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读《思痛录》，忆君宜老师

如果不是读了《思痛录》(韦君宜著)，也许那一段往事就将永远埋藏心底，不会倾吐笔端。有些温暖的情感，总是小心翼翼地珍惜着，且大恩不言谢。韦君宜———我永远铭记在心的老师。

第一次见到君宜老师，是在一九七三年。那一年，我才二十一岁，却已经经历了家庭变故的灾难。我不敢回想过去，也不敢去想未来，心里充满了恐惧。生活于我，就像缺少雨水的黄土高原，尘土飞扬。在尘土飞扬的日子里，那一天对我来说，却是明亮的。

秋天。一清早，就有人通知我，让我在办公室兼宿舍的窑洞里等着，一会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要来找我。我很吃惊，在惴惴不安的等待中，设想种种。可就是没有想到，来找我的会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韦君宜老师(当然，我是事后才知道君宜老师是总编)，更没有想到她问我想不想参加写作小组，去写一部关于延安插队知青的长篇小说。

当然想。

那时，我刚刚抽调到县委通讯组当干事。日常工作也就是给县广播站写写通讯，或者给某个领导写一份不怎么重要的发言稿。唯一的“创作”就是一篇小散文，还是在乡下时，用笔名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这样的机会，想也不敢想。

窑洞里的光线很暗淡。首先给我的印象是君宜老师的清瘦，还有她举止言谈的干脆和清爽，毫不拖泥带水，开门见山。她不是那种我常常见到的把衣食冷暖挂在嘴边的老阿姨。她一眼就发现了我枕边的书，问我是不是在读《红楼梦》。我支吾着：随便翻翻。又问我还写过什么没有?我赶紧把挤满蚂蚁般小字的一叠信纸拿给她。那是很幼稚的一篇小说，写一个高知子弟，不回北京，而决心留在陕北当扎根派。真事，但并不是真心话。我自己是很向往北京和城市的。谈了一会儿，总是君宜老师问的多，我只低头回答。握手言别时，她告诉我，如果我愿意，也许会让我参加这个写作小组，当然他们还要研究一下。

好像做梦。不相信真的会让我去。因为，我的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均死于非命，在学校我是“狗崽子”，下了乡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能够到县委通讯组工作已实属不易，多亏了北京干部老游伯伯和梁叔叔的鼎力相助和多方奔波。更何况，在延安的北京插队知青有三万多人，要从中找一个根正苗红并且有一定写作能力的知青，轻而易举。而我呢，还不是最正统意义上的北京知青。我没有在北京上过学，而是跟着在北京上高中的大哥去延安插队的。还有，我只念过初中一年级，文化知识和文学素养都摇摇欲坠地不堪一击。

但我还是心存希望。那希望像一抹阳光，在心里晃来晃去。等待并不很长，好像也就一两个月，我就接到了商调函。参加写作小组的知青除了我，还有马慧。思想和生活方面，我们由地区和省文化局的同志负责管理，而文学方面呢，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们来指导。在凤凰山麓下那间小平房里，马慧和我几易其稿，整整忙碌了两年，才把那本———《延河在召唤》，像挤牙膏似的一点点挤出来。现实中的延河是一条几乎干枯的河，冬天踩着冰块，夏天挽起裤腿就可以９河去。周围是连绵不断的群山。它给予我们的召唤除了异常艰苦的生活磨炼，再有就是———革命剩地，被革命毫不犹豫剩下来的感觉。当然，我们不敢把我们的调侃写进正儿八经的“小说”。

