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起老金,故事还得从头讲起,但也不长,三言两语的事。
老金是军区大院的职工,我们对他有印象时,似乎五十来岁的样子,经常穿一身油渍麻花的旧军装,戴着一副灰色套袖,从他身边路过,总会闻到一股汽油和柴油混合的气味。老金个子不高,属于比较瘦的那种身材,眼睛细长,饼子脸。对了,老金是少数民族,父亲在饭桌上说过,他是朝鲜族人。父亲在抗联时就和老金并肩战斗过,对老金很了解,每次说起老金,态度都很暧昧不清。老金在抗联时,算是地下党的通信员,有一次大雪封山,老金为父亲的抗联队伍送豆腐,那会儿地方上的同志也没筹集到粮食,只凑了一筐大豆腐,日本人不仅封山,而且对粮食控制得也很严。老金那会儿还是小金,和父亲同龄,十几岁的样子,因为他孩子的身份便于掩护,于是他就成了地下组织的交通员。那次他挎着装满大豆腐的筐翻山越岭为抗联队伍送吃的,正巧遇到日本人封山,漫山遍野都是日本人的哨兵,当年的小金子无路可逃便爬到一棵树上隐藏了自己,等待进山的机会。日本人那次封山,三天后才撤走了岗哨,三天后的小金子几乎是从树上摔了下来,他僵硬的手脚早就不听指挥了,他是爬着找到抗联小分队的。分队长姓赵,看到小金子这样,抱着小金子哭出了声。也就是那次,小金子十根脚指头都被冻掉了。从冬天到夏天,几乎都没下过地。又一个初冬时,父亲再一次见到了小金子。这次小金子为他们送来了一筐玉米饼子。少了十根脚趾的小金子,走路扭着身子,像个小脚女人,不敢迈大步,很扭捏的样子。
我们认识老金时,他走路也是一副扭捏的样子,从背后看,更像一个小脚老太。老金有三个孩子,老大叫盼军,老二叫念军,老三来军和我们是同学。盼军和念军是两个女孩。我们都住在军区大院里,所不同的是,他们一家住在我们家属区南侧的一排平房里,那是一片职工宿舍,正确的称谓叫军工,军队工人的意思。
金来军虽然和我们是同学,同在军区子弟的八一学校就读,但他平时很少和我们来往,低着头匆匆地走过,到了学校教室里也很少和我们搭话。下课时我们一群人在操场上或班级的角落里奔跑,他总是在一旁袖着手,腼腆地把目光望向我们,来军就显得非常不合群的样子。
有几次我们在放学路上把来军截住,质问他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玩,此时的来军低垂着头,脸还红了几次,一句话不说,用脚尖蹍着地面,此时他的样子更像一个丫头。朱革子就结巴地上前说:金金来军,你你不会是个女的吧?我们就哄笑,金来军的头更低了,样子似乎要哭出来。我们给来军起了个外号叫“金达莱”。因为几天前我们看过一部抗美援朝的电影,有一首插曲就是和金达莱有关,我们知道,这是赞美中朝友谊的。既然金来军是朝鲜族,我们就理所当然地把“金达莱”这个外号送给了他,觉得金达莱这个绰号又时髦又洋气。过了许多年,我们才知道,金达莱是朝鲜族人民对杜鹃花的叫法。杜鹃花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在军区首长每户家门前的小院里,到处可见杜鹃花,每年的五六月份,杜鹃花在首长的小院里总是开得姹紫嫣红。
我们每次拿金来军取乐时,赵拥军总是过来解围,赵拥军比我们高一年级,个子也比我们高半個头,他用手臂把来军护在身后,大声地说:你们不能欺负来军,我爸说过,来军爸为抗联送过干粮。他和我们是一伙的。赵拥军的父亲就是当年抗联支队的赵队长,现在是军区的参谋长,住在军区首长的小楼里,此时院子里的金达莱正在盛开。我们并没有欺负来军的意思,只是总觉得他和我们不一样,又不合群,这便成了我们的心事,总想找机会一探究竟。既然赵拥军出面护着来军,我们就暂且放过他这一朵金达莱了。
在我们心里还有两朵金达莱,一朵是来军的大姐盼军,另一朵就是他二姐念军了。他大姐比我们高三届,我们上小学三年级时,他大姐就上初一了,但我们还在一个学校里。大姐盼军和来军一点也不一样,她的身形跟一个男孩子一样,壮实得很,梳着短发,脸孔黑红,从背影上看几乎和男孩子别无二致。走起路来风风火火,两条粗壮有力的腿,走在地上短促有力,不仅和她弟弟反差强烈,就是和她父亲老金也不一样。我们经常看到盼军从粮站出来,左腋下夹了一条装满粮食的口袋,右腋下也夹了一条口袋,噔噔地向家走去,后面随着扭捏快走的老金。我们不仅叫盼军为金达莱,还给她起了另外一个外号:假小子。假小子盼军在我们面前总是一阵风地刮过,独来独往,像一个传说。
二姐念军和盼军、来军都不一样,应该说念军长得是三个孩子中最漂亮的那一个,她不仅在他们家最漂亮,就是在他们全年级也是最漂亮的。她和赵拥军在一个班,我们经常能看见赵拥军总是斜着眼偷瞄念军,想看又不敢看的那一种。不仅赵拥军这么做,许多比我大一些的男孩子,也经常用那种见不得人的眼神偷瞄念军。过了几年之后,我们有一天也发现了念军的美。念军总是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长腿细腰,凹凸有致,头帘总是弯曲着,配一张白净的面孔,眼睛不大,却总有一层雾一样的东西。于是人就显得很婉约。她和盼军、来军一样,也总喜欢独来独往,要不就是和来军走在一起,依旧婉约的样子。
起初我们不明白他们三个人为什么不和我们来往,我们长大一些才明白,因为他们是军工子弟,住在平房里。就是玩,大都是和那些住在平房里的孩子一起。因为他们是军工子弟,自觉不自觉地和我们住在楼房里的人疏远着。有时我们把目光投向他们时,他们总是会做出目不斜视的样子,把目光投向远处,让我们摸不着头脑。有时,我们路过那片平房门前时,也会加入他们的游戏队伍中,他们的游戏便戛然结束了。他们自觉地站到一旁目光无措地望向我们,没有他们参加的游戏索然无味,我们也就散了,心里总是怏怏的。
老金的大名叫金英柱,他的名字是我们在军区礼堂的报刊栏里见到的。每年的年底,报刊栏里总会贴出一批优秀职工的名字,不仅有名字,还有他们胸戴红花的照片。金英柱就是我们认识的老金,每年都会被评上优秀职工,戴着大红花微笑地望着我们。这些先进职工的照片和名字总会在报刊栏里张贴上一阵子,后来又被各种通知或标语占据了。老金是电工,但他不是一般的电工,他管着好几台发电机。电机房在军区办公大楼后面的几间房子里,有柴油的,也有汽油的。发电机门前还有士兵站岗,持着枪一丝不苟的样子。我们有几次试图去发电机房看个究竟,都被门前士兵举起的枪拦下了。门口还立了块牌子:军事重地,闲人免进。那几个字和哨兵一样严肃地立在发电机房的门前。老金就在发电机房里面上班,远远看过去,他不是躺在地上维修机器,就是检查发电情况,在几台发电机面前走来走去,一脸严肃的样子,和照片上那个微笑的老金一点也不一样。
后来我们知道,发电机房对军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小的时候,因国家用电紧张,军区三天两头停电。每次停电老金就让发电机派上用场,发电机房里机器轰鸣,整栋办公楼就灯火通明。我们家属院没这个待遇,只能点蜡烛。记得小时候,蜡烛是我们每家常备的用品之一,在军人服务社经常有人在买蜡烛。军区大楼有作战指挥所,还有电台、电话什么的,都是离不开电的,没有电,整个军区的首脑部门就变成聋子瞎子,是没法指挥作战的。
知道这些道理后,老金的形象在我们心里就高大起来,甚至觉得老金比军区司令和参谋长还要厉害。我们在军区大院里经常能看到军区首长从办公楼里出来往家属院方向走,在家属院的东面还有一个小院,那里有几栋小楼,又围成了一个小院,小院门前依旧有士兵站岗,那里就住着军区的几个首长,他们的小院里有金达莱在盛开。首长们一走进小院就显得神秘起来,他们走在路上,身边总是会有秘书或警卫相伴。首长的目光要么温和要么严厉地从我们眼前走过。
赵拥军的父亲赵参谋长和老金很熟的样子,有时在路上会碰到老金,每次他都会停下脚步,亲切地叫一声:小金子。老金就一脸是笑,快速地扭捏着自己的脚步走过去,离老远就把双手伸出去,做握手状。赵参谋长和老金就會说上几句话,然后打着哈哈就走了,他的身旁还有一名警卫不离左右地相伴着。每每这时的老金并没有马上离去,而是面对着赵参谋长的背影,把笑挂在脸上,这种笑和戴红花照片上的笑又不一样,他一直用微笑把赵参谋长送出好远,直到看不见,才收起笑,转过身,又扭捏着步子向前走去。
父亲也会经常和老金打招呼,父亲招呼老金时总是显得很亲切,远远地叫一声:金子。老金也是又惊又喜的样子,咧开嘴,快速地倒腾着脚步走到父亲面前,伸出手叫一声:石部长,这是上班呀。父亲就说:金子,啥时有空去家里喝酒。老金就响亮地应了,但老金一次也没来过家里喝酒。父亲倒是经常喝酒,有朱部长、李部长等人,有两次赵参谋长也来过。他们喝酒并不讲究,把酒倒在二大碗里,下酒菜也不挑,有时有盘炸花生米,或者半斤猪头肉,他们也会把酒喝得有声有色。喝着喝着他们就会说起老部队,父亲这些朋友都是抗联出身,一说起在抗联那会儿,总会说起大雪天、日本人封山什么的。他们说当年日本人封山没了吃食,吃树皮、吃野果子的生活,每每这时,他们总会想起小金子,是小金子一次又一次绕开敌人的封锁线,蹚着及腰身的雪把吃食送到抗联营地。每次父亲他们说到这时,总是眼泪巴巴的,然后他们一致认定,小金子亏了,要不是因为脚被冻伤,他就会转到部队工作,现在起码也是名师级干部。父亲他们说到小金子时,感情是真诚的,为老金的遗憾也是真情实意。
