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作品〗让生命灿烂绽放

2021年的夏末秋初，从网上知道了良基局长的回忆录《从儿童团长到首都公安局长——张良基回忆录》出版的消息，我向良基局长要了一本。

拿到书我立刻就看。在第104页，我看到了如下一段文字：“1997年，《北京青年报》记者杨菊芳受市委领导委托到市局采访我。她采访很用心，也很热情。在采访时，很多同志对她说：‘我们的局长是性情中人，又不平凡又平凡，又刚又柔，又粗犷又细腻，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她非常认可这番话，抓住我的性格特点，写下了‘铁骨柔情’、‘性情中人’，并拟用《性情公安局长张良基》为题将采访文章发表，我没有让她发表。我认为民警是最辛苦、最感人的，应该报道他们的事迹。”

眼睛顿时湿润了，与良基局长交往的往事一一浮现在眼前。

我不禁想写一写当年的良基局长——这本回忆录里没写到的事情，写一写当年的峥嵘岁月。

有人说：这世上，所有的“突然想起”，都是“一直放在心底”。

当一本回忆录唤起了我对于良基局长二十多年前的那么多记忆，我才明白，对良基局长的采访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多么深的印痕，和他联系密切的那两年多时光，是我记者生涯中多么浓墨重彩的一笔。

1997年，也是夏末秋初，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编辑胡素娟，约我采访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张良基，写一篇纪实报道。

在他的办公室，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首都公安局长。

他和我谈了一次。更多的，我是和市局法宣处，还有市局其他处室，各分局，乃至派出所的同志了解情况。

我听到了许多关于他的感人故事，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的性格。他的性格是独特的、相互矛盾的，有坚硬如钢，也有柔情似水，有时诙谐幽默，有时却令人望而生畏。

采访完成，我铺开稿纸（那时我还不会用电脑写作），用圆珠笔写下四个字——铁骨柔情。这是我对这位首都公安局长最深的感受，后来这四个字成了这篇通讯的标题。

稿件发表在当年《前线》杂志第11期上，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我觉得意犹未尽，打算再写一篇关于良基局长的报告文学，把我在受篇幅限制的通讯中没有写进去的故事和感触写进去。

于是，我在北京市公安局开始了时间更长、范围更广的采访。这是我和良基局长、北京公安队伍接触最多的一个时期。

1995年到1997年，是北京市公安局受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公安部表彰最多的一个时期。在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自杀和随后陈希同被撤职查办的重大事件中，良基局长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带领广大首都民警确保了非常时期北京社会大局的稳定，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信任。由于成功破获了鹿宪洲、白宝山这两起惊天系列大案，“张良基”这个名字在社会上几乎无人不晓。

许多次，我看到良基局长端坐在会议或活动的主席台上，身板直直、胸脯挺挺，像一座沉稳的山。帽徽上的金盾和肩膀上的金星闪着耀眼的光。

轮到他讲话了，他站起来向全体与会者敬礼。在立正敬礼的一刹那，他全身上下都绷足了一股劲儿。身躯在这时格外挺拔，脸上洋溢着光芒，举在耳边的手也绷得直直的……人民警察的神圣和自豪，威严和坚毅，全部凝聚在这个动作里。

那时他总是说：“我热爱我的事业。”这让人感觉他不像一个饱经沧桑的六十多岁的老者，而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二十岁的热血青年。一位记者曾说过：“我们当记者的，时间长了，对许多事都麻木了，可良基局长和罪恶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却仍旧保持那么一股激情。”那激情奔腾在他不衰减的工作劲头中，奔腾在他与罪恶不妥协的斗争中，奔腾在他对人对事的严肃认真中，奔腾在他对一个又一个目标锲而不舍的追求中，奔腾在他的大爱大恨、大喜大悲、大怒大笑中……他说过：“从参加刑侦工作以来，从实践当中，我原来的幻想逐渐变得成熟……”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仍有许多幻想，或者应该说，浪漫的理想，譬如：对工作的追求，对队伍的希望……

