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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族网 > 啄木鸟 > 啄木鸟2021年9期 > 〖特别策划〗火焰

〖特别策划〗火焰

分类:啄木鸟 更新时间:2022-12-31 15:48:10

引子

假若没有民生街17号杀人埋尸案的现场,或许你们不会知道这样一个故事,更不会有这么多的人,会突然关注民生街17号这个冷清而孤寂的百年院落。

我要讲述的这些往事,已被岁月的尘埃浇铸成久远的历史,如同民生街这条被碾压了一百多年的街道。

我真心请你们原谅,因为我的讲述不仅惊扰了你们平静的生活,还将你们拖进一片幽深的记忆沼泽,穿过黑暗和泥泞,在迷乱的时空隧道里,寻找那些早已被时光覆盖的记忆碎片……

“还会有人记得她吗?”

“我相信,一定有人记得!”

第一章女法医

天刚亮,奶牛场门前已停满了警车。

D区公安分局当天的报警记录是这样的:2018年10月12日6点45分,D区Z镇一家私人奶牛养殖场内,饲养员杜金生在饲料库装运草料过程中,发现饲料垛里有一来历不明的人头骨……

奶牛场的位置有些偏僻,手机导航显示,从刑科所到奶牛场的最近距离约二十六公里。袁晓媛驾驶警车挣扎出拥堵的市区,终于上了外环。一夜的秋雨,浸透了远近的树木和空旷的田野,外环路上,不时有大货车呼啸而过。

警车从湿滑反光的柏油路拐进一条狭窄的乡村土路,前方的路面越来越泥泞。袁晓媛看着土路上那些杂乱的车辙:“应该快到了。”

“我说姐啊,能开慢点儿不?晃得我快吐了……”坐在副驾驶的法医高波将最后一口面包塞进嘴里,一手举着矿泉水瓶,一手抓着上方扶手,身体上下左右剧烈摇晃着,腮帮子还一鼓一鼓的。

“再坚持一下,还有最后三公里。”袁晓媛无视他的痛苦,警车速度丝毫不减,沿着七扭八歪的车辙,在泥地上摇摆颠簸。

奶牛场里站着几个警察,他们是先期到达的D区属地派出所的出警民警,零星地分散站在隔离带之外,注视着一位刑警领着两位法医,在细雨中走进了光线昏暗的库房。

现场情况与110报警记录完全一致——饲料库的一个昏暗角落里,细碎的玉米秸上,有一个完整的头骨。高波端起照相机在不同角度拍摄,已穿好勘检服的袁晓媛站在几米之外,环视着四周。

饲料库很空旷,几百个白色编织袋整齐地摞成垛子,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草香味。先期赶到的属地刑警介绍说,中心现场仍保持着原状,他们已在饲料库周边搜寻了一遍,没有发现与骷髅头骨相关的可疑物证。

头骨非常完整,只是表面上沾满了黑褐色的污渍和腐败的草叶,喉部及后枕部有不规则的切口,显然是某种锐器切割后形成的。

饲养员老杜早上喂牛,拽动高处的一袋饲料时,这东西突然从上面掉下来,先是砸了他的肩膀,之后滚落到地面上。奶牛场每天饲料的消耗量很大,饲料补充的频率也很高,这些被粉碎的麦秸和玉米秆,都是经加工厂打包封口后转运至此的。

袁晓媛目测眼前这个饲料垛,高度为一米八左右。她俯下身,借着手电光仔细观察骷髅头骨外表凹凸部位那些深褐色的污垢,用镊子轻轻取下一缕,在放大镜下仔细观察了许久,又轻轻捏了捏,有明显的湿度,应该是绿藻一类的植物。

外面的秋雨仍没有停歇。除去库房大门经常敞开之外,库房顶棚的防漏遮挡性非常好,可以排除漏雨的可能。这样看来,这些带有明显湿度的绿藻应该来自外面某个水塘或是沟渠,也就是说,骷髅头骨是从外面带进来的,而且时间不长。

“已经查清楚了,这个东西是野狗从外面叼进来的。”库房门口突然传来男人洪亮的声音,随即,一个披着雨衣的矮胖身影走了进来,“大门口装着摄像头呢,具体时间是昨天晚上23点12分。”

逆光中的轮廓在隔离线外停住脚,三十出头、娃娃脸、高平头,是刑侦局大案队的探长王铮。刑侦局大案队负责全市命案和重特大案件的侦破,袁晓媛与这位敦实的刑警常在凶案现场碰面。

“大法医好!”王铮总是这么称呼袁晓媛。

“总是跟小神探一起出现场,就像老天故意安排好似的。”袁晓媛的话引来远处人们的一阵窃笑。

“神探咱可不敢当啊,虽然小。”王铮冲着袁晓媛双手作揖,笑脸将眼睛挤成了一条缝儿。

饲料库逐渐安静下来,角落里不时传来秋虫的低鸣。袁晓媛举着手电筒,指导高波提取骷髅头骨上的附着物,小心翼翼地装进几个物证袋里。

看过高波画的现场勘验图,袁晓媛来到院子里。奶牛场位于郊外的一片荒野之上,占地约有十几亩,四周用木栏和铁丝网圈起来,形成一个不很规则的四边形。奶牛场的北面建有四间简易板房,东边是一个三百多平米的草料库,西边是半封闭的奶牛圈,三十几头黑白相间的荷兰奶牛或站或卧,微闭着双眼,陶醉地咀嚼着草料。

站在歪歪扭扭的木栅栏门前朝远处眺望,一条坑洼不平的土路两侧都是杂草丛生的开阔地,盐碱化严重的土丘高低起伏,倒伏着成片的乱石。肆意蔓延的蒿草丛内,各种被丢弃的建筑材料时隐时现。奶牛场往北千米之外,是一条东西方向的高架桥。站在奶牛场的院子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高架桥上来往的车辆。距高架桥不远,一台深黄色的挖掘机孤零零地静立在荒野之上……

探长王铮带着大案队刑警及屬地派出所的十几位民警,将奶牛场内外及附近的沟渠、涵洞、废弃的水泥管甚至每个沟沟坎坎,地毯式搜了几个来回,也没找到那条黑狗的踪影。

“大早晨就遇到这么个东西,真他娘晦气!当初就不该收留这家伙。”

奶牛场的板房里,袁晓媛正询问饲养员老杜。奶牛场的位置很偏僻,除去运送饲料的货车,一般少有人来。那条黑狗是半年前自己溜达进奶牛场的,到处搜寻残羹剩饭,要么就是躲到饲料库房里睡觉。它的出没时间比较固定,基本是踏夜而来,黎明即去,不惊不扰,与员工相处得倒是很融洽。

摄像头的记录表明,半夜时分,黑狗衔着白花花的骷髅头骨进了库房,根据其兴奋程度不难看出,它是将此物作为稀罕宝贝带进来的。袁晓媛测量了头骨的尺寸以及牙齿磨痕,得出初步结论:死者为女性,年龄在二十至四十岁之间,死亡原因系头部遭钝器重击。

“现场物证先不要动,马上打电话把警犬调过来!”一个穿黑色休闲装的高个子男人站在饲料仓库门前,大声对大案队队长胡小光说。

这个发号施令的男人是刑侦局副局长焦正义。五十五岁的焦副局长,长脸平头,大眼浓眉,曾经是省篮球队的前锋,一米九的身高鹤立鸡群。他是一个小时前从市局座谈会现场匆匆赶来的。

雨还在下。一条威猛的德牧低着头,在水沟和杂草丛中上蹿下跳,时缓时急地搜寻着。十几个藏蓝色的身影,在细雨中缓缓朝前移动……

这是袁晓媛第一次跟随刑警在现场进行实地搜寻。这本是大案队刑警们的差事,但以前袁晓媛从没参与过这样的行动,加上对物证来源的好奇,她让高波暂时留在现场,自己则穿上藏蓝色的雨衣,跟随焦副局长一起走进了泥泞的旷野。

焦副局长撑着伞走在前面,待袁晓媛靠近,他压低声音问:“小袁啊,我听郑所长说,前几天,你向所里交了份辞职报告?怎么回事?工作不顺心吗?”

刑科所归刑侦局领导,焦正义不仅是袁晓媛的上级,也曾是袁晓媛的丈夫肖锋的老领导。

说起来,袁晓媛初次与这位大个子局长打交道,还是十一年前。当时,焦副局长还是市局团委的宣教科长,因为在市中心的文化街路边违章停放警车,被在派出所实习的袁晓媛贴过一张罚单。火冒三丈的焦科长带着部下肖锋找到派出所理论,却被伶牙俐齿的袁晓媛给数落了一通……

后来,袁晓媛嫁给了焦副局长当年的部下、市警察博物馆筹备办公室主任肖锋。在婚礼上,焦副局长不仅是他俩的证婚人,还以介绍人的身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虽然事先他对他们的爱情故事毫不知情。

世事难料。冥冥之中,有些机缘巧合,似乎上天早已安排好了。

听了上司的发问,袁晓媛从雨帽中露出半个脸:“焦局,我工作一直很开心啊!只是对未来的安排,我又有了新的想法……”

“得了,咱们之间就不用藏着盖着了!如果是工作环境有压力或是有什么其他想法,你说出来,局里可以考虑调整。”

“您说的这些真的不存在,我讲的是实话!”

“辞职可是大事,你是公安世家,各方面都得考虑周全。最近局里事情比较多,估计局党委要开会进行专门研究。”

“领导放心,辞职的事我已经考虑很久了。当然,我妈、我外婆还有肖锋都有些顾虑,但他们还是尊重我的个人选择。”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只是觉得你离开咱们这个队伍,实在有点儿可惜啊!”焦副局长叹息一声。

袁晓媛抬起头,用力吐出一口长气,继续大步朝前走,手里的树枝扫过一片湿漉漉的杂草。

从市局警犬队调来的那条叫“金刚”的警犬,循着气味兴奋地一路追逐,很快就将搜索队伍引到距奶牛场两公里之外高架桥附近的一片废墟。这里曾是某企业的厂房,整体占地三十多亩,如今地面建筑基本清理干净,机器设备早已拆走,只留下大片的水泥基座和各种管道支架。

距厂房废墟不远处是一条废弃的污水渠,旁边的空地上停着一台挖掘机和一台铲车。追踪至此,之前还兴奋不已的“金刚”突然停下了,在污水渠前茫然地徘徊着,喉咙里不时发出焦躁的低鸣。

污水渠宽约六七米,大部分被杂草和芦苇覆盖,一条新开掘出来的渠道向远处延伸,两侧堆积着如山的污泥和垃圾。挖掘机和铲车清理的应该就是这条污水渠,只是不知何故,临时停工了。

焦副局长问戴眼镜的派出所副所长:“这是你们所的管界,跟我们说说这儿的情况吧。”

副所長尴尬地笑了,不停地用手扶眼镜:“我是一个月前从局里调来的,对整个辖区的情况还在熟悉之中……”

“那赶紧找个熟悉情况的民警过来。”焦副局长一眼瞥见袁晓媛伸出一只脚,朝水渠堤坡下试探着,“慢点儿!袁法医有什么想法吗?”

“我想采点儿水样带回去。”袁晓媛收住脚。

“你等等。”焦副局长抬手示意站在对岸的王铮,“王探长,你代劳一下吧!”

三天以后,对奶牛场骷髅头骨案的调查有了初步进展。

现场研判会是下午两点开始的,专案组的几路刑警都聚拢在一起。会议开始前,焦副局长先宣读了一份舆情通报——D区奶牛场出事的照片被人偷偷传到了互联网上,照片上可以看到奶牛场外的几辆警车和穿着雨衣的警察,文字提示大意是说这里八成发生了命案,不然不会来这么多警察。

显然,这是某路人的随手拍,虽然只是案发现场的外景以及对案件的臆测,但自媒体的传播速度实在太快,奶牛场出了人命的消息迅速在坊间传播开来。市局网安部门转来的最新舆情简报上,有市政府及市公安局相关领导的批示,大致意思基本相同,核心就是抓紧破案,安定民心。

破案没有任何头绪,压力却先到了。焦正义眉头紧锁,认真听着刑警们的发言。

经鉴定,骷髅头骨上的附着物与废弃厂房外污水渠内提取的水样微生物构成完全相同,可以认定黑狗叼来的骷髅头骨就来自此处,只是具体时间尚无法确定。水渠最深处为一米,污水中含有大量工业酸性废水成分。这片厂房曾分属两家工厂,分别是一家染整厂和一家自行车零部件外加工厂。因长期排放污水,致使地下水遭污染,2011年4月,两家工厂被同时勒令关停,并处以高额罚款。

刑警们认为,在确认被害者身份的同时,还要搞清楚两个问题:一是骷髅的形成时间,二是凶手为什么将死者头颅抛在污水渠内。

关于骷髅的形成时间,袁晓媛结合实验室里的鉴定结论作出说明:头颅基本白骨化,残留组织几乎找不到,这应该是水渠内的强酸性物质长期浸泡所致,推断最少应在五年以上。此地空旷僻静,不熟悉环境的外来者是不会贸然来这里的,换句话说,外来者无法知晓此地还有一条污水渠。将死者头颅抛弃在污水渠内,足以说明凶手对附近的环境非常熟悉。

那么,凶手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抛弃被害者的头颅呢?关于这一点,刑警们的分歧就比较大了:一部分人认为,既然被害者的头颅被抛在污水渠内,很可能与这两家企业的员工有关,应先从两家企业的员工开始排查;另一种观点则是,当时两家工厂都在偷偷往水渠内排工业废水,应首先确定骷髅头骨的准确来源。

工厂关闭前,这两家企业共有三百多名工人,少数是附近村镇的当地人,大部分都是从川陕农村招来的。工厂关闭后,员工们都另谋出路了。据曾在两家工厂打工的几个当地人反映,这两条排污管会不定期地清理疏通,将一颗人头扔进污水渠里,很容易被人发现。另外,污水渠内时常有流动的废水,头颅之所以没有被冲走,可能是在管道的某处被卡住了。

研判会接近尾声时,袁晓媛的手机收到一条信息,她站起身,凑到焦副局长身边低语:“对骷髅头骨的勘检有了新发现,死者的一颗上尖牙是后补种的全瓷牙。”

这是正在实验室里检验头骨的法医高波刚刚发现的。这个发现是意外也是惊喜——若干年前,能花钱量身定制一颗价格不菲的烤瓷牙,说明死者生前的经济状况不错,应该不是普通的打工者。

很快,这颗全瓷牙的照片被投放到大屏幕上,与会众人的精神不禁为之一振。

三十四歲的袁晓媛是一年前才当上新娘的。袁晓媛长相谈不上出众,但一米七五的身高和匀称的身材,弥补了瘦长脸和细眉细眼的不足。另外,她时尚前卫的衣着打扮,看起来要比同龄女性年轻很多。在生活理念和处世方式上,袁晓媛总是给人无拘无束的印象,如她的身高和穿着,无论走到哪儿,时常惹来许多好奇的目光。

十年前,拿着北医大研究生的学历证书,她回到天津当了一名法医。回故乡从警,是她外婆的建议。为此,她忍痛放弃了在北京一家央企药物研究所就职的机会,还有大学的初恋男友。

袁晓媛的外公李建功是山东老解放区的进城干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外婆陈冀平在市外联办的副局级岗位上离休;母亲李菲退休前是一家银行的职员,父亲袁和平也是一位刑警。遗憾的是,袁晓媛三岁那年,父亲去山西外调取证,深夜在山路上翻车殉职,时年三十四岁。

偶尔翻开影集,看到父亲抱着她站在公园湖心岛柳树下的合影,年轻的父亲身材高大,干练帅气——袁晓媛对父亲的印象全都来自这张照片,而在她的记忆深处,父亲的面容永远是模糊的。选择当法医,她承认有父辈的影响。但是,擅长油画、痴迷于侦探推理、喜欢户外运动,也是她走进法医行列的初心和动力。

四十岁的肖锋是二婚。前妻到国外进修,没多久,他就“被”离婚了,算是那个年代老掉牙的套路。

十一年前,肖锋还是市公安局团委的一名干部。一天上午,焦科长开车带着他去鼓楼的文化市场采买笔墨纸砚——准备迎接市书协来局里慰问的几位著名书画家。焦科长将警车停在市场门口的道边,等拎着东西出来一瞧,焦科长就火了——警车雨刮器上别着一张违章停车处罚单。

焦科长过去是这个辖区的交警中队长,对路面有种与生俱来的自信和霸道。他打电话一扫听,原来罚单不是附近的巡查交警贴的,而是鼓楼西街派出所警务站贴的。焦科长伸手扯下罚单,带着肖锋直奔派出所。

派出所值班室里有两个男警和一个女警,焦科长闯进来,举着警官证和罚单大声问:“我们是市局的,这张罚单是谁贴的?”

半天没人应答。但三人的表情说明,这张罚单肯定与他们有关。

见对方一声不吭,焦科长的气势更猛了:“查处路面违章是鼓楼交警中队的事,谁给你们派出所的权力乱贴罚单?看不见那是市局的牌照吗?你们所领导谁在家?”

从年龄和肩上挂的警衔看,三人都是实习新警。两个男警哑口无言地站在原地,神情惶恐,那个高个儿女警却神态自若,伸手拿过焦科长手里的警官证,挑着眉毛,正反面仔细端详。

此举让焦科长更加气愤,一把抢过警官证:“如果看不懂,我教你怎么识别真假。”

女警目光如电,盯着焦科长的脸,平静地说:“你现在是不是感觉自己特牛逼?”

一句话顿时把焦科长砸蒙了,他指着女警吼道:“你叫什么名字?”

两个男警怕事情闹大,赶紧上前劝解道歉。那女警扭头冲他们吼道:“一边儿呆着去!”随后,又转向焦科长,“你听清楚了,本小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叫袁晓媛,鼓楼西街派出所第一警务站实习民警。我告诉你,我们贴违章罚单有市交警总队监察室的授权。道边儿上明明竖着禁停标志,你要是不色盲,那就是故意的!你身为市局干部,故意在闹市区违规停车,还是警车,执法犯法,丝毫不注意警察形象,今天给你贴罚单算是客气的!”

焦科长脸色发白,嘴唇哆嗦着:“你……你敢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吗?”

女警冷笑:“好话不说二遍。”

事情虽然最终得到了解决,但焦科长那天盛气凌人的市局领导造型,被这个叫袁晓媛的实习女警砸得稀巴烂……

这是袁晓媛与肖锋的第一次照面,不过主角是焦科长和袁晓媛,肖锋只是在背景里,一点儿不显眼。肖锋与袁晓媛的爱情故事,发生在三年前。

为了推进市警察博物馆的建设步伐,市局任命擅长写作的肖锋担任市警察博物馆筹备办公室主任。公安文史资料和藏品的收集整理,是一个庞大而繁琐的工程。大到一个外观酷似打谷机的四轮消防灭火器,小的如一本民国十一年出版的《刑事法令》,或是一顶1951年的绿色大檐帽、一个泛白的布制公安胸章,随便拿出一件,都是中国公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记忆符号。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磨破嘴皮子,从离退休老警察家的箱底儿淘来这些宝贝,汇集在警察博物馆,化身为馆藏文物,摆放在展柜里,向参观者们讲述各自的历史过往。最初的文物征集阶段,任务繁杂,工作量大,肖锋向市局领导建议,从直属单位临时抽调了十几个民警帮忙。

报到的当天,办公室召集借调人员开会,主持会议的肖锋一眼就认出了坐在角落里低头摆弄手机的袁晓媛。待散会之后,肖锋喊住她:“你还认识我吗?”

袁晓媛摇头。肖锋提起当年在鼓楼大街给警车贴罚单的事,袁晓媛歪着脑袋仔细端详肖锋,细长的眼睛突然睁大了:“你就是那个市局领导的司机?天啊,我今天可是自投罗网啊!”

其实,袁晓媛是“被”借调的。起因是她替一位叫叶子的女法医说了几句公道话,与某位领导发生了冲突,冲动之下,问候了那位领导的妈。她死活不给领导道歉,为了平息这个矛盾,只得把她临时“借”了出来。不过,肖锋倒是特别感谢那位领导,否则他不可能遇上袁晓媛。

袁晓媛初来警察博物馆,在工作安排上,肖锋是有私心的——将她留在办公室当内勤。袁晓媛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资料的统计整理,把收集来的文物资料进行编号登记归档。两人在一个办公室,自然就有了接触的机会。

肖锋在大学读的是历史专业,工作之外,他最大的爱好是文学创作。近几年,在一些省市文学期刊上,偶尔能见到他的警察题材侦探推理小说。

起初肖锋跟袁晓媛谈文学,轻视了袁晓媛的知识面和阅读量,没几个回合,肖锋就暗自汗颜了。袁晓媛是地道的侦探小说发烧友,从爱伦·坡的《泄密的心》,到岛田庄司的本格派和松本清张的社会派,分析得有理有据,头头是道。看了肖锋的小说之后,她直言不讳地点评:“模式化痕迹太重了!写警察追踪犯罪嫌疑人,警车啊,枪械啊,警犬啊,看着倒真是热闹,为什么非要重点突出公安的职业优势,却忽视了人性深处的开掘?可千万别低估了读者的审美和智商哦!”

他们的话题也涉及袁晓媛的法医专业。袁晓媛绘声绘色地讲述她亲历的那些凶案现场,肖锋用心倾听,后来干脆拿出了笔记本。半年后,他根据袁晓媛讲述的一个情杀现场创作的短篇小说《隐匿之恶》在一家文学期刊发表,反响相当不错。

警察博物馆收集的藏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私人,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袁晓媛对警察博物馆最大的贡献,就是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档案资料库,所有展品登记分类后拍照,清清楚楚,每个细节都无懈可击。

借调工作结束,两人的关系也基本确定。袁晓媛回到了刑科所,正赶上焦副局长走马上任。看着主席台上端坐的大个子局长,袁晓媛给肖锋发微信:“妈呀!生活真是太神奇了,怎么跟变魔术似的!”

周末上午,袁晓媛拎着水果去看母亲和外婆。

“这么长时间不露面,你到底有多忙啊?”开门的是袁晓媛的母亲李菲。李菲退休前是一家银行的工会主席,六十八岁了,仍保持着清瘦的体态,短发之下,一双明亮的眸子平静温和,一身合体的居家服,显得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

“除了现场就是实验室,累得我快散架了!”袁晓媛麻利地换上拖鞋,径直走进厨房,打开冰箱门找饮料。

这里是外婆陈冀平的家,也是袁晓媛的成长之地。房子位于市区中心地带,三层小洋楼很有年代感,从阳面推开临街的窗户,可以看到附近几幢民国高官住过的院落。

这幢小楼建于1923年,曾是一位著名京剧泰斗的私宅。天津解放后,房子产权归属政府,组织上按级别分配给三位局级领导居住。1951年,时任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建功与陈冀平结婚后,就搬到了這里。1964年,四十八岁的李建功从破案现场回家,洗澡时突发心脏病,死在自家的浴缸里。

似乎是某种宿命,外公猝死,多年之后,袁晓媛的父亲袁和平出差途中翻了车。父亲去世不久,袁晓媛随母亲搬到外婆家。她不喜欢这种木板地的老房子,不喜欢黑漆漆的实木门窗,被拆改后的楼梯间光线昏暗,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

让她最不能忍受的还是外婆对她严格的约束。上初中时,很多同学羡慕她是高干后代,袁晓媛却说:“我感觉自己像被圈养的狼。”

放学不允许她随意外出,更不允许她与附近大院里的同龄孩子们玩儿;每天规定要背诵一定数量的英文单词,或是完成几页书法。她的一举一动,时刻在外婆的注视之下,甚至连心中的无数小秘密,外婆也能一眼看穿,让她感觉自己毫无遮挡。

三年前,老人下楼时不慎摔倒,股骨受损严重,从此行动不便,必须借助拐杖和轮椅。

此刻,九十五岁的陈冀平坐在轮椅上,就用这种目光看着她。袁晓媛从小就对外婆的那双眼睛有种莫名的畏惧,哪怕没犯错,在外婆目光的注视下,她也有一种负罪感。

袁晓媛张开双臂,跑过去拥抱外婆:“您是不是想我啦?”

