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维也纳随想曲

一

有人说，无论你喜欢哪一样艺术，到维也纳都能够得到满足。维也纳吸引我的是音乐，因为它是音乐的故乡，尤其是斯特劳斯的故乡。在她的公园里有名扬四海的斯特劳斯金色的塑像，被印在明信片上，不胫而走……

可惜，在一九九七年的秋天，我三过维也纳而不得入，因为没有办奥地利的签证。每一次降落在维也纳机场的时候，飞机里都要响起斯特劳斯的旋律，是他最有名的、也是维也纳的象征《蓝色的多瑙河》。但这乐曲在我听来已经不那么蓝色，充满刺激和无奈。莫非我就这样和维也纳、和斯特劳斯失之交臂?最后一次到维也纳，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我国驻奥地利大使馆的文化参赞贾建春的身上。可是，下午三点多，飞机到达维也纳机场时，说好了贾参赞来接我们的，却没见他的人影。最后的一线希望落空了。维也纳机场旅馆只有五个房间，怕夜里没有住处，只好先去办理住宿手续，然后去逛逛机场里的商店，打发寂寞的时光。想想三次都和维也纳和斯特劳斯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再琳琅满目的东西也没有了色彩。

维也纳机场实际上就是商店的世界，鳞次栉比的商店一家紧挨一家，穿行在扑朔迷离的商店之间，心里却想着斯特劳斯那跳荡的音符，不知顺着多瑙河流向何方，就是流不到我的身旁。正在百无聊赖的时候，一位戴眼镜穿风衣的中国男人行色匆匆地向我们走来，问我们是不是从贝尔格莱德来的?我们一下子如见亲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你就是贾参赞吧!”他点头说大使馆的车就在机场外面等着你们，看他说的那样子好像我们出机场是手拿把掐的事情。看来什么时候都别把希望的门关死，希望可能从这个门溜走，却可能又从另一个门进来。

可是，他带着我们上下转了一溜够一身汗淋淋地好不容易找到海关，海关漂亮的小伙子面无表情就是不让我们进，他的理由很简单：既然你们要到维也纳来，为什么在中国不办签证?下面就是听贾参赞和小伙子唇枪舌战，一通德国话，滴溜溜，一句也听不懂，只觉得天色在一点点变黑，希望在一点点落空。因为看不见贾参赞和小伙子脸上一点阴转多晴，听得我都累坐在一旁，接着听他们在不停地说，语言成了把门的门栓，也成了开门的钥匙。死性的维也纳人哪有一点活泼可爱的斯特劳斯影子?这样的交涉一直坚持了两个来小时。终于，小伙子说他要去打电话请示一下内务部。贾参赞的脸上露出了笑，回过头冲我们长舒一口气。

事后，我问他说了些什么把这个小伙子终于说动了?他删繁就简概括为两句话，一句是强调你们是作家，维也纳是最重视艺术的；一句是我们两国友好，前不久你们奥地利国家歌剧院在你们前总理弗拉尼基茨率领下，刚刚到我们中国演出了《费加罗的婚礼》。作家，在中国作家自我贬值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到它的礼遇和价值。

当我们走出机场，维也纳已是满城灯火，满城斯特劳斯。

二

在世界上有哪一座城市能比得上维也纳，满城都在飘荡着音乐?树摇响飒飒作响的树叶是音乐；花绽开芬芳的花蕊是音乐；阳光下雨点一样飞起飞落的鸽子是音乐；暮色里梦一般回荡着晚祷的钟声是音乐；草坪如茵是音乐；月光如水是音乐；露天的咖啡座是音乐；橱窗里的卡通人是音乐；百泉宫里的希希公主是音乐；画廊里的克里穆特是音乐；叮叮当当的老式有轨电车是音乐；曲曲弯弯的上世纪的鹅卵石小径是音乐；喷泉是飞溅的音乐；雕塑是凝固的音乐；克恩顿步行街是抒情的音乐；圣斯蒂芬大教堂是肃穆的音乐；维也纳森林是绿色的音乐；多瑙河是蓝色的音乐……

更不用说在维也纳留下了那么多音乐家的足迹，莫扎特、贝多芬、海顿、舒伯特、勃拉姆斯、斯特劳斯、格鲁克……哪一个不是一本打开的书?哪一个不是一部未完成的交响乐?维也纳有多少这样音乐家的故居?维也纳有多少这样音乐家的塑像?在维也纳街头几乎随时可见，一不留神就有可能碰上哪一位音乐家，弯腰拾起他们遗落的动人音符。