他讲起话来特别铿锵有力，两道眉不由自主地往一块儿凑，把印堂挤出了“壕沟”。他的讲话向来是声情并茂，还辅以各种手势来加重语气。有时会脱开讲稿，把眼镜摘下来拿在手里临场发挥一段，这时，他的表情也活泼了，眉头也舒展开来了。

他这一生穿得最多的是警服。参加非警务的外事活动他穿西服，在办公室或一些非正式场合他穿T恤或夹克。但任他穿別的什么服装，也没有他穿警服英武，那是男子汉的阳刚之美。

他上任于多事之秋，受命于危难之时。此前从来没有一位首都公安局长在任期之内赶上过那么动荡的国际国内风云和那么多的大案要案，也从来没有一位首都公安局长面对过那么严峻复杂的治安形势。

有一次我去市局采访，中午和法宣处的同志路过局长办公室，看见他正在打电话布置工作。

他招手让我们进屋。

他开了一上午会刚刚回来，脱掉了警服，摘下了眼镜，换了一双拖鞋。这是一个很长的电话，他左手拿着话筒讲话，右手不断地按着眉毛和额头，蹙起的双眉间显现出三道深深的竖纹，眼袋也变得格外显眼。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在公众场合不曾看到过的他的疲惫，也看到了他内心的沉重。

和我们一道吃完午饭，他又必须马上出发去首都机场参加一项外事活动。当他洗完脸换好衣服走出来的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又是一个容光焕发的公安局长。

对他来说，北京市公安局长这个位置是一个沉重的责任，他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重担的呢？

他说：“一个人需要压力，没压力就没动力。一个人要没压力就说明没想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只要你觉得你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很远，就会有压力，对自己有要求。”

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第一站就在北京。北京市公安局全体民警总动员，力保万无一失完成安保任务。良基局长偏在此时患了重感冒，他靠打点滴控制病情，点滴打完针头一拔他就去上岗了。

似乎疾病想额外给他增加一些沉重，总在关键时刻找上他。那年春天，中央领导到永定河参加治河工程，良基局长也是患重感冒。他带警卫处的同志进行事前现场勘查。那天正赶上刮大风，永定河畔黄尘蔽天，良基局长一步一步察看、一步一步丈量，确定了中央领导参加劳动的区域地段，制订出保卫方案。待全部工作结束，他从头到脚整个儿变成了一个土人儿，只有鼻头，由于不停地擦鼻涕，是红的。

当年他对我说：“首都，什么都是重中之重。过去周恩来总理说外事无小事，如今是北京无小事。小事发生在北京，处理不当就可能变成大事，变成不安定因素。我们不能讓中央、市委市政府分心，要为他们分忧。”

二十多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我当局长后，不曾敢有过一时一刻的懈怠，就连睡觉的时候，我的神经也是紧绷着的。我这个局长不好当，像走钢丝似的，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如何确保首都平安，确保党中央安全。”

当北京市公安局长的那些年，良基局长很少在凌晨两点以前睡觉。每天工作安排得满满的，基本上无缝衔接，直到夜里十二点以后，没人找了，他才开始批阅文件，当天的文件当天批完，还要撰写各种文稿。幽默就在紧张的工作中产生了：大家把他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赶往另一个地方出席会议、参加活动或执行勤务叫“走穴”，把秘书办公室叫“候诊室”，把他批阅文件叫“写作业”，而“留作业”的，自然是秘书了。

良基局长没有上下班的概念，他根据到他办公室的人多还是少来判断是工作日还是公休日。1997年的春节，全市第一次放七天假，秘书把局机关的放假通知报他批，他问：“怎么休这么多天？”秘书解释：“春节法定节假日三天，再前后借两个大礼拜。”“什么大礼拜？”他莫名其妙。“就是一周两天公休。”“谁规定的？”秘书笑着告诉他：“国务院。”

在工作出现困难或失误时，他自责或责备别人分量最重的一句话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他的下属没有谁会对他的这句话掉以轻心或以为是空话，因为每当他说出这句话之时，往往是他最愤怒或最沉重的时候。

