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警察节特别策划〗人民的保护神

缘起：110与一座城

从1月到12月，每个月份都有节日，全年各种各样的国内和国际节日近百个，各种地方性的节日更多。其中那些法定节日，各种台历和挂历上通常都有标注，和周六周日一样，字体是红色的。

从2021年开始，中国又多了一个节日：1月10日“中国人民警察节”。为什么选择“110”这个日子作为警察的節日？因为普通老百姓不一定分得清楚公安机关的各个警种，在他们的认知中，“110”就是警察，警察就是“110”。

中国人谁不知道110？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恐怕没有任何一个电话号码比“110”更为人们所熟知。你也许没打过110，但仔细想一想，是不是在某些时候曾经冒出过打110的念头？你也许没打过110，但无论你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大都应该见过鸣着警笛、亮着警灯的110警车和身穿制服出警的民警。

110是我国公安报警服务电话号码。目前，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市、县公安部门都建立了110报警服务台，为当地人民群众提供及时有效的警务服务。我国大陆地区的110电话除负责受理刑事、治安案件外，还接受群众突遇的、个人无力解决的紧急危难求助。

110是中国大地上一道“永不消逝的电波”，这个特殊的电话号码已深入人心，成为当今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它不仅是个报警求助电话，更是老百姓心中的一道安全防线和一种心理依靠。你不需要它的时候，可以忽略它的存在;但你需要它的时候，它会为你提供帮助。哪怕深更半夜拨打这个电话，都不会没有人接。接电话的不是机器人，是和你一样有家庭、有情感的普通人。即使所有人都睡了，110也醒着。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一年365天，它每时每刻都在，我们每个人都在享受着它提供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服务。

那么，你知道110是怎么来的吗？

据相关资料记载，这个电话号码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当时是“匪警”电话，专门接受刑事案件报警，只是功能单一、作用简单，以至于很少有人使用。改革开放后，国内社会治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提高公安机关接处警的快速反应能力，便于解决群众求助和投诉，同时更好地打击偷盗、抢劫等犯罪行为，亟需打造一个集报警、指挥、处警于一体的公安报警台。

1986年1月10日，我国第一个“110报警台”在广州市公安局正式开通。广州市公安局“110报警台”是将内部的无线对讲机、总机等设备统一归入指挥室，受理群众对于刑事、治安等案件的电话报警。但由于财力不足、观念落后和服务范围较窄等原因，这个电话并未在全国推广起来。1987年6月，公安部下发了《关于大中城市公安局普遍建立110报警服务台的通知》，要求各大中城市公安局在两年内普遍建立110报警服务台。从此，110报警电话正式成为110报警服务台。但那时普通老百姓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号码，加之手机还没开始普及，固定电话也很少，打电话报警的寥寥无几。

说到现在的110，必须要说到一座城。这座城就是福建南部的漳州。全国的110报警服务台就是从这个城市推广开来的。

漳州，是福建省的一个地级市，位于福建省东南部，在厦门以西偏北，两个城市的市中心大约相距45公里;南与广东交界，东与台湾隔海相望，与厦门、泉州并称为“闽南金三角”，是著名侨乡和台湾同胞祖居地，台湾同胞中有三分之一的家庭祖籍在漳州。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及台湾当今一些政治人物的祖籍都是漳州。

漳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公元686年，女皇武则天敕建漳州郡。从公元786年开始，漳州古城就一直是州、郡、路、府的治所，直到民国，历经1100多年，“千年府衙不易其址”。宋代王安石在一首长诗《送李宣叔倅漳州》里专门写到过漳州。宋代理学家朱熹于1190年在漳州担任过三百多天的知府，府衙也因此有了“紫阳古署”的美名。

漳州古城地处商贸繁华的城市中心区，是全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城内历史人文气息浓厚，文物古迹众多，现有文庙大成殿、明代石牌坊、林氏宗祠等三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十四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完整地保存了骑楼式店面、中西合璧式建筑、闽南风格民居等三大类古民居建筑。除了古民居和古迹文物，保留下来的还有各种风味独特的美食，如肉粽子、面煎稞、卤面、沙茶面等。“唐宋古城、明清街区、民国风貌、闽南韵味、侨台同辉”是漳州古城的五大鲜明特色。

现在的漳州是著名的“鱼米花果之乡”，素有“海滨邹鲁”的美誉，山川秀美，人文荟萃，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境内的主要景点有东山岛、南靖土楼、云洞岩、南山寺等，有“田园都市、生态之城、闽南水乡”的美称。福建省仅次于闽江的第二大河九龙江，自西向东流经漳州市区南部，在厦门港对岸注入台湾海峡。漳州人的闽南方言，外地人很难听懂，好在很多漳州人都会说普通话。

在漳州民间，广为流传这么一句话：“漳州有两宝，片仔癀和110。”“癀”读音“黄”，在福建漳州方言中指一切炎症。“片仔癀”是漳州的特产，是一种蜚声中外的名贵中成药，主要功效是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它原是明朝太医的秘方，与云南白药作为我国中药的两大独家品种，其处方和工艺均属国家“绝密”。2011年，“片仔癀制作技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漳州老百姓把110和片仔癀当成当地的“两宝”，可见110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

当地老百姓赞扬110的话很多，比如“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漳州110”、“工作最苦，坏人最怕，百姓最爱，形象最好”。如果罗列这些赞誉，恐怕一万字也打不住。

“漳州110”确实很了不起。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的110，只是一根电话线，这根电话线的终点是设在各地公安局指挥中心的报警服务台，那里有几位民警接电话。接到报警后，他们会把警情分流到报警人所在辖区的派出所，由派出所出警、处警。与全国各地的110指挥中心主要承担接警和分配警情的任务不同，“漳州110”从诞生起就是个硬邦邦的战斗实体。在漳州，出警、处警的不是各个派出所民警，而是一支由平均年龄26岁的240名民警和辅警组成的专门队伍。

这支队伍就是“漳州110”，其全称是“漳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直属大队”。

早在30年前的1990年，他们在全国率先建立110报警服务台，在全国率先实行“打击犯罪、维护治安与服务群众并重”的警务模式，不折不扣地践行“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的承诺。1996年9月18日，時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为“漳州110”题词“人民的保护神”;1996年8月27日，公安部在漳州召开“全国城市110报警服务台建设工作漳州现场会”;1997年11月26日，国务院授予“漳州110”“人民的110”荣誉称号;“国字号”的荣誉还有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公安优秀基层单位”，等等。

这些荣誉，对不了解公安工作的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概念。而了解公安工作的人都知道，每一个看似普通的荣誉，都是用巨量的汗水、鲜血甚至生命浇铸的，都是用无数人的无数次通宵不眠、精疲力竭、“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换来的。

2019年1月6日，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赵克志到“漳州110”调研时，对“漳州110”的先进事迹给予充分肯定，要求全国学习、宣传、总结、推广新时代“漳州110”的做法和经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永做人民的保护神”。

“漳州110”是上世纪90年代涌现出来的全国公安战线的先进典型。经过30年的洗礼，这面旗帜丝毫没有褪色，相反却日渐鲜艳。那么，其中的奥秘是什么？他们的做法对全国公安机关的警务机制改革与创新又有哪些借鉴意义？带着诸多疑问，2020年深秋，笔者从北方来到漳州，深入到机关、警营、社区、乡村进行了采访。

第一章“漳州110”的诞生

郭韶翔其人

漳州有个碧湖，在城市东部、九龙江北岸。漳州新城市中心的地标性城建项目、漳州最大的城市生态公园——碧湖生态园面积3000多亩，在一湾湖水的环抱中，有个占地180亩的安静院落，几栋楼房散落其间，最高的不过四层，院子里面绿草如茵，花木扶疏，环境清幽。

这里就是漳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其中的一大队是直属大队，也就是“漳州110”。因“漳州110”人数最多，这里也被称为“漳州110基地”。

民警在“漳州110”事迹展览馆的浮雕前宣读入党誓词

其中的“漳州110事迹展览馆”，位于基地大院的东南角，在一片绿树的掩映下，显得庄严凝重。展览馆外观设计新颖，用方形石砖铺设而成的小广场宽敞平坦，白色的门廊气势雄伟，镶嵌在门廊上方的国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金色的“漳州110事迹展览馆”字样耀眼夺目。

走进展览馆，首先看到墙上烫金的大字“人民的110”。仰头往上看，可以看到拱形建筑的墙壁上一组青铜雕像，题材内容有：民警头戴钢盔，紧握钢枪，目光如炬，搜寻犯罪嫌疑人;民警雨中抱着迷路的小孩儿回家;民警护送坐轮椅的老人过马路;民警制止街头打斗……还有成群飞起的和平鸽等。再仰头，能看到屋顶正中庄严的国徽，令人心生敬畏。

展览馆分为“创业与成长”、“传承与发展”、“关怀与荣耀”、“弘扬与飞跃”四大部分，图文并茂，再加一些实物和场景模拟，生动形象地展示着“漳州110”30年来磨练成长的历程、拼搏奋进的足迹。

说到“漳州110”的历史，必须要说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郭韶翔，是“漳州110”的创建人。对“漳州110”的年轻民警来说，郭韶翔是个“神一样的存在”，很富有传奇色彩;对郭韶翔的老部下和一些老民警来说，他每时每刻都在身边，用犀利、睿智的目光打量着自己。

要了解郭韶翔创建“漳州110”的背景，必须先了解他这个人。郭韶翔出生于1955年农历三月，是“漳州110”的第一任大队长。后来曾担任漳州市公安副局长，中共龙岩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等职务。2015年9月退休后，在中国刑警学院当过三年客座教授，现居住在福州。郭韶翔从警32年，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3次，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并当选中共十五大、十七大代表。

漳州市公安局的老同事、老部下都习惯称郭韶翔“郭厅”或“老队长”，也有一些老同志私下里说起他时亲切地称他“老郭”。

郭韶翔中等身材，背微驼，一头黑发，留着偏分头，面容瘦削苍白，说话时声音很洪亮，语速也很快，一口闽南味的普通话。思维缜密，逻辑性强，记忆力也很好，几十年前的事情，时间、地点和一些人名张口就来。说得兴奋的时候，还会辅以幅度较大的手势。他的眼睛很“厉害”，目光像鹰隼一样犀利。如果是初相识的人，他会盯着你从头到脚使劲打量，羞涩和内向的人会被他打量得不好意思;如果是他的下属，面对这样的目光，说不诚实的话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郭韶翔虽然官至“副厅”，却没有一点儿官架子，聊起天来很随和，像个每天都一起下棋的隔壁邻居。他说：“什么副厅长不副厅长，我就是个退休的小老头儿。”如果说到好玩的事情，他会哈哈大笑，像个“老小孩儿”。在福州大街上偶然遇到龙岩口音的人，他会问人家是哪个县的。人家说了哪个县的，他又问人家是哪个乡镇的。人家打量着眼前这个有些瘦弱、干巴的小老头儿，似乎没有交流的愿望。这时他就大声说：“我当过你们那儿的公安局长！”聊起来之后，他又会关切地询问人家的家庭收入情况和在福州打工的情况。

郭韶翔这样自我评价：“我是1971年入伍的，工作了45年，青春年华无怨无悔地献给了自己热爱的事业。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对公安事业的执着追求，应该是我整个生命的组成部分。我的身体里流淌着这三股热血。但我总感觉自己的个性太突出，自己有很多不足，我的不足就是性格太耿直、太刚烈，容易得罪人。”在工作方面，他对自己的评价是：点子多，思路广，意识超前，管理到位。