当然，还有维也纳金色大厅，每年元旦的新年音乐会，每年一样娇艳的鲜花、热烈的掌声，每年必演的《蓝色的多瑙河》、欢快的《拉德斯基进行曲》……通过电波向全世界传送，让蓝色的多瑙河流淌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哪一个城市，哪一场音乐会有这样的魅力和能量?还有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每年秋季九月开始一直到来年的夏季七月，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剧院里，会有经过了时间检验经典的六十部歌剧、二十部芭蕾舞剧，轮番演出三百多场，几乎每一天都有着荡气回肠的咏叹调荡漾在这座剧院里，又有哪一座城市、哪一个剧院可以与之相比，有着这样的灿烂和辉煌?说维也纳是世界音乐的中心，是名副其实的，踏在这座城市的哪一个地方，都会迸发出音乐的旋律来。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是一把提琴，每一盏灯都是一支长号，每一扇窗子都是一架管风琴……

我来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和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它们离得很近，国家歌剧院很气派堂煌，金色大厅比想象的要小得多，灰色的底座，棕色的大门，粉色的墙(我不知道为什么欧洲人爱用这种粉色，在德国波恩看到贝多芬故居的墙也是涂成这种扎眼的粉色)，厅顶上的音乐女神，门前窄小的广场，拱形的街灯……让我很难想象每年那么美妙无比的新年音乐会的音乐是从这里流淌出来的。似乎它是一个太小的蜂箱，怎么可能酿造出那么多甜美的蜜来?可惜，是十月的金秋，离元旦还远，阳光朗朗地照着，秋风习习地吹着，我听不到《蓝色的多瑙河》，也听不到《拉德斯基进行曲》。我只能站在它的门外想象着斯特劳斯，想象着指挥过他的卡拉扬、阿巴多、穆蒂、梅塔……指挥棒在他们手中的翩翩飞舞，万千音符花朵一样在他们的面前开放；想象着长笛与圆号、竖琴与双簧管、小提琴与定音鼓……声音和乐器一起在灯光中闪闪发亮，欢快的合鸣鸟儿一样款款飞翔；想象着那一天古典的维也纳、盛装的维也纳、欢乐的维也纳、沸腾的维也纳、春天的维也纳和音乐的维也纳，是怎样的仪态万方，风情万种……

站在金色大厅的门外，我最嫉妒的是赵忠祥，每年他都可以为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专程来一趟这里，用不了两个月，他又可以走进梦一样的金色大厅。

如果说在金色大厅前，我的心里充满的是激动和想象；漫步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门前，我的心里荡漾的是感动和感慨。大理石基座与浑厚的石头构成的歌剧院，罗马式建筑，雍容富贵，气派不凡，让人能领略到上个世纪的辉煌。这座歌剧院是在十九世纪的中叶奥地利皇帝下令将环绕内城的防御工程拆除建成的，化战争为艺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的炮火将歌剧院夷为废墟，战后的奥地利不顾经济的困难，动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基金，首先做的事是在这片废墟上重新修建歌剧院，他们可以忍受维也纳暂时没有别的，但不能允许维也纳可以没有这座歌剧院。

他们用了八年的时间，花费了十亿先令，终于让歌剧院重见天日。一九五五年的十一月，在这里上演了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庆祝歌剧院的凤凰涅ぁＴ谡秸与艺术的较量中，艺术之花永远开放在维也纳的怀抱里。

其实，也可以这样说，在经济与艺术的较量中，艺术之花永远开放在维也纳的怀抱里。因为在战后八年重建歌剧院的岁月里，是所有奥地利人的节衣缩食牺牲了他们别的物质利益，才将这十亿先令节省了下来———这不是一笔小数字。他们没有将这笔钱先去盖宾馆、商厦、娱乐城，而是重建歌剧院，在他们的心中艺术是第一位的，金钱首先要用的地方是艺术。就是现在虽然歌剧院辉煌而闻名世界，每天的票房收入可以高达一百六十万先令，但仍然亏损，奥地利政府每年要贴补十亿先令给歌剧院———这依然是一笔庞大的数字。在经济和艺术的天平上，奥地利是将心毫无犹豫地倾斜在艺术一方。无论现在他们有钱的时候，还是原先他们缺钱的时候，他们都是一如既往这样做的。这样做让人敬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样做的。