二
抗日战争结束后,老金也算是地下组织的有功之臣,组织考虑到他的脚伤,参军或到地方工作是不现实了。为了给老金找条后路便送到苏联去学习,老金不认字,没什么文化,便被苏联同志安排去学习发电。发电听起来简单,要把发电机工作原理弄明白,也不是件简单的事。这是老金第一次接触机器,听到机器轰鸣,一盏又一盏灯亮起来时,老金双脚离地跳起来,高兴得跟个孩子似的。在苏联学习了一年发电机后,老金回到了国内。那会儿解放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老金又一次被派到了部队,还是原来那支老抗联队伍,此时,他们早就不叫抗联游击队了,而是改成了纵队,赵支队长已经是名团长了,父亲也成了一名连长。老金的工作在纵队,纵队有一台发电机,那会儿的发电机要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保障纵队的电台和通信联络。老金的加入让发电机工作效率得到了提升,没有因为发电机故障而耽误纵队的情报往来。老金随着部队一直到了海南岛,海南岛解放不久,又随部队去了朝鲜,朝鲜战争结束后,便成立了军区,老金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一名军区的老军工。不论刮风下雨、阴晴雪雨,他都会穿着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扭捏着脚步去发电机房上班。赶上部队演习或训练时,发电机被卡车拉着追随着指挥所,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发电。
随着三个孩子陆续出生,老金便多了心事,他一直想生个男孩,完成他未竟的心愿。在抗联时期,他做地下联络工作,那会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参加游击队,因为被冻伤失去了十根脚趾,他的愿望落空了。虽然,他从苏联回来后,仍在部队工作,但看到那些战友在前线杀敌立功,他的心也痒痒的。当年的赵支队长,如今的赵师长曾拍着他的肩头,安慰道:小金子,不论你在哪里,只要为革命工作,你都会发光发热的。他听了赵师长的话,脸上带着笑,眼睛也眯成了一条缝,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并不心甘情愿地为部队做一名发电工,他的理想是要像别人一样,大脚走八方去前线杀敌立功。
后来,我们从他三个孩子的名字,依稀能够感受到老金对军人的渴望。老大是个女孩叫盼军,老二又是个女孩叫念军,她们盼着念着,来军终于出生了。在老金的观念里,只有男孩未来才能驰骋疆场。但来军似乎不怎么争气,从小就胆小。记得我们都上小学了,在老金的家门口,还经常有被褥晾出来。在那排职工宿舍门前,有几根拴在树上的铁丝,就是为了职工们洗衣晾晒方便,偶尔也有职工把被褥在天气好时挂出来晾晒。可老金的家门前,隔三岔五地就红旗招展,他们家晾晒最多的物件就是褥子,明眼人都能看到褥子上地图一样的印痕。后来听母亲说,来军经常尿床,找了好多中医看也不见效果。母亲说这话时,是一脸的同情之色。
那会儿我们都不爱搭理来军,都知道他是个尿床大王,他走在我们身边似乎都能闻到一股尿臊气。于是我们就不待见来军。来军也从来不和我们掺和到一块,就像他两个姐姐一样总是独来独往。有时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老金家的三个孩子经常走在一起,盼军和念军走在前面,来军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跟在两个姐姐身后。我们暗地里给来军起了一个外号:尿炕精。只要见到来军一个人时,我们就大呼小叫地喊:尿炕精。朱革子因为结巴,他每次喊,总是比我们慢几拍,我们都喊完了,他还没喊完,逗得我们经常哈哈大笑。每每这时,朱革子就一本正经地补充道:本本本来来就是嘛。于是我们就又笑。
大约是三四年级时,我们就很少能看到老金家门前那床画满地图的褥子了。我们也经常能看到来军的母亲,那个同样长着细长眼睛的女人,在铁丝上晾晒花花绿绿的衣服,她见了我们总是会友好地笑一笑,并不说什么,转身进了门里。我们看着来军的母亲,就想起念军,三个孩子只有念军长得和她妈相像,好看的腰身,还有耐看的笑容。盼军和来军长得和他们父母谁也不像,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
虽然来军不再尿床了,但他的性情却一直没改过来,总是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上体育课有一个跳木马的项目,我们男生总是能轻松完成规定动作,唯有来军不行,跑到木马前犹犹豫豫,总是半途而废,体育老师便把他分到女生那一组,一遍遍地给他和女生开小灶。来军站到女生队伍里,脸都红到脖子根了,样子似乎要哭出来。
我们想,老金千盼万念地终于等来了来军这个男孩,来军的表现一定让他们一家失望了。
果然,盼军高中毕业那一年,老金突然出现在我家。记得那一天的傍晚,我家的门突然被怯生生地敲响了,父亲几步走到门前打开门,只见老金一脸笑意地立在我家门口,他手里还拎着两瓶酒。门开了,他并没有进来的意思,两只脚不停地搓着,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父亲一把把他扯到屋内,大声又热情地说:老金,你这是第一次登我家门吧,你可终于来了。父亲拿出一副要热情招待老金的架势,父亲在外面碰到过无数次老金,每次父亲都会说:老金,啥时有空到家里来,咱哥儿俩好好喝几盅。我们都知道,父亲和老金在抗联时就相识,一个在游击队,一个做交通员,父亲的热情一点也不奇怪,只可惜,老金一次也没来过家里。倒是父亲和他当年那些抗联时的战友们经常聚会,每次都喝得脸红脖子粗,也无数次说过当年的小金子、如今的老金。每次提起老金,他们就啧着嘴感叹:要是老金当年不被冻伤脚……后面的话他们就不说了,一律用摇头叹气代替了。
此时的老金,把手里提着的两瓶酒放到我家茶几上,脸上僵着笑道:首长,我今天不是来喝酒的,是为我家老大盼军参军的事。
那会儿高中毕业有几种去处,下乡、工作或者参军。直接工作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老金家有三个孩子,不符合就业条件。老金和老金的妻子还没到退休年龄,也不存在接班工作的问题。只剩下两个选项,要么下乡,要么去参军。老金到街道报名了,想让盼军参军,街道答复是,今年招收女兵的名额有限,直接给否了。老金万般无奈下找到了父亲。父亲听完了原委后,他背着手在空地上踱了两步——踱步是父亲的习惯,每次遇到事需要做决定时,他总是先踱步,然后再做决定。果然父亲立住脚,盯着老金说:老金,你第一次开口,就是再难,这事我也帮你办。老金的眼睛瞬间潮湿了,他伸出手捉过父亲的手,一边摇一边说:石部长,真是太感谢了。父亲就说:老金,别忘了咱们是抗联时的战友,我办不成就去找老赵。父亲嘴里的老趙就是如今的赵参谋长。老金告辞时,父亲想起了放到茶几上的两瓶酒,提起来去追老金,老金已经扭捏着脚早就下到楼下了,父亲望着那两瓶酒,长吁短叹了好一阵子。
父亲并没有食言,打电话找街道,又找武装部,最后还是联系上了部队接兵的同志,反复做工作之后,接兵部队的人终于为盼军找了一个入伍名额。之所以盼军入伍这么周折,是因为当年接兵的部队是海军潜艇部队,他们不招女兵,没有女兵名额,要不是父亲再三协调,盼军参军的事肯定泡汤了。
许多年过去了,盼军参军那天的情景我仍记得,那天下了一场小雪,营区里白茫茫一片。接新兵的卡车停在部队院门口,车下聚了许多送孩子参军的家长,也有一些看热闹的人。老金自然也在其中,他牵着盼军的手,似乎有话要说的样子。此时的盼军身穿海军军装,人立马不一样了,英姿飒爽的样子。男兵们陆续地登车了,盼军冲父亲说:爸,还有什么交代的吗?老金用力地看了眼盼军,咬咬牙说:我说的你记下了吗?盼军点下头说:到部队一定争取留下,做一个女军官。老金用力点点头。盼军挥下手道:爸,那我出发了。说完一个箭步奔到车下,学着男兵的样子,先是把背包甩到车厢里,然后扒着车厢一翻身登上了卡车。她的动作干净利索,比许多男兵的动作还敏捷。盼军是一车新兵中唯一的一名女兵,她站在车上冲车下的父亲挥着手,车开动那一刻,老金挥着手突然大声地喊:盼军,别忘了我说过的话。我们看见盼军抿着嘴唇冲父亲用力地点了点头。车启动了,越开越远。老金的手用力地挥舞着。