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王小洪在担任漳州市公安局局长期间，郭韶翔给他当过四年的副手，两人在工作中建立了真挚的友情。郭韶翔分工的工作，王小洪都放手让他去做。谈到王小洪对自己的评价，郭韶翔说：“那时候每一年局领导都有一个测评，他跟我讲，你的优秀票最多，反对你的也最多，这符合你的个性特点。你太耿直，原则性太强。你优点非常突出，缺点也很突出，就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有时候不太讲究工作方法。”

原福建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鲍绍坤曾用三个词来评价郭韶翔：真情、激情、韧劲。真情，是指把人民群众的困难、呼声、利益放在心里，举过头顶;激情，是指对工作全心投入，敢于创新，敢于突破，“见一必争，逢冠必夺”;韧劲，是指无论遇到何种困难，都会坚强面对，坚决克服。

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原漳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黄华安在谈到郭韶翔和110的关系时动情地说：“110对他来说不仅是情怀，而且是生命。”他用三个词评价郭韶翔：忠诚、干净、担当。

曾长期在漳州市公安局从事宣传工作，现任漳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郑任宽，和郭韶翔是30多年的老相识了，写过很多关于郭韶翔的报道。在郑任宽心目中，郭韶翔是个“真汉子”，有血有肉，侠骨柔情，有英雄情结。他爱兵，爱战友。一门心思要把工作干好，没有私心杂念，不患得患失。某些工作只要认为大体上是对的，就坚决做下去，除了组织原则，天不怕地不怕。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但下属们都不恨他。这个人不走寻常路，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甚至有些极端。文化程度不高，但悟性很强，洞察事物很犀利。

“漳州110”唯一的女中队长王微曾听过郭韶翔讲课，也曾到福州他的家中拜望。在谈到对郭韶翔的印象时，王微说：“郭厅这个人很有能量感，小小的身体蕴藏着大大的能量，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高大的形象。”

一个人一生中的某些重要选择和行为，除了取决于个性和能力，往往还与他的早年经历有某种深刻的渊源，能从中找到某种合理性和必然性。

郭韶翔说，他的个性主要是受父辈的影响。他出生于漳州市一个干部家庭。父亲是山西陵川人，1945年参军，1949年南下福建，担任过诏安县委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华安县委副书记，龙溪地区（现漳州市）工会主席等领导职务。从郭韶翔懂事起，父母就教育他爱党爱国爱人民。他清楚地记得小时候过年领压岁钱时的情景，他和弟弟都跪在毛主席像前，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父母给他们每人三块钱。从他懂事起一直到他参加工作，父亲反复多次对他说一句话：“没有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没有毛主席我依然是个穷孩子。”

郭韶翔幼年的时候，家庭条件比较好，一直无忧无虑。上小学的时候，每门课考试都是100分，从来没考过99分，一次都没有。他就读过的漳州实验小学，现在还能查到他当年的成绩单。他二年级就当少先队副大队长，三年级就当大队长。那时候他很文弱。父母带他看戏，看到舞台上的人舞刀弄枪，他在台下都吓得发抖。“那些老师都说我像个姑娘似的，都以为我应该成为一个工程师，文绉绉的那种人，后来都没想到我会成为这样一个人。”

是“文化大革命”改变了郭韶翔。

1967年，郭韶翔正上小学四年级，父母被关起来了。他和弟弟不得不辍学，流落街头，靠捡破烂为生。现在说起当年橘子皮、龙眼和碎布头那些破烂儿，干的、湿的多少钱一斤，他都记得分毫不差。那年11月的一天，他在漳州中山公园附近一个水果店旁边，看见一男一女两个解放军，都穿着蓝色军裤，应该是空军。两人买了大概五六斤橘子，用红色的尼龙网兜装着，边走边慢慢地剥着吃，橘子皮就扔在路边地上。那时候橘子皮晒干之后，一斤可以卖四毛錢。郭韶翔一直跟着捡橘子皮，跟到新华西路和新华东路的交叉口时，那个女解放军回头看了他一眼，跟那个男解放军悄悄说了一句什么，然后把一网兜橘子从男解放军手中提过来，都给了郭韶翔。这个12岁的少年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连“谢谢”都忘了说，抬头望望两个解放军的背影，低头看看手中的网兜，站在路边愣了很久。50多年来，郭韶翔眼前一直浮现着那两个解放军的背影，而且记了一辈子。

郭韶翔说，在他幼年的时候，除了父母对他的教育，就是这两个解放军了。那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孤苦无依，出门就遭一些人的白眼，吃上热汤热饭都是奢望，更别说一兜新鲜的橘子了。这个时候得到的那种巨大的温暖，对他的一生来说影响都太大太大了。

这件事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做人一定要善良，人都有困难的时候，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和弟弟一起看父亲游街，是郭韶翔终生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父母被关起来以后，他和弟弟就很少看到他们，所以父亲每次被拉着游街的时候，他和弟弟都跑过去看。有一次，他被围观的人群挤到了宣传车的轮子底下。当时的场面乱糟糟的，没有人对他施救，大家可能以为他被车轮子碾死了。所幸，车轮子并没有碾到他的身体，车开过去之后，他又晃晃悠悠从地上慢慢爬起来了。这时，他一眼看见父亲被人揪着头发拽了起来，他又一下子昏倒在地。游行的队伍远去了，只有年幼的弟弟蹲在他身旁，摇晃着他的身体，一直哭一直哭。两个多小时后，他才苏醒过来。看着哭成泪人的弟弟，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弟弟不能没有他，他要保护弟弟，他必须坚强起来。从此，这个像姑娘一样文弱的少年忽然坚强起来。同龄的孩子不敢面对的一些艰难困苦，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在郭韶翔人生的“白纸”上，早早地就涂抹上了爱党爱国爱民、善良、坚强的底色，而且历久弥新。

老治保主任的愤怒

郭韶翔在成为警察之前，有过11年的军旅生涯。1971年，16岁的他参了军。他虽然年龄小，却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什么都不甘落后。他是所在某部的全军攀登第一、万米泅渡第一、特等射手、侦察参谋。他说，军旅生涯让他养成了一种服从意识和纪律意识。

1982年1月，27岁的郭韶翔经组织安排，从部队转业到龙溪地区公安处刑侦科工作，成了一名警察。顺便说一句，龙溪地区是1985年5月經国务院批准撤销建制的，漳州市升为地级市，原县级漳州市改为芗城区，也是漳州市唯一的市辖区。在地区公安处刑侦科，郭韶翔和在部队时一样，什么都不甘落后，虽然身体瘦巴巴的，却敢想敢干，对自己有一股子狠劲。每次遇到急难险重的任务，冲在第一个的肯定是他。至于通宵熬夜加班，对他来说像家常便饭一样稀松。一个月下乡二十五六天，别人都受不了，他却没有一句怨言。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都能做到。

干刑警六年，郭韶翔的工作作风和工作业绩让领导和同事们都刮目相看。在1983年的“严打”斗争中，他荣立漳州市公安局有史以来第一个三等功。那次，在捉拿一名逃犯时，逃犯从一座楼的三楼跳下去了，他也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一直穷追不舍，直到把逃犯抓住。只有无路可逃的亡命之徒才敢从那么高的地方往下跳，没想到郭韶翔比亡命之徒更玩命。因此，在这次抓捕行动中，他赢得了“郭英雄”的美誉。在1985年的“严打”斗争中，他被福建省委授予“福建省政法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3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业绩，在众多同事中是独一无二的。

当时，郭韶翔的顶头上司、刑侦科科长很爱才，很器重他。这让他工作起来很愉快。可是，女儿出生后，妻子姚宪贞本来就有心脏病，因照看女儿太劳累，心脏病又复发了。郭韶翔思来想去，请求组织把他调到芗城分局工作。

那时的芗城分局办公地点在延安北路5号，在漳州的标志性建筑文昌门旁边，是一栋不起眼的八层楼。现在，那里是东铺头派出所。当时的芗城分局局长是张国和，也是一个很爱才的人。他得知了郭韶翔的意向后，马上表示欢迎，等他调来后，安排他在分局治安巡逻中队工作。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浪潮涌动在中国大地，社会经济活动竞相迸发，人们的道德观念、人生信念、价值取向发生了巨大裂变。随之各种犯罪也朝着突发、迅速和智能的方向发展，社会治安形势骤然严峻和复杂。于是，建设新警种、适应新形势，成为公安机关急需解决的课题。1986年10月10日，漳州市委、市政府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新的治安现状以及流动人口的增加带来的街头犯罪高发态势，决定在芗城公安分局成立治安巡逻中队，担负起漳州城区的治安巡逻、防控防范、打击路面犯罪的职责。

建立这支巡逻队伍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然而，由于民警自身素质和制度不规范等问题，导致这一新生队伍在运行中偏离了工作航向：治安巡逻中队逐渐从打击流氓犯罪和流窜犯罪的职能，盲目地向其他职能延伸，从走私香烟、家用电器到街头贩卖国库券、花生油等，都成了其打击的目标。部分民警因经不住物欲的诱惑而马失前蹄，以至于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抓赌分赌款，抓假烟分假烟，除了抓嫖没分之外什么都分。”治安巡逻中队在老百姓中口碑很不好。他们上街巡逻时，老百姓有的远远地躲开，有的用冷冷的眼神望着他们走过去，有的指指点点，从背后传来嘻嘻哈哈的笑声。

1987年3月，郭韶翔被任命为副中队长。那时候，芗城区作为漳州唯一的市辖区，各类案件比较多。因郭韶翔干过六年刑警，精通刑侦业务，他名义上是巡逻中队的副中队长，却在刑警队帮助工作，曾连续担任九个专案组的组长。1990年5月，因治安巡逻中队用抓赌收缴的赃款来弥补办案经费不足，被漳州市纪委发现并立案查处，中队长和指导员都被处理。漳州市公安局作出决定，撤销中队的编制，同时要求一直在刑警队帮助工作的郭韶翔回中队主持工作。治安巡逻中队的处境变得微妙起来。

这时的巡逻中队，毫不夸张地说是个“烂摊子”。包括郭韶翔在内，整个中队只有七名民警、三支枪、一辆破旧的三轮摩托车。七个民警当中，年龄最大的54岁，最小的34岁。一个个挺着啤酒肚，有的腰围超过了裤腿的长度，跑起步来身上的肉乱颤，跑不到一百米就喘不上气来。中队也没有具体的业务工作，每天只是走街串巷，了解社会治安情况。

老局长张国和对郭韶翔交了底：让你主持这个中队的工作，只是一个过渡，你的主要任务是维持现状，把人看好，别再出事就行了。等市局的文件正式下达以后，你还到刑警队干你的老本行;至于那六个人的分流问题，到时候再研究。

这时候的郭韶翔，面临着一个一生中的重大选择。

如果换了别人，这段时间也许乐得享清闲，每天到大街上转转，然后在办公室里抽烟、看报纸、喝功夫茶，等着被安排到一个新的岗位。可是，这不符合郭韶翔的个性，这样“混日子”让他浑身难受，一天都不能忍受。他要寻求改变，于是就在心里琢磨开了：组织上已经决定撤销这支队伍，同时又委派我来主持工作，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组织对我是寄予期待和厚望的。在市局的文件下达之前，如果我不能改变这支队伍的状况，那么这支队伍以后就没有了。它在自己手里消失掉，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自己丢人是小事，“芗城分局治安巡逻中队”没了、漳州城区没有巡警了，这可是大事。那么，可不可以来个绝地反击、凤凰涅槃，干出点儿轰轰烈烈的事情来，保住这支队伍呢？