这样也就明白了，在维也纳为什么音乐无所不在，弥漫在空气里，荡漾在天空中，渗透在人们温和的目光里、随意的服装里，以至街头匆匆的脚步里。音乐乃至整个艺术，不是附庸风雅的点缀，不是有钱之后才懂得的炫耀，不是只属于贵族的私人花园、或少数人自我狂欢乃至手淫的专利。艺术只有融化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人们的血液和精神里，才永远不会被露出狰狞面容的战争所摧毁，不会被绽开媚态的金钱所诱惑，艺术才能真正成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座城市的灵魂。

三

到维也纳中央墓地去参谒音乐家，是埋在心中一直的愿望。虽然离飞机起飞的时间不多了，我还是坚持要到中央墓地去一趟。好在它在市里到机场的半路上，只是稍稍拐一个弯。

据说，当年一文不名的舒曼为了生存到维也纳来推销杂志，也曾专程到中央墓地来过一趟。他在贝多芬的墓前拾到一支钢笔，这支钢笔带给他好运，不仅使他从此后创作出许多美妙的音乐，而且让他和克拉拉有情人终成眷属，始终坚持反对态度的克拉拉的父亲不得不败下阵来。

来维也纳的艺术家，一般不会不到中央墓地来的。它会给人带来好运气，带来艺术的灵感和气息。

不知道我此次来能拾到什么?会和舒曼一样拾到灵感和好运，或是一个美妙的梦?午后的阳光很热烈，维也纳的秋天是那样的温暖，树依然绿绿的，草地上依然跳跃着星星点点的小花，像是这些伟大的音乐家们撒下的永不褪色的音符。墓地前的广场很宽阔，到处是卖鲜花的。这里的鲜花只为魂灵而开。墓地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比我在布拉格去过的名人公墓要大得多，树木蓊郁，草丛茂密，石板铺就的道路轩豁，有不知名的鸟鸣叫啁啾，有腐殖质潮湿而清新的气息扑面习习……如果不是墓碑如林，看上去简直像个旷野的公园。

在这里，我主要要找的是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墓地，我知道他们三人像亲兄弟一样紧紧挨在一起。可是，中央墓地实在太大，第一次来找这些要找的墓地，有点像大海里捞针。鳞次栉比的墓地，让人感到这个世界真实太拥挤了，如果所有人都可以长生不老，眼前的墓碑都变成活着的人簇拥在一起，也是件很可怕的事。因此，对于这个世界，艺术的永恒，要比人的永恒更为重要。艺术存活在人的心间，比任何其它东西占领人生存的空间更有意义。

问过好几个人，一位手里拿墓地地图的中年妇女，看样子和我同样是个外国人，好心地领我来到了我要找的这三位音乐家的墓地。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三人构成一个三角形，占据了整个中央墓地一块很醒目的位置，背后是一片浓密的松树、柏树、枞树交错的小树林，前面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天然广场。在这里，似乎并不像我们的梁山泊按级别职务地位金钱排座次，而看的是名气，艺术家才总是比那些政治家或伯爵更辉煌，来参谒的人也更络绎不绝。

莫扎特的墓碑立在他们三人的中间偏前方的位置上，成为他们的中心。想想贝多芬是视莫扎特为老师的，舒伯特又是视贝多芬为老师的，莫扎特站在这样的位置上，是众望所归。莫扎特的墓碑显得有些古旧，在大理石的基座上高高坐着一位赤脚的女神，基座的中间有莫扎特的头像浮雕，侧面刻着他名字和生卒年月。在三人的墓碑中，它是最大的一个，青铜的女神雕像，也使得它与众不同，气派古朴而非凡。想当年莫扎特去世时在雨夜中匆匆葬在一个贫民的墓地里，第二天人们再去找都找不到他埋葬的地方了，这样的对比，让我感到人心如秤多少给莫扎特一些安慰之外，也让我感到艺术和时间相辅相成的价值与力量。

莫扎特的左边是贝多芬的墓地，在他们三人之中，贝多芬的墓碑显得最小。它只是一个白色大理石的方尖碑，尖顶上雕刻着一个金色的圆圈，圆圈里有一只蜜蜂，中间雕刻着一个金色的竖琴，底座上雕刻着黑色的BEETHOVEN几个字母，什么装饰也没有了。朴素而简捷，但它前面摆放的鲜花最多，它的栏杆四角都擎起花篮，紫红色的鲜花像是抖动着燃烧的火焰，纷纷向上跳跃着，仿佛很想摸着方尖碑的碑顶。