三
盼军参军不久,我们发现来军头顶上多了顶海军军帽。海军的军帽分两种,一种是夏天戴的大檐帽,佩有飘带的军服。据说全世界的海军军装都差不多,我们习惯了看陆军着装,觉得夏天海军军装又复杂又夸张。冬天海军军装则变成了深灰色,军帽也是深灰色的。来军戴了顶深灰色军帽,我们怎么看怎么觉得有点别扭。我们那个年代,戴军帽成了一种时尚,只要头上扣一顶或真或假的绿色军帽,总能引来周围人羡慕的目光。我们军区大院里的孩子,头上的军帽大都是真的,我们有父母、哥哥、姐姐在部队上,军帽理所当然是真的。
盼军没参军前,记得来军头顶是光着的,他不仅没军帽,头发还有些杂乱,旁枝错节的不成个样子。那顶军帽虽然戴在他头上有些大,但一点也不影响来军的自豪感。虽然他还是不合群,溜着我们的人群走,但他的目光似乎变得正常了许多,不再低眉顺眼了。有时还把目光投向我们,我们把目光回敬过去时,看见来军还把胸脯往上挺了挺,弄得我们还有些不习惯。朱革子暗地里就结巴着说:都都是那顶军帽闹闹的。我们看着来军头上那顶各色的军帽,心里就多了种异样的东西。
有次,在放学路上,朱革子挥手把来军拦住了,上前结巴道:把把你帽子让让我看看。来军不动,木头似的立在那儿,朱革子上前不由分说地把来军的帽子摘下来,扣到自己头上,摇了摇头说:这晃晃荡荡的,啥啥玩意儿。很快朱革子就把来军的帽子还了回去,很不正经地把帽子扣在来军头上。来军这时涨红了脸,脖子似乎也粗了,他盯着朱革子,声音很大地说:我姐是海军。说完逃也似的跑了。望着来军的背影,我们发现这家伙腿上似乎也有了力气。
我们军区大院子女,参军到海军和空军的很少,大都是陆军。原因有两个,一个因素是我们的父母都在军区,属于陆军,自己的家事怎么招呼都有道理。有许多人参军季过去之后仍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部队上,部队的首长都和我们的父母熟悉,有的还是老下级。我们把这些人称为“后门兵”。另一个因素是,陆军在我们部队序列里编制最多。空军和海军偶尔也到我们这儿来招兵,每次只招短短的一截队伍,而陆军可不一样,有时一招就招一个方队,黑压压的一群人。
盼军参加了海军的潜艇部队,潜艇我们自然知道是在海底穿行的船只,有时躲在海里十天半月的也不上岸,但我们想象不出盼军能在潜艇上干什么,是开艇还是做装炮手。我们想象着,盼军的身份在我们心里竟有了几分神秘。
我们发现变化最大的还要数老金,老金仍然是我们军区的军工,穿着身旧军装,戴着套袖,扭捏着脚在院里走来走去,外表上看似乎和以前没什么差别,但我们对老金很熟悉了,还是发现了他的变化。首先他的变化在精气神上,他似乎找到了快乐的密码,脸上多了笑容,还有就是他和首长们打招呼的声音。以前他在院里碰到在军区上班的首长,也打招呼,声音是含蓄的,有种压着嗓子说话的感觉,现在不一样了,他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嘹亮了,底气十足的样子,透着精神和高兴。有两次,他在院里看到了父亲,立住脚,挺着胸脯说:石部长好。父亲看到老金也立住脚,关心地问一句:盼军还好吧?老金把脸上的笑绽放开来,眯着眼睛道:多亏了部长你呀,盼军很好。父亲就点点头,想起了什么似的又说:金子,有空来我家,你上次放到我那儿的两瓶酒还没喝呢。老金就爽快地点头道:一定一定。我知道,老金说这话是顺嘴了,在这之前父亲也无数次发出邀请,老金也都答应了,可他一次也没有来过。
元旦那天晚上,外面响起爆竹声时,母亲把饺子煮好了,我们围在桌前正准备开饭,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父亲怔一下,还是走过去把门打开。门外却意外地站着老金,脸上挂着标志性的微笑,手里还提着用笼布包着的东西。他冲父亲说:家里的包了辣白菜馅饺子,我送给部长一家尝尝。说完把笼布连同盆递了过来,父亲反应过来,侧过身子一边接过盆,一只手把老金硬拉到屋内,冲母亲说:烫壶酒,金子来了,我们哥儿俩一定要喝一杯。老金就一边笑着一边挥手说:不了,改日,哪天我再来。老金被父亲不由分说地摁到吃饭桌前。这时母亲已经把老金带来的饺子盛到了盘子里,满满的两大盘,还冒着热气,酒也很快被母亲烫好了。起初,老金喝得有些扭捏,像他走路的样子,三杯之后,老金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喝酒的样子也自然起来。一遍遍地说:部长,盼军能够参军多亏了你了。父亲就挥着手说:孩子参军是为国家做贡献,要都不参军,国家谁来保卫。老金的笑容就灿烂起来。父亲那天话很多,也很稠,一杯又一杯地和老金碰杯,说得最多的还是抗联那会儿。父亲盯着满桌子上摆着的饺子,眼泪巴巴地说:金子,还记得那年大年三十吗,你冒着风雪给我們游击队也送了一盘饺子,饺子都被冻硬了,赵支队长每人分了我们一个,那是我这辈子吃得最好吃的饺子。父亲说到这儿哭了,老金也唏嘘着道:那年真冷,送完饺子回到家都半夜了,走在半路上还下起了雪,差点迷路。
父亲夹起一个饺子,狠狠地塞到嘴里,一边嚼着一边说:香,真香。老金就不失时机地说:家里的放了猪肉,还有大油。老金带来的辣白菜馅饺子我尝了一个,味道很奇特,而且有点辣,吃了一个后,我便不再吃了。
父亲明显喝多了,又举起杯子,酒却洒了一半,落到衣服的前襟上,父亲就大着舌头说:金子,我代表当年的抗联老兵要感谢你,没有你,我们也许活不到今天。老金似乎也喝多了,含混着声音说:部长啊,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参加正规军,现在好了,盼军终于参军了,我高兴。说完抖着手,酒稀稀拉拉地从杯子里落下来,也落到衣服的前襟上,一仰头把半杯酒也喝下去了。父亲真诚地从桌下攥住老金的手,然后把两只手放到自己膝盖上,哑着声音说:金子,你要是参军现在也该是名首长了。
老金听了父亲的话,眼圈红了,手在父亲的手里拱动了一下才说:部长,我现在挺好的,咋说,我也是名军工。
那天晚上父亲和老金都喝多了,老金走时,父亲让我去送老金,我搀着老金的胳膊,随老金扭捏地下楼,又向职工家属区走去。院里张灯结彩,有孩子在雪地上放鞭炮,鞭炮声音把天上的雪花纷纷炸裂下来。老金很兴奋的样子,嘴里不停地说着:三呀,以后你也要去参军,我和你爸都姓军,不能让咱们的血脉断了。我嘴里嗯嗯呀呀地应着。他又说:你盼军姐现在是军人了,军人真好……来到老金家门前时,我看见老金的老伴、念军还有来军,一家三口人站在门口巴望多时了。见到我们,老金的老伴惊呼一声奔过来,从我手里接过老金的手臂道:送个饺子咋还喝上了?老金立住脚,冲我挥下手道:三呀,替我谢谢你爸。我招呼一声,便转身往家走,听见身后老金还在说:石部长请我喝酒了,真好……
我走在路上,想着老金家的辣白菜馅饺子,不知为什么,又想起了金达莱,眼前被灯火照耀的雪地上,竟有一朵又一朵金达莱在盛开。老金家第一朵金达莱参军去了,还有一朵便是念军了。念军是美丽的,美得让人有些不可思议。虽然她还是躲着我们这些人,形单影只地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但她的美已悄然绽放了。我们男孩子的目光总是有意无意地会追随着念军的身影转来转去。今晚送她爸回家,我发现她落在我身上的目光是柔和的,甚至还有几分亲切和感激的成分,弄得我有点小激动,转过身时,念军的美丽便像金达莱一样在我眼前绽放了。
我记得念军快高中毕业那一年,我在院里的路上又碰到了不一样的老金。说他不一样是他的着装,突然发现他穿了条海军军裤,上身还是那件陆军旧军装。以前老金常年穿的是陆军衣服,全身上下都是,看起来并不显眼,如今他穿了条深蓝色海军军裤,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很扎眼。他见我陌生地打量他,便冲我一边笑一边招着手说:三呀,这是你盼军姐给我寄来的,好看不?我把笑写在尴尬的脸上,不知如何作答,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盼军姐还没探亲呢?老金就掰着指头说:你盼军姐来信了,今年八一节就回来探亲。一晃盼军参军快满两年了,不知这两年她又有了什么变化,还是那个生龙活虎像假小子一样的盼军吗?我不知道这两年的军旅生活给盼军带来怎样的变化。
从那以后,老金在院里碰到熟人打招呼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话题引到盼军身上,他含蓄着声音说:我家的大丫头来信说已经入党了,上个月还受到了一次嘉奖。老金说这话时,脸上的笑却在肆意地绽放着。盼军成了老金生活中的念想和希望。我望着志得意满的老金,就想:也许一两年后,盼军还会给老金一家带来惊人的消息,那就是提干。盼军成为女军官之后又是什么样子呢?