他最喜欢的歌是《少年壮志不言愁》。

他不擅长唱歌，刚开始唱这首歌时，有些地方总是跑调，后来才算唱得比较流畅了。他的下属和朋友听他唱这首歌时，都知道他唱的不是那音调，也不是那歌词，他唱的是一个人民警察的事业、职责、胸怀，甚至生命。

一位相熟的小辈和他开玩笑：“您都啥岁数啦，还‘少年壮志不言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他认真回击：“我就是痴心不改！”

良基有良机，质朴纯粹真性情

1997年10月初，北京市公安局法宣处举行新闻发布会，侦办一年多的石景山系列袭击哨兵案终于告破。

前不久，良基局长带队慰问民警。他在东城、西城等处都没有多停留，唯独在石景山区防暴队——犯罪嫌疑人其母所在的石景山区，坐下来谈了四十分钟。第二天，犯罪嫌疑人白宝山就根据张良基的预测出现了，并走进了公安布下的天罗地网。

人们都说，这是北京市公安局献给十五大的一份厚礼。案破的时机，这个“寸”！

这又成为良基局长的一段佳话。

他的下属也对他进行过研究，提炼出了一句学术用语：良基现象。这个现象的基本特征就是：不断地遇到坎儿，又不断地越过坎儿。

他的一生，浓缩了北京公安尤其是刑侦的历史。他随着新中国公安事业的成长而成长，参与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几乎北京所有重大案件的侦破。也许是上天对他的磨砺，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重要关口，都有大案要案发生，可每一次，在各级领导的关心下，在有关部门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各个专案组和广大公安民警的努力下，经他指挥，案件最后都得以侦破。他曾经满怀豪情地说：“我是替天行道！”这个“天”，便是党、国家和人民，这个“道”，便是保卫正义、惩治罪恶。

勇者无畏，仁者无敌。对公安事业的热爱，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是他总拥有良机的根本吧。

在良基局长的回忆录里，他对自己有个总结：“我带兵有优点也有缺点，很多同志说是被我骂着成长起来的，我承认，这是我的缺点也是我的优点。”

当年，市局许多人都领教过良基局长的震怒。急了，他真骂人，有时能把你骂个狗血淋头，但是他从来没有因为一己的事情骂过人。

当年的法宣处新闻科长刘蔚，就挨过良基局长的骂。那是一个初春的早晨，良基局长带领一批民警到机场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法宣处的同志随队采访。天在下雨，两天两夜没怎么睡觉的刘蔚又累又困、又冷又饿，抱着采访包打哆嗦。

良基局长走过来，指着刘蔚说：“别这么窝窝囊囊的。”

刘蔚小声说：“四点多就到这儿了，没吃饭。”

良基局长好像没听见一样，眼睛一瞪：“你给我精神点儿！”

任务顺利完成了，机场工作人员请良基局长用早餐。他的眼睛扫过一圈的人，落到刘蔚身上：“法宣处，跟我吃饭去！”

当年，良基局长有时称自己为“军人”。他少年时代参过军，一直对军队怀有深厚感情。而且，公安队伍不也是一支部队吗？

良基局长的下属常常亲昵地管他叫“大爷”或“大叔”，他很喜欢“大爷”这个称呼，他说老北京人管看门护院的叫“大爷”，而他这个公安局长就是给首都“看门护院巡大街”的。

不穿警服的良基局长就像个普普通通的老大爷，每天早晨起床后，洗完脸刷完牙，吃俩煮鸡蛋。良基局长是典型的山东人，平时还喜欢吃生蒜，大葱蘸酱，酱豆腐、臭豆腐抹窝头片。

他招待因公来访的人都是吃食堂。他自己吃饭有一个本儿，每顿记账，月底结算。一些特别熟的人来访，赶上饭口留饭，他不走客饭而是记自己的本儿上。有一次他对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徐滔“抱怨”：“滔子，你老在这儿跟我一块儿吃饭，这个月扣了我两百多块钱呢。”