“想啊!你就是不来看看我,我还有重要的事想跟你谈呢!”老人扶了扶花镜,表情严肃,凹陷的双眸目光炯炯。

袁晓媛知道外婆要跟她谈的是什么——她辞职的事,遭到了母亲与外婆的强烈反对。

陈冀平年轻时在天津从事过地下工作,解放后成为最早的一批公安预审员,后来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离开了公安队伍。袁晓媛在公安系统工作了近十二年,见识过各种奇葩的公安同行,但外婆那双仿佛能穿云破雾的眼睛永远是独一无二的,无人能及。

三代人坐在客厅里,闲话没几句就聊完了,很快进入了正题。“你辞职的事,为什么不事先征求我们的意见呢?为什么向组织递交了辞职信之后才通知我们?先斩后奏,还讲不讲尊重呢?”

面对外婆连续的责问,袁晓媛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一个月前,她提交辞职信之后打电话告诉母亲,母亲的态度很明确——反对。不久,外婆的意见也反馈过来:做事不要冲动,辞职的理由要与家人当面说清楚。

之后的一个月,袁晓媛寻找各种理由回避与外婆和母亲见面。母亲性格随和,解释清楚应该没问题,但说服外婆,袁晓媛一点儿信心都没有。

“我觉得辞职也不是什么坏事,我才三十多岁,拓展一下未来发展的空间嘛。我这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袁晓媛说。

“这些都不是理由。公安局哪里对不住你?党和国家花钱培养你成为法医,现在正是需要你的时候,说辞职就辞职,你这是忘恩负义!”陈冀平边说边用手拍着轮椅扶手。

李菲的考虑更带烟火气:“我也是不理解,法医工作虽说辛苦一点儿,但这是你一辈子的饭碗啊!公务员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多少人求之不得呢。你已经成家立业了,凡事要慎重,也不跟家里商量,随随便便就辞职,是不是太轻率了?”

“好吧,辞职的事,我没有事先征求你们的意见,是我的错,我可以给你们道歉。”袁晓媛叹了口气,“可是,我也希望你们能理解和尊重我个人的想法。”

“个人选择必须以服从组织为前提,你是不是组织的人?你是不是公安子弟?”老太太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我们家三代人都穿过警服,你外公和你爸爸都是穿着警服死的,你不能给我们公安世家的牌子抹黑!”

“怎么是抹黑呢?我辞职后选择的单位是药物研究所,我的专业也适合在这个领域里发展。研发新药物,给千百万患者解除病痛,请问这有什么错吗?”袁晓媛也有些激动。

李菲知道女儿的倔强,担心她说出过激的话,把老太太气出个好歹,赶紧话里话外点她:“老太太这么大年纪了还要替你操心,你是不是翅膀硬了,连长辈的话也听不进去了?”

屋子里的气氛愈发沉闷,三个女人暂时都不说话了,只有屋角儿落地钟的钟摆发出咔咔的声响。袁晓媛侧着脸,端详着对面墙上挂着的那幅放大的彩色老照片,照片上身穿草绿色制服的男女,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外公与外婆。

“辞职信上级有没有批复?”陈冀平盯着茶几上的水果。

“还没有呢,不过局党委最近要开会研究了。”此话出口,袁晓媛突然有些后悔。真不该把辞职的进展说出来——她从外婆犀利的眼神里,捕捉到了某种让她不安的东西。

第二章全瓷牙

奶牛场骷髅头骨案的调查工作已经进行了一个月,被害者的身份仍没有查清。刑侦局大案队二十五名刑警加上临时抽调的D区分局二十多位刑警,依据袁晓媛拿出的初步勘检结果,以案发地为核心走访调查,逐渐扩大搜寻范围。

组织规模如此庞大的专案队伍,是近年来比较少见的,可见上层对此案的重视程度。专案组成员兵分三路:首先是围绕被害者那颗全瓷牙,摸排全市所有的牙科医院及口腔整型医院,“以牙找人”;另外,派员梳理两家企业停工前的生产情况、所有员工的去向及目前状况;最后,则是围绕排污渠现场和两家企业的排污管道,还原骷颅头骨最初的位置。

焦副局长对自己的排兵布阵还是比较满意的。他强调,阵型再完美,也需要每位调查人员对细节的把握,忽略任何一个疑点,都可能导致整个案件前功尽弃。因此,对发现的每个可疑环节都要查清查实,谁疏忽大意遗漏了线索,将会严肃追责!

十天后,胡小光带领的第三组对污水渠现场的调查有了初步进展。在一名当年参与施工的工人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连接污水渠的地下排污管道,这也是环保部门当初调查地下水遭污染、勒令企业关停的主要依据。

这段暗藏于地下的涵洞被茂密的杂草和芦苇掩盖,涵洞口焊有几道稀疏的铁篦。凶手在厂区的某个地方将死者头颅丢进排污管内,被污水冲到洞口,卡在洞口的铁篦后面,经过多年的腐蚀性废水冲刷形成骷髅。在最近的污水渠平整过程中,挖掘机挖塌了洞口,骷髅头骨与污泥一起被铲车推到水渠边儿,又随着泥水滚落到水渠内。

两家企业的排污管道都直通这个地下涵洞,凶手究竟是在哪个厂区抛弃死者头颅的呢?这一点尚无法确认。

另一路排查两家企业员工的工作也在进行中,但调查外省员工的进度异常缓慢,少数失联人员的情况,只能委托当地派出所核实。

探长王铮的任务是“以牙找人”。王铮有过拔掉一颗智齿的经历,那还是刚当警察不久的事。不过,对于全瓷牙,他完全没有概念。

“这颗全瓷牙的工艺相当不错啊!”在市内一家颇有名气的牙科整型医院,一位四十多岁的女牙医说。

“换这样一颗牙大概要多少钱?”王铮问。

“这个不好说。过去费用是比较高的,而且收费乱象也很严重,最近业内的收费标准基本统一了。”女牙医用放大镜反复端详这颗牙齿,“全瓷牙是最近这些年才盛行起来的,不同的医院,制作工艺还是有区别的。烤瓷牙里面含有金属,舒适感稍差,但价格稍便宜一点儿。经济条件好的患者大部分会选择全瓷牙,现在种这样一颗全瓷牙,估计各种费用在八千到一万元吧。”

王铮问了一个重要问题:“您能确定这颗牙是哪家医院制作的吗?”

“这个确定不了。不过我感觉,这颗牙不是国内生产的,像是进口的。你看,这颗牙齿内侧有一个字母H。”女牙医从书柜里取出一本厚厚的资料,快速翻阅片刻,指着一张牙齿图片,“就是这种全瓷牙,看看跟你拿的这颗是不是一样啊?”

“真是一模一样啊!”借助放大镜仔细对比后,王铮始终眯缝的眼睛全睁开了。

最终得到确认,这颗全瓷牙为德国定制。目前全市多家医院都有定制此类牙齿的业务,但倒推至十年前,全市仅有两家牙齿整型医院有此类业务。

探长王铮发现的这个重要线索,让焦副局长倍感振奋。不过,他也有疑问:“可是,也不能排除是死者生前在外省市定制的啊。”

“可以排除。国外定制的全瓷牙都有批号和商家名称,我们根据海关进口税单上的批号查到了那家医院的下落,时间是2009年,收件方是一位姓黄的医生。”

佳人整型医院坐落在市中心一条僻静的街道上。楼道两侧的墙上,悬挂着各种面部整型和有关女性营养美容的宣传海报。从医院簡介上得知,该院始建于2005年,最初是以牙齿整型为主,如今,业务范围已经拓展到女性面部整型和美容塑身。

院长是位五十多岁的宁波人,说话慢条斯理:“您要找的牙齿整型科2013年就解散了,你们需要的那些资料,我们这儿是没有的。”看着刑警失落的表情,院长赶紧补充,“我可能没解释清楚。当年的口腔整型科是以团队方式与我们医院合作的,主治专家叫黄一珍,是德国留学的女博士。她属于技术投资方,所有治疗设备和人员都是她带来的。黄博士的团队从2008年开始对外开展业务,合同截止日期是2014年。因为她急于开辟新市场,我们双方协商之后,提前一年解除了合同。2013年,她的团队就离开天津去了上海。您要找的那些牙齿治疗档案,我想应该在黄博士那儿保存着。”

“怎么能找到黄博士呢?”王铮问。

“我们的副院长与黄博士一直保持着联系。”说罢,院长拿起手机。

早上七点,王铮与刑警岳航登上了天津开往上海的高铁。列车似白色的长龙,朝南飞速而下,被秋意点染的田野和村落,不时从窗外一闪而过。

岳航是被临时抽调来的,此前,他属于专案组的第二路人马,负责对两家企业中高层人员的调查。岳航是王铮警院的同学,身材瘦长,皮肤白皙,脸上依然挂着学生时代的青涩。连续一个月的调查,让这个年轻刑警极度疲惫。他靠在椅背上伸了个懒腰:“这几天啊,哥儿几个都快累散架了。”

王铮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排查两家企业员工的进度非常缓慢,尤其是外省人员,流动性很强,大部分人都更换了通联方式,加上少数死亡和失联的,他整天都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

岳航负责的四十多名被调查者中,首先被排除的是染整厂企业法人代表倪汉生。这个偷偷排放污水的企业家,在企业被关停一年后,于2012年6月11日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据死者妹妹说,倪汉生背了三千多万的高息借贷,这应该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妻女目前定居国外。

警方要调查的不是倪汉生的自杀,而是企业运转期间曾在此工作过的员工。先后有三百三十名员工在染整厂工作,其中一百八十五人来自外省市。

“被害人如果不是工廠的员工,我们这些活儿可就白折腾了。”岳航望着车窗外叹气。

“即使不是,凶手与工厂也脱不了干系。再说,现在不是找到这颗牙了吗?但愿这颗牙能帮我们破局。”说完,王铮微闭双目,按下座椅的按钮,身子慢慢朝后仰靠下去……

经过一夜的秋雨,眼前这条年代久远的街道上,逐渐褪去色彩的法国梧桐叶和灰色砖墙还挂着浓浓的水气。老街的建筑风格与天津的洋楼区很相像,应该都是百年前租界的产物,依侬牙科整型医院就开设在街道拐角处一幢两层楼的院子里。

两位天津刑警在二楼的办公室见到了黄一珍博士。黄博士五十多岁,留着干练的短发,化着淡妆,鼻梁上架着无框眼镜,举止优雅端庄。昨天晚上,王铮提前与她通了电话,告知来意,目的是留给对方一些回忆和思考的时间。毕竟过去很多年了,突然让她从记忆中找出某年某月某个患者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女博士仔细看过王铮带来的那颗全瓷牙。“没错,这是我们口腔科当年从德国定制的。”

这个答案,让王铮一直悬着的心落在了地上。他实在不想听对方说,对不起,这颗牙和我们医院没有关系。

“那么,换这颗牙的那个女患者,您还记得不?”话一出口,王铮就意识到问得不合适——凭一颗多年前种的全瓷牙,怎么能让对方立刻想起某某患者呢?坐在一旁的岳航也忍不住朝王铮扫了一眼。

女博士没有马上表态,她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个蓝色文件夹。“每一颗进口的牙齿,我们这儿都有记录,开头字母为H的,都是2009年从德国海德堡公司定制的。”女博士翻阅了几页,“种植这种H字头全瓷牙的客户共有一百二十六人,其中男性三十三人,女性九十三人;市场参考价为人民币一万一千元。”

或许是这个行业的特殊习惯,黄博士一直称患者为客户,这让王铮感到浓郁的市场化味道。客户登记表上需填写姓名、性别、身份证号、手机号、工作单位和家庭地址,但很多人填写的内容并不完全,部分客户的家庭地址和工作单位都是空白。让王铮眼前一亮的是,从书写的字迹上看,每个客户的登记内容应该为本人亲笔。

在九十三位女性客户中,年龄最大的七十二岁,最小的十七岁,年龄在二十至四十岁之间的共有八十五人。这些人在黄博士的印象中已经非常模糊了,尽管两位刑警费尽心思提示和引导,也未能唤醒她的点滴回忆。

九十三位客户的名单被翻拍成照片,发给了专案组。经过初步调查,虽没有发现与被害者有关的信息,但缩小了侦查范围,毕竟,这九十三位女客户中,必定有一位就是被害者。

晚上,王铮和岳航在下榻的快捷酒店附近找了一家经营上海菜的小餐馆,三十多平米的空间摆着五张餐桌,墙上贴满各种饮料的广告。餐馆里很冷清,老板是个南方女子,倦怠地坐在玻璃柜台后;一位精瘦的白发老者,面朝着墙,守着两碟小菜,缓缓喝着杯中的黄酒。

两人在临窗的桌前坐下,点了冷热四个菜和四瓶啤酒。小里弄的街灯很亮,窗外不时有车辆和路人匆匆而过,两位昔日同窗边喝边聊。论酒量,岳航远不是王铮的对手,两瓶啤酒下肚脸就红了,见王铮依然面不改色,又让老板娘开了两瓶。

“这么些人,得什么时候才能查出个结果啊!”岳航嚼着花生米,愁眉苦脸。

“反正得逐个查实,最少三四天,多了就不好说了。你想啊,名单上客户登记的地址大部分在市郊,市中心住的没几个。住得这么分散,而且过了这么长时间了,还不一定能找到……”

“那咱俩就在这儿干等啊?”

“也不是干等。帮助黄博士继续回忆,她接触过那个被害者,这点是确定无疑的。”

“我看黄博士回忆起来的可能性不大。”岳航拿出手机,浏览着那份客户名单,突然,他划动屏幕的手停住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市中心?”

因长期在腐蚀性废水中浸泡,从骷髅头骨中提取DNA没有成功,袁晓媛只得将样本送到北京,请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DNA实验室鉴定,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回音。同样没有回音的,是袁晓媛递交的那封辞职信。

辞职信的大致内容是:本人十分感谢刑科所领导十余年来对我工作上的帮助和指导,让我得以在法医这个岗位上施展自己的专长,在实践中得到了历练和成长。本人现已成立家庭,外婆年事已高,母亲需要陪伴,加之年龄及身体状况,考虑到未来的人生发展和现实生活需求,不适合继续从事法医工作,请求局领导同意本人辞去现有职务,另谋新职。

辞职信递交上去后,政治处主任特地找她谈话,劝她调整好心态,有困难可以向组织提出来。最后,领导还特批她一周休假,甚至许诺将她列为后备干部培养考察对象,准备年底竞聘法医室副主任的岗位。这些,都被袁晓媛婉言谢绝了。

与肖锋结婚前,袁晓媛就已联系好经济开发区一家央企生物研究所实验室助理研究员的职位,年薪三十万。推荐她的,是她当年的导师吴林博士。

吴博士非常欣赏这个女弟子聪慧率真的性格,尤其是那种女孩儿身上少有的坚韧和自信。他挂帅的一个生物实验室招兵买马时,曾向她伸出橄榄枝。但那时袁晓媛刚走上法医岗位不久,正是激情澎湃、工作热情高涨的时候,所以,她婉言谢绝了恩师的好意。吴博士了解她的个性,尊重她的选择,但承诺,实验室的大门随时向她敞开。

听说袁晓媛正式递交了辞职信,远在海南休假的吴博士立刻飞回天津,第一时间约弟子见面。吴博士详尽介绍了实验室项目的进展,以及她今后的具体工作安排,催促她抓紧办理辞职手续,及早来实验室报到。吴博士还告诉她,准备派她与另一个博士生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实验室进修一年。

刑科所所长郑连升得知袁晓媛去意已决,圆脸一下子拉长了:“让她等消息吧!”

回去等消息,意味着领导对这件事的态度不积极,她要与从前一样,继续勘验现场、解剖尸体。袁晓媛耐着性子等消息,等了半个月,没有回音。袁晓媛上门催问,郑所长像刚想起似的说:“你这个事要报到局里研究啊。最近局里正在搞破案大会战,还是等战役结束后再说吧。”

这天午饭前,袁晓媛突然接到郑所长打来的电话,讓她马上到他办公室去一趟。看来,那天与焦副局长在雨中的交谈有了结果。

所长郑连升是临近退休的老警,圆脸大眼,鼻梁上架一副无框眼镜,用以遮挡日渐厚重的眼袋。这回,一向态度冷淡的郑所长语气异常温和:“下个月,老张、老王和老李都要退休回家抱孙子去了。一下子走了三位法医,法医室的人员实在是太紧张了。所里希望你能坚持到明年初,等基层实习的新法医回来上岗之后再办理辞职手续,怎么样?”

袁晓媛的心一下子凉了,眼帘低垂,一言不发。

郑所长语重心长:“你可是公安世家,外公是咱们的老前辈,外婆也曾是老公安,你爸生前还是我在警校的学长。目前,所里正是闹人荒的困难时期,希望你在关键时刻拿出公安后辈的奉献和担当来,再坚持半年。”

袁晓媛紧抿着双唇,转过脸,望着窗外高架桥上飞驰而过的汽车。

袁晓媛在所里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业务上无可挑剔,但人际关系却不如人意。比如曾在电话里问候政治处胡副主任的长辈,而且拒绝道歉,胡副主任下不来台,干脆调走了,闹得全所上下沸沸扬扬。再比如三十多岁了还不结婚,穿得花里胡哨,抽烟喝酒,还像男人似的开着大吉普;下了班经常召集几个男同事躲在办公室“斗地主”,然后跑到路边摊喝啤酒、吃烧烤……

这哪里像个女法医的样子?简直就是在丢公安父辈们的脸。暗地里的这些议论,不仅把袁晓媛归为另类,甚至影响了她的职业发展,十来年间,与她一起入警的几位法医相继提升为各业务科室的副主任,而袁晓媛依然是个普通法医。

袁晓媛与肖锋结婚后,周围人普遍以为,成家立业,这个老姑娘应该安稳下来了,起码处世方式会发生一些变化。谁想,婚后不久,她就送来一封辞职报告,让人大跌眼镜。这个女子显然是不甘于风平浪静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要掀起一些波澜。

郑所长起身踱到袁晓媛面前:“晓媛啊,按辈分,你该叫我声叔。算我这个当叔的求你帮个忙,再坚持半年,我保证绝不耽误你的前程。”

“郑叔,您的意思我明白了。”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袁晓媛再不乐意,也不能不给郑所长面子。况且,这番话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局领导的态度——辞职可以,但目前人员紧张,不能批准。

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袁晓媛划开屏幕,手机里传来焦副局长的声音:“小袁,赶紧到民生街17号院!”

王铮无意间的一句“市中心”,点醒了对面的梦中人。

在岳航的调查笔记上,有染整厂厂长倪汉生租住市中心民生街17号的记录。民生街17号的房主常年在国外居住,委托市内一家房产中介公司出租。房屋租赁用途显示为办公,租期从2008年到2013年,房租一分不差。这是岳航的调查结果。

让岳航激动的是,当年这九十三位女客户中,有一个叫沈兰香的女子,她在客户登记上留下的家庭地址正是民生街17号。

消息迅速传到天津,专案组很快查到了该女子的相关信息:沈兰香,女,户籍地河北衡水,身份证号……

接下来的调查结果让刑警们迷惑了。如果沈兰香是那颗全瓷牙的主人,她应该早已不在人世,也就意味着户籍和身份证会被注销。可是,户籍数据库显示,此人的户口还在。

经向当地派出所调查,该女子患有先天智障,十几年前,沈家已将女儿嫁给山里的一个牧羊人为妻。户籍照片上的沈兰香衣着简朴、圆脸短发、目光呆滞,毋庸置疑,该女子的身份被冒用了。

沈兰香的户籍照片随即传到上海,两位刑警登门请黄博士进行辨认,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过,民生街17号这个地址,终于唤醒了女博士的记忆。

“三十多岁,个子不高,烫着短发,皮肤微黑,大眼睛,衣着很时尚,说普通话。”这是黄博士记忆中“沈兰香”的粗略印象。她还找出一张“沈兰香”当年的血型化验单,虽只有A型的记载,但对两个刑警来说却非常宝贵。

黄博士还补充说:“她前后来过医院三次,其中有一次外面正下着雨,我就劝她在休息室坐一会儿,等雨停了再出去。那女人却拿出折叠伞,说没事,她就住在民生街。”

王铮打开手机地图,从民生街17号到美容整形医院大约八百五十米。女博士的这段记忆应该是准确的。“她来医院,有没有人陪伴呢?”

“没有,每次都是她自己来。这个女人不怎么爱说话,爱皱眉头,右眉骨上还有一道修补过的疤痕。”

“很明显吗?”

“因为是修补过的,不仔细看很难看出来,大约有一公分左右。我感觉,应该是她小时候留下的。”

“她还跟您说过些什么没有,哪怕是一两句?”

“这个实在是想不起来啦……哦,对了,牙齿种好之后,临出门的时候,她嘴里嘟囔了一句:把势啊!”

“把势?”

“是啊,她这样夸我,我也感觉有点儿怪怪的呢!”

通过黄博士的点滴回忆,这个神秘女人生前的大致轮廓逐渐被勾勒出来:三十多岁,留短发,身材不高,说普通话,花一万多元種植了一颗德国进口的全瓷牙,曾冒用一个智障女子的身份住在民生街17号。

客户登记上显示,“沈兰香”来牙科医院的时间是2010年5月2日,正是染整厂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这一年,倪汉生还当选了本区的“十大优秀民营企业家”。

转天中午,两个刑警登上回津的高铁。

三天来的工作成果,换来片刻的轻松。王铮惬意地靠在椅背上,欣赏着窗外的风景。“有个事我一直没搞懂,那女人临走时对黄博士说‘把势啊是啥意思?”

“行家的意思吧。”岳航低头翻着手机。

“我感觉黄博士理解成贬义词了。”

“什么贬义词,南方人听不懂北方话呗。把势是一种市井的形容,比如赶大车的、摔跤的、种地的,都可以叫把势,哦,还有打把势卖艺的。”

“但牙科医生可不是打把势卖艺的,都过去十几年了,她依然记忆深刻,说明她对这句话从心里是不愿意接受的。”

“所以黄博士理解偏了?”岳航不解,“你纠结这个有意义吗?”

“就是有点儿想不通。这个女人住在民生街的别墅里,穿戴举止据黄博士说也算比较上档次的,夸人却用市井俚语,你不觉得奇怪吗?”

“有什么奇怪的。一个被有钱人金屋藏娇的女人,能有多高的档次?”

王铮闭目自语:“换颗牙万元以上,每个月房租九千……花这么多钱养的金丝雀,为什么要把她杀了,还把脑袋砍下来扔进排污渠?”

“爱恨情仇呗。”岳航不以为然,“我虽然没破过这样的案子,可电影电视里这样的情节多了去了。”

“如果是一部电视剧,我们连女主角的身份还没确定呢。”王铮微微叹了口气,“找不到DNA,唯一途径只有民生街17号了。”

对此,岳航表示赞同:“我也是这样想。这个女人在17号住过,这幢院子里应该还有她的一些生活痕迹,周围的邻居们出来进去,不会对这个人没有印象。而且我有个预感,杀人分尸的第一现场,会不会就在民生街17号?”

王铮的手机震动了一下,闪出一条胡小光发来的微信:“回津后,速来民生街17号!”

