菜，最近两个多月没看到人，还以为她走亲戚去了。

从老人的遗书可以看出，老人的确切死亡时间应是2017年中秋节，即10月4号，正是人们享受双节长假的时间。其他家庭享受中秋、国庆家人团聚的欢乐时光，她却不得不忍受无边的孤独与寂寞，因此，她在独自过完中秋节后，选择“心如止水”地死去。老人以为自己死的第二天就会被发现，没想到走了两个多月，才……而且第一个发现自己去世的不是自己的亲人，而是邻居。

警方联系上老人的儿子，儿子非常惊愕，连问：“怎么会呢？怎么会呢？”

警察没好气地说：“怎么不会？！”

第二条：“没什么事，我就先死了”

家住湖北的72岁的罗奶奶，死在家中没人知道。死前，她在日记本里写下了与亲人、与世界的最后告别：“没什么事，我就先死了”。

罗奶奶有一个儿子，在广州工作，因为离家远，一年也就回来一两次。儿子上次回来是腊月二十九，正月初二就回广州了，在家里仅仅住了三天。老人不怪儿子，知道他工作忙，儿子初二离开时，她虽然很不舍，但还是说：“你放心去吧，好好工作。”

退休前，罗奶奶是位老师，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退休后，生活孤独，可以写的东西越来越少。翻开她过去一年的日记，写得最多的是：“今日无事”、“今日又无事”……

孩子离开后，罗奶奶生病了。独自撑了一段时间，再也撑不下去了，于是，在日记本上艰难地写下她一生中最后一篇日记：“没什么事，我就先死了”。

罗奶奶去世的消息，儿子也是多日后从警察那里知道的……

第三条：七旬老人去世两个月无人发现

一位七旬独居老人洗澡时摔倒，不幸離世，两个月后才被儿子发现。警方勘查时发现老人身上有动物的咬痕，接着在家里找到了一只小狗的尸体，同样已死亡多日。老人的儿子说，老人为了排遣寂寞，就养了这只小狗。

警方推断，小狗发现老人摔伤后，试图把主人拽出浴室，但没有营救成功。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小狗一直陪伴着不幸去世的主人，直到自己也活活饿死……

给我看完这些，老人擦擦干涩的眼睛，长叹一声：“他们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

我不知道用什么话安慰老人，只有紧紧握住他的手，好久，好久……

返回宾馆的路上，我在百度搜索里输入“老人孤独死”字样，竟然跳出来692万条新闻：安徽蚌埠一名60多岁的退休老人死在家里没人知道，生前他养了十条狗，被发现时，他的尸体被饿急了的狗分吃，惨不忍睹;甘肃一位75岁的独居老人被人发现时已在家中死亡多日，他的子女始终联系不上，老人的遗体只好停放在殡仪馆，老人生前所在单位派专人去寻找家属，在媒体刊登公告，都没有结果;四川一位老人……

这就是空巢，现代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

当前中国的空巢现象十分普遍，其增长速度前所未有。上世纪80年代，全国空巢家庭仅占有老人的家庭总数的10%，到了90年代，这一比例迅速上升到30%，目前，已飙升至50%，大中城市空巢家庭率更是高达70%。国务院公布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预计，到2020年，独居和空巢老人将增加到118亿，到2050年，空巢老人家庭将增加到近2亿。

空巢老人不同程度患有焦虑、抑郁等症状，有的甚至产生了厌世的念头。与疾病等肉体上的痛苦相比，这些情绪是对空巢老人更大的伤害，往往成为恶疾之源。2013年7月，北京回民医院曾对北京某地区空巢老人的生存状况做过调查，调查对象855人，其中患严重慢性病的753人，占881%;同时患有两种疾病的265人，占31%;同时患有三种以上疾病的128人，占15%。

表面繁华的城市，却居住着中国一半以上的孤独老人，没有陪伴、没有照顾，甚至连找个说话的人都很难。他们独居在喧闹的城市里，徘徊于生命最后的时光，然后悄然离去……

我们是儿孙的“司务长”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夕阳/脚踏在退休的道路上/背负着孩子的期望/我们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我们是子女的后勤兵/我们是儿孙的司务长……”

2016年5月，一首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改编而来的“退休大军军歌”在网络上疯传，耳熟能详的曲调和通俗易懂的歌词，经过歌手幽默诙谐的演绎，唱出了退休老人“退而不休”的另一种生活，另一面人生。

坐在我面前的张丽霞大姐67岁，2007年从贵阳某局处级领导岗位退休，至今十余年。她说，退休比没退休还累。

瘦弱的身躯，稀疏的头发，混浊的眼睛，满脸的沧桑。她对我说这一切时，布满皱纹的脸上虽然泛着一丝淡淡的笑，但我看得出，那笑里藏着无尽的倦意。

“退休那年，我患上了癌症，这场大病几乎将我击倒。做了一次大手术，切除了很大一片组织，化疗放疗，总算挺过来了。但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至今没能恢复，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不舒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至少有三百天在痛苦中煎熬。每天早上，都要挣扎很久才能从床上爬起来，喘息半天，等头不晕了，不再天旋地转了，才穿衣下床。”

即便这样，她也不得休息，还得为孩子们操持。她有两个儿子，都住在贵阳，她与小儿子住在一起，大儿子住在城市另一边，但离得不远，打车20分钟的样子。

“我每天的作息时间都是固定的。早上不到6点爬起来，给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准备早餐。7点，把孙子孙女叫起来，帮他们穿好衣服，刷牙洗脸吃早餐，骑上电动车把他们送到学校。回到家里，自己赶快扒两口早餐，放下碗就直奔超市，买好全家一天的菜。菜买好了还得赶紧回家洗碗、洗衣服、收拾房间，然后准备午餐。时间非常紧，一点儿不能耽误，11点又得赶到学校去接孙子孙女。要是晚了，老师会不高兴的。”

孩子接回来，那就赶快吃饭吧。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8岁，吃起饭来挑三拣四，这个不吃，那个不要，好不容易伺候他们吃完，该休息一下了吧？还不行。老师布置的作业都由儿媳转发到她的手机上，得赶快督促孩子做作业，下午上课老师要检查的。等孩子磨磨蹭蹭把作业写完，下午上课时间到了，又赶紧骑上电动车把他们送到学校去。下午上课时间短，只有一节课，为了不来回折腾，只好在学校门口等着。等放学把孩子接回家，一边安排孩子做作业，一边收拾家务，准备晚餐。晚饭后，还要继续督促孩子写作业……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这还只是平常日子，如果是周末，那就更忙更累了。孙女要去舞蹈培训，孙子要去学习围棋，要分别送到相距很远的两个地方，两小时后再把他们接回来。这还只是小儿子的两个孩子，大儿子的两个孩子她也要操心。这两个孩子虽然没和她住在一起，但时不时会跑来找她。奶奶，我们没有吃饭。奶奶，我们要买学习用品。奶奶，你带我们去这里、那里……遇到特殊情况，四个孩子全是她一个人照看。

“忘了说，老公早两年得了一场大病，先享清福去了，留下我在這里耗着。四个这么小的孩子，三男一女，特别淘气，闹得鸡飞狗跳。累，实在太累……谁想这样啊？可都是自己的孩子，都是自己的孙子，都是自己最亲的亲人啊！我不这样，他们谁管？年轻人都图省事，没给做，他们就叫外卖，有时就吃方便面。没办法，我还能动，能为他们做一点儿就为他们做一点儿吧。”老人苦笑着说。

看着老人一脸心甘情愿的样子，我心里五味杂陈。她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做着这一切，是因为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她，那就是“含饴弄孙，共享天伦”的文化传统。

在中华大地，像这样“退而不休”、“退而难休”的，又何止一个张丽霞老人？

广州越秀区一位姓郑的老人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带娃比上班还辛苦，可不带又不行，年轻人都认为我们退了休没事干，帮着带带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知道哪一天才得解放……”

河北保定一位叫张玉梅的老人对我说：“我退休十年，带大了四个孩子！带孩子不轻松，小孩儿看着什么都好奇，一会儿要摸插座，一会儿要爬茶几，必须时刻紧盯着，生怕一不留神让孩子磕着碰着。每天的生活就是鸡飞狗跳，一整天下来，筋疲力尽……”

