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乌龙球

一

法国世界杯那年，我第一次看足球。在这之前，我看球迷。球场上一阵高过一阵的热浪、脸上贴的小国旗、偶尔爆出的桑巴舞、人们脸上的开心和愉悦都让我着迷。他们有什么理由那么高兴呢？我呆呆地想，像是天底下所有的开心都能据为己有。纯粹是因为嫉妒，我也决心熬夜看球。我承认我是一个喜欢嫉妒的女人，别人有的，我想有;别人没有的，我也想有。很多心思我都藏得好好的，连严先生都看不出来。我表面上心静如水。我不允许世界人民都快乐而把我抛在一边，我天生热爱参与，特别是，那种快乐人人可以有份，前提只是——你付出点时间就可以获得，为什么……不呢？

揭幕战是巴西对苏格兰，就看那皮球在绿茵场上滚，许久都不能破门。我们只盯着球门看，其他技战术在我们眼里一文不值。十几个人拼命争抢，怎么就不能进个球呢？要知道，对于我们来说进球才是看点。好了，巴西队桑帕约头球先下一城。苏格兰队科林斯点球罚进。我和严先生趴在被窝里，为什么是越位争论不休。突然，一粒进球让进球人痛不欲生。原来是卡福突围，晃过伯利，直抵禁区低射。苏格兰队队长亨得利拼命将球从球门线上解围，但回追心切的博伊德没有判断好方向，一下用胸膛把球撞进了自家的球门。

“乌龙！乌龙！乌龙！”解说员扯起嗓子高喊，震得屋顶上的灰尘噗噗直落。屏幕突然出现了一片雪花，严先生急得凿床。

就听“哗”的一声炸响，黑暗的客厅似乎躲藏着妖怪，竟在关键时刻来凑热闹。那时年轻，父母年壮，对深夜的电话铃声丝毫不过敏。我在床上本能地弹了下，随之又让身体复原。我蹬了严先生一脚，让他去接电话，严先生让我去接。我们还没有遇见过乌龙球，都对它有种奇妙的期待——其实就是想知道它有多伤害。对于两个没有主场的伪球迷，没心没肺得就像两根电线杆子。博伊德瞬间石化的表情，简直难以形容，错愕、惶恐、懊丧、绝望、痛不欲生。没容镜头切换，电视机就是在这一刻出了故障。那种情感来得迅疾而又猛烈，像是电梯从高空坠落，真是眨眼天堂，眨眼地狱。“找你的。”我说。“找你的。”他说。

当时我们结婚三年，正处于有盐没味的状态。我们都想用这个办法把对方骗下床。我说那就猜猜猜，我出其不意出了一张布，没想到遇上严先生的剪刀。“肯定是看了我出你才出的。”我朝他的屁股拍了一掌，那肉颤颠颠地抖动，和着不怀好意的笑声。我赤脚跑到客厅，小方块的青色瓷砖潮湿阴冷，离沙发还有三步远，我一下子跳了上去。紅色的话机老猫一样趴在茶几上，我弓起膝盖抱在怀里，把听筒抄了起来。

“是大……张所长啊。这么晚有什么事？报纸那边还没消息，你告诉窑主等一等，再等一等……”

他外号大老张，乡政府的人都这么叫他。是因为他实在太高了，有两米多。大老张却说：“窑主等不了，火烧眉毛了都。案子很快就要开庭，小偷受人指使想当庭翻案，然后往死里报复。消息也才刚传过来……你能不能让报道快一点登出来？”我从没见大老张这么着急过。

“我说了不算啊！”

“这都多久了，他们会不会不给发表？”

我翻了翻桌子上的日历，寄稿子的确切日期忘了，但确实已经很久了。“应该不会吧？”我有些含糊。

“你给准话。”

“准话就是……”我想说根本没有准话。报纸是大报，我只是个通讯员，平时上稿率高些，可离百分之百肯定有距离。不过这个稿子我有几分把握，寄稿时还附了封信，告诉编辑这稿子重要，让他务必重点对待。

大老张有些不耐烦，说：“我们明天一早去报馆，看来不送礼是不行了。这年头，不送礼就办不成事，你越着急他就越不给你办……稿子务必在下周见报，再晚就来不及了。你想想，给人家送点啥好？”

“没必要吧？”我有些追不上大老张的思路，“报纸需要稿子，我给报纸供稿，这是相得益彰的事呀。”

“你还是太嫩。”大老张说，“求人办事哪有白张嘴的……那就到那儿再说，现在想准备也来不及了。”

“几点走？”

“八点四十的火车，我六点半从乡政府出发，开吉普去接你。”

大老张是派出所所长，他这辆开起来地动山摇的绿吉普，是从公安局新淘汰下来的。就像相声里说的，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但开起来依然有气势，轰隆轰隆，所到之处，人们的眼神都追着往上贴。我还在为买一辆大链套自行车奋斗呢！这奋斗的内容，就包括几块微薄的稿费，所以我写稿很勤奋。有天中午我把午觉睡瓷实了，梦中惊醒，我爬起来就往外跑。橱窗里果然新换了报纸，看门的老杨没让我失望，他总是第一时间更换橱窗内容。我瞪着眼睛看二版和三版。一版是要闻版，可以不看。四版是文艺版，虽然想看，但不舍得看，得留着晚上有大块时间慢慢欣赏。我标题都还没浏览完，大老张晃悠着身体走了过来。

“又有你的新闻稿？”他问。

我说又有我的新闻稿。

“写的啥？”他问得漫不经心。

我说写的啥啥。短不了与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有关，我是乡里的通讯员，写这些是本分。写到谁谁才会关心一下。

我等他问下一句：十棵树的新闻咋还没出来？他没问，打我身边晃悠了过去。我提着的心一下就放下了。其实我就是在找那个稿子，可发出来的是一家农户养蝎子致富的。我怕他着急。他不提，证明稿子早发晚发没那么重要。稿子有时会压很长时间，我有心理准备。走出三五步远，大老张突然转回来了，神秘地问：“你想不想玩枪？”我疑心自己听错了，愣了一下。我知道他有配枪，平时在屁股后头的枪套里吊着，有人想摸一下，他会虎起脸。大老张是一张方脸孔，腮帮子一边一块疙瘩肉。脸蛋子耷拉下来，大眼珠子一瞪，特别吓人。我曾经见过他在派出所捆犯人，三下两下就把人捆成了粽子，除了眼珠，哪里都不能动。他平时是个严肃的人，我都没咋看他笑过。他虽在公安系统，但跟书记乡长差不多，都属于领导，跟我这样说话，我有些受宠若惊。枪那玩意儿是随便能玩儿的？大老张看出了我的紧张，轻松地说，玩儿枪容易，找到能打枪的地方就行。这事得隐秘，隐蔽。避人还只是一方面，你得让子弹有处去飞。即使是在荒郊野外，也不能随便开枪，万一打飞了容易伤着人。我赶忙插嘴说：“也容易伤着鸟。”我们那片原野上最近出现了一种鸟，老百姓叫它天鹅地捕十八斤，也叫长脖老等，也叫老鸨，身大肉厚，展开翅膀能遮半亩地，若是碰巧它从天上过，随便打一枪就能命中。看我说得认真，大老张宽容地笑笑，说云丫是个慈悲的人。

“去哪里呢？”他皱着眉头站在那里想。我那时年轻，脑子活，提醒说：“找片水塘可以吗……鱼塘不行，养鱼的人不依。”

“还真有一块野池塘。”他拍了下脑门儿，“打鱼的想法好。”

二

“用手枪打鱼，一般人没这经历。”他一手握方向盘，似乎想到了美妙处，咧嘴一笑。吉普车兔子般蹿了出去。我揿下车窗，特意看有没有人看见我，虚荣心眨眼就被风刮没了。乡政府都在睡觉。车子径直往西走，在马路上拐了两个弯，上了一条小土路。四周都是青纱帐，热烘烘的空气烘烤出了一股灶烟子味。一条小路藏身在玉米地里，带子似的拴在这条主路上。吉普车靠着一棵小叶杨停下了，是这条路上唯一的一棵像些样的树。不高，树冠阔大，上边搭了三个鸟窝，分别在东、西、南三个方向。还有一个半成品挂在树梢的枝杈间，毛茬茬的还没闭合。“可怜的喜鹊。”我下车时叨咕了句，“实在是没处搭窝了吧？”我朝树上看了一眼，它们一定觉得在村里的树上搭窝不安全，才把家安到了荒郊野外。我朝四下里张望，一边是高粱谷子，一边是黄豆玉米，大洼都是黑土地，庄稼黝黑发亮，远处村庄只是一坨模糊的影子，乡政府的几排平房还在影子后面，从这里根本看不到。“这里哪有水塘？”我疑惑。大老张说：“不单有水塘，这水塘里还有鱼。你不知道，这洼里最不缺的就是水。”成群的蜻蜓在空中飞，大老张想空手捉蜻蜓，就见他左手抄一把，右手抄一把，两只手太大，蜻蜓都从他的指缝溜走了。有的蜻蜓大概还想戏耍他，故意在他眼眉前晃，却又出其不意一个拉升或沉降，逃脱了他的魔掌。他朝小路上走，玉米叶子割他的脸，他用两手划拉，传出一片窸窣声。

我像土拨鼠在下面穿行，看见的都是黄色的玉米秆和枯焦的玉米叶子。那些玉米秆光溜溜的像竹子的骨节，根部像抓地龙，紧紧吸附在隆起的土埂上。

“炸蜻蜓比炸蚂蚱好吃，没有土腥气。”

“你吃过？”

“天上飞的没吃过飞机，地下跑的没吃过板凳。”

“这得多大的嘴。”

“宁吃飞禽二两，不吃走兽半斤。”

“蜻蜓有肉吗？”我说。

说完兀自笑了。我俩这段像在说相声。他顺嘴说出的话总让人印象深刻，我恨不得拿小本子记下来。

我打了七发子弹，一无所获。那种后坐力让我的肩胛很不舒服，虽然手枪很小，只有一只巴掌大，能量还是很惊人。也许是因为紧张，手，连同胳膊肩膀都是僵的，耳朵也是失聪的感觉，仿佛总有一只蚊子在飞。大老张的声音就在近前，听上去却很隔膜。大老张上瘾，他摸花生果似的一粒一粒从口袋里摸出子弹，压进枪膛，气定神闲地佯装瞄准，可水面平展展亮闪闪，哪儿有目标可瞄。就听“巴勾”一声，水面翻花，就像被鱼儿弹拨了一下。正是晚霞灿烂的时刻，鱼塘里洒了一片碎金子，波光粼粼。空气里有股溽热的硫黄味，和着玉米花以及牵牛花的气味，黏稠得堵塞人的呼吸。大老张一直都很放松，沿着池塘走了一个圆周，把想象中能有大鱼的地方射了个遍。我跟在他身后走，心里直念阿弥陀佛。果然有一只大鸟从天空飞过，大老张紧急调转了枪口，两只手握牢了枪柄。我大叫了一声：“别……”大老张回头看我一眼，宽容地笑笑，缓缓调转了枪口。“大鱼你快躲远点，可别让这子弹钻出窟窿。”我又为鱼操心，话说得像玩笑，若真打中一条大鱼，下去捞也是个问题。

“没有傻鱼。”他说，“就是寻个开心。”

射出最后一发子弹，大老张的手去口袋里摸了空，他的手掌张开，越发像把蒲扇。“没了。”大老张遗憾地翻来覆去看枪，枪管在淡青色的天光底下冒着瓦蓝色的烟。水面平展如镜，连片鱼鳞也没见着。他说这水塘里是有野生大鱼的，有一次他看见过大鱼在水里扎猛子，脊背能有两条胳膊那么长。

“别人不知道吗？”我有些不相信。这周围净是庄稼地，春种秋收会有很多干活的人。若是知道这塘里有鱼，早被人捞走了。

“逗你玩呢。”他说，掂了下枪，在空中玩了个花样，又稳稳接住了。“平时也用不上，枪总在屁股后头嘟噜着，一年也难得往外掏一回。遇上小毛贼又不敢开枪，都是乡里乡亲，万一伤了人也不好。”他咳了一声，拧着身子吐了口痰，说，“枪认人子弹不认人。”

我的耳朵眼儿里总有啾啾的声音在飞，像是从后脖颈穿过，能掠起脑后的一缕头发。

我使劲揉了揉两只耳朵。

他把枪装进枪套，走到水塘边，伸出长臂洗了下手。我问他哪来那么多子弹，他说从公安局的弹药库领出来的，保管员是好兄弟，特意多要了一把。

大脸蛋子一样的表盘挂在墙上，还是张鹅蛋脸。我过来看了眼，它敲得正起劲。“十二点了，睡觉睡觉！”那个乌龙球早过去了，镜头推远，绿茵场成了一幅画，供那些卡通样的小人儿跑来跑去。心里一旦有事，这球就更没心思看了。突然，卡福有一脚远射，皮球在空中画了道美丽的弧线，可惜射偏了。

我隨手关灯关电视。荧光屏像魔方一样深不可测，把波澜藏得深远。

严先生裹了一下被单子，让自己滚到了床沿上。我就知道他生气了。他是个一根筋的人，就烦虎头蛇尾。为了让他陪我看球，我也费了许多唇舌，既旁敲侧击，又讽刺挖苦。男人哪有不看球的，不看体育节目的男人还是男人嘛，诸如此类。好不容易把他说动了，又不让他看了。他生气就是因为这个，没跑儿。他表示抗议的时候通常是用肢体语言，很重地翻身，把床震得像船一样摇，把后背整得像陡峭的堤岸一样。这样武断地剥夺他看电视的机会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他比我早打鼾，说明剥夺也就剥夺了，没啥了不起。

我没说跟大老张出门的事，我有些不安。

我失眠了。去报社送礼，这在我也是头一回，过去从没往这方面想过。写稿还要送礼，这多不好意思！人家不要咋办？收了礼稿子不发表咋办？我这才感到大老张说的火烧眉毛是种巨大的压力，而这压力敢情都背在我一个人身上，这哪能不失眠！我还没遇到过比这更重要的事！稿子背后连着一个案件的胜负和相关人的命运，我顿时觉得喘不上气，紧张得不行。“听他的。”我抚着胸口对自己说。大老张只比姚明矮一点点，他喜欢拉胡琴，热衷跳舞，女人跟他搭手，就像他拎着个小书包。他在乡政府大院是明星级的人物，有学问，人缘好，人品周正。还有人说他铁面无私，像黑脸包公。总之我没听过谁说他不好的话，我有理由相信他。有回我问他公安机构为啥叫派出所，他说这牌子挂在这儿，只有你想得起来问——因为是公安局的派出机构，所就是房子，住所，处所。明代驻兵的地点，大的叫千户所，小的叫百户所。你可明白？以后他见到我总是先打招呼：“王云丫，还有啥不明白的？”

熟起来才发现，他不像表面那样严肃。

过年都讲究在外门框上贴副红对联，机关也不例外。妇联主任是大龄女光棍儿，别出心裁，门楣上是自己写的两个墨字“鸾巢”。我顺手指给大老张看，问那是啥意思。我当真不懂。大老张瞥了一眼，阔声说：“凤凰窝儿。”妇联主任刚好端着脸盆出来，一盆水擦着他脚泼了出来。