郭韶翔立即开展了三项调研。

第一项调研是这一年上半年漳州市区街头的治安状况。郭韶翔发现，街头最突出的问题是流氓团伙持械斗殴。而更为令人忧心的是，几十个人手持砍刀在街上大打出手，血肉横飞，竟看不到前来制止的警察。

第二项调研是路面违法犯罪问题。郭韶翔发现，漳州的抢劫犯罪严重，仅这年的5月份一个月，市区就发生抢劫、抢夺“两抢”案件36起，平均一天一起还要多，群众的安全感很弱。如此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让郭韶翔寝食难安。为进一步弄清漳州市区突出的治安问题的症结，他专门到芗城分局刑警中队翻阅了1985年设立的110盗窃报警电话的记录。他发现，这部电话从1985年5月开通，至1990年5月，五年时间里只有22个电话记录。从报警电话内容看，大多数是群众在元宵节看花灯的时候孩子走丢，向警察求助之类的事情。这让他很吃惊，也受到了一些启发。吃惊的是，从电话记录的数量看，绝大多数老百姓还不知道这个电话，或者是对警察的信任度不够。受到的启发是，虽然是盗窃报警电话，老百姓却通过这个电话来报小孩儿走失，这说明群众有困难还是会想到向警察求助的。

第三项调研是实地走访。有一天下午郭韶翔带领民警到北桥街道了解社会治安情况。因他在刑警队办案时经常到北桥街道蹲守，对这一带特别熟悉，与街道的治保主任也是老熟人了。在谈到对民警的印象时，这位老治保主任陡然火起，气愤地说：“五六十年代，警察为我们管治安，我们有事想不到警察，警察却首先会想到我们，为我们排忧解难。可是现在，群众有事求他们，千呼万唤都唤不来。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公安局的牌子早晚会被群众砸掉！”

老治保主任的这番话虽然有些偏激，却切中要害，深深触动了郭韶翔，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经历的一些窝心的事。

郭韶翔还没从部队转业的时候，有一次回漳州探亲，穿着便装和妻子、妹妹在街上散步。街上的两个水果贩子看一个男的领着两个女的，就不怀好意地起哄，还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郭韶翔怒目圆睁，疾言厉色地呵斥他们。两个水果贩子看眼前这个年轻人瘦巴巴的，竟然对他们不客气，就一人握一把割香蕉的弯刀向他冲过来，要教训教训他。郭韶翔拿出在部队练出来的本领，三拳两脚把两个水果贩子打趴下，之后把他们拎到附近的派出所。没想到，接待他的民警一张冷脸，喝着茶抽着烟，还没等他把事情的经过说完，就皱起眉头，不耐烦地挥挥手说：“派出所不管这事，出去出去！”

还有一次，郭韶翔从漳州回部队，在汽车站附近看见十几个人在打群架，就给公安局打了个电话，自己也去劝架。那十几个人见来了个管闲事的，他们不打了，而是联起手来打他。郭韶翔一个人对付十几个人，不一会儿，十几个人都被他打跑了。他心里想，既然给公安局打电话报警了，就等等他们吧，向他们说明情况。可是他左等右等，警察竟然没来。

更让郭韶翔气愤的是这么一件事：大概是1982年深秋，那时他已从部队转业当了警察。有一天晚上下着雨，也有些冷，他的妻子心脏病突然发作，他就骑自行车载妻子去看病，回来时已是晚上9点多了。按照相关规定，市区是不能骑自行车载人的。西桥派出所一个民警发现郭韶翔骑自行车载人，就把他拦住，让交五元钱罚款。可郭韶翔给妻子买完药后，身上仅剩两元多钱。无奈之中他就和那个民警商量：“我老婆有病，我先带她回家，把工作证押你这里，回头再把钱送来行不行？”谁知那位民警冷着脸生硬地说：“不行不行，没钱把你老婆留下抵押，你回去拿钱赎人。”

郭韶翔只好让妻子留在西桥派出所，自己回去拿钱。派出所里空空荡荡的，许多板凳横七竖八地放着。郭韶翔的妻子冻得瑟瑟发抖，想进去坐一会儿，可一看那位民警冰冷的脸，就不敢进去坐了，只好手捂胸口，身体瑟缩着，蹲在派出所的屋檐下。郭韶翔从家里拿了钱回来，关切地问妻子：“你怎么不到里面坐？”谁知还没等妻子回答，那个民警却冷不丁地回了一句：“坐個屁，赶紧把钱交上！”

现在说起这件事，郭韶翔仍气愤难平：“我自己当警察，还被警察欺负。这事对我影响太大了，促使我要改变警察的形象。”

这些经历使得郭韶翔认识到，如果不改变作风，警察将很难取信于民;而要取信于民，就必须从为群众办好每一件实事、急群众之所急入手。当时，经过1983年开始的“严打”，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大幅度上升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1986年后，刑事犯罪活动又出现了反弹。这种情况表明，光靠“严打”不能根本解决治安问题，必须认真落实各种预防犯罪的措施，打防并举，实行综合治理。

那么，对漳州来说，怎样打防并举，才能使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呢？郭韶翔苦苦思索着改善地方治安环境的良策。最终，建立一个快速反应机制，“以快制快”来打击街头犯罪的方案渐渐在他的大脑里成形。要通过突破旧机制来改变警察作风，改变警察漠视群众疾苦的现状，树立为人民管治安、真正为百姓服务的新形象，从根本上改善漳州的治安环境。

于是，郭韶翔在“110”上做起了文章。

街头飘起红袖标

经过一番深入的调查，郭韶翔基本理清了下一步的工作思路，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方向。于是，他写了三份请示报告，提交给芗城公安分局党委。

第一份是《关于建立漳州市区快速反应机制的请示报告》，要求把110报警电话从分局值班室移到治安巡逻中队接警，巡警必须在三分钟内把警车开出，并赶到案发现场，“以快制快”打击街头犯罪。第二份是《关于建立漳州市区快速反应机制所需人员经费的请示报告》，列举了建立这种机制所必需的条件。第三份是《关于建立漳州市区快速反应机制案件移交的请示报告》，主要内容是治安巡逻中队只负责现场处置，处置后再移交相关办案部门处理，对110的职责进行了清晰的界定。

报告送上去之后，过了十来天，一天晚上，局长张国和把郭韶翔叫到办公室，语调沉重地说：“小郭，三个报告我都看了。老实说，这三个报告都很有水平，观念也很超前，是今后警务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以我们国家目前的警务现状，你这些想法起码要十年以后才有可能实现。现在市局已考虑撤销你们中队，局里警力也很紧缺，经费更紧张，你要人要钱，我有什么办法？”

郭韶翔一时语塞。

张国和也是那种喜欢干事的人，因惺惺相惜，他很理解郭韶翔的工作热情，但一些客观条件确实让他很无奈。最后，他给郭韶翔支了个招儿：“你如果一定要干，我支持你。我就装作忘了撤销你们中队这回事，你也别吭声，领着人先干着，等干出名堂来，那时候就好说话了。”

张国和还答应拨给郭韶翔500元启动资金。

从张国和的办公室里出来，郭韶翔都忘了是怎么回到家里的，只记得夜色很黑、心里很凉。500元钱够干什么的？连买个车轮子都不够。没有车，快速反应机制怎么搞？难道让民警接到报警后撒丫子就往街上跑？他一夜都没睡，反复琢磨要不要干、怎么干。在床上躺一会儿，就去书房里来回踱步，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琢磨了一夜都没琢磨出头绪来。但有一点却很清晰，治安巡逻中队不能再“等死”一样浑浑噩噩下去了，这种现状必须改变，一天都不能等。想到这里，他心里憋起了一股劲：不管多难，先干起来再说！

早期“漳州110”民警和那辆东拼西凑的敞篷吉普车

第二天上午一上班，郭韶翔就把那六位民警召集起来开会，把自己的那些构想都告诉了他们。一开始，那六个民警大眼瞪小眼，有些无动于衷。郭韶翔脸色异常冷峻，对他们说：“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条是等待重新分配，不过，别管分到哪个部门，都得低人一等，夹着尾巴做人，因为你是从治安巡逻中队那个烂摊子里出来的。第二条路就是知耻而后勇，跟着我干，杀出一条血路来。我要用三年的时间，改变治安巡逻中队的面貌，重塑警队的形象。到那时候，谁也不敢小瞧咱们。但是，这条路将非常艰辛，要有思想准备。”

郭韶翔等着大家表态。六名民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开始交头接耳。大约过了十分钟，终于有一位老民警站起来，脸涨得通红，看着郭韶翔说：“我们信得过你，我们跟着你干！”其他民警也说：“咱们一起拼了，干给他们看看，让他们知道咱们巡警也是有业务的，也是能干好的！”

郭韶翔打量着大家，不由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笑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出警需要电话机、车辆等装备，而郭韶翔手里只有500元启动资金。他看见分局院子角落有一辆破旧的三轮摩托车，就向局里要过来，拖到修理厂修理。没想到修理费1300多元，他把那500元钱都给了修理厂，其余的800多元只好先欠着。他又找到父亲一位战友的儿子，借了990元。后来这哥们儿又给了他五辆报废的北京吉普车。郭韶翔喜出望外，硬是用五辆车的零件“攒”出了一辆车。安装车篷需要300元，他没舍得，这辆车就成了“敞篷”吉普车。

匪警电话110转到了治安巡逻中队，却没有电话机，郭韶翔就到废品仓库找到了一部老式手摇电话机。后来他又找到电信局，和总经理软磨硬泡，经过特批，用那990元钱作为初装费，开通了一个尾数为“444”的没人要的外线电话。

要打造焕然一新的110报警台，必须以崭新的形象亮相。郭韶翔找到原部队的老首长，要了八套部队淘汰的迷彩服，拿到裁缝店，请裁缝师傅用下脚料做了八个带有“漳州110”字样的红袖标，缝在迷彩服的袖子上。

车有了，电话有了，迷彩服和红袖标也有了。1990年8月1日，“漳州110报警台”在漳州市公安局芗城分局办公楼的三楼开通了。没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领导来讲话，甚至局里的一些民警都不知道这事。这个中国公安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连一張照片都没有留下。

此后，越来越多的漳州市民在街头看到了坐在敞篷吉普车上、身穿迷彩服、配有“漳州110”红袖标的民警。那时的警服是橄榄绿，“漳州110”的民警却穿部队的迷彩服，人们也渐渐知道了他们和其他民警不一样。街头飘动的红袖标，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道独特景观。那时人们压根儿想不到，这红袖标后来一飘就是几十年。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郭韶翔是1990年5月份主持治安巡逻中队工作的，8月份市局就任命了芗城分局65个股级干部，但其中没有郭韶翔。因为在此之前，市局一个领导的外甥被他抓赌抓住了。那个领导让他放人，他没放，就得罪了那个领导，他这个股级干部的任命就卡在那儿了。芗城分局局长张国和为郭韶翔着急，决定这批65个股级干部的任命先搁置一段时间，一个都不公布。然后他去市局做工作，直到年底，加上郭韶翔，66个股级干部的任命才一并公布。这样，郭韶翔名正言顺地成了芗城分局治安巡逻中队的队长，这为他以后的工作理顺了关系。

早期的迷彩服和红袖标

有意思的是，市局的领导大概因为工作太忙，真的已经忘了撤销芗城分局治安巡逻中队的决定。而在这期间，由老局长张国和罩着，郭韶翔带领那六个民警，不吭不哈地把事干起来了，市局领导即使想起那个决定，也没有理由撤销这个中队了。就这样，芗城分局治安巡逻中队终于保住了。