最漂亮的要属舒伯特的墓碑了，两人多高的白色墓碑呈长方形，上面雕刻舒伯特和女神。有意思的是，舒伯特被雕成塑像的样子，没有手臂，胸前戴着花环，只是端庄地站着，显得有些呆板。女神却是雕刻得非常漂亮传神，高出舒伯特半头，一手拿着一把竖琴，一手高扬着一个花环，微笑地面对着舒伯特，不知是在说着什么悄悄的话。是情话?仅仅活了三十二岁的舒伯特贫穷终身没有结婚，而且据说是在音乐家中唯一没有过恋爱的人。知道舒伯特这样的历史，再看这样的墓碑，便会懂得雕刻墓碑的人是深知舒伯特的。更为动人的是站在他们的脚下有一个长着翅膀的小天使，双手拿着一个花篮，仰着可爱的小脸倾听着他们的谈话。不知是出自谁人之手雕刻这等模样，简直就是一幅动人的画。

墓碑的底座雕刻得也别有匠心，一对天鹅双双衔着一支金色的竖琴，让人想起舒伯特临终之际写下那难忘的《天鹅之歌》的声乐套曲。有一种曲终不尽的袅袅余音在心头弥漫。天鹅下面雕刻着一行金色的德文，我虽然看不懂，但在音乐史的书中早知道，是这样的题词：“死亡把丰富的宝藏，把更加美丽的希望埋葬在这里。”舒伯特的墓地旁边是斯特劳斯的墓地，这是我意外的发现。相比较而言，大概因为维也纳是斯特劳斯的故乡，对他厚爱有加。他的墓碑最为富丽堂皇，与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方方正正的墓碑相比，他的墓碑是在一整块白色的大理石顺势雕刻而成不规则的多边立体的雕塑，斯特劳斯的头像雕刻在最上方，头前缭绕着紫荆花环，下面有四个错落有致的小天使，或拥抱，或唱歌，或拉着小提琴。占据墓碑主体位置的是一位女神，足有一人多高，长发飘逸，裙婆娑，一手拨动着一支金色的竖琴，一手扶着一个古色古香的陶罐，泉水从罐口情不自禁地流溢出来，水流过处雕刻的是斯特劳斯和他的夫人的名字。同维也纳公园里那尊浑身金色、手拉小提琴的斯特劳斯雕塑相比，这里的透露出更古典的气味和悠长的咏叹，后者则更为现代、更为灵动。如果说这里更像是一曲旋律悠扬的《蓝色的多瑙河》，后者则更像是一曲激情跳荡的《拉德斯基进行曲》。

我就要离开中央墓地的时候，更意外地发现就在斯特劳斯不远处立着勃拉姆斯的墓碑。这个突然的发现，让我惊喜万分。在这些音乐家中，我对勃拉姆斯情有独钟，他那种将浪漫的情怀融入理性思考的音乐，他那种对人的心灵比对人类的命运更为深邃而深沉的探究，他那种将真正古典的悲剧性寻根溯源引入纷繁现代的精神，还有他和克拉拉长达四十余年的生死恋，实在让人荡心动魄。我曾经写过一篇《勃拉姆斯笔记》的文章，专门寄托我对他的一份深深的感情，我是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到他的故居或墓地来拜谒。更何况我来到这里时，恰是他逝世百年的日子。这实在是一种天意中的缘份，让我在这样的日子里和勃拉姆斯相逢。

他的那洁白的墓碑让我喜爱，静穆的气氛，正和勃拉姆斯内向的性格吻合。长长的碑座只在中间刻着BRAHMS金色的字母，最下面刻着一行小字：1833—1897，这是他活在这世界上的时间，永远定格在这里。除此之外，碑座上再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干净得犹如他自己六十四年独身伶俜的生活。碑座的上面雕刻着勃拉姆斯的半身像，他一手扶着他那因音乐也因爱情而花白的头发，一手扶着胸前一堆乐谱的稿纸。在乐谱和手之间横放着一枝猩红色的玫瑰，那一点浓重的红色和整座洁白的大理石对比得是那样醒目，让人心动。是谁的如此巧妙构思，让动人春色不须多，跳跃起这样明目爽心的一点红色?我仔细一看，发现那不是雕刻上去的，不知是谁特意放上去的一枝红玫瑰。放的恰到好处，放的正对我的心意。

那是勃拉姆斯的一颗心。那也是我的一颗心。

1997年10月记于维也纳1998年10月写毕于北京

分类：散文 作者：肖复兴 期刊：《故事会》199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