这样一本书，这样一件小事，对于君宜老师来说，实在不值一提。君宜老师是全国知名编辑和作家，又是资深的老革命，曾经沧海。而我和马慧，一个老初一，一个老高一，在当时叫陕北老乡说是两个“碎女子”，还不大“醒事”哩。君宜老师却把我们和我们的事记挂在心，内省、自责。在《思痛录》“编辑的忏悔”里还写到了这件事。君宜老师说：有一本我奉派去延安组织插队青年写的，歌颂“第一号英雄人物”的小说。我物色到两个下放插队的姑娘，文笔不错。“第一号英雄人物”选定为她们插队青年中一个挺泼辣能干的姑娘。第一稿老实说是不错的。写这些青年想法儿改善那穷得要命的陕北农村，做种子改革实验，和不卫生的习惯斗争，自己冒险做医生，救活农民的孩子……大概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糟就糟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找出一个地主来做斗争对象。但是，陕北土改已经过去五十来年了，又是真刀真枪干的，不是和平土改，那时候人人知道的口号是肉体消灭地主。到了这时候，哪里还找得出地主?不是杀光也死掉了。说陕北还有土地革命前遗留的地主，当地农民听了也会诧为奇谈。我主张可以写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作为斗争对象，闹一次反贪污就完了(作者原来有写贪污的意思)。但陕西文化局派来指导的同志认为，这样的阶级斗争还不尖锐，坚持用地主，于是把地主编成是从外地偷迁来的。最后要生死斗争，是地主开闸放水，女英雄拼死堵闸门。作者说：“我从未见过这种水闸。”那位同志就领着作者去参观讲解，最后这样照写了。年轻的女作者对我悄悄地说：“我实在不愿意让我的女主人公(也就是真实生活中她的同学)去和那个老地主在水里肉搏一番，那成什么局面?怎么下笔……”我懂得她的意思，这不是叫她创作，这是侮辱她。干脆说，侮辱一个作者。但是我们那天开会“集体创作”中还是通过了。我也屈从了。天!我干了什么事情。

其实，小说出版没两年，君宜老师就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说起过心中的歉意。君宜老师在信中说：“我应当告诉你们，看到什么就真实地反映什么，应当告诉你们怎么去看那时候的农民，以及你们自己，你们这些怀着一腔热情下乡结果四分五散的青年们。但是我没有，我却支使你们编故事，编一个编不圆的故事。尤其是最后那一节‘水斗，荒唐到那样的地步，我看得出来你本来是不愿意那么写的。所以，这些引起我心里的内省。别无可说。”那时太年轻，并不怎样理解君宜老师沉重的心情。我很少保留信件，但是君宜老师给我的信，还有她给我们那部奉命小说提纲所提的修改意见，以及写小说时我的那些老插朋友们的信，都一直小心翼翼地珍藏着。也许，有意无意之间，总不想把那一段生活从记忆中抹去。

面对摊在书桌上的《思痛录》和一页页发黄的信笺，我想说的却不是君宜老师的内省，而是其他。那些其他，君宜老师在《思痛录》和她的信中都省略了。

读了《思痛录》才知道，一九七三年君宜老师的处境并不好。年初，她才从干校回到北京。而她的先生杨述老师还没有“解放”。机关里呢，则和前几年一样，充满了“战斗”气氛。主持工作的是军代表，并且还掺进了很多“沙子”———工人、军队干部、工农兵学员。在这样的境况下，即便是为一部奉命小说组织写作小组，选用我这样的准“狗崽子”，无疑也是要担很大风险的。君宜老师曾经受过怎样的压力和指责，她没有说过，不得而知。而我想，肯定会有的。

在那样的年代，不是每一个长辈都能对我这样身处逆境中的柔弱的女孩给予慈爱的保护和帮助。我的父母都是做文字工作的，父亲原是省报的副总编，母亲亦是出版社的总编。一九六六年前，他们就已磕磕绊绊历经磨难，而终于没能躲过“文化大革命”对人、人性和人心的摧残。他们不堪忍受侮辱，再也没有耐心等待旭日东升的黎明。于是，他们在抛弃黑暗的同时也就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选择，却成了我的耻辱，无论走到哪里也无法摆脱。我早已看惯了冷脸和冷眼，亦早已听惯了冷语和冷言。大人们的冷脸冷眼、冷言冷语，常常比我的小伙伴们更多更冷。所以，那时候一个温暖的微笑，也足以使我快乐许久。我总是猜想，君宜老师给予我那样的机会，也许比老游伯伯和梁叔叔所承受的压力还要大，毕竟县委通讯组是在遥远而偏僻的黄土高原，不像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么显眼夺目。每每回想过去，眼泪总是忍不住涌出。永远不会忘记每一位曾经给过我帮助的长辈，点点滴滴的温暖又一次从心上淌过。在这些长辈中，君宜老师亦是最不能忘怀的一位。

