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看小说〗请回到1984

在我把摇滚当时尚的时候，父亲不止一次地跟我说，小子，我年轻时可比你时髦多了。

我不信，去问母亲。母亲是老公安，口风很紧，顾左右而言他，似乎不愿提起那些早已塵封的往事。我就更不信了，以为父亲是吹牛。

直到前年春天的某一日，母亲把一床旧棉絮拿到院子里去晒，我才明白父亲没有撒谎。棉絮放在阁楼上的樟木箱子里，我在最底层发现了一本泛黄的相册，大都是父亲的照片，他穿着花衬衣、牛仔裤、白色回力球鞋，还戴了副蛤蟆镜，长发飘飘，够酷的！

现在想起来，这件事发生得有点儿蹊跷。那天阳光并非很好，空气中还有一股潮味，长沙的春天一贯如此，像个皮肤娇嫩的小妇人，一掐全是水。那床棉絮家里早就不用了，晒完后又塞进了箱子里再没动过。这让我不得不怀疑母亲是故意的，想让我看见照片上的父亲。

我早就说了，母亲是老公安，她把工作上的手段应用到生活中并不奇怪。让我奇怪的是母亲的动机，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父亲的摩登往事？我拐弯抹角地问了好多人，都是棉花街的街坊邻居，终于窥破隐藏在那些照片后面的秘密。

难怪母亲不愿直言，在父亲年轻的时光里，在父亲那把早已消失的吉他上，母亲是一个很不和谐的音符。两人能把二重唱演奏到底，完全是个奇迹。

母亲很可能是想让我自己去还原往事的本来面目，有些细节通过父母之口说出来，难免有加工的成分，不一定就最接近事实的真相。这也是母亲在长期办案中总结出的经验，当事人的口供往往掺杂了很多水分，不能全部采信，要查清一个案子，特别是复杂的案子，还需要若干旁证。重口供，轻证据，容易导致冤假错案。

母亲如此用心良苦，说明那些事在她的人生中非常重要，或者说在她心头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可能还有点儿疼痛。事实上，在我揭开父母那段封存的往事时，胸口也有点儿隐隐作痛。都说至亲之间有心灵感应，从这一点来看，我绝对是亲生的。

我之所以怀疑自己跟父母没有血缘关系，是因为我从小就被寄养在离长沙两百多里的外婆家——浏阳河边的一个小镇上，直到初中毕业才被允许回长沙。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和父母在长沙生活，那些年的寒暑假，他们都带着城里人的骄傲来看我，凭什么？

从小我的内心深处就充满了被遗弃的孤独，尽管外婆对我很好。我现在动不动就喜欢用文字来记录生活，长吁短叹，这都是被父母害的，是被遗弃的经历养成了我神经质的臭毛病。

我一度认为自己是母亲在派出所门口捡的弃婴，为自己“悲惨”的身世，在暗夜里哭过许多次，甚至想过离家出走，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我一直没有勇气，主要是缺少路费。每个月外婆给我的零花钱只够买几支雪糕，在我的孩提时代，雪糕对我的诱惑远远超过了寻亲的渴望。

我很庆幸当年没有干这种蠢事，否则，我可能真的成了被人收养的对象。以我好吃的本性，我还没有走出镇子五里路，就会被人贩子用一袋杨梅骗走。杨梅是我的最爱，每次我都会连肉带核一块儿吃下去，幻想能从肚子里长出一棵杨梅树，让我吃个够。

你们说我这样的智商，人贩子不拐我拐谁？

正因为我长久地游离在外，所以对父母的过往知之甚少。我曾经有一种嫉恨心理，对我回城前的家庭生活故意忽略。我暗示自己，那些跟我无关，是他们的事。我对这个家庭的了解是从中考那年夏天开始的，在那之前，我的记忆里只有浏阳河、原野、麻雀和稻草人。哦，还有外婆住的那栋经常漏雨的石头房子，它总是爬满各种各样的青藤，有时是葡萄，有时是打碗碗花。

我曾经问父母把我寄养在乡下的理由，父母的回答很冠冕堂皇——你从小就体弱多病，有必要在农村接受锻炼。我的哥哥姐姐也证实，我出生时比一只猫还瘦。我将信将疑，很多年后才搞清楚，这都是借口，我的哥哥姐姐都作了伪证。

我很感谢那些帮我填补记忆空白的人，他们讲述的不仅仅是我父母的往事，也是他们的往事，整条棉花街的往事，或者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母亲去派出所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访被监视居住的流氓“小白鞋”。

母亲身穿簇新的白色警服，腰佩一把锃亮的五四式手枪，胸脯高挺地走在1984年春天的棉花街上。半条街的人都在看着她，看着这个年轻漂亮的派出所女所长，目光中有惊叹、艳羡，还有敬畏。

母亲很享受这种注视，她故意放慢脚步，就是要告诉所有人，这条臭名远播的老街的治安面貌，在她的任上即将焕然一新。谁敢跟她叫板，绝没有好果子吃！这一天，明晃晃的阳光照在母亲银桂芳身上，她如同披上了一套白金锻造的盔甲，看上去就像湖南花鼓戏里那个挂帅出征的穆桂英。

被监视居住的“小白鞋”就是唱花鼓戏的，还是个小生。母亲走进了这个臭名昭著的流氓住的红楼。这栋红砖红瓦、巴洛克风格的房子是棉花街最洋气的建筑，“小白鞋”的祖父在新中国成立前买下的，当时花了五百块大洋。

母亲从没有住过这么气派的房子，她好奇地东张西望，还摸了摸一块彩色花窗，想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以至于母亲一时忘记了自己来这里的任务。

当“小白鞋”把目光从正在阅读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上移开，透过茶色镜片缓缓落在母亲身上时，母亲的脸微微一红，仿佛自己不是民警，而是一个形迹可疑的小偷。

母亲对“小白鞋”的第一印象很不好，他完全是一副不良青年的派头，叼着过滤嘴香烟，衬衣比女人的还花哨，头发比她的还长，特别是那条包屁股裤子，看得她耳热心慌。

母亲把视线往下移，他穿的那双回力球鞋白得晃眼，像初春下在浏阳河面上的雪……他的打扮跟我家老照片上的父亲一模一样，现在你们应该明白了，“小白鞋”就是我的父亲，他有个很不光彩的过去，曾经是母亲看管的犯罪嫌疑人。那天，父亲问母亲找谁。母亲反问，你能摘下眼镜跟我说话吗？“小白鞋”笑了，母亲给他的第一印象同样很糟糕——严肃、刻板、凶巴巴。

哦，对了，母亲身上还有股很浓的土腥味，像是条刚从泥巴里钻出来的蚯蚓。

当父亲摘下蛤蟆镜，母亲对他的厌恶又增添了几分。他的眼神是挑衅的、玩世不恭的。母亲从来没有被人这么轻视过，公安局长都对她客客气气的，一个臭流氓，凭什么如此看她？

父亲坐在藤椅上，跷着二郎腿，见了她连屁股都没挪一下，烟照抽，腿照抖，音乐照听，身后的双卡收录机里放着嗲声嗲气的歌，像吊丧似的。母亲有种上前扇父亲两耳刮子的冲动，但她忍住了，剛走马上任就动手打人，影响不好，以后有的是时间收拾他。

来之前母亲就看过父亲的档案，眼前的父亲完全可以跟档案中的那个流氓形象重叠在一起。

父亲出身花鼓戏世家，从曾祖父那一辈起就是唱小生的。特别是我祖父，人称“啸天虎”，曾红透三湘四水。祖父母去世后，父亲进了花鼓戏剧团工作。他并不热爱唱戏，经常提着收录机招摇过市，带着一帮小青年跳摇摆舞。父亲本名赵海阳，因为喜欢穿着白色回力球鞋，就得了个外号“小白鞋”。几个月前，父亲被人举报猥亵女青年，因为证据不足需要补充侦查，他被监视居住。

母亲压住火气自我介绍，她叫银桂芳，是棉花街新上任的派出所所长。母亲特意在父亲面前强调，她以卫生员的身份上过南疆前线，还亲手抓过敌人的特工。

母亲没有夸大其词，她的确上过战场见过血，她在部队还当了连指导员，转业后回老家担任乡武装部长。那一年，母亲才二十五岁，花一般的年纪，来提亲的媒婆踏破了外婆家的门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棉花街人口密集，街办工厂多，治安形势复杂，因此在这里新设了一个派出所，有作战和捕俘经验的母亲就成了棉花街派出所的首任所长。接到调令那天，母亲兴奋得跑到山坳里打了一下午的靶。她有制服情结，一穿上制服就像花木兰披上了战袍，眼角眉梢全是掩饰不住的英姿飒爽。

当初转业脱下那身绿军装时，母亲失落了很长时间，她觉得自己变得婆婆妈妈了。头发枯黄了，身材也臃肿了，脸上还长了许多雀斑。随着“严打”如火如荼地展开，母亲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夜之间她成了一名公安。

母亲穿上笔挺的警服站在镜子前时，又找到了上战场的感觉。每天睡觉前，母亲都把警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下面，只有这样她才睡得足够踏实足够香甜。

母亲试图从气势上压倒父亲。她命令父亲每天写一份报告，把活动情况交代清楚。父亲轻飘飘地“嗯”了一声，然后继续看《约翰·克利斯朵夫》，把母亲当成了空气。母亲那个气啊，感觉不是她让父亲写报告，而是她在向父亲报告。

母亲以前听的都是《打靶归来》《军港之夜》之类的军歌，那些歌是雄壮有力的，朝气蓬勃的，跟父亲正在听的歌完全不同。

尽管母亲那时还不知道邓丽君是谁，但闻出了歌里面有臊气，她警告父亲不许再听这种靡靡之音，说不利于他的思想改造。

父亲突然张嘴唱了一段花鼓戏《刘海砍樵》，他一人分饰小生和花旦两角，惟妙惟肖。母亲听得有点儿蒙，不知道父亲哪根神经短路了。

唱完后，父亲对母亲说，论格调，这些唱词比邓丽君的歌低俗多了，为什么《刘海砍樵》能唱，邓丽君的歌却不能听？母亲回答不上来，最后她恼羞成怒没收了那台收录机。父亲当场表示抗议，并且抱着吉他在母亲面前唱起了那种无病呻吟的歌。父亲的意图显而易见，你可以塞住我的耳朵，但不能割断我的喉咙。

父亲的声音很有磁性，是男中音，听得母亲脑海里像驶过一列绿皮火车。

从红楼离开时，春天的光影洒在母亲铁青的脸上，她意识到她和父亲之间将有一场持久战。

棉花街派出所警力不足，母亲发动治安积极分子轮流监视父亲，只要他有风吹草动，随时报告。母亲内心是很希望父亲有些小动作的，这样她就能找到把柄收拾他，出一口堵在心头的恶气。如果不忙，母亲就会到棉花街上溜达，躲在暗处窥视红楼里的动静，她一直没发现父亲有什么异常，这让她多少有点儿失望。但父亲如此老实，有可能是对母亲有所忌惮，这样一想，母亲又高兴起来。