如果那次股级干部的任命漏掉了郭韶翔，后来的“漳州110”会不会有，如果有又会是什么样子，都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件事情上，老局长张国和表现出了极其可贵的无私、无畏和担当。因为他爱才，所以就“豁出去”了。这让郭韶翔至今都感动不已，并把张国和当成自己这辈子的第一个知己。“我这辈子，关键时候总遇到一些伯乐。我这个官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你凭自己的本事去干，有时候不一定能达到自己的心愿，你一定要遇到欣赏你的伯乐。这个伯乐，首先他应该是正能量的，不贪财的，惜才爱才的一个伯乐。我这辈子遇到过几个，第一个就是张国和。”

“漳州110”的起步，可以说确实太不容易了。而郭韶翔的艰苦创业，这时才刚刚开始。

第二章向人民承诺

“陪扣”

“漳州110报警台”刚开通的半个月里，报警电话并不多，有时候一天也没有一个。民警们也都有一种观望心理，没太当回事。一天夜里，漳州发生一起命案，局里要求郭韶翔带领治安巡逻中队参与围捕凶手。郭韶翔打算把六名民警分成三组，兵分三路追击凶手。那时候还没有手机，通讯工具是传呼机。郭韶翔给六位民警打传呼，要求他们立即回队。但有两个民警睡得太死，没听见传呼机响，竟然没来。三组民警少了一组，结果凶手潜逃了。后来郭韶翔带队连续奋战了三天三夜，才在厦门将凶手抓获。

通过这件事，郭韶翔意识到，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最难的就是带队伍。“快”是110的生命线，没有军事化管理，快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提出了“革命化教育、军事化管理、正规化训练、制度化约束”的建队思路。

他认准要做的事，向来雷厉风行，一干到底，从不回头。

抓队列训练、体能训练和警务技能训练，郭韶翔运用自己11年军旅生涯中所掌握的本领，亲自当教练、当排头兵，坚持每天早晚训练两个小时，风雨无阻，雷打不动。从立正、稍息到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从队列行进到跑步前进，从擒拿格斗到攀登技术，从出警到处警实战模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一招一式地调教，一丝不苟地完成，直至所有民警都真正学会。

初建时期的“漳州110”民警上街巡逻，吸引了群众好奇的目光

做思想政治工作，郭韶翔有的放矢，直奔主题，切中要害。除了组织政治学习和开展党员活动外，他平时很少讲大道理，而是善于运用鲜活的事例唤回民警的自尊，激发队伍的斗志。他喜欢拿母鸡做比喻，说老百姓养母鸡都指望它下蛋，如果它光吃食不下蛋，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被杀了吃了。有一次开会，他上来就劈头盖脸地问：“你们有谁听到群众夸警察好？”听到这句没头没尾的问话，队员们像挨了一闷棍，都蒙了，大眼瞪小眼。见没人吱声，郭韶翔接着又问：“大家想过没有，老百姓为什么不夸我们好，看我们就像看小偷似的？”队员们都低下头去，还是没人吱声。郭韶翔打量着大家说：“好吧，既然大家都羞于启齿，我来替你们回答。一支素质低、爱心少、私心重、忽视政治文化修养、漠视群众疾苦的民警队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戴吗？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些问题，不下决心整改，我们的队伍永远难以立足社会，难以取信于民。”

抓纪律作风建设，郭韶翔在非常時期采用非常手段。他针对当时社会治安状况和中队的工作任务要求，制定了37条近乎“严苛”的警规，违反一条罚款30元，从每人每月60元的训练补贴里扣除。其中一条警规是：非工作时间的8小时以外，只要接到队里的传呼，必须10分钟以内赶到中队，迟到和缺席者每人每次罚款30元。

规定一宣布，立即在队里引起轩然大波。有的队员直接说：“这个规定我们不能接受，别的单位从来没有这样做的。”有的队员说：“这也太狠了吧，我们一个月工资才100多元，训练补贴才60元，能经得起几次罚？”郭韶翔说：“我们一天上班八小时，可是犯罪分子不下班，随时都有可能作案，所以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出击。”

其他“警规”还有：茶杯摆不好就亮黄牌，亮一次黄牌扣30元。第一次扣钱时，那个被扣的“官二代”民警暴跳如雷，竟然跳过桌子打了郭韶翔三拳，踢了他一脚。郭韶翔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一声没吭，回了自己办公室。这也是35岁的郭韶翔平生第一次挨打。打得并不重，一点儿都没受伤，但他心里很痛苦，一夜都没睡觉。如果每次扣钱都挨打，这个中队长还怎么当，工作还怎么干？如果坚持下去，必须要有新的办法。

郭韶翔琢磨了一夜，想了一个办法：陪扣。不管哪个民警在什么情况下违反了警规被扣钱，他都陪着扣，民警扣多少他也扣多少，理由是他这个队长没当好。第二天上午一上班，他就开会宣布了这个决定。

对此，队员们起初不大相信。结果，在规定宣布的头一个月，全队有六人各被扣30元，郭韶翔一人“陪扣”180元。几个月下来，郭韶翔的工资被扣光了，家里的积蓄也贴进去不少。那段时间，郭韶翔家里的经济状况一下子拮据起来。他的妻子姚宪贞是一名幼师，手很巧，为了省钱，衣服舍不得买，自己在家里用缝纫机做衣服。她还在家里养过蜗牛，多少赚一些钱。蜗牛不好养，而且黏糊糊、滑溜溜的，如果家里不是太缺钱，谁也不会去养。郭韶翔“陪扣”的做法让队员们心里很不是滋味，有感动，也有愧疚，渐渐都体会到了他的一番苦心，也都自觉地遵守那些警规。

抵制不正之风，郭韶翔从自身做起。他是个“股级”干部，按照行政级别，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了。但他有枪、有手铐，有权力抓那些涉嫌违法犯罪的人，某些时候某些人还真得求着他。但他很较真，丁是丁卯是卯，一点儿情面都不讲。

有一次，漳州市区一个年轻人因殴打他人致伤，被巡逻中队拘留。郭韶翔的父亲受人之托到中队里找到他，说被拘留的那个年轻人是他老战友的儿子，希望他放人。郭韶翔从内心很敬佩自己的父亲，父亲也从没求他办过什么事，但这次他没给父亲面子。他问父亲：“如果被打伤的是您的儿子，您会为打人的人说情吗？”听了这话，这个从正处级领导岗位上退休的老革命没再说什么，起身走了。当晚，郭韶翔就请一个会写毛笔字的人写下“说情者止步”的告示牌，悬挂在中队大门口。后来有人去说情，抬头看看这个牌子，也就扭头走了。

就这样，郭韶翔边开展工作边整改队伍，这支曾经懒散多年的队伍渐渐焕发出活力与生机。

漳州110报警台因其快速反应、以快制快，在开通的三个月里将群众报案的近60起抢夺案件全部破获。这对违法犯罪分子是极大的震慑，有的被抓后仍心有余悸地问看守人员：“他们是不是公安部派来漳州的特警部队？”

一时间，“漳州110”名声大振。

民警该不该当“社会保姆”

随着110报警台在当地名声越来越大，群众打电话求助的也逐渐增多。1990年8月和9月的两个月里，共接处“两抢”案件警情100多起，现场抓获率高达95%以上。随着警情的增多，警力就显得捉襟见肘。分局从各个派出所抽调了几名民警，充实到中队。算上郭韶翔，一共是13名民警。郭韶翔把12名民警分成三个班组，三班倒轮流值班。他本人吃住都在队里。他家就在办公楼后面十几米，走过去用不了半分钟，但他忙起来有时半个月都不回家一次。报警电话那么多，每一起警情他都要掌握情况，实在脱不开身。

在出、处警的过程中，有两件事深深触动了郭韶翔，引发了他对警务机制改革的思考。

第一件事是1990年11月23日的凌晨，刚搬迁到漳州芗城区的三明机电安装公司的一名孕妇就要分娩了，羊水已经破了，可丈夫有事回三明了，她在漳州举目无亲，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就抱着一线希望拨通了“110”报警电话求助。郭韶翔带领民警迅速驱车赶到现场。这位孕妇住在三楼，郭韶翔和民警把她抬下来，又找来一个躺椅，把她架在摩托车座舱上，送到医院产房。医生说，他们来得太及时了。

第二件事是两天后的深夜，漳州水泥厂一名女工打电话到110报警台，说她下夜班刚出厂门口，发现有一个男青年推着自行车，眼睛瞪着她在后面跟踪。她很害怕，不敢一个人回家，所以报警。接电话的民警说：“我们也没有办法，你自己想办法回去。”在一旁的郭韶翔就接过电话，问明了情况。那位民警抱怨说：“下班不敢回家也报警要我们送，简直岂有此理！”郭韶翔当场就反问那位民警：“如果报警人是你妹妹，你去不去？”那位民警无言以对，跟着郭韶翔去把那位女工送回了家。

这两件小事，当时知道的只有郭韶翔、出警民警和两个当事人，加起来顶多五个。没想到的是，经口头传播，在社会上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人们议论纷纷，对110是众口一词的称赞：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警察。这些议论传到治安巡逻中队，在内部却引发了另一种议论：警察到底是干什么的？普遍认为，警察的职责就是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如果连送孕妇到医院、送下夜班的女工回家这样的小事都要我们管，那警察岂不成了“社会保姆”？

群众和警察内部两种不同的反应，让郭韶翔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人民警察到底是干什么的？是为治安而管人民，还是为人民而管好治安？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巡警这一警种的生存与走向，而且还关系到警察这一职业的使命、担当与抉择。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适应新形势研究新办法，有效维护社会治安，从公安部到基层公安机关都在积极探索。在全国大多数地区，依旧是街头发案后层层上报、逐级下传，维持着“警察坐机关，百姓跑断腿”的老局面。“新的社会治安形势对公安机关提出新的要求，但公安机关一筹莫展。老百姓需要帮助的时候，警察不能帮助。警民关系是恶化的，党群关系是紧张的。群眾看警察比看小偷还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警察以管人者自居。我自己是警察都被警察欺负了，更别说普通老百姓了。”郭韶翔说。

郭韶翔认为，警察是时候真正“为人民服务”了。公安机关为人民服务，不仅体现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方面，为群众排忧解难也是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我们是人民警察，不是为治安管治安，而是为人民管好治安。全世界只有中国的警察名称前有“人民”二字，这两个字就是对中国警察职能的定位。因此，为老百姓服务不是“岂有此理”，而是“理所当然”，服务百姓才是110的灵魂所在。警察成为“社会保姆”，这没有什么不对，警察本来就应该是“社会保姆”。这是“正本清源”，这是“角色归位”。

郭韶翔开始酝酿“维护治安与服务群众并重”的警务模式及其实施计划。

为了统一认识，他在中队全体民警中开展了一场以“假如产妇是你妻子，你送不送？”和“假如女工是你的妹妹，你帮不帮？”为题的大讨论，引导民警设身处地，换位思考。

这里其实存在着两种不同角色的权利义务关系的问题。作为丈夫或哥哥，帮助妻子或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但作为警察，他们总觉得这不是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大部分民警都认为，如果能忙得过来，偶尔“学雷锋做好事”也很高尚，但并不是天经地义的。他们都表示，如果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求助，他们愿意出警。

大约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上午，郭韶翔正在中队办公室里组织民警开早会学习，进来了两女一男三个人，其中一个年轻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那个男青年用红色的尼龙网兜提了十几个红皮鸡蛋和两包红糖。郭韶翔记性好，不等那个年轻妇女做自我介绍，就认出她是不久前被救助的那个孕妇。三个人情绪都很激动，一口闽北口音，说话嗓门很高，说“漳州110”是他们全家的大恩人。男青年把网兜里的红糖放在办公桌上，老太太则把温热的红皮鸡蛋往每个民警手里塞。民警们心里都热辣辣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郭韶翔回忆起此事带给民警们认识上的变化时说：“人民群众的理解比金子还贵，人民群众的肺腑之言比我做三天的教育还管用，我感受到民警们思想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统一。”