我的想法没能成为现实,那年八一节还没到,有一天父亲下班,突然带来了一条惊人的消息——盼军牺牲了。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盼军参军后并没有在潜艇上工作,而是在潜艇基地的服务站工作。潜艇的官兵出海时,短则十天半月,长则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一直在深海里潜伏,官兵们执行任务,岸上就留下了他们的家属。服务站主要就是保障基地生活正常运转的一个机构,比如,为家属们换送煤气罐,把充满气的煤气罐送到军人家里,装好,再把空罐拿回到服务站,再次充满气。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保障,比如谁家漏水了、下水道堵了,都要由服务站的官兵去处理。盼军确切地说是名“后门兵”,潜艇部队招兵时并没想招收女兵,是父亲反复协调人家才为盼军开了绿灯。潜艇是男人的世界,盼军无论怎么像个男孩子,但毕竟她还是女的,于是就被安排到军人服务站工作。这份工作盼军无疑是努力的,参军一年半之后就入了党,还受到过两次嘉奖,如果她不出事,她能否转干不好说,但无疑会是名优秀的士兵。结果就在盼军准备探亲前十几天,她光荣地牺牲了。
据父亲说,盼军牺牲就是因为煤气罐,一个煤气罐漏气,碰到了明火,引燃了煤气罐,那是个库房,里面摆满了充好气的煤气罐,如果处理不好,会引起连锁性爆炸,后果可想而知。盼军为了不引起可怕的后果,她把那只燃烧的煤气罐扛到了肩上,在她的观念里,海水能浇灭燃烧的煤气罐,于是她扛起那只燃燒的煤气罐向海边跑去。许久之后,我仍在想象着那是怎样的一种场面,盼军肩上是燃烧的大火球,她却全然不顾,疯了似的向海边跑去,她当时的样子一定是英勇无畏的。可惜的是,她还没跑到海边,那个煤气罐就在她肩上爆炸了……
盼军出事后,军区派了辆吉普车,拉着老金和他的老伴奔向了潜艇基地。他们出发是在晚上,许多人都围在了老金家门前,那辆吉普车停在老金家门口。赵参谋长、父亲,还有一些和老金熟悉的叔叔都来了,老金和他老伴终于从门里走出来,老金又换上了那套陆军服装,浑身上下很协调的样子。他依旧扭捏着脚步,比平时多了沉重,他和老伴显然已经哭过了,眼睛红肿着。父亲上前几步,握住了老金的手,说了句:金子,你要挺住。老金先是把目光定在父亲的脸上又移开,依次在那些熟人的脸上扫过,似乎想笑一笑,那笑就僵在嘴角,他扶住车门时,说了句:谢谢首长们。他和他的老伴坐到吉普车的后排,父亲重重地把车门关上。吉普车便一溜烟地驶走了。
人们渐渐散去,我看见念军和来军贴在自家窗后的脸,我看到了两双不安惊惧的目光向外面望着。
四
老金和他老伴是几天后回来的,还是送他们的那辆吉普车。车开到他家门前时,许多人又一次去了,赵参谋长和父亲也在其中。先是老金从车上下来,他怀里多了一个骨灰盒,古铜色的骨灰盒质地坚实,人们都被他怀里的骨灰盒吸引了,那里面装着的是盼军,参军前还生龙活虎地在自己门前进进出出。老金的老伴,那个好看的中年女人,扶着车门,摸索半晌才从车上下来,老金没回头,立住脚,显然他在等老伴从车上下来。先是老伴哑着声音喊了一声:盼军,咱回家了。又听到老金哽着声音喊:回家了,盼军。两人一边喊着,一边向家门走去。快到门前时,不知老金坐车久了腿脚麻木,还是怀里的骨灰盒太沉太重了,他的身子摇晃了一下,差点跌倒。念军这时从屋里冲了出来,先是扶住了父亲,又从父亲怀里接过盼军的骨灰盒,凄厉着声音喊:姐,姐呀。门开了,我们看见来军怕冷似的抱紧了身子,灰白着一张脸,恐惧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后来,老金家房门关上了,我们仍能听到从房间里挤出的哭声,是一团,分不清谁在哭。人们低着头,又一次散去,最后只剩下赵参谋长和父亲。赵参谋长背着手,眼睛早就潮湿了,父亲背过身抹了一把脸,又回头冲赵参谋长说:老金一家不容易,我们要帮他做点什么。赵参谋长用力点了点头,冲父亲摆了下手,两人向军区办公楼走去,两人一边走一边低声说着什么,背后是老金一家高一声低一声的哭声。
念军突然参军了。直到她戴着大红花,被通讯团的车接走,我们才反应过来。八月份征兵工作还没开始,我们所熟悉的标语口号还没张贴得到处都是,营院里的树墙和柳树正茂盛地生长着,身穿绿军装的念军胸前戴着红花,悄然无声地坐进了通讯团的小车里。那天我们看到,念军的样子很平静,上车前弯下苗条的身子,把一双修长的腿也收进车里。直到小车启动,我们才意识到,念军这是参军了。没有往常敲锣打鼓欢送的场面,一切都平常得很。但我意识到,平常只是表面,后面一定是不同寻常。
后来,在家里的吃饭桌上,才听父亲说,念军是被军区特批入伍的。这次她没去海军,而是去了军区的通讯团。通讯团离军区并不远,和一个军用机场相邻。
盼军牺牲,成了烈士,老金一家无疑便是烈士家属了。我们看到街道的工作人员,把一个烈士家属的牌子钉在老金家的门楣上。牌子是红地黄字,写着“烈士之家”的字样。因为这块与众不同的牌子,老金的家一下子就显得不一样起来。
盼军牺牲后,军区报,还有《解放军报》都登载过盼军的光荣事迹,她被称为“火海英雄”。报纸上写的什么我忘了,我只记得盼军登在报纸上的那张照片,照片被黑框标注了,她身穿军装,眼神刚毅地望向前方,嘴角还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盼军参军时我们见过,这张照片比她参军走时成熟了许多,有了点老兵的味道。眉宇间也有了女人的气息。盼军成为英雄,成为部队官兵学习的典型。有一天,军区首长赵参谋长把老金请到办公室,赵参谋长是代表军区首长和老金谈话,意思是,让他有什么想法尽管提出来,组织能办到的,就一定会办。不料想,老金其他什么照顾条件都没提,只提希望组织把念军安排到部队参军,让她去接姐姐的班。这些细节自然是听父亲在饭桌上说起的,父亲一边和母亲叨叨着这些事,一边摇着头道:这个金子,唉。不知为什么父亲为老金叹气。
从那以后,我们依然能在院里经常看到老金,他还和以前一样,电工的工具袋坠在他腰上,扭捏着脚顺着电线这看看、那查查,表情是平静的。所不同的是,他那条深蓝色海军裤不见了,又换成了一身绿色军服,从上到下老金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模样。在我们眼里,老金这身打扮顺眼多了,海军和陆军服装搭配在一起的确很扎眼。
几个月后,我们在军区营院里看到了念军,她身穿军服,佩戴着领章帽徽,瘦瘦高高地走在营区的路上,人一下子比以前显得更好看了。在我们的印象里,我们班所有同学的姐姐都不如念军长得好看,以前只要我们见到念军的身影,总忍不住偷眼去看她。她离我们近一些时,我们的心还乱跳着,想看又不敢看的样子。可惜她从来不和我们打成一片,一阵风地走过来,又一阵风地去了,空气中留下一股好闻的气味。此时,穿上军装的念军比以前又上了一个台阶,几个月没见,似乎她又多了种女人味,这种风味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念军的出现弄得我们的心痒痒的。
那次念军回来,是回家过周末的,住了一晚上又一阵风似的走了。我们期盼着再次能够见到念军,我们不知道下次会是什么时候。有一天放学,我们把来军拦住,他见我们把他拦住,眼里瞬间闪过惊惧的神色,想躲开。朱革子拉住他的书包结巴着说:来来军,我我们不咋咋地你,就就问你姐姐念军啥时候还还回来?来军听了这话,神情放松了许多,用脚掌蹍着路上的一块小石子,怯怯地说:上次二姐回家,是我妈生病了,专门请假回来的。我们这才知道,前几天老金的老伴生病了。虽然我们不知道念军会何时再回来,自此,我们多了个盼头和念想。那一年我们已经读初中二年级了。
有天傍晚,朱革子在我家楼下气喘吁吁地喊我,我急三火四地从楼上下来,朱革子神秘地把我拉到没人处,急不可耐地说:我我和念念军通上话了。我不解又吃惊地望着朱革子因兴奋而扭曲变形的臉。我从朱革子结结巴巴的叙述中知道念军在通讯团做了名话务员,而且还在一号台工作。所谓的一号台就是负责首长电话接转的中转台。那会儿我们家里都装有两部电话,一部是拨号的,还有一部是红色话机不需拨号,只要拿起来就会有人和你说话。后来我们知道那是总机员。这部红色电话不是每家都有,只有师级军官以上的家里才会安装这种红色电话。