街道办的同志每天都会把一份报告送到派出所，上面记载了父亲头天的活动情况，是他自己写的。父亲一手漂亮的柳体让母亲看了自惭形秽，跟父亲比起来，母亲的字就是春蚓秋蛇，是鬼画符。

父亲的报告并非记流水账，而是像日记，不，更像散文——有记叙，有抒情，有感想，就好像他不是被监视居住，而是在享受生活。父亲连日出和日落都会写进报告中，日出的大气磅礴，日落的悲壮苍凉都被父亲刻画得淋漓尽致。母亲严重怀疑这也是父亲勾引女人的一种手段，她在心里很不屑地说，会写有什么了不起，牛屎蛋外面光！

母亲到红楼突击检查过两次。

一次母亲刚到门口就听见楼板咚咚咚地响，她以为有什么突发情况，冲进去一看，是父亲在跳摇摆舞。那是母亲第一次看到男人跳这种舞，屁股扭得跟麻花似的，她的脸立即滚烫起来，心里咒骂父亲在抽风。

还有一次，父亲坐在窗前写报告，他身上有股淡淡的薄荷味。母亲提醒他以后不要写废话，要多做自我检讨。

父亲甩了甩长发，说他是被人诬告的，他没有犯罪，没什么好检讨的。母亲看过父亲的案卷，指控他猥亵的是三个本地女青年，只有口供，没有旁证。母亲坚信受害者的指控不会有错，一看父亲吊儿郎当的样子，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鸟。母亲要父亲从灵魂上拷问自己，说纸是包不住火的。

父亲懒得再跟母亲辩解，他空洞的目光穿透笼罩在湘江上的白雾，灵魂似乎飘到了对岸苍翠欲滴的岳麓山上，母亲却再次在这种目光中感觉到了父亲对她的藐视。

母亲终于找到了反击父亲的机会。

母亲上任两个月后，又有一名受害者来报案，这次不是猥亵，是强奸！受害者是幼儿园老师，因为跟男朋友吵了架，晚上独自在湘江边散心。一个留长发、背吉他的男青年走过来跟她搭讪。等她放松戒备时，那个男青年把她掐晕，强奸了她。因为害怕被男朋友嫌弃，她没有及时报案，只是把这段屈辱写在日记本里。后来日记被男朋友发现，她才报案。

公安机关侦查后发现，犯罪嫌疑人的打扮很像我父亲。因为案发时间在半年前，这名幼儿园老师不能准确描绘强奸犯的容貌，公安机关决定让她秘密辨认我父亲是否为强奸犯。

这一光荣任务落到了棉花街派出所的头上，由母亲具体负责。母亲以归还收录机为名，要父亲到派出所来一趟。

那天父亲冒雨而至，浑身湿漉漉的。受害者暗中辨认后，说父亲跟那个强奸犯长得有点儿像，但还是不能确定，因为当时天太黑，她又是近视眼。她说如果听到强奸犯用吉他弹唱，她一定能认出来。她学过音乐，知道每个人的音准、节奏和发声技巧都是不一样的，她还记得当时那个男人弹唱的歌曲叫《恰似你的温柔》。

怎么让父亲当着受害者的面重新弹唱这首歌，让母亲颇费了一番脑筋。

五四青年节这天，母亲打着法制宣传的名义带人来到红楼，那名幼师戴着口罩随行。其间，母亲以活跃节日气氛为由，让父亲用吉他弹唱《恰似你的温柔》。父亲原本黯淡的眼里立即闪烁出亮光。父亲拨动着琴弦，他的嗓音如同X射線，有一种穿透人体五脏六腑的力量。那名幼师突然指着父亲大叫，就是他！

幼师的吼声惊飞了窗外香樟树上的一群麻雀，母亲让她摘下口罩直面父亲。阳光透过香樟树茂密的叶子射进来，父亲的脸色阴晴不定，他比母亲想象的要冷静得多。其实父亲一直都是这副德性，在我记忆中，父亲从没大悲大喜大惊大怒过。我姐总结得很好，父亲的情绪都在琴弦上，都在花鼓戏的唱腔里。

不管母亲怎么诱导，父亲就是不承认自己见过那名幼师。母亲逼视着父亲，两人的目光像刺刀一样对撞，母亲听到了刺耳的金属噪音。

父亲的态度激怒了那名幼师，她像头发狂的母兽扑上去对父亲又抓又挠。母亲没有阻拦，她觉得这是父亲应该遭受的待遇。很快，父亲的脸就被挠花了，头发也被扯掉了一撮。父亲忍无可忍，一把将幼师推倒在地，他高举吉他，警告她再胡闹就不客气了。父亲发脾气时也是冷冷的，并不歇斯底里，戏曲之家的熏陶使他很注重风度。母亲却没有那么好的修养，她勃然大怒，强奸犯居然敢当着警察的面对受害者“施暴”，这还了得！

母亲掏出手枪，啪的一声，子弹打在父亲的吉他上，然后穿过杉木面板破窗而出，击中了香樟树梢上的鸟巢，羽毛、鸟蛋和枝叶纷纷扬扬地落了下来。

父亲听见了吉他破损时发出的古怪的蜂鸣音。

母亲以为这次可以收押父亲了，但局领导不同意。因为仍然只有受害者的指控，没有其他证据，而且局领导认为父亲还会作案，监视居住有可能抓到现行。母亲气得血压飙升，那些天她走在街上，总觉得自己像朵棉花头重脚轻。

父亲继续着被监视的生活，看书、写字、跳舞，抱着破吉他唱歌。久而久之，负责监视父亲的母亲对邓丽君的歌也耳熟能详了。有一天母亲哼着小调去上班，同事看她的眼神都怪怪的，母亲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哼的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母亲惶惑了一阵子，自己没改造好父亲，反而被父亲悄悄毒害了。

从那以后，母亲经常在口袋里放些零食，嘴巴想哼哼时就吃点儿什么，我高度怀疑我那个吃货姐姐就是遗传了母亲的这个毛病。

端午节棉花街要搞警民联欢会，请了花鼓戏剧团唱《刘海戏金蟾》，唱小生的演员却突然急性阑尾炎发作。出席联欢会的有从北京来的一位老首长，他是从棉花街走出去的将军，还是一个花鼓戏迷。母亲向局领导紧急请示后，接受了剧团团长的建议，找父亲前来救场。

父亲正在看小说《呼啸山庄》，不唱歌跳舞的时候，他总是安安静静的，像窗外那棵孤独而沉默的香樟树。母亲叮嘱父亲，这是政治任务，完成好了将来能减刑。父亲不慌不忙地拿起那把破损的吉他，弹了几下，琴弦发出沉闷的声音，像是一个晚期哮喘病人的干咳。

父亲说他没犯罪，不需要减刑，要他上台演出就赔他一把新吉他。

母亲被迫当场立下字据，一周内赔父亲一把新吉他，父亲这才跟着母亲来到联欢会现场。为了避免父亲被台下的观众认出来，剧团团长特意对父亲的脸部做了化妆处理。母亲全程监督父亲的一举一动，生怕出任何纰漏，她甚至打开了手枪保险，把子弹推上膛。

父亲一开腔就博得了满堂喝彩，跟传说的那个臭流氓相比，台上的父亲完全是另外一个形象，他把刘海的忠厚善良、幽默风趣演绎得淋漓尽致。母亲看得有些呆了，她一度怀疑上场的不是父亲，而是别人。

演出很成功。老首长非常满意，还走到后台主动提出跟父亲合影。意外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父亲突然喊冤，要老首长替他做主。听完父亲的冤情，老首长扔下“严查”二字，然后拂袖而去。

在场作陪的市领导和局领导都很尴尬，都把气撒在母亲身上，认为是她事先没做好父亲的思想工作。母亲哪料到父亲会唱这一出，回红楼后，母亲指着父亲的鼻子破口大骂。父亲没有回嘴，我从少年时代就知道，在肢体语言方面，母亲绝对是专家，父亲甘拜下风。

那天晚上父亲点了一支烟，吐着小蘑菇似的烟圈，淡淡地对母亲说，你这个样子怎么嫁得出去？

那时民警还没有禁酒令，母亲在联欢会上喝了不少酒，她借着酒劲说，想娶我的男人能从小吴门排到韭菜园，你瞎操什么心？你个臭流氓还是想想自己以后能不能找到老婆吧！

母亲骂人的本领大概率是来自外婆的遗传，我见过外婆因为别人偷了她家的两条黄瓜而骂街，起承转合抑扬顿挫宛如唱戏。

骂着骂着，母亲的舌头就有点儿大了，后来又骂了些什么她已经不记得了，她醉倒在月影斑驳的地板上。等母亲后半夜醒来时，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床上，她还发现警服扣子被解开了一半。更让她惊恐万分的是，皮带上的手枪不见了！

母亲吓得酒意全无，跳下床四处寻枪。谢天谢地，手枪在枕头下找到了！尽管身体没感觉到任何异样，半敞的警服还是让母亲意识到自己被人轻薄了。红楼里没别人，案犯肯定是父亲！

母亲那个恨啊，此时此刻，她一枪崩了父亲的心都有！母亲拿着手枪去找父亲算账，但从楼上找到楼下都没发现父亲。母亲的耳朵里嗡了一声，像是飞过了一架轰炸机。

父亲跑了！

母亲跳上摩托车追了出去，在棉花街上来回寻找。午夜的街头一个行人都看不见，只有野猫野狗睁着绿幽幽的眼睛游荡在黑暗深处。

母亲坚信父亲这次逃跑不是一时冲动，肯定早有预谋。父亲的逃跑也意味着他的犯罪事实绝对板上钉钉，他不心虚跑什么？等抓到父亲，母亲要问问他是用哪只手解开了她的警服扣子，她一定要把这只手打折了！

终于，在漆黑一团的巷子里，母亲发现有个人影在奔跑，脚上穿的白鞋子像两张被风吹动的纸片。母亲一个急刹横在人影面前，车灯一照，果然是父亲。

还没等父亲适应车灯的强光，他的脑袋就被母亲摁在墙上狠狠地撞了一下。父亲挣扎着叫母亲放手，说自己是来抓流氓的。母亲又好气又好笑，一个被监视居住的流氓跑出来抓流氓，这不是贼喊捉贼吗？

想到父亲趁她酒醉时干的龌龊事，母亲的手上又加了把劲。毫不讳言，那一刻母亲是动了杀心的，她再也不想看见这个臭流氓了。她甚至希望父亲反抗得更激烈些，好给她一个就地正法他的正当理由。幸好母亲没有得逞，否则，她击毙的不仅仅是我的父亲，还剥夺了我和哥哥姐姐来到这个美好世界的权利。

父亲说，他当时听见母亲睡觉的房间里有动静，过去一看，一个男人跑了出来，他就赶忙追了过去。母亲自然不相信父亲的话，作案动机、时间、地点和条件，父亲都符合，不是他是谁？