第三章民生街17号

民生街位于H区的西南边,规整的街道两侧,满是建筑风格与规模相似的院落。一百多年前,这里是意大利租界的一部分,如今已被改造成一条繁华的旅游商业街。

为了突出历史特色,很多临街的商铺都是出售本地特色食品和文化旅游产品的,有些整幢的洋楼则被改造成豪华西餐厅。不过,再怎么改造,现代人也无法想象当年这条街是一种怎样的风景。天南海北的旅游者,只能通过餐厅墙上的老照片去体味那些久远的历史印记了。

袁晓媛开车赶到民生街时,17号院门前停着四辆警车。街上出现这样的阵势,让附近的人们意识到这个院子里一定出了什么状况,街对面商铺里的几个男女自然而然凑到了一起,好奇地朝这边张望着。

17号院是一幢临街的两层砖木小楼,地中海风情的建筑被米黄色的院墙紧紧环绕。院墙很高,高出了民生街上所有院落的围墙,路人即使站在街对面,视线也只能越过爬满绿藤的墙头,隐约看到小楼砖红色的坡顶。

院门口右侧的墙上,挂着一块正方形的黄铜牌,上面工整地刻着“福建省闽兴茶叶协会驻津办事处”。黑色的铁门半开着,门后站着两个表情严肃的年轻辅警,袁晓媛亮明身份,一个辅警拉开铁门,伸手想帮她拎箱子,被袁晓媛谢绝了。

与租界旧址的那些深宅大院比起来,17号院显得过于单薄。院子呈“凹”字形,面积约百十平米,西北角搭着长势茂盛的葡萄架,下面摆着一组石桌石凳。葡萄架上的葡萄早已被主人采摘干净,枯黄的败叶散落在石桌和水泥地面上。院子东边堆放着十几件各种造型的石雕和青铜器工艺品。

一楼的台阶和进门的客厅里,站着十几个警方的人,穿制服的是属地派出所民警,穿便衣的是专案组的刑警。看到袁晓媛,站在楼梯口的胡小光迎上来:“高波他们在地下室呢。”

“地下室?”

17号院当下的主人,是这家驻津茶商协会的秘书长,一位五十多岁的福建男人。他向刑警出示了17号院的租赁合同,租赁时间从2016年2月至2021年2月。也就是说,他是倪汉生退租之后搬进17号院的。

小楼共有大小六个房间,一楼的三间房子明显经过改造,分别是棋牌室、餐厅和会客厅;二楼则是两间卧室和一间书房。当天的值班法医高波与实习法医郑涛,是从楼上的卧室开始勘检的。

两间卧室一间是主人的,另一间是临时客房。卧室的木地板泛着油亮的光泽,墙上涂着白色涂料。室内的家具都是新换的,除了两个当年打造在墙体上的老式壁柜。卧室旁是浴室,除了一个老式浴缸,配置也基本是全新的。

高波将郑涛留在二楼,自己则来到一楼的地下室门前——刚来到此处,他就注意到了通往地下室的木门。地下室的门紧挨着楼梯,这也是租户唯一没有改造的地方,深棕色的木门上挂着一把黄灿灿的铜锁。

“这是杂物间。因为搬运东西不方便,我们就一直没有清理,平时很少有人下来。”福建茶商让女办事员取来钥匙,打开铜锁。

高波用力推开有些变形的木门,茶商将手伸向木门一侧的墙壁,拉了一下老式灯绳,头顶亮起一片昏黄的光。脚下是一道木楼梯,狭窄而陡峭,紧贴墙壁倾斜着伸向地下室的深处。高波打开勘查照明灯,只见楼梯和扶手上落满厚厚的灰尘,在强光下泛起一片灰白色。显然,这里平时很少有人光顾。

他小心翼翼地顺着楼梯往下走,脚下咯吱咯吱的声响让他心里很不踏实,担心楼梯随时会坍塌下去。

地下室将近三十平米,整体呈长方形,楼梯口的玄关处蹲伏着一座麒麟造型的石雕,满身灰尘的石雕高昂着头,张大嘴巴,瞪着凸出的眼睛死死盯着他。把这么个东西摆在楼梯口是啥意思呢?高波联想到南京老家明皇陵神道两侧的石像生。如果不是收藏,估计与这幢小楼的风水有关吧。

正打量着面前这个龇牙咧嘴的家伙,一股难闻的浊气钻进他的鼻孔。高波咽了口唾沫,直起腰来,从口袋里掏出防尘口罩戴上,继续往里走。

十几个大纸箱子堆放在地下室中间,里面是闲置的办公用品和杂物。最里侧的墙边立着一个墨绿色的老式铁皮文件柜,搁板上散放着十几件各式工具,无非榔头改锥锯条之类。高波走到近前,用勘查照明灯上下照了一遍,注意到文件柜后面的墙体上贴着一层厚厚的绿色壁纸。因为年代久远,壁纸早已斑驳脱落,但依然能辨认出上面的菊花图案。

在堆砌的纸箱子中间穿行,高波总感觉脚下有一种轻微的沉积感,他以为是因情绪紧张导致的错觉,便抬起脚用力跺了几下,随后,将手里的勘查灯照向地面——脚下是接缝整齐的深棕色复合木地板。轻轻挪开一个大纸箱,地面上露出了一方天地,他慢慢蹲下,用食指在地面上用力擦拭……

袁晓媛走进地下室时,高波和郑涛已经在一面墙体靠近地面的位置检测出几处疑似血迹的黑色斑点。

茶商对地下室更换木地板的事表示毫不知情,声称因为下面空气不流通,气味难闻,他从来没考虑过利用地下室。刑警随即询问房产中介公司,对方也否认曾为17号的主人更换过地下室的地面。既然如此,早已弃置不用的地下室,怎么就莫名其妙地更换了时尚的复合木地板?

三块木地板被掀开,显露出颗粒粗糙、坑坑洼洼的水泥地面,这样的施工水准,显然不是出自专业人员之手。属地派出所民警去联系建筑队,高波和郑涛跑到院子里抽烟去了,袁晓媛独自留在地下室,仔细打量这个昏暗的空间。

眼前的地下室,她并不陌生。

她童年生活的环境,也是一片洋楼密集的地方。那时候,她与同龄孩子们常跑到附近一个大院里去玩捉迷藏。她记得那幢别墅的院子很大,下面也有类似的地下室。那幢别墅当时住着四户人家,都是市政府机关的干部家属。那间地下室,则被四户人家当成公用储藏间。

孩子们很喜欢躲在地下室的白菜垛或橱柜后面,虽然四周一片漆黑,却丝毫没有恐惧感。后来,听楼里一位戴眼镜的胖阿姨说,地下室过去是佣人住的地方,解放前曾闹过鬼,有个阔太太在地下室自杀了。这个恐怖的传说,让她和小伙伴们再也不敢過来玩了,从此,那个地下室彻底安静下来。

回想着童年往事,袁晓媛从发现血迹斑点的那面墙转到地下室尽头的那面墙下。墙边立着的墨绿色文件柜已被高波和郑涛挪开,因为年代过于久远,铁皮柜的整体轮廓清晰地印在了墙面上。袁晓媛注意到墙面上有菊花图案的壁纸,长期紧贴铁柜的壁纸剥蚀严重,有些地方的图案已经完全被污渍或者落满尘灰的蛛网覆盖,但隐约显露出的纹路简单而不失优雅,很有年代感。

袁晓媛用手机拍了几张菊花造型的特写,随后戴上乳胶手套,伸出手指轻抹了一把黑色蛛网状的附着物,有些黏连感。地下室潮气比较重,但另外三面墙壁上的污渍还是比较干燥的,也就是说,这面墙体曾经历过一个从潮湿到干燥的过程。

墙下方壁纸的一角已经卷起,袁晓媛随手一拉,壁纸竟被揭开了半尺多。她轻轻敲了敲壁纸后面的墙体,不禁皱起眉头。

身后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高波和郑涛领着两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建筑工人,拎着大帆布袋,肩上扛着电锤,拖着长长的电源线从楼梯鱼贯而下。

地面挖掘是从发现可疑血迹斑点的东侧墙根儿下开始的,周围的木地板被一块块掀起来,露出了灰色的水泥地面,经过大致测量,水泥地面厚度约三厘米。随着电锤发出的刺耳轰鸣,不到十分钟,水泥地面被掘开三平米见方,深黑色的潮湿土层显现出来。两盏勘查灯一起对准挖开的地面,高波接过一把铁锨,小心翼翼地向下挖掘……

队长胡小光正站在院子里,听福建茶商介绍着那些石雕和青铜器。忽然,从地下室里传来一阵嘈杂声——水泥地面之下八十厘米处,发现了三个用尼龙绳捆扎的黑色垃圾袋。

无关人员很快撤离到一楼,地下室里只留下三位法医。过了没多会儿,一股令人作呕的浊气从地下室里漫溢出来……三小时后,通向地下室的房门被贴上了临时封条,装在垃圾袋里的腐烂尸骸和其他物证全部运回刑科所。

袁晓媛与另外两个法医拎着勘查箱走出17号院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大小商铺亮起了灯光。匆匆路过17号院的行人,偶尔朝门口停着的警车投去好奇的一瞥。

女孩儿与那个高个子女警察的目光在夜色里不期而遇了

17号院的正对面,是一家美式炸鸡店。敞开式的窗口亮着灯,映着一位红衣女孩儿粉红色的脸。女孩儿约莫二十多岁,皮肤白皙,双眸明亮,盘起的长发上罩着一方白色头巾。在她面前的售货台上,摆着四个长方形不锈钢盘子,里面盛着喷香焦黄的大块儿炸鸡,着实让人眼馋。

售货窗前没有顾客,女孩儿双手撑着柜台,歪着头注视着街对面的动静。于是,女孩儿与那个高个子女警察的目光在夜色里不期而遇了。她不免有些紧张,急忙避开对方的视线,低下头用夹子整理着盘子里的美味。

袁晓媛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真想过去买两个刚出锅的热鸡翅,站在路边先大快朵颐一番。可是,处于工作状态下,她还不能如此随意。袁晓媛用力咽下口水,继续朝警车走去。

三块尸骸拼接后,为一具完整的年轻女性躯干,全身赤裸,头部缺失。初步比对,躯干脖颈处的切口与奶牛场的骷髅头骨吻合。在其中一个垃圾袋里,袁晓媛还发现了一只沾满血污的线手套和一把不锈钢切骨刀,显然这是凶手肢解尸体的工具。

从17号院出来的警察们,疲惫的脸上都多了一丝轻松。看到从地下挖出的尸骨,每个人心里都坦然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骷髅头骨案告破了!一个多月来,刑警们悬着的那颗心,此时正如一片缓缓随风飘落的树叶,曾经折磨着他们的各种焦虑与困惑烟消云散。

“三位辛苦了!”站在黑暗处与王铮和岳航说话的焦副局长,脸上同样带着无法抑制的轻松和激动,冲经过身边的三位法医点头致意。

如果用峰回路转来形容奶牛场骷髅头骨案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从地下室提取的疑似血迹斑点,经检测为人血,且与上海黄博士提供的沈兰香当年的验血报告上的血型吻合;而现场发现的线手套及剁骨刀上的血迹与尸骸中提取的DNA吻合。杀人碎尸案正一步步逼近真相,刑警们都看到了破案的曙光。市里主要领导的口头祝贺已传达给专案民警,网上甚至有些自媒体暗示,奶牛场的骷髅头骨案已被警方破获了。只是,在袁晓媛的心里,这个看似云开雾散的结局,还应该补上一段重要的证据链条——虽然疑似杀人者和被害人都已经死亡。

案件出现重大突破,刑侦局决定将专案组人数精简到原来的三分之一,按焦副局长的话讲,留下精兵强将,做最后的冲锋!

目前专案组要做的,是通过现场提取的DNA,确定死者的真实身份,并固定倪汉生的杀人证据——寻找倪汉生在民生街17号杀人现场留下的痕迹物证。这就是袁晓媛认为应该补上的那根链条。

也正是因此,原来以为已经接近彼岸的这条船依然无法靠岸。

这天是周末,肖锋与袁晓媛早早就起了床,开车直奔超市,忙着采购鱼肉生鲜。夫妻俩要置办一桌丰盛的家宴,宴请的嘉宾,是以焦正义为首的几位专案组干将。

中午,焦正义、胡小光、王铮、岳航和法医高波陆续到齐。大家围桌坐定,焦正义从提袋里拿出两瓶茅台。

“这两瓶酒我珍藏了十五年,本想破案之后再喝,但我还是想在发起总攻之前犒劳一下兄弟们,给兄弟们加油鼓劲!”话音未落,酒桌上就响起一片掌声。在掌声中,焦正义站起身,“这个案子,你们每个人的表现都很出色!作为专案组组长,我先敬大家一杯!”

一段令人鼓舞的开场白,伴着浓郁的酱香味在屋里飘散。接着,焦副局长开始转圈儿点评每个人,譬如胡小光带队对污水渠管道的清理中,发现了倒塌的排污涵洞;袁晓媛对奶牛场骷髅头骨的分析研判准确到位;高波在地下室勘检中如何细致,发现了可疑的血迹斑点;王铮和岳航从一颗全瓷牙追踪到了被害者的下落,以及肖锋如何支持袁晓媛的工作,等等。

一圈儿酒转下来,焦副局长的脸上泛着紅光:“兄弟们,案件侦破到了关键的冲刺阶段,各级领导都在关注案件的侦破进展。拜托诸位,再努一把力,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一个最完美的结果!”

“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会齐心协力,争取早日结案。”胡小光端着酒杯表态。

众人纷纷端杯附和,起身向领导敬酒。袁晓媛却没动窝儿,她对这种空洞的表态有些不以为然。当然,这些情绪不能带到脸上,于是,她扭过脸问王铮:“被害人的模拟画像已经画出来了,有什么反馈吗?”

“没有啊!”王铮无奈地叹口气,“我也是搞不懂,模拟画像是请上海专家画的,连黄博士都说很像,而且被害人的DNA也提取了,就是不能确定身份……找一个人有那么难吗?”

“全国失踪人口数据库是最近几年建立的,谁也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啊。关键问题是,她是不是在数据库里面。”高波嘴里嚼着虾段,“这个女人冒用他人身份,会不会有前科,或者干脆就是通缉犯呢?”

一直默不作声的肖锋插话了:“有道理,可以查询在逃人员数据库啊!”

“早就查过了,即使她在数据库里,也不能马上确定——不见得有她的DNA啊!”岳航不住摇头。

“如果能划定一个大致范围,查找起来会更快一些。”袁晓媛起身为焦正义斟酒。

“此话怎讲?”焦副局长问。

“虽然拿到了被害人的DNA样本,可确定不了身份,也就找不到家属来比对。仅凭一张模拟画像寻找一个失踪或失联多年的人,不知道要耽误多少时间。”

“此话有理!袁法医有什么建议?”

“假定我们能从现有证据中,确定被害者的籍贯,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划定其家族成员的范围。”

王铮表示赞同:“大法医这话提醒我了。我一直怀疑这个女人是北方人,比如她生前说普通话,跟黄博士说过‘把势之类的市井俚语,估计老家应该在河北、山东一带。”

“这可不一定。”高波放下筷子,“我老家江苏如皋,离开家乡后就一直在北方生活,在天津这些年,天津话我也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了,你们能听出我是南方人吗?”

“没错,把势把势,光说不练,那是嘴把势,光练不说,那是傻把势,连说带练,那才是真把势!”有些醉意的肖锋学起了相声里卖大力丸的倒口,便操着山东方言模仿起来,引来一片哄笑。

“兄弟,你这山东话不仅地道,整的这桌酒菜更地道。这可不是光说不练啊,你是真把势!”焦副局长在众人的笑声中向老部下敬酒。

“把势?一个年轻女人夸赞别人,不会用这么市井的俗词儿吧。”袁晓媛若有所思。

“特定环境下随口说出家乡的俚语,这也正常。”肖锋说。

袁晓媛将脸转向丈夫:“我怎么觉得,那个女人当时想表达的不是对黄博士的赞美,而是自身的一种感受。‘把势这个词在北方人来说是形容行家里手,如果把第一个字换成平声,就是‘巴适。”

一语惊四座。在四川方言里,“巴适”表示舒适的意思。读大学的时候,住在袁晓媛上铺的一个川妹子,偶尔会在一些激动的场合脱口而出。

家宴结束,来宾们是带着意外收获离开的,“把势”变“巴适”,意味着多了一条确定死者身份的线索。只是,袁晓媛心头依然积聚着无法驱散的阴云。

肖锋不胜酒力,送走客人之后便倒在卧室的床上呼呼大睡。袁晓媛收拾好餐具,疲惫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梳理骷髅头骨案的所有现场痕迹物证。她有种预感,冒名“沈兰香”的被害者的真实身份将很快浮出水面;办案人员也会按图索骥,查到被害人的家族成员,这就意味着找到了DNA比对样本。

不过,即便确定了被害者的身份,也并不意味着案件的侦办告一段落。17号院的碎尸现场,至今还没有找到倪汉生留下的相关痕迹物证,甚至连碎尸案发生的具体时间也无法确定。

从现场证据分析,倪汉生应该是自杀前杀了“沈兰香”,第一现场就在17号院内,他在地下室分尸后,又将其头颅扔进工厂污水渠内。完成这一切后不久,他便在家中服药自杀。但这只是大致推测,具体的杀人动机和作案时间,当下仍是未解之谜。

倪汉生是2012年6月11日自杀的,到现在已过去六年,这是一个被遗忘多年的人,他生前的活动痕迹早已消失殆尽。其居住的两套房屋已被银行拍卖抵债,私人物品也被唯一的妹妹处理干净——几天前,袁晓媛与王铮见到了倪汉生的妹妹,想从她那里找一些其兄生前用过的东西,结果失望而归。

至于他生活过的17号院,经过福建茶商的装修,早已改头换面。17号院的租期是2008年到2013年,其间,这个院落曾作为倪汉生接待客户的私人会所,人员来往非常繁杂。倪汉生自杀后,17号院一直闲置到2016年,福建商人才租下这个院子,与倪汉生有关的原始物证应该是在这个时候被消除的。

即便如此,也不会消除得如此干净彻底。毕竟,除去倪汉生之外,还有一个叫“沈兰香”的女子在这里生活过。

“凡有接触,必会留下痕迹。”这是一百多年前一位叫罗卡的法国刑案现场专家提出的观点。并非找不到,只不过还没有被发现。想到这儿,袁晓媛拨通了法医高波的手机。

福建商人的情绪异常激动,面对再次登门的三位法医和两位刑警,他用蹩脚的普通话发泄着对房屋中介公司的强烈不满,一再表示要向这家中介公司索赔,甚至联系好律师准备打官司。

他根本不认识姓倪的租户,压根儿想不到别墅里曾发生过凶杀案,而且凶手还把尸体埋在了地下室。搬进17号院前,他花钱请风水大师楼上楼下转了一圈儿,大师闭着眼说,此宅财运兴旺,只是地下室内有煞气,需用金锁一把阻拦,方可消灾兴运。金锁是不可能的,只好花五千元从大师手里买了一把开光的铜锁,可最终还是无济于事。

高波与郑涛正从院门口的警车里往下搬勘查箱。袁晓媛站在小楼前的水泥台阶上,一边喝着矿泉水,一边听茶商抱怨着。说实话,她对茶商的境遇深表同情。每年二十二万租金,还砸进去十五万的装修费,却租来一座不折不扣的凶宅。

院子里依然保留着倪汉生收藏的那些石雕和四五十件青铜工艺品,历经了几年的风吹雨打,每件工艺品上都是污痕斑驳。看着各种造型的石雕,袁晓媛忽然联想到地下室的石麒麟。“这些东西为什么一直堆在这儿?”

“我们搬进来之前联系过中介公司,他们说先前那个租户爱好收藏这些工艺品,亲属都在国外,暂时联系不上,只好拜托中介公司临时保管。”

“地下室楼梯口的那个石雕也是他的?”

“这就不清楚了,反正我们搬来的时候,地下室就有那个东西,从包浆上看,应该是个老物件。”

按照事先的分工,袁晓媛把卧室和浴室重新勘验一遍——卧室里的壁柜和浴室里的一个老式浴缸,是仅有的几样装修时没动过的东西。高波和郑涛则复检地下室。

卧室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烟草气息。茶商事先已将自己的衣物和日用品全部堆放在床上,屋子里显得非常凌乱。袁晓媛用胶带在壁柜里提取微小的附着物,这些微尘中很可能藏着当年男女主人的信息密码。

织物纤维肉眼是无法识别的,但一根五六厘米长的棕红色长发,袁晓媛一眼就辨别出,那应该是女人留下的。“冒昧问一下,平时您是独居吗?”

福建商人很聪明,立刻明白了含蓄问题背后的真实用意。“哦,我离异多年,在本地有个女朋友,她偶尔会过来。我们交往三年了,感情还是很稳定的。”

樓上检查完了,她下楼来到地下室。在两架勘查灯的照射下,地下室显得更加阴冷,地面上没有回填的泥土散发着潮湿和腐败的气息。两个男法医正蹲在地上,按顺序逐一提取地面上的附着物。

袁晓媛径自走到那面壁纸被揭开一角的墙下。“我想把这面墙的壁纸揭下来。”

两个男法医放下手里的活儿,围拢到她身边。高波观察了一下墙壁,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地下室的光线不适合大面积检查和提取壁纸上的痕迹。

岁月的侵蚀,已经让壁纸和墙面凝结为一体,三个人用裁纸刀小心地从墙面上一点点剥离暗绿色的壁纸。按袁晓媛划定的一百八十厘米的高度,第一张壁纸除上半部被拉断,基本完整剥离。这时袁晓媛才发现,从墙上揭下来的壁纸原来是双层的。

为加快进度,郑涛从楼上借来一把浇花的喷壶,把水喷到壁纸上,第二、第三面墙的壁纸也被剥离。正准备对第四面墙的壁纸如法炮制,袁晓媛突然制止了两位助手。她攥起拳头,用力敲了敲挂满蛛网的墙体,墙体传来空洞的回声。

此举让两个助手为之愕然。袁晓媛没解释,转身从铁皮文件柜里拿出一把木榔头继续敲打,伴随着一声声空洞的回响,数日来一直困扰她的疑惑终于有了答案——墙体后面是空的。

第四章密室

冲击钻抵住了那片裸露的墙体,高波按下开关,一阵刺耳的尖叫声中,高速旋转的钻头瞬间没入,细碎的木屑纷纷扬扬撒向地面。

一把冲击钻是钻不透墙体背后的秘密的。郑涛从福建茶商的工具箱里拿出一把大号铁榔头,“咚咚”几下,灰褐色的墙面立刻出现了几道龟裂。袁晓媛担心他敲得太猛了,刚要制止,哗啦一声,墙皮脱落一大片,一扇木门的轮廓赫然显现。

这是一扇厚约五厘米的木门,被巧妙地用灰浆和壁纸遮挡,与墙面融为一体。高波拿过一根撬棍,插入木门的边缘一发力,木门终于被打开,一股混合着辛辣味的浊气扑面而来。三位法医迅速戴上护目镜,两盏勘查灯同时对准了这个隐秘的空间。

眼前的景象,让三个法医面面相觑——

木门后面,头朝外倒卧着一具完整的人体骨架,部分棕黑色的骨骼已经脱落,与人体组织腐烂后留下的不可言说的印迹融为一体,在勘查灯的强光下,形成一幅诡异的画面。

这是一具年代久远的陈旧性尸骨,袁晓媛从外观上就能判断出来。密室形状狭长,是用地下室的一个壁橱改造而成的。原先靠墙的那个深绿色铁皮文件柜,其真正的作用就是遮挡这个秘密的空间。

在地下室里单独设一个密室,设计者当然是有用意的。假如现在发现的是金银珠宝古玩玉器,那倒不足为奇。可眼前却是一具不知什么年代的骨骸,实在是耐人寻味。

袁晓媛一边思索着,一边调整勘查灯的角度,尽量让密室的各个角落都呈现在灯光之下;高波站在门口,用相机记录下密室被发现时的原始状态;郑涛则站在门的另一侧,仔细绘制密室的现场图。

密室约四平米见方,宽不到一米,高一米七五左右,目测勉强可以容纳两个成年人在里面活动,以袁晓媛的身高,要稍微弯着腰才行。地上的骨骸整体保存相对完整,头骨后半部残留着少量长发,左臂前伸,右臂呈半蜷状,头部侧歪,衣物早已腐烂成碎片状,但从外形可分辨出是女式的。骨骸旁的一个女式提包已经看不出本来颜色,还有一双残缺不全的黑色棉皮靴。

密室里侧靠墙的位置,摆放着一个退色的木箱。箱子长约七十厘米,箱盖上散放着五六张发黄的报纸,以及一架挂满灰尘的老式铜制汽灯。袁晓媛小心翼翼地将报纸和汽灯移到地上,然后打开箱盖。

箱子里塞满了旧报纸和各种商品的包装纸,在这些东西下面,放着三四十个大小不一的纸盒子。她先将形形色色的纸张清理出来,接着研究那些纸盒。所有纸盒都有完整的包装,历经多年,依然完好无损。她拿起一个纸盒,用纸巾抹去上面的灰尘,看到一行模糊不清的英文“Penicillin”——盘尼西林。

箱子里一共有十九盒盘尼西林,每盒十二管玻璃针剂,产地为美利坚合众国,生产日期为1947年10月10日。除了这些针剂,还有二十个黄褐色纸盒,同样包装完好,还有禁止挤压的警示图标。袁晓媛仔细辨认上面的英文字母,费了半天劲儿终于弄清楚,原来是真空电子管,每盒四只,也是美国货。

密室里空气污浊,而且太过狭窄,不利于对现场做进一步勘检,和两位法医商量之后,袁晓媛决定将骨骸、箱子以及现场发现的所有物证都运回刑科所。

三人将打包好的物证搬出地下室时,焦正义已经带着胡小光和王铮等人赶到了。这个消息,给他刚刚回暖的心情又压上了一块冰。他跷着大长腿,坐在一楼会客厅的大沙发上,脸色阴沉,紧皱眉头。十几个属下也默不作声,静等地下室的勘检结果。

见袁晓媛等人从地下室出来,焦正义站起身,将袁晓媛拉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单独听取她的汇报。

目前还没有对骨骸做全面勘检,袁晓媛只是简明扼要地向大个子上司介绍了现场的大致情况以及自己的推断,最后补充说:“焦局,勘验结果没出来之前,这个地下室还要继续封闭。”

“一個碎尸案还没搞明白,又冒出一具陈年尸骨,这院子是不是中邪了……”焦正义仰起脸,凝视着暮色中17号院的楼顶,“现场还有什么明显的物证和线索吗?”