从此，全队民警对“110报警台”增加“服务”的功能不再有异议。

1990年12月5日，“110报警台”正式更名为“110报警服务台”，全天候接受群众的报警求助，不但接受公安机关职责范围内的各类案件、事件、事故的报警，而且向群众提供各种救急、救难、救险服务。

一种震撼中国警界的创造性警务模式在漳州推行开来，一场意义深远、影响广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警务机制变革由此拉开了帷幕。

“花钱找麻烦”

报警台的名称多了“服务”两个字，可是，报警电话的数量并没有明显提高。郭韶翔经过分析，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报警的电话机太少。那时候漳州市区一共有46部公用电话。郭韶翔经与漳州市电信局协调，制作了一批“110报警点”的铁牌子，挂在每个公用电话旁边。这样，漳州的老百姓在市区可以免费打公用电话报警。

可是，那46块铁牌子挂上去以后，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为了让“漳州110报警服务台”家喻户晓，郭韶翔想了个办法：到电视台做广告。他还写了以下几句广告词：“从即日起，漳州110报警台改称为报警服务台。人民群众有困难需要警察帮助的，均可拨打110电话！”

老局长张国和知道这事后，说郭韶翔胡闹，哪有公安局去做广告的？等听完郭韶翔做广告的理由，张国和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这种提法全国还没有先例，到底行不行，我心里没底。既然有利于群众，我也同意，不过局里拿不出这笔钱来，广告费也没法儿入账。”

按照广告的种类，这条10秒钟左右的广告属于公益广告。但电视台为了创收，要收取广告费。每天播一次，收费1800元;连播三天，收费5400元。局里不出这笔钱，队里也没钱——修理三轮摩托车还欠800多元呢，修理厂的老板见了郭韶翔就要账。郭韶翔很着急，只好从部队发给自己的军转费里取出1000元，交给内勤民警，让内勤民警跟电视台广告部的人说：我们只有1000元，哪怕播一天也行。广告部的人做不了主，就汇报给了台领导。台领导听说郭韶翔自掏腰包给“110报警服务台”做广告，“没事找事”为老百姓提供服务，心里很感动，当即表态：只收600元，连播七天。

这条中国公安史、广告史上的“花钱找麻烦”的广告，于1991年1月5日至11日，在漳州电视台晚间黄金时段以“口播 蓝屏字幕”的方式播出，反响十分强烈。那些在街头小店吃生烫、卤面和打台球、唱卡拉OK的人，都在议论这条广告。一直到春节前后，“110报警服务台”都是漳州市民街谈巷议的焦点。

这条广告的播出，标志着漳州警方率先在全国明确提出“打击犯罪、维护治安与服务群众并重”的理念，将载入中国公安史和“110”发展的历史。

后来，郭韶翔还制作了“巡警在您身边，有事请找巡警”、“巡警愿为您排忧解难”的告示牌，在市区主要街区悬挂。

“漳州110”报警电话的数量迅速猛增。除了发案报警，诸如夫妻斗嘴、儿童走失、寻亲无着、停电停水、邻里争讼等五花八门的生活琐事，都源源不断地向“漳州110报警服务台”涌来。民警们也更忙碌了，除了日常处置打架斗殴、抢劫抢夺案件等治安与刑事案件外，他们的身影更多地出现在群众向警方求助的事件中。

一天凌晨，漳州师范学院宿舍区的一个女孩子报警说，她的父母因家庭琐事吵架并互相殴打，请求110帮助。郭韶翔立即带领民警赶到现场，经过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解，很快平息了一场家庭风波。郭韶翔从中受到启发，回队后提笔在备忘录上写下“有警你都必须接”，作为民警接、处警的工作要求。

一天傍晚，嘉禾小区一位老太太正在厨房里做饭，当她起身到外面拿东西的一瞬间，一阵风刮来，门被锁上了。厨房灶台上还生着火，她却进不去，急得在门外团团转。情急之下，她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拨打110求助。郭韶翔很快带领民警赶到现场，他观察了房屋的构造后，立即组织民警搭成人梯爬到屋顶，从玻璃天窗下去，把门打开。回队后，他又在备忘录上写下“有难你都必须帮”。

一天中午，一家塑料厂着火，火乘风势，风助火威，大火很快蔓延到隔壁的一家银行。正值班的银行职员顿时一阵惊慌，错把“119”打成了“110”。接到报警后，郭韶翔一边报119火警，一边带领民警奔赴现场，先行投入扑火。因救援及时，才使银行的大量现金和账本完好无损。这家银行的行长十分感激，亲自登门致谢。郭韶翔又在备忘录上写下“有险你都必须救”。

一天晚上，元光南路一个新建小区的一对新婚夫妇散步回家时，发现家门被撬，防盗锁被撬坏，门进不去，他们赶紧拨打“110”求助。郭韶翔带领两名民警很快赶到报警人的家门口，三人轮流用铁锤砸了一个半小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门打开。这对新婚夫妇见郭韶翔满头大汗，感动得紧握住他的手说：“你们才是我们自己的警察呀！”这句话深深触动了郭韶翔，他当场在随身携带的备忘录上写下“有求你都必须应”。

就这样，“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简称“四有四必”），成为“漳州110”接处警的纪律和工作要求。对群众的报警求助，不管是大事小事，接警后准能在三五分钟内赶到现场，真正做到“有求必应”。

一天凌晨一点多，一对外地来漳州打工的年轻夫妻，丈夫突然得了疾病，生命垂危。举目无亲的妻子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狭小阴暗的阁楼里号啕大哭。她听说“漳州110”不管什么人求救都有求必应，就跌跌撞撞地跑到大街上，打公用电话报了警。不到五分钟，民警王志强和两名队友就赶到了。只见她丈夫正在阁楼上躺着，一点儿动静都没有。王志强摸了摸他的颈动脉，已没有脉搏了，只剩下微弱的体温。两个队友问王志强情况怎么样，王志强回头看了看那个哭成泪人的可怜的年轻妇女，为了安慰她，就说不管怎么样赶快送医院。

为了一线希望，王志强和两名队员硬是抱着年轻妇女的丈夫冲到医院。医生尽了最大努力，但还是没能把他从死神那里拉回来。天很黑，医院静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王志强和两名队友一边安慰死者的妻子，一边帮忙把死者送往太平间。因路不平，推车一路颠簸，死者的手不时垂落下来。王志强不忍心让那年轻妇女看到，一次又一次地把死者的手扶上车放好。到了太平间，王志强和队友把死者抬到停尸床上，陪着死者的妻子，直到她的亲属赶到才悄悄离开。

当然，也总有一些人對110缺乏善意，总想“考验”他们。有老人迷路，热心人准备把他送回家，这时就有人说：“打110吧，省得再花钱叫三轮车。”甚至老奶奶掉进环城河下的臭水沟里，110民警把老奶奶救上来以后，请人帮忙的时候，连她的孙子都嫌臭，不肯扶一把，最后还得民警把她送回家。

有一次，王志强送一个摔倒的伤者去医院，并帮他挂了号。要预交医药费的时候，伤者不愿交，让王志强去交，并说：“还要我交钱，那我打110有什么用？当然要你们来交了。”王志强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仍礼貌地说：“对不起，我不能给你交。我们的工资也不高，不可能给每个求助的群众付医药费。”

一天傍晚，一个家庭主妇打报警电话说，她一个人在家炒菜，到门口淘米的时候，风一吹把门关上了，现在煤气正开着，随时可能爆炸。民警赶到现场后准备踹门进去，那个主妇说：“要踹门还叫你们干什么？”民警只好搭起人梯，从屋后窗户爬进去，把煤气关掉。

还有一个机关干部，上班的时候把钥匙锁在家里了，就打110报警。民警赶到后发现他家住在六楼，门是全封闭的铁门，就从后面的水管爬上晾台，把晾台窗户打开取出了钥匙。那个干部的老婆在厦门，本来他准备去一趟厦门的，顺便把老婆手中的钥匙拿回来开门，但他听说110“有求必应”，就想试试看，果然不假。

更有甚者，一些建筑工人闲着没事的时候议论说：“听说叫110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咱们试试看。”于是一个电话打过去，说口渴了没水喝，能不能送些水来？110民警真的把水给送过去了。

1994年6月10日上午9点多，漳州的邻市龙岩市永定县一个初中男学生因考试成绩不好受到家长责骂，负气离家出走来到漳州。他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万念俱灰，萌生自杀的念头，就从漳州战备大桥上跳入九龙江。接到报警后，郭韶翔带领民警张志民火速赶到现场。只见桥上围满人群，那个少年已漂到60米开外，沉浮不定。郭韶翔和张志民纵身跃入江中，在湍急的水流中奋力向那个少年游去。那个少年被救到滩涂上以后，郭韶翔和张志民已精疲力尽，再也没有力气把他抬到桥面上去了，于是就叫在桥上围观的几个人下来帮忙。可是，没有一个人下来。郭韶翔指了指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那几个小伙子却笑嘻嘻地跑了。

对于这些情况，郭韶翔只能忍受。他教育队员说，承诺是对使命和责任的一种担当，践行承诺更是对信念的一份坚守。不能因为群众不理解不信任，就不帮他们。我们不能对他们要求太高，因为我们是人民自己的警察。要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戚朋友，那样就不会觉得他们的要求过分了。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相信总有一天会赢得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尊重。

顺着钢管滑下楼

1995年8月5日晚，一对夫妻在路上被七名持刀歹徒砍伤后，绑在电线杆上，用胶布封住嘴。歹徒抢走摩托车一辆、手提电话一部、现金6000元，总价值5万多元。接到报警后，郭韶翔立即根据案情周密部署，并带一组人员赶往歹徒可能逃跑的方向，很快就发现了目标。七名歹徒分散逃跑，郭韶翔一人追了100多米，经过一番搏斗，抓获了其中一名歹徒。经当场突审，又抓获另外三名歹徒，缴获两把月牙形刀和手提电话、摩托车等全部赃物。从接到报警到抓到歹徒、缴获赃物，前后只花了五分钟时间。

“漳州110”民警处警如此神速，得益于郭韶翔在“快”字上苦心孤诣的努力。

要做到“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快”字很重要。“快”是“漳州110”的生命线。一般情况下，老百姓只有遇到急难的事情才会报警，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自己来解决，就不报警了。如果做不到“快”字，很多警情就没必要去处置了。常常有违法犯罪嫌疑人被抓到后说：“如果你们再晚一分钟，我就跑了。”有的医护人员说：“这个病人如果你们再晚送来一分钟，就救不活了。”

随着社会的进步，一些犯罪行为也日趋智能化和现代化，并有团伙和黑社会的性质。如果不是在犯罪现场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以后的抓捕就更难了，甚至要付出几倍的代价。国际刑警组织规定，警察出现场时间是12分钟。美国是7分钟，香港是9分钟，漳州的110民警是3至5分钟，而他们的通讯、交通及道路状况却比人家差几倍。其中的区别就在于人。

为此，郭韶翔给队员们规定了“四快”的工作准则：接警快、赶赴现场快、现场处置快、速战速决快。他要求民警接警后马上从三楼的办公室往楼下跑。从三楼跑到楼下，大约需要半分钟。郭韶翔觉得这样太慢了;没事的时候，半分钟也就是抽几口烟、喝几口茶的工夫，可如果老百姓遇到了重大警情，半分钟可能就意味着失去一条人命，这绝不是耸人听闻。