母亲正要铐父亲回去，父亲突然从墙上抠了一把青苔朝她脸上撒去。母亲的眼睛立即被迷住了，父亲趁机逃之夭夭。

天亮了，太阳照在红楼前的那棵香樟树上金光闪闪，父亲就像树叶上的一滴露水突然被蒸发掉了，无迹可寻。走在棉花街上，母亲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她感觉自己不再是穆桂英了，而是个受气的小丫鬟。

母亲把所里的工作移交给了副所长，然后换上便服，带着一把手枪、一副手铐，踏上了追逃之路。

母亲把父亲可能藏身的地方全都搜查了一遍，可连父亲的一根鞋带都没找到。她又在父親可能作案的地点守株待兔，饿了，就吃冷馒头;渴了，就喝几口自来水;困了，就找个涵洞露宿。一个礼拜下来，母亲自己倒像个逃犯了——蓬头垢面，身上散发出一股酸臭味。

就在母亲准备扩大寻找范围时，副所长带来了好消息，犯罪嫌疑人抓到了，但不是父亲，而是一个打扮酷似父亲的男人。后来才知道他叫徐鸣，当过汽车修理工，因在女澡堂偷窥女人洗澡被发现，为逃避公安机关处理，他从外省流窜到长沙。

徐鸣在橘子洲头侵害一个女青年时，被父亲和群众抓了现行。

民警讯问时，徐鸣对罪行供认不讳，他说自己租住在京广铁路边的一个小房子里，以捡破烂为生，顺带干点儿小偷小摸。京广铁路从棉花街穿过，他经常看到我父亲身边簇拥着一群唱歌跳舞的女青年，就动了歪心思。正巧他也懂点儿音乐，就去报了个吉他培训班，学成后就模仿父亲的装扮去作案。

为了不被父亲发现，徐鸣每次都是在远离棉花街的偏僻地段作案。端午警民联欢会上，徐鸣也在现场观看。当他发现父亲找老首长申冤时，他就萌生了在红楼里侵犯母亲的念头，以便让父亲坐实罪名。但他犯罪未遂就被父亲察觉，只好仓皇逃走。

父亲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逃离了监视居住地，到处寻找那个让他背黑锅的人，最终得偿所愿，洗掉了泼在自己身上的脏水。父亲身边重新聚集了一批活力四射的青年男女，他们清一色花衬衣、牛仔裤、小白鞋。我可以很骄傲地说，父亲就是那个年代棉花街的时尚领袖。

恢复了名誉的父亲扬眉吐气，又回到了花鼓戏剧团唱小生，母亲却掉进了痛苦的深渊。一些被母亲打击处理过的坏分子四处造谣，说她被徐鸣玷污过。这当然是无中生有，徐鸣亲口否认，父亲也可以作证母亲并未受到侵犯，但人言可畏，母亲的光辉形象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被蒙上了厚厚的雾霾。

在街道办一位妇女干部的建议下，母亲去医院做了妇科检查，结果显示处女膜陈旧性破裂。母亲目瞪口呆，因为她从没交过男朋友，处女膜怎么可能破裂？医生说，激烈运动也可能引起处女膜破裂。母亲上过战场，抓过罪犯，这都可能导致她“见红”却不自知。

母亲徘徊在湘江边，被流言中伤的她觉得受了奇耻大辱，她再也没有脸穿这身警服了。母亲绝望地举起手枪对准太阳穴，就在她要扣动扳机时，父亲如神兵天降，紧紧攥住了母亲握枪的手。父亲早就看出母亲这些天精神恍惚，于是悄悄地跟在她后面。

父亲身上那股好闻的薄荷味如一场梅雨席卷了母亲，她像个毫无主见的小女生扑在父亲怀里痛哭失声。

母亲哭诉道，唯有一死，才能证明她的冰清玉洁，才能捍卫她作为警察的尊严。父亲只思量了几分钟，就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他对母亲说，我们结婚吧。母亲以为自己听错了，父亲又说了一遍，我们结婚吧。

父亲的声音并不大，母亲却感觉如雷贯耳，就像回到了战场上，万炮齐鸣，整个世界都在摇晃。

作为案件的亲历者，如果父亲跟母亲结婚，就足以证明母亲是清白之身，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因为在那个保守的年代，没人愿意找一个失贞的女人做妻子。

母亲哭得更厉害了，那个夏天父亲就是她的救命稻草。

父亲沉冤昭雪后，母亲对父亲的印象有了很大的改观，她遵守诺言赔了他一把吉他。每次路过红楼，母亲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脚步，想看看父亲是不是又坐在窗前看书，她还喜欢闻父亲身上的薄荷味。

那一刻，父亲的血性和担当彻底征服了母亲，她几乎是在一瞬间爱上了他。

母亲问父亲是不是出于同情心才跟她结婚。

在父母漫长的婚姻岁月里，这个问题母亲不厌其烦地问了无数次，每次父亲都一口否认。从我对那段历史的分析来看，母亲和父亲是不打不相识，母亲身上那种脂粉英雄的气质慢慢打动了父亲，进而产生了爱慕。但我觉得，父亲跟母亲结合绝对有同情的成分。父亲爱看外国名著，也喜欢读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他骨子里就是个重情重义的小刘海。

当然，父亲不能把真实想法毫无保留地说出来，他要维护母亲的骄傲和自尊。

正如父亲所料，他和母亲要结婚的消息传出去后，谣言就销声匿迹了。在徐鸣被判死缓的当天，父亲和母亲在棉花街举行了婚礼。那天，父亲抱着吉他深情地弹唱了《甜蜜蜜》，还和母亲合唱了一段《刘海戏金蟾》。我看过婚礼的老照片，父亲像个嬉皮士，母亲身穿警服，怎么看怎么不和谐。

母亲在感情上能接受父亲，但在父亲人物形象的设定上，母亲是颇有意见的。结婚后，母亲开始了改造父亲的伟大计划，她觉得父亲应该沉稳些，穿戴打扮不能再花里胡哨了。她身为警察，她的丈夫应该注意形象。就这件事，母亲多次跟父亲交涉，但父亲我行我素油盐不进。

母亲决定采取强制措施，一天晚上，她给父亲喝的咖啡里掺了安眠药。趁父亲熟睡时，母亲把父亲的花衬衣和牛仔裤全都锁进了箱子里。她还把父亲的长发剪了，推了个小平头。母亲很满意自己的杰作，现在父亲看上去精神多了。

母亲也是用这一套管理治安的，她雷厉风行快刀斩乱麻，行事绝不拖泥带水，在她的铁腕治理下，棉花街从治安混乱区一跃成为治安示范区。

父亲醒来后照镜子，以为遭遇了“鬼剃头”。当父亲明白是母亲搞的鬼后，他一声不响地走过去，一个响亮的耳光甩到了母亲的脸上。父亲到底是唱戏出身，不像母亲那样锋芒外露，他把情绪掩饰得很好，所以给了母亲出其不意的一击。我一直觉得父亲具备做地下党的天赋，沉默而隐忍，但该出手时就出手，快如闪电。

母亲回过神来后，发出了一声河东狮吼，她一个擒拿手法，就锁住了父亲的双臂，就差戴铐子了。在父亲眼里，母亲是他的妻子，他没必要像以前那样忌惮她的警察身份了。因此父亲奋起反击，他要捍卫男人的尊严。

唱戏的尽管学的是花拳绣腿，但也不全是假把式。父亲很快就摆脱了母亲的控制，反手又给了她一巴掌。母亲火冒三丈，手下不再留情，她和父亲从卧室打到客厅，从楼上打到楼下，锅碗瓢盆枕头扫把满天飞。最后两人都累了，坐在地上直喘气。父亲说母亲不尊重他，干涉他的自由。母亲指责父亲结了婚还吊儿郎当，把低级趣味当时尚。他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

母亲上班后，父亲撬开箱子，又换上了那身花哨的行头，但少了一头飘逸的长发，他走路都觉得不自在了。母亲到了派出所，民警都注意到她脸上有五个手指印，没有一个人敢吭声，但大家都知道母亲的婚姻出了问题。

都说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母亲和父亲也是如此。当父亲渐渐适应了自己的新发型，当母亲想起湘江边父亲的温柔一抱，两人就又坐到了一张桌前，睡到了一张床上。但过不了多久，他们的冲突又会再次爆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战争与和平成了我家的永恒主题。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完全融入了棉花街，就好像她是街旁的一棵绿化树，尽管是移植而来的，但根系已经深深扎进了这片土壤。换句话说，母亲爱上了棉花街，爱上了这里的烟火和鸡零狗碎。她再也没有梦见过部队了，她现在的梦都跟棉花街有关，跟自己的男人有关。

爱并不能解决所有矛盾，有时还会制造矛盾。结婚半年后，母亲和父亲有了爱情的结晶，但战争的阴霾却笼罩在了围城上空，这次冲突的导火索是一个女人。

母亲早就看这个“第三者”不顺眼了，因为她被父亲“暗恋”了许多年。她就是唱起歌来要死不活的邓丽君。父亲平时听一听、唱一唱她的歌也就罢了，但他把双卡收录机放在母亲面前，让肚子里的孩子也听。还说他之所以花鼓戏唱得好，就是因为他还在我祖母肚子里的时候，经常听我祖父放的戏曲唱片。

父亲不光放邓丽君的磁带，还用吉他弹唱她的歌。母亲见不得父亲这副德性，她早就吃邓小姐的醋了。母亲有着强烈的占有欲，尽管邓小姐住在遥远的宝岛，不认识我父亲，两人这辈子可能都没机会见面，但母亲还是很不爽，她觉得父亲爱邓小姐胜过爱她。

母亲是霸道的，不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这是她在部队养成的强硬作风。军人不霸道没有杀气，上了战场就会尿裤子、当俘虏。这是母亲在新兵连时连长说的话，她一直记在心里。

母亲不允许别的女人跟她分享爱情，父亲只要一弹唱邓丽君的歌，整个人就变了，怎么形容呢？就好像下雨的天空突然绽放出阳光、一棵秋天的树突然长满了花朵。父亲还一度把邓丽君的海报贴在床头，这让母亲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她一气之下把海报撕了。

父亲故意让有孕在身的母亲听邓丽君的歌，更让母亲醋意翻腾。母亲对父亲下了一道禁令，只要她在家，就不许再放邓丽君的歌！

母亲的理由是，父亲自己要堕落她管不着，但不能把孩子带坏了。她不希望孩子生下来整天嗲声嗲气，不管男孩儿女孩儿，都应该有股阳刚气。

父亲说，现在大街小巷都在唱邓丽君的歌，很流行的。

母亲驳斥道，流行的就一定是好的？脑膜炎还流行呢！

父亲又说，我是在对孩子进行艺术熏陶，把艺术跟脑膜炎比较，那才是真的脑膜炎。

尽管母亲觉得邓小姐的歌格调比较低，但并不难听，她偶尔也会哼上几句。她讨厌邓小姐主要是因为父亲太迷恋这个女人了，她反而成了插足的第三者。

有一天父亲下班回来，离家还有一段距离，就听见一首雄壮激昂的歌曲从红楼里传出来。拎着一把大葱从门口经过的孙大姐笑道，哟，海阳，学广播体操呢。

棉花中学每天做广播体操前，大喇叭里放的就是这首歌。

父亲上楼后发现，母亲腆着肚子，坐在双卡收录机旁边织毛衣边听歌。父亲摁下停止键，说你能听点儿别的吗？棉花中学的孩子都往学校跑，以为要做广播体操了，你这是干扰教学秩序。母亲不顾父亲的嘲笑，她把邓小姐的磁带全部锁进了抽屉，能播放的只有那些动不动就“啊”的歌曲。