一路采访下来，我的采访本里记录下这样一些老人的感言——

“是主人吧，说了不算;是客人吧，啥活儿都干;是保姆吧，一分钱不赚，外搭钱还不算;是志愿者吧，还没人点赞。”

“带孙苦，带孙累，带孙还没辛苦费。不如参加旅游队，游山玩水尝美味。带娃苦，带娃累，子女带娃这才对。老人心中若有愧，可以给些保姆费。”

“少壮不努力，老大带孙子;春眠不觉晓，醒来带孙子;举头望明月，低头带孙子;亲朋好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带孙子;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天到晚带孙子。”

……

这种带着几分揶揄、几多无奈的感言，道出了很大一部分老人的心声。其中的酸甜苦辣，也只有亲历的老人才能体味。

“老漂族”的爱与哀愁

最难过——没有朋友;最牵挂——老夫妻分居两地;最现实——没本地医保;最纠结——想放手又不忍心;最难熬——孤独、想家。这就是“老漂族”们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描述。

“老漂族”是一个时代新词，百度百科的解释是：“为支持儿女事业、照顾第三代而离乡背井，来到子女工作的大城市的老年人。”

如今，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入，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剧，“老漂族”已经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里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老漂族”们满带生活艰辛的民生故事。

作者（左二）采访城市里的“老漂族”

2017年4月22日，在北京朝阳公园，我正赶上住在附近的“老漂族”们“开会”。所谓“开会”是他们戏谑的说法，其实就是每逢周末，儿女们休息了，他们暂时不用带孩子了，就抽空来到公园里短聚。尽管都是异乡人，彼此的方言不一定能听懂，但相互间都有一种理解和尊重。

从河北随儿子来京的张春林老人说：“家乡人都羡慕我来了北京，说我养了个好儿子，接我到北京享福来了。可我一点儿都没有享福的感觉。在老家，我只照顾老伴儿一个人，到北京却要照顾四个——儿子、儿媳，孙子、孙女。每天两眼一睁，一直要忙到睡觉。”

白天有事忙着还好些，一到晚上，感觉更失落。儿子、媳妇回来后，要么对着电视，要么对着电脑、手机，即便聊天，他们之间的话题老人也插不上嘴。为了排解寂寞，老人只得给老家的亲戚打电话，一打就是一个钟头。

来自青岛胶南的李艳老人，自女儿怀孕开始就到了北京。她说要一直照顾小外孙到3岁，孩子上幼儿园了才能回去。老伴儿没跟着过来，一方面是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最主要的原因，是女儿家住房面积有限，住不下。提起照顾孩子，她不住叹气：“现在照顾小孩儿太累，讲究太多了！从奶粉选择、冲泡，再到碗筷消毒，女儿方方面面都有要求。我一个农村老太太，哪儿懂这个？可再不适应，为了孩子也得坚持啊。”

“城里有什么好？没得家里一半舒服。”从湖南农村来的刘和美老人一直不适应城市生活。最让她头痛的是，在照顾孙子的问题上，她常与儿子儿媳发生分歧——小朋友找孙子出去玩，刘和美不放心，宁愿让孙子待在家里，儿子却认为小孩子应该多出门活动;孙子犯了错误，老人不舍得批评，儿子却认为绝不能纵容孩子;孙子贪玩不吃饭，刘和美一口一口地喂，儿子儿媳说她把孩子惯坏了。毕竟是在儿子家里，刘和美只有安慰自己，“我来就是看孩子的，只要他们好，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周大爷两口子是一起到北京的，虽然不用两地分居，但毕竟在河南老家生活了60多年，难抑思乡之情。平时买菜、做饭、带孙子基本都是老伴儿包了，周大爷没事就下楼溜达。新地方人生地不熟，他的一口方言邻居们又听不懂，想找个人聊聊都找不到。前不久，他发现小区里停了一辆“豫A”车牌的私家车，顿感老乡见老乡一般的亲切，他轻轻抚摸那车身、那车窗、那后视镜、那车牌……仿佛抚摸到的是那片久违的故土。几乎每天他都要到停车的地方去看看车还在不在。“结果等来了一个姑娘。如果车主是个男的，我肯定递上烟，用家乡话好好聊聊。”周大爷不无遗憾地说。

在这里语言不通，又没有朋友，整天就跟坐牢似的。他几次提出自己先回老家，让老伴儿在这儿照看孙子，儿子却跟他发脾气，说他不会享福。“你倒说说，这是享福还是受罪？”

来自成都的杨胜有老人说：“最纠结的是医保。因为没有北京医保，看病买药很不方便。在北京就医，只能回参保地报销，手续复杂，报销比例也很低，得了小病就只得硬扛，实在扛不住了，就自己开药。经常是小病一不小心就扛成了大病，还要受儿子、儿媳的数落。原以为北京医疗条件好，来了才发现，看个病挂个号太难了。北京资源多不假，但不见得谁都能享受得到。”

来自秦皇岛的梁红梅老人至今没弄明白异地就医报销到底是怎么个程序。为了节省开销，她就从老家带些常用药品过来。梁红梅有一儿一女，都已成家立业。去年外孙女出生，她过去帮忙照看。如今，儿媳已怀孕5个月。“等儿媳生产后，我去她那儿帮忙，老伴儿过来接我的班照看外孙女。”

梁红梅和老伴儿合计，等孙辈们大了，他们还是要搬回老家住。他们最担心的是有朝一日自己动不了了该怎么办，谁来照顾他们？

从重庆来京的冯秋菊说，照顾孩子、日常家务都不算什么，最大的累，是心累，是照顾孩子的巨大责任。怕孩子磕碰，怕孩子走丢，怕被人抱走……每次带孩子出门她都提心吊胆，不敢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给儿子带孩子，比从前我带儿子累。万一有什么闪失，我没法儿和儿子交代啊！”

朱大姐和老伴年前一起从广西来到北京，但老伴对北京的饮食和天气都不习惯，没到半年就打道回府。大半辈子从没分开过的恩爱夫妻，只好分居两地。“从那天起，我就两头牵挂……”

……

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我国流动老人将近1800万，分布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多数是为照料晚辈而流动。

与北京一樣，几乎所有的“老漂族”都有自己的苦恼与无奈。有人在武汉作过调查，在300名50岁以上从外地来武汉市投奔儿女的“老漂族”中，652%的老人认为子女对他们的重视不够，423%的老人对生活不满意，792%的老人感觉很孤独。此外，647%的老人“在家独处”打发闲余时间，遇到不顺心的事，497%的老人选择憋在心里不说。

父母们追随子女，照顾孙辈，本是一件你情我愿的事，但骨感的现实，最终令他们成了城市经济的牺牲品。很多“老漂族”苦恼不已，亲情看似离他们很近，但子女们忙于工作，“老漂”们和亲人住在一起，却感受不到亲人的温情。出了家门，又因为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寸步难行。古话说：养儿防老。但在现代都市中，情况却完全倒了过来。本该颐养天年的岁数，他们成了子女家庭中的保姆，孩子们在城市立足，他们却开始了新的漂泊。

“我也有爱的权利”

在大众语境里，“网恋”这个词似乎只属于时尚、潮流的年轻人，怎么也无法和白发苍苍的老年人联系在一起。但事实并非如此。

很多生活在大中城市的老年人也像年轻人一样，在网络上美化自己，和异性交往，燃烧久违的激情，想方设法让无奈、无聊、枯燥的情感生活变得精彩。

住在苏州某小区的江阿姨，是一位有十余年网龄的老“网虫”。她对我说：“别看我们年龄都大了，我们也用QQ、微信，在网上也像年轻人一样，可以对异性撒娇、扔臭鸡蛋、送鲜花。我们上网聊天没有很强的目的性，主要还是为了放松自己。我们不强求，有缘就牵手，没有缘分，就做普通朋友。要说和年轻人的网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我们不隐瞒自己的基本情况，所以，‘见光死的很少。”

她就是通过网络认识了现在的“老伴儿”的。“老伴儿”姓谭，比她大两岁，两人都单身。他们因网络相识，彼此兴趣相投，一来二去，便留了电话号码，把友情从网络延伸到了现实。

他们相约在公园里见面。有了之前网上的“深入了解”，虽是初次相见，但感觉不错。他们一起去郊外爬山，一起去广场跳舞，一起去公园听戏，渐渐地，都把对方视作精神上的依靠。不过，真正想要更进一步，他们还是有所顾忌。他们怕儿女反对，怕亲友白眼，怕旁人笑话。