“泼得好。”大老张临阵不慌，用手掸了掸裤子，那里溅了泥点子。他说自己有福气，沾了凤凰窝儿的光。“王主任，就这一盆吗，还有吗？”妇联主任假装失手，赶紧回屋拿毛巾想给他擦鞋，他悠悠地走了。

大家都说大老张修养好，一般的人，一般的事，他不入眼。

三

乡政府大院四四方方，左边是四排平房，右边也是四排平房，后边是瓷砖镶嵌的小二楼，在一排粗壮的白杨树护卫下，相当洋气。花墙中间有道月亮门，里边是信用社，外边是派出所。大老张经常开玩笑，说派出所是专门给信用社保驾护航的，他们应该给点这个。他用拇指和食指捻，是点钞的动作。

大老张爱喝酒爱打牌，晚上经常在派出所攒局，值班的人都爱往那儿跑。

凡事都有因有果，盐有咸的道理，醋有酸的理由。我一向这么认为。

有天我正在家休假，他骑了辆摩托挎子来找我，说求我办点事。

我纳闷，他有啥事会求我？

“你先上车。”他说，随后又说，“今天你先委屈着，过两天局里给辆吉普车，那个时候就能坐四个轮子的了。”

我心说，这三个轮子已经很好了。

真的是很享受。挎子风驰电掣往大洼里走，潮湿的风往脸上扑，咸腻腻的。这大洼里是盐碱地，树都歪着脖子，瘦小可怜。天上的云彩都是种拎不清的插灰色，像是被盐碱泡过的、幻化出各种模糊的图案。我舒坦地坐在挎子里，开挎子的是派出所所长，这本身就是待遇，能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他戴了个大墨镜，是个方框子的，跟他那张脸简直是标配。我们停在了一个小卖部门口，他买了两瓶北冰洋汽水，拧开盖子，递给我一瓶。

“你寫个报道。”他这时才说，“知道十棵树吧？那里有我朋友，他家进贼了，贼没得手，让他家老的少的给绑了。主要是他妈，都快八十岁了。”

“好新闻啊。”我说。我在乡政府当通讯员，有时没啥可写，就去找稀奇古怪的事，连公鸡下蛋、母鸡打鸣的事都写过，还写过老鹅看孩子、大雁认人等等。一家孩子上村里的幼儿园，他家的鹅管接管送。有个人掏了鸟窝，大雁追着他鹐，害得他一年四季戴帽子。这样的古怪事算社会新闻，多少有点夸张，但上稿率百分之百。但总写这样的新闻也不行，领导有意见，年底评不上优秀通讯员。毛贼被老太太反捉的事就有价值了，尤其是八十岁的老太太。这样的稿子肯定能发表，用时下的话说，那是正能量。

“小偷是丁家湾的，他叔叔在城里当局长。”大老张几口就喝光了汽水，目光越过我的头顶望向远处。我踮着脚尖也够不着他看的地方，他实在是太高了，像白杨树一样。他的脖子也比一般人长，喉结像个鸡蛋一样上下滚动，不由得让我想起天鹅地捕十八斤，也是长脖子。“还不是一般的局长，所以——”

我懂。一般的局长管二三十人。不一般的局长管大几百甚至上千人，这不一样。我当然不会问是哪个局的局长，这应该是秘密。但我一下就明白了大老张的话。这是想借助舆论定性，不给事情反转的机会。那时还没有反转这样的概念，但当堂翻供的事哪个时代都有。

“给哪个报写？”

“当然是党报，党报才权威。”

四破五的一所宅院，有左右厢房。在院子里就感觉到了这是户殷实人家。主房高大敞亮，东西厢房都是铝合金推拉窗。那时乡村的房子都是双扇木楞子窗，打开时朝外推，采光不好，又费木头，铝合金窗刚成为时尚。我往里走，就觉得这真是户干净人家，干净得让人欢喜。一家人欢喜地迎我们进屋，我就知道大老张常来，因为没有人跟他客套。他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一点也不见外。我们进的是正房东屋，一看就是老人在住。都是老式摆设，土炕，墙柜，帽镜，花瓶里插着鸡毛掸子，墙上贴着年画，一张是鲤鱼跳龙门，一张是赵公明。他们并排站在一起，莫名喜感。被垛用绒毛毯围得四棱见方。那毯子上是只仙鹤，鲜亮得似乎展翅要飞。见过干净人家，但没见过这样干净的，到处一尘不染，连青砖铺的地面都冒亮光。大老张趴着看炕席缝说，这里有个土渣，大妈没看见吧？一家人都很愉快，知道他在开玩笑。我见到了大老张的朋友老翟，翟天赐。还有他媳妇，他妈，三个孩子。两个女孩一个男孩，最大的十三岁。他妈看着就像六十多岁的壮年妇女，齐耳短发，只是有些许白，剪得齐齐整整，小钢丝样戳肩膀上，硬茬茬的，看上去就像妇女干部。我想，她哪里有八十岁？

“小偷是从窗户爬进来的，他先朝窗里吹一种蓝色的粉末，好让人睡死。”一家人争先恐后告诉我。窑场昨天发了工钱，老翟是老板，剩小两千，拿回家来藏在了一只坛子里，想转天进城去买油毡和别的材料。呶，就是那只。老太太搬来坛子给我看，是只收口的大肚子薄胎瓶，正好能伸进一只手。她从里面掏出些鞋样子，钱就放在了鞋样子底下。小偷就是冲这钱来的。小偷正在翻箱倒柜时，老太太醒了。小偷用黑布蒙着脸，上面掏俩窟窿，用手电照着老太太，用刀子比画说：“你别过来，过来我就杀了你。”他不知道老太太根本不怕死，要钱不要命。老太太拍着胸脯大声说：“你朝这儿扎，不扎就不是你妈养的！”小偷立时软了，带着哭腔说：“你小点声，你小点声。”老太太越发神勇，她身上只穿着小背心花裤衩，抓起笤帚疙瘩扑上去，劈头盖脸打。小偷想夺路逃跑，被老太太死死抱住了腰。孙女小婉睡炕脚，此时爬了过来，抱住小偷的腿，被小偷踢了一脚，她趁机撸掉了小偷的一只鞋。住在对屋的老翟夫妇也醒了，他们拿了绳子过来，把小偷结结实实捆了起来。

“报警了吗？”大老张问。

老太太说，一早乡派出所的警察就来了，也是骑着挎子来的。大老张仔细打听来的警察叫啥名，因为这里跟我们分属两个乡镇，年轻的警察大老张并不认识。

“行窃不成反被捆，偷鸡不成蚀把米。八十岁大娘勇斗小偷”。后半夜下雨了，滴答滴答把梦都浇湿了。先是足球从电视里飞出来，照准了朝床上砸，严先生高声喊：“乌龙！乌龙！乌龙！”然后又梦见新闻稿发表了，粗体黑字的题目排在了头条，连副标题都有。“那大娘有八十岁吗？”不知谁拿报纸抖落着问，我却看不清他的脸。我一下惊醒了。新闻真实是最起码的原则，在老人的年龄上，我确实打了马虎眼。正焦灼着，电话铃“哗”地响了。我一下坐了起来，惺忪了会儿，才想起跟大老张有约，翻身跳下了床，好歹拾掇一下就往外跑。严先生问我咋那么早去上班，我说机关有事。他翻了个身，继续睡去。我头昏脑涨上了大老张的吉普车，先长长地打了个哈欠，埋怨他不该半夜打电话，害得我一夜没睡好。可大老张说，人家也是这么晚找他的，事情紧急，问题有些严重。我问，怎么个严重法？大老张说，小偷一家在托关系，把责任都推到了窑主身上。我闭着眼睛想了下说，小偷入室总是事实，这还改变得了？

大老张说，像你说的那样简单就好了，他叔叔是局长啊！

我当了几年通讯员，报社大楼也是第一次进，平时都靠书信往来。我在传达室给张小北打电话，他是农村部编辑，专门编发涉农区县的稿件，平时我就跟他联系。张小北是个小个子，一张娃娃脸，镜片后闪烁着一双和善的小眼睛，看见我以及我背后的大老张，吓了一跳。大老张穿了身警服，任何服装上身都显得瘦小，所以他的裤腿和袖口都吊着，看上去就像假警察。这个形象在乡政府看习惯了，来到了大城市，就有点滑稽。我赶紧介绍，这是我们派出所的张所长。张小北疑惑地看看我又看看他，只是点了下头。“你们有什么事吗？”大老张脸上戴着大墨镜，手里拎着大挎包，沉甸甸的很是有些分量。他表情很严肃，让张小北摸不着头脑。来这里之前，我们先围着大楼转了转，穿过一条胡同有个小农贸市场，大老张自作主张，买了二十斤花生装在挎包里。挎包也是在小摊上新买的，花了二十八块钱。眼下离花生成熟还有些时间，所以那些花生除了浑身泥土，各个虚头巴脑，像吃奶的娃娃一样白胖。大老张嘴里说，大城市的人爱吃土腥味，这样的花生是甜的。我没有送礼的概念，由着他塞进两块白薯，又塞进四个青玉米。没想到大城市还能买到土特产，就像我们从家乡带出来的一样。

我们跟着张小北到僻静的角落说话，大老张先把挎包往张小北手里塞，被张小北挡住了。“你们到底有什么事？”他神情很是狐疑。我有些结巴地问，有没有收到我写的有关小偷的稿子，还附了封信。张小北说收到了。因为最近有几个相似的新闻稿，似乎各地都有小偷入室。“我们这个是真的。”我赶忙说，“我去现场采访了，一家人都见到了，连装钱的薄胎花瓶都见到了。”“我没说不相信你。”张小北摘下眼镜用手背抹眼睛，“相似的稿件多，我把你的稿子往后排了，有问题吗？”

大老张晃晃悠悠上前了一步，说：“张记者，我们就是火烧眉毛才不远百里跑来请你帮忙。这个案子最近要开庭，小偷家里有关系，反咬窑主一家侵犯人权，他不担责，还要窑主赔偿，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他有什么损失？”张小北问。我闪过身子，让他俩直接对话。大老张说：“小偷起诉窑主无故捆绑人，说自己没有入室行窃，而是去讨要工资，结果被窑主一家人诬赖成贼，被非法拘禁。这纯属胡说八道。小偷要求恢复名誉，赔偿精神损失费、医药费、误工费等等等等，纯属讹诈。基层的事情很复杂，有时人情大于法律。案子下周就要开庭，我们来就是想请张老师帮忙。稿子如果能赶在开庭之前发，说不定能帮窑主一把，我们跟他非亲非故，这也是匡扶正义。天底下不是所有的富人都不仁，穷人有时更坏！”张小北有些迟疑，扭过身子看着我。我知道表态的时候到了，腦子里闪过八十岁的老太太，其实顶多像六十岁出头。可这样的误差不算什么，于新闻的真实并无妨碍。所以我赶忙说派出所所长说的话绝对真实。张小北这才转向大老张：“您再说一下小偷起诉窑主的理由。”大老张的脑袋像鼓风机充了电，显得电力十足。他说小偷家里有势力，叔叔是局长，找了各种关系反诉窑主，窑主都要垮了，已经严重影响了生产经营。张小北这才沉吟一下，说：“你们大老远来，肯定有不得不来的理由。您又是警务人员，应该对案件的真实性有甄别。这样吧，我尽量调版，往前排，不让你们白跑。”大老张适时把挎包又提拎起来，递了过去，说：“一点土特产，都是自家地里长的。乡下也没啥好东西，张老师千万别笑话我们。”张小北看看我，脸上有些难为情，但还是把挎包接了过去。大老张又说：“感谢张老师帮忙，小偷如果反咬成功，说窑主加害他，窑主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社会的正义、公平被乾坤颠倒，会起很坏的示范作用。你这不是帮个人的忙，是帮公平、正义、法律的忙。王云丫，我说得对不对？”我赶紧点头，崇敬地看着大老张。张小北又一次表态帮忙，他是个实在人，连一句花言巧语也没有。

“这个张老师不错。”从报社出来，大老张如沐春风。

我心里也美滋滋的。张小北能给面子，我也觉得脸上好看。

接下来的几天，我密切关注报纸动向。邮递员老吴骑一辆绿色的自行车，穿一身绿制服，头戴绿帽子。只要身影一出现，我比门房还跑得快，接过报纸，赶紧回办公室，我等不及它上橱窗，一定先看第一眼。我是吃过老翟家饭的人，那个大桌子，盘子摞起来三层，海陆空什么都有，既有野生的鳖，又有山上的锦鸡。大虾展开有半尺长，我们拼命吃，恨不得多长出几个胃来。很难想象大洼深处的盐碱村能整出那么丰盛的饭菜，明显是提前有了充分准备。一顿酒喝到下午三点多，大老张开着挎子在路上扭秧歌。我也喝了些，脑子里发热，眼前被烈日映照的景物都像长了腿，会跳似的。幸亏路上车少，让挎子安然无恙。大老张问，幸福吧？我笑眯眯地说幸福。那种微醺的状态我是第一次有，那样好的饭菜我是第一次吃，那样受人尊敬的感觉以前从没经历过，而这一切都是大老张带给我的。大老张把车速减到最慢，这样可以把他的话清晰地送到我的耳朵里。他说：“老翟是企业家，办个窑厂不容易，带动周围几个村庄的人共同致富，这是中央提倡的。这回摊上事儿了，我们要帮帮他。”“那还用说。”我的嘴唇有些麻木，但还是努力清晰地说。所谓“帮帮他”就是写篇新闻稿嘛，于我是再容易不过了。我怕大老张比我更着急，所以我比他还着急。三天五天稿子没出来，我躲着大老张走，嘴里边都起泡了。无数次想给张小北打电话，无数次又忍下了。我知道调稿子需要周期。眼巴巴盼到第七天，稿子终于出来了，只是位置不理想，在右下角，题目字体也偏小，不怎么引人注目。好歹总算交代了。我拿着报纸就往派出所跑，大老张已经在看了。见我进门，大老张竖了下大拇指，说这个新闻写得好，连小偷翻窗的时间、穿了黑条绒布鞋都有。喏，小偷丁某，二十一岁，家住丁家湾，比我掌握的全面。只是，没写往窗里吹药。那些药小偷高价买来，以为是迷魂药，其实是洗衣粉。

“写了。”我说，“让编辑删去了，估计是怕有人效法，造成不良影响。”

“也没写小偷的名字丁淼。”大老张还是有遗憾，“干啥非写丁某呢？”

四

老翟来看我，是个星期天。天已经冷了，早起开窗，看到硬邦邦的土地上落了薄薄一层霜雪。楼下光秃秃的香椿树上站着一只寒鸦，在枝杈上可怜地叫。他和大老张一蹬一蹬走上高高的楼梯，我家的小屋子都有点受宠若惊。老翟是个黑胖子，嘴巴的左上角显眼地长了颗朱砂痣，上面还有根卷曲的黑毛。大概知道我家局促，他赶紧坐在低矮的沙发上，屈起两条腿。剩下大老张一个人在客厅晃，前边窗外看看，后边窗外看看，连我家门后的一张桌子以及桌子下边的布帘都掀起来看了下。他可真是有职业病。老翟是坐大老张的吉普车来的。大老张在楼下仰脸打电话，我正在用抹布抹后窗台，刚好看见老翟从窄小的车门往外钻，像只笨手笨脚的棕熊。他穿了毛冲外的皮袄，头戴小黑瓜皮帽，“座山雕”似的。他进屋就把皮衣脱掉了，露出里面的烟色绸缎对襟袄，本色本花，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花的模样。这时候我又觉得他像黄世仁。他从沙发那头挪了过来，离大老张近些，两人凑着点了火，我赶紧把烟灰缸放在茶几上。大老张坐在一把折叠椅上，跟我站着的身量差不多高。我自打离开馒头乡还没见过他们，大老张的显著变化是有了手机，是超越了大哥大的小款诺基亚，墨绿色，亮晶晶的像个小玩物。看他两只大手捧握的姿势，就知道有多珍贵。他们议论这个小区的历史，比我都了解情况。过去住的都是小三线的工人，那是军工企业，效益好得不得了，福利好得不得了，那些职工都趾高气扬，买东西从不还价。后来国家不需要他们生产的产品，人员便灰溜溜地撤了。国家正好启动房改，家属楼便流向了市场。