“暂时没发现。这个现场不仅年代感很强,遗留物也非常复杂。除骨骸之外,箱子里外的那些东西,也值得回去仔细研究。不过,跟您说句实话,勘检这样的陈旧性现场,我也没多少把握。”

焦正义从石桌上拿起一片干枯的落叶。“既然这样,能不能把这个现场先放一放,陈年旧案嘛,也不在乎耽搁十天半个月的。”

袁晓媛不解:“两个现场都在地下室,勘检完全可以同步进行啊。”

“不行,奶牛场案近期必须要有突破!”焦正义的语气很坚决,“上午我到市里开会,领导又把我喊过去,专门问骷髅头骨案的调查进展。领导现在很着急啊,反复强调说,要咱们集中力量,再努一把力,争取在新年前拿出结果。”停顿片刻,焦正义稍稍缓和了语气,“小袁,论经验和对现场物证的把握,高波他们的水平与你还有一定距离,你要是再撤了,我可就没咒儿念了。”

袁晓媛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没接话茬儿,眼睛望着稀疏的葡萄藤蔓:“那这个密室……”

“领导的意见必须照办,等骷髅头骨案了结了,你们可以全力研究这个密室现场。”

“领导的指示,我们执行就是了。我担心的是,恐怕在时间上……”袁晓媛欲言又止。

焦正义明白她后半截话要说什么:“离春节还有将近四个月,郑所长已经跟我汇报过了,关于辞职的事,他说你们有君子协定,坚持到来年四月初再办手续。尽管放心,你全力攻坚骷髅头骨案,如果时间不允许,那个陈年旧案你可以不参与。”

袁晓媛表情复杂地望着大个子领导,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焦正义的语气轻松起来:“至于这个密室现场,我让高波他们先拿出一个勘检结果应付一下。关上门说话,天知道多少年前的案子,破不了正常,破了案,那就是奇迹,只要对外界有个交代就行了。”

袁晓媛明显感觉到上司对奶牛场骷髅头骨案的高度关注以及急于结案的心情,而对这个密室现场,却充满着某种难言的焦虑。对此,她心里是非常理解的。两个命案现场同时出现在一个院子的地下室里,如此诡异的巧合,简直闻所未闻。这个消息一旦传播到社会上,随时可能引起热议,激发网民各种狂野的想象,接下来,将是一波又一波的舆情压力和敦促督办——这才是大个子上司情绪始终焦躁不安的源头。

密室现场的所有物证都被打包装车运往刑科所,民生街上的警车陆续撤离,17号院又恢复到门前车马稀的状态。袁晓媛看看手表,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今天,袁晓媛是开着她的吉普过来的。说好了工作结束之后,她和肖锋一起去看望外婆和母亲,看来又要爽约了。

汽车停在十几米外的路边,此时,袁晓媛却不急于离去。工作压力刚刚得以缓解,疲惫与饥饿感随即袭来。她情不自禁地朝街对面的炸鸡店望去,售货窗口的那个红衣女孩儿也在夜色中安静地注视着她。

袁晓媛将刚刚拿出来的汽车钥匙又塞进手提包里,迈步朝街对面走去。

刑警岳航坐在队长胡小光对面,正低头翻着手里的笔记本。坐在皮转椅上的胡小光平静地问:“民生街调查的情况如何?”

四十二岁的胡小光身材精瘦,面色微黑,一双小眼睛炯炯有神。他是基层刑警出身,因为破获一起影响很大的绑架案,被评为全市“刑侦十大破案能手”,提拔到分局任办公室副主任,不久调刑侦局任办公室副主任,几年后升任大案队队长。

根据专案组的分工,岳航负责民生街的走访,查找与倪汉生及“沈兰香”有关的线索。调查并不顺利,负责民生街户籍工作二十多年的片儿警老何,退休回家不到两年,就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带岳航下来调查的民警小陈说:“如果老何健在,他肯定知道17号院租户的情况。”

小陈是2015年接手民生街这片的,只是在派出所见过一次办理租户登记的福建茶商,之前租户的情况他根本没听说过。十多年前,根据城市发展规划,民生街要打造成旅游商业一条街,街上的老住户都将房子出租或是卖掉了,整条街入住的多是旅游文化公司、餐饮企业。三年前,区里对民生街的商铺统一提升改造,铺设了仿古的青砖路面,门脸招牌全部是仿百年前的风格。这样做的结果是房租不断上涨,有些商户实在撑不住,只好撤离。民生街17号是独门独院,私密性很强,街上的老住户都很难接触到17号里的人,更不用说那些商户了。

走访了附近几家公司和餐馆,人们对七八年前住在民生街17号院的男人或是女人几乎毫无印象,就连现在住在里面的福建茶商,大部分人也是陌生的。在人们的记忆中,那个院子的黑色铁门总是关着,甚至有人怀疑此处是某保密单位的驻地。

听了岳航的汇报,胡小光面无表情地翻着手中的文件夹。“你们在民生街一共走访了多少商户?”

“根据管委会提供的资料,民生街上大小商户一共七十六户。”岳航答道。

“每个商户都见面了吗?”

这个问题,让岳航迟疑了一下。在昨天的专案组汇报会上,他已经将自己的调查走访结果汇报清楚了。今天下午胡队突然将喊他到办公室,专门听取他在民生街的走访调查结果,这是什么意思?岳航从本子里抽出一份商户名单递过去:“百分之九十五的商户都见面了。已经走访过的,我都打了勾,只有三家公司的人没见面。”

“什么原因?”

岳航终于明白了胡队不高兴的理由,他解释说:“其中两家是开酒吧的,一家是西餐厅,目前正在装修,现场都是干活的民工。”

“所以就这样结束了?”胡小光看着名单问。

“没有。我在现场分别与三位老板通了电话,其中两家是五年前入住的,另一家是三年前,单从时间上看,就可以否定了。”岳航看了上司一眼,又补充说,“但我还是问了17号院的事,三个人都不知道17号院具体在哪个位置,更不要说院里的人了。”

“那么,17号院的左邻右舍,你应该都走访了吧?”

“左边的院子比较大,是名人故居,属于文物保护建筑,十五年前就不对外开放了,平时大门都上锁;右边是一家红酒专营店,两年前租下的。之前的租户是一家文化旅游公司,因为经营不善早就倒闭了。那家旅游公司老板的下落我也查询过,七年前带着全家移民澳洲了。其他的邻居,都是近三四年的租户……”

胡小光眯起眼:“我记得17号对面好像还有些零散的售货窗口吧?”

岳航愣了一下:“哦……我们也调查了几户。不过我听片儿警小陈说,这些临街的小窗口都是今年新开张的,大部分商家来自外省市,人生地不熟,所以……”

“所以你们还是走访了一遍?”胡小光接过他的话茬儿。

“没有……”岳航支吾着,表情也有些紧张。“对面一共九个窗口,走访了五个,都是些卖麻辣烫、担担面和烤串儿的外地人,小陈说这几户全都是新来的,肯定查不出什么结果……”

“后来呢?”

“当时……我正憋着一泡尿,感觉商户都是新来的,最后的结果也应该都一样,加上这三家那会儿没有营业,就没再去问……”

胡小光从文件夹里抽出几张纸丢在桌面上:“你看看这个。”

屋子里一片沉寂,几页轻薄的纸,在岳航手里突然颤抖起来。

胡小光一只手猛地拍在办公桌上:“你他妈还是刑警吗?”

上午九点,袁晓媛从刑科所的实验大楼出来,一溜小跑直奔院门口,远远看到了那个女孩儿。女孩儿正朝院子里张望,圆润的脸上略施粉黛,脑后扎着短马尾,黄色棉夹克配黑色牛仔裤,背着粉色的双肩包。

袁晓媛上前招呼:“杨洋你好啊,让你专程跑一趟,真是不好意思。不会耽误你的生意吧?”

叫杨洋的女孩儿腼腆地笑了:“不会耽误的,我每天下午四点出摊儿,最忙的时候在晚上。姐姐,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啦。”

袁晓媛向门口的保安点头示意,拉着女孩儿的手径直朝实验大楼走去。

“真是太好吃啦!”饥肠辘辘的袁晓媛站在17号对面那家美式炸鸡店的窗口前,一手托着装炸鸡翅的方形纸盒,一手拿着香喷喷的鸡翅,边吃边夸。“生意应该不错吧?”

“不行哦,剛开张两个月。周末外地游客多,生意还好一些,平时就很一般喽。”窗口里的姑娘回答。

“不用急嘛,像我这样的回头客,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多。”袁晓媛忙着吃炸鸡,口齿含混,“听你口音,不是本地的?”

“我老家四川的,姐姐,你是警察吧?”姑娘试探着问。

“你怎么知道的?”

“前几天街对面的院子是不是出事了?来了好多警察哦。那天我看见你啦,拎着个大箱子。”

“你和对面院子里的人很熟吗?”

“现在住那院的不熟悉。”

袁晓媛心里一动:“这么说,你认识以前那个院子里的人?”

“嗯,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喽!”女孩儿用夹子摆弄着不锈钢盘子里的香脆鸡翅。

“你的小店不是新开张的吗,怎么会认识以前那院里的人?”

“我十七岁的时候,在这条街上卖过担担面和四川泡菜,干了半年多呢。”姑娘轻轻叹了口气,“今年我哥的儿子准备高考,一家人都回四川了,让我临时过来照顾一下生意。”

“这么说,你是故地重游啦?这条街上你还有熟人吗?”

“过去有几个熟客,现在都不认识啦。”姑娘示意对面的院子,“以前我和那里的香姐很熟,她常来我的摊位上买担担面。不过,这回我来民生街两个多月了,一直没见过她,估计是搬走了吧。”

袁晓媛将最后一块炸鸡翅放进嘴里:“姑娘,你家的鸡翅实在是太好吃了,我想再买一份儿,带给我老公尝尝。”

“要得!”姑娘动作麻利地打包鸡翅。

“川妹子不仅漂亮,而且还很努力啊!”袁晓媛接过装着鸡翅的纸盒,“妹妹,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啦?”

“我叫杨洋,今年二十七啦!”

杨洋向警方提供的证词内容如下——

我是2008年春天来天津的。

我老家四川自贡,在一个偏僻小镇长大,家境不是很宽裕,初中毕业后,我就跟着村里几个姐妹到重庆打工了。最初在一家酒楼里当服务员,收入不高,还很辛苦。哥嫂在天津开了一家小饭馆,需要人手,我就辞掉了酒楼的工作来了天津。

哥哥川菜做得好,我跟嫂子学会了做担担面和四川泡菜,周围的四川老乡品尝后都说好吃。我哥就定做了一辆三轮售货车,让我在市场流动出售。那时,民生街很多人都喜欢买我家的川味小吃,回头客中就有那个叫香姐的女人。

香姐当时三十多岁,穿着很时尚,长得很漂亮,应该是有钱人的太太。不过,她是个冷美人,脸上基本看不到笑容,起初买小吃的时候很少跟我闲聊,就是交钱取货走人。她最爱吃我家的担担面,每次来跟我说的唯一的话,就是多加辣椒。有一次,她是用家乡话跟我说的,我才知道她也是四川人。

后来渐渐熟了,她说她老家是四川绵阳的,来天津做生意好多年了。至今我也不知道香姐究竟是做什么生意的,17号的院门总是关着,偶尔会看到她跟一个高个儿男人手挽手进出。

香姐隔三岔五就要来买担担面和泡菜,时不时还送我一些化妆品。我跟哥嫂说起新认识的香姐,我哥说哪天请她来品尝一下我家的川菜。几天后,我请香姐来我家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香姐吃得很开心,对我哥的手艺赞不绝口,还喝了点儿酒,饭后邀请我隔天去她家17号院坐坐。

那是我第一次进这么豪华的别墅,看着高高的院墙和漂亮的小楼,我的心情蛮激动的。院子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铜制工艺品,那个高个子男人,也就是香姐的丈夫,戴着线手套,系着粗布围裙,正用砂纸打磨一个铜香炉。看到我进来,他冲我笑了笑,没有说话,继续干他的活儿。

香姐拉我坐在葡萄架下,拿水果拿饮料招待我。临走时,香姐说要答谢我和家人对她的盛情款待,送给我和嫂子每人一件毛衣,送给我哥一条围巾。她告诉我说:“这条围巾是正宗的法国品牌,我先生以前戴过。前些日子,算命的说他的穿戴不能有蓝色的,他翻箱倒柜,把与蓝色沾边的衣服都处理了,就剩下这条围巾。如果你哥不嫌弃,就请他收下,冬天干活时戴着保暖。”

那年10月底,我母亲不慎把腿摔骨折了,父亲来电话,要我赶紧回去照顾母亲。我走得急,没顾上跟香姐道个别。转年4月,母亲的腿伤基本痊愈,正好成都一家星级酒店来镇上招聘服务员,工资待遇还不错,我就去成都打工了。

自从离开天津,我跟香姐就没联系了。一晃儿十年,我没想到还能再回民生街。我去年离婚了——老公有了外遇。那阵子,我的精神压力比较大,情绪低落,不爱说话,更不愿意出门。哥嫂担心我抑郁,加上我侄子马上要高考,他们分不开身,就让我来天津,帮他们照顾生意,也是散散心。

民生街跟十年前相比变化很大,老邻居们都搬走了,临街的商铺和街道都整修了。我家炸鸡店的窗口正对着17号院,炸鸡店开张后,我就一直盼着能看到香姐从对面院子里出来,可始终没看到香姐的人影。后来我才知道,17号院早就换了主人……

刑警岳航的一个疏漏,差点儿让调查工作陷入绝境。谁能想到,17号院对面新开张的炸鸡店里那个四川姑娘,竟是与“沈兰香”有过交集的重要证人。悔恨和自责让岳航使劲儿捶自己的脑袋:“我真是他妈猪脑子啊!”

当晚,焦副局长召开专案组紧急会议,就岳航在专案调查中的严重失职进行通报批评,同时表扬了袁晓媛敏锐的破案意识,“补位”及时而果断,使得案件侦查出现了转机。最后,焦副局长说:“岳航的书面检讨就在他的口袋里,本想让他在会上公开检讨,念其在上海调查期间发现了重大线索,功过抵消,这次的责任就不追究了。距新年还有二十多天,就目前掌握的线索,案件已经到了最后攻关的时刻。时间紧迫,我送给在座诸位一句话:轻装前进,争取最后的胜利!”

第二天上午,袁晓媛把杨洋请到刑科所,继续与四川姑娘聊当年的“香姐”。

“这张画很像香姐哦!”看着袁晓媛拿来的模拟画像,杨洋的眼神里透露出不安和疑惑。“她不会是犯罪了吧?”

“现在還不能确定。她与我们正在调查的一起案件有关,希望你能帮助我们。”

杨洋困惑地点点头:“只要我知道的,一定会告诉你们,只是,这十年来我们没有联系啊。”

“没关系,昨天你跟我说的那些事儿非常重要,今天还想请你帮助核实香姐的一些情况……”

一个上午的交谈,袁晓媛有了新的收获。杨洋不但确认模拟画像与当年的香姐高度相似,而且肯定地说,香姐的眉骨上方有一道浅浅的疤痕。更让袁晓媛喜出望外的是,杨洋哥哥家的箱子里,依然保留着那条香姐赠送的浅蓝色围巾。那是一条原版的皮尔卡丹,川菜厨师舍不得戴,就直接将围巾压了箱底儿——这正是这条围巾的价值所在。

实验室的检测结果超出了袁晓媛的预期。从围巾上提取的倪汉生本人的DNA样本,与埋尸现场遗留的手套上提取的DNA的图谱完全吻合,而且,还发现了与手套相同的织物纤维。

倪汉生杀人分尸的罪行基本可以认定,但案件还有一个未解之谜,那就是“沈兰香”的真实身份。第二天下午,胡小光就带着王铮、岳航等五位刑警直飞绵阳。

三天后,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传来消息,奶牛场骷髅头骨中的DNA终于成功提取,经比对,与民生街17号地下室尸块的DNA图谱吻合,这里无疑是倪汉生杀人分尸的第一现场。

作为此案的现场勘检法医,袁晓媛基本完成了对犯罪现场的物证采集和最后认定。她向焦正义汇报:“我专门找了倪汉生的妹妹,经她本人同意,为她做了DNA检测。虽是同父异母,但检测结果表明,兄妹一半X染色体基因座完全相同,可以确定是同一父系的血缘关系,这也是唯一与倪汉生有血缘关系的样本。”

“太好了!”焦正义满意地点着头,“你的工作非常出色,等结案以后,局里对专案组的相关人员要专门进行表彰。”注意到袁晓媛面色有些憔悴,他又补充说,“这些日子辛苦你了,我回头给郑所长打个电话,放你一周假,回家好好休息几天,剩下的扫尾工作可以让高波他们去做。”

袁晓媛明白焦局所说的扫尾工作指的是什么。“谢谢领导,可还有一个密室现场没有勘检啊,那个陈旧性现场很复杂,我担心他们经验不足。”

“先讓年轻人上吧,不磨练摔打,什么时候才能单飞。”

也是,能放下就放下吧,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转。袁晓媛安慰自己。

回到实验室,她换下警服,目光却有意无意地扫过隔壁那扇灰色铁门。那是刑科所的物证仓库,里面存放着民生街17号密室里尚未勘检的所有物证。

第五章疑云

救护车鸣叫着,急速驶入市中心一家单位的大院。大院正中矗立着一座五层办公楼,典型的苏式建筑风格,门窗高大气势恢宏,楼顶上飘扬着五星红旗。

救护车在楼前停下,十几分钟后,医护人员用担架车推出一位面色苍白的老妇人。

大楼的五层是这个单位的老干部活动中心。今天上午,这里正召开“纪念天津解放老同志座谈会”。受邀嘉宾是二十几位耄耋老人,这些苍老的身影围坐在椭圆形会议桌两侧,会务人员跑前跑后为老前辈们沏茶倒水。

嘉宾中有多年没见的同事战友,也有的素昧平生。不管熟悉还是陌生,老人们目光相遇的瞬间,都微笑着颔首示意,他们知道,在座者大都是当年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同志。除了这些老同志之外,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市文史档案杂志的编辑以及部分媒体记者。

正如主办方领导在开场白中说的那样,这是一次重要的保护性挖掘和采集真实历史的座谈会。每位发言者面前都摆放着录音设备,因为今天每位嘉宾留下的每句话,都是弥足珍贵的资料。会场上,照相机的闪光灯不时闪烁,映照着一张张苍老而略显激动的面孔。回忆起七十多年前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敌人心脏的难忘岁月,老人们说到动情处,禁不住潸然泪下。

受邀参加座谈会的二十几位老人里,就有袁晓媛的外婆陈冀平——九十五岁的陈老是当年天津地下党一个代号“火焰”的小组中唯一的健在者。

一周前,家里接到了邀请函和主办方打来的电话。李菲推辞说,活动确实很重要,只是老太太年事已高,腿脚不便,不能参加。主办方提出派专车专人接送,依然被李菲婉拒。没想到活动头天晚上,主办方突然接到李菲的电话,说老太太明天上午可以出席。

现场的老人中,认识陈冀平的寥寥无几。轮到陈冀平发言时,她的情绪很是激动,说了不到十五分钟,老太太突然面色苍白,呼吸急促,吐字发音也含混不清了……

“真的非常抱歉!我们实在是没想到,老太太发言时情绪这么激动……”座谈会主办方的赵处长带着慰问金和营养品来到医院重症病房,代表局领导向老人和家属致歉。

经专家诊断,陈冀平患的是急性脑出血,经过紧急抢救,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状况依然不稳定,颅脑高压可能形成脑疝。袁晓媛自然知道这对于一位九十五岁高龄的老人意味着什么。

“老太太不是答应不去参加这个座谈会了吗?怎么又去了?”

“最初我是回绝了,可是,你们走了以后,老太太突然改主意了,说这个座谈会很重要……我真是后悔啊,为什么不坚持阻止她呢……”李菲泪水涟涟。

昨天晚上,袁晓媛和肖锋一起去看望母亲和外婆。当时,老太太的精神很好。袁晓媛一边给外婆剥香蕉皮,一边解释近一个月没来探望的原因。

“法医工作多神圣啊!没有法医搜集和发现犯罪证据,刑警怎么破案?”老人瞥着袁晓媛,意味深长地说。

袁晓媛佯装没听到,扭头冲正在收拾大衣柜的母亲说:“妈,赶紧过来吃水果啊,忙活什么呢?”

“天凉了,我给老太太找几件厚衣服,这么多新衣服都还没穿过呢……”母亲依然没停下手里的活儿。

“我不要穿新的,我房间衣柜里还有好多衣服都可以穿,为什么要穿新的啊?”

“您房里的衣服,您自己不拿出来,我只好在我这儿找啊……”母亲抱怨。

袁晓媛从小就知道,外婆房间里的东西,哪怕是一根火柴棍儿,未经她允许,家里任何人都不能擅自翻动。当年,刚上小学的袁晓媛偷偷翻看了外婆房间里的一本相册,被外婆厉声呵斥了一顿。她至今依然记得外婆因愤怒而扭曲的面孔。后来母亲告诉她,这个家规她小时候也曾冒犯过,但呵斥她的不是外婆,而是外公李建功。

李菲继续整理着衣柜:“下午赵处长又来电话了,软磨硬泡,一定要请老太太参加座谈会。”

让九十五岁的老太太坐着轮椅去参加一个回忆六七十年前往事的座谈会,袁晓媛的态度跟母亲一样:“我看还是算了吧,天越来越冷,还是少出门的好,别着凉了。”

“这个会我觉得挺有意义,这么多老革命的人生经历,太珍贵了。”肖锋插话说。

这话老太太爱听:“我是准备参加的,可你妈不让我去,硬邦邦就把人家回绝了,这多不好!”

“您出门得坐轮椅啊,多不方便!”袁晓媛说。

“我可以陪着老太太去。”肖锋似乎很感兴趣,“再说,主办方不是说有专车接送吗?”