江阿姨说：“我有位老同事，再婚后几乎和儿女断了来往，新老伴儿的孩子也很少上门看望。失去了儿女的关爱和祝福，她感到非常失落，新老伴儿也很苦恼，两人对这桩婚姻能挺多久，都没什么信心。随着各自年事渐高，如果有一方身体垮掉，日子就惨了！”

老同事的境况，让江阿姨忧心忡忡。其实，谭大哥和她有同样的担忧，迟疑了很久，终于对她坦露心迹：“妹子，咱俩心里都有对方，不在一起想得慌，在一起麻烦又太多，我这段时间心里总是乱乱的！”

既然谭大哥说开了，江阿姨也直言不讳：“我知道你担心什么，可咱们一把年纪了，活一天少一天，为自己过几天舒心日子也不是罪吧？”

谭大哥长叹一声：“难道除了婚姻之外，咱们就找不到在一起的方式了吗？”

两人相对无言。

几天后，谭大哥打来电话，情绪很激动：“我看了个新闻，说东北有个城市，几个老人住在一起互助养老，生活中相互帮助，精神上彼此安慰，花销上实行AA制，我们也可以试试呀！”

江阿姨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两人在一起相互扶持，少了后顾之忧，万一有了解不开的矛盾，分开就是了。就这样，两人住到了一起，过起了AA制的“夫妻”生活，彼此照应，相互关心。江阿姨说，她的幸福生活又回来了。

老人也有七情六欲，特别是另一半离开以后，其孤独、寂寞尤甚，加上儿女都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很少顾及老人的感受，他们的情感需求变得更加强烈。现代化的交流手段和交流平台为他们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极大便利，“网恋”在单身老年人中流行开来。他们真诚坦率，成功率极高，但又因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他们大多只选择同居，而不是结婚。

在上海采访时，专门从事老龄研究的上海市著名老年网站——“老小孩”网站的一位负责人对我说：“老年人就是老小孩儿，在网上也很单纯，会把自己的情况写得清清楚楚，有的还放上照片，他们的网络身份和现实身份基本一样。所以，老人网恋的成功率都比较高。但大多数网恋老人选择了同居——儿女们因担心继承权等现实问题，多半不赞成父母结婚。”

在北京朝阳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人对我说：“我们通过网络相识，见面后感觉也很好。考虑很久，我们觉得同居可能更好一点儿，不会牵扯房子、遗产、孩子和亲友的看法等问题。我们只是想有个伴儿，生病或者寂寞时有人陪伴。”

只是想有个伴儿。这，就是老人们的心声。

“沙发上的土豆”

正值紫荆花开的日子，我走进北京清华园。

园内花团锦簇，花香四溢。一串串紫荆，在暮春的阳光里，与清华大学紫色的校旗、校徽及建筑相得益彰。迎着和煦的春风，走在紫荆公寓前的林荫道上，突然想到杜甫咏紫荆的诗句：“风吹紫荆树，色与春庭暮”。

就在如此美丽的风景里，我发现一个老人独自在紫荆花下自拍。她把相机装在三脚架上，调整镜头，启动自动快门，再跑到紫荆花下，攀一花枝横在胸前，正对镜头张开笑脸。“咔嚓——”老人与花的合影在镜头里定格。老人取过相机看看，似乎并不满意，于是删掉重来，再次调整镜头，设定快门……循环往复好几次，最后，才在一声长叹里收起相机。

我上前向老人问好。老人起初很警惕，待我说明来意，又给她看了证件，她的表情才放松下来。

我们的谈话就从拍照开始。她说：“今天是星期天，女儿、女婿带着外孙去外面玩，只留下我这老太婆在家里，看电视看得无聊，就出来透透气。”

“女儿、女婿为什么不带您一起去玩？”我问。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玩不到一起。”老人说得轻描淡写，但我从她脸上微妙的表情变化里捕捉到了她的不满。

老人的老家在贵州遵义，上世纪70年代来到北京打拼，终于在北京的一所中学当上老师，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北京人。如今，已经退休。她是一位单亲母亲，37岁那年与前夫离婚，独自带着8岁的女儿生活。不说含辛茹苦，也历经了很多女人没有经历过的酸楚。为了弥补女儿缺失的父爱，她为女儿的成长付出了全部精力。

从小学到中学，女儿的成绩一直优秀，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曾在美国深造，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国从事研究工作。女婿是上海的学霸，年纪轻轻就被一所大学聘为教授。他们有一个四岁的儿子，上海的爷爷奶奶来北京照顾了两年，因婆媳关系处得不好，曾在上海当过厅级干部的爷爷一怒之下带奶奶回去了，还说再也不来北京受罪了。无奈之下，女儿、女婿向她求援，请她帮忙带孩子。为了女儿，为了外孙，她责无旁贷。

让她始料不及的是，在女儿家里的每一天都很难过，倒不是照顾小孩儿有多累，主要是女儿、女婿和她几乎没有交流。他们每天早出晚归，晚上回到家里，要么倒头就睡，要么摆弄电脑和手机，一天不和她说一句话，就让她一个人忙孩子忙家务，好像她是他们雇来的保姆，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她心里很不舒服，又不便说。每天忙完所有的活儿，她就将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默默地流泪。女儿、女婿也不进来看一眼，她憋屈得难受，想发作，但面对的又是自己的女儿，是自己最亲、最爱的人。让她特别难过的是，无论吃水果还是喝饮品，他们只顾自己，从来不问一声妈吃吗？就当她不存在一样。有时候她故意提高声音问吃得津津有味的外孙子：“好吃吗？”外孙简单地回答一句“好吃”便没有了下文。女儿、女婿也仿佛没听见，从不说一句“给姥姥吃”之类的。一家三口，日子过得很安逸，但他们就不想一想，是谁在这里为他们付出。

女儿、女婿经常不回家吃饭，也不提前打电话，剩饭剩菜就成了常有的事。每看到剩饭剩菜，女儿就怪她做多了，说剩饭剩菜吃了不好。可女儿也不想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剩饭剩菜。反正女儿、女婿是不吃剩饭的，外孙更不会，那些剩饭剩菜，理所当然就是她的。

在家里，女儿、女婿永远是对的，她即使再看不惯，也不能说，只能装聋作哑。在他们眼里，她就是一个没见识的老太太。有一次他们讨论国际局势，曾经是中学老师、自认为文化素养还可以的她忍不住插話，谁知，女儿马上打断了她：“你懂什么？”

她怎么也想不到女儿会用这种语气跟自己说话，眼泪不由自主地盈满眼眶，她咬紧牙关，强忍着才没有流出来。其实她想说，我懂什么？我懂将你养大，我懂为你付出！

到了假期，他们带上孩子出去度假，让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她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沙发上的土豆”，一天到晚从沙发这头儿躺到沙发那头儿。实在难受了，就下楼去小区里转转。小区虽然人多，可她一个都不认识。没办法，只好买来个照相机，等他们外出了，就玩自拍找点儿小乐子。

她反复强调说，真不知道女儿、女婿是怎么想的，是读书让他们读蠢了？还是独生子女都是这个德性？说到女儿、女婿的收入，她更来气。他们的收入都不错，还经常给非洲穷人捐钱。当然这是好事，证明他们有爱心。让她想不通的是，她几次提醒他们，舅舅、姨妈家在贵州农村，生活艰苦，你们给非洲穷人捐钱，是否也考虑资助一下这些亲人？女儿、女婿不但不给，反而说：“帮自己的亲戚不算慈善，没有意义……”

她边说边摇头：“我真不明白女儿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冷漠无情，不可理喻！”

为了女儿，她付出了她的全部。女儿高考，她在考场外面守候三天，一心祈祷女儿考试顺利。收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晚上，女儿搂着她泪流满面地说：“妈妈，这些年您太辛苦了，我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您……”那时她是多么开心，她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可是如今，女儿全然忘记了当年的承诺。说到这里，老人茫然地问我：“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空巢、独居之悲，那是儿女们不在身边;与儿女们同一屋檐下，竟然也如此孤独凄凉，我也想问问，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种豆得豆？

之前说的多是不被儿女理解的老人，坐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正相反。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网名——“种豆得豆”。