朱革子就是无意中通过红色电话听到念军声音的,通过朱革子我还知道现在的念军是有代号的,她的代号是洞两幺,就是021。朱革子那天还神秘地和我说:念念军现现在说话声音老老好听了,像电电台里的播音员。我想象着念军的样子,心就又快速地跳起来。也是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起家里那部红色电话机了,趁家里没人,我偷偷地把电话机拿起来,把听筒贴到耳朵上。很快便有一个标准的女声出现了:首长好,捌洞三为您服务,请问您要哪里?显然不是念军,她的代号是洞两幺,我忙把电话放下,心里杂乱地跳着,就想,要是念军接电话自己说点什么呢?我突然想起了来军,就说自己是来军的同学,问候她一下。这么想了觉得理由还算充分,要是再加上句,问她何时回家就完美了。从那天开始,只要家里没人我都会跑到红色电话机旁,一次次拿起电话。有一次真的是念军接的电话,她用悦耳又标准的声音说:首长好,请问您要哪里,洞两幺为您服务。电话里念军的声音太好听了,正像朱革子所说的一样,都赶上电台里的播音员了。之前想好的和念军搭讪的话一句也没说出来,像只刺猬似的把电话扔到一旁,心跳如鼓。平静一会儿之后,忍不住又把电话拿了起来,还是念军的声音,还是礼貌的用语。几次之后,念军就改变了语气,她在电话里说:你好,小孩不要玩电话。说完就下线了。在那一瞬间,我仿佛被念军一眼看穿了,忙把电话听筒放回到原处,脸上火辣辣的。回味着念军动听又美好的声音,不免一次次地心旌神摇。再看电话机时,仿佛念军就在我的眼前,正用一双嗔怪的目光望向我,手又一次伸到电话听筒上了,又慢慢地收回来。
第二天,我和朱革子偷偷地交流打电话的情况,他也和我遇到了同样的遭遇,他脸红着说:我听听我妈说,咱咱们家的电话都是登登记过的,我们一打电话,她她们就知道谁谁家打打的。这种事我还是第一次听朱革子说,我的脸一下子也红了,仿佛被念军看穿了心思,不仅脸红,还火辣辣的。从那以后,我们不敢再随便打电话了,在心里默默地希望念军再一次回家。
也许是因为念军,来军在我们眼里突然一下子变得生动起来,以前,来军在我们眼里总是那么不起眼,更像一只老鼠,偷偷地在我们眼前走过。虽然他现在不在床上画地图了,但前几年招展在家门口花花绿绿的床单和褥子,始终不能在我们记忆中抹去。虽然“尿炕精”这个外号不再叫了,但我们依旧存储在记忆里。也许是因为念军,我们在心里原谅了来军,不论怎么说他都是念军的弟弟。我们怀着这种心情再去看来军时,竟然发现他长的是两个姐姐的混合体,又像盼军又像念军,望着来军那张脸,我们总会想起他的两个姐姐。也不知何时,来军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以前他和我们学习成绩差不多少,也就是不显山不露水的中游水平。现在一转眼的工夫,他成了全班第一名。班主任经常站在讲台上表扬来军,一边表扬一边一脸不屑地看着我们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最后班主任的目光在朱革子脸上打住,狠狠地挖了一下又移开。朱革子脸不红不白地冲班主任厚颜无耻地笑。朱革子的学习成绩的确不怎么样,不仅让老师操碎了心,小时候还经常逃学,没少遭他父亲暴打。每次被打他都大哭不止,哭声嘹亮而又高亢,一点也不结巴。
班主任老师在我们的一次测评考试之后,一脸兴奋地在讲台上宣布:这次测考答满分的同学只有一个。说完这话时,目光从学习比较好的几个同学脸上扫过,我们班一些学习不咋地的人,他懒得理睬。班主任挥了下手里的考试卷子,又说:答满分的同学就是金来军。我们再望来军时,发现他的样子很平静,目光望着老师,似乎老师的表扬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班主任老师从那以后,说得最多的话就是:金来军同学努力下去,北大清华皆有希望。老师大张旗鼓地表扬来军时,让我们感到汗颜。
我们再望独来独往的来军时,便生出了几分羡慕和妒忌。又一次开学后,我们光荣又无奈地升入了高一。
五
一晃念军就成了老兵。
成为老兵之后的念军遇到节日,部队放假,在院子里我们总能看到念军的身影。再次见到念军时,她似乎和以前不一样了,先是发现她的刘海儿似乎被烫过了,卷曲着在她的眼睛上方,走起路来,刘海儿也跟着一颤一颤的,很有风情的样子。还有她的军裤,不再肥大,而是很贴身地穿在她的身上,看上去凹凸有致,显得她的面条腿修长无比。还有就是,她穿了双半高跟鞋,鞋是绒面的那种,黑色的,远远看过去,像军官的皮鞋。当然,念军还不是军官,只能穿绒面布鞋。念军这身打扮在军区大院里,风姿绰约地走过,引得人们不停地对她注目,我想在任何人眼里,念军都称得上是全院里最漂亮的女兵。军区大院不缺少女兵和女军官,但她们和念军比起来,只能算是女人,漂亮和她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那次,朱革子和我走在一起,他看见念军从我们眼前走过,狠狠地咽了口水,又结巴说:他他妈的,念念军可是越来越越漂亮了。我看眼朱革子,他的目光被念军的背影牵得又长又虚。我伸出手在他眼前晃了一下,朱革子才反应过来,冲我难看地笑笑,又费劲地咽口唾液,我看见他隆起的喉头上下滑动了几次。
老金一如往常地在院子里转悠,腰上扎着皮带,皮带后面吊着电工工具包,沉甸甸地坠在屁股后,扭捏着脚步很勤奋地转来转去,他的身后有时跟着俩徒弟,有时不跟。不知何时老金的脸上镀了层喜色。嘴角上扬,眉毛弯着,一张饱经沧桑的脸似乎也变得新鲜起来。他总是笑眯眯地打量着院内的人和景物,人就整日里喜滋滋的。
五一劳动节那天,我们学校放假,我在院子里又看到了回家的念军。部队刚换成夏装,念军的白衬衣雪白地从军装里露出一圈,白色映得她的脸红红的,她的目光像风像雪似的穿透刘海儿迷离地望向远方。我一见到念军心就止不住地乱跳一气。我伸手压住心脏的位置,在心里就想,老金一家这是苦尽甘来了。盼军牺牲了,似乎是老金一家幸福开始的前奏,接着是念军参军,来军在学习上也奋起直追,现在已经一跃成为全班第一了。老金一家有理由高兴。
五一劳动节那天,吃晚饭时,母亲没摆父亲的碗筷,母亲说,父亲被老金请到家里吃饭去了。我有些吃惊,父亲当年和老金是战友,年龄也相仿,除了老金为盼军的事来过我家之外,老金从不来家里做客。院里父亲和老金相见也相互打招呼,一个叫首长,一个叫金子。也许是因为工作或者地位,让两人有了距离,似乎总是热乎不起来,老金永远和父亲保持着距离,父亲向前一步,他就退后一步。我琢磨过老金和父亲这种关系,觉得他们无论如何成为不了朋友。就像我们和来军一样,来军学习一下子成为全班第一,我们明里暗里都对他有了些许的嫉妒。特别是我们班那些女生,在老师提问我们问题时,我们依次败下阵来,往往来军会成为最后出场的那名大将军一样。只要他站起来,所有女生的目光都会投向来军,来军处事不惊、胸有成竹地遇到再难的题都会迎刃而解,引来女生一片又一片的惊叹。私下里,我和朱革子等人试图和来军拉近关系,可这家伙,总是比兔子跑得还快,在我们眼前一闪而过。不论我们怎么叫他,他连头都不回一下,跑得急了,还把书包抱在胸前,弓下身子,低着头,他的样子真的就像一只受到了惊吓的兔子。因为他学习成绩迅速进步,我们甚至都忘记了他小时候在床单上画地图的形象了。几次三番之后,我们伸出了橄榄枝,来军并没有和我们和平共处的意思,仍和以前一样,独来独往,一见到我们就把头勾下去,把书包抱紧,做出随时奔跑的架势。
那天晚上,天都黑透了,父亲还没回来,母亲就催我去接父亲。父亲这两年不知怎么了,喝点酒话就多,再喝一点就醉了,隔三岔五地会去外面做客,有时去赵参谋长家,有时去李部长家,他们几个要好的朋友轮流请客,他们都是抗联时的战友,走动就多一些。每次喝上三五杯之后,说的都是和抗联有关的话,什么大雪封山、鬼子扫荡,他们是如何躲藏在雪地里躲过敌人的搜捕,还有就是如何吃树皮、吃山果,他们有一套经验,什么样的树皮好吃,什么样的山果有毒……然后就醉了,醉倒一片,然后就打电话让各家的孩子来接各自的父亲。他们踉跄着走出门,大着声音含混不清地说着再见,摇摇晃晃向各自家里走去。
我来到老金家门前时,父亲已经出来了,是来军挽着父亲想往我家送。他正大着声音和老金站在门口说着什么。不远处一棵树下,赵参谋长的警卫员正搀着赵参谋长,赵参谋长扶着一棵树,弓着身子冲树呕着。我忙过去从来军手里接过父亲,来军一句話也没说,向家门跑去,我看见念军正站在门口一侧的暗影里朝我们这里望着。我想尽快把父亲搀走,父亲拉过老金的手在热烈地说话,父亲大着舌头一遍遍地说:金子,命运对你不公平呀,你受伤没能到部队上来,盼军牺牲了,念军这事包在我和老赵身上了,你们家不能没有一个军人,否则不公平哇。父亲也去呕,我借机把父亲搀走,走了几十米,父亲嘴里还在说:金子,念军提干的事找我来办。我回头再看时,老金仍立在家门前,他倚在一棵树上冲父亲挥着手,一边挥手还一边冲父亲喊:谢谢参谋长、部长能来……念军不知何时已经不在了。