很多年了，从没有再翻开过那本《延河在召唤》。它静静地躺在记忆的角落。即便是对待这样一本奉命小说，君宜老师也是认真的。认真地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使这本落满政治痕迹的“小说”多少保留了一点儿生活的真情。比如，醋精馒头什么的。为此，君宜老师还亲自来到延安，和我们一样住在寒冷的窑洞里，啃窝窝头。那份小说提纲修改意见，整整七页，密密麻麻写满了二十五条意见。把我们散乱的生活，一点儿一点儿地连缀在一起。本来，她完全可以不必这样费神费力。也许，她面对年轻的我们，总还是希望我们能有所学习和提高。隔着风尘仆仆的岁月，再一次翻开那一叠厚厚的早已发黄的稿纸，深深感受到的还是君宜老师的认真和朴素。

后来，回到城里，我自己也开始做编辑工作。其间，断断续续还和君宜老师通过几封信。君宜老师的信很短，随手写来，平平常常的几句话。比如，劝我集中时间念一点儿书，趁着年纪还不大，赶紧把文化补上，别等到年纪大了后悔。比如，让我下笔时，要写自己真实的感受。这些平平常常的话，于我却是一辈子受用。只有一封信挺长，写了满满一大张稿纸，是对我写的一篇小说所提的意见和看法。我自己都已记不得写的是什么了，君宜老师却在那封信里把人物、情节、情感，方方面面都提到了，且作了细致的分析。已经做了多年编辑工作的我，现在重读那封信，当然是知道君宜老师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劳动和心血。虽然，马慧和我后来谁也没有成为作家，马慧去了统战部门，而我一直很安心地做一份“嫁衣裳”，但我们年轻时在君宜老师的严格指导下，所受到的文字锻炼，却是受益终身。我总是在想，对待普通人的态度和方式，最能显露一个人的真情和真性。

前年回北京，同老何一块儿去医院看君宜老师，心里是忧伤的。没有想到曾经那样目光炯炯的一个人，仿佛在一瞬间老去。炎炎夏日里，我好像感觉到时间和生命的飘飞。

君宜老师已不能说话。老何伏在她耳边说了一会儿，她才很吃力地睁开眼睛。已经失去以往神采的目光里，流露出些许歉意。嘴唇很费劲地翕动着，却没有发出声音。老何立刻摆手笑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回去的路上，老何告诉我，君宜老师总是担心她住院，会加重出版社的负担。

君宜老师对生命最后的渴望，我想不是为了她自己。

在不堪重病折磨的晚年里，君宜老师把她的认真很艰难地凝聚在《思痛录》中。对于她们那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君宜老师扪心自问：“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还不够。”简单的一句反问里，堆积着长长一辈子的坎坷和磨难，还有痛惜和哀叹、自省和自责。如果，老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坚持思想的独立和勇敢，也许从延安整风时开始的“左”，就不会走向极致，把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我们每一个人拖向苦难的深渊。为了曾经的苦难和曾经的苦难永远也不要再卷土重来，君宜老师用她颤抖的笔，开始从头坦陈自己。她给我们留下的不是一个老人对我们抑或对自己的安慰，而是痛定思痛之后的绵长而艰巨的反思。

责编谢欣

分类：散文 作者：沈小兰 期刊：《故事会》199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