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房子像野兽,有脊柱,有肋骨,有呼吸,但没有心。五斗橱上的“三五”牌座钟坏了很久,成空壳子,也随它去。住在这里的人,像失去了时间。
上海市区的老房子近20年来拆掉了一大半,剩下的,一部分不能拆,一部分拆不动。前者是花园老洋房、新式里弄、整幢气派石库门,它们坐落于原法租界、公共租界旧址,梧桐掩映,曾是旧上海的一张门面。当年这些地方住着洋行大班、民族资本家,独门独院,奥斯汀汽车进进出出。进入新社会后,工人阶级入住,隔成72家房客,巴洛克浮雕阳台上晾山芋干。如今除去两三条“网红”马路,这些地方平时少有游客光顾。逢周末和黄金周,外滩、南京东路、陆家嘴人潮滚滚,如沸如撼,此地静谧如礼拜二下午。
后者,是棚户区、老街弄、“滚地窿”,其中不乏位于上海最核心的地段的,诸如老城厢、文庙周边,是台风眼,灯下黑。梦花街走进去,光启南路走出来,一路逼仄的小弄堂,污水横流,违章建筑层层叠码,半空中挂几条鳗鲞。部分居民仍使用老式木马桶,平板车挂铃铛,每日清早来收。二层木质小楼,七八辆电瓶车挤在过道,墙上密密麻麻排了十几只电表。公用灶披间烟熏火燎,糖醋小排和油煎带鱼的香味久久不散,电灯泡上套塑料袋,黑黝黝的,像一只烂梨。房东大多搬出,每月微信、支付宝收账,租客来自五湖四海,附近卖菜的、卖鞋的、划黄鳝的、修电瓶车的、扫地的、送快递的、饭店打杂的、骑三轮车收旧书旧家具的……看中此地的唯一理由是房租相对便宜。木楼梯下的倾斜空间,2.4平方米,照样挂牌出租,老早放马桶,现在安一张单人床,月租400元。也有留守的本地老人,穿软底布鞋,走路悄无声息,像一只猫。夏天乘乘凉风,冬天孵孵太阳,竹椅木凳,粗茶淡饭,度此余生。上了年纪的,不再一瘸一拐去菜摊,用生硬的普通话讨价还价,只要每日安心守在家门口,等居委会的人中午送饭来。12元一顿的“爱心老人餐”,一大荤一小荤两素一汤。吃掉一半,晚上热热再吃,再剩下的第二天早上烧泡饭,也是过。犄角旮旯里,藏身若干足浴店、按摩店,工作室兼卧室。上午10点半,老板娘施施然起床,挑开粉色窗帘,四顾睥睨,啪一口浓痰,落在3米外的街上。很难想象,一条马路之隔,是均价超过12万元的顶级豪宅。房东们的白日梦,是拆迁办来人,对话老早就构思好了—“我又不想搬的喽!”“对此地有感情。”一间阁楼,祖孙四代,挂十几个人的户口。果真来过几拨儿开发商,一问价格,被吓回去了。哪家老头子等不到拆迁,一脚去了,那哭声就格外的响亮。
如今的港汇、梅泰恒、静安嘉里、环贸iapm商场,当初莫不是密密麻麻的弄堂。打“老虎窗”望出去,黑瓦层层叠叠,直铺天际。外婆昔日的本事,是帶我横穿弄堂,左冲右突,搜索两点之间最短的曲线,计算机般精确。我拉着外婆的手,晕头转向,迷失在砖瓦的海洋里。
舅舅曾在弄堂口撞见过张瑜,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庐山恋》火遍大江南北的时候。“周筠”戴墨镜,头发精心做过,大衣围巾,拎一盒“凯司令”蛋糕,大年初一下午,给某位老导演拜年。20岁出头的舅舅如遭雷击,失魂落魄良久。以后每逢大年初一下午,舅舅寒风中伫立弄堂,却再也没遇见过。