母亲说要让孩子在娘胎里就接受到正确的世界观教育。以前父亲放邓小姐的歌，輕声细语她都嫌吵，现在贴着收录机听这些高分贝的音乐，母亲却怡然自得，可见真理总是站在霸权主义者的一方。

父亲的那把吉他也被母亲锁起来了，不是锁在家中的箱子里，而是锁在棉花街派出所的柜子里，跟枪放在一起，开柜得两把钥匙，还要输密码。母亲说，等孩子生下来再把吉他还给父亲。

孩子是在母亲的肚子里，母亲对胎教的话语权自然要比父亲大一些，所以父亲一忍再忍，一让再让。

听不见邓小姐歌声的父亲有段时间失魂落魄，跟失恋了似的。没多久，父亲带回来两盒磁带，听说不是邓小姐的，母亲就任由父亲放了。但听着听着母亲就觉得不对劲了，怎么跟邓丽君的歌一个调调？什么《美酒加咖啡》，什么《爱你在心口难开》，肉麻死了！母亲拿起磁带一看，一盒是龙飘飘的，一盒是凤飞飞的，都是妖里妖气的名字。从此母亲的“狐狸精”名单上又多了两个名字——龙飘飘、凤飞飞，她们在我家一律处于绝对封杀的状态。

父亲虽然愤懑，却无可奈何。女人怀了孕就是家中的慈禧太后，他只能好好伺候著。好在我家房间多，母亲在楼上，父亲就去楼下。母亲在客厅，父亲就去书房。只要母亲不在跟前，父亲想唱就唱，当然，分贝不能太高。母亲听见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父亲能收敛，她也不想赶尽杀绝，兔子逼急了会咬人的道理她懂。

母亲对“狐狸精”的仇恨还延伸到了她的日常工作中。

那个年代，盗版音像制品泛滥，群众缺乏版权保护意识，但母亲绝不纵容，只要棉花街有人售卖那三个“狐狸精”的盗版磁带，她必定没收销毁，谁求情都没用。

渐渐地，棉花街售卖盗版音像制品的商家绝迹了，偶尔有打游击的，也绝不卖邓丽君、龙飘飘和凤飞飞的磁带。

母亲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胎教，她相信听了那些热血沸腾的歌曲，孩子出生后会志存高远。母亲还引用了一个反面教材来论证通俗歌曲的危害，她说徐鸣就是因为热衷听那些歌才走上犯罪道路的。父亲反问，为什么我听了没有犯罪？

母亲想了想说，那是因为有我在监督改造你！

在大部分情况下，父亲觉得自己跟母亲交流是对牛弹琴。父亲经常孤独地眺望辽远的天空，吹着口哨眼神忧伤。

父亲在家里跳迪斯科的权利也被母亲剥夺了，理由同样冠冕堂皇——噪音太大，会动了胎气。母亲怀胎十月，父亲是怀恨十月，他觉得自己受到的折磨一点儿都不比母亲少。

看到父亲越来越听话，母亲心花怒放，她觉得自己孕育新生命的过程，也是父亲新生的过程。在母亲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外婆住进红楼，来照顾母亲。

外婆是个媒婆，自己却当了几十年的寡妇，我外公年纪轻轻就成了烈士。老家方圆八十里的事外婆都门儿清，她经常在母亲面前拉呱乡下的八卦，谁家的媳妇偷汉子了，谁家的公公扒灰了……她津津乐道，跟说书似的。

八卦中的主角都是母亲认识的乡亲，有些还是跟她一块儿长大的发小儿，因此母亲乐于倾听。母亲压根儿不觉得这些八卦是隐私，她就是听这些长大的。母亲对八卦有一种朴素的情感，觉得这些乱七八糟的事里透着一股泥土的芬芳。

母亲一个人就已经让父亲不好对付了，现在母亲又多了个帮手，敌众我寡，父亲更是难以招架。父亲盼望着孩子早点儿出生，外婆能早点儿回农村去。他感觉红楼已经不是一栋洋房，而是一个城中村。

那段时间，坐在红楼的花窗前，父亲感觉自己不像一个文艺工作者了，更像一个农民。

母亲却为父亲的这种变化感到欣喜，在她眼里，这才是男人应该有的样子——内敛、朴实、本分。在母亲的心目中，父亲就是一块成色不好的铁疙瘩，在她的锤炼下终于淬火成钢，她很有成就感。

把我哥哥姐姐的胎教完全归功于母亲是不准确的，父亲的通俗音乐和外婆的八卦都起了作用，它们混合成一首奇葩的交响曲在我家日夜弹奏，无休无止。我甚至有点儿同情我的哥哥姐姐，还没来到这个世界就被许多噪音折磨，他们的小心脏受得了吗？

我的哥哥姐姐出生在1985年秋天，三岁前，他俩不分彼此，一看就是双胞胎。三岁后五官长开了，就越来越不像了，无论长相还是性格。再大一点儿后，母亲发现我哥更像她自己，我姐更像父亲。所以母亲更疼我哥，父亲偏爱我姐，晚四年出生的我是个意外，因为母亲的坚持才来到这个世界。我像是个多余的人，没有父母疼爱。

我哥从小就很野，喜欢爬树掏鸟窝，半夜装鬼吓人。在KTV，别人都唱通俗歌曲，他却飙美声唱法，一张嘴就把人的耳膜震得嗡嗡响。对了，我哥一个大男人还特别喜欢明星的八卦，他记不住父母的生日，但明星养的宠物是什么星座叫什么名字他一清二楚，不得不说，我哥从小就展现出做狗仔的潜质。

我姐不关心别人的事，她以自我为中心，爱臭美，喜欢穿牛仔裤，爱读外国小说，还热衷跳舞。不过那时已经不流行迪斯科，她跳的是芭蕾和拉丁。从小学到高中，她都是班上的文娱委员，校花级别的。

母亲经常后悔，说实施胎教的时候可能自己姿势不对，让我姐离父亲近了一点儿，所以这丫头接受了父亲的世界观教育。站队不同，也让家里分成了立场分明的两大阵营。后来上高中学历史，书上说人民的内部矛盾是可以调和的，我完全不认同，因为我家的内部矛盾从来就是水火不容的。有时我很庆幸我的孩提时代没有跟哥哥姐姐生活在一起，否则，我很可能成为家庭冲突的受害者。

哥哥姐姐从小就看对方不顺眼，看电视会争遥控器，我姐要看《樱桃小丸子》，我哥要看《圣斗士星矢》;到了电影院门口，我姐要看《乱世佳人》，我哥要看《黄飞鸿》;我姐坐在香樟树下读小说，我哥就往树上扔炮仗;我姐跳舞，我哥就在旁边踢足球……三句话不合，我哥就动手。动手我姐当然吃亏，每次都被我哥打得哇哇大哭。但我姐伶牙俐齿，看的书又多，她会用软刀子捅人。

我姐经常讽刺我哥蠢得像猪八戒，吝啬得像葛朗台，丑得像卡西莫多，酸得像孔乙己。我哥听不懂就去翻书，他后来能当上娱记真的要感谢我姐，是我姐的软刀子给了他文化启蒙。要不然，我哥可能就成了棉花街上的二流子。

我哥脸皮厚，有时挨了我姐的软刀子也不痛不痒，我姐就到父亲面前告状。我姐口才好，经常添油加醋煽风点火。譬如，我哥只是揪了一把我姐的长辫子，我姐会夸大其词说自己整天都头疼欲裂，简单的算术题都不会做了，有可能脑震荡，智商可能会下降，连初中都考不上。父亲听了我姐的告状，就抓起擀面杖把我哥揍得哭天喊地。这个时候，我姐就会得意地弹起钢琴，似乎在给我哥伴奏，够腹黑的吧？

母亲下班回来看见我哥的屁股又红又肿，她心疼了，就骂父亲小题大做下手没有轻重，还骂我姐太娇气爱挑拨是非，而且心机深，老告阴状。知女莫若母，真是一点儿没错。父亲打我哥，手边有什么就抄什么，家中的任何摆设都可能是刑具。我哥经常跟母亲抱怨，满清十大酷刑也不过如此。

母亲不打我姐，但常常会用言语伤害她的自尊心。母亲嘲笑我姐爱读外国小说是崇洋媚外，钢琴弹得连楼里的老鼠都搬家了。母亲还说我姐跳舞难看，爱打扮更是有早恋苗头，母亲要我哥每天盯着我姐随时汇报。

我姐买了一个带锁的日记本，每天睡觉前都要在上面写上几段。我哥偷到了钥匙，悄悄翻开日记本，他没有发现我姐早恋的证据，却发现字里行间全是我姐对母亲的不满。我哥早就想买一辆单车，为了得到这个奖赏，他毅然举报我姐。母亲看了我姐的日記本，气得把它烧成灰冲进了马桶，说自己养了一只白眼狼。

我姐哭哭啼啼地向父亲告状，父亲先是趁母亲还没回家，把我哥揍得鬼哭狼嚎，然后又以侵犯女儿隐私为由，跟母亲吵了一架。母亲把大盖帽往桌上一扔，说少给我扣大帽子，法律我比你懂！她是未成年人，我是监护人，我有权看她的日记。幸亏我看了，不然不知道她的心理扭曲到何种程度，小小年纪就恨我这个当妈的，长大了还不得虐母、弒母？再不挽救她就晚了。

父亲说，那你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她为什么恨你。

母亲说，我怎么知道！然后很阴毒地补充了一句，还不是种不好！

母亲这句话很伤人，但父亲没有暴跳如雷，他一向是绵里藏针杀人不见血。父亲看着窗外说，那棵香樟树是我祖父种的，知道为什么一直长不高吗？我请搞园林的同学来看过，不是种不好，而是土不行。

母亲的脸刷地红了，知道父亲在拐着弯骂她，刚刚喝到嘴里的一口茶全喷到了墙上。有句话父亲始终没有说出来，如果他有个带锁的日记本，他也会在上面记录对母亲的种种不满。尽管父亲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日记本，但他的内心世界挂着一把锁。很多年来，母亲一直没有找到打开这把锁的钥匙。