儿女孝敬父母天经地义，他是受这样的教育长大的，一直是个公认的孝子。他也有自己的孩子，想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和言传身教影响下一代，让他们明白该如何孝敬长辈，希望自己“种豆”能真正“得豆”。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他的孝心和孝行却引起了父亲的强烈反感，他由一个公认的孝子一夜反转，成了天下最没良心的不肖子孙——

父母养育了三个孩子，我是最懂事最听话的一个，一直认为敬老爱老理所应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自从把老父亲接到身边后，才几年的光景，在父亲的口中，我却成了最差劲儿的儿子。而我那两个除了逢年过节才去看看父亲的兄弟，反倒都成了好孩子。我真是不明白，我想让老人安享晚年有什么错？为什么落得如此结果？

父亲一向很严厉，典型的家长制作风，其实人很好，就是太好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那种。烟瘾非常大，不管什么时候看见他，手上都夹着根烟。母亲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勤劳善良，任劳任怨。那时农村吃大锅饭，每户每天出劳力种田，生产队按甲子劳力、乙子劳力、丙子劳力的等级记工分。壮劳力才记甲子劳力，也就是高工分，年底能多分粮食。父亲是老师，我家就母亲一个人下地劳动，体力活根本干不过男人。为了让一家人吃饱饭，母亲起早贪黑，比别人干的都多，即便如此，靠她一个人的劳动喂饱四张嘴，也是力不从心。农忙的时候，生产队开夜工，同时煮一大锅饭，凡是去抢农忙的，半夜收工时都会分到一碗饭。收工回家，母亲就把我们喊起来，让我们吃饭。尽管只是米饭加腌菜，却仿佛山珍海味，我们几个孩子吃起来狼吞虎咽……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们真是不懂事，那碗饭是母亲辛辛苦苦开夜班换来的，她还一口没吃呢……

如今每每想到这些，我就忍不住想哭。我大学毕业刚找到工作，有能力孝敬她了，没想到……母亲是肺癌过世的，还不到五十岁。亲友都为她惋惜，说她太辛苦太操劳了。其实我心里明白，这充其量只是部分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吸了父亲的二手烟。看他们床上被烟熏黄的蚊帐、被头，就可以知道母亲吸了父亲多少二手烟……

母亲过世后，只剩下父亲一人，很是孤单。为了排遣寂寞，他学会了打麻将。打打麻将无可厚非，可没想到父亲上了瘾，每逢周末或节假日，一日三场，风雨无阻。他那点儿钱几乎都输在了麻将桌上。

我最初在国企上班，一个月65块，帮衬一下父亲的生活还可以，但打麻将我真的供不起。后来我辞职创业，日子渐渐好起来，有了自己的房和车。父亲也退休了，我就把他从老家的镇上接到城里，和我住到一起。原本的目的是回报他的养育之恩，让他在我这里颐养天年……唉，我想的真是太天真了。没想到，仅仅几年时间，两代人不同的思想观念，不同的生活习惯，竟会闹到父子反目的地步。

我不抽烟，母亲得肺癌过世后，我更是对烟深恶痛绝。父亲住到我家里，熏得家里到处是烟味儿，我有老婆，还有女儿，我真怕她们重蹈母亲的覆辙。于是我跟父亲商量，尽可能不要在家抽烟，实在要抽，就到他房间的阳台上抽。他答应得好好的，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经常忘了我的叮嘱，叼着烟到处走，还特别喜欢躺在床上看电视，一边看电视，一边吸烟。

实在没办法，我只好过去把他的房间门关上。我的本意是，要抽就抽吧，隨便你怎么抽。但父亲却理解为我反感他了。意识到这一点，我再也不敢关房门了。

抽烟抽了几十年，这个习惯既然无法改变，也就由他去了。但没日没夜狂打麻将的坏习惯总可以改改吧？麻将室里乌烟瘴气的，他还天天泡在那儿，对身体肯定有害吧？我就经常劝父亲少打麻将，去公园逛逛，锻炼锻炼身体，麻将也不是不让他打，每周玩个两三回，也不算少了。可父亲不理解：“我打麻将又不花你的钱，你干吗总干涉我？”

如今小区里到处都是麻将室，每天给客人打电话招揽生意，如果客人不来，他们甚至上门来喊。父亲这人好面子，只要人家招呼，一概来者不拒。终于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对上门喊父亲打麻将的人说，如果你再来，我就打110举报你家赌博！

来人吓得赶紧溜了。我自鸣得意还没几分钟，父亲又去他家打麻将了。我真是气得要死，这等于是给了我一巴掌！

麻将事件后，我基本上就随便父亲了，他愿意干吗就干吗，不问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又迷上了买保健品。真佩服那些专骗老人钱的保健品公司的水平，他们租个大酒店，只要你去开会，就免费发礼品，让老人们觉得他们都是大善人，然后就给老人们洗脑，让老人们相信他们那些保健品所谓的功效。我提醒父亲不要上当，去开会也无妨，什么也别买就是。万没想到，他居然真的买了大几万元的保健品回家。

我真是想不通。父亲好歹也是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的老教师，怎么就这么轻易被洗脑了呢？我跟他说他上当了，他还不服气，反过来教育我，让我欲哭无泪……

继续说抽烟，他抽烟我可以不管，问题是父亲喜欢躺在床上一边抽烟一边看电视，经常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时不时我就能看见掉在床底下的烟头。我担心万一他睡着的时候烟灰掉在被子上发生危险，就去买了两个灭火器，客厅放一个，我的卧室放一个。

也许是杞人忧天，火灾并没有发生，但也遇见了几次险情。有一次父亲一边看电视一边用电水壶烧水，结果把烧水这茬儿忘了，我回家的时候，满屋都是水蒸气，像澡堂一样。我叮嘱父亲，电水壶烧干是非常危险的，以后烧水时最好别看电视。父亲大发雷霆，说不住我这儿了，他要回老家去，他老了，不能做事了，没有利用价值了……我老婆哭着跟他道歉，我也跟他解释半天，又让亲戚帮着劝，才把他留住。

一年后，老家拆迁，开发商给父亲补偿了新房子。父亲立刻回去装修，装修完直接就搬进去了。我劝他，至少等两三个月，让甲醛什么的挥发一下再去住。但父亲非常坚决，去了就没打算回来。

我知道，父亲肯定对我非常失望。从老家亲戚那里传来的消息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我是三个儿子中最不孝的一个。我的天啊，那哥儿俩除了过年过节才买点儿礼物来看他一下，他在我家里，我们两口子天天伺候着，什么活儿也不让他干，怎么我就最不孝了？难道我就应该让他天天像烟囱一样冒烟，让他没黑没白地打麻将，让他被人忽悠上当受骗不闻不问？

独自住回镇上的父亲生活质量明显下降，不仅孤单寂寞，生活无人料理，身体也每况愈下。这一切，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专程回去接他，可他死活不肯跟我回来，说就是死也要死在镇上。周围不了解情况的邻居，还真以为是我这个儿子忤逆……

韩老师，我知道我说的这些，和您的采访可能有点儿文不对题。您是来采访空巢老人现状的，我却跟您倒了一肚子当儿女的苦水……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儿女赡养老人天经地义，但有些老人的问题也要辩证去看，一味谴责儿女是不公平的。一句话，儿女必须尽孝，但老人也必须“会”老。

……

辛辛苦苦带大了儿子，还有儿子的儿子，谁来照顾他的晚年？

孝老敬老是双方的，父母养育儿女成人，儿女理所当然有反哺之义，而作为父母，也要理解儿女的不易，不能倚老卖老。自古以来我国传统文化倡导的“父慈子孝”，就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内容。

“种豆得豆”的话，代表了天下儿女们的心声。

第三章乡村的眼泪

我们还没有老去的时候，乡村已经老去……

——采访札记

怎一个“累”字了得

一个初夏的周末，我驱车来到边远偏僻的湖南西部麻阳、辰溪、泸溪三县交界地——麻阳县吕家坪乡首座田村。这里共有九座山，山下共有九丘田，九座山和九丘田均由高到低排列，最高的得名“首座田”。

在首座田村，我遇到了65岁的满元桂。他在村小里教了几年书，村民们都尊称他满老师，还选他当了村干部——村里的扶贫专干。平日里他总是背一个黄色挎包，包里放着扶贫手册和宣传资料，走到哪儿宣传到哪儿。