老翟家人捉小偷的新闻是我写的最后一篇新闻稿，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调到了行政局。他们不来，我都把这事忘了。我当了三年通讯员，写了上百篇新闻稿，算勤奋的。凑钱买了辆大链套自行车，这是看得见的好处。那些文字都是过眼云烟。有意思的，没意义;有意义的，没意思。回头再看当初那些“本报讯”，很多都让人脸红。但曾经帮过老翟，我多少有些成就感。老翟说：“那篇新闻稿在法庭上起了关键作用，小偷一度很嚣张，说他没有入室行窃，是上门讨要工资。律师把报纸拿出来，小偷才像霜打的茄子蔫了。报纸还能有错？白纸黑字板上钉钉！对方律师根本就没提防我们这一手，整个法庭都很轰动。”老翟的兴奋溢于言表，他还沉浸在打了胜仗的荣耀里。我茫然看着他，不知为什么，很难产生共情心理。与小偷相比，我还是相信老翟。那个案子拖了很长时间，后来小偷又告到中院和高院，大老张跑前跑后没少忙活。后来总算全线告捷，小偷再也没处去告了。“我还治不了他。”老翟轻蔑的一句话，透出十足的霸气。一股凉气又从我的脚底板升起，心也像被风吹歪了。他这一面我不熟悉。我只在十棵树见过他，给我的印象是朴实敦厚而又木讷，与现在反差很大。“二两棉花纺纺（访访），我翟天赐怕过谁！”他又摸出一支烟来，大老张赶忙给他点着了火。他深吸了一口，紫色的嘴唇往前一噘，小眼睛眯了起来。小小的一个入室盗窃案居然这样折腾，我一点也没想到。我就像个观众，傻乎乎地看着他俩像演双簧，有些瞠目结舌，还有些许不安，但那不安就像天空飞着的羽毛，根本无处降落。屋里一派高调的胜利氛围，很容易感染人。我终于放松地笑了笑，想起自己不仅是主人，还是事件的参与者，我该分享胜利的喜悦才对。我给他俩各倒一杯水，老翟端起水杯喝了一口，说：“现在好了，一切都过去了。”他从黑皮包里掏出两条中华烟扔到我家沙发上。我瞥了一眼，不动声色，内心里却生出来欢喜。我不抽烟，但好东西就是让人喜欢，这是没办法的事。

我只是有点难为情。是有这样一种情景的，你无法拒绝。人家不需要拒绝。你不知道怎样拒绝。似乎又是，你还没资格拒绝。你只有傻笑。

那两条烟华贵得就像圣物，把我家针织面薄饼样的沙发衬得越发寒酸。

“这是软中华中的极品，翟老板托人才搞到的。”大老张就像专门来负责解释的，声若洪钟，在小房间里甚至能形成回响，“翟老板有情有义，一直记挂你帮忙的事。”

“这不算什么。”我假装谦虚，顺带想了想他们刚才说的话，“只要占理，有没有新闻稿都一样。”

“绝对不一样。”大老张反驳，“那件事如果不登在报纸上，官司不定打成什么样呢。你说是不是？”他问老翟。

“铁定得输。”老翟倒干脆，“关键是，丢不起人。”

这是有钱人的逻辑。我心想。

他们站起来往外走。我赶忙把烟塞给大老张，说：“我又不抽，还是你拿着吧。”他一晃手，就把我拨拉开了，“你不抽，可以给妹夫留着。”

严先生抽烟，可他抽不起大中華，看见大中华两眼都冒光了，用手摩挲半天，到底没有启封。他摸出一种叫红梅的烟，包装软塌塌，抽出来一支，点着了火。这个晚上，我们俩一直研究这两条烟，自己抽实在是太奢侈了。送人吧，哪怕就送一条。送谁呢？当然可以送领导，可我们研究半天，没有哪个领导值得送。不值得送就舍不得送。最终决定送给我师傅。他经营一个小缝纫厂，属集体企业，收留了一部分残障人士。我曾经在他那里当学徒，裁坏两条裤子，终于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师傅办厂不为挣钱，而是为那些残疾人有个饭碗。他们做外贸的来料加工，也接一些私活。师傅的手艺好，社会上流行啥，师傅就能做啥。我刚进厂，他就给我做了件“真优美”夹克，把腰收得紧紧地，特别显体型。所以大家都说，若不是有这些拖累，师傅早发家了。

可师傅师娘都不是想发财的人。他们的衣裤都是自己缝，鞋子自己做。每天的饭食简单，一碗面、一碗粥就能打发一天的时间。那个小厂我待了八个月，去的时候雄心勃勃，想把师傅的手艺学到手，将来也做个老裁缝，把人打扮得美丽。我用公式列方程，解出腰围和胸围需要的尺码。师傅却啥也不需要，搭一眼就八九不离十。后来是师傅轰我走的，说我天生就不是干裁缝的料：“你不是爱看书吗？还是趁早学点别的吧。”

我去乡里当通讯员也与师傅有关。有位领导出国要做西装。他在别处做了一套，不合体，这才来找师傅赶活计。量尺寸时我正好在现场。师傅让我量，我一摸软尺手先抖。师傅说，云丫能写会画，就是拿软尺手里没准头。量完尺寸，领导坐下喝茶，师傅把我发表文章的报纸拿过来给领导瞅，说我们云丫是个秀才，在这小厂里委屈了，问能不能给我找个别的事做。领导问：“这是您亲戚？”

师傅说：“是亲戚。”

一个月后，有个电话打到了我家里，让我到乡政府去一趟。秘书直截了当说某领导推荐我来的，问我会不会写新闻稿。那还用说？凡是与文字沾边的工作都喜欢啊。我去给师傅报喜，师傅师娘正坐对面小酌，桌上摆一碟榨菜、一碟花生米。我在胡同口买了只烧鸡，拆巴拆巴端上了桌。原来今天走了一批产品，六千件全部合格，他们是在犒劳自己。

师傅笑眯眯的，喝点酒脖子都是红的。电话原来是从他这里找的，所以他比我早知道消息。他叮嘱说，不管干啥，都要干好。

他又說，眼里有尺寸，心中有方圆。

我敬了他们一杯酒，八个月的情谊，已经很醇厚了。

师傅的家是城边子上的两间小平房，在老城墙根下。他们都是工业系统的老职工，自己的老厂黄了，筹办福利厂算创业，享受国家税收减免政策，可日子一直不好过。怎么可能好过呢！看看那些个员工，歪着脖子的，斜着眼睛的，拿熨斗的一条腿，像棵树一样站那儿就不动地方。还有坐轮椅的人戴近视镜剪线毛，害得师傅一再提醒要擦根儿，小心。这样的员工占了三分之一。师傅的办公室也是个小作坊，一台缝纫机、一台包缝机，后来又添置了一台锁眼机。再早，锁扣眼的活计都是师娘亲手干，除了慢，匀称整齐方面不输机器。

我天生就跟师傅投缘。进厂三个月和严先生结婚，师傅送了我一个大号高压锅，这锅现在我还用着。路上严先生用自行车驮着我，我们一路都在说高压锅的事。第一次用它蒸米饭，八分钟就熟，那简直是见证奇迹。后来我们还用它蒸蛋糕，把蛋液打松散，拌上面粉、苏打粉和白糖，蒸出的蛋糕邦邦硬，原来是面粉放多了，鸡蛋和苏打粉放少了。既想省鸡蛋又想蛋糕松软，结果蒸出来的是块面疙瘩。第一次炖鸡，掌握不好时间，出去聊会儿天的工夫，鸡炖出来就像糊家雀，从锅里呼呼往外冒黑烟，严先生用碱和醋洗了十遍都不止，到底把那些糊焦搓掉了。有关高压锅的事情还有很多。有次去逛商场，发现那款高压锅得六十四块钱，正好是我半个月的工资，我们站那儿唏嘘，久久都没有挪动地方。所以这个锅我们一直很珍惜。每次用完，都用抹布抹得锃亮，那是我们最贵重的一件炊具。

到了胡同口，我刚一下车，就听咔嚓一声，车座歪斜了，原来是不知怎么一用力，车座焊接的地方给压断了。

严先生说：“这是证据，告诉师傅，你结婚以后让我喂胖了。”

我摸了摸脸，说根本没长肉：“你的车子又不是我一个人坐，我不过是那根稻草。”

严先生说：“你的腰出来一圈，难道自己没感觉？”

我们操练着嘴皮子，摸进了小胡同。师傅住在最里边。有一扇又黑又薄的小铁门朝向外面，跟胡同同等宽。我把黑挎包抱在怀里，像抱着个孩子。

师傅看见中华烟乐得合不拢嘴，一迭声地说太贵重了太贵重了。他现在也抽旱烟，房间里一股老旱枪的烟油子味。几年过去了，房间一点变化也没有。柜子和沙发都越发老旧，小电视机猫脸大，头上竖着两只天线宝宝。师娘不爱拾掇家，到处都很凌乱。那年我们新买了商品房，虽然还没搬进去，但每晚都要去闻甲醛味，感觉生活一下变成了童话，敞开了一道幸福之门。师傅家的陈旧氛围让人觉得恍惚，仿佛时光一直在倒流，往深里走，有种说不出的黯淡意味，连门上贴着的明星脸都似长了皴。师娘端着盘子去厨房洗苹果。师傅举着中华烟，喊师娘过来看，说：“还是云丫惦记我，这么好的烟，咱都没见过。”

师娘跟他抬杠：“超市里就有，哪会没见过？”

“那也没摸到过手里。”师傅的手轻轻抚摸那烟，眼里都是情愫。“这么贵重的东西，抽它就像抽人民币，舍不得，舍不得。”师傅连连摇头。

我和严先生相视而笑，觉得送给师傅真是送对了人。

师娘端着果盘走过来，她显得疲乏而萎靡，肩膀明显拱了起来，这让她的身量显得更矮。她声音很有味道地说：“舍不得抽咋办，供起来？”

“真得供起来。”师傅说。

师娘说：“那就供起来吧。别忘了早起烧香，晚上磕头！”

严先生迅速看了我一眼，我们都难掩彼此的错愕和尴尬。

我想拆包装，被师傅挡了。师傅说：“先放放，先放放。这么好的东西可不敢随便糟蹋。”说完，藏到了屁股后头。

师娘坐下来削苹果，长出了一口气才说：“厂里订了份报纸，上面有云丫的文章你师傅就到处显摆，说这是我徒弟，她现在可出息了。”

师傅有些不耐烦，说：“这都是先前的事，云丫现在早不干这个了。”

师娘高声说：“先前的事就不是事了？没有先前哪有现在？你以为中华烟是大风刮来的？她若是还在福利厂，西北风都喝不上，哪能买得起中华烟？”

师娘一口气嚷出来，夹枪带棒，旁若无人。师傅连连咂嘴，脸孔皱得像苦瓜一样，不知怎样表达对师娘的不满才好。

我羞得抬不起头。我很久没来看师傅了，内心很惶惑。不知发生了什么，让师傅师娘这么拧巴。记忆中，他们相敬如宾。我知道福利厂的日子不好过，难道是我带来的礼品刺痛了师娘？师娘发狠地削苹果，我疑心她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苹果越来越小，就剩个核儿。师娘手里的刀子却越发用力，横七竖八把苹果剜得不成样子。师傅一直朝窗外看，胸脯剧烈地起伏。我在那里如坐针毡，眼里一阵阵发热，但没让眼泪掉下来。我在行政局写材料，说起来好听，动辄洋洋万言，却没有稿费不能署名，领导念完拉倒，听者人众，可没有哪个字能被谁记住。那些煞费苦心的材料最终都哗哗流进粉碎机，被投进垃圾箱或下水道。

远没有当年写新闻有意义。

“人生就是活着，哪里去找那样多的意义。”严先生说得没心没肺。

我却有些钻牛角尖，经常计算用过的纸，毁掉的该是好大一片森林。过去报纸的作用和归宿其实差不多，可那时年轻几岁，没这样的想法。我在梦里会听见森林在哭，淌出的泪珠是血红的颜色。一同哭泣的还有飞着的鸟儿，找不到曾经的栖息地，那里曾经是家，窝里还有孩子。我还梦见树木白森森的茬口，流一种奶白色的血。那些血像温泉一样突突往外冒，凝固成了雪蘑菇，弥漫着一股樟脑味。单面有字的纸我存下足有一尺高，想找机会用另一面。事实证明这样的机会永远不会有。有一回还被领导批：“行政局是大机关，难道供不起你打印纸？”

机关永远在加班。节假日永远在赶材料。稿子永远写不完。如果说，在乡里当通讯员像闲云野鹤，在机关就是被关进了笼子，连去外面透口气的工夫都没有。有时候，我会觉得那些白纸上的黑字都似活的，被机器碎成一个个小颗粒，像黑眼珠一样翻我，似乎在说，我们都是你的孩子，你创造了我们，却不管我们了！我伤心而又无力，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但此刻坐到这里，又心生怪异，有些庆幸能够离开师傅。

师傅屁股后头的大中华露出红彤彤的一角，就像生活隐约呈现的另一副面孔，那副面孔华贵而又艳丽，可离我们都很远。只是我不能说，我不能告诉师傅烟是别人送的，我们只是舍不得抽。还不只是虚荣问题，好像还有比虚荣更美好的一些想法，我们确实没想来显摆。屋里的空气滞灼而又凝重，我心里越来越不好受。

师娘终于削好了另一只苹果，一切两半。我和严先生都没有推辞，但也没有往嘴边送，仿佛那是条山重水复的路，漫长而又艰难。

我问起厂里的经营情况，师傅叹了口气，说：“这几年外贸形势不好，直接影响厂里的收益。人们也越来越爱穿成品衣服，来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少。”厂里好工人多，管师傅师娘叫老爸老妈。但也有不饶人的，工资发不出来，就赖办公室不走。还有人追到家里，在师傅家的地板上躺着。师傅自己也不宽裕，还是把家里的钱拿出来给了他。

“哎呀，这可不行。”我禁不住叫起来。

“那是救急。”师傅叹息着说

“你就是傻实诚，人家说啥你信啥。他有啥急可救？”师娘挑着声音咬牙切齿，“有些人就是没良心，是天生的没良心。你对他再好也是白搭，一点都不知道感恩，良心都让狗吃了！”