回到家的父亲,坐在沙发上,喝了两口水之后还在说:命运对金子一家不公平,念军应该提干。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老金请赵参谋长和父亲去家里吃饭,一定是为念军提干的事。二哥和念军是一批参的军,二哥去了北部边陲,二哥每次来信父亲连看都不看,只有母亲一个人看,看完会简单地和父亲交流一下,父亲总是不耐烦地挥着手说:吃点苦怕什么,当兵哪有不苦的,和我们当年抗联比,他这点苦还算苦了?母亲这时就不说话了,草草地把二哥诉苦的来信收起来。父亲更不会给二哥回信,一般给二哥回信都落到了我的身上。每次我给二哥回信都告诉他,父亲不会帮他,想出人头地只能靠他自己,还狠狠地和二哥说,忘记父亲,忘记这个家吧。起初二哥还充满热情地给家里写信,诉说部队如何艰苦,希望自己能够调到一个较好的单位。一段时间之后,不知是我添油加醋起了作用,还是二哥醒悟了,总之,他给家里来信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有时一年也来不了两封。
父亲对老金家的念军提干的事如此热情,却对二哥如此冷淡,起初我有点想不通,偷偷地和母亲抱怨过,母亲就叹口气说:你爸就那样,他管过你们谁呀,要出息就靠自己吧。那一次,我在母亲眼里读懂了失望。
五一劳动节之后不久,有天晚上,老金又一次敲开了我家的门,这次手里不仅有两瓶酒,还多了两条烟。他有些尴尬地站在我家客厅里,父亲拉他坐,他也不坐,把烟和酒放到沙发旁的空地上,嗫嚅着说:部长,麻烦你,看能不能把这烟和酒捎给通讯团的团长和政委。
父亲就把脸拉下来,看了眼烟和酒,又看了眼老金,声音愠怒地道:金子,你是不是不相信我老石呀,念军的事我记着呢,已经和通讯团的领导打过招呼了。那天晚上,老金告辞时,父亲把烟和酒又塞到了老金的怀里,老金执意把东西留下,两人像打架似的从客厅撕扯到门口,又到楼下。半晌,父亲从楼下回来,空着手,才一脸轻松地说了句:这个老金呀。
我知道,过不久念军应该就提干了。再次在院里见到念军时,我就想象着念军穿上军官的服装,还会穿上只有军官才有的皮鞋,走在路上的样子,那时的念军一定比现在还要漂亮。心里就多了种说不清的滋味。我给二哥写信,把念军即将提干的消息告诉了他,不知二哥是没当回事,还是没收到我的信,总之,他没回信。
不久,念军要提干的消息,在院里传开了,所有熟悉老金的人,见了他都会说上一句:恭喜了老金。老金就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满脸是笑地迎接着人们的祝福。有几次,我路过老金身边时,还听他哼起了一支不知名的歌,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他哼唱的是那首著名的《阿里郎》。每次,一想起这种熟悉又亲切的旋律,我的眼前就会出现漫山遍野的金达莱,它们正红艳艳地开着。
老金家原本有两朵盛开的金达莱,一朵属于盼军,可惜她牺牲了。现在剩下唯一的一朵是属于念军的,正红彤彤地开着。念军越来越漂亮了,可以用风姿绰约来形容了。我们羡慕念军,同时也为她祝福,她是继承姐姐的遗志走向部队的。
如果念军不节外生枝,她的命运会依据所有人的祝福,成为一名年轻漂亮的女军官,前途将一片美好。
六
老金一家没能期盼来念军带来的美好,突然有一天下午,我们刚放学回来,我们已上到高二上学期了,记得是刚开学不久的下午,天不冷不热。我们散落地走在家属院的甬路上,朱革子突然拉了下我的衣袖,结巴道:你你看。我抬头望去,念军正向院里走来,她背着行李,手提旅行箱,虽然仍穿着军装,却没了领章帽徽。就像她刚参军走时一样,所不同的是,她参军走时,是通讯团的一辆小车把她接走的,此时,她形单影只地自己走了回来。
朱革子望了我一眼,不解地问:念念军,复复员了?
我的目光仍被念军吸引着,她走得若无其事,脚步轻盈,甚至可以形容为潇洒,半高跟鞋敲击在路面上发出一串清脆的响声,不得不说无论何时念军都是那么美丽。一直到她的身影消失不见,我才清醒过来,脑子里画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念军真的复员了?
当天晚上,我就得到了一条关于念军的惊人消息。这条消息是从父亲嘴里说出来的。在饭桌上,母亲忧愁地盯着桌面说了句:我下班时,看见金师傅蹲在一棵树下哭呢。母亲一直称老金为金师傅。父亲刚拿起筷子,听母亲这么说,“啪”的一声把筷子又放到了桌子上,叹了口气道:这个念军真是不争气呀。于是父亲就宣布了那条让我惊掉下巴的消息:念军因在部队谈恋爱,被通讯团处理提前复员了。因为恋爱被处理复员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直到我参军后才清楚,士兵条例明文规定,士兵在服役期间,禁止在驻军当地恋爱。
没多久,念军被处理复员的细节便浮出了水面。念军的恋爱对象是名北京籍的兵,那个士兵姓章,文章的章,还是名班长。在被发现前,章班长入党已经一年多了,正准备被部队保送去军校学习,结果,章班长和念军不知何时勾搭上了。发现两人恋情那天晚上,通讯团搞了一次紧急集合,意外地发现队列里少了两个人。这是一次意外,队伍被宣布解散,分头去找两人,结果在营院外的一棵树下,连长发现了两个人,当连长的手电光束射向两人时,他们的身体才在惊悸中分开。
两个士兵在服役期间违反士兵条例而偷尝禁果,这件事就闹大了。连长报告营里,营里又报告团里,没两天,他们的处理结果就出来了。两人同时被宣布提前复员,也许是因念军是烈士的妹妹,是特招入伍的,除了提前复员,并没有受到其他处分。那个章班长就不一样了,不仅被提前复员,而且档案里还留下了一个记大过的处分,原因就是违反纪律条例。
念军出了这么大的事,她一直瞒着家人,直到迫不得已从通讯团回来。我们知道老金家出大事了,都想從来军脸上查看出端倪,来军一如既往,低着头上学,又低着头放学,就像一只没有欲望的老鼠从我们眼前悄然走过。没从来军身上看出内容,我们放学后就故意在老金家门前走来走去。老金家的房门和窗子关得严严实实的,似乎没人一样。我们不免有些失望,真希望这时能够看到念军从屋里走出来,哪怕她哭一场,让我们听听声音也好。结果,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现。意外地,我们却看到了老金,几日不见,他似乎瘦了一些,人也显得苍老起来,电工工具袋吊在他的屁股后,压得他的身子有些歪斜,他的目光却是直的,直直地望着远方什么地方,显得木木的。
念军回来前可不是这样,老金的身板笔直,目光活泛,脸上还绽放着花似的笑容,一看到老金的脸我就想到金达莱。不仅如此,他还把一首《阿里郎》哼唱得有声有色。然而,此时的老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日子还是那个日子,老金却不是那个老金了。
那些日子,父亲也是唉声叹气的,一张脸变成了苦瓜,难看得很。有天晚上,父亲吃完饭就出去了,很晚也没回来,母亲一边看墙上的时钟,一边把目光投向我,嘴里说:老三,看看你爸去哪儿了,咋这时还不回来。父亲每次喝酒回来晚了,母亲总是用这种口气让我去接父亲。父亲出门喝酒目的很明确,我总是能在父亲的朋友家准确地把他找到。有时父亲喝多了,需要我扶,有时他没喝多,背着手大步地在前面走,兴之所至有时还会哼唱《露营之歌》: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这时,我就想父亲一定喝美了,他们喝酒的主题一定和抗联有关。这天,我虽然有些不情愿,还是出来了,在家属院漫无目的地寻找父亲的身影。因为天已经晚了,在外面散步的人已经不多了,很容易便找到了父亲,发现父亲时,他背对着我,坐在花园的一个排椅上。他不是一个人,身边还坐着老金,从侧影我就认出了他,他的身子仍然歪斜着,不堪重负的样子。先是听见父亲不知说了句什么,就听老金长叹一声说:盼军牺牲了,我还指望着念军能在部队立住脚,可谁想她这么没出息。父亲的一只手拍在了老金歪斜的肩膀上。老金的身子似乎抖了一下,带着哭腔说:部长呀,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留在队伍上,本指望孩子们圆了我这个心愿,可谁承想……老金就哀哀地哭泣起来。我立住脚,不知进退地戳在那儿……我第一次发现,老金把部队看得这么重。我们院里每年都有许多士兵入伍,又有许多人复员回来,在我的印象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进进出出很正常,别人觉得也正常,孩子走了,欢送;孩子回来,迎接。日子还是那个日子,水波不兴,能留在部队的永远是少数,可到了老金这里,天就塌了。在我的记忆里,盼军牺牲时,也没见老金这么伤心难过。
父亲这次说话我听清了,他沉着声音说:金子,不论你是不是在队伍上,你都姓军,咱们是一辈子的战友,我认你,老赵和老李也都认你。
老金就说:部长啊,我这心不甘哪,哪怕我穿上一天军装我这心也就踏实了,我没这个机会,原本指望孩子能有一个留在队伍上,可是……老金说不下去了,懊恼地拍着自己的大腿。
父亲又说:不是还有来军吗?他是个男孩子,更适合部队。