满老师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老很多，头发花白，脸上皱纹密布，门牙脱落，脊背佝偻。第一眼看见他时，我还以为他至少75岁了。

因为是扶贫专干，天天在村里各家各户串，他对村里的情况了如指掌，甚至连跑在路上的小狗，他都能说出它的主人。他告诉我，全村地域面积6平方公里，耕地74222亩，林地7480亩，林地面积是耕地的10倍，是典型的“山”村。村里有5个村民小组，301户，1325人，青壮年几乎全部外出打工，目前住在村里的不过400来人，以老人和孩子居多。全村60岁以上的老人有242人，其中90岁以上的3人，80到89岁的48人。这些老人几乎都是单独居住，儿女不在身边，有些老夫妻两个都健在的也大多不住在一起——夫妻俩至少有一个要住到镇上照顾孙辈读书。

满老师自己就是如此。他有两儿一女，女儿嫁到外地，孩子用不着他带，但两个儿子的孩子都是他们老两口带大的。如今他们带着的就是小儿子的孩子，小儿子夫妇在外面打工。

“就像是一只鸟，回窝生个蛋，蛋壳还没捂热就丢给我们，自己飞走了。”满老师说，“没办法，只好像当初照顾儿子一样，一把屎一把尿地带孙子。”

村子里没学校，孙辈到了上学的年龄，就得送到镇上去。来回几十里，农村跑客运的都是三轮车，不安全。老两口一合计，干脆在镇上租了一间屋，老伴儿住到镇上去伴读，把他一个人留在了乡下。这下可把他忙坏了，扶贫工作要干，自家的田要种，还要做饭、洗衣。每天天没亮就得起床，先把饭煮上，再去地里劳动一两个小时，回家吃过饭，背上包到村子里“上班”，一个人当三个人用。

有什么办法呢？儿子们不外出打工就没钱挣，外出了，孙子就得有人带，老伴儿陪读，自己就必须把家里的一切管起来，村子里的事更是耽搁不得，而且现在的扶贫工作抓得紧，三天两头开会布置任务……

辛苦还不算，最难熬的是寂寞。有时实在熬不住了，就倒一碗酒，用酒精麻醉自己。举杯浇愁愁更愁，一个人喝寡酒，越喝越没滋味，他就把自己想象成两个人，左手为甲，右手为乙，行起了酒令。

左手伸出，“甲”喊道：“哥儿俩好啊，六六顺啊。”

右手伸出，“乙”喊道：“五魁首啊，三星照啊。”

左手对右手说：“你输了。”

右手说：“好，我喝。”

……

就这样，没多会儿就把大半瓶米酒喝得精光，和衣倒在床上睡一夜。醒来后看到自己的狼狈样，不觉老泪纵横。辛苦几十年将儿女们养大，老了，本该享福了，没想到却过上了孤苦伶仃的日子。他最担心的是自己和老伴儿的身体，两人都有高血压、心脏病，两人在一起的时候还有个照应，不在一起，万一谁出点儿事，对方都不在身边……

为了了解更多情况，我请满老师带我去看看村里的其他老人。

伍芬玉70岁，丈夫于6年前去世，生有一儿三女。儿媳妇生下第一个孩子不到半年就去了广州，把一个还需要喂奶的嫩毛毛丢给了她，她重新当起了奶妈。孙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她又走上了一条循环往复的接送之路，每天清早将孩子送到学校门口，中午、下午又到学校门口去接，一天到晚，只见她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

這一个还没折腾完，三年前的夏天，儿媳妇大着个肚子回来了，又给她生下个孙子。刚满月，媳妇又要走。她试探着对媳妇说，能不能将孩子带到一岁再走？媳妇说不行啊，公司只给了产假，如果不按时回去，丢了工作不算，连过去交的社保也都会泡汤。她只得又接下这个嫩毛毛。从媳妇手里接过毛毛的瞬间，毛毛哭，她也忍不住流泪。

从此，她一边照顾大孙子，一边喂养小孙子。她说，她的生活只有一个字，累。由于累，身体每况愈下。过去没什么大毛病，现在有了高血压、心脏病，经常头晕得不行，担心自己说不定哪天就会倒下。

一年前，她患上了带状疱疹。疹子从胳肢窝扩散到前胸后背，那个痛啊，讲不出来的难受。打电话给儿子、媳妇，他们只会说“不舒服就去医院，不要心疼钱”，那意思好像她是为了省钱才不去治似的。其实，她只是希望听到几句来自儿女的关怀的话……

现在她唯一的愿望，就是两个孙子快些长大，好让她早日解脱。

离开伍芬玉家，满老师又带我去了一个更特殊的家庭——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妇，带了6个孙子孙女共同生活。这对老夫妇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生了三个，二儿子两个，三儿子一个，最大的15岁，最小的2岁。三个儿子都外出打工，将6个孩子全甩给了老人。老人既要干农活儿，又要带养6个孩子，心力交瘁。他们说，现在这情形，只能挨一日是一日，挨到哪天算哪天。

如此境况，何来老有所乐、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根据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的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结果，不满16周岁的农村留守少年儿童数量为902万人，其中，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监护的805万人，占893%。

农村留守老人，成了真正意义上苟活在中国田野上的“看娃大军”。

一口饭的尊严

5000斤稻谷，2000斤玉米，8000斤红薯，200斤黄豆，5头肥猪，10只土鸡，上万斤柴火……这些沉重得足以压垮身强体壮的年轻人的数字，就是一个年龄超过83岁、体重不足35公斤的瘦弱老人，用自己的双手在贫瘠的土地里刨出的一年的收成。

这位老人叫韋车首，家住湖南溆浦戈竹坪镇一个叫方竹山的小村庄。8月中旬，我慕名找到老人。老人正在地里收玉米棒子，火辣辣的太阳底下，他头戴一顶饱经日晒雨淋已经变得破损发黑的草帽，身穿一件被各种树汁草液浸染得分不出颜色的短衫，汗流浃背……

老人育有三子，大儿子在市里上班，二儿子在村里当干部，三儿子在外地打工。三子均成家立业，而且儿子的儿子也有了儿子。10年前，老人的妻子去世，儿子们商议，让老人不再做农活儿，给老人付养老钱。老人一口回绝，说自己身体还行，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从此，老人不但种自家的田，还将其他村民因进城务工而抛荒了的土地都种上，其面积比原来的多了一倍多。儿子们劝他不要这么辛苦，他说：“那么好的田地荒弃了太可惜。你们不用为我担心，我身体还行，没病没痛，做起事来不觉得吃亏。”

“吃亏”是当地方言，就是“累”的意思。我问他：“真的不吃亏吗？”

他没回答，只是用沾满了土的手抹一把脸上的汗，长叹一声。从这一抹一叹里，我分明感觉到：不吃亏，是假的。

老人说，最累人的不是田里的工夫，而是洗衣、做饭等家务活儿。他13岁起跟着父亲给别人做长工，学的是种地，这辈子唯一精通的也是种地，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一向笨手笨脚。老伴去世后，这些事他必须自己干，只好尽量从简。比如煮饭，他一天只煮一次，早晨多煮一些，中午和晚上就吃剩的。菜？干脆省了，白开水泡饭。

在这次采访中，一天只做一顿饭的老人我见过不少，但拿白开水当“菜”的，他还是第一个。

很快，老人收齐了一担玉米棒子，准备回家。我坚持帮老人挑，担子足有百多斤，十分压肩。我不知道如此瘦弱的老人平日里是怎么将这么沉的担子挑回家的。老人说，中途要歇很多次，但也得挑啊……

老人在前面带路，走路一拐一拐的。我问：“脚怎么了？”

“春上插田时，脚趾让田里的一块碎玻璃划了个口子。”

从插田到今天，至少得有3个月时间，当日插下的秧苗，如今都可以收割了，可老人的伤还没好。我停下来，查看他的伤口，已发炎化脓，脚趾连同整个脚面都肿得透亮。“怎么不上药？”

“上了。当时一弄伤，我就用桐油烧了。”

这是过去缺医少药的南方农村常用的一种处理伤口的方法。将桐油在火上加热，滴在伤口上，伤口顿时被烧焦，肉烧死了就不会再发炎。小时候，我爸妈就用这种办法为我处理过伤口，我每每痛得在地上打滚。