怎样才能再快一些呢？郭韶翔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60元钱，去菜市场买来两根大约十米长的竹竿，一根备用，一根从地面竖到三楼的走廊边缘，紧紧地固定住。那辆敞篷吉普车停在楼下的竹竿旁边，随时待命。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警从三楼顺着竹竿“哧溜”一声滑下来，只需要两三秒钟。后来，郭韶翔觉得竹竿不够滑溜、坚固，又换成了钢管。在“漳州110”事迹展览馆里，有一个按照1∶1的比例制作的“民警顺着钢管滑下楼”的模型，真实再现了那时出警时的情景。

那根鋼管后来用了三四年。“漳州110”的老民警对滑钢管的记忆都非常深刻。想干110就得滑钢管，这是快速反应的一种基本功。据老民警林学勤回忆，他来“漳州110”报到的第一天，郭韶翔就问他会不会滑钢管，并把他领到外面看那根钢管。林学勤疑惑地看着那根钢管，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就说没滑过，不知道会不会。郭韶翔说：“不会没关系，我教给你。”说着就上去了。郭韶翔身材较单薄，林学勤为他捏着一把汗，真怕风一吹就把他吹下来，但没想到他的动作非常麻利，眨眼间就从三楼滑到了一楼。轮到林学勤的时候，他只好硬着头皮上去，只觉得手脚发麻，脚心也流了汗。后来又练了几次，终于滑顺溜了。“漳州110”的民警，人人都是滑钢管的能手。

为了再快一点儿，郭韶翔像“周扒皮”一样抠时间。一开始，民警接到报警电话后，在电话里问清楚事发的确切地点才出警。这样会延误几秒甚至十几秒的时间;有的群众报警时因激动语无伦次，说不清事发地点，延误的时间就会更长。于是郭韶翔要求民警：电话铃声一响，就往屋外跑，顺着钢管滑下楼，上车后再用对讲机与报警台联系，记下事发的确切地点。这样，往往是报警人刚放下电话，甚至还没放下电话，110民警就赶到了。

下半夜接警数量占报警总数的52%。为保证夜间出警和白天一样快，郭韶翔要求值班民警睡觉“三不脱”：不脱衣、不脱裤、不脱袜，每分每秒都处在待命状态。这样，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接到报警，“漳州110”的民警准能在五分钟内到达市区的任何一个现场。

1994年5月13日晚上9点左右，在新华东路官园村，市邮电局聘请的四川成都电讯工程公司一名工人在一户民宅装电缆线的时候，与户主发生了争执。争吵中，户主的侄子被对方划伤。闻讯而来的居民围住并打伤了五名四川籍工人。四川籍工人发现五人被困，急忙回公司纠集了38名身强力壮的工人，手持铁棍、钢管等器械，乘“东风”牌大卡车开赴官园村。官园村民见对方来了那么多人，立即召集村里的几十号青壮年，手持铁棍、砍刀，准备应战。那天是农历四月初三，天很黑。在远处路灯射来的微弱的光亮中，黑压压八九十人分成两个阵营，分别操着四川话和闽南话，大声吵吵嚷嚷地相互谩骂，梗着脖子，唾沫星子飞溅，一头一脸的汗，还不时举起手里的家伙向对方靠近。

在这危急关头，一阵警笛划破了夜空，一辆警车呼啸而来。躁动的人群中突然有人大喊：“110来了，郭韶翔来了！”原来，郭韶翔接到群众的报警后，立即带领四名民警驱车火速赶到现场。一到村里，他和四名民警就立即冲进两拨人当中，把对峙的双方隔开，用普通话大喝一声：“你们都往后退，靠边站！”双方的人群都安静下来，打量着郭韶翔和四名民警，脚步下意识地往后退。郭韶翔又大声喊：“把手中的器械放下！”他们愣了愣，似乎有些不情愿，但还是慢慢地把手中的家伙放下了。

郭韶翔（左二）带队巡逻

最后的结果是，郭韶翔利用这个机会，给八九十人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律常识课，宣讲了大规模械斗事件中双方各自承担的法律后果。之后人群很快就散去了。

事后，那些在场围观的村民的感受都是“后怕”。当事的户主说，他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严重，很担心会出人命。在那种情形下，双方的八九十人都已经丧失了理智。他声嘶力竭劝老少爷们儿都回家，却没人听他的。这个时候，老少爷们儿心里想的是自己村子的“面子”，绝对不能容忍对方“来我们家门口撒野”。

一位目击者说，当时的情况太可怕了，村里的老人和妇女儿童都躲起来了。他心想“这下子完了”，想象着流血的场面，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喘。就在这时，突然听到了警笛，郭韶翔带领民警赶来了，他才松了一口气。可是郭韶翔他们只有五个人，如果双方的人群不听劝阻，他们五个人的人身安全也面临危险。但郭韶翔他们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害怕，神情都很威严，他们的凛然之气把对峙的人群给镇住了。幸亏他们及时赶到，如果再晚来半分钟，看那架势，肯定就打起来了，不死几个人不算完。

1995年7月4日凌晨4点多，有人打电话报警称：有四名持刀歹徒抢劫了一辆从深圳开往厦门的大巴客车上旅客的钱物，这时正在漳州胜利东环城路拦出租车，准备逃跑。副大队长李铁军带领吴志坚、吴荣辉、林学勤等三名民警火速赶赴现场。他们赶到时，报案人正在路边等他们，那四名歹徒在前方100米处的路边，还没拦上出租车。

其中两名歹徒反应很快，拔腿就往路边的田野跑去。李铁军和吴志坚迅速追赶过去。另外两名歹徒身体动了动，好像在琢磨往哪里跑，可是他们已经来不及跑了，吴荣辉和林学勤一人扑向一个，林学勤抓住了面前歹徒的左手，吴荣辉反应更快，抓住另一名歹徒的右手，迅速上了手铐，把手铐的另一端拉过来，铐住林学勤手中歹徒的左手。

这时，不远处传来枪声。原来，那两名歹徒慌不择路，滚入了泥塘。李铁军冲下泥塘和歹徒搏斗，泥塘很滑，歹徒挣脱李铁军向岸边逃去。李铁军果断开枪，打穿了歹徒的左小腿，迅速将其制服。另一名歹徒在夜色中逃跑了，后来被刑警队重案组从江西老家逮捕归案。

从接到报警到人赃俱获，仅用了20分钟。歹徒看到李铁军他们都穿着迷彩服，把他们当成军人了，被抓后疑惑地说：“你们福建怎么用解放军抓人？你们解放军可真厉害。”

1995年9月12日上午，漳州市民郑秋霞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到瑞京路一家诊所看病，她和医生说话的时候，小男孩儿跑到院子里玩。院子里有一口古井，井口上盖着一个塑料脸盆。忽然，小男孩儿一下子扑到脸盆上，“扑通”一声，和脸盆一起掉进了八米深的井里。郑秋霞发疯般扑到井口，但看到的只是晃动着的井水，孩子和脸盆都看不见了。她声嘶力竭地向周围的人哭喊道：“你们谁能救救我的孩子啊？”几个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到井口往下看了看，都摇摇头离开了。这时，小男孩儿又浮出了水面，脸盆也浮在他身旁，他两手撑着井壁，哭着叫妈妈。

经人提醒，郑秋霞打了报警电话。一中队副队长王志强立即带领民警翁建全、张志鸿赶到现场。王志强往井里一看，发现直径很小，和肩膀差不多宽，井壁长满青苔。黑咕隆咚的井底，小男孩儿还在挣扎。王志强脱掉外衣裤，用从车上带来的尼龙绳系在腰上就下了井。他的双手双脚在井壁砖缝间着力，肩背靠着井壁，慢慢往下移动。越往下光线越黑，鼻孔充滿难闻的气味。到达井底时，王志强一只手迅速把小男孩儿从水中抱起来。小男孩儿双手紧紧搂住他的脖子，全身都在颤抖。王志强另一只手抓着尼龙绳，脚下用力蹬住井壁的缝隙，靠背部的摩擦力一点儿一点儿往上蹭。

爬了一段后，王志强感到呼吸困难，但此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一定要把小男孩儿送上去。

队友们在上面一边喊着“志强顶住啊”，一边将尼龙绳往上拉。王志强终于接近了井口，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把小男孩儿举上去。等他被队友们拉上来，才发现自己的十个脚趾头都磨破了，背部也布满一道道擦伤的血痕。

有人计算过时间，从小男孩儿落井到被安全救出，整个过程不到15分钟。小男孩儿的爸爸谢万发至今提起这件事，眼睛都会潮潮的。

只要心里装着老百姓，真心为老百姓办好事，老百姓就会像爱自己的亲人一样爱警察。郭韶翔和他的队员们用切实的行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诚爱戴。

一天晚上，有个民警提着一口铝锅，去街上给值班的同志买夜宵。结账的时候，小吃摊的老板说：“刚才有个骑摩托车的人替你付过了。那个人说，110太辛苦了，我给他们付账，你不要告诉他们。”

一次，民警林建在训练时不慎将脖子和脚踝弄伤。队友把他背出训练场，准备叫队里派车送他到医院。这时，旁边一位素不相识的男青年见他们戴着“漳州110”的红袖标，主动提出把自己一辆崭新的工具车借给他们。到医院后，医生要求拍片。林建因为全身是泥，望着雪白的床单，犹豫着不敢上。没想到医生拍拍他说：“你们110为老百姓做了那么多的好事，脏点儿怕什么，坐上去。”

还有一次，郭韶翔去农贸市场排队买肉。摊贩见他穿着迷彩服、戴着“漳州110”的红袖标，当即嗔怪地说：“你们110日夜为我们保平安，哪有时间排队买肉呀。”随后“唰”地割了一大块猪肉扔给他，“不要钱了，拿回去吃吧。”郭韶翔愣了愣，悄悄放下猪肉离开了。

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乡镇女干部十分动情地大声疾呼：“110那么辛苦，郭韶翔那么瘦，领导要给照顾一下，不要像孔繁森、蒋筑英那样英年早逝了，才来宣扬他们的事迹！”

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自己的工作终于得到了群众的认可，郭韶翔感到很欣慰，但他那张瘦削的脸上还是不见笑容，因为他要面对的困难还有很多很多。

第三章“漳州110”走向全国

愈挫愈奋

“漳州110”在不断发展壮大。1994年2月5日由中队扩编为大队，全称是“漳州市公安局芗城分局巡逻警察大队”。下设四个中队和一个内勤组，一次性定编150人，列入市财政预算。1996年5月再次升格为“漳州市公安局巡逻警察支队直属大队”，但还是原班人马，还是芗城分局的编制，办公地点也没变。这一年郭韶翔41岁，他也“升官”了，由股级升为副科级。

但“漳州110”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郭韶翔希望“漳州110”的民警们齐心协力跟他干事，为党去干，为人民的利益去干，可各种困难一直如影随形，处处掣肘。“创业非常难，难在什么地方呢？要千方百计让领导理解我;要千方百计让手下的民警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让他们知道我的苦心;再一个是没钱没装备，说起来是很痛苦的，我当时连买汽油的钱都没有。”郭韶翔说。

当时，民警们在宿舍里睡上下铺双人床。一个小房间住八个人，夜里一有报警，就马上从床上跳下来往外跑。一个夏天的夜里，有个民警睡得迷迷糊糊的，下床时被旋转的吊扇打了头，头碰伤了。事后郭韶翔就找了市长，请求批些钱装空调，市长就批了20万元。可是，那时候公安机关的经费紧张，钱一到局里账上，就被用到别的地方去了。郭韶翔当时的心情是“哭都哭不出来”。