老金叹了口气:来军就是个书呆子,他两个姐姐不行,我还能指望他?老金一边说一边摇着头,最后还把双手拢到头上,痛不欲生的样子。
那天,我没打搅父亲,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家里,老金的声音和他的痛苦不知为什么让我心里也沉甸甸的。躺在床上好久也没能睡着,想的都是老金的梦想,他十几岁就成了抗联的交通员,一直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入伍参军,抗战胜利了,他却因为被冻伤的双脚失去了转入部队的机会,然后又梦想着孩子们能满足他的愿望……那天,我听见父亲回来,走进他的卧室,小声地和母亲说了几句什么。我在那天晚上一直没有睡好。
又是个不久之后,我们早晨上学的路上,还没走出家属院,就看见念军也从家门走出来,这是她复员回来后,我第一次见到她。她身穿便服,手里还提着复员回来的旅行箱,天气有点凉了,她脖子上围了一条薄围巾,是红色的,映得她的脸也朝气蓬勃的样子。她和我想的一点也不一样,原本以为她被处理复员而精神沮丧,没料到,她竟和没事人似的。她神态自若,甚至有些兴高采烈地在我眼前走过,她还是那么漂亮,目光中还充满了自信。在院门外,我见她向公共汽车站走去,正好驶来一辆车,她轻盈地跳上车,车门在她身后关上,车便欢快地向前方驶去。我不知道念军这是要去哪里,起初我以为她就是一次外出。
又过了不久,我才听说,念军去了北京,我知道,她一定是找章班长去了。那年的春节吧,我听母亲说,念军在北京结婚了。自然是那个章班长。他们的爱情终于修成正果。我莫名的有些失落,但在心底里还是为念军祝福着。念军这一走,便一直没有回来。我参军几年之后,又一次回来休假,才听说有关念军的消息,人们说,念军和她的丈夫干起了旅游,专门承接北京名胜古迹的旅游线路,出发地点就在前门的某一处。得知念军的结果,关于念军的故事似乎仍然不能画上句号。
我参军不久之后,老金就退休了,退休的老金仍然住在职工的平房里。偶尔我会在路上看见老金,屁股后少了工具袋,他就把手背在身后,步子仍然扭捏,在他的目光里似乎看到了一股劲,于是他就劲劲地走着,目光坚定,似乎又听到了他哼唱《阿里郎》的曲调。
有一次,我出差路过北京,专门到前门转了一圈,就是希望能看到念军。许多人去过北京,见到过念军,他们说得真切。果然,我看到了念军,她手里拿着一个票夹,在招呼游客上车,北京的名胜古迹蹦豆似的连在一起,听起来像绕口令。念军已经一副北京口音了。因为是冬天,她穿了件军大衣,没系扣子,几年没见,她似乎没什么变化。路旁停了辆中巴客车,一个男子坐在司机的位置上,冲车下的人也呼叫着:八达岭,十三陵,密云水库一日游嘞……我想,这人一定就是传说中的章班长吧,他仍留着寸头,圆圆的脸上挂着笑。
那天,我一直看着他们把车开走,那辆中巴车融入车水马龙的路上,过个红绿灯转弯不见了。
又是几年后,我又听说念军和丈夫开了一家旅行社。没多久,念军和丈夫回了一次老家,要接父母去北京常住,人们都说,念军在北京买了大房子,接父母去享福。可不知为什么,老金和他的老伴只在北京住了不到一个月,便又回到了他们的平房里。
这一切都是后话了。
七
念军决然地离开了家,离开了生养她的城市,头也不回地追寻她的爱情去了。
来军就成了老金唯一的念想,我们即将高中毕业,离高考还有一个月,我们拿到了高考志愿表。班主任专门拿出一节课的时间,为我们讲解这张高考志愿表,让我们认清自己,恰如其分地填报自己的志愿。最后班主任把目光落到来军的脸上,哗哗啦啦举着那张表格说:来军你一定填报清华大学。老师这么说完,我们看见来军脸都涨红了,目光满是骄傲。
那天放学后,我们看到来军把那张高考志愿表卷成一个纸筒,死死地握在手里,迫不及待地向家里走去。不仅班主任对来军能考取清华大学充满希望,我们作为来军的同学,也相信我们这届毕业生,只要有一人能考上清华大学,那也一定是来军。上了高中后,来军似乎就被人施了魔法,他的成绩一骑绝尘,把我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因为他的学习成绩,我们甚至在心里原谅了他上小学还在床单上画地图的事实,也原谅了他像个女孩子一样的懦弱。上学放学时,只要在路上我们碰到来军,都主动上前和他搭讪,可来军依然低着头行色匆匆,对我们释放的友好信号不闻不问。每次来军这样,朱革子就很生气,结巴着说:牛牛什么呀,不就是学学习好吗。我望着来军远去的背影,又想到了他的两个姐姐上学时,也是这么独来独往,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学习好坏,而是他们知道自己是军工子女,因此,才和我们产生了深深的裂痕。正如老金和我们的父亲一样,老金就是军区大院里的一名军工,坠在他屁股后面的工具袋总是把他的身子压得歪斜起来,我们认识老金那天,他就是这样,一直到退休他仍然是名军工;而我们的父亲,职务总是隔三岔五地在晋升,比如我的父亲,在这座城市解放时,才是名副团级军官,现在已经是名军级部长了,还有朱革子的父亲,还有赵参谋长,现在已经是军区副司令了。不论老金资历有多么老,仍然改变不了他是名军工的事实。
班主任下发高考志愿表格的第二天傍晚,我看见我们班主任走进了老金家。班主任这时家访,让我感到吃惊,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我们就要高考了,这时班主任突然出现在来军家,一定别有深意。过了好久,我看见班主任从来军家门里出来,低垂着头,老金在后面相送。班主任站在门口,仍和老金说着什么,看样子班主任仍然有些激动,连说带比画,鼻子上的眼鏡都滑落到了鼻尖处却全然不顾。老金的话不多,只做了一个手势,斩钉截铁的样子。班主任望着老金又小声地说了句什么,样子似在哀求,老金把身子别过去,似乎不想听班主任再说什么了。班主任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走了,还不时地回头张望一眼,老金扭捏着脚步回到了家,还重重地把门关上了。
吃完晚饭,我拿本历史书从家里出来,准备在路灯下再背一会儿历史题,路过老金家门前时,发现来军坐在家门口的马路牙子上,托着腮似乎在想着什么。我走过去,距离来军几步远的地方立住脚,来军发现了我,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钟就躲开了。我想来军这样子一定和班主任上门有关,便上前几步说:来军,我看见班主任来你家了。他没再抬头,而是把头埋在两腿之间,突然耸动着肩膀哭了起来。我又走近一步,手抚在他的肩膀上,感受到他的悲伤,没头没尾地安慰他道:来军,你放心,以你的成绩考上清华一定有把握。谁知来军听了我的话,越发伤心起来,整个人都因哭泣而抖成一团。我不知班主任的到来,是因为来军一家发生了什么,来军一直在哭泣,也没有和我交流的意思,我在他身边默立了一会儿便离开了。身后仍然是来军断续的哭泣之声。
第二天上学是我们交高考志愿表的时间,班主任低着头把我们递给他的高考志愿表码在一起,班主任似乎情绪也很低落,脸上写满了失望。坐到座位上,我看见了来军,他此时已经平静了,但双眼仍然红肿着,显然,他昨天晚上哭了许久。
几天之后,班级里又恢复了平静,我们做着高考前的最后冲刺。放学时,我又看见了老金几次,他带着几个年轻徒弟,在检查电线杆,工具袋让他身子歪斜起来,他仰起头,冲在电线杆上作业的徒弟大声交代着什么。
那年高考后不久,我们大院里,来军是第一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人,让我们吃惊的是,录取来军的大学不是清华,而是部队一所院校。来军放弃了清华,而改成报考一所军校,这个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得知来军收到军校录取通知的那天下午,我们被一阵鞭炮声吸引了,我看见老金站在自家门前,手里握了一根竹竿,竹竿一端挑着一挂正燃放的鞭炮。老金的表情高兴得跟个孩子似的,眉毛都立起来了,抿着嘴角,神采飞扬的样子。自从我认识老金,这是我见过老金最开心的样子。他是在为来军考上军校才点燃的鞭炮。可惜的是,来军并没有出现在我的视线里,老金的身后站着他的老伴,老伴手捂着耳朵,高兴得也像一个胆小怕事的孩子。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高考前班主任来到来军家的目的,班主任试图说服老金让来军报考清华大学,而老金执意让来军报考军校,最后自然是老金占了上风,谁让来军是老金的儿子呢。