师娘嘴唇哆嗦，仿佛又把情绪的闸门打开了，有种一泻千里的气势。我就知道我又问了句不当问的话。我看了师傅一眼，师傅像岸上的鱼，张着嘴无可奈何。我知道师傅丢不下那些残疾人，十几年在一起，师傅对他们有感情。果然，师傅皱起眉头说：“他们都够难的了，还计较个啥。”师娘马上立起眉眼，想吼句什么，大概终于意识到有客人，又迅速把火气压下了。可她半天缓不过来神情，就像被一股气顶着，脖子和胸椎都竖了起来，脸变得刷白，呼呼喘着粗气。我有些不敢朝她看，师娘一向凌厉，但不是不讲道理。眼下的师娘有点反常，也许是因为日子太难了，超出了她的承受能力。我伸手拍了拍师娘的膝盖，师娘无动于衷。她头发白得厉害，脑袋不停地摇晃，两只手捂到膝盖上，却显而易见地在抖。我和严先生对视了一眼，一同站起了身。师傅趿拉着鞋子着急地说：“这才八点多，你们好不容易来一趟……”话没说完，他像被空气呛了一下，一阵剧烈地咳嗽。严先生率先往外走，我嘴里说，以后有时间再来看您，紧跟了两步，随严先生出去了。屋里突然传出了压抑不住的争吵声，什么东西被打碎了，在岑寂的夜里分外刺耳。我们在胡同外站了会儿，没等来师傅。我轻轻把铁門带上了。

似乎是连坐车的力气也没了，我也忘了后车座被压塌的事。我一只手拽着后车座边缘，一顿一顿跟在后面走，我想不透哪里不对劲，但就是觉得羞惭，满面羞惭，连严先生都无法面对，似乎一松手他和车子就会弃我而去。身边不时滑过一辆汽车，车灯亮得刺眼，但那只是一瞬，随之是更深的黑暗袭来，人就像掉进了井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一片小平房像盖着一块幕布，很难分出谁是谁家。但尖利的吵嚷声似在空中飘着，追我的耳朵。垂柳的枝条不时在头上指指戳戳，我揪住了一根树枝，稍微一用力，整个枝条被扯了下来。我这时才觉出衣衫单薄，身上要打哆嗦。我们跑起来吧，我说，话没说完，撒腿就往前跑。我越跑越快，冷风呼呼往脸上扑，像小刀子一样割人。可我停不下来，我想一直这样跑下去，一直跑到又瘦又小的月亮里。

后面是哗铃铃的车铃声，严先生伏在车把上，逆风蹬车要铆足全身的力气。他像老猫一样追过来，在地上支起一条腿，下了车子。我以为他会说点什么，可直到走回家，他也没说话。

以后再没说起过。

五

小区的门房有两间房，其中一间是警务室，挂着公安的牌子。所以出入小区的人经常有人开玩笑，说霓裳小区不一般，有警察把守。起因是开发商交房的时候发生了械斗，有人脑袋被敲开了花。公安局派了三个警察来镇守，事件平息了，撤走了两个警察。另一个年老的警察正好办退休，不知哪位领导说，就让他在这里协勤吧，防备以后再出乱子。

就这么，我们小区有了个正规警察，不单有固定办公场所，还有警务标志。也不知他受谁领导，工作的职能是什么，都有什么责任和义务。就见他总穿身警察制服，紧巴巴地箍在身上。大概因为穿的时间过长，那身衣服已经很旧了。

楼上的马老师比我搬来得早，她是业委会成员，小区的有关情况我就是听她说的。她还说小区的管理模式有问题，早晚也得把物业换了。那个老警察啥也不干，就在门口聊大天，一聊就是一天，额外多拿一份工资，天底下再没有比他滋润的了。我未置可否，因为不了解情况，那些话题也插不上言。那个老警察我一直没有正面碰到过，有时从玻璃窗能看到一顶大盖帽，或一身蓝制服，或者混在保安群里，像羊群中的骆驼样指手画脚。有次他扶一个跌倒的小孩，顺手一拎，小孩两脚离了地面，在他手里打嘟噜吊儿，就像在荡秋千，小孩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他还帮买菜的老人提拎兜子，把腿脚不好的老人背到楼上。马老师说，不否认他为小区做过一些事，但这都是物业应该干的，不是业主养一个编外警察的理由。

“与业主有关系？”我问。

“与物业有关系。”马老师答，“物业与业主有关系，也就等同于他与业主有关系。物业应该把钱用在刀刃上。”

马老师教高年级数学，拐弯处的账也会算。

母亲因为胆囊问题住院，保守治疗。办好住院手续，我从医院出来已经是午后一点多。到了小区门口，我思谋回家吃什么、冰箱里有什么，从玻璃窗看见肯德基里坐满了人。成年人都羞于去吃这种快餐食品，其实，心里还是蛮羡慕那些能经常出入的人。填饱肚子就不用进家忙碌，医院奔波这半天实在是累坏了，还别说肯德基，随口吃点啥都行。这样想着进到店里，看了半天也不知道应该买什么。后来还是买了两人套餐，买完又后悔，似乎买多了。我提着餐盒穿越了一条隔离带，从小区的旁门朝里面走。才过那条横向马路，有个高大的身影晃悠着走过来，非常有底气地喊了声：“王云丫。”

我在抬起头来之前，脸上已经堆起了笑。那种笑的纹络是年深日久练出来的，与开怀时的笑纹不在一个位置。其实我早认出了那个年老的警察就是大老张，他除了更加臃肿，变化不大。但我一直没有主动跟他打招呼，没啥心理障碍，就是缺少打招呼的愿望，比如今天，尤其不想见到他。大老张的前襟可笑地撅着，上面有一块一块的污渍，有只纽扣耷拉着，连着一根线。他因为肥胖而松弛，眼睑似乎多出二两肉，坠下来老大一坨。

他说早就知道我住这里，有次瞄着了影。他朝我家方向指：“你就住在东北角吧？是三期八号楼。比一期二期房型好，但没五期豪华。位置不赖，能照一天的太阳。”他的大眼睛水汪汪，一眨一眨地含笑看着我，似乎没有什么事情他不知道。他还知道我家院子里种了手把葫芦，有一天他打那里过，摘了一个给小外孙子玩。“那天你上班了。”他说。他在院子外喊了一嗓子：“家里有人吗？偷葫芦的来了！”他呵呵地笑，一下就把过去的岁月拉了回来，说就因为知道那是我家的葫芦才摘了一个，否则不会动业主的一针一线。他说得很诚恳。还说，有天他坐小区的电瓶车从那儿过，虽然有树影遮着，还是看到了我出来倒垃圾。“你穿了一条蓝花围裙，头发都在肩上披散着，好像才洗过。说话这是两个月前的事了，那时天气还热，你家门口的牡丹开得正热闹，白的花朵小，粉的花朵大。我喊了你两声，你没听见。”他絮絮叨叨像个老大妈，有没完没了的迹象。我终于见缝插针说：“早知道这里有个警察，却没想到是你。你还没退休？”我纯属没话找话。

“早退休了。”他摘下帽子挠头皮，花白的头发根根直立。手枪打鱼的年代他是一脑袋黑头发，像猪鬃一样，转眼已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一群头皮屑迎风飞舞，脑顶像冒起青烟一样。当然，也许是我的眼花了，天太蓝了，我太饿了。“在这里发挥余热，为业主做点贡献。人生一世，不能混吃等死。”他声若洪钟，有男高音的潜质，“买的啥？”

“肯德基。”他看袋子的外包装，自问自答，“净看小崽子在那里吃，我还没吃过。”

“送你一半。”我半开玩笑，为了表示诚意我又说了句，“这是套餐，足够两个人吃的。”我拎起来给他看，又把塑料袋张开，汉堡和鸡腿都是分开来包装，送给他一些也是可以的。

也瞬间心里盘算了下，已经过了饭点，他也住这个小区，应该早吃过午饭了。他蒲扇样的大手插进口袋里，摸出手机看了看，又朝不远处的保安晃了晃手，说：“我去她家找口吃的，吃完就过来。”

“给你个鸡腿和汉堡。”我赶忙从袋子里往外掏，他却转过了身，倒背了手，悠悠朝前走。

“老伴儿去闺女家了，闺女就住后边的别墅区，三十五号。是想让我过去吃饭，可早饭吃得晚，到中午了还不饿。我说我不过去了，你们吃吧。还别说，现在真有点饿。”他回头看了一眼我手里的袋子，有垂涎之相。我开始纠结。早晨走得早，被子没叠，房间没打扫。身子又累又乏，恨不得倒头睡一觉。“哪天专门请你喝酒，今天我有点不方便。”这样说话合适吗？

“也顺便去认个门，早就想跟你待一会儿，还有话想对你说呢。”

得。

看着他的背影在前边晃，我站那里运气。我不信他的话，这样的话属灵机一动，我听得多了。我徒劳地站那里晃袋子，甚至不愿意再往前走，还想把整个袋子都塞给他，与待客相比，我情愿饿一顿。

他笃定地迈着踏实的脚步，认定跟我回家是对我的奖赏：“到家也别费事，就吃一口现成的就行，又不是外人。我们就是说说话，没想到今天这样巧，碰到你也不容易。你看不见我，我经常在下班的时候看见你开车回家，知道你最近换了新车，今天怎么没开？”

“被人剐蹭，去4S店了。”我心烦意乱，他什么都知道的感觉相当不好。刚把车送走母亲就生病了。早知道要跑医院应该迟两天再送。

他絮絮叨叨又说了很多话，都是与这个小区的建设有关。拿地、规划、建设、销售，有些涉及隐私和机密，与哪位领导之间的牵扯挂联，没有什么事他不知道。他再没回头，看不到我的脸被午后的阳光晒出了油，还有焦虑和不耐烦。他说的那些我不感兴趣。别说早时过境迁，即便发生在当下，与眼下的饥肠辘辘比，也不值一提。烦躁地走过了一段林间小路，我慢慢沉静了。他说有话对我说，也許是真的。想起当年跟在他身后用手枪去打鱼，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恨不得记在小本上。他若是那时到我家来，我会马上给他温酒炒菜，让严先生陪他喝两盅。二十几年过去，很多事情都变了，心上也结了厚厚的茧，兀自沉沦，也兀自沧桑。我暗暗叹了口气。他感受不到我内心的波澜，就像家里的老大哥，一点也没有客气或让我客气的余地。他头也不回地问：“小严，他挺好吧？”

我迅速想了想，他和严先生应该没见过面，难为他记得。

“好。”我机械地应了声，再不想多说一个字。石板路像五线谱一样跳跃，石板与石板之间长着狗尾巴草。我被石头绊了下，险些栽倒。人饿的时候腿是软的。烦恼又重新涌起。我跟在他的身后，还是觉得累。希望他这是在开玩笑，到岔路口他能走向别墅群，扬起蒲扇样的大手说，以后再去你家喝酒！穿过一个小公园，是条上坡道，他径直朝我家方向拐，我彻底死了心。路两边是我种的向日葵，沉甸甸地长满了籽儿，就像在夹道欢迎。葫芦藤从院子里爬了出来，毛茸茸的叶片已经有了风霜的颜色。它们借助栅栏外的灯杆、紫薇树和石榴树与坎下伸过来的密匝匝的槐树枝条纠缠，空中荡漾着一片快要成熟的小葫芦，像天空布景一样。

“这就叫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他站在我家门前慨叹，等着我拿钥匙开门。他说：“这几栋房子都是抵债房，开发商付不出工程款，就送了乙方几套房子，你是从个人手里买的吧？”

我懒得回答。

他指给我葫芦的位置，说他摘的那个型最好，细腰大肚子，如果画上眉眼，就像个佛爷。“那样的葫芦你院子里还有。”他解释。我朝院子里看了一眼，木架子上吊着一层小葫芦，我很少仔细看，在我眼里它们模样都差不多。“不多也没关系。”我懂他的意思，说葫芦就是种着玩，也不用留种，来年会自己从土里长出来。我的任务就是把它往院子外边领，别往窗子上乱爬，若在空调机里下个蛋，是很麻烦的事。好在它听话，顺着木架子一直爬到了栅栏外，就再不知道回头。一根藤可以结很多果，我从来也不收。任凭风把它们吹到哪里，它们就落到哪里。冬天它们能发出风铃声，那是因为里面的籽成熟了，脱离了母体。去年的一只葫芦被刮到了四楼的阳台上，该是飞得最高的一只。四楼的业主趴在窗户上说：“一楼的，瞧你家葫芦能的，都会串门子了！”

“我告诉保安常在你这里转转，別没等成熟就都让外人摘走了。”他仰脸看，似乎这些还在挂着的葫芦就是他的功劳。他伸长手臂画了一个圈：“这一方是重点区域，我告诉他们要格外用心。”

我一笑，懒得搭腔。

他的确还是当年的大老张，连眼神都没变。他的大眼珠子宽和而包容，把我家的旮旮旯旯看了个遍，看得我揪心而又羞愧。鞋柜旁胡乱摆着几双鞋子。桌子上的浮尘很打眼。被子随意摊在床上，厨房也没整理，早餐的盘碗还在洗碗池里浸泡着。我把买来的食物装盘放餐桌上，他一屁股坐在了严先生常坐的那把椅子上，像门板一样宽，把后边的冰箱都遮挡了。他两口就吃了一只鸡腿。鸡腿太小了，而他的嘴巴太大了。我看着他，不知怎么想起了狐狸。狐狸就是个爱吃鸡的家伙，从没听说过狐狸偷吃别的动物，可惜它没机会吃炸鸡腿。他的嘴唇变得油汪汪，牙齿缝也塞了些许肉丝：“难怪小孩子爱吃，是比家里炖的老母鸡味道好。”我咧了下嘴，似乎感觉到了一只鸡腿在他胃里就像落了粒芝麻，毫无存在感。我把另一只鸡腿递给他，他没推辞。我则一根一根吃薯条，吃得漫不经心。奇怪的是我的饿和累都消失了，相反，胃口有些饱胀。“你们都减肥，不爱吃油炸食品。”他眨眼就把第二只鸡腿啃干净。“我经常打听你。有次喝酒遇见了你们单位的人，听说你混得不赖。有本事的人到哪儿都赖不了。”他努力恭维，听得我特别不好意思。

“机关就那样，有啥不赖的。那就是个饭碗，不算啥本事。”我说得暮气沉沉，讲的是心里话。像我这样的老文案，哪个机关都有，不可或缺，可又形同鸡肋。我已经很久不做梦了。做梦也梦不到林木淌血、鸟儿找不到家这类古怪事，那都是年轻时候的事，用严先生的话说，那时还会矫情。人到中年，似乎连矫情资本也没了。我从写材料变成了改材料，办公桌上的材料堆积如山，像流水线一样走了那个来这个。有时夜深的时候回家，迷迷瞪瞪连家门口都找不到。废掉的材料被随手丢进粉碎机，那些碎成颗粒的文字再不朝我翻黑眼珠，因为我不拿它们当孩子了。我问大老张啥时进的城。他说我走以后转年他也进城了。“贾局你记得吧？后来调总局去了。他来埙城任公安局局长，第一次调研就去了我们派出所，了解鸡毛贼的侦破情况——哦，那时你已经调走了。有个鸡毛贼整天白天睡觉，夜里作案，老百姓家的活物没有他不偷的。他连猫都偷，卖到城里的饭铺充兔子肉，老百姓恨坏他了。我们蹲伏了十多天，终于把他逮着了。我们还上过报纸呢，标题是《长夜蹲守，活捉江洋大盗。警民一家亲，为百姓除害》。是局里的通讯员写的，标题不齐整，新闻没起啥作用。当时我还想，若是王云丫不走，指定写得比这个强。后来我调进局机关，是因为年纪大了。基层派出所是年轻人的天下。”