徐滔做了个鬼脸：“是，大爷，以后我一定不和您一块儿吃饭！”可之后徐滔来市局，还是照吃良基局长的不误。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在兼任北京市委书记时，有一次和良基局长聊天：“老张你都会什么？”良基局长问：“您指哪方面？”“娱乐方面。”“我什么都不会。”“打牌会吗？”“不会。”“打网球会吗？”“不会。”“钓鱼呢？”“看过一次。”尉健行书记乐了：“好，公安局长就该什么玩的都不会！”

良基局长在压力大的时候，放松自己的方式是深夜到北京植物园去散步，或是爬到香山的半山亭去吼两嗓子。他喜欢那一片蓊郁的绿荫，绿荫能让他烦躁的心情和紧绷的神经平静、松弛下来。他唯一的嗜好是抽烟，工作压力越大，他抽得越凶。在1996年侦破特大系列抢劫银行运钞车案最紧张的时候，一个晚上他就抽了三包烟。

有人說，不会生活就不会工作。良基局长偏把这句话反过来，说：“不会工作就不会生活。”他的理由是：“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离开工作，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良基局长的回忆录里讲了从严治警，让我想起了又一段往事。

1998年3月中旬，送走了最后一批“两会”的外地代表，北京市公安局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气。之后的几天好消息接踵而至：田纪云、罗干、曾庆红同志亲自批示，高度赞扬北京市公安局出色完成“两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北京市委书记、市长贾庆林和新任公安部部长贾春旺，亲自带队来市局慰问，公安部还颁发了嘉奖令。可轻松了没几天，中央统一部署的公检法系统执法大检查和纪律作风整顿工作便开始了。

市局在1998年3月30日召开了全局再动员大会，良基局长在会上就下一步整顿工作再一次强调了以下四点：一、首先要从解决特权思想、滥用职权入手进行查摆;二、坚决铲除“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和推诿拖拉的旧衙门作风;三、坚决查处徇私枉法、贪赃枉法等职务犯罪案件;四、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办案。4月的一天，《北京晚报》刊登了良基局长致全市市民的公开信，把他强调的这四点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老百姓，欢迎人民群众监督并且帮助市局整顿。

自打公开信刊发以来，信访处每天收到的群众来信比原先增加了一倍。有些是老问题，有些却是整顿期间出现的新问题。良基局长拿着这些信找市局政治部和纪委及有关单位领导，要求加紧查处，并且进一步加大整顿力度。大家多少有些不服气：公安工作有特殊性，群众对咱不理解。张良基说：“现在不是群众不理解咱们，是咱们不理解群众。群众说不好就是实实在在的不好。你们脱下警服当回群众，亲自体验体验去。”

于是，市局纪律作风教育整顿办公室组织了一系列对窗口单位的“微服私访”。

良基局长还提出：“要亲自讲讲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于是，党委会重新研究了教育整顿的重点，决定去抓那些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和与群众关系最密切的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中去解决领导队伍的问题，同时改变基层的整体形象。

1998年，牛街派出所被国务院、公安部评为全国十大优秀派出所，相关部门组织了报告团，在全国巡回讲演。当报告团到市局向良基局长汇报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牛街派出所不能沾沾自喜。”他告诫，“你们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你们是人民哺育的，荣誉是人民的。”他还讲了罗干同志来市局视察时讲过的一句话，“人民警察是人民的儿子。”

良基局长在众多场合多次对北京公安民警重复罗干同志的这句话，他打心底里信服这句话，即便他已经当上了北京市公安局长，他觉得自己也是人民的儿子。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不禁问自己：“我写的这些陈年旧事，今天的读者还会感兴趣吗？还认同吗？”

踌躇中，我的目光落到了自己的旧稿里记述良基局长的一段话上：“他不是因循守旧的人，他深刻地意识到，在新时期，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矛盾，公安工作理应去探索新的规律、理念和方法;我们的公安人员也有权利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享受社会生产力增长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成果。但有一点，那便是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经济如何发展，社会矛盾如何错综复杂，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永远不能改变;老一辈公安人员艰苦奋斗、勤恳敬业、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优良传统，永远不能改变！”

