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看小说〗国家爱情

一

太平间沉重的铁门在身后悄无声息地关闭了，切断了那一股说不出什么的阴沉味道。景瀚摘下口罩，深深地呼吸了一口凌晨的清凉空气，然后看了一眼手表：5∶23。天际已经微微地有些发亮了，医院大院里却仍然一片冷寂，太平间所在的这个角落，更是在寂静中透出一种悲凉。只有远处那幅“夺取抗击疫情最后胜利”的大标语，在晨光里显得更加触目惊心。景瀚的车孤零零地停在墙边，像一头倦怠的小兽在打瞌睡。当景瀚的手抓住车门把手的那一刹那，极度的疲惫像潮水般瞬间涌过他的心头，吞噬了那些本来就支离破碎的思绪。

愣了半晌，景瀚才掏出手机，拨通了越洋电话。妹妹景涵几乎在第一声铃响还没有结束时就接了：“哥？”景瀚明白，妹妹是有预感的，她一定是在等着他的電话。

“妈去世了。”景瀚说，声音尽量平静。

他仿佛听到妹妹那边哽咽了一下，像是她正喝着水，突然地呛到了。景涵半天没说话。景瀚也不说，只小心捕捉着妹妹那边的动静，隐约的，他听见好像有两个老外在用英语起劲地争论着什么，一男一女。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景涵低声叹了口气，说：“先这样吧，我这里还在谈事情。再联系吧。”

“好吧。”景瀚挂了电话，坐进车里。妹妹的态度他一点儿也不惊讶，他深知，他们兄妹俩和父母的关系并不算亲密。

二

在景瀚的记忆中，妹妹景涵和父母之间矛盾的第一次爆发，就是在她突然提出要出国读书的时候。事实上，当时的景瀚对妹妹的决定也不理解。

那是1981年，虽然出国的热潮已经悄然掀起，但在这座二线城市，还仅局限于那些在海外有某种亲属关系的人们。普通百姓对于出国，还像是在听天方夜谭般的故事。那时，景涵刚从部队复员归来，到新成立的桃园水库派出所当了内勤民警。虽然是远离市区，条件相对艰苦，但能进公安系统穿上警服，是当了一辈子警察的父母给女儿最稳妥的安排了。而且，景涵还奇迹般地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创造了一个高起点。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她在水库里一口气救上来三个淘气的落水儿童，当时是她刚刚到派出所报到的第二十三天。身为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区体工队的游泳运动员，这件事对景涵来说不算什么，但却引起了派出所长小张的高度重视。那是个脑筋活络的家伙，并不甘心在这么个偏远的小治安所当个所长。他怂恿孩子们的家长敲锣打鼓地把锦旗送到了市公安局，还同时通知了市里的新闻媒体。只有四名民警的小小派出所就这样上了报纸和电视的头条新闻。市公安局领导当然也乐得自己的队伍里出个先进人物，何况景涵又那么年轻漂亮。于是，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市公安局党委给景涵记了一等功。接着，景涵还获得了诸如市三八红旗手、五四青年奖章等等的光荣称号。一个刚刚参加公安工作二十多天的女孩子，就这样成了一颗耀眼的新星。

听说，市公安局本来还给景涵报了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的，省公安厅这一关也通过了。但材料送到公安部，部人事部门的一位领导沉吟了片刻答复说：“这么年轻，荣誉太高了不是好事。对这样的好苗子，我们应该给她留下继续进步的空间。”

景瀚知道，妹妹对这个二级英模也不是很感兴趣，突如其来的一堆荣誉已经让二十一岁的小姑娘感觉难以承受了，更何况，她也为这起突发事件付出了很大代价。毕竟当时已是深秋节气，救人的时候景涵又正赶上生理期，当时一上岸，她就肚子疼得直不起腰了。她的事迹传开之后，组织上安排她住院疗养，连一等功的奖章都是在病床上授予她的。到了第二年的春节前，景涵康复出院。就在市公安局举办的新春团拜会上，当市局老局长亲切地询问年轻的功臣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时，景涵说，我想出国读书。

当时的景瀚正在区公安分局的刑警队跟着师父跑案子。在市局政治部工作的警校同学给他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个已经轰动全局的新闻。景瀚吓了一跳，在他的意识中，荣誉是组织给的，只有继续努力工作才对得起那枚奖章。出国，简直像是叛逃。那天他连夜驾车从现场赶回家，一进门就发现家里气氛凝重。小小的两居室，父母的房门和景涵的房门都关着，本就狭窄的门厅就更显得拥挤而昏暗，还弥漫着呛人的烟气，茶几上的烟缸里按满了长长短短的烟头。景瀚想象得出父亲坐在沙发上气得发抖的样子。

景瀚咳嗽一声，然后推开妹妹的房门，一看见妹妹苍白的小脸儿和书桌上那成堆的参考书，他突然就明白了，看来这丫头决心已经下定，估计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

但话还是要说的啊。他抄起一本英语书哗哗地乱翻着，尽量严肃地说道：“你把老爷子气坏了吧？”

景涵说：“哥，你不知道，他们有多自私。”

景瀚没想到，妹妹用“自私”这样的词语形容父母。他愣住了，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妹妹的话。他和景涵，从小就性格相异，用他们奶奶的话说，“老天爷给你们搭错筋了，男孩儿像女孩儿，女孩儿像男孩儿”。景涵从小就淘气，放学之后从没按时回过家，常常是景瀚做完作业，准备洗洗睡了，她才一身泥污满头大汗地踢开家门，不是手里提着两条江鱼就是怀里揣着几个半熟的果子。家里曾经养过三只猫，都是景涵从外面捡的，瞎的瞎瘸的瘸，整天围着景涵打转转。父母常年工作繁忙很少回家，回来也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们兄妹先是靠奶奶照顾，奶奶去世后就自己照顾自己。对于景涵来说，景瀚又是哥哥又像是会洗衣做饭的大姐姐。而在景瀚眼里，妹妹是个古灵精怪让人头疼又让人心疼的丫头。而父母的存在，在这个家里不能说可有可无，但却像是云里雾里的景致，不那么真实，更谈不上亲切。他们对父母尊重有加，亲昵不足。其实，景瀚心里明白，所谓亲昵，是他们与父母之间根本用不到的形容词，那一对儿老警察也许根本就不懂什么是亲昵。但是，老实如景瀚，也绝想不到用“自私”来批评父母。看着仿佛陌生了许多的妹妹，他喃喃地，像是询问，又像是自语：“他们……自私？”

“就是！”景涵说，“你不知道吗？老头儿要调到省公安厅去啦，还可能提拔当处长，这个时候，他不就是怕我出国影响了他的仕途吗？人家老局长都没拦着我，他却先爆炸了，像颗大炸弹似的。”

景涵愤愤，景瀚却无语。他也已经听到了传闻，做了一辈子技术工作的父亲，要到省厅刚刚组建的科技处当处长去了。老头儿其实早就以借调的身份在省里干了十几年了，在全省各地市跑案子，甚至也常应邀到兄弟省市去帮忙。但是，总听说是人事指标有限，他一直没能正式调进省公安厅。但这并不妨碍他是名副其实的技术高手，据说有几项绝活儿在全国公安系统都是顶尖的，传闻公安部都有考虑要聘请他做技术顾问。

景瀚不想谈这个话题，尽量和缓了语气劝妹妹：“你得想啊，爸妈也是为了你好。”

景涵说：“为了我好，就不要阻拦我追求我的梦想。”

“可你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就这么放弃了？可惜不可惜啊？你想想，我们先不管爸妈高兴不高兴，就说你自己，现在你在局里挑什么岗位不方便啊？就是你不愿意干公安了，在市里换工作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嘛。已經给自己打下了这么好的基础，你偏偏要放弃它，要跑到国外去受罪！你这是图什么？”

景涵瞪着哥哥，好像不认识他了：“哥，你也这么俗！”她劈手夺过景瀚手里的书，推着景瀚往门外赶，“出去出去，我不想听你唠叨了。你啊，早晚和爸妈一样，工作狂，没感情，只顾着你自己！”

景瀚无奈，只好走出来，边走边说：“就是坚持，那你也要和爸妈好好说嘛，起码别说他们自私啊，太难听。”

景涵关门的手停住了，大眼睛盯着景瀚：“他们不自私吗？他们不自私吗？请你指责我的时候先想想你自己的事吧，想想你和李曼！一对儿没骨气的蠢鸳鸯！”

景涵把门狠狠地关上了。景瀚的心却像被妹妹的话扎了一下。他愣愣地看着妹妹的房门，看了许久，然后在心里绝望地反驳：“不！不！那不一样啊，我和李曼并没有……爸妈他们……”

景瀚在门厅里转来转去。他听见父母的房间里有说话的声音，仿佛父母也在争论着。他不想去敲开他们的门，不想和他们说什么。他在沙发上坐下，从烟缸里找出一个长些的烟头为自己点上，猛吸了两口。忧伤的烟雾立刻围绕了他，一个念头便突然从脑海深处跳了出来：“他们不接受李曼，真的是因为他们自私吗？”

三

自从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以来，景瀚就没有好好睡上一觉。身为区公安分局的局长，他有太多的工作要处理，要安排。而母亲的生命偏偏在这个时候走到了尽头，这便又牵扯了他更多的精力。严格的管控措施之下，一切都变得寸步难行。医院封闭了，家属探视也困难，景瀚连母亲的遗言都来不及听。现在，母亲走了，仿佛重担卸下，他一下子就感到自己垮了。从医院回到家中，他一头扎到床上昏昏睡去，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太阳已经在西窗口了。

他不是自然醒的，而是被没完没了的电话铃声叫醒的。

勉强接了电话，是分局的治安大队长来向他报告情况，说是新苑小区有个住户，不听从防疫人员的要求，不戴口罩往外硬闯，民警出面制止，连民警都打了。景瀚边听边揉眼睛，他的眼睛发涩，想睁却睁不开。听到这里，他打断部下的话，没好气地说：“这你也用请示？该拘就拘啊！”大队长说：“岁数太大，快八十了，所以有点儿犹豫。”景瀚就说：“我记得你上次拘那个在马路上碰瓷儿的老家伙，得有八十多了吧？也没见你手软啊。”大队长突然哧哧地笑了：“老头儿打的那民警，是他亲孙子。”景瀚愣了一愣，说：“你开什么玩笑？”大队长这才郑重起来：“刚听说伯母走了，我们几个怕你盯不住，委托我给你打个电话。你知道，我们这些人，谁是会安慰人的？自己老婆都不会哄呢。我想了半天，想着逗你一下。特蠢，是吧？”

景瀚心里暖了一下。他说：“行啦，好意我心领。你们还不知道我？趴不下。睡一觉，就又精神了。”大队长说：“那好，有什么事需要我们，你说话。对了，刚说那事儿，我去了现场，已经把老头儿劝住了。没什么事，就是在家憋得太难受了，老头儿出来给自己站岗的孙子两下子，就消气儿了。你放心休息。”