我想了一下这个标题，内心蠢蠢欲动，想起走村串户写新闻稿的日子，真心觉得那样的日子不错。

大老张说小区物业的工作很忙，连业余爱好都扔了。有帮老太太在小树林里天天唱“洪湖水，浪打浪”，那个弯儿总也拐不好。“我都恨不得用胡琴给她们盯一下。要是不上班，我早跟她们玩去了。小区天天一堆破事儿，从早忙到晚。多少年不摸胡琴，手都生了。”

他脸上现出遗憾来。

我不想表达看法，发挥余热都是自愿的，没听说有哪一级组织强迫。古时有个诗人说“为赋新词强说愁”，我觉得，大老张现在也在犯这个毛病。我还记着楼上马老师的话，说他额外多拿一份钱，世界上都没有比他更滋润的。我问物业给多少工资，他说没几个大子儿。“若是为了几个钱，谁愿意在那拴着，像驴一样在槽头拴了一辈子，还没拴够？”他仰着脖子朝窗外看，即便身量高过寻常人，我也怀疑他根本看不见什么。他又说：“那些保安不听话，总偷着搞小动作，把业主家种的辣椒偷去蘸酱吃，再不就偷根黄瓜，摘个西红柿，连香椿芽都揣进口袋。我说，再有业主投诉，我把你们的牙一颗一颗掰了去，看你们再馋嘴。”他说得很认真。可我听出了弦外之音。

“他们都听你的？”我说。

“天底下的队伍，顶数保安最不好带。”他说。

我捂住嘴打了一个哈欠。

“你平时不做饭？”他问。

我赶忙说老娘在住院，一早去医院忙得七荤八素脚不沾地，累得腰酸背痛腿抽筋，今天实在懒得做。这也没夸大事实，就因为没力气做饭才买快餐食品，这也是我第一次进肯德基。

这真是一顿奇怪的午餐，我们围着餐桌啃汉堡，吃得有些沉闷。咀嚼生菜的咔嚓声就像兔子在吃草。不咸不淡，不香不臭，这让从小吃惯老咸菜的口腔怎么受得了？他大概觉得实在难以忍受，背后就是冰箱，突然放下汉堡转身把冰箱门拉开了：“你这桌上有酒，我看有没有能下酒的菜。”餐桌上的酒瓶酒杯是严先生的标配，他每晚都有滋有味喝两口。大老张不提，我也想不起来让。大老张翻出一包五香花生米和一根火腿肠，我赶忙去炒了几个鸡蛋。动锅动火就是不一样，餐桌立马有了香气和热气。“公务人员中午都不允许饮酒。”我边用围裙擦手边给自己找台阶。他说：“理论上应该是这样，我这不是退休了吗？”好在他并不贪杯，小口小口地慢慢啜。“喝多了我老伴儿有意见，她规定我每天喝不过三两——一两喝十口，三两喝三十口——这样比大口喝不显形。”他的意思是，别人不容易看出来。

这才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啊。

我说：“过去你不是这样的。”

他说：“那是啥岁月，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不喝多了不是好汉。”

“哪天等休假再过来好好喝。”他的杯子见底了。

他说了声“好”，又把酒杯倒满了。

“差点把正事忘了。”他搛了鸡蛋放进嘴里，嘴角淌着黄色的油汁，他用舌头灵巧地舔了下，唇边只留下湿漉漉的印记。因为要说正事，他脸上陡然有了郑重其事的表情。他盯着我问：“还记得丁不村吗？”

我摇了摇头，觉得他是在找话说。

“好好想想。”他鼓励似的说。

我仍是摇头。事实是，我拒绝跟着他的思路走。

“那是你忘了。”他笃定，“肯定是你忘了。丁不村是福利厂厂长，现在不得有小八十岁了？多少年没见，也不知这人还在不在……福利厂就在现在的农贸市场院内，当年是工业局的下属企业，连年亏损。后来城市改造，那一片要整体拆迁，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小小的福利厂，差点酿成大祸……”

“师傅，你说的是师傅！”我突然叫了起来。

“瞧瞧，想起来了吧？”他用筷子指我，很高兴的样子。

师傅姓丁，我不大记得他的名字，大老张一提，我就想起来了。师傅确实叫丁不村，高高的身量，像一棵瘦丁丁的树。脖子上终年挂着软尺，似乎把他的背往下拉了一截，头与脊椎之间，脖子就像过街天桥。他对谁都能笑成秋后的老玉米，露出一口黄灿灿的焦油牙。黑皮黑脸，但温暖得像朵葵花。当年我就是走投无路才慕名前去学艺，没想到天生不是那块料。

“你们怎么认识？”我狐疑地盯着大老张，想他怎么那么邪性，居然认识师傅。我一下想起了师傅那间陈旧的小平房、师娘满头白发和哆嗦的嘴唇。那是我和严先生去送中华烟时的情景，回来后我很长时间心里不舒服。

打那时起我再没去看过他们。

六

大老张很稳妥，一口一口喝酒，一箸一箸夹菜，并不急于回答我的话。直到觉得到了火候，他才张嘴说：“当年福利厂的哑巴、瘸子暴力抗法的事你可能不知道。那时是大事件，公安全员出动，连市里的防暴队都惊动了。埙城拆迁二十年，没有比那件事更有影响的了。”

我看着大老张。隔著一张餐桌，他的四方脸有一种隽永的回声和意味，那是源于他的鼻子短，这让他的人中显得分外长。从命相上说，人中长的人寿命也长，他可真是好福气。

我很少想起那个福利厂，也许是因为待的时间短，人都没怎么认全。也许跟我的喜好隔得远，我自打从那厂里出去，就把它忘了。师傅不一样，师傅对我有恩，虽然我想师傅的时候也不多。

暴力抗法的事我也许听说过，也许压根就没听说，眼下在记忆里检索，没有丁点储存。与自己关系不大的事，都会自动过滤掉，这不是我的事，是脑神经自己的事。

某一年的某一天，我去了趟农贸市场。家里有一只大鹅需要宰杀，自己却下不去手。我想送给楼上的马老师，马老师趴在窗口说，她也不敢宰活物：“市场专门有人干这个生意，大概只需要三块钱。”她各种消息一向比我灵通，我有事经常用电话叫她，然后她打开窗子跟我说话。

那条街，我去过一次就不想去第二次。街口都是卖各种炒货和干果的店铺，里面则像个屠宰场，到处血水横流，鸡鸭猪狗轮番叫唤，一副末世之相。站在那个拱形的彩钢大棚前，我短暂地确认了这里曾经是福利厂，我待过八个月，有两扇酱红色的大铁门，上面竖了一排红缨枪头。两边是粉刷白了的红砖墙垛，挂着“埙城福利厂”的白地黑字，那个招牌歪斜了，也没人去扶正。我每天从那里出入，曾经暗自想，那几个斜眼的人看过去也许是正的，招牌就是歪给他们看的也未可知。我来学艺，从不觉得这个福利厂跟我有关系。

我原想在这里待两到三年，没想到只待了八个月，且大多数时间待在师傅的工作室，很少去车间。

那些情景短暂地从我脑海里划过，像快进镜头一样，只留下碎片化的一些影像。空气中有布匹的味道和烧焦了的线毛味，缝纫机踩踏久了也会有轮带磨损的焦煳味，以及锅炉的煤灰和粉尘的呛鼻子味道，都被眼下的恶臭和腥膻覆盖了。那样一种活着的等待宰杀的牲口味无孔不入，能洞穿你的鼻孔、毛孔、骨骼和神经。市场祥和繁荣，人来人往，车来车往，大家都很淡然，没人觉得受打扰。难道又是我矫情了？一只大公鸡从鸡笼里挣了出来，脚上拴了根红色的塑料绳，急惶惶地又跳又飞。可它既跳不远，又飞不高，它的一切努力注定都是徒劳。绳子头很快被人踩住，被一个彪形大汉捉回了笼子里。它的冠子红得要滴下血来，小脸却呈灰白色，下巴上的黑色羽毛是湿的，不知是被涎水、汗水还是泪水濡湿了，在幽暗的墙角闪着污浊的光。吃它的人不会想到它曾有过的此时此刻，烦躁地踱着两只脚爪，流线型的脑袋从鸡笼的缝隙伸出来，头高昂着，喉咙里发出古怪的叫声，玻璃豆子样的小眼珠圆睁，既宁死不屈又傲慢绝望。我短暂地想起了福利厂和农贸市场的关联，只是有些唏嘘，如果从气味上讲，我还是愿意这里是早年的福利厂，散发着温暖的线毛味，那样我就可以进去看看。

至于说到暴力抗法，我大致能想象。不管是师傅还是那些有残疾或没残疾的工人，福利厂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我知道师傅的身家都投在了厂里，如果补偿不到位，大家都无路可走。

抗争是可能的。但，是不是像大老张说得那样严重，我有些拿不准。师傅是工业局的老职工，不是那种一根筋的人。政策和落实情况我当然一无所知，我倒不认为是大老张在夸张。我只是觉得，也许有人对形势误判，以为那里需要防暴队。不管工作或生活中，这种误判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所谓防患于未然，很大可能是因为懒政。这一点，我非常清楚。

我知道大老张是个能人，很多年前就知道。他结交广泛，博闻强识，过目不忘，甚至不过目也不忘。比如，他从没见过我家严先生，当年大概听说了他姓严，二十几年过去了，见了我居然一下就能叫出“小严”来。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最起码，我做不到。

我好奇的是，大老张怎么认得师傅，且又知道师傅跟我有关系？

大老张一句话就把我打回原形：“你在福利厂学过徒，这样的事我能不知道？”

指挥所灯火通明。一张地形图摆在桌子上，碳素笔画的粗线条勾勒出了大大小小的区域和建筑。几家老坐地户，邮局的分支机构，三间书店的门市，卖光盘、挂历和电子玩具，还有几家商铺经营小商品生意，还有早点铺、理发店、修脚店、美容院，有些建筑就是临街搭个棚子。福利厂处于中间位置，被这些大大小小的商家包围着。这一区域是在老城区，没有一条街道是直的，雨天到处积水，下水道的污秽能返到地面来。周围的居民都很有意见。建农贸市场是城市大规划的一部分，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从规划出台到实施拆迁，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一切都围绕金秋时节华北地区农产品交易会在做文章。届时这里是主会场，由此往四面八方辐射，在整个埙城营造丰收氛围。时间紧、任务急，连写什么样的标语、具体挂在哪里都有专门机构研究。各部门就像上足了发条的机器，都在快速高效运转。

“拆了再说，政府为你撑腰！”

“为人民谋福祉的工程不允许讨价还价！”

当时的县长在现场办公会上公开说。

“通告自发布起七日后，一切设备人员进驻现场。”

“只要政府一声令下，拆违从四个方向同时进行。媒体及时跟进报道，把大事做好，把好事宣传到家。”

前期准备工作不充分，前线指挥部预料到可能会有极端事件发生。公安、消防、卫生几个部门联合行动，各个路口都有救护车在等候。谁都没想到福利厂的人在严防死守，他们是集体企业性质，应该比那些个体工商户更理解政府意图。况且工业局一直在做工作，厂子已经半年没发工资，濒临破产边缘。事后大家都说，厂长死心眼儿，那些员工也死心眼儿，与县里作对能有你的好？抱着煤气罐冲出来的哑巴尤其死心眼儿，他以为自己是谁呢，一边往人群冲，一边啊啊叫着拧阀门。现场有多位领导在吸烟，看见哑巴冲过来，都四散奔逃。哑巴后面的一个瘸子尤其恶劣，他竟然举着一个包缝机的头，朝铲车驾驶室的玻璃砸，那个铁家伙直接落下去，差点砸了驾驶员的脚。那四十几个人乌泱乌泱，其实都是老弱病残。执法人员三下五除二就都给收拾了。但麻桂香在关键时刻点了一把火，把一堆线毛烧着了。黑烟冒起来，在城市的上空像蛟龙翻滚，外面不停地叫嚷有人在自焚，110和119都被打爆了。眨眼间市政府和中央级媒体都知道了。麻桂香叫嚷得比谁都凶，但并没有采取过激行动。所以现场烈焰熊熊，但都在可控范围。当时的总指挥非常有智慧，他指示救火车原地待命，不要参与救援。厂房有一层石棉瓦，烧趴了架，事情就结了。

我努力去想麻桂香这个名字，脑子里的神经跳了下，我记起了她是师娘。

这些人被集体关了三天，哑巴和瘸子被拘留。但这件事影响不好，工业局局长背了个处分。

“工业局也在破产边缘。”我搭了句。言外之意是，他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那些年改掉的不光是企业，还有工业局、物资局、外贸局、商业局、畜牧局、水产局、防爆局、合作交流局等等等等，自己朝不保夕，说出的话就难有公信力。

不知不觉，大老张已经倒了三次酒。我看着他倒，不鼓励，也不阻拦。他从小口啜变成了大口饮，嘴唇成了黑紫色，我只是隐隐有些担心。我看着他，始终无法沉浸到述说里。他说的这一切，早已成为过往，于我而言，既无历史意义，也无现实意义，不应该成为他登门述说的理由。他完全可以边走边说，两三句话即可。我的眼神里逐渐有了嘲讽，对他毫无期待。大拆大建的年月经常发生冲突事件，有些冲突还很稀奇古怪，我所在的行政局不是第一责任人，但相关材料能接触到。还有坊间流传，街谈巷议。城市小，没有什么传说能够戛然而止，大都会传到无处可传。

“丁不村的媳妇是知青，曾在韩家筏插队。他们没有孩子，他们为啥没有孩子？”大老张很响地打了个酒嗝，不知不觉瓶子里的酒快要见底了。

还有你不知道的事？我嘲讽地这样想，但认真地摇了摇头。他问的问题我也不知情。但师娘是知青我知道，还知道当年她追师傅，追得蛮辛苦。埙城这样的小地方，自卑而又自傲，观念中不愿跟大城市的人结姻缘，怕被人瞧不起。师娘有句口头禅，经常梗着脖子说：“我就是去挑人的，不会让人挑我。”

剃头削鼻子，她这是给自己圆脸。师傅开玩笑，说她这是为倒追找理由。

“那时我住在三岗子。”大老张后撤了下椅子，伸手抽了张面巾纸擦嘴，“有一天下班晚，我骑车刚拐过楼拐角，看见有个人也在停放自行车。侧脸我看着面熟，但因为急着回家，还以为是这小区的人。上三楼我掏钥匙开门，那人就在两步楼梯下候着。我一回头，他喊了声张队长。我奇怪地说，你不是福利厂的丁厂长吗？他说我等您半天了，有两句话想跟您说。我知道他是为啥来的。我问，你咋知道我住这里？他说厂里有个人的亲戚也住在这边。那天在现场顶数我个子高，他只记住了我一个，知道我是行动队的队长。我开玩笑说，那厂子又不是你家的祖宅，政府说拆就让它拆，你保卫个屁啊！”

“他说，补偿太少，大家没法活。”

“我说，这回补偿就多了，就有法活了？”

