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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情感〗来路不明的年货

分类:读者 更新时间:2022-08-21 15:53:32

腊月二十四,小年。快正午了,父亲还没回。二姐去村口,站在高坡上往远处看。去了三次,都没见着父亲的影子。

桔伯伯来还秤,问:“蔡根深还没回呀?”

母亲面露焦虑,叹口气,摇头。

秤是桔伯伯早上借去的。当时他随口说了句:“蔡根深不在家啊?”

母亲说:“上街买年货去了。”我们村的人将去县城谓之“上街”。

母亲没说真话。我知道父亲干什么去了。后半夜,我被尿憋醒,听得父亲起床,听到独轮车的响动渐渐远去。之前,父亲有好几次也是深更半夜起来,摸黑推着独轮车离家。

那时的我四五岁吧,但家里有啥秘密休想瞒得住我。夜间,我多半会起床撒尿,偶尔能听到父母细声商量这事儿那事儿。

不能再等了。吃罢中饭,大姐开始往大铁锅里装水,往灶膛里塞柴,点火,烧。

早就讲好,小年这天杀年猪,全家都等不及了。大哥卸下一扇门板,搁在两条高凳上。猪被杀后,会躺在这扇门上,开膛破肚,接受被肢解的命运。三姐只比我大两岁,也被安排了活儿。她备好一个大木盆,撒点儿盐,放些凉水,等会儿用来盛放和稀释猪血。

我最小,无所事事,跑前跑后,心里已乐开花。猪栏里那头黑白相间的花猪,我已去看过无数次。它连早饭都没吃,饿得慌,在空荡荡的猪食盆里乱拱。这家伙嘴里正哼哼唧唧,想必是怒火万丈,骂翻了天。它哪儿晓得,是母亲特意不给它吃—就要去见阎罗王了,还吃什么吃,浪费粮食。

叔外公终于来了。他住邻村,是杀猪匠,手上拎着竹编提篮,里面装着屠宰工具。

姐姐去喊了邻居田叔来帮忙。田叔和叔外公闯进猪栏,一人一边,用手扯住猪耳朵,往外拽。猪暴跳如雷,号叫着,不肯就范……

接下来就该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家里却闯进三个不速之客。

穿中山装的人姓刘,他在我们家吃过“公派饭”,是公社下派到生产队的驻队干部,他的吃喝由生产队安排给各家各户,轮着来。另一个人一身灰衣裳,不久前征新兵入伍,来生产队鼓动适龄小伙子积极报名,大人都喊他陈部长。他是公社武装部的部长。

余下一个最威风,白衣白裤白色大盖帽。他往我们家门口一站,所有人惊得连喘的粗气都压缩、拉长,变成几段细长细长的热气吐出来。他是一名公安。

来公安人员了!不用谁粗着嗓门吆喝,眨眼工夫,我们家门前聚集了好些社员,都不敢出声,站得好远,盯着公安看。

公安的腰间那天是不是别着一把驳壳枪?我忘记了。就算没枪,当时的我也怕得要命,怕得差点儿忘了呼吸。哥哥姐姐也好不到哪儿去,个个一动不动。

刘干部对我母亲说了点儿什么。母亲单薄的身子晃了几晃,后退两步,靠着墙壁,依旧没能站稳,顺着墙壁往下滑,最后一屁股坐在地上。我和小姐姐惊得大哭,跑过去,趴在母亲身边,抱住她的胳膊,拼命摇,不顾一切地哭喊:“妈妈,妈妈!”

母亲没昏迷。她没哭,居然还冲着我笑了一下,很短的笑。她伸手抹了一把我的脸,说:“不哭。”

婶婶赶过来,和我的大姐二姐一起扶起母亲。公安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翻开,面无表情地对母亲说:“三天内,缴清33元罚款,蔡根深同志就可以回家了。”

33元!说得轻松,那是天大的巨款。我家要有这么一笔钱,母亲铁定会急得不晓得藏哪儿才好。

父亲犯了“投机倒把罪”。

他去宁乡煤炭坝的煤矿装满两箩筐煤,用独轮车运到长沙卖掉;然后在长沙走街串巷,收购破铜烂铁,再用独轮车推着,去找乡下的打铁铺,寻个好价钱又赶紧卖掉。

父亲的算盘打得妙。冬天,湖南冷得叫,户户要烧煤取火。他的煤炭一进长沙城总能卖光,而且价格喜人。腊月,家家要大扫除迎新春,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破烂一扫而光,父亲也总能低价买到废品,甚至还能白捡到人家扔的值钱东西。

只不过来去全靠走路。

多年后,父亲忆苦思甜,说长(沙)常(德)公路上设了好几道检查关卡,他早把关卡的位置记牢了。有时是他一个人,有时和同村万礼章一起,近关卡时赶紧绕道走乡间山路。冤枉路没少走,求的是“安全”。

这回,父亲终究被围追堵截的民兵逮住。独轮车和废铁当场被没收,人被扭送去人民公社。

至今我也不清楚33元罚款的数额是如何确定的。母亲始终端着笑容说好话,婶婶和左邻右舍也加入求情行列。三个“公家人”却不摇头也不点头。他们也做不了主,他們只能公事公办。公安指着已被捆上四条腿、赖地上嚷嚷不休的猪说:“就用它作抵吧。”

母亲央求叔外公:“叔,麻烦您把它赶到公社大院去吧。”

人和猪就要出发,母亲又急急唤住。她用盆装了些剩饭,倒好多米糠,再舀两瓢水,拌匀,放地上。“吃饱了,你再上路吧。”见猪狼吞虎咽吃得欢,母亲擦眼角,劝猪:“来世,你不要再变畜生了。”