景瀚知道，自己其实已经休息不了了，放下电话，他便彻底醒了。乱七八糟的事一起涌进大脑，搅成一团乱麻。坐在床上，他想静一静，理一理下一步应该做的事情。医院说了，特殊时期一切从简，只能在医院太平间的告别室举行个简单的告别仪式。说是仪式，其实也只能让大家鞠个躬而已，并且不能超过十个人。而殡仪馆那边，医院说现在只能由他们的人进去，家属一律不得进入。

告别仪式暂定在后天上午。都谁应该到场，又有哪些人应该通知但不必到场，景瀚在心里数来数去。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妹妹景涵在美国，目前这种情况肯定回不来。老伴儿本来早就从医院内科主任的位置上退休了，却当了志愿者参加医疗队去了武汉。女儿、女婿也都是医生，此时此刻也在湖北。目前在本市和景瀚最近的亲属，只有亲家田自强夫妻了。

当然，还有父亲。想到父亲，景瀚就觉得头疼。

凌晨时分景瀚赶到医院的时候，老远就听到了父亲在医院的走廊上哭闹的声音。景瀚皱着眉，把父亲的轮椅推到走廊尽头，吩咐照顾母亲的护工小刘看好他，不许他再喊叫。听见景瀚的声音，父亲睁开通红的泪眼，颤巍巍地说：“我没照顾好你妈，怨我，怨我啊……她跟我七十年了，为我担惊受怕的……你妈不能死啊，她死了我也不活了……”

景瀚看着父亲。在他的印象中，老头儿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个瘦人，精明、利索，再加上爱打扮，西装革履的样子总让人觉得他不像警察而像个教授。而现在，母亲的病把他也拖垮了，消瘦的脸庞上满是花白的胡茬儿，又乱又脏;撑不起来的旧警服上尽是油渍，而肩膀上的头皮屑让景瀚不忍直视。“别出声，这是医院！而且现在是半夜！”他对父亲低吼，然后转身到抢救室去找医生。

母亲得的是胰腺癌，确诊时已经是晚期。当时，主治医生用手指弹着CT片子说：“这么大岁数了，手术没有意义，而且这个位置，放疗、化疗效果都不会好。”景瀚当然不想放弃，把片子拿回家让老伴儿和女儿、女婿看，并提出送母亲去省里治疗，再不行就上北京。三位医生聚在一起，反复讨论，然后一致的意见是别让老人再受罪了。

景瀚那晚整夜失眠，凌晨三点爬起来到阳台上吸烟。他其实已经戒烟三年，那一晚又破了戒。老伴儿跟出来看他一眼，并没有制止，叹着气给他披上了一件夹克衫。景瀚在阳台上站到天亮，那种说不出的难受感觉让他终生难忘。但是，他没有哭。他为自己的没有眼泪而愤怒。

站到插满管子的母亲面前，景瀚仍然没有落泪。但是，他看到母亲的眼角有泪水。弥留之际的母亲，竟然感知到了儿子的到来，也许，她就是在苦苦地等着他。

景瀚抓了一下母亲的手，那手的温度已经不高了。景瀚知道这已经是最后的时刻，他扭过脸，不忍再看那张布满老人斑的脸。就在那一刻，他听见医生在耳边低声说：“老太太走了。”随即，景瀚感到母亲的手迅速地凉了下来。

景瀚走出抢救室，径直走到父亲面前，平静地说：“我妈走了。”老头儿啊了一声，随即放声大哭。他的哭声在楼道里回响着，充满绝望，却让景瀚对父亲萌生了一点儿亲近感。

电话又响了，打断了景瀚的回忆，是亲家母赵洁打来的。

赵洁也是医生出身，退休后不愿歇着，先是开了家诊所，后来诊所不断发展，竟成了本市最有名气的私人医院。景瀚的老伴儿退休后，也被聘到这家医院出门诊。景瀚母亲确诊后，市里的几家大医院竟都支支吾吾地不肯接收治疗，赵洁告诉景瀚，大医院床位紧张，谁也不愿意让一个高龄癌症病人压着床。景瀚气愤，赵洁就说：“谁让你要当个清官呢？你看有些人，没病都能霸占着医疗资源不放。我也甭跟你说这些了，现在让你腐败也来不及了。干脆让老太太住到我那儿吧，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你别嫌我说话不好听。”赵洁是个快人快语的女人，说话没遮没拦。

现在，在电话里，她仍然直截了当：“我给你夫人打电话了，我告诉她，甭回来，武汉要紧，这边有我呢。”说完，就要挂电话。

景瀚忙说：“哎哎，别着急啊，我正要问你，老太太走之前说什么了没有？”

“能说什么？老太太昏迷好多天啦，你又不是不知道。”听这边景瀚叹气，赵洁又和缓了下语气，“护工说，老太太有时候清醒一些，就掉眼泪。”

景瀚的心又疼了起来。他揣摩着母亲的眼泪为什么而流。他从来不知道母亲在想什么。母亲那深邃的目光，总是让他有种敬畏的感觉。母亲和父亲性格迥异，沉默寡言的她，是公安局保密辦公室主任的最佳人选，却是景瀚和景涵最捉摸不透的苦恼。

能判断出来的，应该是母亲对父亲的割舍不下。母亲一定知道，景瀚兄妹俩和父亲的关系都冷漠而疏远，甚至可以说有些藐视这个在技术上精湛而在为人处世上又蠢又笨的老头子。沉默的母亲一定是不会放心把丈夫交给这一双儿女，尽管在她清醒的时候，景瀚多次说过会照顾好父亲晚年的话。

除此之外，母亲还会有什么不放心的事？

推开窗户，让屋里的空气逐渐清新起来，景瀚的脑子也一点点地清醒。突然，一件尘封在记忆深处的往事就随着清凉的空气浮现在眼前了，清晰得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那是景瀚六岁的时候，妹妹景涵还抱在奶奶怀里。大雨滂沱，江水泛滥，涌进城市的水已经漫过了平房的窗台。奶奶只能撑着一把雨伞，搂着兄妹俩坐在房顶上。当时，父亲根本不在这座城市，不知道在哪儿奔波。而母亲跟着公安局的大队人马一直坚守在江堤上。瘦弱的奶奶不停地叹息：“指不上，谁也指不上啊。”景瀚永远记得那种又冷又饿又潮湿的感觉。他记得他是在第三天的下午崩溃的，六岁的孩子崩溃只会号啕大哭，而在痛哭的同时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名称：妈妈。他要妈妈，他要妈妈回来，马上回来。奶奶哄不住他，只好冲着房下的街道不停地喊：“街坊邻居们，谁行行好，到堤上把我儿媳妇叫回来！就说我们娘儿仨要死了！”

景瀚记得，母亲是在第二天傍晚才回来的。那时雨已停了，哭累了的他也已经在奶奶身边沉沉睡去。恍惚中，他感觉到是母亲把他抱了过去，因为他闻到了母亲身上那熟悉的味道。那时，那种味道掺杂着雨水的浓重腥气，但仍然让他有了一种安全感。他记得他当时没有睁眼，只是紧紧搂住了母亲的身体——像妹妹吃奶的样子，他聆听着母亲的心跳。

和母亲的亲热，留在景瀚记忆中的，只有这一次。

四

不想做饭，也不能到单位食堂去吃。从医院出来，按规定要在家自我隔离观察十四天。忙碌惯了的公安局长，闲下来简直不知道该做什么。想起曾经打算把书房清理一下，为着退休后有个读书看报的好环境，不如趁此机会干吧。可是走进那间被他称为书房的房间，才发现乱七八糟的东西堆积如山，简直无法下手。景瀚不明白，家里什么时候收藏了那么多莫名其妙的玩意儿。书架上落满灰尘的瓷塑警察，是他到俄罗斯访问时对方警察局送的礼品，而旁边放着的，竟然是外孙田一杉小时候常抱在怀里的毛绒狗。看着这只脏兮兮的毛绒狗，景瀚突然想起外孙现在住在亲家田自强家里，不如让老田给送点儿饭来。

田自强是个烹饪高手，还是个自在闲人。

田自强当年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后在赵洁父亲当权的单位当了个普通职员，混了些年就提前退休，在家里炒股票。据他自己说，当兵第一年，随部队到唐山参加抗震救灾，看多了生死，一切就都淡然了。幸亏老婆赵洁能干，医院办得红红火火，家里衣食无忧，他便乐得每天炒股之后在江边的别墅阳台上钓江鱼。然后，就变着花样琢磨做饭。

景瀚打通了田家的电话，直截了当地让老田给他弄点儿吃食，让一杉给他送过来。田自强听罢，愣了一愣说：“放心，我给你送过去。”

景瀚就说：“怎么，那小子还跟我较劲？”

田自强笑了：“孩子嘛，正在叛逆期，你甭和他计较。”

景瀚愤愤地说：“倒成了我和他计较了！你告诉他，他太姥姥去世了，等安顿完了我再跟他算账。”

放下电话，景瀚仍然怒气不消，他想：老田也是，那孩子才多大，就叛逆期？就知道宠着溺着，把孩子惯坏了。

田一杉刚上小学六年级，是个倔得像头牛的胖小子，而且因淘气而出名。幸亏学习成绩不错，获得了老师们最大的包容，否则，恐怕早就被学校开除了。田一杉和姥姥姥爷都不亲，唯一亲近的是闲人爷爷田自强。景瀚知道，这也怨不得外孙，他平常哪有时间和孩子亲热。

有时候在电话里和妹妹景涵抱怨，一直没结婚的景涵就说：“这有什么，你想想当年我们和爸妈，不也是这样的？”景瀚无语。他有时候也想，这就像是一种循环，他们这个家，总也逃不出这个圈子。女儿景岩，从小也是她的爷爷奶奶带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奶奶带大，景瀚的父亲，即使退休之后，也没在家闲着过，老爷子对孙女的疼爱，也仅限于漫长的公差归来，用满是胡子的下巴蹭蹭孙女的脸蛋儿。景岩长大后，曾经说过自己和爷爷奶奶的感情淡淡的，当时景瀚还很严肃地批评女儿：“奶奶把你从小抱大，你怎么能说这种话。”景岩吐吐舌头，反问父亲：“您说奶奶那种不苟言笑的样子，就差每天让我背诵文件了，能让我觉得亲切和蔼吗？”这话把景瀚问住了，他当时心里就想：“恐怕，女儿和自己也是不亲的。”

有人敲门，景瀚问是谁，门外回答是秘书小韩，说是把需要局长批阅的文件放在门口了，请局长自己取一下。景瀚愣了一下，突然醒悟，暗骂自己让母亲的事给闹昏头了，十四天的隔离，自己什么事也不能做，但还没来得及和局里交代，而更重要的，定在后天的母亲的告别仪式，根本不可能举行。

