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母亲的记忆,已越来越浅,她离开我们整整二十五年了。
她是1993年初夏走的,终年四十一岁。父亲小母亲半岁,八年后的秋天也突然走了,留下我们兄弟三个。作为长子,我领着两个弟弟又活了这么些年,一晃就四十五岁了,倒也幸运。
母亲走时,小弟七岁不到,上小学一年级。据说母亲入土那天,小弟哭闹不停,父亲从树上摘下一个桃子才哄着他拿着坟幡替母亲引路。作为长子,我理应端着母亲的灵牌走在小弟后面,却身在福州一个小塑胶厂里一无所知。早年我小姑远嫁福建,高中毕业后我南下打工,那年端午我去她家过节,才看到关于母亲离世的信。
信是父亲口述托宋伯整理的,宋伯有些文化,村子里好些人都找他写过信。那年头,识字的中年人不多,识字的年轻人又都外出了。我上初中时,也曾帮不少人整理过家书,后来上高中,难得回一次家,就很少替乡亲们写信了。刚出门打工时,我喜欢给父亲写信。父亲识字不多,我又总是把信写得老长,他就去找宋伯念。宋伯视力不太好,念久了吃力,某些词句理解不透,往往回信时还会追问几句。我每次给父亲写信时,就会想象他站在宋伯身边听信的样子。他多半卷着裤腿,赤着脚,有时脚脖子上还沾着一条蚂蟥,满是老茧的指头夹着叶子烟,偶尔吸上一口,或笑笑,或眉头紧锁,或把头望向田野,这全取决于我信的内容。父亲听完信,必让宋伯再回我一封。他会在信里说起小春还欠多少肥料,交完公粮还剩下多少麦子,小弟会认哪些字了,盲弟(二弟九岁时因脑炎双目失明)半夜又摸了谁家两条黄瓜,母亲又换了哪几个医生欠下多少费用……当然,信的末尾总少不了这么一句:安心挣钱,请勿挂念。我捧着父亲口述的信,常常想,这句句行行都那么令人放心不下,又叫人怎能勿挂念?
我那时挂念得最多的,自然是母亲的身体。我无法想象父亲听完宋伯念的信,回到家里会怎样说给母亲听,更无法想象母亲听着我在外头的境况会是怎样的表情。慢慢地,当我得知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坏时,我在信中几乎就不再说她的病情了,说得更多的是南方的天氣、食物和风景,偶尔也会说说工作,说说那个非常漂亮的女工友怎么对我笑,怎么勤俭,家境如何宽裕,还说到有空带她去哪儿照一张相寄回家。工厂里漂亮的女孩儿确实不少,本地姑娘多,她们也常常对我笑常常去照相馆,却没有谁愿意送一张照片给我。后来父亲在信中就再也不提母亲要我成家了,母亲只想我不那么忙时回家看看。
直到母亲去世半年后我才回到家里。母亲的坟地在页岩土上,非常贫瘠,几株低矮的狗尾草瘦得不成样子,干巴巴地贴在坟头上。小弟看上去懂事些了,他每天上学都会从那儿经过,似乎也已确信母亲是真的离开我们了。父亲知道我会年前回家,但不能确定我哪天到家,仍在别处挖红苕。我跪在母亲坟前,撕着纸钱,回想那些听来的或者她亲口讲述的往事。
新中国成立第三年,母亲来到了人世,童年恰逢人民公社时期,吃大锅饭。母亲是独女,她六岁前我外公外婆就相继饿死了,是跟着婶娘长大的。她自幼营养不良,还患了很严重的脓疮,小腿以下白一块褐一块,连左脚趾都烂掉了一只,二十岁时身高仍不足一米五,样子也丑,后来就嫁给了我父亲。父亲也穷,还好有个做瓦烧窑的手艺。据母亲讲,她就是看上父亲的手艺才嫁过来的。她说媒婆不但夸父亲手艺好,心也细,收工后瓦衣洗得白白的。我十来岁时,假期跟着父亲学过瓦匠,但怎么洗也洗不白瓦衣,才知道天下的媒人都会说谎。母亲倒好,从不说媒人半点儿不好,说在娘家的苦不算苦,到段家生下三个儿子,挺好的。
母亲跟父亲一样,都是勤快人。我生于农历六月的一个下午,据母亲讲,那天上午她还在田里扯稗子挣工分,中午回家吃两碗南瓜后没怎么费力我就下地了。母亲生二弟时,我四岁,印象不深。只记得那是农历三月,我去生产队分胡豆,队长说我们家添人口了,娃娃不吃,月母得多吃点儿才有奶水。这事儿后来成了个笑话。队长是我远房伯父,按旧俗是不应该当着众人的面说这些的。乡亲也仅仅是笑笑而已,虽然家家户户都等着胡豆下锅,但并无异议。
二弟因病失明后,母亲的身体就越发虚弱了。刚考上初中那年,一天早上我起来煮饭,正扯着风箱,母亲从床上咳嗽着起来说,家里快添人口了,从明天起,锅里少放一把米,多放几个红苕。她一边说一边抚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灶膛对着母亲的脸,红亮亮的。母亲见我笑了笑,也跟着笑了笑,边笑边问我喜欢弟弟还是妹妹。我说妹妹。母亲说,好,生个妹妹,将来有糖吃,老了跟你爸生气了还有个伸脚走亲戚的地方。