袁晓媛瞪了肖锋一眼:“说得轻松,出了问题你负责?”又转向老太太,“行了,座谈会的事您就别想了,我还是跟您汇报一下我最近出的现场吧,跟您想参加的那个座谈会一样,都是古董级别的。”

袁晓媛没有讲述奶牛场的骷髅案,而是将民生街17号院地下室发现陈年骨骸的过程大致说了说。本来是打算分散一下老太太的注意力,袁晓媛并不期待老太太对此多感兴趣,不料,老太太竟然听得很认真。待袁晓媛说完,老太太喃喃自语:“民生街……我记得以前叫雨果大街……”

那天晚上,老太太没再提座谈会的事。

老太太在重症病房躺了三天,病情稍微平稳下来,但仍处于嗜睡状态,无法与人交流。重症病房规定,家属每天只能探视两次,袁晓媛只得与母亲在病房外轮流值守,虽然于救治病人毫无裨益,至少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

刑科所所长郑连生陪着焦副局长来病房探视。经医生特许,两位领导穿好一次性防护服,在老太太的病榻前默默站了几分钟。出来之后,焦副局长说明了来意:“今天我们代表刑侦局来探望老人家,同时也是对家属表示慰问。这些日子你太辛苦了,本想让你多休息几天,好好照顾老太太,可有些事还得跟你沟通一下。”

焦副局长说的事情与民生街17号有关。

在密室里發现骨骸之后,福建茶商李先生带着律师上门与那家房屋中介公司交涉,要求赔偿损失。双方协商期间,中介公司在市中心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李先生暂时搬到了那里。17号院则被警方封闭,只有警方人员可以进出。

但是,民生街并没有因此消停下来。消息应该是福建茶商或房屋中介公司某个好事的员工传出去的。这些天来,17号院门前总是三三两两聚集着本市甚至外省市的自媒体人员,他们举着各种直播设备,用千奇百怪的噱头来吸引粉丝的关注。还有人搬来梯子,爬上墙头,偷偷拍摄院内的情况。属地派出所不得不出动警力维持院门前的秩序。

一时间,民生街成了网络上的热门话题。舆情很快上报,相关领导相继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时间勘检密室现场,早日拿出准确的勘检结果。

“本来所里安排高波和郑涛勘检密室现场,但此事的社会影响比较大,局领导认为还是选派业务骨干比较稳妥。”郑连生看着眉头紧皱的袁晓媛,“昨天局党委召开专门会议,决定派你来勘检这个现场。”

焦副局长说:“从发现密室现场到现在,一个星期了,没有引起我的足够重视,没有及时组织勘检,还引发网络热议,形成重大舆情,导致目前的被动局面,我是有责任的。”

袁晓媛没想到领导会在自己面前检讨,更没想到这个密室现场引发的后果会如此严重。但有一点她十分清楚,领导一旦在部下面前检讨,那就意味着部下又要拼命干活儿了。

“本来所里想派高波给你当助手,可胡队他们在四川查找沈兰香的工作不顺利,需要从排查家族成员的DNA入手,昨天,他和郑涛已经飞四川了。”郑所长叹了口气,“小袁,我们知道你家里的情况,肯定压力很大,可局里……”

“雨果大街!”沉思中的袁晓媛突然冒出一句话。

“你说什么?”两位上司不解。

袁晓媛抬起头:“雨果大街17号!”

零散的人体骨骸,如拼图一样,被袁晓媛一一复位。根据对骨质及钙质流失程度的检测,这具女性骨骸在密室里沉睡了六七十年。

骨骸长一百七十厘米,显而易见,死者生前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子;左脚踝关节有损伤,应是骨折造成的;从残留牙齿的磨损状况分析,女人死亡时的年龄不超过三十岁;骨盆尺寸表明死者有生育史;骨骼左手无名指上有一枚金戒指,早已看不出本色——这个女人曾经有家,有丈夫和孩子。

袁晓媛小心地将金戒指取下,用盐和醋的混合液擦拭,乌黑的戒指表面渐渐显出光泽,在放大镜下,她发现戒指内侧刻有两个英文字母“LL”。是姓名缩写,还是有什么其他含义?不过,此刻袁晓媛要寻找的不是这枚金戒指的来历,而是这个女人的死亡原因。

她使用不同的试剂对内脏周边的骨骼逐一进行检测,并未发现砷或其他剧毒成分,基本排除了毒杀或是服毒自杀的可能。死者的胸骨和肋骨没有明显的受到外力损伤的痕迹,但在头骨的后枕部有大面积骨折。也就是说,死者后脑遭到了致命一击。

眼前的结果,让袁晓媛突然眩晕了一下。她想起了那个冒名顶替“沈兰香”的女人。

17号院的地下室就仿佛有着某种魔咒,两起年代相隔久远的凶杀案,两个年龄相仿的女性受害者,甚至死因都如此相像。

初步检测提供的有效结论并不多:第一,死者是头部遭重击身亡后移尸密室的;第二,民生街17号院的某个房间,应该就是案发第一现场;第三,根据骨骸的年代推测,案发时间应该在近七十年前,密室里旧报纸上的日期也印证了这一点。

这第三条是最让人抓狂的。即使她推测的骨骸年代是准确的,对破案又能有什么实际意义呢?破案的首要条件是确定被害人的身份,而眼前这个被害人的身份就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假设从1949年天津解放算起,到现在也已经六十九年了,哪怕这个案子的凶手或者知情人当时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至今是不是健在都是未知数。面对着逝去的悠悠岁月,调查两三代人之前的往事,对平均年龄三四十岁的刑警们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她的视线从骨骸上移开,落在密室里的其他遗留物上。她要在这些散发着霉味的旧物中寻找一种可能,某种与密室骨骸相关联的信息指向。

密室箱子里的那些旧物,高波和郑涛已经拿出初步勘检结果。

二十盒电子管都没有开封。去四川之前,高波曾拿着一盒电子管请市局科信处一位通讯设备工程师进行过测试,竟然还能正常使用。至于十九盒盘尼西林,使用期限已过,但在六七十年前,这些盘尼西林的价格几乎等同于黄金,应该是为了某种目的集中储备于此的。

看来,民生街17号——当年的雨果大街17号,可能从事过某种不宜公开的活动,而当时的主人则用这个密室储存“私货”。这里应该是个有故事的地方,也许是某个黑道团伙的窝赃处,也许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秘密据点,当然,也不排除和我党地下组织有关。

密室中那位被害女性,她的死是不是因为这些“私货”?在这幢小楼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是与人突然发生冲突被害,还是落入了事先布置好的陷阱……袁晓媛一边清理死者的遗物,脑海里不时冒出一连串的问号。

死者身上的棉布旗袍早已腐败成棉絮状,但细碎的百合花圖案仍依稀可辨。女式挎包的外观亦如一团干枯的败草,装饰性的铜钉早已锈蚀不堪。隔着严实的护目镜,袁晓媛拿着金属镊子,将挎包的表层渐次剥离,每剥下一片,她都要举到灯下反复观察。

提包内侧的最后一层终于被揭开,袁晓媛发现了这样几件东西:一张硬纸板火车票,经仔细辨认,车次为49次,始发地天津西站,到达站是沧州;一个退色的圆形粉饼盒和一方丝绸手绢。粉盒是锡制的洋货,刻有南洋商贸公司的字样,盒盖背面布满污渍的小镜子上映出袁晓媛护目镜后满是疑惑的双眸。丝绸手绢已经黏成一团,经过袁晓媛半个小时的努力,还是被一点点摊开了。不难看出,原本这应是一方很精致的手帕,右上角斜着绣有一行英文“Honourable”——尊贵。

除了电子管和盘尼西林,箱子里还散落着二十多张麻将牌、两张胶木老唱片、二十几张残缺不全的报纸,以及从画报上撕下来的广告单,估计是用来包装盘尼西林和电子管的,所有的纸张上都没有发现手书文字。箱子里的每一件东西,她都检查得很仔细,希望发现一张带字的纸条或是书信之类,但是,没有。

她将二十几张竹背麻将牌排列在一起。袁晓媛偶尔和同事们打扑克,不喜欢玩麻将,对这种古老的民间娱乐方式只是略知一二。这种竹面已呈黑紫色的老物件儿,她还是第一次真实地触摸到。她用酒精棉精心擦拭每一张牌,仔细端详上面的图案,试图在这些雕刻精细的图案中找到她感兴趣的信息,但除了久远的年代感,并无异常之处——尽管它们可能见证过当年17号院发生的一切。

两张黑胶老唱片都是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的,一张是民国红歌星周旋的《夜上海》,另一张是昆曲大师俞振飞的《牡丹亭》。

三个小时的忙碌后,袁晓媛褪去淡蓝色的乳胶手套,摘下口罩和护目镜,到实验室后边的小花园里去透口气。每当精神过于疲惫,尤其是做完尸检或是写完检测报告之后,她都喜欢来这儿坐一会儿,吸一支烟。

这是刑科所实验室的后院,通向一楼的食堂。每天午餐后,很多同事都喜欢围着后院的花坛转圈儿消食。院墙外是被成片芦苇环绕的养鱼池,夏秋季节的夜晚,满耳都是此起彼伏的蛙鸣。

这个时间段,小花园里很安静,花坛里的花草早已凋零,几只麻雀在其间跳跃着觅食。袁晓媛坐在花坛边的绿色木椅上,初冬的阳光暖暖地照在她身上。她从兜里掏出手机,打开开关。

彩铃声此起彼伏地响起,积压已久的信息一股脑儿地跳了出来,其中一条是母亲发来的:“老太太的状况不太好,医生说要做好准备。”

为了不耽误她和肖锋的工作,母亲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医院里。她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经不住这样长时间的体力透支,必须有人把母亲替换下来。袁晓媛打算尽快和肖锋商量一下陪护的事。

几天前从医院被召回实验室,她并未感到多大压力。领导的指示很明确,短时间内拿出一个准确的勘检结果,至于下一步该如何调查,破案或者结案,与她并没有多少关系。自从勘检开始,她就隐约感觉到,前面等待她的结果只有两种——放弃或者失败。其实包括领导在内的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这个离奇现场本身就预示了这样的结果。

可不知什么原因,这个颇具年代感的现场,让她有一种莫名的一探究竟的冲动。她越是想放弃,心里的另一个自己就跃跃欲试地跳出来,不住地给她鼓劲打气。内心的天平最终倾向了后者:时间的河流带走了人世间太多的秘密。随着知情者们的逝去,也许真相将永远湮没。但即便如此,即便这是一起永远无法破解的悬案,她也要看到自己完整的努力过程。

刑科所大楼来了一位身材瘦弱的白发老者,袁晓媛老远就认出,他是德高望重的老刑侦技术员宋德明。

在犯罪现场痕迹勘检领域,宋德明是国内的权威。老爷子看了四十多年的犯罪现场,尤其是枪弹痕迹、现场足迹和犯罪工具痕迹的认定,在国内赫赫有名。不仅如此,这个衣着朴素、貌不惊人的老头儿,还是袁晓媛的父亲袁和平的师父。

袁晓媛记得,她刚到刑科所工作那年,宋德明曾给新警们讲过一堂课。老爷子讲述了解放初期天津发生的几桩奇案,一波三折、扣人心弦。坐在最后一排,本打算趁机打个盹儿的袁晓媛听得如醉如痴。许久未见,老前辈的头发已经全白了。

宋德明是来参加刑科所退休老党员座谈会的。袁晓媛将宋老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沏上一杯热茶。老前辈得知袁晓媛的外婆脑出血住院,不住叹息:“老大姐一辈子不容易啊,年轻时参加革命,刚过上几天好日子,老局长就去世了,运动中还受到几次冲击;你父亲去世后,还得照顾你们娘儿俩的生活……”

说着,老人眼圈红了,袁晓媛知道老前辈是想起了他的徒弟,也就是自己的父亲袁和平。袁晓媛赶紧转移话题:“老爷子,您知道雨果大街吗?”

“知道啊,不就是现在的民生街吗?雨果大街可是老称呼,现在没多少人知道喽。怎么想起问这个地方了?”

袁晓媛简要讲述了民生街17号院发现的密室骨骸现场,以及现场勘检发现的相关物证。

老人沉思片刻:“雨果大街那地方,解放前是挺复杂的,解放后,洋楼别墅陆续分配给各单位了,居民结构也就变了,倒是没听说那里发生过重大刑事案件。我出过的现场,最长的也不过十八年,六七十年前的命案现场,我这也是第一次听说啊。”

袁晓媛拿出一个文件袋,从袋子里抽出二十多张照片,放到老前辈的面前:“这是在密室现场拍的照片,请您帮我们掌掌眼。”

宋德明戴上花镜,一张张仔细端详。“解放前,电子管和盘尼西林在地下黑市都是硬通货,私下贩卖这些东西,抓住了都要按通共治重罪的。”看过照片,宋德明又翻阅了骨骸勘检报告,然后问袁晓媛,“这些照片和资料,能不能让我带回家仔细研究一下?”

三天后,刑侦局召开专案会,听取对民生街17号院的调查情况,以及密室现场的勘验结果。会议由刑侦局李光局长主持,市局网信办、属地公安分局、刑科所都派员参会。

首先由焦正义副局长介绍民生街17号的外围调查情况。

“經过我们对市区两级房管部门及相关人员的走访调查,民生街17号院房产变更情况如下:民生街17号院,原是意租界雨果大街17号,为一位意大利皮货商1923年出资建造。1935年,该房产转卖给开滦矿业董事会副会长孙文省。天津沦陷后,17号院被日本华北驻屯军强占,归茂川特务机关使用。日本投降后,院主人孙文省的儿子因曾与汪伪政府有勾连,17号院作为‘逆产被南京国民政府没收,后分配给社会局作为办公用房。天津解放后,因房主长期流落海外,没有按军管会的通告如期登记,最后按无主房产接收。1952年,由市政府划归市卫生局所属防疫处。1981年落实政策,房产归还原房主孙文省的侄子。其后,这位海外继承者将房产委托给房产中介公司出租。”

接下来,焦副局长重点介绍了奶牛场骷髅头骨案与该别墅主人倪汉生之间的关系,出示了由房产中介公司提供的房屋委托租赁合同,以及几次修缮费用的收据复印件。然后,焦副局长结合密室骨骸案,介绍了民生街的基本社情。

“天津解放至今,这条街的常住人口经历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流动。解放初期,大部分独栋洋楼被分配给各单位,平均每栋住四五户人家。经历多次运动,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下放农村,注销了户籍;七六年地震,以及后来单位政策分房、换房,也迁走了一批老住户。最大的变化,是二十年前城市大规模的拆改。民生街十几幢洋楼里的住户大多拿了政府给的补贴搬走了,政府有关部门与开发商联手,依据修旧如旧的原则,修缮后陆续租给一些商家,形成了如今的商住、餐饮、旅游一条街。由于上述原因,熟悉民生街六十年前情况的老街坊大多已经去世或者失联,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即使是住了三四十年的老住户也很难找到……”

焦副局长洋洋洒洒介绍了三十多分钟,单从其内容来说,很像是在讲授天津近现代城市发展史的某个片段。与会者们随着焦副局长的介绍,仿佛穿越于不同的年代中。

再往下,是会议的另一个重要环节。会务人员关闭了顶灯,袁晓媛打开投影仪,结合视频和现场图片资料介绍密室骨骸案的现场勘检结果。

“对17号院密室现场骨骸的技术勘检表明,死者为女性,有生育史,死亡时年龄应在三十岁左右;从其衣着、随身携带物判断,其生前经济状况良好;推断其死亡时间距今六十到七十年之间。经药物检测,可以排除毒杀或服毒自杀的可能性。死者后脑部遭钝器外力击打,造成开放性骨折,应是致死的主要原因。从密室空间及被害人致死部位推断,凶手很可能是与死者熟悉的人,且对17号院的内部结构非常了解。此外,死者的身材在女性中算比较高的,体格健壮,凶手为男性的可能较大。

“目前可以协助查找死者身份的物证如下:一张从天津西站至沧州的火车票;一个粉盒和一方绣有英文‘Honourable字样的丝绸手绢;还有一枚刻有英文字母‘LL的金戒指。

“密室中发现的未开封的电子管、盘尼西林等物品表明,该院落曾是某个组织的秘密活动场所,这个组织与囤积或是运输贵重‘私货有关联。

“从被害女性倒卧的姿态判断,她头部受到重击后并未立即死亡,而是朝门口爬行了一段距离,最终力竭不支……”

与会者都屏住呼吸,一边听着袁晓媛的讲述,一边看着大屏幕上的现场及物证画面。袁晓媛的发言结束,几位刑警相继谈了各自对现场的看法,最后,由刑侦局李光局长总结。

李局长通报了近期网络上对密室骨骸案的各种议论,从领导的态度上,袁晓媛意识到上面对这起无头案的关注和重视,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虽然不能以破案的方式以正视听,但抓紧结案,是平息舆情的最佳途径。

综合各方情况,会议最终决定:因时隔久远,线索严重缺失,调查工作难以深入,此案暂时告一段落,所有痕迹物证保存归档;密室骸骨将作为无主尸体,近日公开登报声明;尸骸暂存于刑科所停尸间三个月,逾期如无人认领,将进行火化处理。

在法医实验室前后忙了十几天,最终换来这样一个结局,让袁晓媛颇有些前功尽弃的感觉。从密室提取的与死者及17号院相关的几件物证,虽不能确定死者身份,但肯定与死者有关。没有进行深入调查,这些证据就要被永久封存,而那具无名骨骸,在密室里沉睡了六七十年,刚刚见了天日,就要化作灰烬……

哪怕时间久远,哪怕抓不到杀人者,假如能找到这个死者的亲属,将遗骨妥善安葬,也算是对死者的一种告慰。袁晓媛的心里蓦然闪出这样一个念头。可是,在辞职前有限的时间里,要查清无名骸骨的身份,是不是天方夜谭啊?想到这儿,袁晓媛不禁黯然,心里刚刚点燃的烛光,瞬间又熄灭了。

回到实验室,袁晓媛心不在焉地整理各种勘检资料时,接到了闺蜜叶子打来的电话。

第六章DNA密码

叶子是个苏州姑娘,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医专业,曾是市局刑科所DNA实验室的实习法医。她是被市局特招来的,端庄清秀,越剧唱得很专业,小时候差点儿被省越剧团选走,最后还是她自己放弃了。

刑科所的女法医寥寥无几,袁晓媛和叶子一起出警,勘验各种凶杀和事故现场,做尸体解剖,提取分析现场的痕迹物证,下了班一起去大排档吃麻辣烫、小龙虾。很快,她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姐妹。

在法医室工作一段时间后,按照政工部门对新警的要求,叶子还要到基层单位锻炼一年。巧的是,叶子去的地方,恰是当年袁晓媛待过的鼓楼西街派出所。半年后,叶子与派出所一个叫林斌的小警察谈上了恋爱。

林斌是派出所最年轻的警长,身材高大,阳光帅气。工作上也是一把好手,擅长利用大数据研判追踪,破获辖区内的十几起侵财案件,三次立功受奖,被评为全市公安系统“青年破案能手”,被分局纳入后备干部人才库。

叶子被分到林斌的警组,林斌对来自市局的叶子很尊重,称呼叶子为领导,叶子则称他为师父。两人一起出警一起巡逻,又有许多共同的话题,时间长了,不再拘束,相互间的称呼变成了“林哥”和“小叶子”。爱情在两个年轻人之间悄悄萌发。

不过,两个人的家庭环境差距比较大。林斌的父亲是一家大型房企的领导,母亲是一家国有银行的副行长。林家在市郊有别墅,市中心有两套商品房,私家车就有三辆。如此富足的家境,高富帅是妥妥的了,而叶子却是在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长大的。

林斌的父母对叶子的法医职业本来颇有微词,觉得儿子应该选择一个从事财经类工作的女孩儿。可是,儿子的态度坚决,加之叶子姑娘优雅的气质与谈吐,特别是那口地道的越剧,让林母转变了态度。这个南方姑娘终于走进了林家,每个周末,林家都要请叶子来吃饭,或是全家驾车去野外垂钓、野餐。

林斌的座驾是一辆红色的敞篷跑车,但小伙子很低调,只有节假日才把车开出去,载着心爱的姑娘飞驰在海滨公路上。为了记录下叶子最美的瞬间,林斌使用航拍机在空中俯拍,精心剪辑,配上音乐,制作了一段MV,命名为《叶子在飞》。

这样的爱情,让周围人羡慕不已,连老姑娘袁晓媛都啧啧赞叹:“姑娘啊,你是落在福窝儿了!”

实习期满,叶子回到刑科所法医室,她和林斌的浪漫爱情故事也即将修成正果——半年后举行婚礼。另外,她还向袁晓媛透露了一个小秘密,他俩同居了。一向通透洒脱的袁晓媛说:“只要真心相爱,早晚都得搬一块儿去,又何必在乎形式呢?”

为祝贺闺蜜爱情的跨越式发展,袁晓媛特地在五大道一家老字号西餐厅,请林斌和叶子吃了一顿正宗的法国菜。林斌分到鼓楼西街派出所后,听过太多这位袁姐的传说,之前虽然未曾谋面,对袁姐的敬仰却早已如滔滔江水。这回亲眼见到传说中的“女神”,林斌很是激动,提前将婚礼请柬送上,诚意邀请袁晓媛当叶子的伴娘。

那年盛夏,派出所的院子里蝉鸣阵阵,叶子与林斌的婚房已装修完毕,巨幅婚纱照已经挂在客厅里,就连婚宴酒席都安排妥当了,只待月底领取红彤彤的结婚证。不料祸从天降,市中心一小区底商发生殴斗,有人被刀捅伤,林斌带队前往处置,在抓捕行凶者的过程中,对方反手一刀,正中林斌的心脏……

那一次,是袁晓媛为林斌的遗体进行的司法鉴定……

林斌被追记一等功,并授予革命烈士称号。林斌的父母一夜白头。袁晓媛将精神濒临崩溃的叶子暂时接到自己的家里。

告别仪式那天,铅色的天空飘着细雨。林斌的巨幅肖像,披著黑色缎带,悬挂在灵车的前端——一张年轻而英俊的脸,目光深邃地凝视着城市的远方。

林斌走后一个多月,刚回单位上班的叶子紧张地告诉袁晓媛,她怀孕了。听到这个消息,袁晓媛惊出一身冷汗。如果林斌活着,这当然是大喜事,可冰火两重天的残酷现实,却让喜事成为压在人心头的一座山。

“姐,我该怎么办啊?”创伤未愈的叶子已经无法正常思考。

“叶子,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说,包括你父母。你还年轻,你要为你以后的日子考虑,姐可以帮你。”袁晓媛有同学在市内的大医院工作,悄悄做个人工流产不是难事。

历经一番痛苦的内心挣扎,叶子决定接受袁晓媛的帮助,一周后去医院做流产手术。没想到,叶子怀孕的事竟然传到了林斌父母的耳朵里。

林斌的父母借口给叶子买了一些补品,将她骗下楼,用车接走了。来到林家,林斌的母亲跪倒在叶子面前:“孩子,你今后就是我们的亲女儿,我们百年之后,家里的财产全都由你来继承,只求你把林家的这点儿骨血留下!”

毫无思想准备的叶子顿时天旋地转,因为这个秘密只有袁晓媛知道啊!叶子打电话质问袁晓媛,袁晓媛也懵了,这个消息绝对不是自己透露出去的。可叶子言之凿凿,林家父母不仅知道她怀孕,还拿出了她孕检化验单的复印件。

叶子被林家软禁了。各路人马纷纷前来做她的工作,其中包括刑科所的胡副主任夫妇。袁晓媛借助同学在医院内的关系暗地里查访了一番,原来胡副主任的老婆就是这家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她不仅认识叶子,与林斌的父母也相熟。当年胡副主任在市中心买的那套商品房,就是林斌的父亲大笔一挥,购房款给优惠了七个点。

袁晓媛正在考虑对策,叶子的手机突然关机。失联第三天,袁晓媛直接找到林家,却发现叶子已被转移。林斌母亲说:“这是我们家的私事,希望你不要插手。”

袁晓媛压住火气:“阿姨,您的儿子可是这个城市的英雄,是民警学习的榜样,我希望您不要给儿子的形象抹黑,希望您尊重叶子的选择,更要考虑她的未来!人活着不能太自私了!”