“四”真不是一个吉利数字，哥哥姐姐四岁那年夏天，棉花街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事情跟那个导致父母结合的强奸犯徐鸣有关。尽管我哥我姐很小就听人提起过父母勇擒强奸犯的故事，但都是一些语焉不详的片段，如同一盒劣质磁带，总是卡顿。特别是我那个喜欢八卦的哥，对这件事充满了好奇，他多次试图从父母那里获得详情，却每每被喝止。这让我哥无法理解，那么光荣的事迹父母为什么要遮遮掩掩？

总之，在我哥四岁之前，那件事成了家族中的一个秘密，顽强却隐秘地在他的心里生长。

徐鸣服刑的白泥湖劳改农场，是洞庭湖围湖造田形成的一块湿地，每到汛期，总要抗洪护堤。1989年仲夏时节，洞庭湖洪水滔天，随时有溃堤的危险。白泥湖劳改农场的犯人被紧急转移，徐鸣就在这次混乱的转移途中逃跑了。

根据徐鸣狱友的举报，徐鸣不甘心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葬送在高墙内，多次试图越狱，并且扬言出狱后要报复当初抓他的我的父亲。公安机关对这个举报非常重视，马上通知我父母注意防范。

徐鸣逃跑时母亲刚刚生下我，为了安全，我被连夜送到外婆家寄养。还没满月的我，就这样可怜兮兮地成了乡下孩子。公安机关把徐鸣列为重点追逃对象，最远甚至追到了内蒙古大草原，但一直没有抓到他。

那段时间，母亲高度警惕，每天亲自去幼儿园接送我哥我姐。下班后母亲会带枪回家，晚上睡觉一定要关好门窗。半年过去后，徐鸣杳无踪迹，母亲紧绷的弦也就松弛下来了。徐鸣很狡猾，其实他早就潜回棉花街了，一直躲在木工厂后面那个荒废的防空洞里，昼伏夜出。

待风声稍稍平息后，徐鸣开始了报复行动。趁我父亲随剧团下乡演出，徐鸣潜入红楼。那天是周六下午，母亲在加班，家里只有我哥我姐，一个在玩橡皮泥，一个在画画。徐鸣在厨房找了把剔骨刀，然后用绳子将毫无防备的我哥我姐绑了起来。

徐鸣想等我母亲下班后，找她敲诈一笔钱再将三人杀害。我哥我姐完全吓傻了，我哥甚至眼泪汪汪地说了句，叔叔，能不能把我捆松一点儿？我的胳膊好疼。这成了我姐日后取笑我哥的杀手锏，说他关键时刻表现得像个叛徒，一点儿节操都没有。

棉花街最近发生了一系列入室盗窃案，丢失的并非贵重物品，而是生活用品，母亲一直在侦办这个案子。她判断是流窜人员作案，盗窃是为了解决生活所需。母亲带着民警查到了木工厂后面的那个防空洞，在里面发现了铺盖，还有居民家失窃的生活用品，其中包括一把吉他。母亲就在那个时候想到了徐鸣，她叫了声“坏了”，然后掉头就往外面跑。

当母亲冲进红楼时，眼前的一幕让她目瞪口呆。我的哥哥姐姐已经被捆成了粽子。徐鸣把剔骨刀架在我哥的脖子上，笑着说，银所长，好久不见。

母亲让跟来的两位民警呼叫增援，徐鸣没想到母亲还带了帮手，如果当众杀人，他根本没有逃脱的机会。徐鸣临时改变了策略，只要钱不索命。

增援的警察把红楼围得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徐鸣要求母亲用十万块现金来换两个孩子的命。这时，接到消息的父亲骑着摩托车从乡下赶回来了。当母亲还在犹豫是否答应徐鸣的要求时，父亲一口应允，他马上去银行取钱，又找剧团借了一笔公款。

按照徐鸣的要求，十万块现金装在一个旅行袋里。徐鸣等到夜色降临才放了我姐，然后把我哥放在父亲的摩托车后座上当肉盾。当徐鸣挎着旅行袋，准备骑上摩托车逃跑时，母亲隐身在香樟树后，一枪将他击毙。

子弹是擦着我哥的头皮飞过去的，我哥被父亲从摩托车上抱下来，当天晚上就发起了高烧，三天后才恢复正常体温。后来每次我哥对我姐张牙舞爪使用暴力时，总被我姐嘲笑他是只纸老虎。

这一突发事件直接影响了我的命运，等父母去乡下接我回长沙时，外婆已经舍不得我这个外孙了，她抱着我不肯撒手，哭得稀里哗啦。父母只好让我继续住下去，这一住就是十五年，直到我外婆去世。

我被寄养到乡下的谜团终于解开了，父母之所以讳莫如深，是不想让我知道谜底后有心理阴影。特别是母亲从外婆那里得知，我胆子很小，晚上一有风吹草动就躲在被子里大气都不敢出。他们不知道，其实我是装的，每次我表现出害怕，外婆就会买糖给我吃。父亲忘了，我也是在这个戏曲世家出生的，是天生的戏精。

父亲是母亲的初恋，在认识父亲之前，甚至没有哪个男人单独闯入过母亲的梦中，尽管她从来不乏追求者。母亲直到四十岁那年秋天才知道，她不是父亲的第一个女人。作为一名警察，而且是经验丰富的警察，母亲觉得自己太失败了，竟然让父亲把这个秘密隐瞒了这么多年。母亲甚至感叹过，再高明的警察也看不破戏子的演技，那些在台上唱念做打的，个个都有两副面孔。

父亲爱过的那个女人叫秋葵。

秋葵当年也是花鼓戏剧团的演员，唱花旦，比父亲小两岁。跟父亲一样，她对迪斯科和通俗歌曲的热爱胜过唱戏。她喜欢和父亲一起在阳光下摇摆身体释放激情，喜欢听父亲抱着吉他在她耳边浅吟低唱。当父亲被当成流氓監视居住时，她父母禁止她再和父亲来往，并且让她从剧团辞职去投奔在深圳开服装公司的舅舅，她的人生从此像我外婆家门前的浏阳河一样，拐了个大弯。

等秋葵知道父亲是背了黑锅时悔之晚矣，她已经嫁给了一个大老板，还生了个儿子。后来她丈夫车祸去世，她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把儿子送到纽约留学后，她去陪读了几年。儿子成年后，她一个人回到了棉花街。走遍万水千山，她还是觉得这条长满香樟树的老街最温暖，这里留下了她的少女时代和最美最痛的爱情。

父亲和秋葵是在棉花街上邂逅的，在秋葵眼里，父亲还是那么英俊潇洒。在父亲眼里，秋葵变了，褪去了青涩，优雅而知性，很像父亲在外国名著上见到的贵妇人。他们就像燧石碰撞在一起，两颗心瞬间擦出了火花。

那时花鼓戏越来越边缘化，剧团处于半瘫痪状态，年轻点儿的演员纷纷另谋出路，留守人员就是父亲这样的中年人。父亲没有停薪留职，是因为他不知道离开剧团自己还能干什么。

由于资金短缺，剧团已经两年没有排戏了，父亲这个小生徒有虚名。父亲每个月拿着基本工资，也不用上班，他整天抱着吉他弹唱当年那些让他怦然心动的歌谣。这个时候，母亲已经不再把那些摸不着看不见的女歌星视为“狐狸精”，她知道父亲不过是想找一点儿年轻时的感觉。

父亲很失落，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他出风头的时代了。秋葵的出现，像一道闪电照亮了父亲灰暗的天空。

秋葵把父亲和剧团领导请到长沙当时最高档的小天鹅大酒店吃饭，她说她可以赞助剧团排一台花鼓戏《刘海戏金蟾》，条件是父亲唱小生，她唱花旦。这可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剧团早就想漂漂亮亮地排一台戏，让这个浮躁的社会见识一下传统戏曲的魅力——说不定剧团还能因此起死回生。

救命是需要钱的，没钱只能等死，秋葵就是这个送救命钱的活菩萨。

父亲和秋葵枯萎了近二十年的爱情树又开花了。秋葵还期待着结果，她希望父亲的余生都能跟她在一起，她有能力把两人年轻时做过的梦都变成现实，她要给父亲幸福，这样她才会幸福。

父亲和秋葵每天早出晚归，在剧团排练《刘海戏金蟾》。他们排的是别人的故事，演绎的却是自己的感情，一字一句唱的都是彼此的心声。剧团的领导都看出来了，但没有声张，剧团的命运捏在秋葵手上。

秋葵问父亲能不能给她一个美好的结果。父亲不置可否，说公演后再谈这个。秋葵希望这台戏快点儿公演，父亲却希望慢一点儿，再慢一点儿，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选择。秋葵对父亲的诱惑是巨大的，但这跟她的财富无关，父亲从来不是个爱财的人，他爱的是那种灵魂的共鸣，母亲不能给他的，秋葵能。父亲又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男人，他很恋家，不愿意为了自己的幸福抛妻弃子。当初是秋葵缺乏勇气，现在轮到父亲缩手缩脚去意彷徨了。

母亲对父亲的变化毫不知情，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了，不再有神经兮兮的少女心。是我正在读高二的哥察觉了父亲的不对劲，他发现自己的摩丝突然少了，鞋油也用得很快。一开始我哥以为是我姐搞的鬼，偷偷观察后，发现是父亲在用。我哥很奇怪，因为这两样东西父亲很多年前就不用了。我哥从小就是个喜欢挖别人隐私的家伙，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母亲。

母亲马上联想到最近父亲身上的薄荷味浓了，衣服三天两头地换，出门前在镜子前照来照去。母亲心里一咯噔：有情况！

母亲跟踪了父亲，发现他这些天都在排戏。剧团里的人母亲都认识，但那个唱胡秀英的花旦她从未见过，母亲觉得很蹊跷。母亲略施手段就查明了秋葵的底细，她甚至从父亲的同事那里找到了父亲当年和秋葵的合影。母亲心里像打翻了一瓶老陈醋，父亲从来没有跟她交代过自己有“案底”。母亲没有打草惊蛇，父亲和秋葵是否旧情复燃她还没有证据。

父亲和秋葵在排戏过程中眉来眼去打情骂俏，被躲在窗外的母亲尽收眼底，但这不算铁证，刘海和胡秀英在戏里面就是这副德性。职业经验告诉母亲，捉贼捉赃，捉奸捉双。

一天下午，父亲和秋葵排戏结束后到岳麓山上游玩，母亲远远地在后面盯梢。秋葵回忆起了当年跟父亲在一起时的种种美好，父亲受到感染，唱了一首《又见炊烟》，又跳了一段迪斯科。父亲的嗓音比以前浑浊了，舞姿也没有以前飘逸了，但秋葵听得入神，看得着迷。父亲心中滚过一阵暖流，秋葵才是他永远的崇拜者，永远的红颜知己。秋葵看父亲就像看一个天王级的偶像，喜悦和仰慕是发自内心的。母亲看父亲，仅仅是丈夫而已，而且这个男人有一大堆臭毛病，经常需要她来改造。

秋葵给父亲描绘大洋彼岸的幸福生活，住的房子比红楼还大，就在海边。她有两辆车，比市长的专车还高级。她有很多艺术家朋友，父亲去了那边不会孤单。秋葵含情脉脉地看着父亲，说她还想要个孩子，属于他们俩的孩子。秋葵的话在父亲的心里荡起了一圈圈涟漪，他死水一潭的生活很久都没有波澜了，秋葵给他带来了活力。