他叫小韩在门外稍等，自己马上给分局政委老冯打了个电话，吩咐自己隔离期间，全面工作由老冯牵头儿。老冯在全分局民警面前是老冯，其实比景瀚小好几岁，是个一向沉默寡言的人。他此时也不多说，就答应下来，并且提醒景瀚，得和市局领导报告一下。景瀚知道这位小老弟沉着稳重不会误事，搁下电话就吩咐小韩把文件拿走让冯政委审阅，嘱咐他在十四天内，凡事向冯政委请示报告。小韩答应着去了，景瀚又拨通了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老张的电话。

老张接电话的声音嘶哑而透着疲惫。听说景瀚母亲去世，叹着气安慰了两句，然后突然说：“景涵得回国吧？”

这位老张，就是当年桃园水库派出所的那位小张所长。小张熬成了老张，最初就是靠着景涵的事迹宣传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所以他对景涵一直很关心。

景瀚说：“美国那边也形势吃紧，航班都停了，她哪里回得来。”老张就又叹气，说：“还想着马上退休了，回到水库边上，盖两间房，天天就钓鱼。现在看，难喽。”景瀚只好半打趣半安慰地说：“你这个大领导要没信心，我们怎么干活儿啊？天一暖和，疫情结束了，我陪你钓鱼去。那时候我也该下台了。”

手机里有来电提醒的声音，看看屏幕显示，是景涵。景瀚想敷衍老张两句就把电话挂掉，却不想老张突然又说：“能回来还是让景涵回来，你们母亲这辈子，不容易。”

景瀚有点儿发愣，他没想到老张这样说，而老张那种欲言又止的态度，更让他觉得蹊跷。他突然觉得，母亲的去世，在慢慢揭开他们那一代故事上蒙着的迷雾，而他作为母亲的儿子，其实并不真正了解那一代人。

五

在那间被称作书房的房间里，景瀚从书架下面翻出一本老相册。父母当年入住养老院的时候，景瀚把这本相册留在了自己身边。相册的塑料封面已经老化，颜色也褪成淡淡的一片模糊。而这本相册里，收藏的是父母的结婚照，拍摄时间是1951年。每每翻开相册，属于父母那一代的青春就在眼前了，但是，那青春遥远而陌生，仿佛只封存在父母泛黄的记忆里，与景瀚、景涵全然无关。

刚才在和景涵通电话的时候，景瀚转达了老张的话。景涵笑了一声，说：“这老东西，还这么爱关心别人。”

景瀚不大喜欢妹妹这种刻薄的语气，何况现在是在谈母亲的后事。他只好不吭声。景涵也感觉到了哥哥的沉默，换了种口气说：“我当然想回去啊，可是这会儿买机票简直比淘金还难。”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补充了一句，“毕竟，那是生我养我的母亲。”

“生我养我的母亲……”此时此刻，抚摸着相册那僵硬的封面，景瀚不由自主地重复起妹妹的话。心绪翻滚，眼眶有些潮热，但眼泪终究还是没有淌下来。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相册，一幅叠得整整齐齐的绸布随即滑落到地上，那是父母当年婚礼时的来宾签名。原本粉红色的绸子，已经褪成暗淡的灰粉，毛笔写下的字迹倒依旧是经久不变的墨黑。景瀚打开它，他知道那些或端正或奔放的字迹都是当年父母的战友们留下的，其中有些名字景瀚很熟悉，有曾经的省公安厅副厅长，有曾经的本市市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某个区的区长……现在，他们有的在家颐养天年，而其中还有许多人已经告别了这个世界，如景瀚当刑警时的第一个师父，那个勇猛如虎的老家伙病逝时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1951年，父母结婚时，二十一岁的父亲是派出所长，而母亲只有二十岁，是父亲所里的内勤。那位名叫赵富贵的刑警师父，当时是公安军战士，每天扛着大槍为派出所站岗。

有时候，景瀚不无妒意地想，父亲这一辈子，劳累当然是真的劳累，辛苦也自然是辛苦，但他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在大学里秘密入党，新中国成立后按照组织的安排进入公安系统，是接管本市国民党旧警察局的骨干之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被选拔从事刑侦科技，竟然从一个学日语的大学生迅速转变成了刑侦技术骨干。虽然在行政职务上乏善可陈，到离休也不过是个处级，但却是在全国公安系统响当当的技术大拿，是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而父亲的这一切成就，在景瀚看来，完全是靠母亲无怨无悔的牺牲换来的。

就在母亲确诊之后，景瀚还和父亲吵过一架。老头儿很惊讶老伴儿是怎么得的癌症，他竟猜想是他做了胆囊切除手术之后，把老伴儿吓着了。他这种匪夷所思的想法，把景瀚气得七窍生烟。他质问父亲：“我妈1972年在农村下放锻炼的时候就因为胆结石住过院。她的胆一直不好！你会不知道？”父亲无辜地看着他说：“我不知道，真不知道。”景瀚盯着父亲，完全无语。1972年，父亲母亲同时在一个公社下放劳动，虽然不在一个村，但父亲竟不知道母亲住过院，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他在电话里愤怒地和景涵叙述这件事，景涵却平静地说：“你不觉得老爷子的大脑在退化吗？他的思维已经不清晰了。”景瀚却不认为父亲的大脑出了问题，这老头子说起他自己的光荣事迹如数家珍，连几十年前的案件中一把作为证物的刀子放在什么位置都记得清清楚楚。1972年，他人虽在农村，除了劳动还得被监视，但也常常被人邀请去侦办案件，很多时候是偷着去偷着回。其实冷静地想，他当时不知道妻子的病也完全可能。而一向隐忍的母亲，竟也没有向他说过自己的病。

有时候景瀚也想，那仅仅是隐忍吗？

景瀚的目光落到那一张张翻看过多次的老照片上。那些已经泛黄的照片，把许多往事的细节慢慢地拼凑起来了。仿佛那块绸子上的每一个名字，都在照片里活了起来，都在景瀚的眼前呈现出谈笑风生的状态。

“那是一代人啊。”市公安局警察博物馆开馆的时候，市局局长老张曾在一张陈列照片前感慨。那张照片，就翻拍自景瀚手里的这本相册。照片里，年轻的父母并肩站着，都穿着臃肿的军服棉袄，胸前戴着象征新郎新娘的大红花。他们都笑着，父亲笑得放肆，而母亲却是满脸羞涩。而景瀚总认为，在羞涩的背后，母亲的眼睛深处还有着什么别的涵义。

博物馆里的解说词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民警察的婚礼。”

在母亲曾经的讲述里，这场婚礼最重要的一个细节是父亲衣兜里揣着的花生米。父亲胃不好，他顽固地认为油炸花生米能缓解他的胃痛。当年他的衣兜里总会有花生米，因此他的衣兜外边总有一片油渍。

而景瀚认为，父亲这种举止完全是丢人现眼，是从小娇生惯养的恶果。

奶奶也承认这种娇惯。景瀚的父亲是她最小的儿子，也是她最聪明的儿子，为了供他上学，哥哥姐姐都省吃俭用，最后把家里的田地都卖了。结果倒也好，新中国成立后景家定了中农成分，不然，地主的帽子是跑不了的。

上了中学的景瀚已经懂事，他曾质问奶奶：“您对我爸那么娇惯，可对我这么严厉，公平吗？”奶奶当时愣了，不语。几天后奶奶才郑重地对景瀚说：“我不能不对你严着点儿，你不仅是你爸的儿子，你还是你妈的儿子，你知道你妈是独生闺女，她的希望可都在你身上呢，她把你交给我，我不能辜负了她。”

景瀚当然知道，母亲不仅是独生女，还是个命运多舛的独生女，十四岁父亲暴病去世，隔年唯一的弟弟暴病去世，她这个独生女是在过了十四年的温馨生活之后，才被命运硬生生地逼成个苦孩子的。景瀚还知道，他的那位本就脾气暴躁的外祖母，自从夫亡子丧之后精神就出了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那段时间里，这对母女过得相当潦倒。在母亲被邻居介绍进派出所当内勤的时候，她家里连电灯线都被供电局掐了，只能靠邻居施舍的蜡烛照亮。

就在母亲住进医院之后，有一天，景瀚去探望，她突然告诉景瀚，她梦见了自己的父亲：“你姥爷爱打牌，你姥姥总让我去叫他回家吃饭。我拉着弟弟去叫他，他就会大步流星地往家跑，叫我和弟弟在后面追……”景瀚记得，沉浸在梦境中的母亲，脸上是少有的柔和。

那回，他趁机鼓起勇气问母亲：“和我爸结婚的时候，您爱他吗？”母亲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她平静地看着景瀚，半晌才说：“我和你爸过了七十年了。”终究还是没有回答儿子的问题。

这座城市解放得比较早。懵懂无知的母亲穿上那身警察制服的时候，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母亲因此而获得了离休干部的身份。景瀚算过的，母亲1949年8月参加革命，1951年初就嫁给了父亲，显然，她一进派出所的门就被意气风发的年轻所长看上了。

已经过了六十岁还在超期服役的公安分局局长景瀚，今天仍在反刍这个问题：当时，年轻的母亲是因为爱情嫁给那个来自外省的趾高气扬的小所长吗？

六

景瀚自己的爱情呢？

那个名字是他有意埋葬在自己的心底的，他不希望她时不时地搅扰自己的生活。现在的老伴儿当年是朋友介绍的，介绍人就是他的老同学田自强。老同学当然也知道那个名字，但他说：“得不到就得不到吧，你还能怎么着？这就是命。”景瀚和老伴儿安安稳稳地度过了大半生，不能说没吵过嘴没红过脸，但总归是总体平稳地过来了。女儿景岩顺利出生，平安长大，和母亲一样也学了医，成了主治医生，也嫁了另一个主治医生，还给景瀚生了个健康的外孙田一杉。生活对于景瀚来说，也并不需要再在心底咀嚼那个名字了。

现在偶尔还会提起那个名字的，只有妹妹景涵，那往往是她想揶揄哥哥的时候。她会说：“你要是真的娶了李曼，准不能像现在这样在家里当甩手掌柜，你只会是那位大小姐的小跟班儿。”妹妹这么说的时候，景瀚并不生气，也没有心动的感觉，他自己也奇怪，当年那么撕心裂肺的爱情，竟然也经不起时间的研磨吗？

当年拆散了他和李曼的，当然是他的父母。

回想起当年，景瀚也常常嘲笑自己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高中毕业在家待业，他突然想学画画了。母亲没说什么，大概觉得大小伙子整天在家無所事事，也不好。而父亲却哼了一声说：“学什么画儿，你不是那块儿料。还是等着警校招生吧。”和以往任何事情一样，只要父亲说了话，母亲就不再发表意见。景瀚倒也没生气，反正父母都不会在家里盯着他，等他们匆匆走出家门，景瀚就会忘记他们说过的话，他们的心里只有工作。