郭韶翔在部队时有个老首长，转业后在漳州一家纺织机厂当厂长。厂子距离芗城分局很近，老首长晚上散步的时候经常走到芗城分局。有一次他去看郭韶翔。郭韶翔正为空调的事苦恼，就告诉了老首长。老首长说：“没事，我们这边有一个厂跟台商合资，他们生产一种很小的空调，明天你到厂里来，我叫他们给你。”郭韶翔去厂里跟台商见面后，那位台商很大方地给了他八台空调，都是从台湾弄来的。问题是，当时连局领导的办公室都没空调，这批空调装上后，在公安局显得很扎眼，后勤股股长找到郭韶翔说：“你们巡逻队装空调，电费要另外算！”

郭韶翔说，他听后心里非常难过，可以说是五味杂陈。他想干事，可干事却那么难。

当然，无论多难，郭韶翔都不会退缩，相反却愈挫愈奋。不然他就不是郭韶翔了。

“向我看齐”

有一次，“漳州110”民警追捕一个抢劫摩托车的外地案犯。歹徒爬上街边两层高的屋顶，民警紧追不舍;歹徒狗急跳墙，在沿街的屋顶上见高就攀、逢低就跳。但民警比歹徒更敏捷，攀得更高，跳得更远。较量没几个回合，歹徒双腿开始发软，脸色发白，睁着惊恐的眼睛跪地求饶。他大概万万没有想到会碰到这么“玩命”的警察。

“漳州110”的民警都有一副好身手。平时训练有素，战时才能勇猛顽强。

“漳州110”的队伍充实、扩大了，队伍的管理也必须同步跟上。为此，郭韶翔在训练和管理方面更加“严苛”。他要求新入职的民警都要到附近的野战军部队进行封闭式强化训练，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去完成部队战士两年内要完成的训练任务。组织参加岗位培训，掌握擒拿、格斗、攀登、射击、单兵战术等技能和业务知识。训练时从难做起，吃常人所不能吃的苦，忍常人所不能忍的累。有的民警为了完成一个“倒功”动作，连续训练上百次，摔得鼻青脸肿，每晚睡觉都要用双手抬着大腿才能上床。有的民警在沙地上练“前扑”，一颗颗沙粒嵌入手掌，泪水混着汗水流下来，还是硬挺着把课目练完，过后才用针把那些沙粒一颗一颗剔出来。

据“漳州110”老民警林学勤回忆，他入警面试的时候，郭韶翔看了他一眼说：“你个头儿这么高，不知耐不耐摔？”当时林学勤觉得很奇怪，心想当了警察，为什么还要考虑耐不耐摔？直到训练的时候，练到“匍匐对抗”课目，真的摔了，才知道怎么回事。尤其是练到“后抱膝”课目，那是一个从敌人背后把双腿抱起来，让敌人上身整个朝前倒下的动作，林学勤第一次看到队员被“咣唧咣唧”地摔在地上，当时就吓傻了。当他第一次被人整个抡起来从上往下摔的时候，真怕自己被摔得扁扁的。

“漳州110”教导员、原中队长郑瑞钟回忆自己参加集训的经过时，特别提到一种蔬菜：西芹。“我们进入110的第一天，就到部队去集训。43天的集训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倒不是训练有多苦，而是每天都吃一種西芹，就是美国芹菜。早上吃，中午吃，晚上还吃，一天三顿吃。平时训练很苦很累，但是每天都必须吃那个西芹，即使腻了也要吃。西芹的味道有些苦，当然这只是在部队吃苦的缩影。部队这段时间的经历，让我和同一批的一些同事深深地感受到，必须要养成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除了集训，平时每个月也都有定时定量的训练，使每个民警都练就制服违法犯罪嫌疑人和保护自己的能力。尤其是新入职的民警，都经过了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这番改造的后面是血和汗，民警们训练结束后回家让母亲洗衣服，洗衣盆里往往是暗红色的血水，那是训练受伤留下的。

在队伍教育管理方面，郭韶翔总结了三句话：“以严管住民警，以情感动民警，以自己的言行带动民警。”

以严格的规章制度管理队伍，以铁的纪律铸造队伍。建立健全了岗位目标责任制，从大队长、中队长、指导员，一直到民警，各个岗位都制定责任目标，同时完善了28种规章制度、147条规定，充分发挥制度的约束作用，使队伍管理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大队长与各中队长签订岗位责任状，与每位民警签订无违纪责任书，通过量化指标明确职责落实，一级抓一级，齐抓共管。对文明礼貌用语、执勤规范等也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对警容、警纪、风纪、执勤装备配置到执勤语言、立姿、步姿、礼姿等进行统一规范。

据林学勤回忆，有一次郭韶翔把全大队的民警都召集起来，练习敬礼的动作，当场就有包括自己在内的13位民警因动作不合格被处以黄牌警告，扣发当月的训练补贴和岗位评分，共计278元。当然，郭韶翔照例“陪扣”，他说：“一个简单的敬礼动作，就有13位民警不合格，第一个被黄牌警告的应该是我这个当队长的。”

其他日常的管理措施也都很繁琐、具体，每一个环节都抓得很紧。比如，单身民警每晚11点之前要归队就寝;每天起床后，鞋子要摆得像一条线一样直，被子要叠得像豆腐块一样方方正正;每天都要写工作笔记;如遇突发事件，已下班的民警接到传呼后必须10分钟以内赶回队部。因此，就有头发理一半、洗澡洗一半、吃饭吃一半归队的;还有摩托车骑到半路接到传呼，正好摩托车又没油了，只好推着奔跑的。有个年轻民警和女友一起看电影，看五次都没看完，每次都是接到传呼后匆忙归队了。

如果犯了什么错误，必须敢于承认、敢于改正。据曾长期在漳州市公安局从事宣传工作，现任漳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郑任宽回忆，一天晚上，一名民警不小心把一摊墨水洒在值班室的桌子上了，因有事匆匆忙忙出去了，墨水就没来得及擦。晚上10点多，郭韶翔看到那摊墨水，就严肃地问是谁洒的。那位民警有些不好意思，一时没敢承认，心想等郭韶翔走了，自己擦了就是了。没想到，郭韶翔把当天去过值班室的民警都叫过去，自己坐在椅子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走了。他说：“如果没人承认，大家就一起耗着，哪怕耗到天亮。”后来，那位弄洒墨水的民警终于承认了，并说明了情况。郭韶翔脸上露出了笑意，说：“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让大家不睡觉，而是要让大家几个月都记住这个事情。人要诚实，犯错误不要紧，你要敢于承认错误，敢于纠正自己，要养成这样的习惯。”

在领导带头方面，郭韶翔始终认为“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陪扣”就不用说了，其他方面，他要求民警做到的，自己要先做到。一个夏天的上午，大队进行体能训练。不少民警因前一天出警，凌晨3点才睡觉，十分疲劳，训练时精力就难以集中。郭韶翔发现这个情况，立即集合队伍进行动员。说完，他就第一个跑。他因连续多日通宵工作，体力不支，在距离终点还有60米的时候摔倒在跑道上。队员们全都围过去，把他扶起来，眼含热泪劝他说：“队长，你的苦心我们懂，你不要再跑了，我们一定把课目练好。”郭韶翔心想，我爬也得爬完那60米。于是咬牙硬撑着继续跑，跑完了全程。

据“漳州110”原一中队副队长王志强回忆，有一天，一个外地女青年报警说，她被三名男子劫持到漳州，其中一人身上有枪。凌晨两点，郭韶翔带领一队全副武装的民警，包围了歹徒和女青年所在的楼房。楼房门窗紧闭，潜入楼房的唯一出口是三楼的一扇窗户。要爬到这扇窗户，必须从铁门上平房，再从水管往三楼爬。因歹徒有枪，在这个过程中，随时都会面临生命危险。郭韶翔斩钉截铁地对大家说：“上，你们都跟我上！”说着，他自己先爬上去了。望着他的身影，队员们也都争先恐后地往上爬。

难怪有一位民警深有感触地说：“郭大队长是条硬汉子，要求大家‘向我看齐。追捕凶犯，他跑在最前面;制止械斗，他站在最前面;跳江救人，他走在最前面;克服家庭困难，他身先士卒;部下黄牌警告，他也主动陪着受罚。他那奋不顾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言行，成了活生生的榜样，感化影响着队员们。我们的头儿那么卖命，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郭韶翔对自己“狠”，对民警“狠”，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很有爱心、心细如发的人，对民警的关心也是无微不至的。民警及家属生日或生病，他都去探望、慰问。有个民警的女儿被开水烫伤了，他带着营养品登门慰问。有的民警和老婆吵架了，他连夜去民警家里做“和事佬”。他还很愿意当“红娘”，热心地给年轻民警介绍女朋友。一位民警因执行任务误了约会，女友一气之下要和他告吹，郭韶翔三天两头往那女孩儿家里跑，又是解释，又是苦口婆心地劝，使两个年轻人重归于好。

这些事情，郭韶翔不是写在“备忘录”上，而是记在心里。他和民警们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民警们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他的那份真诚，一想起来就眼窝子发潮，工作一懈怠就觉得对不起他。

“歪脖子树扯直了”

云霄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吴荣辉，1975年生，身高一米八四，伟岸挺拔，坦诚豪爽，留着平头，戴一副黑边近视镜，整个人显得清爽、干练、儒雅。他1994年从福建省体育学校毕业后，同年8月23日到巡警大队报到，成了“漳州110”的一名民警。后来在110工作了18年，曾担任“漳州110”教导员、芗城分局副局长、巡特警支队政委等职务。

郭韶翔说过，“吴荣辉是在我的骂声中成长起来的”。吴荣辉参加工作的时候才19岁，他坦言自己的“三观”就是在110工作期间形成的，其间完成了从一名运动员到一名警察的转变，完成了由一个社会青年到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员的转变。

吴荣辉出生在漳州城里旧府衙附近的一个铁匠之家，祖父和父亲都是打铁匠人，尤擅长制作各种刀具，都老实本分。他的奶奶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当警察的时候，奶奶曾叮嘱他：“阿辉啊，人在公门好积德。”所谓“公门”，就是“公家的单位”。“好”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可以”，也就是说，你身在国家机关，有机会为国家做事;二是“要”的意思，成了公家人，要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做好事，这是积德行善。吴荣辉很喜欢警察这个职业，可是他当了110民警之后，才发现和自己的想象不太一样。

吴荣辉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留着在当时年轻人中流行的长头发。郭韶翔说，小伙子很帅，就是头发太长，要理一理。按照郭韶翔的要求，吴荣辉忍痛割爱，去理发店剪成了平头。从那以后，他的发型一直是平头，再也没变过。毕业十年的同学聚会上，一些老师和同学都认不出他来了，打量着他的平头，疑惑地问，这还是吴荣辉吗？

有一次开会的时候，郭韶翔问：“你们都有谁谈恋爱？谈恋爱的举手。”吴荣辉坐在最后一排，一下子把手举起来了。当时有一些年龄稍长的民警正在谈恋爱，但没好意思举手。郭韶翔对吴荣辉说：“你才19岁就谈恋爱，那些老同志还没谈。”吴荣辉说：“谈了就是谈了，你说举手我就举手嘛。”他心里想，我谈恋爱你还管我，谈了就谈了，光明正大。

后来郭韶翔找吴荣辉谈话，和蔼地说：“荣辉啊，你才19岁，要把精力用在工作上。等你二十四五的时候，我给你介绍一个好的，一个领导的小孩儿。”吴荣辉说：“我不要，不用你介绍。”其实吴荣辉和后来的爱人从小是青梅竹马，郭韶翔当时不知道。