来军也是我们那届第一个入学的大学生,他出发那天,我们这拨同学都去为来军送行。来军穿了一身军校学员制服出现在自家院门前,我们突然发现来军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不知是他那身军装,还是别的什么,老金拖了个旅行箱,腰杆也挺得笔直,他冲我们挥着手,一副合不拢嘴的样子。自从来军接到军校入学通知书,老金就是这副高兴的样子,我们经常在院里听到他偷偷哼唱《阿里郎》的歌声。
来军似乎还没学会敬礼,他却意外地走过来,依次和我们拥抱告别。这是来军从小学到高中,第一次如此主动地和我们近距离地接触。我们从他的表情上看不出他是高兴还是失望。我又想起了填写高考志愿表的那天晚上,他哭得如此伤心,一定是向梦想的清华大学做别。
来军在老金的相送下,挥手和我们告别了。我们站在老金家门前,望着来军和老金向院外走去,心里一时不知是个什么滋味。
那年我没能考上大学,朱革子也是,年底我参军离开了军区大院,朱革子也想参军,但因为他有口吃的毛病,面试时就被部队接兵领导排除在外了。
我参军两年后回家探亲,意外地在院里看到了来军,来军放寒假也回到了家中。两年没见来军,他的变化让我有些吃惊,我们在院内的路上遇见,很快便认出了彼此,他先是立住脚,给我敬了个军礼,他的军礼标准而又利索。然后我们迈开大步相向而行,我们的手握到了一起,这时,我才发现来军的手很有力量,他的个子又长高了一些,比以前又壮了一些,他握着我的手道:咱们现在是战友了。我有些陌生又羡慕地望着来军说:来军你变了,更像名军人了。他冲我笑一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后来,我也上了军校,又提干留在了部队。不断有来军的消息传来,他又考上了部队院校的研究生,后来又听说来军读了博士。博士毕业后,被分到北京一家部队的科研单位。
后来我还听说,老金退休后,和老伴一起去北京看望过来军,还住了一阵子。回来后的老金身上就多了一套部队新发的九五式军官服装,虽然没有肩章和领花,但那身新式干部服装穿在老金身上,还是让他精神了不少。
八
老金退休了,接着就是父亲,还有赵副司令,父亲他们那一拨抗联老兵都相继退休了。
老金他们住的那一排职工宿舍终于不见了,而是建成了楼房,老金自然也住进了楼房里。他在院内活动的身影也就随之减少了。但他和父亲、赵副司令,还有老李一起活动的次数明显增多。
父亲和老李等人退休后便住进了干休所,房子自然也是依据职务高低大小不一的。父亲和老李住在联排别墅里,各自有院子,种着花花草草,自己的小院外,还修有凉亭、假山什么的,像一个公园,每次父亲他们相聚时,大都在父亲的干休所。干休所离原来军区的家属区并不远,只有一条马路相隔,老金扭捏着穿过马路,便走进干休所院内了。父亲和老李等人已经在凉亭下等候了,一副象棋摆在眼前。老金不下棋,他坐在一旁看父亲和老李下棋。他们每次下棋都很认真的样子,为一步棋总是会吵吵嚷嚷上好半晌,老金在一旁急得也搓着手,抽个空插上一句话就劝慰着:两位首长,别为一步棋吵了,再吵就伤了身子。老金每次这么说,父亲和老李就怔一怔,相互看看,把目光投向老金,老金就一脸平和地把目光望向他们。一直到两人退休,老金还称他们为首长。父亲在家里家外,无数次地替老金打抱不平,每次都会说:老金若不是当年脚被冻伤,现在最差也会弄个师长军长了。每次说起这话,父亲就叹气,眼神里露出深深的遗憾之色。据父亲说,老金和父亲是同岁,当年在抗联时,他和父亲都十四岁,老金是在地下组织当交通员,父亲是抗联支队的通讯员。一个里,一个外,最后就成了两种不同的人生。父亲和老李都是军职干部退休,算是高干。虽然他们退休后,仍不断地和老金打交道,老金每次来,从不多言,就是坐在一旁看两人下棋,抑或把目光移開,打量着干休所里的山山水水。父亲和老李也和老金闲聊,一般情况下,不是坐在凉亭里,就是绕着假山或水景在散步,老金就喃喃地说:你们休养所真好,像个公园。父亲立住脚,看着老金说:金子,没事多过来走走。老金就把虚虚的目光移到在树木掩映的那一排排别墅上,红砖青瓦的别墅像一道风景似的在眼前飘过。
父亲和老李带着老金也看望过赵副司令。赵副司令年龄比他们大上一些,也是最早退休的,他仍住在军区院内的首长小院里,院子内外仍有士兵站崗,不时地还有游动的士兵在院内走过。赵副司令的院内也修有凉亭,凉亭上还长满了青苔,朴拙而又古老。
他们来到时,赵副司令已经坐在凉亭里等他们了,他们既是战友又是上下级,赵副司令坐在中间,老金总是找个远端的位置坐下,然后几个人就说些话。他们退休了,工作上的事自然就不说了,每次聊天都要从天气说起,或冷或热地说上一阵子,也会聊些国际国内形势,最后总是在各自孩子的话题上打住。赵副司令家的老大,在部队已当上了副师长,老李的儿子也成为一名团级干部。父亲说起我们几个孩子时,总是匆匆带过,似乎总是不值得一提。匆忙结束之后,就把老金往前拉一拉说:金子的老小才有出息,现在北京一家保密单位做科学研究,是科学家。每每这时,老金总是把胸挺起来,接受检阅似的,目不斜视。赵副司令拍着大腿就说:是来军吧?老金就说:首长,是他。几个人沉默下来,他们几乎都同时又想起了盼军,扛着燃烧的煤气罐飞奔而去的身影。赵副司令就总结似的说:小金,你的子女争气呀。老金的腰就弯下一些,他又想起了念军,没底气地说:我们家老二不争气,她要是留在部队,就完美了。
老金责备念军时,念军和丈夫已经一起开了家旅行社,旅行社的业务不仅遍布全国,还走向了世界。在业内已是小有名气的一家旅行社了,念军在亚洲欧洲到处行走,开辟着旅行线路。
念军几次三番地要把父母接到北京去住,老金和老伴也去过几回,每次都以住不惯为由停留几日,在念军家住几天,又到来军家住几天,便又匆匆地回来了。一走进营区,心似乎才踏实下来,脸上也会绽放出难得的笑容。老伴不说什么,随在他的身后。
老金的晚年是幸福的,日子在水波不兴中就这么过着。可在感觉上,退了休之后的老人总是老得很快。我先是发现父亲的背驼了,脚步也大不如以前那么灵便了。
有一次,见到老金和他老伴在过马路,老伴搀着老金,老金手里不知何时多了根手杖,他们小心地移动着脚步向干休所走来。我走到他们近前,打了声招呼,他们半晌才认出我来,老金就似梦似呓地说:老三哪,都长这么高了。他的思维似乎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我们在院里打闹追逐的样子。老金的老伴不好意思地纠正道:你金叔老糊涂了。然后又冲老金的耳朵大声地说:老三现在调到军区当干事了,是营级干部了。老金就答非所问地说:你爸和李部长下棋,我去当参谋,不然他们老是吵架。老金在老伴的搀扶下,扭着小脚向干休所院内走去。
记得是过完五一劳动节之后的某一天,我突然听到老金去世的消息。老金去世前身体就已经很不好了,三天两头去医院,后来都不能下楼了,他的老寒腿总是疼。抗联的日子不仅让老金失去了脚趾,还有一双腿,遇到阴天下雪就会发作。不仅老金这样,父亲和老李还有赵副司令也是这样,只不过他们的后遗症要比老金轻一些。
老金去世后,念军、来军都从北京赶了回来。父亲特意把我叫到他面前,父亲把拐棍立在自己的身前,抬起头望着我说:你金叔的遗愿是想回老家,你记住,等我有一天和你金叔一样时,我也要回老家。我知道父亲说的老家指的是什么,就是当年他们在抗联日子里曾经战斗过的山岭和林海。父亲和李叔叔在退休前回去过,退休后也结伴去过。回来后他们就要叨叨上好久关于老家的一切,某座山头如何了,哪条水沟又变化了,似乎,他们的青春岁月就在眼前,触手可及。
父亲又说:我老了,走不动了。你代表我去送送你金叔。
护送老金回老家时,有十几口子人,除了念军、来军,还有我们这些当年抗联老兵的子女。我们坐火车,又坐汽车,一路上向大山深处奔去。最后在当地抗联纪念馆同志的陪同下,我们翻山越岭来到了一片山冈前,纪念馆的同志就指着这片山冈说:前面的大山就是当年抗联三支队经常活动的地方。我顺着纪念馆工作人员的手指望过去,山峰相连,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就像当年抗联老兵的队伍。此时,正值金达莱盛开的季节,漫山遍野,我们听到了鸟鸣之声,还听到了山泉水缓缓流过的声响,我们向大山深处走去,簇拥着老金。我的耳畔又响起松涛之声。十四岁的老金挎着筐,里面装着情报或者送给抗联队伍的吃食,穿行在风雪之中。泪水浸湿了我的眼眶,模糊了眼前的一切。
原刊责编俞胜
【作者简介】石钟山,男,1964年生,辽宁沈阳人。1981年入伍。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白雪家园》《飞越盲区》等五部,中篇小说三十余部,短篇小说多篇。作品曾获《十月》《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刊物奖。小说《国旗手》《二十年前的一宗强奸案》《血红血黑》分获第八、十一、十二届百花奖。
分类:中篇小说 作者:石钟山 期刊:《小说月报》202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