于是，景瀚和景涵把各自的零花钱凑到了一起，景瀚就背起一块儿最便宜的画板，到市文化馆去了。

于是在茫茫人海中，他和李曼相遇了。

文化馆的美术老师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头一天留给学员们的作业收上来，然后用刻薄的语言飞快地评判一遍。学员们的习作随着他的话会被准确地扔到每个人面前。只有一个人的画，会被钉在黑板上：“看看人家画的，再看看你们画的！我都怀疑你们是用脚丫子画的！”那被拿出来做示范的作品，往往就是李曼的。

当老师让李曼起身到黑板前做示范时，景瀚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清秀的女孩儿，那种感觉就像触电。女孩儿拿着画笔在画板上涂抹着的时候，马尾辫就在肩后轻盈地甩动，也晃动了男孩子的心。

景瀚是个老实人。现在已经过了退休年龄，虽然还在坚守岗位，站最后一班岗，但内心深处已经在暗暗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并且常常就会回忆起当年。而当记忆返回到青春岁月，景瀚也常常会为自己当年的诚实憨厚脸红。用现在田一杉的话说，那叫“蠢萌”。爱情的突袭，当时他就忍耐不住地告诉了妹妹和同学田自强。人小鬼大的景涵说：“我得替你把把关，要不然你会让人骗了。”田自强当时已经是新兵连的战士，他在回信里则毫不犹豫地表示了赞同。

景涵在文化馆门口，目睹了哥哥和李曼并肩走出大门的情景，回来就断然地说：“不合适。太娇气了。”景瀚很生气，但也没法儿反驳妹妹。他知道妹妹有着惊人的观察能力。李曼确实是个娇滴滴的女孩儿。买根冰棍有点儿苦，会哭;没赶上公共汽车，会哭;鞋上不小心溅个泥点儿，会哭着让景瀚给她用手帕擦。景瀚现在可以很准确地给她一个评语了：矫揉造作。

可是他很长时间也没想明白，当父亲得知他的恋爱时，竟然会那样大发雷霆。当时，李曼正动员他一起考大学，他也正兴致勃勃地准备资料，父亲的震怒对他来说无疑是兜头的一盆凉水。他第一次跳着脚和父亲对着大吼：“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和她好！”

父亲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为什么！你不仅不能谈恋爱，你还不能考什么大学！你应该去警校，然后去当警察！必须去，没有第二选择！”

愤怒的景瀚还要抗争，母亲平静地说话了：“你应该听你爸爸的。我们做父母的，不会害你们。”景瀚一下子泄了气，如果说他不怕父亲，可是他怕母亲，怕这个总是不言不语的母亲。

景瀚就这样当了警察。

景涵参军走的时候，告诉了景瀚父亲愤怒的原因。李曼的父亲，是父亲当年接收国民党警察局时派出所留用的旧警。那也是个大学生，不知怎么阴差阳错地当了警察，在国民党时期就吊儿郎当地不好好干，留在了共产党手下更觉得受拘束，没等全市公安机关清理旧警，他就自己辞职了。可想而知，父亲该有多么地看不上这个人。

景瀚听得目瞪口呆。他奇怪妹妹怎么知道这些事情，景涵说：“我说了，我要替你把关的。”

后来有一次和田自强喝酒，田自强说：“假设，只是假设啊，你父亲当年也许会和李曼的父亲成为最好的朋友呢。”

景瀚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不可能。”

“也不是不可能啊，”田自强说，“他们都是那年代少有的大学生，他们一定会有共同语言，说不好会惺惺相惜。”

景瀚说：“你不是警察，你不懂。当年我也不懂，现在，我懂了。社会再怎么变化，警察，总有些东西不会变。”

“那要换了是你呢？”田自强问，“再说了，你难道不为这个事恨老爷子吗？”

景瀚当时没有回答，他没有办法回答。他想告诉亲家，这个问题是无法说清楚的，仇恨也许没有，根本就没有，但隔阂始终横在他们父子之间了。他其实曾经有很长时间不和父亲说话，他住在刑警的宿舍里，没黑没白地跟着师父跑案子，不回家，有意避免着和父亲的碰面。但这种避免其实是徒劳的，父亲常常要出现在案情分析会上，作为专家，老头儿总是众星捧月般地坐在主要位置上，连局长在首位坐下之后都会有意无意地向老头儿那边偏着点儿身子，以示尊重。景瀚坐在角落里，冷眼看着父亲，听着老头儿那些无懈可击的分析判断，也听着人们由衷的赞叹。案子每每在老头儿精准的剖析之后有了新的侦查方向，并且常常就此成功突破。景瀚知道，从父亲的角度说，他为儿子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正确得那么果断而粗暴，正确得让人无法接受。

景瀚只能咬着牙接受命运。

李曼考上大学，到底离开了这座城市，从此和景瀚形同陌路。她也没有成为画家，大概和景瀚一样，画画只不过是她青春舞曲里的一段探戈，华丽而浮夸。她现在定居上海，是一家时尚杂志的总编辑，有时写点儿轻盈而甜得发腻的小文章。景涵有一次回国出差，从上海给景瀚寄来一本刊有李曼文章的杂志。景瀚读了，仍然觉得李曼矫揉造作。但这种矫揉造作却勾起了他的一点儿情绪，他并不觉得这有多不可爱，他想，如果有人爱上这样的人，也会过得很幸福，因为李曼是那种会巧妙地制造小幸福的人。

而警察，是那种不配有小幸福的人。

七

田自强当然不会放心让六年级的田一杉独自来给姥爷送饭。当景瀚站在阳台上看着一大一小两个戴口罩的胖子在小区门口向他招手，忍不住笑了出来。

他给田自强拨电话：“今天这顿我算改善，想吃你的红烧鱼了。从明天起你甭管了，我让单位食堂负责了。你们这么跑来跑去的，疫情当前，有危险。”

小胖子在电话里带着哭腔说：“姥爷，我想太姥姥。”

田自强把电话给了田一杉，小胖子在电话里带着哭腔说：“姥爷，我想太姥姥。”说得景瀚鼻子一酸，眼泪竟然涌出了眼眶。恍然间，他突然明白母亲其实始终在他心里占着很重的分量。

他擦擦眼泪，告诉亲家田自强，他得居家隔离，母亲的后事只能延缓了。田自强说：“大家都明白的，你放心。”

在暮色里，两个胖子摇摇晃晃地走了。社区的志愿者把饭菜送上楼来，放在了景瀚的门口。景瀚坐在越来越暗的天光里，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寂寞，是他从来没有感觉过的寂寞。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一切，景瀚竟然在这个时候得到了一个长达十四天的“假期”，不歇都不行。红烧鱼吃过，涮洗了碗筷，景瀚站在厨房门口，望着因为没有人而显得空旷的客厅突然发了愣。天已经彻底黑了，房间里的一切都变得轮廓模糊，景瀚仿佛觉得自己的记忆也模糊了。

其实不管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还是一个家族的历史，有时候总有那么一段，或是总有那么一个人物，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在后人眼里是模糊的。历史这部大书越厚重，它的细节的准确性越值得琢磨。不然，要那么多历史学家干什么？他们干的就是去伪存真的活儿。景瀚觉得，在自己的家族里，最让大家都琢磨不透的，就是母亲。

回忆再回忆，母亲在景瀚的记忆中似乎仍然只是星星点点的细节勉强拼凑起来的一个人影。曾经，景瀚和妹妹景涵一起总结出母亲的三个特点：一是寡言，能不说的话绝对不说。这是因为她老人家长期从事保密工作而养成的习惯，还是因为她本身有这个特点而被领导选去做了保密工作？说不清。二是节俭，过度的节俭。她的节俭其实并不体现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景瀚认为，因为有父亲这么个从来吃凉不管酸的主儿，母亲也不得不在花销上让他三分。母亲的节俭，表现在她好存钱上，而且是存现金。她的这一生，始终坚持每月从全家的生活费里挤出一点儿，哪怕只是十元钱，偷偷地装在信封里，塞在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地方。景瀚记得自己六岁多的时候，父亲被关押，母亲下放农村，他们家被勒令搬出公安局的宿舍院。奶奶带着他和妹妹收拾东西，他就曾在一只永远不用的破人造革皮包里偶然找到一个信封，里边是八张十元的钞票。当时，奶奶只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母亲的这种行为，景涵形容说像一只在地洞里藏粮食的老鼠。景瀚认为妹妹的说法太刻薄，但也暗暗觉得很形象。三是对父亲的绝对顺从。这是景瀚最不满意母亲的地方，他常常认为母亲应该为他或妹妹说话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却只有失望。妹妹景涵曾经有一次说：“咱妈已经没有自我了，她的一生早都毁在两件事上，一是她父亲的早逝，二是嫁给了咱们的父亲。”

景瀚当然知道，当年母亲不能不嫁给父亲。穷困的生活，精神有问题的母亲，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彷徨，更有上下级之间的尴尬关系，感情不可能在当时成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起码不是最重要的。景涵却说：“更准确地讲，感情的产生是有多种元素的，不仅仅是两情相悦。你说的这些因素，就足够让妈爱上老爷子了。那会儿，老头儿就是她的钱包。”景瀚当时反驳说：“你这丫头说话怎么这么冷酷？”但他心里也明白，爱情可以是空灵的，但更多的时候是实际的。

天彻底黑了。为了排遣寂寞，景瀚坐在沙发上，开始打电话，给政委老冯，给老伴儿，又给女儿景岩。和老冯的通话当然是说工作，相互通报了些该通报的事情，老冯又说了些安慰的话，就挂了。和老伴儿的通话也多少有些公事公办的意思。有那样的婆婆，老伴儿这个儿媳妇一直当得有点儿别扭。没吵过，但也没亲近过，婆媳间永远客客气气。景瀚甚至想，母亲的去世，大概让老伴儿暗暗松了口气。所以在电话里老伴儿关心得更多的是景瀚的身体，从吃到穿，嘱咐了个遍。而只有女儿景岩从接了电话就开始哭奶奶。

景瀚想，尽管女儿对她奶奶常有微词，但毕竟是奶奶带大的啊。

景岩出生时，母亲距退休还有大半年的时间，但她义无反顾地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回家照顾孙女了。她说：“景瀚你刚当了中队长，家里的事不能拖累你。你媳妇在医院，也忙。你们就都放心忙去，孩子就交给我吧。”

在景瀚的印象中，这大概是母亲说过的最长的一段话。而她老人家看向景岩时眼睛里的柔和与疼爱，也是景瀚所没见过的。这种柔和与疼爱的流露，景瀚只在自己奶奶的眼睛里看到过，那是她老人家把他和妹妹搂在怀里时常有的表情。

景瀚年轻时不理解，为什么奶奶常说：“你妈不容易，我得替你妈把你们带好了。”奶奶临终前，有那么一段时间突然很清醒，她把景瀚叫到跟前，对他说：“你一定得把你妈照顾好，她这辈子，太不容易了。你爸啊，配不上你妈，我的儿子我知道，你妈跟了他，委屈了。”