张良基在天安门交通岗哨为交警站一岗

这两个“永远不能改变”，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公安工作中的应有之意吧。

于是，我继续坚持把良基局长“昨天的故事”写下去。

良基局长在他的回忆录里有一章写《打造一流首都交警》，不禁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故事。

199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十点多钟，良基局长外出回市局的路上，在宣武门碰上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这一带交通堵塞。他亲自打122报了警，不过没报自己的姓名，然后一边站在路边等，一边和群众聊天。

群众向他反映：“堵车，交警晚上出现场慢，态度也不好。”

良基局长说：“我向大家道歉。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欢迎大家监督、帮助。”

群众说：“张局长，您道哪门子歉，我们都知道您特辛苦！”

良基局长说：“我是公安局长啊，我有责任。”

等了十多分钟，事故勘查车还没有到，路堵得更厉害了。张良基又一次拨通了122。

其实，这时交通支队的同志已在半路上了，接警后他们并没有拖延，只是动作慢了点儿。

良基局长在第二天给交管局开的会上，对交管局的领导们说：“慢就是失职！局里一再强调，一再抓快速反应能力，为什么还会出现慢的情况？还有对群众的态度问题，也是顽症啦……”

说起来，市交管局的同志也有许多难处。就拿122报警服务台来说，自1997年和公安部、邮电部联合开通后，设备、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很长时间都不到位。有一次，一位热心人路遇交通事故打122报警，事故勘查车迟迟不来，这位热心人再次打电话催，被值班员反问了一句：“你这么着急，是不是也给堵里边了？”良基局长为这事严厉批评了市交管局。有同志想劝解一下：“也许当时的值班员是想问问情况，不是成心……”被良基局长一下顶了回去：“别找理由。现在就是要解决一个思想认识问题，人民警察就是要对人民负责任！”

为了负起这责任，他要多干多少活儿，多受多少累？他的下属也要多干多少活儿，多受多少累？人民群众对北京的交通有意见，他亲自上街搞“侦查”，遇上情况就匿名打122报警，打完电话便在街头掐着表等，看警力到底多长时间到现场。

“侦查”了一段时间，良基局长提出了一个观点：现在北京出现的交通堵塞，一方面是因为车辆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原来白天堵晚上不堵，现在人们的夜生活多了，晚上出行的车也多了，所以晚上堵车比白天更严重。他提出了解决城区晚八点到九点晚高峰堵塞的意见：卡车进城推迟一小时，即晚上九点后卡车才可以进入中心城区——当时指三环以内。

开了几次会讨论这个问题，市交管局的领导犯难，这是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儿。

三环路周边有几十个大路口、上百个小路口，改变卡车进城时间，意味着带来新的路口标志设置、警力调整、晚间管理等一系列工作。当时北京有一部分交通岗，晚上七点就下班了，推迟卡车进城时间，势必要推迟交警的下班时间。

此外，还有一个习惯问题。

对于交管局领导提出的一系列客观困难，良基局长就认准一条：“问题就在你们这些当领导的身上。解决不了，首先要从思想认识上找原因。”

他又说到了思想认识，他坚定不移地相信：人对一件事情的决心和投入程度，取决于人对这件事的认识。

市交管局的领导们承认：“从私心讲，这么干，太累了。一线的交警，更累啊。”

良基局长说：“我知道你们累，可我们是人民警察，人民警察是干什么的？”

这话让交管局的领导们沉默了，只有带领交警们去拼命。

卡车从晚八点改为晚九点后进三环路以内的新规定公布以后，即日生效。经过两个多月的磨合，交管局的工作才逐渐走上正轨。这两个月交管局上上下下是怎么过来的呢？每天晚上组织警力上三环路各个路口布防，对进城的卡车进行疏导、检查、指挥，也少不了口干舌燥地解释。连值班局长都要和交警一起上街，每天凌晨两点后才回局里。

终于，北京城区三环以内晚上的交通拥堵大大缓解了。

我在整理旧物时，无意中翻出一沓已经变黄发脆的稿纸，仔细阅读稿纸上自己陈旧的笔迹，发现竟是一段良基局长1997年除夕慰问北京丰台区西罗园派出所和西罗园一区居民的记录。