“你是她什么人啊?我们的家事与你有何相干?”

袁晓媛冷笑:“我提醒您,叶子不仅是我的同事,还是一位公安民警。你有什么权力限制她的人身自由?这是触犯法律的!我现在是顾忌你儿子的形象和叶子的脸面,否则,我拨三个号,你就得和派出所的民警解释了,有人就得进看守所!”

“我们限制谁的自由了?请你拿出证据来。既然你是警察,你也应该知道,这么无凭无据地污蔑人,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接着,林斌的母亲态度稍缓,“小袁姑娘,我们知道你一直在照顾叶子,我们全家都感激你。这份情我们一定会报答的,未来日子还长着呢。”

“我没时间听你煽情,我今天就要见到叶子,她在哪里?”

林斌母亲顿时沉下脸:“你既然这么不通情理,我只有找组织来解决了。”

说完,她起身走进隔壁房间。片刻,袁晓媛的手机响了,来电话的,是刑科所的胡副主任。胡副主任说:“袁晓媛,你今天怎么不来上班呢?你跟谁请假了?你不好好在单位研究业务,整天研究别人家里的私事,是不是闲着没事干了?”

袁晓媛愣怔片刻,一句对胡副主任老妈的问候脱口而出。这句问候起了两个作用,第一,让胡副主任想起单位里有关袁晓媛的各种传闻,意识到这个老姑娘一旦发飙,可能让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且万一叶子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自己怕是脱不了干系;第二,这句问候又为袁晓媛在刑科所的传奇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两年前,叶子嫁给了一个搞航天科研的工程师,生活平静幸福。如今,她在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DNA实验室工作,始终与袁晓媛保持着密切联系。袁晓媛曾向叶子透露过她对17号院现场的困惑,而叶子无意间的一句提醒,让袁晓媛眼前一亮:“姐啊,你考虑过提取DNA吗?”

第二天,袁晓媛就带着几块密室骨骸样本赶到北京。经过对样本的仔细检验,叶子认为提取条件还是比较充分的。

刚刚,袁晓媛接到了叶子的电话,叶子从密室骨骸样本中成功提取了死者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密码——DNA。看着叶子从北京传来的检测数据,袁晓媛突然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她想用密室骨骸的DNA,在全国DNA数据库里碰撞比对,查找与死者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尽管比对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袁晓媛还是想试一下。

所长郑连生倒是没有反对。“好啊,能提取到密室骨骸的DNA,也是个重要突破,比对一下,起码可以让我们放心。不过,”郑所长话锋一转,“不是我给你泼冷水,这个成功率……你得有心理准备。”

一个死去六七十年的女人,与某个健在的人在DNA数据库中碰撞出关联,就好比瞎猫撞死耗子。但即使比对失败,袁晓媛起码可以把这件事放下了。否则,密室骨骸可能会成为她的心结,一辈子跟她如影随形。她不是一个习惯背着包袱前行的人。

两天后,DNA比对结果出来了,在郑所长的预料之中。毕竟这是公安部权威机构的定论,也算是给这件事画上了一个句号。袁晓媛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新年将至,寒流正快速逼近华北。

已经凌晨一点多了,在刑科所值班的袁晓媛仍毫无睡意。她披着警用棉服坐在电脑前,埋头整理密室骨骸的DNA资料。还有不到四个月,她就要脱掉警服,告别这个实验室了。这点儿微薄的努力,也算是让自己的警察生涯有始有终吧。

整理好所有的数据材料,袁晓媛关闭电脑,起身准备回宿舍。这时,手机响了。

打来电话的是叶子。半夜三更的,难道出什么事了?袁晓媛疑惑地按下通话键,听到了叶子紧张的声音:“姐啊,真是见鬼了……”

叶子刚到刑科所实习的时候,为了帮助她做一个DNA课题的实验,袁晓媛提供了几根自己的长发。实验完成后,叶子便将袁晓媛的DNA实验样本存到自己的数据库中。一晃儿多年,叶子几乎忘记了这件事,样本资料也随着她岗位的变动到了北京。

提取了密室骸骨的DNA,叶子反复在全国大数据库中进行比对,结果虽然不理想,但她从心里佩服袁姐的執着,能帮助闺蜜不留遗憾地告别法医岗位,这么做值得。

这天晚上,同样在单位值班的叶子突然鬼使神差地想起了自己保存着的样本数据库。那一瞬间,她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这个想法她自己都觉得很荒唐,但还是忍不住要尝试一下。

那个数据库里共有十二个DNA样本,包括她本人、她的父母及同事朋友的,都是她刚入行时做实验用的。样本被逐一输入,当袁晓媛的DNA样本比对出现异常时,叶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份DNA检测报告,让袁晓媛目瞪口呆——母亲李菲与密室骸骨DNA有直系亲缘关系,而外婆陈冀平与李菲没有任何亲缘关系。

两份比对样本是袁晓媛偷偷采集的。那天晚上,她利用探视的机会进入重症病房。躺在病床上的外婆双目微合,嘴巴微张,依然没有苏醒的迹象。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她拿起梳子,轻轻为外婆梳理头发,两根带着毛囊的银发,被她悄悄装进物证袋里。第二天,她又去了趟母亲家,从母亲的梳子上提取了几根头发。

肖锋忙于警察博物馆的内部装修,晚上十点才回家。一进房门,客厅里一片漆黑,还有一股浓重的烟味。他打开灯,看到袁晓媛呆坐在沙发上,茶几上的烟灰缸里有好几个烟头——自从结婚以后,袁晓媛已经很少抽烟了。

见到肖锋,袁晓媛猛地扑上来,一把抱住他,放声痛哭。待她尽情宣泄之后,才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这个现场,我原本以为已经尽力了。可现在看来,我还不能就这样放弃。肖锋,你要帮我……”

肖锋用力点头:“也许这就是天意。这个在地下室里掩埋了几十年的秘密,就等着你来亲手破解。咱们一起努力!”

“妈,你不是外婆亲生的吧?”袁晓媛目光冷冷地盯着母亲。

李菲第一次看见女儿的脸色如此可怕,隐约的预感,让她不免有些惊慌。“出什么事了?”

“请您告诉我实情,外婆是不是你的亲生母亲?”袁晓媛一字一顿地问。

母亲沉默片刻,重重地叹了口气:“现在你也成家立业了,既然问到这儿,我不妨告诉你,我是被你外婆抱养的,你外公外婆是我的养父母。”

“我怎么一直没听您说过?”

“这么些年来,外婆对我视同己出,也把你当亲人看待。让你知道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只会干扰你的生活。”母亲语重心长。

“您知道您的亲生父母是谁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从孤儿院被领养的,听你外婆说,那时候我叫黎迎春,是随母亲的姓,抱到李家后才改名叫李菲。至于生父的情况,我真的一点儿都不知道。”说到过去,母亲的脸色黯淡下来,她轻轻握住女儿的手,“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袁晓媛将头埋在母亲的手掌里,泪水从母亲的指缝间滴落……

这是母亲的口述录音,袁晓媛已经用手机反复听了不知多少遍——

孤儿院的生活,我印象里已经很模糊了。只记得孤儿院是个三层楼,楼道很长,房子很高,木窗上镶着彩色玻璃;每天中午,阳光从外面照进来,投在地面上的影子是五颜六色的。孤儿院的院子很大,楼下的花坛里种着好多漂亮的花草。到了年节,常有一些大人们来给我们送些糖果、玩具或是衣服,其中还有些外国人。

孤儿院里到底有多少孩子,我说不太准,反正每间屋里都有个大通铺,可以躺下十几个孩子,像这样的房间,至少有七八个吧。孤儿院里的老师都穿着白色的衣服,表情都很严肃,很少看到笑容。不过,有个叫安嬷嬷的,对我特别好,不管什么时候都和颜悦色的,还经常偷偷塞给我糖果吃。

安嬷嬷很瘦很高,戴眼镜,很慈祥,还能说外国话,跟外国人交流。后来,就是这个安嬷嬷把我交给养父母的。

养父母第一次在孤儿院看到我,就喜欢得不得了。养母年轻时很瘦,皮肤很白,留着短发;她将我紧紧搂在胸前,脸一直紧贴着我的脸,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会眨眼的布娃娃和一包奶糖,轻轻放到我手里,告诉我说,以后啊,我就是你的妈妈了。

那时,我对妈妈的概念是陌生的,只对已经去世的外婆有些模糊的印象,还知道身边有个安嬷嬷。

离开孤儿院的前一天晚上,安嬷嬷把一个心形吊坠挂在我脖子上。在那个吊坠里,镶着我的一张小照片。安嬷嬷摘下眼镜,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亲吻着我的额头:“愿主永远保佑你,我的孩子!”

就这样,我有了一个新家。新家的房子很宽敞,睡的是席梦思软床,四季都有漂亮的衣服,吃饭有个山东保姆苏阿姨伺候;周末,养父母还常带着我去看电影、钓鱼、吃西餐。

养母给我改名叫李菲。养父叫李建功,曾是解放军东野保卫部门的团职干部,天津解放时随大军入城,转业到市公安局任副局长。他是山东人,身材高大,脸膛红红的,满嘴山东话,喜欢吃大葱和猪头肉,脾气暴躁,生气时会大声骂人。但养父对我非常宠爱,下班回家,总能从大皮包里掏出些糖果糕点给我。

养母是从教会中学毕业的,英语水平很高,解放后在公安局当预审员。养父曾告诉我:“解放前,你妈妈参加过天津地下党的秘密工作,为解放天津作出过贡献呢!”

与养母生活几十年,她只对我发过一次脾气。那是我到新家的第一个晚上,给我洗澡时,发现了我脖子上的吊坠。她说一个小孩子家,脖子上不要挂这个怪东西,让我把项坠摘下来。我死活不肯,可最终那个项坠还是被养母强行摘走了。

除了项坠的事,在平时的生活中,养母视我如掌上明珠,只要我提出要求,她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我。即使我做错了事,长大一点儿后甚至跟她顶嘴,她也只是默默流泪,从没碰过我一指头。

为了保护我,养母还与养父吵过一架。

那时天津刚刚解放不久,社会治安不稳定,养父母的工作都很忙,晚上经常加班到深夜,彻夜不归也是常事,家里就只有保姆陪着我。

记得那年春节,养父一早离家去单位值班,养母说要去给同事们拜年,穿上灰呢子大衣,扎上花围巾,拎着包出门了。临走时,养母给我留了作业,让我画一幅过年的蜡笔画,晚上她回来检查。如果画得好,就奖励我一只国光口琴。

我答应养母,一定好好画。吃过午饭,保姆苏阿姨在客厅沙发上午睡,我进了养母的房间。养母告诉我,新买的一盒蜡笔就放在五斗橱的抽屉里。我拉开抽屉,发现蜡笔盒旁边还有一个绿色的小铁盒。

我好奇地把盒子打开,里面是十几粒金黄色的铜疙瘩,大小如带壳的花生,放在手里沉甸甸的。我随手拿了几粒,揣进口袋里,然后取出蜡笔盒,到客厅里去画画了。画完画,我找出一团皮筋儿,跑下楼去找附近的几个女孩儿跳皮筋。

晚饭前,养母回来了。我本想把我拿的铜疙瘩给她看,可她急匆匆的,对保姆说晚上还有事,换了身衣服又离开了家。等吃过晚饭,保姆带我去睡觉,我已经把铜疙瘩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第二天苏阿姨给我洗衣服时,从我的裤子口袋里滚出了几粒小铜疙瘩。她问我这东西是从哪儿捡的,我说不是捡的,是从五斗橱的小铁盒里拿的。苏阿姨把这事告诉了养母,养母的神色有点儿紧张,对我说:“这可不是小孩子玩的东西,这是子弹!”随后她又自责,“哎呀!我怎么這么粗心,把子弹放在这么显眼的地方……”

晚上,养父下班回家,听说了这事,赶紧进屋查看,出来的时候,他的脸色很难看,瞪着我问:“怎么少了一粒?你把东西藏哪儿了?”

我吓得哇哇大哭。养母立刻上前护住我,对养父说:“别跟孩子发火,可能是跳皮筋儿的时候掉到外面了。这事怨我,我昨天着急找东西,把铁盒拿出来,忘记放回原处了。小孩子懂什么,看着好玩,随手就拿了。”

记得是1964年,养父带队去郊区指挥侦破一起杀人案,半个月后才回来。那天养父很兴奋,说案子终于破了,他要喝点儿酒庆祝一下。养母让我到劝业场那家老字号酱货店,买了他最喜欢吃的猪头肉。晚上,养父喝了半瓶茅台,养母还陪他喝了一小杯。

晚饭后养父去洗澡,可是,在浴室里待了很长时间也不见他出来。养母感觉不对头,急忙跑进浴室,发现养父脸色酱紫,躺在浴缸里已经没有了呼吸……

养父死于心脏骤停,应该是指挥破案的这些日子里,体力精力严重透支导致的。养父去世后,鉴于他生前为公安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上级给予了极大的褒奖和荣誉。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突然失去了顶梁柱,仿佛天塌了。

那年我十六岁,对幼时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如果不是养母郑重地把这件事告诉我,我可能永远也想不起来。养母对我说:“菲啊,你已经长大了,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其实,你不是我跟你爸亲生的……你的出生日期是1948年6月,亲生父母先后因病去世,你被送到了圣心孤儿院。1951年春天,我和你爸领养了你……”

第二年,养母因为一起历史上的叛徒案被隔离审查,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接着,就被调离了公安局……

母亲讲述的这些往事,在袁晓媛听来,仿佛属于另一个世界。外婆年轻时的传奇经历,她从老辈人那里听说过一些,但她做梦也想不到,母亲的身世竟然如此坎坷。假如没有民生街17号院发现的密室骨骸,她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这些往事。

然而,母亲的记忆是残缺不全的,很多疑问无法解释。幼年的母亲为什么会被送到孤儿院?此前,她的家庭遭遇了什么意外变故,让她一夜之间成了孤儿?母亲的生母为什么会死在民生街17号院的密室里?为什么外婆说母亲的生母是“因病去世”?是安抚孩子的谎言,还是她也不知道实情?

如果外婆没有被病魔击倒,袁晓媛距离真相可能会近一些。可现在外婆不仅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甚至生命的烛光也即将熄灭。

袁晓媛唯一能做的,是把母亲的记忆碎片组合拼接,和17号院的密室现场关联起来。

第七章民国三十六年的圣诞前夜

方舟骨科诊所坐落在英租界威廉大街上。诊所临街的玻璃门上贴着一张就诊须知,内容除了诊疗项目和营业时间,还有几个醒目的大字:著名骨科专家张炳彧每日坐诊。

身穿白大褂的罗克坐在诊所进门处的办公桌前。这里是诊所的挂号处,患者进门,首先要在此登记缴纳挂号费。昨天看了晚场电影,一点多才散场,罗克明显睡眠不足,一上午都无精打采。不过,这种状态到了中午就改变了。

办公桌对面是两排白色木椅——患者的候诊区,一位长相秀气的姑娘端坐在罗克对面的第一排木椅上。她是十分钟前与一位体态雍容、衣着艳丽的中年妇人坐人力三轮车过来的,妇人登记交费后,踢踏着黑色绣花布鞋,步履迟缓地走进里间的治疗室,姑娘则在外面等候。

罗克佯装翻看一本过期的《北洋画报》,目光不时越过画报的边缘,偷偷打量眼前这个气质不俗的女孩儿。对方的年龄应该与他相仿,一身淡绿色的旗袍裹着她修长的身材,头顶卡着一只漂亮的琥珀色发卡,前额的发梢儿卷着波浪。此时,她正悠闲地举着一只精巧的小圆镜子,不时用细长的手指整理垂落到肩膀的长发。

姑娘并没有主动与罗克交谈,目光偶尔与罗克的眼神相撞,她大方地一笑,然后继续照镜子。这一笑让罗克心旌摇荡,赶紧抓住机会,给姑娘沏了一杯咖啡端过去。谁知姑娘歉意地说:“真是抱歉啊,我现在特别想喝一杯白开水。”

这样的回答,罗克没有料到,不由得有点儿窘,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女孩儿解释:“你别多心啊。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咖啡打交道,实在是不想喝了。您要是喜欢喝咖啡,有空可以来我们达莱丝,我请您品尝真正的意大利咖啡。”

罗克释然:“原来你在咖啡馆工作啊。”

女孩儿没有接这个话茬儿,而是问:“听您的口音,不是天津人?”

“我老家是新京的,来天津时间不长。”

两个人就这样聊了起来。

姑娘叫黎芳,在意租界的“达莱丝”咖啡馆做女招待。今天,她是专程陪着母亲来看病的。罗克瞥了一眼门诊登记簿,患者姓名一栏里填写的是“筱丹桂”。

“这是……令堂的艺名?”

“猜对啦。我妈是唱西河大鼓的,每天晚上在一区新罗天剧场唱《岳家将》,偶尔也去大舞台串场,除了说相声的张寿臣、马三立攒底,我妈可是倒三的头牌。”

罗克不好意思地说:“我在老家听过二人转和评戏,小姐您说的大鼓,我还真没听过几次,不知道令堂有这么大名气。”

“嗐,什么名气不名气的,就是个艺人而已。其实,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听戏听书之类的,园子里乌烟瘴气,吵吵闹闹,拍桌子打板凳,心烦!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咖啡馆,安静,还可以听西洋歌曲。”一边说着,黎芳的目光一边四处扫溜,最后落在墙上挂着的主治医师张炳彧的照片上。“就是这位张大夫给我妈看病吗?您是他的……”

“他是我表舅。我父母去世后,家里没人了,我只好从关外来天津投奔表舅了。”

“你这么年轻,父母都去世了啊……”黎芳睁大细长的眼睛。

“五年前新京农村闹了一场瘟疫,日本兵把镇子周边给封了,把所有染病的人赶到一条沟里。我父母本来没有被传染,结果也被圈进去了,日本人往沟里浇汽油……”说到这儿,罗克的眼圈红了。

“真是太惨了……”黎芳吃惊地捂住嘴,双眉紧蹙。

两人正聊着,女艺人筱丹桂从里面的治疗间款款走出来。在她身后,跟着穿白大褂、戴近视镜,满脸堆笑的骨科名医张炳彧。

“张大夫,多亏我妹子给我推荐了您,让我这老腰少受了多少罪啊!”筱丹桂一个劲儿地道谢。

“安嬷嬷跟我是一个教团的教友,她可是个热心人啊,常把一些有腰腿痛的病人推荐到诊所来。”张大夫递过一盒药膏,“我得提醒您一句,您可不光是腰的事,心脏也不太好,遇事不能着急,万一急出个好歹,我们可没大鼓听了。”

“谁说不是呢!可我们这些吃开口饭的,半夜里点灯熬油听曲儿背词儿是家常便饭,有时候还得抽上一口,奔日子哪有容易的啊!”说着话,筱丹桂的目光转向罗克,“这孩子是您新收的徒弟啊?啧啧,一表人才啊!”

张炳彧介绍:“这是我的表外甥,前些年家里突然遇到变故,我就让他从新京过来了,在我身边也有个照应。”

罗克赶紧鞠躬行礼。筱丹桂也把女儿拉到身边:“这是我闺女,老大不小了,天天就知道唱啊玩啊,满世界疯跑,都快把我愁死了!”

黎芳大大方方:“张叔您看,我妈就这样,天天上赶着要把我嫁出去。世界上这么多好玩好看的东西,人家还没玩够呢。什么时候出嫁,得我自己说了算。”

张炳彧扶着眼镜:“追求新的生活方式,是年轻人的天性,我们都年轻过,能理解。只是现在日本人战败了,国家光复了,年轻人也该考虑为这个国家做点儿什么。有时间,令爱可以到我们教区的青年会来看看,我们那儿有个教友谈心会,需要令爱这样有活力的年轻人。”

筱丹桂面露喜色:“那敢情好,说起来,她念的也是教会学校,我那干姐妹安嬷嬷还是她干妈,从小就教她说英文,外国话说得可溜呢……”

这是罗克第一次见到黎芳时的情景。不久,位于海河北岸意租界的达莱丝咖啡馆里,多了一位年轻的常客。

一年半后,这对年轻人的爱情结出正果。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4月,在法租界紫竹林教堂,在诸多亲友的见证下,罗克与黎芳举行了婚礼。

“下雪了!”

黎芳轻轻拉开半扇紫色窗帘,从三楼的窗口朝街上望去,清晨的街道已然變成了银色的世界。雪后初晴,天空湛蓝,只是风力依然强劲,一股股旋风不时卷起树杈儿和屋顶上细碎的雪粉,雾一样撒下来。

这是日租界——尽管日本人已经被打跑了,租界也收回了,但本地人一时还是改不了口,仍习惯性地称呼这一片儿为日租界——福岛街5号的联排公寓,房子是三层的砖木混建筑,灰色的外墙,深棕色窗框,四周被低矮的平房和羊肠子似的胡同紧紧环绕。

公寓房对外出租,一二层基本是十几平米的单间,不言而喻,这是为那些单身男女或是外埠来津做生意的客商准备的。而三楼房间的出租对象主要是情侣或三口之家,不但房间面积比一二层大,还自带卫生间。

结婚后,罗克和黎芳就租住在这里。房间虽大,可摆下大衣柜、双人床,加上写字台和梳妆台之后,空间就显得有点儿逼仄了。不过,对于新婚燕尔的他俩来说,这是世界上最温馨的港湾。

睡意正浓的罗克被黎芳的惊叹吵醒,睁开眼向窗外张望了一下,又把眼睛闭上。“行啊,下午带你去法国桥拍几张雪景。”一股冷风突然从窗外直扑进来,罗克忍不住打了个寒噤,赶紧用被子把自己裹紧,“姑奶奶,让我再睡半个钟头行不行?”

推开窗子的黎芳丝毫不理会身后的央求和不满,一边冲着窗外做深呼吸,一边失望地自语:“哎呀!要是穿那件深蓝色的外套,照出来肯定更好看,可惜忘在咖啡馆了。”说着,她有些气恼地回过身,几步走到床前,一把掀开罗克身上的银色绸缎面被子,“赶紧起床吧罗少爷,带我去喝马家羊汤,快要馋死我了!”

怀孕三个多月的黎芳正是嘴馋的时候。罗克被这一下弄得睡意全无,只得无奈地坐起身,胡乱理了理蓬乱的长发,又从床头柜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老刀”牌香烟,划着火柴点燃。

“赶紧洗脸穿衣服啊,”黎芳催促,“发什么呆呢?”

“我是搞不明白,”罗克吐出一口烟雾,“小唐的花活儿玩得有点儿大,最近进货价涨得邪乎!我打听了一下,几乎接近黑市价的百分之五十啦!”