我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死命拽住猪尾巴,哭天抢地坚决不肯撒手:“我要吃肉,我要吃肉……”这一幕,好多年来,常常是哥姐们笑话我的主题。他们模仿我拽住猪尾巴不让走的姿势,模仿我撕心裂肺的哭喊。事实上,他们又能比我好到哪儿去。

哥姐个个眼泪汪汪,只是不敢号啕大哭。母亲有很多条条框框,说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哭也有规矩,不能指天捶地没脸没皮。

那年头,整个村顶多三户人家能把一头猪喂到年尾,杀掉,吃肉喝汤迎新春。我没给猪做过任何贡献,但三个姐姐为喂猪,没少吃苦受累。她们仨谁没在炎炎烈日下去外寻猪草,谁没提着笨重的泔水桶往猪食盆里倾倒过。

猪走了,人散了,家里安静下来。直到这时,母亲才扶着饭桌边沿,缓缓把自己放稳在椅子上,开始哭。没声音,只有眼泪沿着脸颊往下淌。我猜不透母亲眼眶里究竟装了多少泪水,使劲擦,总擦不完。

公家人说话果然算数。父亲回家了,带着独轮车和几块废铁。生性开朗的父亲竟然还笑眯眯的,夸抓他的人好,称赞人家公正无私。猪过秤后,说价值超过33元,就把没收的废铁和独轮车还给了父亲。

父亲在空中给我们画了个香喷喷的“大饼”:“今年过年没肉吃,明年过年一定杀头大年猪。”

明年遥遥无期,我们还是想哭,哭累了休息一会儿再继续哭。

没想到,我们的脸上很快换上了笑容。

隔了一天,上午,有个陌生人出现在我家门外。

他的肩上横着根竹棍,一头挂着两个用草绳绑着的猪脚,还有两条用草穿透嘴巴挂在竹棍上的鱼;另一头,居然吊个猪肘,想必分量不轻,没心没肺地在竹棍顶端荡秋千。

陌生人张嘴就问:“这里是蔡根深家吗?”

猪脚、鱼和猪肘,是家在益阳衡龙桥的二姨妈送我们的。

我们那里,大年三十儿的餐桌上,除了鱼、肉、鸡之外,猪脚是必不可少的。猪脚上桌后,我们称为“猪手”。父亲母亲一再强调,猪手在团圆夜名字又改了,叫“抓钱手”。老家有句顺口溜:“过年要吃猪手,来年钱不离手。”正月初一,有一个蒸猪肘摆桌子正中央,先敬奉天地菩萨和祖宗神灵,然后一家人吃,同样必不可少。因为,油乎乎的猪肘预示新一年的富足。这两样算所有年货中的重中之重,缺一不可。

二姨妈家离我们十多公里,才过一天,得知我们家出意外,已给我们备好鱼肉送来了,动作真快。

那年月没手机,也不通电话。然而,哪家有个风吹草动,靠口口相传,一传十,十传百,半晌工夫,怕连月宫里的嫦娥也已耳闻。

更沒想到的是,紧接着出现了一件怪事。

大清早,父亲起床开门。门前倒扣着一个箩筐,箩筐上还细心地压着块石头。掀开来,里面摆着一个猪头、一碗猪血、一副猪大肠和两块新布料。

谁送的呢?父母把亲友近邻盘算了半天,还是找不到头绪。

父亲乐坏了,哼着小调用燃烧的柴火清除猪头上的细毛。他爱吃猪头肉。

母亲把布料铺开来,又方方正正折叠好。春节快到鼻子尖下了,这布料肯定不是送来给我们做新衣服的,那是用来做人情礼的。那时的春节,走亲访友,往往把布料当厚礼。因为当时买布,除了要钱,还得有限量供应的“布票”。把布料说成珍贵物品不为过。

白天,母亲与邻里聊天,故意没话找话旁敲侧击。她想亲自“破案”,但始终没邻居坦白。

后来,父亲劝阻母亲,要她别去找答案了。

父亲是对的。尽管不是杀人放火的大罪,可顶着“投机倒把”的帽子,左邻右舍哪儿敢公然表示同情和亲近。

过了好些年,母亲告诉我,猪头和布料是一位“舅爷爷”送的。这个和我们家没丝毫血缘关系、相互间却走动很勤的舅爷爷,是走村串户的剃头师傅。他的腿有些跛。

夜深,他用麻袋装着猪头和布料,深一脚,浅一脚,从邻县的洪龙山村走到我们家。他不忍心敲门惊醒沉睡的我们,看到墙根儿下有个箩筐,就拿过去,把猪头和布料倒扣在箩筐下。又担心野狗来捣乱,便抓块石头镇住箩筐。

舅爷爷说起自己当“夜行侠”的事时,已是改革开放时期。时代进步了,世界变了,所谓的“投机倒把”不再是违法犯罪的行径,而是政府鼓励甚而表彰的合法经商行为。舅爷爷抱歉地解释,那年他家没杀年猪,他给一户人家的全家人剃头,不收钱,讨要了他家的猪头。他记得我父亲的喜好。

至于猪血和猪大肠,舅爷爷坚决否认那是他搁在箩筐下面的。谁放的呢?

突然记起,当时,家家户户喜欢在碗底刻个姓氏。如蔡王孟刘,有的甚至直接把姓名全刻上去。那个装猪血的碗,碗底偏偏干干净净,没字。搞不清是谁铁下心硬要制造一个无人破解的悬案。这桩悬案,恐怕只能永沉岁月深处。

那副猪大肠被母亲熏成腊味肠。正月里,用晒干的朝天椒炒腊味肠,真香。我再没吃过比那一年的腊味肠更美味的人世珍品了。

分类:生活情感 作者:〔澳〕蔡成 期刊:《读者·原创版》202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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