但他说：“本来油烧了之后，再休息几天，可能就好了。可那几天工夫忙，秧苗不插不行啊。水一泡，又发作了。后来也去村医那里打了针，吃了药，总不见好。我们农村人，没得那么娇贵，总有一天会好的。”

看着老人的伤脚，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子们知道吗？”

“没给他们说。大儿子在市里，小儿子在广州，只有二儿子在家。二儿子是村干部，今年扶贫工作队来了，他们的事特别多，每天都是我睡下了他才回来。”

这就是“报喜不报忧”的中国老人。

跟随老人回到家里，一进门，老人来不及洗把脸擦把汗，就直奔电视机，将电视打开，声音开得老大，整个垅里都能听到。

“就是想有个声音。”老人幽幽地说。

为了一口饭的尊严辛苦地活着

以前老伴儿在世时，他每天从地里回来，总有个说话的对象。可如今，一个人守着一栋房子，死气沉沉，除了自己走动的脚步声，半点儿声响都没有。他只有将电视的声音开到最大，让声音填满空寂的屋子。

随老人来到小粮仓前，我吃了一惊。这个时节，新谷还没有收割，正所谓青黄不接，可他的粮仓里，金黄的谷子还有大半仓。这一年，他种了10多亩稻田，30多亩旱地。稻田每年可收稻谷5000多斤，旱地可收玉米2000多斤、红薯8000多斤、黄豆200多斤。玉米喂猪，每年可养3至5头;红薯打粉，可出薯粉300多斤;另外喂了10多只土鸡。农闲时就上山砍柴，每年也有上万斤……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怎么也无法将这么多收成与一个身体羸弱的老人画上等号。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老人长叹一声，说起了村里的故事。

他们村有一对老人，男的88岁，女的87岁。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家里务农，小儿子在城里包工程，条件都不差。大儿子的孩子在城里做生意，发了财，买了房买了车，小儿子在城里也有房有车。老人对两个儿子说，你妈得了老年痴呆，已经做不起饭了，这一年多来，我做饭也做累了，不想再做了，想吃你们两兄弟的轮供。

所谓轮供，是这一带的传统，就是轮流跟着儿子吃，或一月一轮，或一季一轮，或半年一轮，儿子家吃什么老人就吃什么。结果小儿子说，大哥同意我就同意。老人又问大儿子，大儿子却说，我自己每天的饭都忙得进不了口，谁有时间给你做轮供？

大儿子倒也没说假话。他自己种了不少地，老婆又去城里给儿子带孩子去了，他一个人在家，确实忙不过来，每天都是很晚才吃上饭。但是，老人把孩子拉扯大，儿子再忙，照顾老人也是应该的呀，何况老人都这么大岁数了。老人失望地回了家，不久就病倒了，再也没有起来……

说完这个故事，韦车首老人问我：“人活到这分儿上，还值什么价？”

他说的“值价”，与我们常说的“尊严”意思差不多。韦车首老人如此这般奔命，为的就是不轻易向儿女开口，为的就是一口饭的尊严！

韦车首老人所在的这个村民小组共有112人，70岁以上的老人22人，80岁以上的老人6人。除一人年龄太大，行动不便，其余21人都自己种地，包括那几位80多岁的老人，概莫能外。我在走访他们时，他们总是说——

“我自己有，不向儿女要，拿起就是。”

“自己做，自己收，总比开口向儿女要强。”

“不是到了那一天，难得向儿女开口。”

……

一个村民小组就有如此多的老人为了一口饭的尊严辛苦地活着，全国广大农村有这种想法和这样生活的老人，又有多少？

令人啼笑皆非的“秤爹”

一位从乡下来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

他们乡里有一位老人，生了五个儿子。儿子们轮流把父亲接到家里住，经常因此发生争执，比如爹在某某家里养得不好，养病了，养瘦了，另一家就不肯接手。舅舅帮着调解来调解去，总调解不好，无奈想出一个和稀泥的办法——“秤爹”。每到交接时，把老人放在秤上称体重，如果体重增加了，证明养得好，下一家就接手，如果体重减轻了，证明养得不好，下一家就有权拒收。于是，就有了“秤爹”的荒唐事。

我来到“秤爹”故事的发生地——湖南省溆浦县黄毛园镇一个叫万寿的地方。一进村子，就有村民悄悄指点我：“老人现在住在三儿子家里，山边上那户人家就是。”

我问这位村民，“秤爹”的故事是不是真的。村民点头说是真的，不过他又说，“秤爹”是有些荒唐，但采取这个办法之后，老人生活安稳多了，兄弟之间的争执也少了。

我来到山边上的这户人家。堂屋门开着半边，老人独自坐在门边的长条凳上打盹儿，双手抄在怀里，头靠在半开的门板上，脸色看着还算红润。感觉到有人靠近，他缓缓睁开眼。我赶紧上前招呼，跟老人闲扯：“这是您儿子家吧？”

“三儿子家。”他答。

“他们人呢？”

“上山做事去了。”

“您老有几个孩子？”

“五个儿子，两个女儿。”

“您老好有福气啊！”

他没答话，脸上滚过一片阴云。

“你是跟着儿子们吃吗？”我继续问。

“每个儿子家吃一个月。”顿了顿，他长叹一声，“人老了，不中用，只有听他们的。”

“跟着儿子吃多省事啊。”

“事是省了，可心不省啊，唉……人老下贱。”

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总算聊到了“秤爹”上。他脸色黯然：“家丑啊……”

老人名叫唐启德，两口子一共生过10个孩子，最后长大成人的7个。家里人口多，负担重，生活十分困难，他和老婆节衣缩食，总算将孩子们养大成人结婚成家。他本来以为，儿女们都大了，自己也能过几天舒心日子了。可自从老伴儿过世，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柴捡不了，水提不动，饭做不起，只得跟着儿子们吃轮供，从大儿子开始，每个儿子一个月。

他知道人老了讨人嫌，平日里总是小心谨慎，儿子们做什么吃什么，给什么用什么，不给也不怪他们。就这样一轮又一轮，儿子们之间龃龉渐生。有的说某某家没有尽到责任，有的说某某家没招呼好，有的说某某家小孩儿欺侮老人，还有人说，老人在某某家连饭都吃不饱，送到我家时，瘦成了皮包骨头。被指责的人自然不服气，反驳说送到我家的时候比现在更瘦，在我家调理了一个月，还胖了些……几个兄弟你说我我说他，闹得乌烟瘴气。

老人在二儿子家生病了，尚未痊愈，就到了该与三儿子交接的时间。老二将病中的父亲背到老三屋里，老三不高兴了，说在你家病了，就应该等病治好了再送过来。老二气不打一处来，放下老人就走。老三追出去，两兄弟厮打在一起……

打架解决不了问题，兄弟们请来舅舅评理，人人都有一肚子苦水。舅舅说：“你们都希望别人不要把老爹养瘦了、养病了，这是好事。既然都是为了你们老爹好，我们今天就说定了，除了需要住院治疗的大病，平时有个小病小痛的，住在哪家，就由哪家负责，哪怕到了交接时间，病没治好，也不能往下一家送。不过呢，这次就算了，因为之前没有定规矩。老二老三各退一步，你们爹已经送来了，就不要再退回老二家，但得由老二负责买药治病。”

兄弟几个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马上就有人提出，“养病了”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养瘦了”怎么办？商量来商量去，终于商量出这么个“秤爹”的办法——交接的时候，两家人当场把老爹放到秤上称体重，体重增加了，就顺利交接，否则，每瘦一斤，由上家出100元营养费给下家，就以现在的体重为标准。

说干就干。秤马上找来了，是农村里常用的杆秤（农村里找不到台秤）。但杆秤有一个问题，用的是挂钩，必须将过秤的东西挂在挂钩上才能称。而爹不是东西，是人，怎么挂上去？大家到处找可以装爹的东西，有人找来了猪笼。舅舅认为不妥，说你们爹又不是猪。但一时又找不到其他东西，最后只得将就。

可老人不干了。辛苦一辈子将儿女们养大，到头来，竟然被这样对待。他死活不肯进猪笼，尽管已经老了，尽管已经不中用了，尽管在病中，可人都有尊严啊！舅舅低声劝说：“姐夫，我们都老了，身不由己啊。只要有人愿意给口饭吃，我们就认了，您将就一下吧……”