景瀚承认，父亲在某种意义上确实配不上母亲。婚姻不是搭档，有工作上的默契就可以。父亲可以说是个优秀的警察，却不是个好丈夫。他在生活上表现出的就是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与他在工作上的严谨简直判若两人。他在家里抽烟，不管谁劝，从不会到阳台上去委屈一会儿。他出差回来一堆脏衣服，从来都是一扔了事，洗没洗，谁洗，根本不问。他吃饭时从来只顾拣自己喜欢的吃，假如发现没筷子也只会到厨房去拿自己的那双，别人的不管。而在狂躁的单亲老人管束下长大的母亲，却只要发现有一个菜是丈夫或儿女爱吃的，她就不动筷子了。

奶奶临去世时说的话，景瀚一直似懂非懂。奶奶走了，他也长大了，才从亲戚们的只言片语中了解了一些情况。父亲是遗腹子，他和他的兄长们年龄相差很大，小时候居然吃过大嫂的奶;每逢过年，一大群侄子甚至侄孙会给他这个小叔叔磕头……至于后来全家省吃俭用卖田卖地供他上大学，那简直就是众星捧月的感觉了。

景瀚甚至想：幸亏老头子后来参加了革命，不然，他指不定是个什么样的纨绔子弟呢。

八

半夜，景瀚被电话铃声吵醒。

曾照顾母亲而现在又在照顾父亲的护工小刘带着哭腔说：“叔叔，您快来吧，我弄不好爷爷，他说我要害他。”

由于担心父亲会在老伴儿去世之后崩溃，景瀚把老头儿托付给了赵洁。赵洁当然满口答应：“你也只能放我这儿，养老院这会儿肯定不让进出，何况放那儿你也不放心啊。我这儿治疗、照顾都没问题，但有一条，你得跟老爷子说明白了，也是不能探视，只能由护工陪着。”

赵洁话里有话，景瀚心知肚明。亲戚朋友都知道这位老爷子不是个好惹的。大概是这辈子接触的刑事案件太多，老爷子的警惕性不是一般的高。住进养老院之后，有一次需要拿老两口儿的病历给专家看看，他就非叫景瀚自己去取不可。景瀚说太远，手里又有工作，让他寄个快递。父亲不同意。景瀚说那就让景岩小两口儿跑一趟，老头子也不干，嫌孙女毛手毛脚，怕丢了。景瀚烦了，在电话里说：“丢了又能怎么样，不就是份病历吗，又不是机密文件！”老头儿说：“那里边有报销单，别人拿走报销去怎么办？再说，还有我和你妈的身份证号码，要是被人偷走犯罪怎么办？”景瀚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最后怒吼一声：“拿你们九十多岁人的身份证去犯罪，这人也是他妈的有病！”

母亲住院确诊，全家人商量好要瞒着父亲，因为谁也说不好他在知道真实情况后会怎么样，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能不说就不说，别老太太那里还没什么事，他先倒下了”。可是，在母亲住院的几个月里，老头儿仍然没少折腾，经常在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就从郊区的养老院跑到医院去了，养老院根本拦不住他，只能派个人跟着。之后疫情突发，他去不了医院了，就每天给景瀚打电话，想出各种难题来纠缠，一言不合就哭闹。景瀚焦头烂额地忙着日常工作和防疫，还要顾着每况愈下的母亲，每次和父亲通电话都气得跳脚。老伴儿劝他注意自己的血压，他把手机扔给老伴儿：“你不生气你听！”老伴儿听了电话脸上也变了色儿，半天说不上话，只有苦笑。原来老爷子一口咬定医生不认真治疗，只是拿病人在做试验，所以老伴儿的病不见好，还恶化了，“本来就是个胆囊炎，能治的病不好好治，我要上省里告他们去！省里不成上北京！”景瀚对老伴儿说：“你听见了吧？疯了。”老伴儿无奈地摇头说：“可别让人家赵洁知道他这些疯话，人家好心好意收治，别让人家伤了心。”

现在，景瀚想象得出父亲是怎么折腾小刘的。他不想接电话，可他不能不接啊。

可他没想到的是，電话里的父亲反而挺清醒的，看来他就是想打这个电话。

“你一直知道你妈的病？”他问景瀚。

景瀚说是，耐着性子解释说不敢告诉你，怕你受不了。父亲叹气说：“你老婆来电话，都和我说了。难为你们了。你不容易，又要忙工作，又要照顾你妈，我还给你添麻烦。”

景瀚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说不出是难过还是疲惫，他只能不说话。

“你妈的病全怨我啊……”老头儿的语音又开始颤抖，“我去年做胆囊手术，吓着她了，从那儿以后她就感觉胆这个部位不舒服……”

景瀚又别扭了，心想说来说去还是糊涂话。

“你妈跟我七十年了，担惊受怕七十年。我整天在外边跑，干的都是危险事，光爆炸物品我就拆除了多少个。眼睛差点儿瞎了，手指差点儿没了，她从没说过别干了的话。你知道我们那会儿，哪有什么防爆装备，也没谁真懂拆弹，我是搞鉴定的，领导就说鉴定完了你索性就拆了吧……”

景瀚听着，不说话。父亲这些光荣事迹，他听过不止十遍八遍。父亲真是老了。他住进养老院后多了一个毛病，没事就鼓捣他那几枚奖章，要不就穿上警服在屋里踱步。那套九九式警服是景瀚开了后门从市公安局后勤处给老头儿买的，父亲当时还非要一副警衔不可，说他要不是离休早，早就是二级警监了。景瀚说：“法律规定，您不能戴警衔，您想犯法啊？”这才把他唬住。

父亲唠叨了半天，突然停住，一本正经地说：“景瀚，我要求你给我办两件事。”景瀚愣了一下，忙打起精神说：“您说，只要我能办。”

父亲说：“第一件，你妈自从胆不舒服，就一直在吃一种药，是南方一个制药厂出的，她住院了，我想那个厂既然出治胆的药，会不会有更好的？就给他们写了信。”

这件事景瀚知道，因为他知道和父亲解释不清楚，索性随他去。他没想到，父亲接着说：“他们不理我，连信也不回。现在，你妈没了，我要告他们！你帮我办这个事。”

景瀚心里想，说着说着就走板儿了，于是含糊应了一声。

“第二件事，”父亲的声音突然有了哭腔，“你妈火化了，把骨灰留在我这儿，我得陪着她……”

景瀚的心里涌起一股酸楚，他張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

父亲的哭声大了，渐渐变成了号啕：“我还活着干什么？还不如跟你妈一起死……”

景瀚只好耐着性子劝。劝来劝去，说得口干舌燥，才见老头儿终于开始平静些了。于是趁势说：“小刘这孩子不错，伺候我妈也尽心尽力，您别和小刘闹，自己好好休息。”

父亲一下子又提高了声音：“她就是因为伺候你妈伺候得好，所以她才骄傲！才恨我！她恨我把你妈的病耽误了！”

火腾地一下顶了脑门子，景瀚气得想摔电话。

景涵站在桌子后面，边说边展示着手里的书

九

景涵在微信上发来一段视频。一间狭窄而拥挤的书店，零零落落十几个人挤坐在一起，横幅上简单地用毛笔写了几个歪斜的中国字：“作家景涵新书发布”。景涵站在桌子后面，边说边展示着手里的书。一只口罩兜在她的下巴上，随着她的说话晃动着，显得有点儿滑稽。

视频声音不好，景瀚听不清景涵在说什么。看着妹妹那已经掩饰不住的苍老，他心里很别扭。别扭的主要原因还是觉得妹妹对母亲的去世好像并不关心，只顾忙着自己的事情。

当年景涵考上了美国的大学，从此一去不返。而且，有好几年的时间她和家里断了联系。景瀚开始还不担心，他知道妹妹能干，能应付各种情况，也知道妹妹和父母的关系修复需要时间。他的心情其实是复杂的。他和妹妹一样，和父母关系并不亲密，但和妹妹不一样的是，他不想把本就冷淡的关系搞得更僵。也许是因为做了警察吧，他慢慢地理解了父母很多。但是，理解归理解，要想亲近起来，却是希望渺茫。人太复杂了，那身整齐划一的蓝色警服，并不能统一人们的性格特点和生活习惯。

于是，景瀚常常生父母的气，然后又自己想办法去试着谅解他们。他也常常对妹妹不满，但也只能无奈地宽容这个远在异国的老姑娘，并且时刻挂念着她的生活。当年，妹妹几年没有消息，景瀚是第一个沉不住气的，为此，他还和父母吵了一架。当时他愤愤地指责他们：“你们是她的亲生父母，你们就不怕她在国外出什么事？”

景瀚记得，父母当时都不作声。母亲的眼圈是红的。父亲脸色铁青，一口一口地狠抽着香烟，腮帮上的肉一动一动的。景瀚怒冲冲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却突然想到他们全家都没有景涵的联系方式。所以，失联的根源，还在景涵自己，看来她是不想和家里联系。景瀚一下子泄了气，赌气回了刑警队。在开车的路上，他的眼泪止不住了，他狠狠地擦着泪水，心里有点儿奇怪自己为什么哭。

回忆着这些苦辣酸甜的往事，他给妹妹打了个电话。

“你出了本什么书？”电话通了，景瀚第一句话就问，口气多少有点儿生硬。

“书名叫《中国儿女》。”景涵回答得也简单。大概觉出气氛不对，景涵停了一下又补充道，“大概，就是我的亲身经历吧。”

景瀚就想，亲身经历，妹妹会写哪些事呢？不管怎么说，既然是写儿女，那么一定会写到父母。景涵会怎么描写他们的父母呢？他和缓了一下口气，说：“你人在国外，现在疫情又这么严重，写东西还是要注意点儿。”

景涵说：“越是这样的时候，我越想让老外认识中国的父母。放心，我心里有数。”

景瀚想，让老外认识，有用吗？认识，又能理解吗？你我尚不能理解呢，你让外国人理解？

景涵在美国读了大学，又读了研究生。她当兵出身，本身知识积累就不够，再加上年龄也偏大了，这书就读得磕磕绊绊。那些年她和家里不联系，后来她给景瀚的解释是，怕打通了电话就没勇气再坚持了。

现在的景涵，据说在一家华文报纸当编辑，同时写写小说。她定居在洛杉矶，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自在生活。说是谈过几个男朋友，有华裔有老外，却都无疾而终。景瀚知道，写作是妹妹目前唯一想做的事情。

转移了话题，景瀚简单向妹妹介绍了一下母亲最后的情况。景涵默默地听，不打断景瀚的叙述。到哥哥说完了，她才慢慢地叹了一口气：“老头儿还好吧？”

“不好，”景瀚说，“能好吗？”