“他提了一个黑皮包，放到沙发上，从里面拿出两条烟，是软中华。我说我不缺烟抽，你不用往外拿。他说是一点心意，你就帮帮忙，可怜可怜哑巴和瘸子，把他们放了吧。他的样子把我气笑了，像大虾一样佝偻着腰，说话低三下四，像只犯了错的老绵羊。那天在现场他也没起啥作用，看上去他就不像有本事的人，放屁瞄庄稼，他非要拿这股劲！他老婆才是真嚣张，满口普通话，巴拉巴拉，还净讲大道理，可惜那不是讲道理的地方。要不是那把火帮了政府的忙，肯定也连她一块儿拘。我说，这回知道锅是铁打的了吧，下回还抵抗吗？他说哪还有啥下回，这辈子有这一回就够了。”

“我这才提起你，说几年前在乡政府，我跟王云丫做过同事。他把头慢慢抬起来，说那是我徒弟，也不知现在过得咋样。我说，人家过得好，在乡里待三年多，因为文章写得好，被行政局挖走了。要是她在福利厂，绝不会干这种蠢事，跟县里对着干，亏你想得出。他说他是猪油蒙心，一时糊涂，还说你爱读书，好学习，发表的文章他都收藏，这回都被一把火烧了。我点着他的脑袋说，一看你这师傅就不够格，早就说这地方要拆迁，为啥不把重要的东西都收拾走？他眼巴巴地看着我说，忘了。”

我脸有些发烧，被人当面奉承的滋味不好受。那不是啥重要东西，就是报纸上的一些豆腐块，我自己从不保存。还有，我对软中华过敏，许多年前那个不愉快的夜晚，就与软中华有关。我大致回味了下，那该是同时期发生的事。我小心地看着大老张，怕他一不小心说出关联。

“看上去他可真是老实人。”大老张捂住嘴偏过身子剧烈地咳嗽了兩声，好像是有花生皮子落进了嗓子里，咳得特别费力，“我不忍再数落他。我说，你说的事我尽量帮忙。看在王云丫的面子上，我也得尽最大努力。如果帮不上，你也别赖我，那是我没本事。如果帮得上，那是你们有运气。他站起来给我作揖，说了不知多少声谢谢。”

我看着他。他咳嗽后的脸绷出许多毛细血管，也许先前就有，但我没注意。

“我想让他把烟带走，他比兔子还快地窜出门去。我琢磨，他们那种人，买烟也捡便宜的买，花不了几个钱。市场上假货比真货多，想买真货也不一定买得着。我把烟拆开，真是奇怪，烟不是假的，就是有点发霉，一看就是存了很久的老底子货，夏天有些受潮。说真的，我想给他送回去，问他在哪儿买的，挺贵的东西，这不是坑人嘛！转念一想，万一不是他买的是别人送的呢。他是老裁缝，这种可能不是没有，他舍不得抽，关键时刻拿出来送人……他还惦记着厂里的瘸子和哑巴，是有情义的人。我喜欢有情义的人。我把那烟都剥出来，在阳台上晒干，好歹抽了。味道不对，嘬得腮帮子都疼。但我一点也没糟蹋，他经营那个小破厂，拿出两条好烟不容易，糟蹋了对不起人。

“那两个人提前放了。我找了局长找政委，别提说了多少拜年话。见到瘸子和哑巴，我也没客气，我对他俩说，要不是丁厂长给你们求情，你们且得关着呢，还想用煤气罐炸人，这是没酿成事故，若酿成了事故神仙也救不了你们，就不是这个处理结果了。说，感谢政府宽大。我让瘸子比画给哑巴看，瘸子多少会些哑语。我又让他把哑巴比画的翻译给我听，料定他们出去不会再惹事，我帮他们办好了手续，把他俩送出了大门。

“后来我还去过一次丁不村家里。哑巴瘸子放出来，我得给他一个交代。他们那三间小平房在老城墙根下，我出来进去得猫大腰。转眼就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也老了，到了发挥余热的时候。人这一辈子，真是没有多少年好混。你不知道遇见谁，也不知道会经历哪些事。倒退些年，哪会想到我们住在一个小区。我第一次去你家，你住在老三线的小破房，屋子也就这么大。”

他张开两条手臂好歹比画了下。

发完了感慨，他把酒一口干了，把杯子又扣到了酒瓶子上，那蒲扇样的手掌罩住杯子底，半天没有拿下来。这个动作很奇怪，我猜，難道是有些恋恋不舍？“我会记着约定，哪天等小严有空，我们好好喝一场！”

我长舒了一口气。这口气在他说到软中华时我就一直提着。他说完了，总算放下了。真是奇怪。我对自己说，这与你有什么相干。不是与我有相干，是与他有相干。我含笑看着大老张，回想了下他有没有暗示我什么，没有。我差不多敢肯定——其实也没啥肯定的。他这一番话有真有假，师傅上门送烟肯定是真，看我面子是假。我没那么大面子，这是场面话，我不会当回事。只是那烟……到底是不是师傅买的？师傅是实诚人，有没有告诉他不是买的？即便不是买的，师傅也还有别的渠道，你怎么像做贼心虚的？我对自己说，你又没做贼。

我正了正身子。

“你还记得丁淼吗？”我抬起头，这句话出口，心里像撞钟一样地发出了“咚”的一声响，五脏六腑似乎都要挪位。从心里说，我不愿意跟他提起那件往事……自打在医院见到丁淼，他就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结，这也是我不愿意见大老张的理由。可他既然坐到了我的对面，这话就没有办法不出口，因为它实在是太应该出口了。我心里的难受一直在膨胀，甚至顶到了喉咙口。这种难受不单纯，唯其不单纯，才会一直膨胀。

他明显愣了下，迟疑地晃下脑袋。“不记得。”他说，“我喝多了。”

我看着他，他是记性好的人。

“丁家湾的丁淼。”我眼睛从他短鼻子处移开，是因为发现了一只蚊子，从餐桌上一晃而过，落到了粉白的墙壁上。我狠狠给了那蚊子一掌：“离十棵树三里地，当年你骑着挎子……”

“不记得。”他这回回答得非常果断，“我醉死过一次，那几年的记忆都丢了。”

“哪几年？”

“就是那几年。”

我无言地看着他。

他一点不闪避我的目光，大眼珠子坦荡而又包容，似乎没有什么能放在眼里，也没有什么能在话下。这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不能一直问下去：你记得翟天赐吗？记得十棵树海陆空那顿筵席吗？记得报社的张小北吗？记得用手枪去池塘里打鱼吗？面对这样一张脸、这样一双眼，问什么都是扯淡。二十几年过去了，我才把那次玩手枪跟新闻稿联系起来，否则他就没理由拉我去那片池塘，他实在是太周到了。墙上有一片蚊子血，它运气差，没能逃脱。我的眼睛又移到了他脸上，他的短鼻子上……我不知道他曾醉死过，但我知道那只是挡箭牌。这样的挡箭牌他手里要多少有多少。一种颓败感油然而生，我顿觉了然无趣，身形一松，饶他过去，难说是不是也饶了自己。我看了眼墙上挂着的石英钟，他敏感地说：“我该上班了。”

“哎哟，我都没迟到过……”他站起了身，头差点触到屋顶上垂下来的灯罩，“今天算认门儿。”他说，“改天我跟小严拼拼酒，别看老汉六十七……”我没搭话。他晃悠着往外走，屋顶也就离他两尺高，真是顶天立地了。“对了，你妈在住院，啥毛病，好些了吗？”他打了一个嗝，回头问我，“住内一还是内二？”

七

“家里谁来了？”往餐桌前一坐，严先生像尊弥勒佛。他这些年胖了，腹部堆出一个平台。这个时候他是最享受的，小口喝酒，一次只喝一两，十口都不止，喝一口一龇兔牙。那兔牙年轻的时候觉得可爱，现在成了老兔子，只是觉得奇怪。他伸手取酒杯，我赶忙拿去放到洗碗池，顺便给他换了只杯子。我总说，想喝酒就大口喝，看着就过瘾，像这样饮鸟样，不如不喝。

可他就这习惯。

“没谁来。”我随口说。

“不可能。”他说，“这酒昨天新开的，一斤装，最少少了八两。”酒瓶子真见底了，他晃了晃，大概都不够他饮鸟一样喝一顿了。

我没搭腔。大老张走后我没休息，乏和困都消失了。我打扫了一下卫生，边清扫边听郭德纲的《扒马褂》，我希望里面的声音能吸引我。我总是心不在焉，思绪像幽灵一样飘荡，人有些恍惚了。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大老张吗？”我思忖着问。

“哪个大老张？”

我想告诉他酒是被大老张一个人喝的，可说着说着把这茬忘了。

“派出所所长，当年住老房子时来送软中华——是陪窑老板一起来的。外面飘着雪花，窑老板穿一件毛朝外的皮衣，像座山雕似的……这些我都跟你说起过。烟是两条，红彤彤的，当年好稀罕啊！自己舍不得抽，商量一晚上送谁好。最后你留一条，给师傅送过去一条。是不是这样？还是两条都送给了师傅？”

“我不记得抽过软中华。”

“记得去师傅家送烟吗？”

“不记得。”

“那晚自行车的后座压塌了，就在师傅家门口。”我有些泄气。

他还是一脸懵懂，我彻底不说话了。他天生就是记性差的人，让他记住一件事比登天还难。这一点跟我恰好相反。我经常为记性太好苦恼。关键是，记住的都是不当记住的，很多事情都与不愉快有关。他把椅子挪舒服，专心致志吃饭。他们工程队在野外作业，一天下来很辛苦。看他吃饭香甜，我也给自己盛了一碗，放到餐桌上。

但我没胃口。

“记得法国世界杯那年第一个乌龙球吗？”

问这样久远的问题就像不怀好意。

珠子穿成串，也有头有尾。那記乌龙球就像一个巨大的夜明珠，在珠链的显眼位置。这一天就毫无缘由地在我脑子里弹跳，似乎要撞破脑门射出来。其实乌龙球与整个珠链毫无关系。

“记得。”他突然说，为终于记起一件事而兴奋不已，喝了酒以后眼珠就像兔子的眼珠红灿灿，看上去他有些激动，“我们一起看的第一场揭幕战，巴西对苏格兰。对不对？那是我看的第一场足球，那个踢球的叫博什么来着……博伊德……”他说起来有些拗口，“奇怪，我怎么记住了这个，我记性不差啊。”他就像得了万两黄金一样嘚瑟。

我比他还奇怪。

“你问这个干啥？”

我的袖肘支在餐桌上，头盛在手掌里转了一下方向。我没回答他的问题，没有往下说的欲望，觉得说清楚这个岂止累人，是根本不能说清楚。那记乌龙球在我脑子里跌落出来，像只陀螺不停地旋转，转得我眼都是花的。

我看着他吃饭。他是个忠厚的人，本分了一辈子。跟他过日子从没有任何意外，所以我们至今住的仍是小平米的房子，而且没有给女儿买别墅的能力。面前的人恍惚身量高出一截，那张短鼻子的四方脸就像块红布，突兀而快速地在我眼前一闪而过，不是一张，而是像电影镜头一样叠加，无数张。

……母亲没坐过火车。女儿八岁那年我带一老一少坐火车去了天津。从埙城出发，经过上仓、下仓、宝坻、北仓、北站十几个车站，这才到达我们心目中的大城市。站在劝业场的柜台前，我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更早之前她鼓动我买一件小牛皮衣，标价一千零八十元。简直是开玩笑，我工资才一百多块。

“反正你爸有的是钱。”售货员朝我挤挤眼，潜台词是不花白不花。她看见了大老张掏钱时那一把绿色的钞票，差点惊掉下巴。她鬼魅地说：“这件衣服很适合你，穿起来就像换了个人，非常上档次。咱试试？”

她那时年轻，瘦削，下巴上有块青色的痣，眼下被隔离霜遮住了些。我是从眼风上认出她的。当年她一睒眼角，说不出的风情万种。她一个劲儿夸我身材好，天生的衣服架子。而此刻，我已经像馒头一样发福了，面对着扶老携幼的三人队伍，她正眼都不看我们。那时大老张让我试一下那件小皮衣，我拽着他坚决不试。我咋能买这样贵的衣服，更不会花他的钱。这是我们从报社出来以后的事，公共汽车咣当咣当带我们来到了劝业场门口。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劝业场，在那三个繁体字前都不敢迈动脚步。大老张却显得熟门熟路，一个劲儿张罗给我买这买那，我通通拒绝。我拒绝的样子英姿飒爽，时隔多年，我还能看见年轻时的自己，有点以小卖小样，拉扯大老张远离了这个柜台，就像远离了一个购物陷阱。结果是，他转脸就买了个大挎包，在别的柜台买了很多东西装进去。相同的金丝绒上衣买了三件，分别给大姨子和小姨子。我还记得他买了副大墨镜，是柜台里最贵的。戴在脸上时，自己那副墨镜随手就扔进了垃圾箱。“这才是正经玩意儿。”他满意地仰脸东张西望，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警察在踅摸小偷。

可我却没看出分别。这个边框是圆的，没有方框的那个显大，能遮半边脸。我想当然觉得，东西越大越值钱。

那个挎包把我的眼睛硌了下。我想起送给张小北的那个，和这个一模一样，但要比那个贵上好多。那时没有名牌仿牌之类的概念，就是心疼钱，人家的钱也心疼。感觉大老张把钱花冤枉了，就是装个东西，花大几百不值得。里面的东西很是不同。给张小北的那个，装的是二十斤泥花生、两块白薯和四个青玉米，共花了八十二块钱。我自作聪明地给他留了份心，连同二十五块钱的挎包，共花一百零七块。因为这些钱不会由他花，我能想到，他肯定会去跟窑老板报账。而大老张的挎包霸气地在回来的火车上占了一个座位，里面足足装了几千块钱的东西。那些个金丝绒软软的、绵绵的，团在一起像彩云无形，抖落开，就显出豪华高贵的气质来。还有手镯和项链，还有薄如蝉翼的丝巾颜色鲜艳。如果大姨子、小姨子穿戴起来站在一起，她们会不会像宋氏三姐妹？

这两个挎包年代越久印象越深，印象越深越觉得饶有意味。有些人生来就不是慢半拍，而是慢不知多少拍，一拍……就是很多年。

八

银杏树的叶子进入了渐变色，从边缘一点一点黄，直到黄得透亮，这秋就算深了。湛蓝的天空一尘不染，一只鸟在打着滚恣意地飞，就像整个世界都是它的。这是住院楼前的一块盛景，从宽大的玻璃窗望出去，是一片缤纷的世界。树叶像听到号令般迎风飞舞，草地和假山石都被它们装扮了。

母亲的病床靠窗，她打从住进来就喜欢这里。“这窗子真豁亮，能看见那么大片的天和天上的云。”“中午这一床的阳光都是满的，脚被晒得发烫。这医院还有鸽子呢，刚才来撞窗了，也不知有没有受伤。”“那个大姐心眼儿好，你不在，她帮了很多忙。”

昨天下午弟弟在这里值班，我理解母亲所说的帮忙一定是指解手之类。老人年纪大了，心里依然有忌讳。有忌讳好，这说明她还有性别意识，没成老糊涂。中间是一条过道，对面各有三张床。母亲所说的大姐陪对面那张床，三十一床。床上躺着的中年男人，瘦得干儿一样。他总像虾一样佝偻着腰，薄薄的身板没有几寸厚。那是一个满脸病容的人，我打从看见他，目光就不愿意在他脸上多停留。他就像一团不愉快，让人总想躲着走。我在一只方凳上坐下，母亲拉了下我的手，示意我把香蕉给拿过去：“他们没有水果吃。”没有比母亲更细心的人，那边的床头柜是干净的。“他们自打住进来，就啥水果也没吃过。”母亲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

