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市一个区做团的工作的时候，我就有机会见到君宜同志了。她当时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工作，她写了一些谈青年人思想修养的文章，写得很好，如《妹妹的故事》等。一些学校的团总支请君宜去作报告，我作为团干部前往旁听，发现她说话又急又有些口吃，和她的干净流畅的文笔相比，她的口才实在不强。
五六年，我发表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君宜同志主编的《文艺学习》组织了讨论，赞成与批评的意见都很热烈。她约我到她家里去过，同时见到的还有当时任市委书记的杨述。她(他)们与我交谈，是抱着关心帮助循循善诱的师长的态度的。他们的观点其实非常正统，但他们都十分与人为善。
后来由于毛主席的干预，《组织部……》的风波暂时平安度过。当然，等到反右开始，毛主席说过话也罢，刘少奇打过招呼(见今年第一期《百年潮》上的有关文字)也好，都没能保得住我，我还是在劫难逃地落水了。在最艰难的情况下，我听到杨述同志催促本单位为我早日摘帽子的事。
到了六二年，情况刚刚好一点，我就收到当时由君宜同志主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稿信，继而，她与黄秋耘同志多次与我见面，他们千方百计地帮我想办法，希望《青春万岁》能顺利出版。君宜还把我的短篇小说稿《眼睛》转给《北京文艺》发表。但后来很快“精神”又变了，他们对我的呵护，也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文革”中她去过一次新疆，我去看望她，她是一句寒暄的话也没有，似乎不认识我。她吓坏了，她其实是不敢与我交谈。到了七六年，我爱人回北京探亲，她受我的委托去看望君宜，君宜也是一句话也没有。我理解，君宜是一个极讲原则讲纪律极听话而且恪守职责的人，她不会两面行事，需要划清界线就真划，不打折扣，不分人前人后。同时，我从来没有对她的与人为善失过信心。
进入新时期以来，她是极端认真地拥护三中全会精神并身体力行之的。她写出反响巨大的《思痛录》来绝非偶然，她用外在的要求克服内心的良知的经验太多了，她必须把这些“痛”告诉读者。
同时她是一个极诚实的人，最利索的人，从不模棱两可，从不虚与委蛇，从不打太极拳。办事，她没有废话，没有客套，没有解释更没有讨好表功，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你与她打交道也时而觉得太“干”得慌；由于形势的原因，她认为不能与你交谈更不能帮你的忙，那就干脆一句话都没有。她确实是做到了无私，她不承认私人关系，不讲人情世故。她也算是绝了。而最好的情况下，如果她与你的意见不一致，她也绝不照顾关系，哼哼哈哈。例如，八十年代我曾在某个场合说过文学总体上看是人类的业余活动的话，君宜不赞成我的话，她立即也在一定的场合表示异议。
君宜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极深，她写作速度极快，而且能够抓紧一切时间，有一次在机场等飞机时，我也看到她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她退下来后病中写下那么多好东西就是证明。然而，她长期服从党的安排做编辑工作，硬是牺牲了自己的写作，同时她帮助了那么多青年作者脱颖而出。这也表现了无私，这令人肃然起敬。
我常常想，在中国这个古老和讲谋略的国家，在有过那么多战略战术的国家，在经过了那么多沧桑和现代后现代炒作和姿态以后，还有君宜同志这样认真和纯洁的人吗?我不敢多想了。
1999年元月组稿王培元
分类：散文 作者：王蒙 期刊：《故事会》1999年2期