“哎呀,现在玉米面一天就涨两次价,听说政府规定,元旦之后必须用大洋、金条去兑换金圆券,这不是抢钱吗?”黎芳走到梳妆台前坐下,对着镜子描眉画眼,“再说了,那些东西他本来就不是从正经渠道弄来的,哪有个准儿啊。”

“心也不能太黑了,那样的话,还不如从黑市直接进货呢。”罗克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一个蓝皮本子翻了翻,小心地撕下其中一页,然后将本子递给黎芳,“我先把最近这笔交上去,晚上有空,你帮我再核算一下前半年的。”

“明天就是圣诞节了,估计没空儿。这两天座位都订满了,贝尔纳老头儿要我早点儿去,给谢廖沙搭把手。”黎芳将蓝皮本子塞进坤包里,继续对着镜子涂口红。

“切,这些洋节,瞎折腾什么啊……”

“老头儿说下月要给我涨薪水啦,最近我得好好表现,得给肚子里的宝贝存奶粉钱啊!”黎芳用挑剔的目光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

“说得太惨了吧。”罗克嘴里衔着半截烟下了床,“等会儿出门我先给你拍几张雪景,只剩三张底片了。”

说着,罗克从地板上拿起一个美式绿色军用帆布包,拉开拉链,里面是一架黑皮套的德国“蔡司”照相机。包里还有一个包裹严实的纸盒,里面装着四个未开封的电子管。罗克在烟缸里捻灭了香烟,从枕头下摸出一个黄色的小布口袋,解开系绳儿,里面是两根黄澄澄的金条。

这笔上交老家的专用资金,是顾金川一周前交给罗克的,罗克负责转交下线联络点。电子管是小唐几天前交给他的,暂时由他保存。按照约定,今天中午,他要将两根金条交给教堂前街福成杂货店的汪掌柜。

“赶快穿衣服啊,还磨蹭,昨晚我就啃了几片面包!”黎芳嗔怒地一把抢过罗克手里的帆布包,顺手丢在地板上,然后扯过衣架上的衬衫、毛衣,用力扔到罗克身上。

罗克赶紧将撕下的那张纸叠好,塞进小布口袋,用力将细绳扎进,然后手忙脚乱地洗漱穿衣。

出门前,罗克瞥了一眼桌上的台历。今天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2月24日——平安夜。

从福岛街到南门外的马记羊汤馆,骑车需要十来分钟。

早上八点刚过,各种造型的雪人早就矗立在道边上了。大小商铺的伙计们,穿着厚厚的棉袍,顶着带护耳的瓜皮帽,在寒风中一块块卸下临街的排门板,也有的拿着铁锨和竹扫帚,清扫门前的积雪。顽童们自然不会放过这样难得的机会,三五成群地聚拢在街边或是胡同口,小脸儿冻得通红,嘴里喷着白白的雾气,兴奋地追逐喊叫,将雪球投在伙伴们的身上。交警穿着臃肿的黑色棉制服,拎着指挥棒,木雕似的站在十字路口中间,注视着来往的车辆和行人。

罗克骑着一辆英国造“手牌”高把自行车,黑呢子大衣的衣领高高竖起,肩上斜垮着那个绿色帆布包,一条米色长围巾将脖子和嘴巴包裹得严严实实。在车子后架上,斜坐着身着深紫色棉袍、头裹白围巾的黎芳。

路面上的积雪很厚,行人和各种车辆碾压过的痕迹纵横交错,冻成了冰溜子,自行车轱辘碾上去很容易打滑。黎芳双手紧揽着罗克的腰,两条腿随着车身的晃动摇摆着,每经过一次颠簸,就要大呼小叫一番,惹來路人好奇的目光。

黎芳双手紧揽着罗克的腰,两条腿随着车身的晃动摇摆着

罗克的心里惴惴不安。不是因为路面太滑,而是帆布包里的那几盒电子管。他本应把它们藏在福岛街公寓的地板夹层里,等待老家人来取货,而不是背到大街上。是黎芳风风火火的催促,让他忽略了将它们从包里取出来。

直到从福岛街骑出很远,他才意识到这个失误。中途,他曾想过掉转车头,把东西送回家去,可架不住黎芳一个劲儿喊饿,他还是把这个想法悄悄删除了。

在天津,无论是公开场所还是地下交易,包里这几盒两寸高的真空玻璃管,可是人见人惧的东西。华北剿总天津警备司令部张贴的公告里,将电子管列为一级违禁品,一旦查获,必按私通共党论处。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侦缉队的便衣和那些斜背着大枪、骑着自行车巡查的保警队,随时可以拦住任何人搜身盘查。

带着这个东西出门,如同揣着一枚定时炸弹。他强抑着内心的紧张,不住安慰自己,以他和黎芳的穿着和做派,在旁人看来,不过是两个热恋中的本地青年,应该不至于引起警察的怀疑,警察和便衣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那些一眼看上去就不是本地人的对象身上。

黎芳怀孕三个多月了,再过半年,他就要当爸爸了。妻子加入“火焰”小组也半年多了,工作表现积极,受到上级的肯定。想到这些,罗克瞬间来了劲头儿,用力踩着单车的踏板,将一条深深的车辙印在了雪地上……

第八章安嬷嬷

圣心孤儿院的旧址很快查到了。

这幢红褐色的三层建筑突兀地矗立在火车站附近,紧贴着街道,根本看不到母亲说的那个花草茂盛的院子。楼房的整体外观依然保留着欧式建筑的典型特征,大门一侧的墙上挂着市级文物保护的白色牌子,另一侧挂着“金舰律师事务所”的铜牌。

肖锋事先与律所方面取得了联系,对方了解了来访者的意图后,派了一位姓田的女律师接待袁晓媛。

袁晓媛见识过这座城市里各式各样的老建筑。这些老建筑的保护维修多是采用修旧如旧的方式,这里也不例外,门窗、地板和楼梯基本保持着最初的建筑风格。

“这幢楼是我们六年前租的。当时房子已经闲置了很多年,内部状况不是很好,我们从里到外都翻修了。”田律师介绍说。

“我想了解一下律所搬进来之前这里的情况。”

“之前多久?”

“嗯……1949年前后吧。”

“天啊,”田律师笑了,“我是1980年才出生的。”

“没关系,那就说说您了解的吧。”

“我们搬进来之前,这幢楼曾经是一家妇产医院,不瞒您说,我妈就是在这家妇产医院出生的。再往前嘛,”田律师的语气不太确定,“好像是教会的一个什么慈善机构。”

“到哪儿才能查到这幢楼的详细情况呢?”

“这幢楼盖了快一百年了,估计产权变更也很复杂。我建议您不妨到档案部门或宗教事务部门去查一下。”

三层楼的十几间房都被改做了办公用房,经过几间半开的房门,袁晓媛看到工作人员伏案的身影。眼前的景象,远远不是母亲所说的“楼道很长,房子很高,木窗上镶着彩色玻璃,阳光从外面照进来,投在地面上的影子是五颜六色的”。

“这幢楼的规模没我想象中那么大,是不是整体拆改过啊?”袁晓媛用目光丈量着楼道的空间。

“据说以前占地面积不小,还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后来因为城市道路规划,就将院子和一部分楼体拆掉了。”田律师肯定地说。

“什么时候拆的呢?”

“应该有十几年了吧,我听律所的赵主任念叨过,具体时间我就不清楚了。”

“田律师,我想拜托您一件事,如果您想起关于这幢楼的什么情况,麻烦您给我打个电话。”袁晓媛抽出一张新印的名片递了过去。名片上的内容很简单,只有袁晓媛的名字和手机号,是她为方便调查专门印制的。如今,名片这种东西几乎完全退出了社交舞台,但袁晓媛感觉,调查的路可能是漫长的,在这条路上,她会和更多的陌生人接触,递给对方一张名片,或许比留下手机号给人的印象更深刻。

跟随田律师在楼道中穿行,袁晓媛徒劳地搜索着当年母亲留下的痕迹。她很想知道,母亲住在哪个房间,那个戴眼镜的安嬷嬷后来怎么样了,她为何特别关照这个叫黎迎春的小姑娘,是受人之托,还是另有隐情?

只有安嬷嬷是最接近真相的人。

对圣心孤儿院旧址的初步调查,基本没有什么收获。但毕竟这是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能够身临其境,袁晓媛的内心还是充斥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激动和满足。

她决定把圣心孤儿院作为调查的切入点,重点查找那个安嬷嬷。肖锋提醒她:“别过于乐观啊。从时间上推算,五十年代初,假设这个安嬷嬷四十岁。六七十年过去,你觉得她活到一百多岁的可能性有多大?”

“几乎为零吧。”袁晓媛承认肖锋说得在理,“不过,即使她不在人世了,她的亲友或许还有健在的,顺着这条线,万一能查到点儿什么呢?总之,我得抱着点儿希望,如果自己都没信心,还不如早点儿放弃算了。”

“这个安嬷嬷应该跟教会有点儿关系,是不是可以从这方面入手?”肖锋沉吟着说。

肖锋的支持,让袁晓媛倍感欣慰。其实,不只是肖锋。就在昨天,郑所长通知她,经专案组和刑科所研究,从现在起到她辞职前,袁晓媛的主要工作就是调查民生街17号院密室骨骸现场。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和调查上的便利,专案组特报请上级批准,派肖锋临时协助她的调查工作,当然,警察博物馆的筹备也不能停。

市警察博物馆开馆在即,肖锋作为筹备组的主力,能将他抽调出来,表明了上级对这起案件的重视程度。

想到这些,袁晓媛心里不免感动,但随之而來的是一阵潮水般的焦虑。距离辞职的期限不足四个月,能否破解这个谜团,她实在没有把握……

“这是我馆保存的关于老四区妇产医院的全部资料。”管理员将两本卷宗放在肖锋面前。

市档案馆阅览室是肖锋最熟悉的地方。几年前,他参与撰写市公安局《公安通志》时,时常过来查阅资料。而此刻,他的心情与往日截然不同。

来档案馆之前,肖锋走访了市宗教事务管理处、区档史办以及卫生局的档案管理部门。三家的档案中关于圣心孤儿院的记载只有寥寥数笔,而市档案馆提供的关于老四区妇产医院(即圣心孤儿院)的档案,说是两本,其实仅是眼前几页泛黄的纸。

上面的文字是传统的竖写格式,钢笔繁体楷书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只是尘封多年,墨迹几乎退尽,很多时候,肖锋不得不连猜带蒙,或者不断变换角度,利用纸面的反光辨认笔尖划过的痕迹。

档案分为两部分,卷一是与该建筑有关的大事记和产权变更,卷二是关于圣心孤儿院的记录。

圣心孤儿院位于意租界大经路8号,始建于民国十九年,由下野督军胡桢祥出资与意租界天主教会联合筹建(教会划地五亩用于建房),奥地利著名设计师罗尔夫·盖林设计,主建筑有三层,大小房间二十一间,收容对象为六岁以下的孤残或无助幼童。该院于民国二十一年六月正式启用,首批收容孤儿六十一名。孤儿院首任名誉院长即胡桢祥的夫人冯婉英。

民国三十四年,该孤儿院分割为二,楼内及院内部分房屋十六间改为教会医院妇产门诊。1950年,该妇产门诊划归区卫生局管理,孤儿院亦由区卫生局代管。1953年,该孤儿院资产及留院孤儿四十八名全部移交市民政局,孤儿院迁至五区首善大街12号(与市孤儿福利院合并),原址扩建为第四区第一妇产医院。

妇产门诊前后有四任院长(同时兼孤儿院院长),两位是中国人,两位为外籍人士。最后一任院长的任期于民国三十七年截止。

除上述记录之外,档案其余部分为天津、北平等地的慈善社团、商家及个人向圣心孤儿院捐款捐物的清单,还有部分外国驻津慈善机构派员来孤儿院做义工的记载。肖锋把档案翻来覆去看了好幾遍,也没有找到有关安嬷嬷的只言片语。

“孤儿院的档案都在这里吗?”肖锋问管理员。

“都在这儿。”

“这家孤儿院从成立到五十年代划归民政部门,将近三十年的跨度,怎么没有收留孤儿的登记材料?”

“您说的那些材料,本来是有的。大概是五十年代初,这家孤儿院发生了一场火灾,大部分档案都被烧毁了。现在你看到的这些,都是事后补录的。”

“全都烧毁了?”肖锋的心沉了下去。

“是啊。就连这场火灾,也是我十几年前整理档案时,从一张档案移交登记表的备注里看到的。”

“那张移交档案的登记表,可以给我看看吗?”

管理员面露难色:“这个是不对外的。馆里有规定,不对外的材料,只有内部管理人员才可以查阅。”

肖锋掏出黑皮警官证:“这个情况与我们正在调查的一起案件有关,请您帮帮忙。”

十几分钟后,管理员抱来一本绿皮登记簿,厚重如一块坚硬的城砖,打开其中一页,管理员指着备注栏:“看,在这儿呢。”

1952年3月11日晚,天津第四区妇产医院财物室失火,导致该财务室内办公设备及资料全部被毁,圣心孤儿院暂存于该财务室的全部档案(民国十九年至1951年),亦在此次火灾中被焚毁。

现将该孤儿院仅存的补录档案移交市档案馆备存。

特兹说明。

1957年5月12日

突然袭来的无力感,让肖锋隐约感受到某种宿命的意味。几十年来,这份记录静静地躺在档案馆里,似乎就是为了在这一刻用冷冰冰的事实告诉他,他和袁晓媛疲于奔命的寻找,没有任何意义。

他用手机将备注栏中的文字拍照,并请管理员将圣心孤儿院仅存的这几页档案全部复印下来。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1952年3月11日的这场火灾,不仅彻底抹掉了在圣心孤儿院生活过的孤儿和领养者的所有痕迹,也让安嬷嬷的身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档案移交登记表的备注栏里说得很清楚,孤儿院的全部原始档案已不复存在,但袁晓媛仍坚持以当年那场火灾作为调查的切入点。焦副局长提出质疑:“切入点要有实际意义,没必要走弯路啊。”

袁晓媛说:“火灾造成的结果是客观事实,可引发火灾的原因和处理情况,我们还不清楚。我们的目的也不是那场火灾,而是通过对火灾的调查找到安嬷嬷或是其他知情人。”

“这个安嬷嬷,一点儿靠谱的线索都没有吗?”

袁晓媛摇头:“民政局现存的福利院档案和房产变更情况只能追溯到1957年,在几百名曾在该院工作的人员中,没有发现姓安的女性。肖锋还查阅了老四区卫生局的职工档案,时间跨度为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全系统在职、离退休及病故的职工中,姓安的有十二名,其中女性五名,但没有发现与安嬷嬷条件相符的。”

“教会那边你们调查过吗?”

“据我们调查,当时天津的天主教会活动仅限于意租界之内。有关安嬷嬷的记录,如果存在的话,多半也在孤儿院或者妇产医院保存着,很可能在那场大火中烧掉了。”

“奇怪的是,我在户政中心也没发现相关的户籍记载。”肖锋补充。

焦副局长皱起眉头:“即使本人去世了,也该有个销户的记录吧?”

“我查了全市人口户籍索引,从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没有发现疑似安嬷嬷的任何记录。”肖锋语气肯定。

“所以我认为,以调查当年的火灾为突破口,还是很有必要的。”袁晓媛说。

焦副局长还是有些犹豫:“重新调查那起火灾,难度大暂且不说,即使查到了那个安嬷嬷的情况,对调查密室骨骸案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呢?”

袁晓媛理解焦副局长的顾虑——时间宝贵,警力有限,任何一样都浪费不起。“焦局,重新调查那场火场,肯定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我认为有一点非常关键,圣心孤儿院与妇产医院同在一个院子里,虽然事情发生在六十多年前,但按照公安机关常规的办案程序,消防部门或是属地派出所肯定要对医院和孤儿院的工作人员进行走访调查。假如安嬷嬷当时仍在孤儿院里工作,调查人员可能会找她了解情况,调查材料里就应该有所反映。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真实的情况,只有调查之后才知道。”

“你的推测没问题,问题是时间太久了,我担心当事人恐怕都很难找到了。”

“不去调查,一切都是空谈!即使找不到当事人,在这个调查过程中,也可能发现与安嬷嬷有关的线索。”

焦副局长终于下了决心:“就按你的意见办!”

随即,焦副局长确定了下一步的分工:选派刑警对这起火灾进行重新梳理;袁晓媛和肖锋以老四区妇产医院和圣心孤儿院为中心,扩大筛查范围——即1949年至1979年曾在此工作过的离退休人员。

妇产医院的火灾是1952年3月11日发生的,探长王铮的父亲就是那年10月出生的。正在四川调查“沈兰香”身份的王铮被焦副局长紧急召回,受命重新调查时隔如此久远的一起火灾事故,让这位探长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过,王铮调查功夫的扎实有口皆碑,这次也不负所望,仅仅用了四天时间,就将这起火灾的情况重新梳理了一遍。

“按照焦局的指示,我们围绕1952年3月11日天津老四区妇产医院财务室火灾的失火原因和消防部门的事后认定,重新进行了走访调查。”王铮一边翻看着手中的材料,一边向焦副局长汇报。

“查到什么情况了?”被焦副局长叫来一起听汇报的袁晓媛焦急地问。

“火灾发生距今六十六年,大部分当事人已经去世或者失联,我们只查到了与当年火灾有关的登记材料,详细卷宗目前很难找到……”

焦副局长打断他的话:“消防局和市局档案处也查不到吗?”

“查不到。经过六七十年代的频繁变动,相当一部分原始档案都遗失或损毁了,留下的多是残缺不全的登记表或接案报告,我们综合了多方材料,才拼接出一个大致的轮廓。现有资料包括市局大案队、刑科所、老四区公安分局防火科及民族路派出所对这起火灾现场的部分勘检记录以及出警登记。根据案件现场复检的结果,这起火灾不是意外事故,而是故意纵火。”

“是刑事案件?”焦副局长和袁晓媛不由得面面相觑。

“四分局刑警队的立案调查登记和结案报告,以及市局大案队的结案报告和法医复检现场的原始记录,都能证实这个结论。”说着,王铮把手中的材料放到焦副局长的办公桌上。

焦副局长拿起材料简单翻看了一下,又递给袁晓媛。袁晓媛一边看材料,一边听王铮继续介绍调查情况。

1952年3月11日晚23点左右,位于老四区大经路上的妇产医院财务室突发大火。财务室的位置在院子最深处,起火时,门卫正躺在值班室的床上听收音机,没有注意到院内突发的火情,直到大火烧穿屋顶,才被经过院墙外的一位下中班的纺织厂工人发现。

接到火警后,老四区消防中队出动两部消防车,十分钟后赶到现场,属地派出所也派出数名民警赶来救援。该院值班人员介绍,整幢院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妇产医院门诊及住院部。当晚,住院部共有产妇十二人;另一部分为圣心孤儿院,楼内宿舍住有幼童和保育员七十五人。

起火部位在院内拐角处的财务室,是独立于主建筑的平房,但距主楼最近距离不过七八米。加之当晚风力接近五级,火势随时有向主楼蔓延的危险。现场指挥员当即派出一组消防员切断火势向孤儿院蔓延的通道,其余消防员、派出所民警、医院值班人员和周边群众一起,疏散主楼内的产妇和幼童,安置到附近电影院和居民家里。

院内消防通道被一部临时停放的三轮卡车堵塞,给灭火和救援行动造成极大的阻碍,连消防栓的水源也无法正常开启,火情一度失去控制。市消防总队迅速调集周边两区消防中队的四部消防车、六十二名消防员前来增援。经奋力扑救,大火于当晚23时40分左右被彻底扑灭。

扑救过程中,两名消防员受轻伤。该院财务室及隔壁仓库毁坏严重,财务室内存放的该院财务报表、病人病历及圣心孤儿院暂存于此的档案全部被烧毁。

火灾發生后,分局刑警队会同消防中队对起火原因进行调查,初步结论是,财务室一只忘记拔掉电源的电炉引燃了护墙板,最终引发大火。

经查,当晚最后离开财务室的是一位安姓女会计。她承认因加班核对账目,没有到食堂就餐,而是在财务室内用电炉取暖并加热了牛奶。她离开财务室的时间大概是22点左右。但她坚持说,她是拔下电源插头后才离开的。

火灾危及十几名产妇及数十名孤儿的生命安全,各级领导相当重视,先后作出批示,要求属地公安局迅速查明真相,依法从重从快处理。于是,这位女会计被带到了分局刑警队,作为重点嫌疑人进行审查。

刑事案件立案登记表里,“安凤珠”这个名字让袁晓媛眼前一亮。“这个安凤珠,就是涉嫌纵火的女会计?”

“就是她。因为涉嫌过失引发火灾,被刑警队报请分局收容审查。”停顿片刻,王铮继续说,“报送收容审查的当天下午,女会计提出回家拿几件换洗衣服。不想,回家不到一小时,她就自杀了……”

“自杀了?”袁晓媛眉头紧蹙,“难道她是自己回家的,没警察跟着她吗?”

“应该有。但案件资料里说得很简单,称安姓嫌疑人借口换衣服,支开了两名监督她的民警,躲进卫生间上吊自杀。事后有不少议论,说她是畏罪自杀。火灾后整理医院和孤儿院的账目时发现了不少问题,有人怀疑她贪污了公款,销毁罪证故意纵火。”

“最后证实了吗?”焦副局长问。

“女会计自杀后,市局指示对这起案件进行重新调查,最后发现纵火的不是女会计,而是涉嫌挪用公款的医院行政科副科长牛江海。”

女会计安凤珠,是不是她要寻找的那个安嬷嬷呢?袁晓媛在第一时间将这条信息发给正在户政中心查阅户籍资料的肖锋。

除去获取安会计这条重要线索之外,袁晓媛在一张当年火灾现场的复勘记录里,发现了刑科所退休老技术员宋德明的亲笔签名。在老前辈的名字前边,还有一个字迹潦草的陌生名字——高崇善。

第九章孤儿院

六十多年前的妇产医院财务室火灾现场,突然与民生街17号密室骨骸现场发生了关联,让老技术员宋德明不免惊讶。老人戴上花镜,仔细阅读袁晓媛拿来的那张有他签名的现场复勘记录。

虽然时间久远,老前辈还是很快回忆起了这段往事:“没错,当年这个火灾现场的复勘我也参与了。”

“这个高崇善,也是咱们刑科所的技术员吗?”

“他是我师傅啊。发生火灾那年,我刚分配到刑侦局不久,还是个没有经验的新手,整天跟着师傅出现场。”

“这位前辈,我怎么从没听说过?”

“这不奇怪。1958年,他被下放到市内一家造纸厂当仓库保管员了。不过,每年春节我都会拎着酒去给师傅拜年,陪他喝几杯,喝高兴了,老头儿会给我讲讲他经办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案子。1976年地震后,他住在临建棚里,酒喝多了,半夜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所以刑科所里很多人都不知道他。”老人边说边摇头,语气里透着惋惜。

“这么说,他算是天津解放后咱们刑科所的第一代法医了?”袁晓媛问。

“这个说法也不准确。应该说他是天津解放后咱们公安刑科所唯一的留用警察。”

“留用警察?他在国民党警察局干过?”

“不仅是国民党警察局,在日伪警察局也干过。他是北平日伪高级警官学校法医专科毕业的,当时日本著名刑案现场勘检专家渡边宏一是他的老师。这个日本人更厉害,尤其是指纹和枪弹痕迹勘检,全世界都排得上号。”老法医的目光越过袁晓媛的头顶,“我这个师傅是个全才,精通日语和英语,五行八作没有什么能难住他的,唯一的缺点就是离不开酒……”

袁晓媛把老人从回忆里拉回现实:“您给我讲讲当年那个火灾现场吧。”

“妇产医院火灾现场的初次勘检,是属地分局刑警队一个技术员做的。这个现场他整得很草率,在证据认定上存在着很大漏洞。师傅在复检中发现了疑点——财务室中心现场的一面墙体和附近地面上,有汽油燃烧过的痕迹。师傅对我说,这个勘检现场的范围还要扩大。他从派出所找来一张案发区域的地图,把周边的几条街道都圈了进来。在附近一家早点铺的垃圾筐里,我们发现了一个装过汽油的酒瓶。根据我们提供的新物证,大案队重新走访调查,最后确定纵火者不是那个姓安的女会计,而是有人故意嫁祸。

“那个瓶酒比较特殊,虽然瓶子上的标签被撕掉了,但我师傅是酒仙啊,什么酒没喝过?他辨认出那是江苏产的一种52度的特曲。当时,这种酒不便宜,在天津市场上也很少见。他推断,喝得起这种酒的人,应该与江苏有着某种渊源,或是经济条件优越。而那个姓安的女会计是天主教徒,平时她根本不沾烟酒。

“解放前女会计在那家妇产医院担任过护士长,解放后被调到孤儿院,反正都在一个院子里。当时,全国都在搞‘三反五反运动,反对铺张浪费,各单位自查自纠,负责妇产医院和孤儿院财务工作的女会计在家休产假,上边就临时把她调过来清理账目,因为她对医院的情况比较熟悉……”

此案的前因后果,就算宋老不說,袁晓媛也能脑补:为掩盖挪用公款的证据,那个江苏籍嫌疑人事先偷配了财务室的钥匙,待安会计离开后,潜入财务室,伪造电炉引燃护墙板的假现场……

“最终,刑警在医院行政科副科长牛江海家里搜出了相同的特曲酒瓶,牛江海供认,作案前他观察了安会计很长时间,了解到她经常在财务室里用电炉热牛奶,继而有了嫁祸他人的想法。可惜那位安会计,”说到这儿,宋老叹了口气,“火灾发生后,她被当作重点嫌疑人带到分局刑警队进行讯问,主审刑警主观认定她就是纵火者。那时候的讯问,不像现在这么规矩,可能有一些过激的言辞甚至是逼供行为。她的精神受到了严重刺激,最终选择了自杀。”

听着老技术员的讲述,袁晓媛突然浑身发冷。“她自杀的现场也是您去勘检的吗?”