我没朝那里看，跟母亲轻轻摇了摇头。

那个大姐不在，男人面朝窗躺着，我只能看见他的半边侧脸和半边脑袋上花白的头发。他一直输大瓶液，这也是母亲告诉我的。母亲输小瓶，就觉得输大瓶液的人病都重。“他才四十六岁，还是年轻人呢。我夜里停液了他都没停。”母亲悄声对我说。我拍了拍母亲的手，算是回应她。液走得有些快，我调得稍微慢了些。母亲说：“我心脏没事儿，快点也行，这是大夫说的。那个人不行。”母亲闪着身子朝那边看了一眼，“一句话也不说……他这病好像，不是好病。”母亲用更小的声音说。我指了指母亲胆囊的位置：“还疼吗？”母亲说：“不动不疼……比昨天好多了。明天就可以出院了吧？”“听大夫的。”我抻着被子给母亲盖住了脚。母亲朝门的方向看：“那个大姐干啥去了……他们昨晚还吵架了，他想回家，说这病治不治都一样。他姐看着绵软，性子却烈，说有病就得治，啥叫治不治都一样？爹妈还指望你养老送终……你再闹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

我有些走神。

母亲扯了我一下，我一回头，大姐端着脸盆进来了。我赶忙起身打招呼，她去洗漱间洗了条毛巾。掸开晾在病床一侧的护栏上，我发现那是条旧毛巾，却洗得洁白透亮。能把毛巾用成这样，得是多干净的人！她比昨天显得疲乏，显见得夜里没休息好。病人输一宿液，她哪里得休息呢？

“大妈精神好，一点不像有病的人。”她展眉展眼地说。

“总念叨你的好，说你帮了不少忙。”我突然打了一个嗝。

“远亲不如近邻，谁让咱们有缘分呢。”

“是啊。”我嘀咕了句，“缘分还不浅。”

母亲爱听这话，抻抻我的衣袖，又给我指香蕉，我假装没领会，不动。母亲大概觉得无趣，闭上眼装睡。我趴在她的耳边说：“我送人家好意思收？换了您您也不收。”

母亲一皱眉，我就知道这话不对。她们这一代人，不管自己需不需要，都不会拂人家的好意。

这屋里六个病人，顶数母亲年纪大，但顶属她的病轻。她的胆囊有些炎症，医生不主张手术：“这样大的年纪，这点小病不算啥，输两天液就好。”她很得意，住到这里有种优越感，这让她有心情和精力关注别人。

对面病床上的男人翻了下身，被子只盖到了肚脐往下，上身穿着病号服，扣了一粒扣子，敞开的衣领处能看到胸脯上的骨头，似乎长到皮肤外边来了。但只一瞬，他又朝里侧卧了，那只绑了输液带子的手臂放到了胯上，大姐赶忙过去把带子理顺了。我在昨天就留意到了他床头插着的卡片。丁淼，男，四十六岁。慢性肾衰竭。我的心沉了沉，知道这病麻烦，人成了这个样子来住院，可知是不得不来才来。问他们是哪个村的，女人说，丁家湾的，在县城东南边，隔条河就是玉田县了。我的神经跳了一下，遥远的事情影像模糊，像飘着的云彩会留下影子。我问离十棵树有多远。女人说：“也就三里地。”男人皱着眉头说：“那得从咱们家算。”他的意思是，比三里地还近。这是我听到的他说的唯一一句话，是用气声发出来的，颇不耐烦。“过去习惯说是三里地。”女人解释，“现在大家都往村外盖房子，这边盖那边也盖，可不距离越来越近。”

她悄悄扯了我一下，我跟她来到了外边的走廊。她说：“他不愿意提十棵树……你咋知道十棵树？”

我说……有个同学是那个村的人，很多年没联系了，试探地问：“丁家湾是大村？”

“十棵树是大村。我们村小，才两百多口人。”

“都姓丁？”我再用排除法，是心存侥幸。

“就我们一家。”她凄然一笑，说，“人少却叫丁家湾，说明祖上也是大户，就是越来越不行了。到我们这一代，人就算绝了。”她朝里面的病床看了一眼。

“你俩……没有孩子？”

女人赶忙说：“你误会了。他是我娘家兄弟。年轻的时候被人打坏了身体，没了娶媳妇的本钱。打人的那家人，就是十棵树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所有的珠子穿成了链子，密闭成环。谁打坏的，为啥挨打，还需要问吗？我喉头发紧，有些不敢问。

女人黑红的脸膛上有一双薄皮大眼睛，鼻子很周正，只是有些龅牙。这让我替她惋惜。如果把牙齿矫正好，略施粉黛，她可真是个美女。但眼下她是个操劳过度的女人，这从她粗糙的双手可以看得出。“都是穷命、苦命的人，又穷命又苦命。”她嘴唇抽搐，上下牙齿像敲梆子一样抖动，好一刻，她才说，“年轻的时候因为一些纠纷，让人倒背着手绑了装进麻袋，打得烂蒜一样。那家人歹毒，把人打坏连个说法都不给，那年他才二十一岁……就成了一个废人……他那时就不想活了，整天自己想法儿找死，吓得爹妈尾巴似的跟着。他总说活着丢人现眼，不如死了干净。可丁家就这一根苗，能眼看他死？爹妈为了他眼睛都哭瞎了……”她的大颗眼泪朝外滚落，奇怪的是她并没有哭，那些泪珠却像不能遮挡一样朝外滚，把她的手背都弄湿了。我的胸腔里顿时穿过了一股风，五脏六腑都是凉的。

“打成……残废？”我难以置信。

“那个老板黑心，不给工钱还诬赖人……”她凑近了我，突然朝墙上指点了一下，“就是她爹……”那是几排护士的美颜照，打头的护士长叫翟小婉。站到这里，我面對着墙壁，其实已经留意到了，但我不动声色。我心中有大波澜，但我不动声色。黑心、不给工钱、诬赖……我不知用何种面目面对她，我的身体在隐隐发抖。“你家有没有亲戚……当局长？”我没敢提“叔叔”两个字，我怕她敏感。当年大老张说小偷家有势力，叔叔是局长。可这个姐姐说，叔叔只是个裁缝，早早就下岗了，后来办了个小服装厂，工人除了瘸子就是哑巴……家里如果有人当官，哪里会被这样欺负。我脑里又被“轰”了一下，眼里闪出许多星星。她突然抽泣起来，却是无声的。我比她还想哭，泪光迸溅，但我只是很响地吸了下鼻子……她的胸腔剧烈地起伏着，眼神特别无助。我犹疑一下，把手放到她的后背上，拍了拍。“……从那时肾就坏了。腰疼，尿血，干不了重活。可他瞒着，咬着牙不说……家里也穷，我妈只能拼命给他补，听说哪里宰杀牲口，就厚着脸皮跟人要那玩意儿……我妈又烧香又磕头，说铁杵磨针，我就不信补不过来……”

“她知道你们住这里？”

“知道也装不知道。”

我打了一个寒战，脑里顿时出现了许多画面，都血腥。我真的有些怕。

“当年没打官司？”我抖着牙齿问。

“傾家荡产，从埙城一直打到高院。可人家是窑老板，斗不过啊！”

我只问了大老张一句话：“你还记得丁淼吗？”

余下便没了问的兴致。后来对自己说，记得又能如何呢？

锐利的疼痛过去了，那些影子样的记忆像云一样缥缈而又难以琢磨。我走出医院上了公交车，那些疼痛只剩丝丝缕缕。坐机关这些年，性子磨绵了，性格磨圆了。任是再大的波折也难掀起风浪，不是吗？我把车窗揿了个缝，午后的风徐徐吹在脸上，额上的头发飞起来，就像有只温暖的小手在抓挠。车子朝前走，人流潮水样朝相反的方向退。他们之中肯定也有故事，有些故事还很凄惨。可有啥办法呢，你生来就是主人公，谁也不能改变你命运的走向，不是吗？我短暂地想起了“助纣为虐”这个成语，摇了摇头，晃开了。大老张是知情人，我不是。也许连他也不是。都过去了。无可奈何。真的是无可奈何。只是命运碰巧让我洞悉了真相，否则就是一直没有真相。不是吗？我没想到进小区会碰见大老张，这就是命运。你总能遇见你当遇见的人，毫无办法，你拿命运毫无办法。但命运也有没办法的时候。我没有把医院这一幕告诉大老张，是因为没意义。让你说，有什么意义吗？如果说有，就是那件瘦小肮脏的警服裹身上，让我很嫌恶。我还想到他也许是骗子，不止骗了我，肯定还骗了很多人，翟老板只是其中之一。谁知道他这些年做过多少瞒天过海的事？

帮闲或帮凶，你逃不掉……坐在对面看大老张喝酒，这些字眼儿短暂从我脑子里跳了一下，又去向不明地跌落。我脸上含了少许笑意看他……人最愿意做两件事，一是逃避责任，二是原谅自己。

他一定记得丁淼。他是多好记性的人啊！

九

这故事讲得可真是丧气。那样多的巧合，实在是……太巧合了。但生活就是这样，我经常让各种巧合搞得手足无措。我差一点认为生活就是由一连串巧合组成的，只是有一种巧合你知道，有一种巧合你不知道。不是吗？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推着你往前走……就是为了与巧合不期而遇……不是吗？凡事都自有周期和轮回，该来的你逃不掉。不是吗？

但更多的时候只需你宽一宽心，万马奔腾便也与你擦肩而过……不是吗？

我妈住那三天院，就是命运让我遇见叫丁淼的男人以及叫翟小婉的女人。她送我去电梯口，袅袅婷婷走路，穿一双软底布鞋，像飘起来一样。与美颜照片相比，她似乎更好看些。内二以护理好著称，这是我选择内二的理由。偏偏她是内二的护士长，优雅得像个有了几岁年纪的天使。我是在楼道里碰见她的，她直直地朝我走来，远远伸出一双白皙的手：“是云丫姐吧？我昨天就觉得你面熟，却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她说上午一直在开会，散了会就匆匆来找我。我对她没印象，一点印象也没有。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只有十三岁，我就记住她抱住了小偷的一只脚，撸下了他的一只鞋。这是她奶奶说的，被我写到了新闻稿里。我没记住她的长相，甚至也没记住她的名字。眼下小偷就住在内二科，躺在三十一床，早晨查房他们能照面，但他们都装作彼此不认识。翟小婉容易，丁淼姐弟不容易。

一汪酸水翻涌上来，就像大老张一样，我不愿意见到她。

她是真的翟小婉，还是只是假象？

“张叔昨天给我打电话，说您母亲在住院，让我多关照，那还用说？只要住进我的科，我肯定一管到底。”

“哪个张叔？”我当真有些糊涂。

“当年你跟他一起去我家……他说昨天在你家喝多了……”

哦。

我不诧异。大老张就是这样的！他一边说丢了那几年的记忆，一边给翟小婉打了电话。不为别的，他为我！

这就是生存之道！

“我妈只是胆囊有点炎症，今天已经不疼了，或许明天就可以出院……这么多年，你们关系一直没断？”我没说让她照顾一下三十一床，虽然也这样想过。但人是理智的动物，想到的跟做出的肯定不是一码事。

“咋能断呢？”她说，“给我们帮了那么多忙，到啥时也不能忘了人家……每年春节我都会提两瓶好酒去看他，顺便带给他一些常用药，他老伴儿有糖尿病。我不去我爸也会催我去。”

“你爸……他好吗？”

想起那头笨手笨脚的棕熊，穿了毛冲外的皮袄，头戴小黑瓜皮帽，“座山雕”似的。很多年过去了，就他往车外钻的情景依然清晰，还有他坐在我家薄饼样的沙发上说的那句话：“我还治不了他？”语调轻蔑，透出十足的霸气。

“好着呢。天天遛公园，跟一群老人下象棋——他跟我妈后来也进城了，我给买了套小房子。我爸过去没少挣钱，要不是窑厂破产打官司花钱……”

“打官司花了多少钱？”我问。

翟小婉说：“那就是天文数字了。这么说吧，我爸那些年挣得的钱都搭进去了，还欠了一屁股债。那年砖卖不出去，整天下大雨，砖坯子都泡了。过年买不起肉，我妈派我去我姥姥家要肉……”

“哦。”我突然打了一个嗝。

十

我打嗝的毛病总也不见好。严先生说，就是胃胀气，得戴口罩，多穿衣服。每天他都嘱咐我多穿衣服，零上二十摄氏度他就让我穿棉袄。“你倒不怕我长白毛。”我说。

每天晚上遛弯，共有三条路线，朝南、朝北、朝西，三个方向。小区大，走上一圈就要一个小时。一出家门，严先生就征求我的意见：往哪边走？

遇见了下晚自习的马老师，她骑一辆电动车，锁在靠近栏杆的地方。马老师说，那个假警察总在你家门口转，我看见好几次了。他还伸着脖子往你家玻璃里看，也不知是啥意思。

“他兴许在看葫芦。”我说。

马老师对大老张有看法，我心中很了然。其实我知道大老张在看什么，他肯定是想知道我家有没有人，然后进来跟严先生喝一杯。

别小看这一杯酒，进到谁家都不是容易的事。

葫芦已经成熟了，在风中摇晃，个别的能发出哗铃铃的响声。有一次我看见一只麻雀抱着葫芦拼命啄，像啄木鸟一样。兴许它就是受了啄木鸟的启发，以为能把葫芦啄透，取出里面的籽，啄木鸟可没它那么傻。它还爱洗澡，花盆里有点水，它反复过来扑腾，弄出很大响动。我在屋里听见声音，还以为扑腾的是只猫，结果看见麻雀滚成了泥蛋蛋。

这样好美的东西，要不要给它竖块镜子？

“对，他还偷你家葫芦。电线杆子高的人，还做小偷小摸的勾当，摘一个放口袋里，又摘一个放口袋里。”

马老师夸张地做模仿动作，歪斜着肩膀，把一个窃为己有的小偷形象学得惟妙惟肖。我扑哧一下笑了。马老师住三楼，有俯视我家院子最好的视角，应该知道我对葫芦的态度，我已经不是第一年种了。

“你不要不是他偷的理由。”马老师洞悉笑容背后的隐秘，严肃地表达看法。

我赶忙解释，说我们曾经做过同事，他大概不拿我当外人。

“那也不能主人不在的时候拿人家的东西。”马老师教高年级数学，丁是丁卯是卯，“他应该知道自己是干啥的。”

我郑重点头，承认马老师说得对。

“他今年偷葫芦，明年也许就偷白菜。他今年偷你不要的，明年你要的他也偷。人都有得寸进尺的毛病。”

马老师好有道理。

“他女儿也住咱们小区，就在后边三十五号别墅。他可真有钱，那时候就能给女儿买别墅。他老伴儿没工作，他到退休也就是个科级，他哪来那么多钱？”

這问题真深奥，我傻子一样看着马老师，奇怪自己从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人跟人真是太不一样了。三十五号别墅，我记起来了，大老张也跟我说过。