吴荣辉年轻的时候比较有个性，又是运动员出身，在校期间有些自由散漫，在110工作的头两年一直挨郭韶翔的骂。当然，这种“骂”是严厉的批评，没有人格侮辱。“老郭对我就是骂，我是在他的骂声中成长。他到外地去讲课，后来有人说我‘歪脖子树扯直了，刚开始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他把我当成了一个反面典型，喜欢举我这个例子。被老郭骂了两年，并不是说这两年当中我不认真工作，本身就是运动员出身，遇到急难险重任务就好胜，打击比谁都狠，服务比谁都到位，就是那些条条框框很难忍受。”

革命化教育、軍事化管理、正规化训练、制度化约束

吴荣辉觉得郭韶翔的管理太严苛，有些不近人情，自己的工作、生活和那种准军事化管理有些格格不入，认为很多条条框框都是没必要的。开会的时候，他一听那些大道理就很讨厌，就想睡觉，也不记笔记，就在本子上乱写乱画。郭韶翔批评他，他就拿眼睛瞪他。“当时想法很简单，当警察嘛，就是要除暴安良、打击违法犯罪，就是要服务人民群众。当时以为这和遵守那些规则没有什么关系，其他大部分人也都这么认为。”

关于那种严格的管理，有两个故事，吴荣辉一直难忘。

第一个故事是：有一天下班后，他拿着巡警包回到队部，卸下腰带，放到巡警包里面，满身是汗，准备去洗澡。当时郭韶翔让内勤收回值班工作日志，吴荣辉认为刚下班，洗完澡再写也不迟。没想到，郭韶翔给了吴荣辉黄牌警告，他说：“咱们下午五点半下班，五点半之前，你一天所有的工作必须全部完成，你超过这个时间就不算，不管你回没回家。作为一名民警，你把腰带卸下的那个时刻，说明你下班了。但是写工作日志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你没写说明你工作没有完成，给你黄牌警告不过分。”

第二个故事是：郭韶翔要求民警接电话的时候，不管是报警电话还是内部电话，接起来就用普通话说：“您好，我是漳州110。”有一次，郭韶翔为检查值班民警在接警过程中用语是否规范、语气是否礼貌恰当，就“冒充”报警求助人打报警电话。结果，吴荣辉接起电话后用当地方言问：“喂，找谁？”郭韶翔问：“你是谁呀？是吴荣辉吗？”吴荣辉说是，郭韶翔就在电话里把他批评了一顿。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吴荣辉心想，这次肯定不是队长打来的了，接起电话又像刚才那样用方言问：“喂，找谁？”没想到，电话还是郭韶翔打来的，郭韶翔大声说：“又是你吴荣辉，黄牌三个月！”结果，吴荣辉被罚款三个月，罚得心惊肉跳。

郭韶翔和副大队长李铁军等领导多次找吴荣辉谈心，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两年多以后，吴荣辉对郭韶翔那种“严苛”的管理，终于完全理解了，认识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是这么理解的：“当警察就要有绝对的服从意识。面对刀枪和棍棒的时候，面对各种险情的时候，没有这种绝对的服从意识，你能冲得上去吗？”

想通了之后，吴荣辉表现得比谁都自律。参照郭韶翔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他在一张A4打印纸上写了一份类似于“备忘录”的“每日工作流程”，包括早上起来被子要叠好、鞋子要摆正、牙刷要摆齐等，一共列举了十三四条。他当时在宿舍里睡下铺，就把那张A4纸贴在上铺的床板子上，每天早晨一睁开眼睛先看一遍，睡觉之前再看一遍，以免遗漏。

郭韶翔比吴荣辉整整年长20岁，在吴荣辉面前像个家长一样。现在谈到郭韶翔对自己的教育、关心以及一生的影响，吴荣辉难以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

除了严格的管理，郭韶翔用自己的人格力量感召着民警，使队伍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的工作中去。

护士和记者眼中的“漳州11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110。”对漳州老百姓的这句褒扬，漳州市医院急诊室医生蔡宁华感触很深。因为“漳州110”是医院的常客，许多危重病人都是因为“漳州110”的及时救助而转危为安的。急诊室是医院的重点窗口，每天都要接待、抢救几十个危重险急的病人。在送急救病人来医院就诊的人员中，蔡宁华经常看到身穿迷彩服的110民警，第一时间耳闻目睹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1995年冬季的一天凌晨一点，急诊室十分忙碌，忽然门外急匆匆进来几个人，满身鲜血。原来，有一个青年学生在九龙江畔散步时，被一伙持械歹徒抢劫，歹徒们不仅抢走了他身上的钱物，还凶残地将他的双腿捅了四个洞。“漳州110”民警赶到现场时，那个学生已经休克了。民警们一边围捕歹徒，一边用自己的衣服将伤者的下肢扎住。他们担心伤者因失血过多不再醒来，就不断地在伤者耳边呼喊着;同时双人合抱，以最快的速度将伤者送到漳州市医院急诊室。他们为伤者挂号，跑前跑后送血化验，将伤者抬上二楼放射科拍片，直到伤者转危为安才悄然离开。

有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太太因精神失常，突然从几米高的楼上跳下，当即不省人事。老太太的家属心急如焚，给医院打电话要求急诊室出诊。不巧的是，医院的两部急诊救护车都出去接病人了，接电话的护士马上说：“你们赶快打110，110会帮助你们的。”放下电话不到10分钟，一辆警车已一路鸣笛开到了医院。抬着那位病危老人冲进急诊室的，正是护士们熟悉的“迷彩服”。

一天深夜，一个60多岁的老汉独自一人去看电影，在回家的路上突发脑溢血，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围观的人很多，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帮助这位老人。有人打了110，民警们迅速赶过去，抱起大小便失禁、浑身污秽的老人，送到医院急诊室。当护士们见到他们时，只见他们的身上沾满了老人呕吐的秽物，浑身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可他们没有顾及这一切，一边用面巾纸擦去老人身上的脏物，一边打电话寻找老人的家人。老人的亲人急匆匆地赶来，一阵忙乱之后，才想起要对民警说几句感谢的话，却没看见“迷彩服”，因为他们已经悄悄离开了。

因110民警来得多了，急诊室、挂号室、收费处的工作人员渐渐都和他们熟悉起来。他们常常要面对凶恶的歹徒，在与歹徒的搏斗中也常常受伤，但每次来医院都自觉地排队。1996年5月中旬，一位民警在与歹徒搏斗时，右侧眼眶被刀划了一个口子，鲜血流了一脸。他急匆匆赶到急诊室时，看到护士正在抢救其他病人，就悄悄地往外躲。护士看到了，连忙说：“110快过来，我先给你清洗清洗伤口。”这位民警连忙摆手说：“不忙不忙，你先给别人看吧，我没关系。”护士越叫，他躲得越远了。

一天晚饭后，急诊室一位护士和朋友在街上散步，远远看见一位认识的110民警身穿便装在陪妻子购物，手里提一只硕大的白色方便袋。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抓贼，快抓贼，有人偷摩托车了”的喊叫声。原来，有一对骑摩托车的夫妇在酒楼吃饭时，发现两个带凶器的歹徒正在撬他们的摩托车，他们一邊喊一边从酒楼里追了出来。这时，只见那位民警把手中的白色方便袋往地上一扔，一个箭步冲了过去。他的妻子也顾不得方便袋了，在后面追他，边跑边大声喊：“小心啊，千万小心！”那位护士走过去，看护着那个方便袋。两个歹徒跑进一条漆黑的小巷，那位民警也冲进小巷，他的妻子也跟过去了。大概过了五六分钟，那位民警扭着一个歹徒的胳膊从小巷里出来了，和那对夫妇一起把歹徒扭送到附近的派出所。那位民警的妻子这才急匆匆地跑过来寻找那个方便袋。护士冲她笑笑，指了指旁边的方便袋。她想笑一笑，却没笑出来，仍是惊魂未定的样子，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

那位民警本来是休息时间，如果他不去抓贼，也不会有人指责他。他挺身而出的时候，大概什么都没想，甚至没想到妻子会为他担惊受怕……

1996年7月，漳州市医院党委发动全院职工向“漳州110”学习，并请郭韶翔来作报告。之后，医院党委提出了“接诊一位病人，奉献一份爱心”的口号，号召全院职工学习“漳州110”爱岗敬业精神，把病人当亲人，热情周到地为病人服务。

漳州电视台记者陈滨峰曾对“漳州110”进行过七天的跟班采访。第一天就碰到这么一件事：一位姓郑的河南妇女在泉州打工，到漳州推销汽车配件，被一位老板无理扣下一箱倒车镜和600块钱。万般无奈中，她打了报警电话。“漳州110”的民警替她讨回了货物和钱，之后担心店主还要欺负她，就用警车把她送到汽车站，并看着她坐上开往泉州的客车。上车前，那位妇女紧紧地拉着民警的手，激动得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回到泉州后她就给“漳州110”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我一个女人家在外奔波，孤独无助，常常受人欺负，却毫无办法。有一次在另一个地方碰到同样的事，我找到派出所，派出所满口答应要帮我，可到那儿一看，店主是熟人，马上就变卦了，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经过一些挫折，我再也不相信这世间还有什么公道了。而这次在漳州，一开始也没敢抱多大希望，没想到漳州的警察这么好。我在漳州终于感到，这世上到底还是好人多。”

有一天上午，110出警处置了一起疯子乱砸人家商店的事件。当天午饭后，民警正在休息，那家商店的店主来了。陈滨峰刚好在办公室里，问店主干什么。店主说，上午110帮了他大忙，他要来跟他们“意思意思”，送个红包。陈滨峰跟店主说：“他们不会收你红包的。”店主不信，小声问：“透露一下啦，到底什么行情？”陈滨峰还是不吱声。店主就包了200块钱。陈滨峰叫醒正在休息的二中队副队长林建，林建也告诉店主说，红包不能收。店主还是不信，和林建推让着。这时候郭韶翔进来了，以为是来说情的，就大喝一声：“干什么的，身份证给我看一下！”他嗓门有些高，把店主吓了一跳。待店主结结巴巴地说明原委，郭韶翔语气缓和下来，把红包袋收下来了，把钱还给了店主，说：“谢谢你，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但钱不能收，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漳州110”的民警们都恪守这样一个信条：不让人情左右，不被金钱利诱，不向邪恶低头，不为权势折腰。他们风里来雨里去，为老百姓做的好事成千上万，可他们始终坚持不喝一口水、不抽一支烟、不收一份礼，不图任何回报。民警们为群众办好事，当事人或当事人家属常常來队部送上一个红包表示谢意。民警们都只是把红纸袋留下，把钱如数奉还。他们难以谢绝群众送来的锦旗、镜匾和感谢信，难以谢绝群众在电视、广播中为他们点歌，但对群众送来的钱物一概拒绝。在一次办理案件的过程中，一个女当事人看到其他民警有事暂时离开，马上掏出1.7万元塞给郭韶翔，请他手下留情。郭韶翔严厉批评了这种行贿行为，并将款项全部依法没收上缴国库。一位副中队长曾带领民警查获一起嫖娼案件，当事人拿出4000多元要求“私了”，他们当场严词拒绝。

三年时间里，他们共拒礼拒贿531人次，总价值七万多元。没有一个民警因为处置警情不公正被举报，没发现一个民警在执行公务中收受贿赂，老百姓都亲热地称赞他们为“铁脸汉”。

（未完待续）

分类：首届警察节特别策划 作者：张宝中 期刊：《啄木鸟》202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