母亲暂时还没有抓到父亲出轨的证据，但父亲和秋葵关系暧昧，板上钉钉。母亲很不服气，秋葵凭什么跟她抢男人？论长相论身段，她不比秋葵差。说来说去秋葵只是比她有钱，这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自己赚的。对了，秋葵比她风骚，看父亲的眼神肉麻兮兮的。肉麻谁不会啊，只要她愿意！

母亲开始爱打扮了，出门前必抹胭脂擦口红喷香水，隔三岔五就去做美容，说话还带了点儿嗲声嗲气。母亲要让父亲知道，自己比那个妖精更好看更有风韵。父亲看惯了粗线条的母亲，习惯了母亲穿制服，他皱着眉头对正在敷面膜的母亲说，你能正常点儿吗？跟个鬼似的！我姐也憋着笑说，妈，你不会是更年期综合征提前了吧？

母亲一下就泄了气，她觉得是因为父亲有了新欢，所以横竖看自己不顺眼。母亲再懒得跟那个妖精斗法了，那些虚招都没用，得来硬的！从此母亲每天都把手枪别在身上，就等着捉奸。

母亲无数次想象过捉奸的画面，一脚踹开房门，冲进去大喝一声：都不许动！然后她命令父亲和秋葵跪在地上认错，如果不老实，或者认错态度不诚恳，她就砰砰两枪，当场击毙这对奸夫淫妇。母亲不知道自己到时候有没有勇气开枪，但她知道捉奸后，她肯定会跟父亲离婚，她眼里容不得沙子，何况这不是沙子，是一根刺，一根会让她痛一辈子的毒刺。

想到这个家就要散了，母亲犹如万箭穿心，夜不能寐。她想跟父亲好好谈谈，让他悬崖勒马，但母亲又忍住了。她没有任何证据，现在摊牌只会让父亲和秋葵行动更隐蔽，后果更不可预料。

那个细雨迷蒙的日子，母亲在父亲的BP机上发现了秋葵的留言：下午演出结束后，我在小天鹅大酒店8088房间等你！

母亲擦着手枪，悲愤像春潮汹涌，该来的终于来了，该结束的也该结束了。母亲揣着手枪悄悄跟在父亲后面出了门，临走前，她回头看了一眼红楼，有点儿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味，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来，她担心自己捉奸时失控成为杀人犯。母亲就像一个刺客，一个即将去刺杀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刺客，肩头有种沉甸甸的使命感。

那天是《刘海戏金蟾》公演的日子，声势造得很大，剧团给很多单位赠了票，田汉大剧院座无虚席。老团长人情练达，他把给棉花街派出所的赠票交给了父亲，至于父亲给不给母亲这张票，老团长就不管了，日后母亲追究起来，也不关剧团的事。

父亲没有把票给母亲，他甚至没有把公演的消息告诉她。父亲无疑是心虚的，也是内疚的，如果母亲在台下看着他和秋葵假戏真做，他很可能会演不下去。父亲不能容忍自己演砸，这台戏不仅寄托着他和秋葵的爱情，也关系剧团的命运，他绝不能当历史罪人。

母亲根本不需要票，她出示了警官证，以维持秩序为名进入了剧院，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暗中观察。演出开始了，母亲把父亲和秋葵的每个表情每个动作都看在眼里，发现他们的一颦一笑都没有表演的痕迹，全是真心流露，唱念做打默契而自然。那一刻，向来骄傲的母亲有了一丝自卑，台上的那两个人是如此般配，就好像刘海是为了胡秀英而生的，胡秀英是为了刘海而来到人间的，谁离开了谁这台戏都唱不下去，唱不精彩。

父亲和秋葵在传统戏曲里加入了很多现代元素，让观众眼前一亮，掌声如潮，演出大获成功。

母亲随着人流离开剧院，她来到小天鹅大酒店，坐在大堂的小酒吧里，点了一杯咖啡。二十分钟后，母亲看见卸了妆的秋葵满面春风地进入酒店。又过了一刻钟，母亲透过落地玻璃窗看见父亲走过来，她的心脏开始狂跳，就好像第一次上战场。父亲突然停下了脚步，站在酒店门口的喷泉旁抽烟，一支接一支。

母亲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是担心在酒店碰见熟人，还是想摆一下大男人的架子，故意让秋葵多等一会儿？

母亲比父亲还煎熬，她觉得心头像爬上了千百只绿头苍蝇，难受得要死。为了抓捕犯罪嫌疑人，母亲曾无数次在恶劣的环境中蹲守，有一次她甚至忍着强烈的恶臭和蚊虫的叮咬，在公厕旁蹲守了一天一夜。从来没有哪一次蹲守像今天这么痛苦，母亲几乎要崩溃了。

父亲突然扔掉烟头，快步离开了酒店，往棉花街的方向走去，那是家的方向。母亲的眼角湿了，心也湿了，趴在上面的绿头苍蝇好像受到了雨水的惊扰，嗡的一声全都飞散……

母亲回到家，看见父亲正在厨房做番茄炒鸡蛋。饭后父亲来到卧室，母亲正在烫警服。父亲说，今天是《刘海戏金蟾》首次公演。母亲说，听到消息了，据说反响不错。父亲又说，有件事我想告诉你。母亲说，忙了一天了，头有点儿晕，没什么重要的事就别说了。

父亲没吭声了，他回到书房弹吉他。没多久，母亲听到嘣的一声，似乎是弦断了。以后有好几次，父亲又想说，但都被母亲找借口给挡了回去。再以后，父亲就不说了，因为秋葵走了。

《刘海戏金蟾》连续公演了二十场，场场爆满，剧团真的起死回生了，演出邀请雪片般飞来！可以说，是见多识广的秋葵给花鼓戏带来了新的理念，给剧团发展指引了新的方向。公演结束后，秋葵华丽退场，她知道自己的使命完成了。

那天秋葵在8088房间一直等到次日天亮，父亲始终没有来。秋葵明白了，她的爱情已经尘封在从前的棉花街，再也不能见阳光了。秋葵离开时父亲没有去送行，他托老团长将自己的吉他送给了秋葵。秋葵一看那把断了弦的吉他就落泪了。

至此，我终于搞清楚了，传说中的那把吉他是如何从我家消失的。秋葵带走的不仅仅是一把吉他，还有父亲一段充满理想主义的爱情。

我的哥哥姐姐都没能继承母亲的衣钵，既没当兵也没当警察，这让母亲非常遗憾。最像母亲的我哥，高中毕业后本来有个参军的指标，但他死活不去，偏要考大学读新闻系，毕业后他在北京的一家报社当娱记。我姐则考上了舞蹈学院，毕业后进了省歌舞团当演员。我也是吃笔杆子饭，没考上正牌大学，揣着一张自考专科文凭在广告公司做文案。

我姐经常出现在电视台的文艺节目里，父亲是她的铁杆粉丝。母亲却从不看，她觉得女孩子就应该庄重矜持点儿，蹦蹦跳跳的不成熟。我姐从小就爱跟母亲对着干，长大了也一样。在婚姻大事上，我姐彻底把母亲惹毛了。

在一次聚会上，我姐认识了一位外教，被他的幽默谈吐和绅士风度所吸引，外教也迷上了我姐身上那种东方女性古典优雅的气质，两人迅速好上了。热恋了一年，外教要回国，我姐准备跟他一起漂洋过海，但遭到母亲极力反对。母亲完全不能接受我姐嫁给一个洋人，在她的意識里，洋人都跟美国西部片里的牛仔一个德性——野蛮粗俗，放荡不羁，对爱情不忠诚，对婚姻不负责任。

总之，母亲认为，我姐嫁给洋人就是掉进火坑。

母亲苦口婆心地对我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她从鸦片战争讲起，一直讲到朝鲜战争。讲到激愤处，两眼喷火咬牙切齿，简直把我姐当成了卖国求荣的汉奸。我姐说，妈，你讲的都没错，但那是历史，现在早已经翻开新的篇章了。

我姐告诉母亲，她男朋友跟白求恩一个城市，算是国际友人。但母亲就是不同意，她还以中国男多女少这个社会问题来教育我姐，说嫁给老外就是没有社会责任感。我姐反驳说，男多女少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现在搞改革开放，要有国际视野，不能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

父亲喜欢看外国名著，知道洋人不都是母亲想象的那个样子，他让我姐先把人领回来看看。我姐男朋友的到来，轰动了整条棉花街，街坊都来看热闹，唯独母亲不露面。我姐和她男朋友在家住了两天，母亲在派出所住了两天。父亲倒是对这个洋女婿很满意，虽然语言不通，但洋女婿也爱唱邓丽君的歌，音乐把两人的距离迅速拉近。

我姐和她男朋友离开后，母亲才回家，一个礼拜她都不许父亲关窗户，说屋里有股羊膻味。

尽管母亲以断绝母女关系相威胁，我姐还是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洋人，定居在了那个遍地枫叶红的国度。之后整整三年，母亲没跟我姐说过一句话，写信不回电话不接，我姐寄回国的照片母亲看都不看。直到我姐生了个蓝眼睛的女儿，在视频里奶声奶气地叫外婆，母亲的心才软下来。但母亲嘴上还说着硬话，我没有原谅那臭丫头，但孩子是无辜的！

母亲后来才知道，最伤她心的其实不是我姐，也不是我这个连大学都没考上的老三，而是我哥。

我哥在北京媒体圈混得风生水起，跟很多影视明星都是好朋友，当然，也得罪了不少生活不检点的明星。我哥当娱记那几年，母亲几乎每天都要跟他通电话，打听一些八卦。第二天，母亲再把这些八卦传播到棉花街。毫不夸张地说，半个长沙城的明星八卦都来自棉花街，来自红楼，来自母亲。

母亲为此沾沾自喜，她觉得是自己拉近了明星和普通群众的距离。在我家整整一面墙上都是明星的签名照，只要母亲青睐哪个明星，我哥就能弄来这个明星的签名照。照片无一例外都写着一行字——赠银桂芳女士。每有客人来访，母亲第一件事就是带他们参观这面墙。在客人的啧啧赞叹声中，母亲有种明星般的荣耀。

母亲的荣耀突然有一天化成了悲伤。

我哥给母亲打电话说，他跟一个叫梅妮的女演员同居了，而且已经开始谈婚论嫁。母亲在网上到处查那个梅妮的信息，那是个六七线的演员，在几部没怎么听说过的电视剧里当过配角。母亲特意把梅妮演的电视剧全都找过来，每天翻来覆去地看，比她当年看《高山下的花环》和《凯旋在子夜》还痴迷，其实梅妮的戏份全部加起来还不到一百分钟，台词没超过两页A4纸。