景涵又叹了口气，不再说。一说到父母，兄妹的话就少了，这是他们从小养成的习惯。他们从哭着闹着要父母，到不再把任何盼望放到父母身上，再到与父母渐渐有了隔阂，经过了多长的时间呢？不记得了。他们只知道自己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了，成人了。景瀚突然想，妹妹没有结婚，是不是从父母的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婚姻的隐痛呢？

公安局长突然感到心疼，心疼得有了撕裂般的感觉。他勉强平静着自己，尽量和缓地说：“你自己多小心点儿，像这样的聚集活动，别再搞了。你那里疫情控制不会有国内好，一切都得靠你自己了。”

景涵笑了，说：“你从小就婆婆妈妈，当这么多年局长也没变。”

景瀚叹气，自己也觉得自己有点儿啰唆。

景涵的口气轻松起来，问起田一杉的情况，说这小子还那么胖吗？景瀚说，不锻炼，整天吃好的，还能瘦？他那个爷爷算是把孩子宠坏了。景涵就说：“你告诉他，等姑姥姥回国，发现他还那么胖，就揍他。田自强要拦着，我就连他一块儿揍。”

景瀚忍不住笑了，他知道，田自强最怕的就是景涵。

十

当年田自强是有点儿想追景涵的意思的。他和景瀚从小同学，把景涵视同自己的妹妹一样。甚至据他自己说，他是在听说景涵要被特招去部队练游泳，才急急地报名去当的兵，就为了追景涵有点儿小资本。可是，新兵连集训还没结束，部队就去了唐山。目睹了那么多的生离死别，田自强变了。这种变化是好是坏，景瀚说不清楚，他只是看着这个老同学不张扬了，不活跃了。据说他在部队被选中上了军事院校，却也没混出什么名堂，早早退役回了家。赵洁是他那个部队医務站的医生，跟着他也就回来了。景瀚知道，老同学心里还有景涵，但那已经只是兄妹之情了。

疫情刚刚暴发的时候，田自强曾在电话里和景瀚感慨：“生死考验啊，这是。”景瀚当时还比较乐观，就说：“你太悲观了吧？那年闹非典，我们不也没事？”田自强说：“我有感觉，这回不比非典。”似乎还有更多的话，但他不说了。

在唐山的经历，田自强从来不说，仿佛那些惨痛，都已经深深埋在了他的心底。景岩和他的儿子田志结婚的喜宴上，他喝多了，抓着景瀚的手流了一回泪，可仍然什么也没说，只是最后感慨了一句：“人能活着，就是幸福啊。”

景瀚知道，亲家这是把生与死都看透了。而景瀚自己，当了这么多年的刑警，他看到的难道还少吗？其实他也很少说起自己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田一杉还小的时候，景瀚带他洗澡，小家伙数过姥爷身上的伤疤，说是有十一处。景瀚当时自己都很惊奇，有这么多吗？

生与死，是警察随时都可能要面对的抉择。像母亲这样活到了九十岁，尽管最终忍受了极大的病痛，但还算是寿终正寝了。只是母亲这一生，真的幸福吗？

警察的一生，幸福的含义似乎与常人不同。

景瀚又想起父亲了。那个在娇生惯养里长大，踏进社会就当了警察，一生都对人际关系懵懵懂懂但工作成绩优异的老头儿，一定也是警察这个职业在左右着他的命运了。

景瀚听说过，当年父亲从行政岗位上突然被调动，由此半路出家，开始了他一生的技术钻研，其实并不是领导看出他是干技术的好苗子，而是他得罪人的结果。

风言风语听多了，景瀚曾就这个问题在酒桌上问过自己的师父赵富贵。赵富贵当时已经喝红了眼，但听到景瀚的提问后仍然迅速警觉起来。他盯着景瀚问：“你听谁说的？”景瀚被盯得有些发毛，就说：“没谁说。我自己的爹我清楚，他就没有当领导的才能。”

解放初的公安军战士赵富贵，进公安局的大门后第一个领导就是年轻的景所长，用他常对景瀚吹牛的话说：“你爸你妈谈恋爱那点事儿，都在我肚子里装着呢。”但在那天的酒桌上，他沉默了，最后说了一句：“老景，天生就是干技术的。他其实是个好人。”

“其实”是个好人，也就是说，在许多人眼睛里，他大概没有那么好。干了多年公安工作已经在超期服役的景瀚，在今天当然已经是人情练达，能左右逢源的主儿，他已经完全能理解赵富贵当年对父亲的评语。近乎疯狂地热爱着工作的父亲，大半辈子尽力远离社会交往里的是是非非，远离升迁、调动、提薪等等令人烦恼的事情。多少回在案情分析会后的工作便饭上，他眼看着父亲丝毫不理会什么领导在座，喝一碗粥就拍屁股走人。这老爷子在一生里张嘴找人办的事情大概只有两件，就是先后把一双儿女送进了公安队伍。而这一切，在景瀚看来，不是父亲多么有原则，而是不谙世事的他始终没搞明白人与人之间那些微妙的东西，索性，干脆不管不顾了。

几年之后，在又一次喝酒的时候，刚刚破了一起公安部挂号大案的师徒俩，又说起了这个话题。趁着酒劲，赵富贵给景瀚讲了个故事。当年的派出所有四名留用的旧警察，其中有个姓李的，是个大学生，思想进步，积极靠拢党组织，还写过入党申请书。“但你爸咬死了认为他有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嫌疑，可这事儿到了也没搞清楚，因为你爸并没什么过硬的证据，只说那姓李的一个大学生来当警察，不合理。所以好多人都觉得你爸是神经过敏，结果你爸和局里领导闹僵了。”

景瀚当时听得热汗直流。他镇静着自己，问道：“那后来姓李的怎么样了？”

“留用警陆陆续续都调出了。本来姓李的可以留下的，可他大概也是心灰意冷了，就主动走了。”沉默了一会儿，赵富贵又补充了一句，“其实你爸啊，常常是占理儿的，但实在是不会说话。就说姓李的这事儿，你说当时的政治环境，谁能偏向一个旧警呢？可你爸根本不管尊重领导那一套，三言两语就拍着桌子和领导吵起来了。”

那晚，景瀚喝醉了。

景瀚认为，就是在那一晚，自己开始有点儿明白警察的幸福应该是什么了。

这种明白是痛苦的，因为它必然地包含着牺牲的意义。父亲那一辈人，牺牲是主动的。在信仰上，他们是义无反顾的。所以，不管怎么说，景瀚在内心深处认为，父亲母亲是值得尊敬的。

十一

自己的师父赵富贵，景瀚始终觉得他比自己的亲生父亲还要亲。这个当年被称之为“瘦虎”的刑侦猛将，把景瀚带成了分局刑警大队的第二只虎。从小在奶奶管教下循规蹈矩的男孩儿，在“瘦虎”的培养下，以自己身上的十一处伤疤，生生地让自己脱胎换骨了。

可是自从当了分局局长之后，景瀚觉得自己就变成了被关进笼子的困兽。开不完的会，谈不完的话，上级不停压下来的任务，下边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像鞭子不停地抽打着他这只团团转的陀螺。就在母亲临终前，他刚刚赶到医院还没来得及进病房，就接了一个电话，电话中的消息差点儿让他气昏过去。

分局刑侦大队的现任大队长肖建，未经任何人批准，就带上一个小组，去湖北抓人了。湖北，现在是疫情重灾区啊，肖建就那么不管不顾地冲进去了。

景瀚其实理解部下的鲁莽。要抓的嫌疑人外号叫鬼子韩，十二年前在本市郊区作案，连杀了一家三口。这个鬼子韩果然鬼得很，作案后迅速逃离，从此销声匿迹，再没有在人们视线里出现过。刑警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曾经几次摸到了鬼子的踪迹，用一位老刑警的话说，“都能闻见这王八蛋的臭味了”，却又都让他逃脱了。现任大队长肖建是景瀚的徒弟，是分局刑侦的又一只虎，从上任起就发誓要将此人抓获归案，但也至今没能如愿，为此提起这个鬼子韩，肖建就七窍生烟。偏偏女受害人的母亲和肖建的岳父家是住一个小区的邻居，逢年过节都要登门哭一通，骂一回公安局不作为。为了躲岳父的冷脸，肖建已经好几年不敢给岳父拜年了。

这回大队长得到确切消息，鬼子韩躲在湖北黄梅一个小镇子里，他哪里还顾得上考虑别的，带上人就直扑了过去。

想起这件事，景瀚就火顶脑门。

半夜，电话响了，政委老冯在电话里告诉他，肖建小组已经回来，鬼子韩终于落网了，老冯说：“说实在的，肖建把握时机还是准的，要不是被疫情困住，这狡猾的混蛋早就又跑了。”

景瀚怒气不消，说：“让肖建直接向我报告！”

他知道，自己的徒弟既是只猛虎，也是头倔驴，政委这个温和的脾气，根本就压不住这浑小子的气焰。

老冯在电话里迟疑了一下，说：“算了吧，他们几个都按规定被隔离了。告诉你个坏消息，赵小明在湖北就有点儿烧，现在算是疑似。”

一股冷气从脚底升起，景瀚半天没说出话。直到老冯喂喂了好几声，他才怒吼道：“小赵要有个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他肖建！”

赵小明，赵富贵的亲孙子，刑警学院研究生毕业，前年放弃了在市公安局研究室的工作，主动到了刑侦一线。

赵富贵对刑侦工作的热爱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他一生奔波在案子上，还固执地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两房儿媳都送进了刑警的队伍。他的大儿子、赵小明的父亲牺牲在追逃路上，赵小明的妈妈退休前是另一个分局的刑侦大队政委。他的二儿子一家现在省城工作，两口子也都是刑警，为了工作竟然没要孩子。赵小明是赵家的独苗。这个三代刑警之家是全省公安机关的一段佳话。

老冯告诉景瀚，肖建还算有脑子，路上发现小赵有点儿发烧，就立即采取了隔离措施。到了目的地，还马上联系了在当地支援抗疫的景岩医生。

听到女儿的名字，景瀚心里动了一下。他知道，肖建和景岩熟悉得很，并且一直拿景岩当小妹妹看待。也真是巧了，景岩正好随医疗队定点支援肖建他们去的这个城市。

“医疗队很重视这个事，毕竟是咱们自己人。”老冯说，“他们派景岩一路护送肖建他们回来，在路上就安排好了隔离和治疗。现在，小赵已经在市第一医院住了院，正密切观察着。肖建他们三个人也隔离了，核酸检测也都做了。对了，那个鬼子韩，也在看守所里住单间，有专人不错眼珠地看守，你放心。”

老冯稳重，景瀚当然放心。

可女儿的归来，却让他的心里泛起另一种滋味，说不清是想念，是喜悦，还是忧虑。疫情暴发以来，电视上天天都是医护人员的身影，那些被防护服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人，连男女都分辨不清，景瀚根本就不指望能在其中看到老伴兒或女儿、女婿的样子。他了解他的亲人们，他们此时此刻都只会勇敢地冲在第一线，他们和电视上的那些白色身影一样，他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融入其中，他们就是一个整体。而现在，女儿突然回来了，她的音容笑貌就一下子清晰了起来，景瀚好像从来没有这样地想她。