西罗园派出所地处南三环和南二环之间，成立于1989年7月，管辖着六个社区四万多人口，所里有一位全国优秀民警、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市人大代表杨秀奇。

那天下午，良基局长带领参加慰问的市局一众领导走上西罗园派出所的台阶，一眼就看到了派出所大门上方的“二十四小时对外办公”的灯箱。他问所长：“你们能做到二十四小时对外办公吗？”

所长回答：“能！”

良基局长说：“为人民服务就应该这样做。”

在会议室，所长介绍了杨秀奇的先进事迹。良基局长总结发言：“杨秀奇同志能做出这样的成绩，就是因为根扎在群众之中，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才得到群众的理解、拥护和支持。”

然后一行人去往西罗园一区的治保会。还没进楼，良基局长就被西罗园的治保积极分子围了个严严实实。良基局长一边和她们握手，一边大声说：“老姐姐们，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北京市公安局给你们拜年了！”

治保委员赵玉兰站在楼门口，代表治保会向市局领导汇报说：“自打杨秀奇来管我们这片儿，治安上没出过事儿。杨子出面协调，我们治保会从地下室搬楼上来了。小区实行封闭管理起作用了——前些日子小偷从24号楼偷了一辆自行车，因为找不着门，没偷出去。张局长，我们感谢您培养出杨子这样的好民警……”

良基局长面对这些热情的治保积极分子们，一口一个“老姐姐”：“还得感谢你们啊！是你们帮助了他。”

一辆京O牌照的面包车开到18号楼门口，从车上卸下给西罗园治保积极分子的慰问品——水果、速冻饺子，还有春联。良基局长拿起一副春联，亲自贴到18号楼门口。贴完后，他冲围着的群众连连拱手：“祝大家万事如意，万事如意啊！”周围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良基局长转身走进楼门，去看从地下室搬到楼上的治保会。小屋里暖暖和和、亮亮堂堂的，一面墙上贴着四位治保委员的五寸彩色半身像，另一面墙上贴着治保会管辖的楼区和住户分布图，以及治保条例。说着说着，治保委员又说到杨秀奇身上：“我们给杨子的锦旗和表扬信都弄好了，就是不敢往上送，怕局里把杨子调走。”

张良基深入社区慰问市民

“老姐姐们放心吧，让片儿里的群众也放心，局里不调杨子走，让他在这里继续完善他的工作法。”良基局长说，“老姐姐们，应该感谢你们对治保工作的支持。公安工作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人民群众之中，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没有我们，也没有杨子。”

临近1998年春节之时，我争取到了年三十跟着良基局长带队下基层慰问的机会。

记忆中，那天市局慰问队先去的是西城区月壇派出所。但我没有找到自己当时的笔记，找到的比较详细的记录，是慰问队在石景山区八角派出所的慰问情形。

八角派出所管辖的人口比西罗园派出所还要多近一倍，这个派出所是良基局长提出在全局开展“让群众满意在派出所”活动中，评出的一百个优秀派出所之一，也是北京三大样板派出所之一。八角派出所在“改革强警”、“科技强警”等方面有许多创新做法和丰富经验。

市局慰问队到达八角派出所时，已经很晚了，石景山区委书记、区长等领导，还有首钢的有关领导和八角街道工委的领导都来了，顿时响起一片“新年好”的相互祝贺声。拜年只是一个由头，更重要的是借这个机会，良基局长听一听派出所工作开展和队伍建设的情况。

良基局长说：“今儿就是座谈的形式，同志们放开了谈啊，咱们都是人民警察。区委书记和其他领导，你们更熟悉啦，天天和你们一块儿战斗，没什么可见外的。八角派出所的经验无论如何要抓起来，推出去！”