到了十月,母亲又生了个儿子。母亲生小弟那天,刚好是周日,比我大四岁的表哥来我家种麦子,早饭后父亲便在地坝里朝我们吼,快生了,快生了,快去纸厂请张医生。
张医生有丰富的接生经验,赶到我们家时,小弟已下地。我因忙着替母亲找鸡蛋,到家时,张医生已帮母亲收拾妥当。出于好奇,我很想知道那包裹里是弟弟还是妹妹。张医生说,别看了别看了,你妈真有福气,三个儿子。但我还是揭开包裹看了看,发现小弟像个猪仔,长如筷子,不哭不闹,捧在手里轻飘飘的。这时父亲说话了,他说小弟是个闷生,下地后不哭,便从屋角揭下两片瓦摔碎了,小弟仍不哭,后来拍了小弟两巴掌才哇的一声哭出来。张医生说可能是母亲怀小弟时太劳碌,在哪儿损着了小弟,气不顺,父亲那两巴掌拍得及时。
小弟是超生子,父亲担心要交巨额罚款,待母亲满月后就去了福建姑姑家,希望能下点儿苦力多挣点儿钱。父亲走后,我的家务活就更多了,每天放学回家,我都得洗尿布,弄猪食,干农活。母亲身子本来就差,生下小弟后补养不足,面容越发苍白。家里养着几只母鸡,但母亲不让我煮鸡蛋,煮了也不吃,要我攒起来卖了供家庭开支。宋伯的女人见母亲实在熬不下去了,便给我出主意,说有个老中医告诉她,蛋壳煮了或者化成灰兑水吃也有营养。我便信了,挨家挨户说,蛋壳别扔了,帮我妈留着。那年头一般人家也不经常吃鸡蛋的,所以能得到蛋壳的机会并不多。母亲吃过两次,或许碍于面子,就再也不让我去村里找蛋壳了。
开春后天气暖和了,母亲偶尔会抱着小弟到田间地头转转,看看胡豆开花没有,红苕发芽没有,小麦抽穗没有。母亲实在等不及了,也不再心疼邮票,催我给父亲写信,说说家里的境况。去福建后父亲一直没给家里写信,也不曾回过信。到了农历四月,父亲回来了,说是在山上砍柴卖挣了几百块钱,还带回两包旧衣服。其中有一件是姑姑的旧西装,军绿色,两颗扣子的那种,我觉得特洋气。姑姑的意思是给母亲穿的,但母亲实在是太瘦,不合身,便给了我。我记得,那件女式西装我一直穿到高中畢业。
父亲回家后,小弟勉强可以在地上爬了。母亲特别害怕夏天,天一热脓疮病就会犯。那些日子,我发现母亲的小腿上总是涂上紫色的药水。一到夜里她就躺在凉椅上,无力地摇着蒲扇,任由小弟爬来爬去。小弟爬饿了就伏在母亲扁平的胸前,吮吸着她干瘪的乳头。父亲坐在桃树下,静静地望着满天星星,无声无语。在乡下,初夏的夜晚原本是迷人的,但这么些年来,那样的夜晚却成了我乡愁的根源。
是的,母亲离开我们整整二十五年了,父亲也离开我们快十七年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说来就来了,偏偏又在初夏。我和弟弟们已离开故乡多年,那桃树和老屋,都不在了。若干年后,我们相继把家安在了城里,却不曾在某一个初夏的夜晚,回到乡下看看那月光、星星和父母的坟地。年复一年,他们静静地躺在乡下,任岁月远逝,花草枯荣。
是的,母亲真的不在了,关于她的记忆已越来越浅,越来越模糊,如果不写一写说一说,或许某天就记不起来了。我们也有老的一天,也有离开的一天,若干年后,如果还有人能在某一天突然想起我们,不仅仅是节日或生日,这短短的几十年倒也有点儿意思。生活越来越丰富,丰富得连怀念都这么无力,日子越来越快,快得连怀念都这么匆匆。在母亲的记忆里是没有母亲节的,她活着,不曾在这一天接受我们的祝福,但愿她走后能感受到这无力而匆匆的怀念。
每年母亲节,我都想写几句。两个多小时就这么过去了,若非女儿从老家打来电话,我已全然忘记过了午饭时间。女儿是跟着岳母长大的,在这样的日子,尽管是周日,她的母亲却仍在车间里忙活儿。她想跟她母亲说两句,却有些小失望。她已经高过她母亲了,如果奶奶还在,她们应该都挺开心的。
敲完最后一个字,得煮一碗面,多放几个鸡蛋,我相信母亲和父亲都坐在沙发上了,等着我生火、煮面。他们仍是原来的样子,这大热天的,到了深圳也不换身薄点儿的新衣服。我记得每年春节回家都烧过纸钱给他们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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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散文随笔 作者:段作文 期刊:《啄木鸟》2019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