梅妮长得有点儿像《庐山恋》里面的女主角张瑜，母亲一看见街坊就推荐梅妮演的电视剧，还大言不惭地说，你看我家儿媳妇像不像那个张瑜？多有明星范儿！母亲已经把还没过门的梅妮当成自己的儿媳妇了，她觉得梅妮迟早会红。母亲年轻时特别不喜欢搞文艺的，觉得文艺工作者都靠不住。人到中年后，母亲的思想变了，这跟母亲成功改造了父亲不无关系。

母亲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她经常把这种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哥。母亲认为配偶做什么工作不要紧，关键是要能驾驭得住。能驾驭就能改造，能改造就能把配偶变成自己想要的那种人。在我看来，说父亲被母亲改造并不准确，说改变更贴切一些。父亲的灵魂是放浪不羁的，像匹野马，母亲只是给他上了一道缰绳，但马依旧是马，并没有变成骡子。其实母亲的改变比父亲更大一些，只是她自己不承认。

出乎母亲意料的是，父亲并不喜欢梅妮。按理说，梅妮是演员，父亲也是，他应该喜欢这个准儿媳才对。父亲看了梅妮出演的电视剧，说她长着一双桃花眼，招男人。母亲朝父亲翻了個白眼，说我当初招的男人比整条棉花街的香樟树还多，我也没给你戴绿帽子。父亲又说，她举止有些轻佻，不正派。母亲驳斥道，那是演戏，你唱《刘海戏金蟾》的时候，还不是这副德性！

父亲坚持自己的观点，说正因为他自己是唱戏的，眼毒，能把人看到骨子里。母亲冷笑道，别在关公面前耍大刀，我是警察，火眼金睛，是人是妖我一眼就能分辨！父亲背着母亲给我哥打电话，叫他尽快跟梅妮分手，找个稳重点儿的女孩儿。我哥阳奉阴违，转身就把父亲的话告诉了母亲，说父亲干涉他的恋爱自由。母亲气不打一处来，骂父亲的手伸得太长了。母亲还说，我哥是她的儿子，基因强大，没有什么妖魔鬼怪降服不了。

母亲的潜台词是：父亲以前也是一只妖，是被她给降服的。

父亲反问，你基因那么强大，那为什么担心你女儿嫁给老外会受苦受难？

对待儿女的婚事，母亲的确是双重标准，她义正词严地回答，因为女儿像你，自己都需要改造，还怎么改造别人？

母亲的蛮横不讲理让父亲无言以对。我哥宣布恋爱后不到半年，他就失恋了，这一结果狠狠地打了母亲的脸。失恋的原因一开始我哥没有说，母亲也不好问。母亲在电话里听到我哥那死气沉沉的声音，就知道是他被梅妮甩了。母亲愤愤不平地说，吹了就吹了，再重新找一个。又说，戏子无义，还是找个良家妇女好。父亲在旁边干咳了一声，示意母亲不要扩大打击范围，他也是戏子。

母亲越发来劲了，这个时候她闭口不提自己的强大基因，她把我哥失恋的责任全部推卸给父亲。为了表忠心，我哥曾经把父亲试图棒打鸳鸯的事告诉了梅妮，说自己绝对不会动摇。母亲言之凿凿地说，梅妮肯定是得知父亲反对后，才跟我哥拜拜的，她怕嫁过来受公爹的气。虽然父亲背了这个黑锅，但内心是高兴的，他觉得我哥和梅妮分手是好事。为此，父亲还请棉花街上的几个发小儿吃了顿夜宵，喝得烂醉如泥才回家，就好像失恋的是他。

失恋后，我哥痛不欲生，简直要得抑郁症了。他坐了一夜绿皮火车回到棉花街，说不想在北京混了，那里处处都是梅妮的影子，连空气里都是梅妮的味道，一呼吸就会心痛。

恰在那个时候，母亲出差去了，安慰我哥的重任落在父亲的肩头。至于我，根本就不是我哥的倾诉对象。我比我哥小四岁，而且没上过正经大学，我哥觉得我没有资格跟他平等对话。

父亲给我哥讲关于失恋的励志故事，说贝多芬被伯爵家的小姐甩了，才创作出世界名曲《致爱丽丝》;三次失恋才把尼采造就为伟大的哲学家;梵高就是因为失恋才创作出那幅不朽的自画像……

父亲煲的心灵鸡汤我哥一口都喝不下去，一喝就吐。没几天，整条棉花街的人都知道我哥被“张瑜”踹了。街坊自发地组织起来，张罗着给我哥介绍对象。那些天，父亲逼着我哥走马灯似的去相亲，相亲对象从路边小饭店服务员到省直机关公务员，从妇产科医生到火葬场女化妆师，年龄从十八岁到三十岁，完全一副饥不择食的德性。我哥那时才二十七岁，花样年华啊，父亲却恨不得连小寡妇都领一个回来让我哥对个眼。

见面半个小时之内，女方一般都能看中我哥。因为我哥高大帅气，名牌大学毕业，还是京城名记。但讲着讲着，我哥就会把话题转移到梅妮身上。他跟女方大谈自己和梅妮的罗曼史，还对女方甲说，你的鼻子长得像梅妮;对女方乙说，你左眼像梅妮，右眼不像;对女方丙说，你皮肤像梅妮，水嫩水嫩的……到最后，女方都会落荒而逃，把我哥当成是受了刺激的花痴。

幸亏母亲及时回来了，她力挽狂澜，阻止了父亲的荒唐行为，挽救了我哥。

母亲出差回来那天下午，我哥又喝到脑子不清醒，他嚷嚷着要去跳湘江。父亲拼命拦着我哥，还要母亲赶紧用手铐把我哥铐住。母亲没拦我哥，反而拦住了父亲，她恨铁不成钢地说，让他去跳，我就当没生这个活宝！

我哥跑到几百米外的湘江边，被风一吹，酒就醒了大半。那时正值汛期，湘江涨大水，波涛汹涌，我哥双腿打战，不敢跳江了。他又不好意思马上回去，怕棉花街上的人笑话他，便点了一支烟，眼神忧郁地望着不断翻飞悲鸣的水鸟，又想起了他亲爱的梅妮。这时，母亲和父亲跟了过来。

母亲说，湘江又没盖盖子，怎么不跳了？有种你就跳啊！

父亲说，别听你妈瞎说，快回家吧，天涯何处无芳草！

母亲说，小子，你不跳你就不是男人！

父亲说，你妈在瞎说呢，大丈夫能屈能伸！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哥跳也不是，不跳也不是，左右为难，十分尴尬。父亲正要上前拉我哥回去，母亲却猛地抬脚把我哥踹到了江里。岸上发出一片惊呼声，父亲正要跳江救我哥，但被母亲拽住了。母亲知道我哥水性好，淹不死。等我哥呛够了水后，母亲才扑通一声跳下江，把死狗一样的我哥推上了岸。

说来也怪，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的我哥吐光肚子里的浊水后，像变了一个人，从此不再提梅妮。他又变得人五人六起来，在棉花街到处吹嘘他混狗仔队的经历，不管别人家的电视里放什么影片，他都指着主角说，那是我哥们儿，那是我姐，老铁了！

活过来的我哥说出了他失恋的真正原因，一天夜里他起床上厕所，发现梅妮躲在卫生间吸毒。我哥质问梅妮毒品是从哪里来的，梅妮不肯透露，还说圈里人都好这口，能激发艺术创作的灵感。我哥要梅妮去戒毒，梅妮不肯，两人为此大吵了一架。

第二天，趁我哥出门上班，梅妮悄悄搬走了，还更换了手机号码。我哥发了疯似的到处找梅妮，只要知道哪里有剧组开机，他就会跑去看梅妮在不在里面，但梅妮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一点儿消息都没有。

父亲庆幸地说，毒品猛如虎，多亏分手得早，不然我哥会被这个女人害死。后来父亲一直为自己的这句话懊悔不已，说自己乌鸦嘴，一语成谶。

听说梅妮涉毒，母亲高度重视，她要我哥去一趟当地公安机关，不要跟警察说他和梅妮的关系，只反映梅妮涉毒的情况，警方肯定会处理的。我哥答应了，回到北京后，他走到派出所门前又折了回去，他念旧情，不想梅妮因为吸毒被抓，那会毁了她的演艺事业，甚至整个人生。

我哥的这种慈悲心理把自己的一生给毁了。之后他的遭遇基本上来源于公安部门的调查，我只是复述整理一遍，再发点儿自己的感慨。

我哥决定自己找回梅妮，他对好友说，他对梅妮已经没有了爱情，寻找她纯粹是出于一种救赎心理。母亲跟我说，大凡自恋的男人都有这种臭毛病，爱在女人面前扮演救世主，其实他们自己才需要救赎，但永远没有自知之明。我总觉得母亲这话是说给父亲听的。

我哥开始关注演艺圈里的吸毒情况，想要撕开这个黑幕，他相信梅妮就躲在黑幕之下的某个隐秘角落里。在一次暗访时，我哥发现了线索——某位红得发紫的明星多次在自家别墅聚众吸毒。我哥悄悄地追踪，居然找到了一个位于京郊的制毒贩毒窝点。让我哥吃惊的是，梅妮竟然也在里面！

我哥一激动就犯了糊涂，他顧不得自身安全，要拉着梅妮去自首。梅妮是这个制贩毒品组织头目的情妇。我哥不仅跟毒枭抢女人，还要断他的财路和生路，这无异于捅了马蜂窝。绰号“独狼”的毒枭把一把仿五四式手枪交给梅妮，要她杀了我哥，以示忠诚。梅妮不敢，也不忍，“独狼”就亲手开枪将我哥杀害，而且一连打了三枪，枪枪致命。

案子很快破了，涉毒明星被抓，这个制毒贩毒窝点也被警方捣毁，但开枪杀害我哥的“独狼”跑了，梅妮也不知所踪，两人都成了警方通缉的对象。

白发人送黑发人，母亲和父亲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母亲后悔当初没有坚持让我哥当兵，或者考警校。只要穿上了制服，精气神就出来了，犯罪分子就害怕了，我哥的悲剧也就不会发生。老实说，母亲是有些鄙视搞文艺的，那都是绣花枕头。

母亲说，我哥骨子里还是有颗文艺心，跟父亲一样，都怪当年胎教没做好。

我哥被评为烈士，那时他还没结婚。去北京整理我哥的遗物时，母亲才知道我哥牺牲前又找了个女朋友，是个演员，但不演戏也不唱戏，跟我姐一样，在文工团跳舞。母亲离京那天，我哥的女朋友来送行，她抱着母亲哭得梨花带雨。

回湖南的绿皮火车上，母亲望着窗外的北方平原一直在琢磨，我哥的女朋友怎么有些面熟？父亲看了母亲带回的照片，说那丫头像秋葵。母亲这才想起来，确实像唱胡秀英的那个花旦，从此母亲再不提她。

当了二十多年派出所所长的母亲本来是有机会被提拔的，已经有内部消息放出来，要任命她为区公安分局副局长。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母亲做了件轰轰烈烈的事情，这导致她再也无缘升职，还差点儿被调离公安系统。