老人哆嗦着进了猪笼，干枯的眼里流下两行痛苦的泪水……

自此，每当老人在一个儿子家的日子住满了，转到下一家时，上一家必定将老人的衣服被褥、生活用品连同称老人的秤、装老人的猪笼一起带过来。渐渐地，老人麻木了，不再抱怨，随他们摆弄。唯一的好处是，自從“秤爹”之后，他的生活总算好了一些——每家都怕把爹养瘦了，都怕被指责，都怕出营养费。

可老人并不领情，说起这些，心里就难受。我不忍再触碰老人心里的伤痛，岔开话题：“您老今年高寿？”

“我是庚午年生人……”老人擦擦干枯的眼睛，伸出拇指和食指，比画出一个“八”字，“88岁了。”

一个88岁的老人，竟要用如此荒唐的“秤爹”来满足最起码的养老需求，这是怎样的闹剧？！也许这只是个案，但它折射出广大农村老人普遍存在的养老窘境。“秤”的是爹，丧失的是亲情和人伦，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传续。

养儿防老？

陕西汉中洋县桑溪沟的一位村民告诉我，他们那里有个叫“八公”的老人，82岁了，有5个儿子，3个女儿，却依然一个人生活。前不久生病住院，住了10来天，他强烈要求出院，回到家里，孤独地躺在床上等死。

在村民的带领下，我走进了“八公”的家。厨房里，“八公”的大儿子正在做饭，锅里是新鲜的豆腐，大儿子说老爹想吃豆腐，他刚刚去外面买来的。

“八公”侧躺在床上，脸色蜡黄，右眼眉骨及眼眶周围大片淤血。已经是夏天，他依然盖着一床厚厚的棉被，不时呻吟几声，十分痛苦的样子。我坐到床沿上：“您哪儿不舒服？”

“胸口痛，发烧，吃不下东西，吃什么吐什么……”他说话的时候表情显得有些痛苦，但神志很清醒，感觉还没到无法救治、只剩等死的那种程度。

“为什么不住院？”我问。

“住了，没什么效果。我这病是胆烂了，胆烂了怎么治？住院也是浪费钱。”他语气坚定，“人都要走到这条路上来的。我活了80多年了，谷都吃了几大仓，也该死了。老是不死，活在世上，浪费粮食。就是这痛止不住……”

我问正在做饭的大儿子，他父亲到底得的什么病，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大儿子说：“确实是胆烂了，胆汁没地方去，跑到了血管里。”他的语气和他父亲一样坚定，“这病肯定是治不好的。”

我向他要了医院的诊断证明，上面写着“急性胆囊炎并发黄疸”。这与所谓的“胆烂了”完全是两码事啊！这病怎么就不能治呢？老人得的完全不是“回家等死”的绝症，而且需要尽快手术，否則极易发生穿孔，怪不得老人那么痛苦。即便不治疗，至少也要止一下痛啊！这样下去，痛也痛死了！

为我带路的村民轻轻在我耳边说：“都认为反正已经老了，该死了，没必要花那个冤枉钱。”

我尽力劝说他们继续治疗，大儿子反而给我做工作：“活过100岁的究竟只是少数，82岁，算高寿了。人都要死的，不死就不正常了，死才是正理。”

他说话的声音很大，一点儿也不避讳病床上的老人，显然，他在说给我听的同时，也是为了让老人听到。面对一个“等死”的老人，这个老人还是他的父亲，他竟然如此直白、如此冷漠、如此无情地谈论父亲的死……我不想再跟他说什么，坐回床沿问“八公”，眼眶上的一大片淤血是怎么回事。

“摔的。”他说。

几天前的一个深夜，他起来小解。重病缠身的他，尽管小心谨慎，最终还是没能稳住，被门槛绊了一下，眼角撞在石头上。他心想，这回肯定是自己为自己送终了。衰弱地喊了几声“哎哟”，但没人听到，他只得躺在门槛下，眼一闭，等死。躺了个把小时，他感觉自己没死。既然没死，就还得躺床上去。他极力挣扎着爬起来，一只手撑地，一只手攀门槛，挣扎几下，歇一会儿，反反复复，不知挣扎了多久……

“晚上没有人陪您？”我问。

“他们哪有空啊……”停了许久，他又说，“人，就像鸟，长大了，就飞了，到哪儿去找他们？”

我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三四十年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病卧床时的情景。那时的医疗技术虽然没现在这么发达，但卧病在床的老人的幸福感比现在不知要强多少倍，一家老小都围在床前嘘寒问暖，哪怕再忙，床前也不会离人。可是现在……

老人的大儿子告诉我，他们兄弟姐妹8个，算是人丁兴旺。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事，几个兄弟中，只有他一个在乡镇企业上班，没有外出，其他人全家都打工去了，有的连联系方式都没有，至今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姐妹们都嫁在外乡，病的病，老的老，即便她们来看一下，最多陪个两天也就差不多了。

面对“八公”的现状，我想到了“养儿防老”的古训。养了如此众多的儿女，老了依然没有人陪伴，没有人送医。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如今，又有谁能做到？

有人会说，时代不同了。可我要问，孝敬父母也要分时代吗？

当然，儿女们也有委屈。生活压力大，他们不外出打工挣钱，不离乡背井去拼搏，就会贫穷，就会挨饿，就会被这个时代淘汰。是你追我赶的生活压力，让儿女们离散了;是一股又一股的打工潮，让乡村凋零了，让乡风遗失了。如此现状，中国乡村养老还能存续吗？

告别“八公”时，我还在劝说他上医院治疗。可他儿子坚持认为：“上医院也是烧钱。”

难道就这样任一个重病老人孤独地躺在病床上呻吟？难道就这样任疼痛一日日加重，任病情一日日恶化，任病人一日日痛苦不堪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天地良心！

在广大农村，像“八公”这样“生病靠拖”、“小病靠扛”、“大病靠捱”的老人，又有多少？

早些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共走访了118个村、1000多家农户，地域涉及25个省市的114个县。调查显示，52%的被调查者头痛感冒就自己买点儿药吃，近20%的人是自我治疗或硬挺着等病好。医生建议病人住院时，只有57%的被调查者会听从医生的建议，43%不愿住院的人中，绝大部分是老人。

子女为何不养老

走进这座宅院，依然能感觉到悲凉的气氛。

宅院是一座平房，共5间。大门紧锁，人去楼空，在周边几栋刚刚翻新的平房的衬托下，更显破败。院子里垃圾遍地，凌乱不堪，只有墙角几簇荒草在春天的阳光里渐渐返绿。

提起多年前的那桩旧事，村民们依然义愤填膺。

这里是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张辛庄村。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老人叫柴玉吉，当年80岁，共养育了5个儿子。据当时媒体报道，老人的孙子去看望老人时，才发现奶奶僵硬地躺在地上，已经去世多日。解剖发现，由于长时间空腹蠕动，老人的胃黏膜被磨得像纸一样薄。法医怒气冲冲地走出解剖室，痛斥道：“你们是做儿子的吗？你们的妈妈是被饿死的！”

事情的缘由得从一份协议说起。柴玉吉的老伴儿为防止自己死后孩子之间因财产起纷争，将5兄弟召集到一起，通过协商，签订了一份“分家协议”：5间房屋每人一间，房款由老五交付各兄弟后，房屋归老五所有，父母由兄弟轮流照顾。然而，老五一直没有把老宅过户到自己名下。

分家没几年，老伴儿去世，柴玉吉便跟着老五生活。老五不幸早逝，老三把母亲接到了家里，但柴玉吉坚持回老宅，和老五媳妇生活在一起。不久后，老人不慎摔倒，导致胯骨骨折。住院期间，几个儿子因医药费的分摊问题，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将老人转院三次，甚至因此闹上法庭。柴老太出院后，腿还是残疾了，加上患白内障，看不清东西，生活无法自理。四个儿子商定轮流赡养母亲，依长幼顺序每人三个月，交接地点就定在老宅。

柴老太的生活暂时有了着落，但家里的问题并未解决。老太太的存折该由谁保管？老宅是否应该重新分割？等等，都悬而未决。

老大、老二、老三轮流各照顾了三个月后，到了老三和老四交接的日子。这天，四兄弟又聚在了一起。老二和老四共同提出，老三应该把母亲的房产证交出来，还称“谁对老人付出得多，这房就该归谁”。老大、老三不乐意了，老大说：“这房子早就分完了，是属于老五的。”四兄弟不欢而散。