“戴大盖帽的都有钱。”马老师有些愤愤。

“兴许是嫁得好。”我没想为他辩白，但话说出来就有了辩白的味道。

“看来你啥也不知道。”马老师一点不客气，指出：“他姑爷跟我是一个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连小买卖都不会做。但他们脑子好，儿子是名牌大学毕业，跟他女儿一样，也进了公安局。所以不是他女儿嫁得好，是这个假警察真有钱，物业的人都知道。他女儿结婚一水的白色奥迪，从院里一直排到院外。从他家把人接走，打南门出去，外环兜一圈再从北门进来，交通都搞瘫痪了。他让所有的保安、保洁都随份子，却高调不请人家吃饭……他就会欺负老实人，特别遭人恨。”

“你咋知道？”我不是一般地吃惊。

“你随便问个保安、保洁，他们都会告诉你……他只跟经理一个人好。”

“他女儿是哪年结的婚？”

“这小区建成才几年……也就七年或者八年前……那时他还没退休，每天早晨喊号子操练保安，正步走，一二一，把保安险些练成正规军，特别搞笑。”

“哦。”我又要打嗝。

“刚才你说……你们做过同事？”马老师似乎才想起这句话，我以为她要不好意思，为自己说冒的话后悔，可马老师说，“那你就更应该了解他。这个人名声很坏。他退休早，也是因为摊上了事，拿人家钱财却没能给人消灾，正好小区发生了械斗，被打发到了这里。谁想到他待得长久，这里成了避风港。这要是没退休，就凭他斑斑劣迹，早让人告发了。”

车筐里的包利索地背在肩上，马老师没跟我道别，就走进了黑暗的楼道。那里就像有一张大嘴，瞬间就把她吞没了。就听她哒哒哒上楼，感应灯一只也没亮。即使是在黑暗里，马老师的脚步也毫不迟疑，她是个干脆的人。

“走吧。”严先生在黑暗里说，“马老师怎么有些偏激？”

“她在业委会，肯定消息灵通。”

梧桐树的叶子躺在灯影里，路面斑驳，各个都像马蹄那样大，踩在脚下厚实得像地毯，能让心底生出柔软和诗性来。我一脚踏上去，顺便碾一下，柔软和诗性都不见了踪影。我在想大老张，他怎么越来越像个谜。年轻的时候见到他，多少崇拜。除了有才华、身量高，职位还高。不单我崇拜他，派出所的小警察都对他毕恭毕敬。可要说了解他多少，还真是一点都不了解。严先生在前边停下脚步等我，我把心里的事情放了放，朝后看了一眼，说：“保洁明天一早就要打扫，就像这些叶子从没落过这里一样。”

“各行其是，各司其职。”严先生倒背着手悠悠继续朝前走，话说出来就像真理。

“我们到别墅区那边转转。”

“那里家家养狼狗。”

“警察为啥买得起别墅？”

“这哪是你该操的心。”

“我为啥就不能操心？”

我不由得提高了声音。他惹不起我，又遇岔路口，我率先往别墅区的方向走，严先生跟了过来。

这里过去是一个小山包，可以居高临下俯视整个小区。开发商把山包削平，建了这片别墅。中间是一个椭圆形的公园，椅子都是防腐木制作的，而不像别处的椅子表面像木头，其实是在水泥表面画了树木花纹，我特别憎恶这些假木头。别墅环公园而建。这个公园还有个特点，栽植了一些老果树。当初搬进小区我就听说，为啥这里栽果树，因为住别墅的人素质高，不会像住高层或洋房的业主，采了花插自家花瓶，摘了果子自己吃。这些理由，差不多都是公愤，让最早住进来的业主觉得受辱。别墅都掩映在高大的树影里，外面梧桐的叶子都快落光了，几株古松还是蓊郁的感觉。松树散发着一种天然的馨香，很好闻。楼体的外墙都在阴影里，不怎么看得清楼牌号，我坚持着看了几个，让严先生嗤之以鼻：“你到底是出来遛弯还是找不自在？人家住别墅跟你有啥相干？”

三十五号别墅终于让我找到了，在正中的位置，走前门，看上去没啥特别，甚至有些寒酸。它显然没私搭乱建过，还是原始模样。这在我们小区不多见，大家都想在六间房的基础上再盖出六间房。它的容颜也朴素，不像它的左邻右舍，弄出很多花里胡哨的装饰，唯恐别人不知道他是有钱人。

上下楼的窗子上贴着许多“福”字，大小窗子上都有。应该还是过年贴的，快到年尾了，还齐齐整整，红得有模有样。一抹橘黄色的灯光从窗子里淌了出来，那光晕很温暖，夹杂着孩子的嬉闹声。我定定地站了会儿，脑子里闪出一个人形，大个子，方脸上有只短鼻子，脑后系着长长的马尾巴。我没见过他女儿，但我觉得她应该就是这个模样，继承了基因中强大的部分。她是个做事有条不紊、喜好干净、跟婆家处不好关系的人。贴“福”字是为了房间热闹，也为了心里有个倚靠，所以不单贴得虔诚，也贴得中规中矩，不像我们家，贴了几天就四角翘起来，像跑马张飞一样。我只要见到马老师，总是装作不经意地打听张好梅的事。对，大老张的女儿叫张好梅，有个四岁的儿子了。现在，她婆家的事我也了如指掌。我都觉得自己有点像编外警察了，不单喜欢调查，还喜欢推理，只不过，我有点心虚，只要严先生在身边，我就说别的。

严先生是个一心一意的人，走路就走路，就想有关走路的事。我在这里驻足时，他已经走远了，夜色中他是片单薄的黑影，越走越远，然后又绕了回来，就像穿过了重重迷雾，终于出现在路灯的光影里，走出了隐身的状态。“看出什么没有？”他揶揄。

“那天翟小婉告诉我，当年他们打官司花了很多钱，光去一趟报社就花了两万多。”

“那又如何？”

“那些钱是送给张小北的。”

“那又如何？”

“关键是，张小北并没收到。”

“那又如何？”

我闭嘴，心想，如果真给张小北，他也不敢收。那年头的两万块，能买套小房子。翟老板不是疯了就是让人忽悠瘸了。

十一

“你知道那些钱是怎么送出去的吗？估计你在场都不一定清楚。”站在电梯口，翟小婉把额上的头发塞进了帽子里，还隐隐有些激动，“过去了这么多年，也没啥可忌惮了。不愧是干警察的人，花样多得出奇。我爸经常给我们讲，说他给报社的人买花生、白薯、青玉米，两万块钱就揣进泥花生里。给上级领导送礼，钱就装进高级烟盒里……其实里面就有钱。我爸那时就一个念想，打赢官司，不惜一切代价，否则在村里没法活人了。一辈子没法活，辈辈没法活。他没想到有朝一日能搬进城住，他说若是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会花那样多的钱。”

“输了得赔偿。”我看着那张清白的脸，就像从没照见过日光一样，“那人不是小偷，把人打残不是小事。”

“所以得送大礼，不知有多少人得了好处。”

翟小婉冷冷地毫不隐讳。我恨不得踹她一脚。

我给严先生复述时也隐隐激动。这些情绪一直在我心里跳荡，让我一天一天地过不安生。我反复回想从农贸市场去报社那一小段胡同，时过境迁，那些回忆只剩下了轮廓。但仍能想起挎包被大老张提着扛到肩上。他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着。新挎包的下面也沾了些泥土，蹭到了他穿的蓝制服上。

拉链是当着我的面拉上的。因为青玉米的缨须探出来，影响到拉链滑动，我还给他帮了下忙。我小心地把那些缨须抿进去，是为了让玉米保持原本的样子，就像刚从秸秆上掰下来一样。他把拉链拉严实，青玉米的气息我张开鼻孔还能闻到，混合着潮湿的泥土味。那时我想，大老张真实在，买了这么多花生。

“邪恶，真是邪恶。”

我嘟囔，却没意识到严先生又走远了。他这次没有转回来，而是顺着下坡道朝前走，估计是去找背人的地方。他的前列腺有些问题，而这边没有公共厕所。

连着往别墅区走了六次，嚴先生终于不耐烦了：“你还有完没完！”

十二

安静下来，我才想起丁淼和师傅的关系。原来他们有关系，是叔侄。这点我没告诉大老张，我觉得，他不配知道。当然，他也不想知道。那天他从我家门口过，问小严在没在家，我说没在，就把栅栏门关上了。

大老张说哑巴、瘸子出来后，他去了一次丁不村家，是要给他一个交代。他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没这么简单，听了翟小婉的话，我就更觉得不简单。到底是简单还是不简单，始终是我心里的惦记。就像有鬼使神差，那天上班时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沙哑的声音说：“是王云丫吧？有空到你师傅家来一趟。”不容我说话，那端就挂了。我愣了半天，想拨过去，摆弄来摆弄去，还是作罢了。把工作交代清楚，我开车出了机关大门。老城墙根下那条路，真是许久没走了。师傅家门口停着自行车、电动车、三马车。我心里咯噔一下，意识到师傅出事了。我把车停在路边，从垂柳的树胡子里钻出来，胆战心惊往胡同里走。脚下青砖铺的地面长着黄茸茸的苔藓，那些苔藓都萎靡了，耷拉着耳朵。铁门虚掩着，房间里爆出的吵嚷声让我有些纳闷。我在院子里站了片刻，就被屋里的人发现了。打开房门，老玉米样的笑脸和嘴里的焦油牙同时出现了，师傅朗声说：“云丫真的来了，这么快就来了。我早说过，我们爷俩儿有缘分！”

我被弄得晕乎乎，没防备屋里有那么多人，七八个，或者八九个，总之屋子都是满的，感觉到处都是人。沙发上、椅子上、小圆凳上，都坐着稀奇古怪的人。之所以说他们稀奇古怪，是因为他们都年龄大，豁牙露齿，穿的衣服都皱皱巴巴。这样的人如果在街上遇到一个，那肯定没啥稀奇。但在一个屋子集体出现，就让人恍惚，仿佛穿越到了不知多少年前。大家一起告诉我，是瘸子给我打的电话，原来他一直存着我的号码，没想到这些年我一直没换号。

圆桌立在屋子中央，上面显眼地摆放着一个蛋糕。师娘坐在圆桌边，远远伸过来一只手。师娘白白胖胖，我蓦然发现她坐着轮椅，生活原来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师娘坐轮椅了。

“你师傅八十大寿。他们提前也没打招呼，就来给老厂长过生日了。刚才，就是刚才，他们说，应该让云丫也来。云丫一来，这人就算齐了。没想到你真来了！”

师娘很激动，抓住我的手用力摇晃：“你师傅的生日，我们都不记得，但瘸子他记得，他啥都记得。”

瘸子在沙发的角落里，脸上是憨憨的笑。

我眼睛一下就湿了。他们都是福利厂的人，我在那里待了八个月，却一个也叫不出名字，但那些脸似乎都有印象。我猛然想起大老张曾经说过的话，福利厂的人暴力抗法，哑巴抱着煤气罐往人群里冲，瘸子举着包缝机的头砸进铲车驾驶室。我朝他们看，哑巴坐在一只圆凳上朝我抱了下拳，蛋糕就是他买来的。师傅乐得合不拢嘴，进厨房端出来一大盘子西瓜。师傅得意地说：“我想见的人都来齐了，我就是今天死，也不冤枉了。”

师娘骂他乌鸦嘴，不该吉利的日子说丧气话：“快，我们一起切蛋糕，然后好喝酒。”

我朝厨房的玻璃窗看了一眼，发现里面有很多装满内容的盘碗，原来都准备好了。

师傅用不锈钢刀切蛋糕，那刀显然刚才切了西瓜，刀刃还留了些许颜色。师傅小心切进奶油里，嘴里说：“你当我是金口玉言哪。我要一说死就能死，我把坏人都说死。云丫，你说是不？”

我结巴说，我是空手来的，没想到今天是师傅的八十大寿。

师傅说：“这样来才好，要不咋说咱爷俩儿有缘分呢。当年你拿来的两条大中华还救过人。救过谁，谁站起来。”

就像被点名的小学生，瘸子手撑沙发先站起来，然后拉身边的哑巴。哑巴又抱了下拳，欠了下身，又坐下了。大家嘻嘻哈哈一通笑，说那时候两条中华能捞人，现在得二十条。

我狐疑，说：“我就拿来一条吧？”

师傅说：“两条。我放了一年多没舍得抽，送给了公安的人，换出来这俩货。你们俩，还不谢谢云丫？”

哑巴目不转睛看着师傅的嘴，他似乎听得懂唇语，然后看了瘸子一眼，两人又一起朝我作了个揖。“云丫写电视剧让人骗了，人家没给稿费，给了两条烟。自己不舍得抽，给老丁拿了来。老丁不舍得抽，拿去赎了你们。”师娘大着嗓门嚷，声音里都是欢愉。

师傅连连点头。

我瞠目看着师傅师娘，不知这样的信息是哪里来的。我偷偷写过电视剧，那是好早之前的事了，但从来也没往外拿过，我就是自娱自乐消遣，何以让师傅师娘觉得我是被人骗了？他们肯定也研究过这两条烟的来路，然后选择了一条自以为正确的信息储存到了记忆里，久而久之，便成了确凿无疑。

记忆可靠吗？

我承认，过去所有的难堪加在一起也没有眼下这样觉得没脸见人。这两条烟转世了，有了更复杂的因果，倒好像是专门为我转世，来增加难堪的。在这些老人眼中，原来我就是个上当受骗的人，而不是大老张嘴里的“有出息”。我陡然像降落到了冰层以下，要借用手段辅助呼吸，不时长出一口气。大家都在说笑热闹，只有我与这氛围格格不入。我发了一会儿呆，顿觉这屋里冷寂空旷，我站起了身。

包里恰好有些现金，我拿出来放到了桌子上，说单位还有事，遗憾不能敬师傅一杯酒。

师傅师娘都很着急，说赶紧，开席！但到底没有说服我留下。浩浩荡荡的一支队伍送我出胡同，我心底预留的话，是有关大老张的，却没有说出口。很意外，师傅说：“能看见张队长吗？就是你那个同事。看见代我问声好，那可是个好人。捞哑巴瘸子还自己往里搭钱，他不说我都不知道。天底下都没有这样仁义的。”

我叹了口气，没说别的，想，我用几十年明白的事，师傅这辈子是不会明白了。

写到这里已经是画蛇添足了，我知道。可如果我告诉你小区门口发生了什么，估计你会忍无可忍。所以，我选择不说。我从东门口绕进了小区，东门口空无一人，就像整个世界空无一人一样。严先生每天早出晚归，工地上的活计要赶在上冻前干完，所以小区里发生的事，他一无所知。过了很多天，我才复述了两个保安的话给严先生，一个说，他可真会死，居然趴桌子上假装上班。一个说，这回物业得赔不少钱，活该！我觉得遗憾的是，师傅赞美的话我再也捎不到了。

“你说的是谁？”

我翻着一本相书说：“人中长的人寿命长，这个说法糊弄鬼。”

合上书我问：“你记得博伊德吗？”

原刊责编王继军

【作者简介】尹学芸，女，1964年生。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三百多万字。作品多次被各种选刊选载。曾获鲁迅文学奖、百花文学奖、梁斌文学奖、孙犁散文奖、林语堂文学奖和《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等獎项。现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

分类：中篇小说 作者：尹学芸 期刊：《小说月报》2021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