“是我去的,就在女会计的家里。”宋老的记忆力的确惊人,事情过去了六十多年,他对那个身材偏瘦、戴高度近视镜的中年女人依然印象深刻。“我记得,她自杀时穿的是一件黑色旗袍,头发梳理得很整洁,表情看着很安详……”

“这么说,安会计自杀是在火灾现场复勘之前?”

“正是因为她的自杀,引起了医院内外的各种议论。有人给市领导写信,说绝对不相信安会计就是纵火者,所以才有了后来市局复勘现场的决定。在这起案件的认定上,当时指挥破案的刑警队一位副队长有重大责任,主观上偏听偏信,不注重现场调查,讯问方式过激。案件查清之后,他被撤了职,还给了一个记过处分。”

综合各种信息,袁晓媛完全有理由相信,六十多年前那起纵火案中,为证明自己的清白而悬梁自尽的安会计,就是当年将项坠挂在母亲脖子上的安嬷嬷。安嬷嬷的个人档案,很可能在那场大火中被烧毁了,同时化为灰烬的还有自己的母亲——那时候还叫黎迎春的孤儿入院时的登记材料,以及有关她已经去世的亲生父母的记载。

虽然确认了安嬷嬷的身份,但对于查找母亲的身世没有丝毫帮助。不过,袁晓媛并不是带着失望和遗憾离开老技术员家的,在老前辈的讲述中,她发现了一位与安嬷嬷有过交集的人。

“当年我们复勘火灾现场时,四分局辖区的民族路派出所派来几个民警协助我们调查,其中有个叫韩守信的片儿警,就是妇产医院的管段民警。安会计被刑警带走后,他还跟我说,这个女会计过去是教会医院的护士,接生婴儿的,他不相信这把火是她放的。几个月前,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专门介绍老四区欧式风格建筑的,记者采访了几个熟悉这片街道历史的老住户,其中就有韩守信。一晃儿六十多年了,他的模样变化很大,如果不是字幕上有他的名字,我根本认不出来。”

根据宋老提供的线索,袁晓媛查到了刑科所1952年3月的刑事案件现场勘检档案,在死亡者登记栏里,她看到了这样的记载:“安凤珠,女,现年48岁,未婚,大学毕业,信奉天主教,天津圣心孤儿院代理院长,家住老四区福善大楼1号楼210室”。

这是自调查工作开始以来,袁晓媛看到的有关安嬷嬷最翔实的个人资料。

然而,肖锋反馈的调查结果是,老四区福善大楼早在1958年就被拆除了。1960年,在原址上建了一家区文化馆。在户政管理中心,肖锋没有查到安凤珠的户籍资料,也没有注销户籍的记录。

袁晓媛按照电视台一位编辑发给她的地址,前往东货场前街拜访那位叫韩守信的退休老警察。天空飘着细雪,走在这条陌生的街道上,看着两侧的建筑,便可轻易猜到它的过去,如它的名字一样苍老。

经过临街一位烟酒店女老板的指点,袁晓媛找到了街道最深处的几幢老楼。四层高的平顶住宅楼,带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特征。老楼的外观早已被岁月打磨得暗淡而衰败,门窗和外墙上挂着大片的斑驳。

韩守信住在一楼的偏单元,退色的老式防盗门上挂着半扇碎花布帘,下面露出半截暗绿色的木门。

尽管已年过八十,老人的思路依然清晰。或许是警察的职业敏感,老人说的每句话,似乎都经过深思熟虑:“确实有这个事,就是时间太长了,好多细节都想不起来了,恐怕帮不上你的忙啊。”

“您还记得刑科所到现场的两位技术员吗?当时,您配合他们翻了医院周围很多垃圾箱。那两个人,一个叫高崇善,一个叫宋德明。”

老警察并没有顺着袁晓媛的引导继续回忆,而是反问:“为什么要了解这件事呢?都过去这么些年了。”

“主要是想通过您了解一下当年自杀的那个安会计。”袁晓媛犹豫了一下,决定不再绕弯子,“我们正在调查圣心孤儿院一个孤儿的身世,这个孤儿的母亲在天津解放前后遇害了。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安会计应该是知情人。”

老警察的表情渐渐凝重起来,两只枯手搭在藤椅两侧,微微低着头,思绪似乎在那些遥远的往事中穿梭。

“这个安会计,我的印象还是很深的……我是1950年6月从公安学校二期毕业后分到老四区民族路派出所的,当年我才十九岁。着火的老四区妇产医院,就在我的辖区里。起初我跟这个安会计的接触,仅限于年节检查安全防范工作,顺便了解一下孤儿院的情况,看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的。可能你也知道,圣心孤儿院和妇产医院都是教会办的。最早这里只有孤儿院,日本占领天津后,孤儿院里的孩子就越来越少了,到日本投降,教会方面就把空置的房间辟出来,办了妇产门诊。安会计叫安凤珠,浙江人。这个女人信奉天主教,听说年轻时在上海学过医,曾经在济南和北平的教会医院工作过,大概是三十年代末来天津的,后来被派到这家教会医院担任产科的护士长。她一辈子没结婚,因为经常到教会里兼职一些慈善工作,周围的人都习惯喊她安护士长或是安嬷嬷。”

“为什么把她从医院调到孤儿院去呢?”袁晓媛问。

“孤儿院当时只有七八位育婴员,要照顾五六十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根本忙不过来。安嬷嬷是单身,又热衷公益,在产科门诊工作的时候,她有空就溜达过来,帮助照料那些患病的孤儿,还经常发动身边的教友们节假日过来做义工。上边发现她很喜欢小孩子,医院划归卫生局后,就將她安排到孤儿院来了。”

袁晓媛恍然,难怪在卫生局的人事档案里查不到安嬷嬷的记录。

“财务室起火的时候,她刚到孤儿院当院长不到一年,孤儿院上上下下都很喜欢她。没想到,临时被借到医院整理账目,就摊上这么大的事……”韩守信惋惜地说,“她自杀后,很多人都为她喊冤,所以市局才重新调查。可查清楚了又有什么用?人也活不过来了。”

“据说,解放后有些孤儿被社会上没有子女的家庭收养了。”

“这个情况应该是有的。我记得当时政府还鼓励干部家庭收养这些无依无靠的孤儿。”

“您有没有听说过,大概是1951年,市公安局的一位领导从圣心孤儿院领养了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儿?”

老警察沉思片刻,摇摇头:“没听说过。当时孤儿被领养的事是很平常的。”

“假如某个家庭从圣心孤儿院领养一个孩子,需要办理很复杂的手续吗?”

“按说不至于,至少不像现在这么复杂。那时普遍经济条件不好,生活水平低,领养一个孩子,等于这个家里多了一张嘴啊,况且政府还鼓励领养。”

“即便如此,领养孤儿的手续,也应该是经过有关部门审核的吧?”

“那是。据我所知,领养方要向孤儿院提供自己的家庭情况说明,孤儿院审核后,那些符合条件的,才同意将孩子交给对方领养,孤儿院里肯定也会登记备案。”老警察的语气很肯定,“不过这种事儿,涉及个人隐私,有些夫妇忌讳让外界知道,对外谎称是从亲戚家过继的。如果像你说的,市局的某位领导来领养孤儿,对外界保密,那也不稀奇。”

袁晓媛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孤儿院的档案怎么会存放在医院的财务室里呢?”

“当时我也觉得挺奇怪的。”老人说,“后来才知道,一位来视察的领导建议,把存放档案和日常用品的屋子与隔壁打通,改成一间公用娱乐室。屋子是打通了,可孤儿院那六箱子档案没处存放,只得临时放在医院的财务室里。谁知道一把大火全给毁了,要是还保存着,你现在也省事了,用不着找我这个老头子打听了。”

“安嬷嬷有没有亲戚朋友?”

“安嬷嬷热心慈善,社会上肯定有不少朋友。至于在天津有没有亲戚,我就不知道了。不过,”老警察停顿片刻,“我记得有这么件事,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大约是火灾发生前半年吧,有一天,我下片儿到妇产医院送‘三反五反的宣传画,正巧碰到安嬷嬷领着十几个孩子在院子里晒太阳。她看见我就过来打招呼,说有个事想咨询我,向我打听外省人员来津落户的政策。我问落户人与她是什么关系,她说是一位浙江同乡的女儿,大学刚刚毕业,想把户口临时落在她家里。那时候,经济建设迫切需要人才引进,大学生可是抢手货。我就给她详细介绍了一下必要的手续。过了几天,又给她送去一张外来人口户籍迁入申请表——当时这类表格全市都是统一的。安嬷嬷很高兴,填表的时候,她把我请进会客厅里,给我沏了一杯咖啡。”老警察嘿嘿一笑,“不瞒你说,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咖啡。临走时,她还非得送我一盒外国奶糖表示感谢。”

“您还记得那个落户女孩儿的名字吗?”

“当时我只是大致看看她填写的表格有没有漏项,内容就看得不是那么仔细啦。落户人姓什么,我确实是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名字叫‘子菊。之所以有印象,是因为我山东老家的一个小表妹也叫子菊。”

这个“子菊”,是袁晓媛此行的唯一收获。但是,仅有一个名字,查起来的难度还是太大了。“那张登记表上,也应该填写申请人的籍贯吧?您还记得吗?”

老警察没有马上回答,扭过身子,从写字台上的笔筒里拿出一支毛笔。“安嬷嬷跟她是同乡,两个人填写的籍贯是一样的,那个地方,以制作毛笔出名。”

袁晓媛接过老警察递过来的毛笔,笔杆上刻着四个字——湖笔羊毫。

全市常住人口户籍统计资料显示,叫“子菊”的女性共有二十五人。曾落户于安嬷嬷家的那位女大学生,如果健在的话,年龄不会低于八十岁。可这二十五人里,年龄最大的七十三岁,最小的四十八岁,而且没有一个籍贯是浙江,更不用说湖州了。

帮助袁晓媛查找档案的户政中心小女警姓黄,二十五六岁,齐耳短发,一张圆圆的娃娃脸,肤色白净,稍显俏皮。已经到了午餐时间,小女警用纸巾擦着脑门的汗:“暂时先到这儿吧,中午请袁法医品尝一下我们的工作餐如何?”

在几百平米的档案大厅里,围着铁皮档案柜穿梭查找了整整一上午,袁晓媛不仅腰酸腿痛,而且早已饥肠辘辘,于是也就不客气了,跟着小黄前往食堂。

“请教一下,从1949年到1979年,全市常住人口的户籍材料完整吗?”袁晓媛一边洗手一边问。

“据我了解不是很完整,听我们这里的老前辈说,六七十年代期间损毁比较严重,那时候都是纸质档案,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这时正是用餐的高峰时段,每排座位上都坐满了身穿警服的男女。午餐是自助式的,袁晓媛和小黄端着不锈钢餐盘,在餐厅角落里找到两个挨着的位置。“假如某个人的原始材料遗失了,怎么才能查到初始户籍登记资料呢?”

“这个就有些困难了。每个人的户籍都处于相对变化的状态,比如一个人出生、上学、就业、结婚、离婚、搬迁、死亡,等等,户籍状态总是随着本人的生活变化而改变。如果原始登记真的丢失了,那就只能从这种变化中去寻找。我这样说,您能理解吗?”

从变化中寻找,袁晓媛回味着小黄的话。“子菊”的户籍状态也是在变化中的。首先,落户在安嬷嬷家的户口本上。半年后,安嬷嬷自杀身亡,根据规定,安嬷嬷的户籍是要被注销的。此后,“子菊”的户籍状态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想到这里,袁晓媛突然放下手中的筷子:“小黄,1949年到1960年期间的户籍迁出资料,现在还能不能找到?”

“应该能找到一部分,但肯定是残缺不全的……”

半小时后,在档案大厅最后一排档案柜前,袁晓媛仰头看着站在梯子上翻查档案的小黄。半晌,小黄小心翼翼地从木梯上下来,怀里抱着一个残破的档案袋,她从里面抽出一张泛黄的户籍移出登记表递给袁晓媛。“姐,这个人应该比较接近。”

袁晓媛接过那张表格——

易兰英:曾用名易子菊,现年22岁

籍贯:浙江省湖州市金石桥镇一条三号

迁出日期:1953年11月12日

迁出地:天津四区福善大楼201室

迁入地:天津医药研究所(集体户口)

……

看着这张字迹有些模糊的登记表,袁晓媛忍不住伸出沾满灰尘的双臂,激动地给了疲惫不堪的小女警一个拥抱。

第十章教堂前街的血

雪后初晴的午后,太阳明晃晃的。隔着墙子河远远望过去,法国大教堂椭圆形屋顶上的白雪愈发耀眼。鸽群时而在教堂上空盘旋,时而从教堂高低错落的屋顶上呼啸而过。

稽查处行动队副队长尤德山与第一行动组长苏建武踏着厚厚的积雪,并排走在教堂附近的一条街道上。两人均是商人打扮,一身青色的厚棉袍,头戴绒线帽,深灰色的围巾裹着半个脸。五个路人模样的侦缉队便衣拉开空当,分散在他们周围。

三百多米长的教堂前街,宽不足十米,平整笔直的柏油路通向教堂的正门,两侧皆是出售服装和日杂用品的大小商铺。每逢礼拜或教会组织一些大型慈善活动,密集的行人和车马时常将这条路堵得水泄不通。可今天的教堂前街却寂静而空荡,看不到流动商贩和乞丐的踪迹,各个店铺虽早已清除了门前的积雪开张纳客,但依旧是门庭冷落。

“好像变清静了,过去可是乱成一锅粥啊。”尤德山望着萧条的街道自语。

“这得感谢咱们社会局胡局长啊!”苏建武窃笑。

“胡局长又作什么妖了?”

“您没听说?三个月前,胡太太来教堂做礼拜,正赶上街上人挤人,洋车进不去,只得下车徒步。快到教堂门口了,突然窜过来一个要饭的,一只破鞋踩到了胡太太的脚面上。那要饭的赶紧磕头赔不是,还用衣袖乱擦一通,胡太太也没当回事。等进了教堂,在里面坐稳了,胡太太打开提包想取手绢擦汗,才发现包里的两千多块钱变成了一沓冥票。”

尤德山忍不住笑出了聲:“哈,真是踩到点儿上了……”

“谁说不是呢。胡大人听说老婆被要饭的给耍了,立马就急眼了,电话打给了市局马局长。马局长跟他有交情啊,转头就把一分局局长臭骂了一顿。第二天,一分局派了五十多警员,把街道两边违章的摊位全扒了,还抓了二十多个乞丐挨个儿审,连行动队都派人参与审讯了。”

“那结果呢?”

“折腾了一晚上,丐帮没办法,只好送来一个顶包的投案。第二天,一分局又请报馆记者写新闻,对外公布说最近打击盗贼成效显著,失主的钱被追回来了,扒手已送拘留所,总算给胡大人找回点儿面子。其实呢,嘿嘿……”苏建武卖了个关子。

“估计这事办得不怎么地道吧。”尤德山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所谓追回来的钱,是一区警局自掏腰包赔给胡太太的,分局上下没有不骂街的!”

几分钟后,一行人在路边站住,眼睛盯着街对面一家不起眼的商铺。

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行动队副队长尤德山是个常年坐办公室的人,在七十多号人的侦缉队里,他分管甄讯和向法院及北平行辕移送嫌疑犯。昨天晚上,很少直接参与行动的尤德山突然被上司委以重任,要他带队负责一个抓捕行动,目标就是眼前这家商铺。

商铺门脸不大,落满残雪的牌匾上写着五个字——福成杂货店。杂货店临街,两扇对开的木框玻璃门擦得锃光瓦亮,折射着大街上的风景。店门前的人行道上,斜立着一块新品香烟和杀虫剂的广告牌。进门是一个三米多长的木柜台,台面上并排摆着五六个装糖果的玻璃罐子。柜台后墙开了一扇通往里间屋的小门,门旁立着一溜儿高高的木制货架子,上面摆满各种烟酒和日杂用品。

一个佯装进去买烟的便衣出来向两个头头儿报告:“里面只有掌柜的两口子,现在拿人正合适。”

“我看可以,先控制住那两口子,然后我们躲在里间屋,来个守株待兔。”苏建武悄声建议。

尤德山看看手表,时针指向十点半。他冲苏建武点点头:“动手!”

福成杂货店的老板汪福成四十出头,沧州口音,是个外表干净利索的精瘦男人。平日里他只管进货或是店里的杂事,门面上的生意,由他老婆汪江氏打点。汪江氏是天津本地人,身材矮胖,尖脸儿,薄嘴唇,自小在河东地道外贫民窟里长大,生性泼辣,打点生意是一把好手。

临近中午,很少在柜台卖货的汪掌柜却表情凝重地站在了柜台后,拿着一把大号的鸡毛掸子,机械地擦着柜台上那几个玻璃罐子。站在汪掌柜身边的,不是能说会道的内掌柜汪江氏,而是一个周围邻居都面生的小伙计。

偶尔有附近的街坊熟人推门进来买烟,都忍不住会多问一嘴:“掌柜的,这是新雇的伙计啊?恭喜恭喜,买卖越做越大啊!”

汪掌柜脸上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冲来人模棱两可地点着头,嘴里含糊不清地支吾着,继续用大号掸子反复抹着油亮的柜台。而那个伙计呢,只要有顾客进来,就热情地迎上前去,按照主顾的要求取货找零儿,还夸张地龇着一嘴龅牙:“谢您关照!您走好!”态度倒是挺谦卑,可动作委实有些生疏和笨拙。

正是晌午饭的时候,大街上的行人更加稀少。汪掌柜依然站在柜台后,虽面无表情,心里却如同沸腾的开水。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把店门口那块广告牌子拿进来。可身边的龅牙伙计早就警告过他:“老实在柜台里站着,不准乱说乱动,否则你和你老婆性命不保!”

汪掌柜不停地张望着门外的街道,盼着最好能有个巡街的警察溜达过来,顺手把店门口有碍路人行走的广告牌拿开,这样,他就可以彻底放心了。

墙上挂表的时针缓缓向十二点移动,就像扯着汪掌柜的每一根神经,越发惨白的脸上渗出一层汗珠……

就在一小时前,正在理货的汪掌柜夫妇被几个突然闯入的男人挟持到里间。

苏建武掏出蓝皮证件,亮明了侦缉队的身份,然后把手枪和铐子拍在炕上,让汪掌柜马上道出贩私实情。汪福成说自己是一个规矩的买卖人,从没干过违法违禁的事。他老婆汪江氏口气更硬,梗着脖子说:“哥儿几个这是要砸明火啊!赶紧换一家买卖,我们穷家破业的,没嘛油水可捞!”

汪江氏是矬老婆高音儿,说出的每一句话,就像跟人吵架似的,而且越说声调越高,吵得尤德山有点儿心虚,唯恐隔壁听到过来搅局。他冲身边的便衣使个眼色:“让她闭嘴!”

苏建武抬手给了那女人一嘴巴,顺势给她上了背铐,又抄起桌上一块脏兮兮的抹布,将小个子女人的嘴堵个严实。即便如此,依然没有撬开汪掌柜的嘴巴,这个沧州汉子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俺们什么都知不道咧。”

苏建武把脸一沉,头一歪,手下人立刻将汪掌柜拖到后院的雪地里,扒光衣服,捆住双手,再用手巾堵上嘴,拳脚加棍子一通狠揍,打得汪掌柜满地打滚。隔着小屋的窗玻璃看着这一幕,汪江氏突然跪在尤德山脚下,不住叩头,嘴里呜呜有声。

尤德山一把拽出她嘴里的脏抹布,女人哭着哀求:“几位爷,求求你们了,别打我爷们儿了,他不说,我说行吗……”

很快,福成杂货店恢复了往日的寧静,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透过门帘的缝隙,躲在里间屋的尤德山可以清楚地观察外面的动静。在他身后,几个便衣蓄势待发。能说会道的汪江氏面如死灰,畏畏缩缩站在尤德山身侧,眯着眼睛不时朝外窥视。

出入店铺的每个顾客,都在门帘后两双眼睛的监视之下。便衣们是否拎着枪冲出去,取决于小个子女人一声轻轻的干咳。

十二点半,一个穿黑呢子大衣、肩上斜挎绿色帆布包的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出现在杂货店的玻璃门前。小伙子瘦高个儿,鼻梁以下都裹在厚厚的米色围巾里,警觉的目光扫过地上的广告牌,然后高抬腿从车上下来,将车子靠在路边的电线杆上,推门走了进来。

见掌柜身边站着一个陌生人,小伙子把刚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愣怔片刻,他径直走到柜台前:“掌柜的,来盒‘哈德门。”

汪掌柜扁平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着,应了一声,随手从柜台上的玻璃盒子里拿出一包烟。青年掏出钱包,抻出一张零钞,正要递过来,突然,汪掌柜一把抱住身边的伙计,扯开嗓子冲来人喊:“快跑!”

与此同时,里间屋传来女人连续的干咳,门帘猛然掀起,几个拿枪的男人争先恐后冲了出来。被死死抱住的苏建武用右肘狠狠捣在汪掌柜的软肋上,汪掌柜顿时瘫坐在地上。苏建武抽出手枪,断喝道:“站住别动!侦缉队的!”

对方的反应和速度出人意料,苏建武话音没落,黑衣青年迅速拉开店门,蹿到了大街上。柜台间的通道不足半米,平时横着挡板,几个便衣争相朝外挤,反倒拖慢了速度。苏建武干脆翻过柜台,拎枪追了出去。

转眼间,黑衣青年已经飞身上了自行车,身子前倾,脚下用力急踩踏板,自行车闪电般朝百米之外的墙子河方向冲去。教堂前街与墙子河之间有一座木桥相连,过了木桥一百多米,就是胡同纵横、人车拥挤的日租界。

“给我站住!”苏建武与几个便衣冲出杂货店,在后面紧追不舍。可是,双脚与自行车的速度相比,还是稍逊一筹。加之地面冰冻积雪未除,人跑起来几乎是一步一滑,鞋底上如同抹了油。两个便衣站立不稳,相继摔倒在雪地上。

“再不站住开枪了!”

黑衣青年丝毫没有理会,脚下越蹬越快,与追兵的距离越拉越大。自行车旋风一样接近木桥,黑衣青年脖子上的长围巾亦被风高高扬起。

一旦过了木桥,拐入日租界迷宫一样的街道,今天的行动就前功尽弃了。苏建武一咬牙:“照下面打!”

听到苏建武的命令,三个便衣原地站定,举枪对准了三十米开外的目标。

震耳的枪声在午后的教堂前街上回荡,刚刚归巢的鸽子被枪声惊扰,一窝蜂从教堂的屋檐下飞出来,翅膀发出扑啦啦的声响。乱枪声中,黑衣青年一头从自行车上栽了下来,在雪地上翻滚了几下,脸朝下趴在路面上一动不动了。

血,从他的身下淌出来,染红了教堂前街的白雪……

(未完待续)

选题策划杨桂峰

责任编辑季伟

分类:特别策划 作者:张国庆 期刊:《啄木鸟》2021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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