一年总算过去，四儿子完成了最后一个季度的赡养。按照事先的约定，应该由大儿子来接班。当天中午，老大、老二都来到母亲的老宅。老大一进门就说：“盖老宅时欠下的债都是我还的，房子应该归我。”

母亲不同意，大儿子不高兴了，转身就走。二儿子马上追出去，要求大哥接班。哥儿俩因此发生争执，最后动了手，老大被老二打倒在地。被打伤的老大住了院，不再接受赡养老人的事。经多方调解，暂时跳过大儿子，由老二接过赡养老人的“接力棒”。

一转眼三个月过去，老二的赡养期还有两天就结束，他打电话给村主任，请村主任通知老三来接班。到了交接那天上午，没见老三家来人，老二离开了母亲的住处，还把门锁上了。村委会一位干部称，村委会无法干涉家庭事务，并未通知老三前来交接，而老三认为老二打伤了老大，这次是替老大赡养，因此他还应该再赡养三个月，所以没去接班。就这样，老人被扔在了老宅，无人照顾。村里还有人听见老人在死前一个月声声凄厉的呼喊：“老伴儿啊，你走了，没人管我了……”

悲剧就此发生。20天后，老人的尸体被发现。堂屋的桌上摆放着老人和几个儿子、孙子的合照，老人躺在地上，面对儿孙们的照片，孤零零地离开了人世。

通州法院以遗弃罪分别判处老大、老二、老三有期徒刑2年6个月、3年、2年不等。兄弟三人不服，均提起上诉。北京市二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驳回三人的上诉。

一场惨剧本应至此收场，然而，刑满释放的三兄弟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更让人气愤的是，饿死的老人并没有入土为安，而是被送进了殡仪馆，几年来一直存放在冰柜里。老三说：“遗体要是火化了，就没有证据了。”

柴老太的遭遇，让我想起了曾经在各种媒体上看到的报道——

法制網2015年12月1日报道：八旬老人无人赡养，法律援助助其解忧。

网易新闻2017年8月17日报道：子女因赡养问题起纠纷，八旬老人无人照顾流落街头。

国际在线2018年4月18日报道：八旬老人育7子女却无人赡养，孙子替祖父母状告父亲。

《中国青年报》2018年10月17日报道：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豆叩镇先锋村80岁老人张顺安独死家中，5个子女因遗弃罪获刑。

……

河南省正阳县人民法院曾对“不养老”案件做过统计，该院2011年共受理民事案件798起，其中赡养纠纷123起，占民事案件的154%;2012年共受理民事案件1077起，其中赡养纠纷223起，占民事案件的207%;2013年共受理民事案件1121起，其中赡养纠纷316起，占民事案件的281%，呈逐年上升趋势。

办案人员对“不养老”的原因进行了归纳：出嫁的女儿不养老;没分到财产不养老;长幼不睦不养老;老人有错不养老;不照料晚辈不养老;素质低劣不养老……

如此众多的“不养老”，是老人的痛，更是时代的悲。

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在我深入山村走访调查的过程中，常听到一个血腥的词：自杀。

并非危言耸听，老人自杀，在一些农村并不鲜见。一个又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站在生命的末梢，面对扑面而来的孤独和无助毫无办法，于是，他们选择了自我了断。

湖南省新晃县林冲镇田坝村，一个边远偏僻的深山小村寨，与村外唯一的联系，是一条通过扶贫政策得来的新硬化的水泥村道。村寨很小，仅有的十几栋破旧不堪、死气沉沉的老木屋，分上中下三层不规则排列在山脚。

我走进离进村的公路最近的一户人家，满头白发的主人姚福仙很热情地迎我进屋坐。老人75岁，前些年还有两个孙子跟她一起住，现在孙子大了，去外面读书了，就剩下她和老头子。她说，年轻人都外出了，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她一个一个掰着手指头数，数来数去，留在村寨的老人有8个。“原来还有9个的，前几天才又去了一个……”

才去的这位老人姓杨，72岁，是喝农药去的。杨老太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老伴儿死得早，单身寡妇将儿女养大，都给他们成了家。如今，两个儿子带着媳妇孩子外出打工，女儿嫁到了外村。

“为什么要喝农药？”我不解地问。

“那肯定是过不下去了啊。”老人说，“喝农药的前一天，她将屋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用一个整晚将进村子的水泥路清扫了一遍，直扫到天亮。当时就有人说，她怕是得疯病了，整晚不睡觉，去扫马路。”

但同为留守老人的姚福仙理解她。她不会打牌，不会用手机，甚至连电视都不会看，说是电视上说的话一句都听不懂。白天下地里干干活，上山去捡捡柴，然后就是吃两顿饭，吃完饭就坐着发呆，发完呆就睡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杨老太曾对姚福仙说过，这日子过起来没多少意思了，纯粹是在等死。现在儿女们都抚养大了，任务也算完成了，可以死了。想不到，说过这话没多久，她真的喝农药了。

当地风俗，人不能死在床上，否则到了阴间也将永远背着一张床，不得超生。最好的送终地是火堂屋，亲友族人聚集起来吃饭、烤火，这样人气旺，可以保佑子孙后代。老人将屋前屋后、进村马路打扫干净，让人带信儿给女儿，要她回来一趟。估计女儿应该接到信儿了，她穿上自己为自己准备的寿衣，独自坐到火堂屋里喝下农药。女儿急匆匆赶来时，老人已经断气……

农村老人因孤独自杀的又何止一个杨老太？

湖北京山，69岁的林木文沐浴之后，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坐在堂屋中间，一边在火盆里为自己烧纸钱，一边喝下半瓶农药。村民们说：“他很久以前就在计划自杀了。他与儿媳妇失和，怕将来死了，孩子连纸钱都不给烧，现在这样死还‘体面些。”

河南许昌，一位80岁的老人在2016年春节前夕上吊自杀。知晓情况的村民说，老人有两个儿子，都在县城安了家，平时很少回来看老父亲。前段时间老人生病，在县城住院9天，两个儿子也只是露了个面，没人留在身边照顾。病好回家，眼看就要过年了，两个儿子一个都没有回来……

安徽霍山县上土市镇，一位78岁的老人在屋后的山上上吊自杀。他本有一儿一女，但他们长期在外打工，多年没有回家……

我不忍心再罗列下去。每个自我了断的生命背后，都有一段用泪水甚至血水写成的故事，饱含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冷峻和残酷。他们也许并不是软弱的人，有的曾被拖拉机碾压过，有的被一人抱的大树砸断腿，有的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下来留下残疾……可为了养育儿女，他们坚强地活了下来。活到七八十岁，儿女也都有了儿女，按理说，他们已“功德圆满”，等待他们的将是老有所养的幸福生活，然而，他们最终选择的却是人世间最无奈、最无助、最绝望的死——自杀。

多年从事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研究的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说，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2008年起，他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的主持人，历时6年多，先后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的40多个村庄进行调查。在某个村子，他询问村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对方的回答竟然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他在有些地方听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一位老人要自杀，怕死后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有一对老年夫妇同时喝农药自尽，老太太当场死亡，老爷子没死，但家属却不送医院，第二天给老太太办丧事，就让老爷子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爷子终于咽气，他们就着老太太的灵棚继续办丧事;有一位老人病危，在外打工的儿子请了7天假回家，两三天过去，父亲并没有要死的迹象，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請了7天假，是把办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

更让刘燕舞震惊的，是活着的人对老人自杀的淡然。一位69岁的老人因与儿媳发生口角喝农药自杀，可老人的死并没有在村里激起多少波澜，甚至老人曾当过村支书的儿子也没有责怪妻子，而是很坦然地说：“人总是要与活人过的，难道还与死人过日子不成？”

刘燕舞说：“中国的自杀率总体上是在下降的，但农村老人却越来越难以摆脱这条（自杀的）路，这或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

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自杀——理解与应对”的研究结果，我国每年自杀死亡人数约为287万人，总自杀率约为23/10万人，其中农村自杀率2710/10万人，是城市829/10万人的3倍多，其中老年人自杀率最高。

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农村老人选择自杀？刘燕舞分析，最主要的原因有三：首先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再就是孤独寂寞等情感问题。通俗地说，就是“饿死”、“病死”、“寂寞死”。

（未完待续。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分类：非常关注 作者：韩生学 期刊：《啄木鸟》201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