八角派出所所长就“放开”谈了，从1996年开始的勤务改革，警长和民警如何竞争上岗;所里各项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如何从“以人治所”转化成“以制度治所”;以江泽民总书记“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题词为指针，以“让群众满意在派出所”为出发点，又推出了哪些举措;户籍大厅也做了改造：把原来的四个小办公窗口，改成八十厘米高的平台，外侧摆上小板凳，让来办事的群众和民警都可以坐着，还能让群众监督民警的工作。新闻记者对此作了报道，叫“拆除警民感情的隔离墙”;至于被社会上深深诟病过的派出所“四难”——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八角派出所认为关键点是“事难办”。所长说话也挺接地气：“群众来了，咱民警给敬个礼，说‘您好！您请坐’，门好进了，脸好看了，话也好听了，可最后一句‘您这事办不了’，群众也不会满意！”

大伙儿都笑了，可良基局长没笑，他要听八角派出所怎么解决这“事难办”。群众来办的事五花八门，不是什么事基层派出所都能办的。所长接着汇报他们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涌现出了哪些先进个人。这时，良基局长的脸上才有了笑容。

讲到了治安防范，八角派出所也干得不错：把八角地区十五个居民小区三十栋楼全部封闭管理起来，发案率逐年下降。现在又在搞电子网络防范，资金都是区委区政府和区工委给的。

石景山分局局长瞅准空子，赶紧把话插了进来：“张局长，区委区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对我们的工作支持很大。不光搞小区封闭管理给了我们资金支持，前年为了改善八角派出所的办公条件，把之前的旧房子全拆了，盖了一栋一千七百平方米的小楼。去年为改造八角派出所的户籍大厅，又投了一百多万……”

没等良基局长表示感谢，区委书记就说：“我们石景山是个小区，虽说小日子过得不错，但一下拿出太多的钱来，还是有困难。咱也别一口吃成胖子，每年都给点儿，给咱公安解决点儿实际问题。”顿了顿，区委书记又说，“我们还给区里的公安民警盖了一栋住宅楼。民警们一年365天，抛家舍业，区委区政府有责任为他们尽点儿力。已经有一百三十三户民警住上新房了，今年年底还有一部分房子完工，到时候请你来发钥匙。”

良基局长说：“我没这资格啊，我愧得慌！”但看得出来，他心里十分欣慰。

工委书记接茬了：“张局长，保一方平安，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同的职责，我们乐意为公安干这些事。”

区委书记挺感慨：“如果全区各行各业都有八角派出所的这种精神，我们的工作就都上去了。现在，我们号召全区各行各业学习八角派出所的这种精神。”

八角街道办事处主任说：“我们经常在群众中宣传他们，老百姓都知道八角派出所民警是群众的保护神。”

良基局长高兴地说：“你们这是吹他们呢！”说完却忍不住笑了起来，他笑意盈盈的双眼扫过围坐在周围的民警，仿佛在对他们说：同志们，干得不错！

快收笔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北京植物园。

这是西山脚下的一片绿地，和北京植物园的东侧栅栏隔一条很窄的小路，是北京市公安局疗养院。

良基局长喜欢这片绿地。当年，这片绿地为他消解过疲劳，松弛过精神，也为他疗过伤。他在这里思考部署过工作决策，他人生的一些重大时刻和这片绿地紧密相连。

我使劲儿踩踏着脚下厚厚的落叶，让它们发出沙沙的响声。二十多年过去，我找不到记忆中的景物了，只记得当年北京植物园的东北部还没有湖，良基局长和他的下属，或是记者们，漫步在微微起伏的缓坡上……

岁月流淌。岁月不仅改变着北京植物园，也改变着世间所有的人。

今天的良基局长，权力与重担，风雨与拼搏，鲜花和掌声，还有和战友、和亲人生离死别的悲痛，都过去了。而他为党、国家和人民作出的贡献，留在了首都公安的历史里，留在了他的回忆录里，也留在了我此时面对的这片青山的记忆和树林的回响里。

有人说，生命无论长短，都须有一次或热烈或温柔的绽放。耄耋之年，奋笔疾书，总结自己从警五十多年经历的风雨历程，总结从警生涯牢记使命、忠诚履职的宝贵经验，如此，良基局长一直在灿烂地绽放。

责任编辑/吴贺佳

分类：纪实作品 期刊：《啄木鸟》2022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