一般外地人对上海人的误解,一是小气,二是优雅。老克勒或者老金枝老玉叶,西装笔挺,旗袍贴身,咖啡吃吃,舞跳跳,是个别现象。上海滩的真正特产,是“模子”。所谓“模子”,是对有担当男人的尊称。此外还有“瘪三蛮有腔调的”,是弄堂界的极高褒奖。上海有两种“模子”:一种,马路上打相打(打架);另一种,窝里厢(家里)打沙发。舅舅结婚时,一帮赤膊兄弟来帮忙。他们偷偷开着厂里的卡车,到郊区农场拉来砖头和木料。自己锯木头,打家具,上油漆;自己砌墙,铺地板,搭阁楼。舅舅没钱谢大家,每天完工后烧一桌子菜,再搬来一箱啤酒。一帮男人喝酒吃肉讲段子,那是最快活的日子。
后来各奔东西。有人北上求学,有人南下去深圳或海口,有人赴日本打工,有人移民澳洲,剩下的,随老房子拆迁,散落到上海各郊县。连绵弄堂一朝瓦解,对,就是这个词—瓦解,一爿黑瓦自高处跌落,顷刻粉碎。
圈地,拆迁,盖高楼,房价狂飙突进10年,多少悲喜剧上演。20世纪90年代初,舅舅分到崂山新村的一室户。房子在浦东,十六铺轮渡过江,舅舅不开心,转手10万块卖脱,雄心勃勃,全部砸进股市里。紧接着就是1994年大熊市。前段时间,舅舅一个人去了趟崂山路,回来闷了好几天。舅妈说:“气人吧,现在那里算陆家嘴板块了,300万买不回来。”
房子太贵了,成为数字概念。上海街头,身家几百万的下岗工人、低保户,满目皆是。想得穿的,房子卖脱,报“夕阳红”旅游团,回来蹲养老院;想不穿的,照旧勤谨度日,守着这一砖一木,将来留给子孙。房价深刻地影响了上海人的消费观。攥一把退休金或者下岗工资,立在橱窗前,看灯光下的酱鸭和鱿目大烤,扪心自问,省这点儿铜钿,买得起房子伐?又问,花这点儿铜钿,需要卖房子伐?于是默默付钱。
开“差头”(出租车)的爷叔讲,家里有4套房子,一套打浦桥,一套田林,两套宝山,爷叔骄傲地说:“都是全款,阿拉不问银行借钞票的。”20世纪90年代初,“差头”司机是肥差,月收入顶普通工人干一年。有点儿钞票就买房子。彼时楼盘,用现在的眼光看,便宜得令人发指。如今爷叔身家2000万,照样开“差头”,隔一天出一天车,早出晚归。不然能干吗?待在家里,老婆看多了要触气;孵沙发看电视,容易得老年痴呆;朋友知道你有两个铜钿,有些搞七捻三的,就鼓动去P2P;出国旅游一趟,法意瑞十日游,大巴车拖来拖去,还是阿拉上海好。
所以呀,伊总结,还是开开“差头”,赚点儿小菜铜钿,过过小日脚,算了。
午后三四点,天气闷热,香樟树散发浓烈的气息。小马路边摆出一张方桌,四十几岁女人,碎花衬衫,七分睡裤,桌边剥毛豆子。男人穿Polo衫,领子竖起,头势清爽,歪坐一旁讲笑话。讲到精彩处,喉咙压低,凑到女人耳边。女人哧哧穷笑,忽然用力拍男人一掌:“十三点!”
上海老绅士,寒风中排队买早点。黑色羽绒服,蓝灰羊绒围巾,银发一丝不乱。排到了,说:“老花头,一碗咸浆,咸大饼加油条,谢谢。”音色浑厚低沉。角子事先准备好。餐巾纸揩塑料凳,坐下,解围巾,豆浆里舀辣油。吃完,手帕擦嘴,塑料凳归位,走人。四座低语:“后弄堂的,交响乐团老先生,卖相灵吧?年纪轻的辰光,花头浓得不得了。现在不太出来了。”
那天饭桌上,舅舅讲起一桩旧事,说闵行区曾经有一条雅致路,上海话读起来像“野猪猡”,民愤太大,于是改名叫开心路。舅舅说:“晓得吧,上海人不要雅致的,只要开心。开心就好了。”
分类:生活情感 作者:路明 期刊:《读者·原创版》202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