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效”解决问题
格拉斯哥,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曾经是英国北方的工业重镇,但现在却成为英国人口平均寿命最低、生活状况最差、犯罪率最高的城市。生活在格拉斯哥的人,65岁之前死亡的可能性比英国平均水平高出大概30%。而这里的自杀率比类似的老工业城市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要高出70%。
毫无疑问,造成这种惨状的主要原因是工业衰落之后的贫穷、逐渐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社会隔离。但这只是其中几个因素—即使控制了收入、年龄和性别等变量,格拉斯哥的社会状况依旧是全英国最糟糕的。
为什么?2010年,格拉斯哥公共健康中心的教授DavidWalsh博士和格拉斯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始试图寻找答案。他们分析了包括营养摄入、肥胖、政治倾向等40多个经济社会变量,用一个统计模型仔细研究了可能的因果联系,搭建起各个因素之间可能的链条,得到的结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规划要负最大的责任。
20世纪50年代,格拉斯哥市为了解决城市中心的人口拥挤问题,在近郊规划了很多公屋住宅。这些住宅大部分都是板式高层建筑,整齐划一,密度很高,设施也相对完善。
这个设计来自当时的城市规划报告,而市政照办的速度也很快,不少新城被修建起来,而迁入的大部分人也是不甚富裕的工人阶级。
这听起来简直像是双赢的事情:市政解决了规划问题,穷人们也搬离了原来破旧拥挤的房子,住进了还算宽敞的两室一厅。
然而,事情在二三十年后开始变得糟糕起来。这些统一规划的郊区住宅中,开始出现严重的酗酒、毒品和犯罪问题。许多住在这些地方的人都能回忆起悲惨的童年生活:被醉醺醺的父母毒打甚至抛弃,自己成年后被精神疾病折磨,从而走上酗酒和吸毒的恶性循环。
被剥夺的公共空间
精神健康恶化、家庭暴力层出不穷、学生成绩变差,等等,让这里的人难以脱身;而伴随着失业和贫穷,人们的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这又加剧了贫穷本身。
那这和规划与建筑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是存在的。被强行安排进高密度住宅的人们,也同时被剥夺了“公共空间”,而这其实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尽管你可能意识不到。
20世纪70年代,纽约石溪大学的研究者做了一个十分著名的对照实验:他们把一群学生平均分到两种宿舍里面。其中一组是几十个人分别住在单人间里面,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过道,过道上有公用的卫生间与客厅(类似于廉价旅店);而另外一组,是4到6个人共用一个小型的公共空间(类似于小套间)。其他一切都是一样的。
研究者发现,在那种几十个人的大公寓里,人们面对着来来往往这么多陌生人,压力程度更高,居住体验和情绪都更差,更不愿意与人合作。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性环境过载”。这种高压其实来自一种“不可控”“缺乏自主”的感受。许多心理学实验都印证了这一点—在不可控的环境中,人们会感受到演化赋予人类的逃生本能。
而共享小空间的居住者,在心理和情绪上面的反应都更好。他们会和身边的人更快地熟络,共同照料公共空间,也不会被压抑的陌生感影响。
个人的控制感、社会的支持网络,以及压力、疲劳等,都会受建筑环境和规划的影响。特别是压力水平,它与许多生理和心理指标都是相连的,而它又会作用于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让生活变得更加难以忍受。
回到格拉斯哥的高层公寓里—人们不认识邻居,没有了工作以外的社交;拥挤的楼道、人来人往的过厅和楼梯间又是一个根本不可控的环境,不宜久留,更不能放任小孩在外面玩。对于富人们来说,他们还能雇用管理人员打扫公用环境,而那些工人公寓的公共空间则完全被遗弃,变得愈加肮脏、危险,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于“不可控环境”的恐惧。
在英国北部寒冷的冬季里,唯一的社交空间只有小酒馆。酗酒可以说是很多健康和社会问题的导火索,收工之后的工人们昏天黑地一杯接一杯,不仅加剧了贫穷,还让暴力、犯罪等问题一发不可收拾。
Walsh博士等人的研究结论也表明,糟糕的环境和萎靡的经济增加了人们对酒精和毒品的依赖程度,而这种依赖一旦形成,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摧毁无数个家庭的生活,早逝或者被疾病折磨成为常态。
这种影响不只施于一代人。从小生活在高压环境中的人,成年之后遭遇精神疾病甚至自杀的可能性会更高。童年时的痛苦遭遇,在二三十年之后才会酿成苦果;同样,当政府意识到不合理的规划会带来苦果时,一代人的命运就已经这样被葬送了。直到今天,你如果到格拉斯哥的“东区”(EastEnd)转转,看到的会是和西边的格拉斯哥大学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在这里生活的人,很难看到走出来的希望。
不合理的规划,会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不便。
更可怕的孤岛
二战之后的美国城市规划抛弃了高密度的城市建筑和公共交通,以私人汽车为依托,建立起了四通八达的高速网络。然而,人们的健康却在日益恶化—窝在车里,缺乏锻炼是一方面;大超市、快餐厅的普及又是另一方面。以车为中心的规划让穷人陷入“食品沙漠”(Fooddesert)中。城内的商业区因为城市郊区化而凋敝,没有车的人们除了加油站、快餐店以及“一元店”之外无处可去。危险的街区、缺乏公共设施和绿地的市中心,也让户外活动难以开展,人们“寸步难行”。肥胖、心血管疾病等“富贵病”在美国却盯上了穷人。
不仅仅是健康。有研究发现,在更适宜步行的城市中,穷人会获得更大的上升空间。在这样的社区里,人们能够更有效地进行社会互动,城市基础设施更丰富,商业活动随之也更活跃,下一代也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学习和工作机会。
而那些对步行活动“不友好”的街区带来的孤立、停滞和阴暗,和格拉斯哥的板式高层建筑其实如出一辙。
有人可能会争论说,其实在这些地方生活的底层人口,其最大问题是经济不振带来的贫穷,或者,在美国,其根本原因是当时的种族隔离与不平等政策。然而,糟糕的居住环境所扮演的是不平等与贫穷的“放大器”。有钱的人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制造环境、改善环境甚至逃离环境,但是,贫穷的人只能依赖现有生存環境所有的一切。
规划,特别是大规模的新建以及搬迁,实际上是把旧有的环境打破,再建一个新环境,并且将人放进这样的环境中。旧有的、根深蒂固的联结,很多时候被硬生生地拔起,又无法在新的环境中扎根。
而它们的声音,通常在城市规划的图纸上是见不到的。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只是某一种规划方式或者建筑方式造成了这样的缺陷。高密度的城市能够集中资源、缩短距离、提振经济,高楼与集体住宅也并不总是代表着压抑和孤立。问题就在于,建筑形式和人应有的生活之间的不相容。对于生活在高压力中的阶层来说,自主的丧失和无力感的扩大,都会恶化现有的生存现状。原本就脆弱的社会与经济环境,在不合理的规划中更加不堪一击。
对格拉斯哥而言,这一段并不算美好的故事已经告一段落。市政府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规划,包括曾经欧洲最高的住宅“RedRoadFlats”在内的这些高层,有些已经被拆除,有些正在拆除的路上。伦敦或许是他们学习的对象—有机生长的本地社区,不同群体的交错分布,以及有利于步行的规划,这些成为下一个阶段的重点。
分类:百家杂谈 作者:李子 期刊:《读者·原创版》202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