梅妮的老家也在长沙，她潜逃回来没多久就被抓了。经过讯问，她并没有参与制贩毒品，而是被“独狼”胁迫姘居。警方还根据梅妮提供的线索，抓获了几个吸毒的知名艺人，捣毁了一条毒品供应链。梅妮检举有功，因此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而是被送到了湘江边的一座强制戒毒所。

母亲送一批吸毒人员到戒毒所来时，很偶然地得知梅妮也在这里戒毒。管教说，没有一个亲属来看梅妮，她自暴自弃，还有自残行为。母亲动了恻隐之心，她联系上了梅妮的父母，要两位老人抽空去看看女儿。老人执意不肯，说早就当这个女儿死了。原来梅妮为了买毒品，以在北京购房为由，把父母的养老钱都骗光了，还找亲戚借了不少钱，至今未还。

在沟通中，母亲得知梅妮有个表姨在云南，她是唯一没有被梅妮骗过钱的亲戚。母亲竟然想到要冒充梅妮的表姨前去探视，而且给她买了许多吃的喝的东西。我一度认为母亲是更年期到了，或者是提前患上了老年痴呆。因为梅妮是间接害死我哥的凶手，跟我家有血海深仇，母亲居然以德报怨，她不是疯了是什么？

而且在我印象中，母亲从来没有给我们三个孩子买过这么多好吃的。尽管我已经过了馋嘴的年龄，但嫉妒一点儿都没减少。

母亲去看望梅妮，父亲是知情的，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夫妻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父亲没有阻止母亲的疯狂行为，他知道阻止也没用。母亲决定了的事，一辆解放牌汽车也拉不回来。而且，父亲不忍心看着母亲每天坐在我哥的照片前默默流泪。我哥暗访制毒贩毒窝点，其实没那么崇高，他归根到底是为了让梅妮不再吸毒。我哥没有完成的事，母亲想替他完成。父亲知道，不让母亲了却我哥的心愿，她的眼睛会哭瞎的。

梅妮没有见过她表姨，母亲谎称到长沙开槟榔店，受梅妮父母所托来看望她。母亲在云南服役几年，能说一口比较流利的云南话，梅妮信以为真。只要不是太忙，母亲每个星期都会去看梅妮一次，告诉她，父母都在等她回家。母亲甚至把从父亲那里学来的邓丽君的歌和花鼓戏《刘海戏金蟾》，在对讲机里唱给梅妮听。母亲坚持探望了半年后，梅妮终于下定决心，必须戒毒，她再也不能亏欠父母，更不能亏欠这个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表姨”，她觉得“表姨”是这个世界上让她感觉最温暖最幸福的人。

老大牺牲，老二出国，父母的三个孩子中，我这个老三是最没出息的。父母做什么事很少跟我商量，当我知道母亲经常去戒毒所探望的是梅妮时，气得从家里搬了出去。每天下班后，我就在棉花街上的“酋长”酒吧玩摇滚，我是乐队的贝斯手。父亲对我玩的那些音乐嗤之以鼻，说那不是艺术，是鬼喊鬼叫。我和父亲也没有共同语言，交流甚少。那段时间，我晚上就睡在酒吧，我不想跟一个疯子住在一起。我觉得母亲和父亲不仅偏心眼，对别人总比对我好，而且缺心眼，竟然把我家的仇人当菩萨供着。

梅妮解除戒毒前，母亲通知了她的父母。得知两年来一直是母亲去探望梅妮，而且她就是被梅妮害死的那位记者的亲妈时，两位老人泪流满面，差点儿给母亲跪下。

梅妮在走出戒毒所时才知道“表姨”的真实身份，她当即放声大哭。以前导演总说她不会演哭戏，那一刻，她的眼泪铺天盖地，就像六月天的梅雨。她这才知道，哭不是靠演的，而是一种最真实最原始的情感宣泄。母亲也哭了，她终于完成了我哥的心愿。父亲却没有哭，那个早春二月，父亲经常巍然挺立在我哥曾经闹着要跳江的地方，眼里全是迷蒙的雾气，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我觉得父亲有点儿像《西厢记》里的张生，书生气十足。母亲却说父亲像《杨门英烈》里的杨宗保，特帅气。她这审美，跟我真是差了几条街。

如果故事到此戛然而止会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但命运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梅妮被父母接回家没多久，就悄悄给母亲打电话，说“独狼”来找她了，要带她偷越国境去金三角发大财。接到母亲的报告，缉毒队和特警紧急出动，包围了梅妮家。母亲只是一个小小的派出所所长，“独狼”也没在她的辖区内活动，抓捕这种重大在逃犯本来轮不到她，但母亲还是带着手枪身穿便服去了现场。

在警方合围前，“独狼”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悄悄地离开了梅妮家，正好跟母亲擦肩而过。母亲早就对通缉令上的那张照片烂熟于心，她二话不说，连开三枪将“独狼”当场击毙。如果是参与围捕的警察开枪，无可非议。母亲并非围捕人员，她违反程序私自带枪到现场，而且没有任何警告措施，三枪都打在了“独狼”的要害部位。

对此，母亲的解释是，当时情况紧急，“独狼”已经朝她举起了枪，她来不及警告，只好先下手为强。母亲击毙的是杀害我哥的凶手，现场又无目击证人，她的这一解释就变得非常可疑了。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独狼”杀害我哥时开了三枪，母亲击毙“独狼”也开了三枪。

我后来细想了一下，母亲的解释的确有漏洞。当时母亲身穿便服，毒枭怎么会知道她是警察，怎么会把枪口对准她？母亲说，警察身上有一股正气，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普通人可能感受不到，但罪犯能感觉到。她和“独狼”擦肩而过的一瞬间，那个大毒枭肯定闻出了她身上有警察的味道，所以掏出了枪。

我严重怀疑母亲的话，如果她不穿警服，我在她身上从来闻不出警察的味道，倒是闻出了家庭主妇的味道、小市民的味道，而且浓烈得有些呛鼻。

母亲没有成为缉毒英雄，而是被通报批评，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但母亲无怨无悔。棉花街的人都说，红楼里出来的人都是唱大戏的，我哥唱的是小罗成，母亲唱的是穆桂英，父亲唱的是杨宗保，都是响当当的红角儿！

我很慚愧，我什么都不是，给我哥拎包都不配。没有人注意到遗漏了我，就好像我不是红楼里的家庭成员，只是从这栋洋房屋顶上飘过的一片云。不仅在家里，甚至在整条棉花街，我也是个多余的人，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这让我从小就变得自卑和敏感多疑。

“独狼”被击毙那天，母亲和父亲都喝高了。母亲靠着那面贴满明星签名照的墙，边哭边絮絮叨叨地说起我哥的前尘往事。我偷偷问过母亲，到底是不是假公济私，故意击毙“独狼”为我哥报仇？尽管母亲舌头都喝大了，但革命警惕性却很高，她矢口否认我的猜想，说自己是个有原则的人，绝不会徇私枉法。我总觉得母亲说这句话时像唱戏，唱湖南花鼓戏。

那天，父亲坐在我哥生前住过的卧室里，一直坐到深夜，沉默得像株向日葵。母亲那么强势，却经常哭。父亲个性阴柔，但从没掉过一滴眼泪，至少我没见过。这到底是生活的本质，还是生活的假象？我百思不得其解。

母亲和父亲的爱情其实是从晚年开始的。

退休后的母亲和父亲经常手牵着手去买菜、散步、看电影、唱卡拉OK。年轻的时候他们很少这样亲密，偶尔如此，母亲也是很不好意思，父亲则是心不在焉。那时父亲心里还藏着一个秋葵，父亲没法同时爱两个女人。

晚年的母亲经常唱父亲年轻时喜欢听的歌，那些动人的旋律让母亲想起跟青春和爱情有关的日子，那是她最芬芳的年华，像黄金般光芒四射。那也是她最热血澎湃的年华，每一滴血都是滚烫的，都有她的光荣和梦想在燃烧。

母亲还变得有文艺范儿了，有空会坐在香樟树下读一本外国名著，或者看着辽阔的天空发呆。那些被风吹散的云朵和投射在花窗上的光影，都会让母亲心里有一种温柔的悸动。

2021年元旦，父亲突然中风，意识混沌，一度昏迷不醒，成了半个植物人。各种现代医疗手段都治疗不好后，一向唯物主义的母亲也开始相信各种偏方。什么隔夜的马尿、庙顶上的车前草、寡妇种的洋葱头……母亲就差在家跳大神了。

我总笑母亲迷信，说她是个假唯物主义者。母亲却斥责我：你懂什么，我这是做给你父亲看的，让他相信自己还有救。我突然觉得自己的理解是如此浅薄，母亲的那些荒诞举动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她给父亲吃的其实不是偏方，而是信念，一种活下去的信念。她让父亲总是抱有一种期待，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为了这种期待，父亲如同被疾风摧残的劲草，伤痕累累却生生不息。

我姐和姐夫回国看望父亲，姐夫是个心理学家，他给父亲做了一次催眠，说父亲的记忆停留在1984年春天，也就是父亲当年被监视居住的那段时期。姐夫還说，情景再现的方式对康复很有好处。换句话说，就是帮助父亲回到他留恋的那个年代，有利于他恢复记忆。

我觉得奇怪，那是父亲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他为什么会心驰神往？我姐说很好理解，那是父亲和母亲的春天，他们就是在那个季节埋下了爱情的种子。

我姐夫的诊断没错，父亲醒来后穿越到了1984年，他又穿上了花衬衣、牛仔裤和小白鞋，又开始把老磁带找出来听，我家那台古董级的双卡收录机还在，被母亲擦得一尘不染。我给父亲买了一把吉他，父亲抱着弹唱起来，眼睛里闪烁出璀璨的光芒，就像太阳照在陈年的银器上。

父亲还把自己每天的活动情况工工整整地写下来，报告给母亲。他的文字还是那么随性，洋溢着抒情和思辨的色彩。母亲也穿越到了1984年，她穿上当年的警服，以棉花街派出所所长的身份跟父亲相处。他们彼此捉弄，经常斗嘴，再次体验了只属于那个年代的爱与恨、欢乐与哀愁、迷惘与梦想。

父亲曾经教导我，找对象一定要找个贤惠的，千万不能像母亲，咋咋呼呼，粗枝大叶。父亲说这话时，就像他受了母亲多大的迫害似的。父亲中风后，母亲喂饭喂水，端屎端尿，还要装傻充愣配合父亲突然拉低的智商，母亲却一点儿怨言都没有。

母亲甚至笑着对街坊说，她和父亲又谈了一次恋爱，这是人生第二春啊！

母亲和父亲的认识从头开始，我对他们的认识也从头开始。

在1984年那个阳光灿烂的春天里，我看见母亲和父亲邂逅在棉花街的香樟树下，他们的灵魂像琥珀一样透明，浑身散发出薄荷的气味。

责任编辑/张璟瑜

文字编辑/李敏

分类：好看小说 作者：赵小赵 期刊：《啄木鸟》2022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