他在客厅里转来转去，几次拿起手机又放下。现在还是后半夜，安顿好肖建他们，景岩一定休息了，不能打扰孩子。他站在窗前，看着天际一点一点地发白了，看着楼下小花园里的景物一点一点地清晰了，看到有人出门遛狗了，这才下定决心要给女儿打电话。

可电话却先响了。

真是景岩，用沙哑的嗓音告诉他的第一句话是：“爸，肖建他们没事儿，小赵现在看起来也还稳定，你放心。”

景瀚的眼睛湿了一下。女儿是了解自己的，她知道父亲最关心的一定是他的部下。

“你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听你的声音，咽炎又犯了？”

“我没事儿。一会儿吃完早饭，我就往回赶了，湖北那边离不开人。爸你注意身体，告诉爷爷节哀顺变，也多保重。”

和往常一样，女儿的话说得简短而平淡，甚至好像有几分敷衍。景瀚其实早习惯了这位主治医生的口气，但今天不同，今天他不知道为什么，隐隐有一种不舍的感觉，有一种从没有过的对女儿的依恋。女儿的语气有些刺痛了他的心，他一时沉默了，不知说什么好。

景岩也愣了一会儿，好像是在等父亲张嘴。但见父亲没了下文，就说：“我挂了，再见，爸。”

景瀚悻悻地想，我就这么不招人喜欢？

十二

当年母亲退休回家照顾景岩，也是迫不得已。

景岩满月之前，景家就走马灯似的换了五任小保姆。当时景瀚刚刚担任重案中队长，又接手了一起重大诈骗案，忙得晕头转向，连回家的时间都没有。妻子身体本来就弱，景岩出生时又是个超重的胖丫头，雇保姆照顾她们母女是唯一的办法。可那个时候，哪里有受过训练的家政服务员，刚刚进城的小姑娘们根本不会看孩子照顾产妇，也没心思做好这个工作，她们满眼都是花花世界，城市对她们有着不可抗拒的巨大诱惑。

焦头烂额的情况之下，母亲看不下去了，提出退休。景瀚心里明白，她其实是不舍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景瀚渐渐地了解到，母亲在工作上是个勤勤恳恳的人，但工作能力却不是很强，甚至在那些长辈们口中，她似乎算是个笨人。母亲一生换了很多单位，但都没离开内勤工作，抄材料，送文件，发通知，整档案，总是干些零零碎碎的活儿。而且，她还常常被抽调出去干一些临时工作。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公安局常常要抽人去参加市里组织的各种工作组，到基层单位去指导督促工作或是政治运动。母亲每每就是必然人选。所以，在景瀚的童年记忆中，母亲和父亲一样，也是常常几个月不在家里。参加工作以后，景瀚慢慢地才明白了，这些临时任务都是属于不能不接，但谁也不愿意接的差事。尤其是公安局，自己的活儿还忙不过来呢，哪里还抽得出人去干别的。所以，年富力强的业务骨干是不可能被抽调的，被打发出去的大都是些老弱病残，或是刚参加工作的新手。而内勤的工作总不如侦查办案的事急，撂几天也没什么，找人替一阵也过得去，所以，从内勤岗位抽人也成了常态。

总被到处抽调的母亲，工作却从来都是被人交口称赞的。她不管到哪儿，不管干什么，总是那么认真。工作组的阶段性任务结束，她总能交出一套完整的工作记录，从动员部署到最后的总结，一张纸都不会少。她没少因此立功受奖，甚至一位前市委领导和景瀚说过这样的话：“工作组都是临时班子，接的任务往往又很急，坦白说，常常从进驻到撤出，全组的几个人都还磨合不到一块儿呢。这是个最头疼的活儿。但只要有你老妈在，那就是定海神针，再忙再乱，她坐在办公室里都能捋出头绪来。”

景瀚常想，这其实不也是一种能力？可他更明白，母亲的这种能力其实就是下笨功夫而已。别人慷慨激昂讲的话，她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录，完了还要整理。别人下班拍屁股走了，她要加班干那些似乎没完没了而且可以说事后并没多大用处的琐碎工作。母亲可能确实笨，但她找到了自己笨的生存方式，她就这么笨笨地干了一辈子，和父亲生活的惊心动魄恰成反比。

父亲、母亲，他们其实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景瀚总认为，父亲骨子里是虚荣的，他陶醉于自己的工作成绩和别人的称赞，喜欢那种众星捧月的感觉。而母亲，从小的生活境遇再加上自己的弱势，使她处处小心谨慎，而且总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妹妹景涵对他们的评价更是一针见血：“他们互为寄生，寄生，懂不懂？老爷子的光环给了妈安全，妈的默默奉献让老爷子没有了后顾之忧。而他们的职业，就是他们寄生生活的强大精神保障。”景瀚听了扎耳朵，又对妹妹无可奈何，只能说：“你干吗说话总那么难听？这样尖嘴快舌，将来怎么能嫁得出去？”景涵瞪大眼睛盯了哥哥半天，然后说：“我就没打算嫁人，我都搞不懂我的爸妈这辈子算不算是有爱情，他们也没有教过我什么才是爱情，爱情对于我来说太他妈玄奥了，我可不费那个脑子。”

景瀚认为，妹妹的思想太过幼稚，又有些激进。爱情哪有什么模式？在一起了，没分开，就是爱情。就算父母之间的结合有勉强的地方，他们的生活也存在大大小小的摩擦，但他们一起过了七十年，这足以说明一些问题了。

母亲退休之后，立刻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在了照顾景岩的事情上，她好像转瞬之间从一个刻板的机关干部化身成了婆婆妈妈的家庭妇女，而且摆出了一种从来就没有走出过家门参加过工作的样子。其实，家务活她做得并不熟练，不是今天熱得太烫的牛奶烫了景岩的嘴，就是明天让孩子吃了凉东西闹了肚子。听说婆婆退休，景瀚妻子曾经大大地松了口气，可接下来，景岩那日渐消瘦的小脸儿让全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闹心。妻子不敢给婆婆脸色，赌气提前结束产假上了班，眼不见心不烦。而干得筋疲力尽还没落好的母亲，终于有一天站在阳台上偷偷哭了。那天正好景瀚抽空回家取衣服，在落日的余晖里偶然看到了母亲的眼泪。母亲听到他开房门的声音，立刻把眼泪擦干了，转过头来的时候已经又是一张平静的脸。但景瀚就是被刺伤了。他不知道怎么安慰母亲，只好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母亲确实哭了，这一幕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脑海之中。

十三

赵小明到底还是确诊了，但幸好是轻症。乍听到这个消息，景瀚觉得眼前一黑。

市第一医院景瀚当然熟悉，老伴儿退休前就是那儿的内科主任。赵小明住院后，他立即和第一医院的国院长取得了联系，要求医院密切观察全力治疗。他告诉国院长，小赵是烈士子弟，是家里的独子，他的生命意义非同一般。国院长当时说让他放心，新冠肺炎现在是重中之重，不管小赵是否能确诊，医院也不敢掉以轻心。从那以后，景瀚每天早晚两次电话，询问情况，而心里总是七上八下地不踏实。昨晚，坏消息终于传来，国院长低沉的声音把景瀚的心敲碎了。

书房已经整理出了大概的眉目，起码，能放下把电脑椅了。烦躁的景瀚没心思再继续，他坐到书桌前，把那本从来没动过的台历一页一页地翻到今天的日子，然后，又一页页地翻回去，数算着自己已经在家里隔离了多少天。他真有点儿熬不住了。他抬起头，盯着书桌前面墙上挂的田自强写的那幅“宁静致远”，心想，真是扯淡。

研习书法是田自强这两年才开始干的事。他炒股炒烦了，钓鱼也钓腻了，突然就想附附风雅。先是想练宋徽宗的瘦金体，后来觉得太难，又开始模仿金农的漆书。景瀚曾嘲笑他说：“你还不如把纸全涂黑算了。”田自强淡然一笑，才开始认真从颜柳练起，慢慢地真有了点儿心得，就给景瀚写了这幅字，还逼着他挂在了墙上。现在望着这幅字，景瀚突然想，像老田这么活着，也不错。

可是自己恐怕是没这个希望了。当年学了几天画，养成个喜欢参观美术展览的习惯，可也仅仅是浏览而已，算是百忙当中放松一下。外孙田一杉上小学以后，该参加什么课外培训，曾经在家里引起了一场争论。女婿田志认为，这小子膘肥体壮的，应该练体育去。女儿景岩坚决反对，说儿子本来就有坐不住的毛病，再往体育上发展，将来准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爱干净的老伴儿同意女儿的意见，但主要理由是要是外孙子天天一身臭汗，她受不了。景瀚其实倾向于女婿的意见，他希望外孙有个强壮的体魄，将来也当警察，但没敢说，然后自己又开始反驳自己：警察你还没干够吗？还想让第三代也去受罪？想到这儿，就又突然想到在医院躺着的赵小明了，那也是警察的第三代啊，那孩子义无反顾地下基层当了刑警，可现在……景瀚心痛不已。

书房里坐不住了，他站到阳台上，呼吸着新鲜空气，想着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想让心情慢慢平复。但他清楚，此刻他不能休息，心情也无法平复。

这座城市的疫情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老百姓们都松了一口气，楼下的小花园里已经有了久违的笑声。但只有像景瀚这样肩负某种责任的人知道，这个时候才最不能松懈，因为此时此刻，恰恰是最容易放松警惕的时候。憋了太久的人们盼着撒欢儿，岗位上的医护人员、社工和民警们，也累得只想睡个安稳觉。但是，病毒就像只蛰伏起来的野兽，阴险的目光正盯着网罗的破口，伺机反扑。而偏偏在这个时候，赵小明给这座城市增加了新的病例。尽管只是一例，但也无疑是在这座城市好不容易织起来的防护网上，扯开了一个口子。

花园里的阳光渐渐暗淡了，西边的天际却明亮起来。火烧云铺满了，预示着明天应该还是个好天气。举目远望，从楼与楼的间隙间，景瀚可以看到江边绿化带里的景色。江里有渔民的船慢慢驶过，看不到船，只看到树梢上飘过的白帆。这些船早已经失去了捕捞的乐趣，现在它们只是旅游的道具，倒也有一种自得其乐的悠闲。

如果没有病毒的肆虐，这是多么美丽的一座城市。

景瀚喜欢自己的家乡，不是一般的喜欢。前几年，曾经有个调进北京的机会，不少人都劝他抓住，连老张都给他打过电话，说了虽然舍不得，但绝不会拦阻的话。但是，景瀚最后还是放弃了。当然，父母年迈需要照顾也是理由，但他自己心里明白，这座城市的一切都是他不能割舍的。江边的风景，小吃街的美食，还有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乡音，哪一样能放得下呢。

还有责任。景瀚始终认为，这种责任不是那种大会上喊的口号，不是墙壁上贴的大标语，而是一种抓心挠肝的感觉。责任和这片土地是血肉相连的，扯一下就痛彻心扉。

他虽然出不了门，但他知道，疫情当前，不敢松懈，赵小明的感染绝对是个重大突发事件，这会儿市里的领导们一定已经开了几次紧急会了，各种隔离防疫措施一定已经迅速展开，而调查追责工作，也一定已经开始了。大概因为都知道他景瀚正在家隔离，所以暂时还没找到他头上，但那是早晚的事。

想到这儿，景瀚长长地呼吸了一口气，然后，毅然拨通了手里的电话。

电话通了，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老张第一句话就是：“我就知道你该坐不住了。”

景瀚此时反而平静下来了：“老领导，我是来检讨的。”

老张说：“检讨不忙，有的是时间让你检讨。小赵怎么样？不会有事儿吧？他要有了事儿，咱们可太对不起他家里了。”

“从医院反馈的情况看，应该没有危险，能够治愈。”景瀚说，“但这事儿确实是我们给市里添麻烦了，我对不起市委领导，也对不起全市老百姓。要做检讨的，就该是我。”

老张突然说：“你等等，你口口声声说你要检讨，我怎么听说那个肖建根本没经过你们的同意就擅自去了湖北？”

景瀚丝毫没有犹豫，立刻回答说：“不是那么回事，他走之前请示我了。怨我，老太太的事让我身心俱疲，一时疏忽，就想得少了。”

话说完，景瀚突然觉得轻松了。而电话那端的老张，却沉默了许久。

景瀚想：他是信还是不信？

愛信不信吧，就算是为了肖建能理直气壮地去看望岳父岳母，自己就算被处分，也值了。

十四

十四天隔离结束，景瀚立即联系各方面，把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办了。

按照医院的规定，人数仍然严格控制。其实能来参加的人本就不多，作为亲属来出席的，只有田自强老两口儿带着孙子。市局保密办的现任主任，作为母亲生前工作单位的代表来了，这个小伙子还提出要报告一下市局领导，被景瀚坚决制止了。考虑到父亲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景瀚本不想让父亲到场，但老头儿坚决不同意，他在病房里又大哭了一场，斥责景瀚限制他的行动，不许他和老伴儿见上最后一面。

景瀚听了这话心里也不是滋味，更没力气再和他吵，就说：“愿意去就去吧，但是您不许闹，要听话。”

老头儿说：“我听话。”

疫情防控期间的丧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在主持人例行公事的指挥下，几个人鞠了三个躬就算结束了。父亲果然没有闹，他只是坚持要求景瀚把他的轮椅推到老伴儿身边，颤抖着伸手去抚摸老伴儿冰冷的脸。无声的眼泪流淌着，流过他消瘦的脸颊，挂在他的胡须上，在阳光下竟然是混浊的。景瀚站在他身后，恍惚觉得母亲在父亲的手下似乎微微笑了一下，便心疼起来，转脸不愿再看。

推着父亲走出告别室的时候，景瀚忍不住还是低声问了一句：“这一辈子，您和我妈真的相爱吗？”

父亲并没有像景瀚预想的那样愤怒地回过头来，他没有动，仿佛没有听到儿子在说什么。景瀚盯着父亲肩头那乱糟糟的头皮屑，心想老头儿大概是永远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了。

殡葬馆严格规定，特殊时期家属不得入内。面容严肃的殡葬工把遗体运进去，景瀚和田自强只能等在停车场上。其他的人都让景瀚劝走了，赵洁让护工小刘护送父亲回了医院，自己带着孙子回了家。胖男孩儿田一杉是第一次参加亲人的告别仪式，看着躺在鲜花丛中的太姥姥竟然有点儿害怕。仪式结束后，他还有点儿蔫头耷脑的，乖乖跟着奶奶走了。

这是个半阴半晴的天气，太阳在灰色的云雾后面只是个惨白的亮点。微微有风，吹在人身上不冷不热的，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寂寞感。田自强靠着车门站着，摸出烟盒，抽出一支递给景瀚。景瀚看看他说：“添毛病啊，怎么又抽上烟了？”田自强笑笑：“玩儿，偶然为之。”说完自己为自己点上，喷出一口烟雾，又说，“人啊，活一辈子不容易。”

景瀚想说你又是这一套，烦不烦。可没说出口。他好像多少理解了亲家的感叹，却又好像一时说不清楚这理解到底是什么。

一辆汽车拐进停车场，竟然直直地向他们驶来。近了，景瀚认出是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老张的车。车停稳，果然是戴着口罩的老张走了下来。景瀚迎上去说：“不让他们惊动您，您怎么还跑到这儿来了？”

老张说：“也不是专门为你来的。市委范秘书长的老父亲也是今天出殡，正巧来的路上他们打电话向我报告，我就估计你也会在这儿。”稍停了一下，他和景瀚握手，又说，“因为是你母亲，我怎么也得过来和你握上这一把手。”

景瀚介绍田自强给老张认识。田自强向来不爱和领导寒暄，礼貌性地说了两句话，就借故躲到一边抽烟去了。

老张环顾四周，感慨道：“景涵到底还是没赶上。这个该死的疫情，把一切都搅乱了。”

景瀚说：“我和她通了电话了，争取让她在下葬的时候能赶回来。”

老张点头，说：“应该。你母亲这辈子，不容易。”

这是老张在得知景瀚母亲病重之后第二次说这个话了。老张和景瀚母亲，应该算是老同事。当年他去桃园水库派出所当所长之前，曾和景瀚母亲在一个办公室待过。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当然不愿意在办公室整理一辈子档案，就主动申请下了基层。后来他一步步地提起来，而到市局政治部组织处当了处长的时候，景瀚母亲又成了他的部下。老太太当保密办主任，还是他推荐的。他有资格说这个话。而景瀚总觉得他的话没说完，他应该还有什么没说出来的。

所以，景瀚不吭声，等着他往下说。他了解老张，别看这家伙已经是市领导了，却还是个心里藏不住话的人。而且，他重感情，不然他今天也不会这样跑来。

有风吹来，老张好像迷了眼睛。他使劲揉了揉，说：“有两件事儿你一定不知道。”

景瀚苦笑一下：“我这老父母，到底有多少事儿我不知道，大概数也数不清。”

老张也笑了：“干咱们这行的，不奇怪。你我也都有许多事儿不会告诉老婆孩子。”

笑过，他郑重起来，严肃地对景瀚说，他想过了，这两件事应该告诉景瀚，因为他觉得景瀚应该对他的母亲有所了解，“不然，那老太太嘴太严，她一生的辛苦儿女都不知道，不公平。”

景瀚的心怦怦跳。老张的严肃让他莫名地有点儿紧张。

“第一件事，是你母亲当年曾经提出过辞职，还正式写了报告。另一件事……老太太曾经提出过和老爷子离婚，而且，不止一次。”

尽管有思想准备，景瀚还是被这两件事驚到了。他张大了嘴巴，盯着老张不知说什么才好。

老张看着他笑了起来：“惊讶吧？你不应该惊讶啊，你也是老警察了，刀山火海都闯过来了，警察是怎么回事儿，你应该明白。”

是的，应该明白。景瀚突然想起，自己和老伴儿也曾闹过离婚的。那时年轻，谁也不懂让着谁，两个人又都是工作上的骨干，他忙得团团转，老伴儿赌气把景岩扔下回了娘家。大概就是那一回，促使母亲最后下决心办了退休手续。

据老张说，母亲提出辞职是在景涵出国之后，那时她是保密办的副主任。她辞职的理由是工作能力不能胜任工作。

“具体说，是因为保密办丢了一份文件。其实，那还是‘文革期间的文件呢。局里要求保密办把这些破烂玩意儿整理一下封存，你母亲找出当年的文件登记簿一件一件地对，结果，发现少了一件会议通知。”

景瀚苦笑。他想象得到，当时母亲的行为得有多么的招人烦。

老张说：“这事儿谁听了也是笑，但说实话，笑过之后没人不佩服老太太的认真。”

景瀚叹气，没说话，他不知道说什么好。老太太就是这样的人。可她如此的刻板，又怎么会提出离婚呢？在他和妹妹的印象中，她可从来都是对父亲言听计从的啊。

想到这儿，他忍不住对老张说：“我刚才还在问老头儿呢，问他和我妈这一辈子，是不是真的相爱。他不说话。”

老张说：“你也真是，当了一辈子警察，这点事儿没弄明白？咱们这些人，其实都是普通人，优点有，缺点也有，错误也会犯。就说我，农村孩子，上警校，分配到市局，都没事儿，一去派出所，没人管着了，就原形毕露。跟你说你甭乐，我就不爱刷牙，觉得弄一嘴白沫子恶心。”

两个人都大笑，好像他们已经很久没这么放松过了。远处的田自强听见他们的笑声，也跟着笑起来。

“我还有个体会，当警察，太辛苦了，苦得我们没时间去考虑修身养性那一套。累了，困了，倒地就睡，什么刷牙洗脸的，怎么舒服怎么来吧。我当了这个副市长，第一次进市委办公室，人说老张你怎么臭烘烘的，我说废话，老子在现场盯了三天了。人家又说，哎老张，以后你可不能再自称老子了，你现在可是市领导。那会儿我真想骂娘。”

景瀚忍住笑，提醒说：“市领导，您可是来慰问范秘书长的，看着点儿时间。”

老张说：“唉，难得有机会闲聊。”他冲站在一旁的田自强招手叫道，“哎，老田是吧？给我也来根烟。”

田自强走过来，为老张点烟。老张猛抽一口，又说：“你也甭再问老爷子这样的问题了，他没法儿回答。其实，你也没法儿回答，我也没法儿回答。咱们这群人，整个人都是国家的，何况爱情。”

他说得似乎有点儿激动，又开始揉眼睛了。手指缝里的那支烟随着他的动作在眼前晃动，淡淡的烟雾就模糊了他的脸。

景瀚的电话突然响了。景瀚接了，竟是那个一直躲着他不敢露面的刑侦大队长肖建。他不等景瀚说话，就大声喊起来：“师父！师父！小赵出院啦！他出院啦！他没事儿啦！”

景瀚心里一热，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而电话那端，被人们称为猛虎的汉子，竟然毫无顾忌地放声大哭了。

十五

一个月后，景涵终于回国了，景瀚把妹妹带到了母亲的墓碑前。

景涵在墓碑前站了许久，一直沉默不语。她掏出一本红色封面的英文书，轻轻地放在墓碑前。

景瀚只认出封面上英文的“中国”一词。

没有什么人，墓地很安静。只有松柏在微风中发出低低的吟唱。有松枝飘落在墓碑上，也飘落在红色的封面上。

责任编辑/张璟瑜

分类：好看小说 作者：张策 期刊：《啄木鸟》2021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